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国际投资 实验实践教学 网络平台实验教学 学科竞赛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模式的探讨较多，如卫慧平（2010）认为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模式按实验内容划分，可分为自主型、合作和研讨型实验教学模式三类别，按实验技术层次划分，可分为传统的实验室教学模式，网络实验教学模式，社会实践教学模式[1] 。吴凡和潘峰（2012）提出了国际商务实务模拟课程的4Cs教学模式，即Case study案例教学法，Computer support电脑辅助教学，Counseling instructing校外实务导师咨询性指导，Cooperation &Competition合作与竞争互动[2]。NS Cardell，R Bartlett（1996）探讨了大学本科经济学的实验教学模式[3]，Gyorgy，K.研究了企业金融课的实验教学方法[4]。

国际投资实验或实践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南雪峰（2013）提出除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可以尝试让学生投入最低限度的实际资金进行阶段性国际投资实战，或组织专题讲座（由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的专职人员讲解现实中国际的流程和注意事项），或进行分组小论文写作等形式的实验教学模式的创新[5]。李辉，侯志铭，高嘉琳（2014）等提出了利用最新国际投资案例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或由学生分组自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案例制作PPT进行课堂演示和讲解等方法[6]。程金亮（2014）提出国际直接投资部分的实验教学可以尝试体验式教学，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来了解国际投资的真实过程，打破传统的以老师和黑板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探索师生互为主体的新型模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7]。Chen Xiaoying，Yur-Austin Jasmine（2013）探讨了国际投资学课程中模拟投资组合项目的教学意义[8]。

总之，国际投资实验和实践教学模式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需要结合国际投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上升和投资形式不断创新的背景，积极创新相关实验实践教学模式。

二、传统的国际投资课程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国际投资学课程地位低导致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不受重视

国际投资学作为证券投资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和国际贸易学等多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的一门重要选修课。但根据笔者抽样调查，发现一些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30%的方案并没有把国际投资学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常用投资学、证券投资学、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等课程代替。即使是在纳入教学计划的方案中，只有40%左右的高校单独开始国际投资实践课或实验课，且国内现有经典的《国际投资学》教材体系偏重理论性和学术性，体现了国际投资学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特征。

（二）教学项目定位不明或内容不全面

其一，根据对相关教学大纲的抽样调查，已经开设的国际投资实验或实践教学课程中，大部分仍然存在教学项目定位不明确或内容不全面的问题，如有的教学大纲强调一般性的国内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投资项目，没有国际证券市场或国际投资的内容，国际化环境模拟的特色没有体现出来；而有的教学大纲的实验实践项目和内容虽然体现了国际性特色，却片面的退化为外汇投资实验课程、国际金融与外汇投资实验课、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实验（跨国公司实物资产的取得方式-跨国并购、国际投资环境评价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等）或国际直接投资案例教学课（招商引资策划方案和投资环境分析）等项目，忽视了如美股投资，国际指数期货，黄金交易等国际间接投资项目和内容。其二，根据对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软件或教学系统的抽样调查，笔者发现有的国际投资实验实践课程使用网络版金融实验室，提供的实验项目只有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投融资等相关内容，实验项目只有公司风险和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融资及财务管理，金融投资行业专业课程等。某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课程只使用一套外汇交易模拟系统从事国际金融外汇模拟实验，或利用某金融软件高校金融实验室进行国际金融与投资模拟实验，实验项目只有股票、商品期货、外汇模拟交易、黄金等间接投资内容，而且股票和商品期货产品类别只限于国内证券市场等产品，没有国际化特色。其三，根据实验内容的语言环境而言，多为中文，缺乏双语甚至全英文的实验环境。因此，现有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课程存在国际化特色不明确和内容不全面的问题，且缺乏教学内容全面的国际投资实验教学软件。

（三）实验项目创新性不足

一方面，从实验项目的特征来看，现有国际投资实验实践项目中多为验证性和设计性项目，如证券，外汇等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等直接投资等，实验指导书和实验报告格式较固定，而探究性项目和创新性项目较少。另一方面，从实验中学生是否合作的角度来看，自主型实验较多，合作型和研究型实验较少。如证券投资主要是使学生了解注册开户、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委托方式、证券投资基本面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模拟交易、证券分析软件系统的使用等方面的基本操作技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或海外上市主要学习国外投资环境和政策、海外并购或海外上市的政策和流程、投资风险分析等内容。而如国际商务谈判这类多角色合作或竞争实验的项目较少，跨国公司经营战略或投资风险分析等研讨性项目较少。

篇(2)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风险 

 

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中小企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迅速发展，尽管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其在国内市场上一直居于劣势地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为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但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2009年中小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多为损失惨重。如何正确认识对外投资风险，及时进行风险应对、风险防范，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必要性 

国际间竞争及生产分工协作日益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金、商品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小企业的竞争对手不再局限于国内大型企业，它还包括国外的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成为中小企业必然的发展趋势。 

中小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性相比于大型企业更强。有统计资料显示，处于竞争不太激烈的行业（如石油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中的企业几乎全部属于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几乎百分之百处于竞争性行业。毫无疑问，中小企业在国内处于行业较为劣势而企业自身实力不强的双重压力之下。 

世界范围内贸易壁垒的增加。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愈发不景气，世界范围内弥漫着贸易保护主义气氛。贸易壁垒的增加极大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出口，开展海外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是应对全球日益加强的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法。 

市场的激烈竞争、行业的劣势、贸易壁垒的增加，已经威胁到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市场、原材料、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都要求企业主动“走出去”。这不仅有利于其开拓国际市场，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更可以让中小企业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最终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谋求企业的长久发展。 

2 “温州哈杉”对外投资微观风险分析 

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如影随形。对中小企业而言，投资也像一把双刃剑，风险与收益并存，但其风险又具有它自身的独特性。 

哈杉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杉”）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温州首家跨国公司，于1991年以手工作坊起步。1995年，哈杉开始进军俄罗斯市场，并与当地温州同行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后受到俄罗斯贸易壁垒的严重打击，致使企业无法在俄罗斯打开市场。为了摆脱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无休止的价格战和同质化竞争以及绕开各国反倾销政策，哈杉选择在海外建厂。哈杉最大的海外投资是于2001年在尼日利亚建立的哈杉大西洋实业有限公司。 

2.1 资金短缺，导致项目无法实施 

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部分实体企业转向资本市场的投机活动，而哈杉坚持着自己的生产计划。2009年，温州当地一家商业银行突然中断哈杉2000万元的贷款，这一资金链的斩断，直接减慢了哈杉的发展进度。当时，哈杉还在制定其在尼日利亚下半年一倍甚至两倍的生产计划，银行的终止贷款让哈杉措手不及，哈杉不得不缩小其海外生产的规模。资金短缺且融资困难目前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最为突出的瓶颈。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依据主要是产品有市场，企业有效益。对于生产型的中小企业而言，如果暂时出现销售困难、市场前景不好，就难以获得贷款。在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下，金融机构更是减少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有限的贷款额度给予大型企业。在直接融资方面，对中小企业的限制要比大型企业更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不仅不能获得规模扩张所需资金，在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方面的资金更是十分匮乏。融资渠道的受限，让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很可能由于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无法实施。 

2.2 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 

哈杉初期以接受代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订单为主要业务，它维持了哈杉的初期发展。2000年以后，哈杉每年可以接到的代工订单数渐渐减少，企业利润因此下降，oem业务已经不能再作为该企业的核心业务。于是，哈杉转向自主生产普通男鞋，欲以低价销售策略占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随着温州的意尔康、奥康等具有其自身品牌的制鞋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哈杉的低价鞋渐渐失去吸引力。哈杉的产品滞销，市场份额渐渐缩小，企业陷入危机。我国中小企业大多数属于以半机械化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投入技术开发的经费约占全国研究经费的4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产品技术科技含量低、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技术容易被模仿是中小企业普遍的缺点。同时，我国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属于防守型，目的多是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缺乏品牌意识，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低价取胜的经营模式也导致了市场所在国、地区的反倾销行为，使得许多产品的海外市场丧失殆尽。 

2.3 缺少具有国家化经营能力的人才，企业管理水平低、缺乏战略眼光 

2005年，哈杉生产的鞋大部分滞留在尼日利亚的仓库中，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尼日利亚没有自我消化的能力，问题出在管理层。哈杉的管理层自信可以处理好与当地合作者的高管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哈杉管理层在与多家零售商签订合同时存在争论，签订合同后，零售商故意减少该企业产品的上架率。我国中小企业的投资策略主要是国内员工的海外经营。目前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完成海外投资的当地化，大部分的投资是简单的将国内员工转移到海外。中小企业人员国际化素质普遍不高，尤其是在国际营销、国际标准规范、国际投资等一些对外投资的关键条件方面，企业缺乏优秀人才。这恰恰与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须有通晓国际惯例、熟悉国际市场规律及国际贸易法则的管理经验丰富、善于把握国际市场动向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的要求相违背。中小企业依靠管理人员的市场经验和直觉把握市场，因而容易作出不科学的决策，难以形成自己的国际化营销模式和建立稳定的消费群体，更难以与其它国际经济实体进行竞争。 

2．4 市场信息反映不畅，信息反映机制缺失 

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往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加剧了决策风险以及经营风险。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若购销渠道不畅，则易将企业带入绝境，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经营收益。哈杉在尼日利亚建厂的初期，为了降低市场调研的成本，企业主要依靠上游和下游合作者来了解市场状况。依靠二手信息来了解市场，使哈杉只能掌握滞后的信息，企业多次错失快速进行产品调整的时机。企业对外投资是一个长久持续的过程，中小企业必须全程进行监督，快速洞悉国际市场，充分预测市场变化。而我国中小企业没有实现企业的信息化，未建立信息反应系统，国际市场信息收集比较滞后，信息资料的处理和反馈功能比较弱，缺乏对国际市场全面、动态的了解。一方面，让企业难以及时掌握对市场所反映的信息，失去对市场潜在发展机会的把握，阻碍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可能让企业错失退出市场的时机，尤其是在投资项目出现亏损时，不能及时进行商业止损。 

3 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对策 

在任何投资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风险又是可控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最小的程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1 融资多元化，并编制资金预算 

在国内不能保证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更应该实现融资多元化，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进行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这样既能满足资金需求又因为使用同一币种，规避了汇率风险。同时，在遭遇资金紧缺的困难下，编制详尽的投资预算、进行投资全程控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中小企业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必须根据投资对象和投资方案编制详尽的预算，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量。预算的编制必须做到方法科学、内容全面，防止因为事前低估所需资金量，事中又无法保证随时有额外资金的支持，最终导致投资项目的失败。哈杉于2006年已将重心转移至销售、研发上，但是其仍保留小部分传统的加工贸易，目的是利用加工贸易资金回笼快的优势，为企业周转提供资金。同时哈杉也积极和当地的政府、金融机构沟通，实现在投资地的融资计划。 

3.2 加快技术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 

中小企业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形成并保持核心竞争力。只有着眼于培育企业的核心资产，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力开发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中小企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2003年，哈杉开始意识到品牌的力量以及名牌产品必须有一个过硬的技术力量作支撑，企业提出了由产品走出去转变为整体走出去的理念。为突破款式设计的瓶颈，2004年哈杉通过收购意大利著名鞋企威尔逊公司，充分发挥其在研发、工艺技术、品牌影响力的优势，改进企业自有品牌“hazan”的设计和生产，提高产品整体的竞争力。 

3.3 培养优秀人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大批跨国经营人才，需要掌握了新的经济理论知识、具备领导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的优秀人才。从长期来看，中小企业可全面推行岗位培训，聘请国际企业管理、财会等专家学者到企业中开设培训班，培养企业跨国经营的人才。另外，中小企业必须重视对东道国本土人才的利用，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在产品研发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方面的相对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东道国本土人才更加熟悉本土市场，能更快地对当地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为了能让企业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哈杉在社会上大量招聘高级专业性人才，并重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哈杉建立了灵活的用人机制，切实将企业利益、兴衰与每一个员工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篇(3)

为顺应时代潮流，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创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发展的新兴自由贸易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和双向投资状况总体良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CAFTA）正有序推进[1]。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为初期阶段（2000年之前），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此阶段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度较小。在初期阶段，中国对东盟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相对比较滞后，此阶段主要是东盟资金投资流向中国[2]；第二阶段为平稳发展阶段（2001-2006年），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和CAFTA谈判开始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恢复平稳增长的趋势，2001年的OFDI从148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335亿美元；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东盟国家投资环境改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迅速发展。2010年CAFTA的全面启动又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步伐，投资额突破40亿美元。据统计，在2003-2012年之间，我国对东盟地区共新批准境外投资企业2950家（见表1），绿地投资总额高达57555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虽起步晚，但发展成效显著，东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重要区域之一[3]。 

二 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一）投资动因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越来越密切，经济互动交流也更加频繁。中国企业“走出去”一般首选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生产要素导向型和学习型投资[4]。 

1.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也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缺口较大。东盟地区如文莱、印尼、缅甸等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国内企业为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和利用丰富廉价自然资源而对东盟直接投资，开发和利用东盟地区矿产品、石油以及林业等资源。例如印尼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国福建泛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 年在印尼投资红土镍矿，并不断收购镍矿矿山、投资建设镍铁冶炼厂等。该项目年加工矿石300万吨，每年为国内提供约30万吨镍铁等。 

2.扩宽海外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生产技术逐渐成熟以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通过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企业的跨国经营，绕开部分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设置的“绿色壁垒”和“信息技术壁垒”，进而开拓出口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正邦集团是江西省规模最大的农业企业，旗下有农牧、种植、金融三大产业。2005年，公司在越南设立办事处，了解并掌握当地第一手农业市场信息，利用当地的资源就地生产、加工，使“销售地”成为“生产地”，间接地避开壁垒，同时达到开拓海外市场的目标。 

3.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中国的一些传统行业，如家电和纺织业等在国内生产相对过剩，需要寻找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而东盟的一些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传统行业的需求较充分，且当地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等都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将我国进入衰退期的产品转移到该产品正处于成长期的东盟相对落后国家，促进他国经济发展同时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例如，早在1996年，中国摩托车企业如隆鑫、宗申和力帆等相继进入越南市场，并很快以价格低、外观美受到越南消费者青睐。1999 -2000年，中国摩托车占据了越南摩托车市场70%～80%的份额。仅2000年，越南从中国进口摩托车散件金额达48亿美元。力帆摩托在越南的组装厂2001年产值达117亿美元，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我国摩托车占有越南市场的80%，其中力帆摩托占到60%，其品牌效应远超过日本本田。 

4.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技术学习型OFDI是通过对较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与核心技术相关的上、下游技术或新技术和非相关技术，它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汲取国外最新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内[5]。新加坡是东盟最发达的国家，拥有国际水准的研发和技术力量。2003年，北京华旗资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新加坡分公司，充分利用新加坡的高科技人才和技术条件，不断地研发新产品，以期占领国际市场。2008年，山东十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在当地承接水处理、可再生能源工程，该分公司旨在为国内总部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水处理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二）投资主体 

附表1显示，国内各地方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程度，沿海城市较内陆省份投资相对活跃。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云南等沿海城市对东盟十国的投资相对积极，据统计，共获批2049家企业，约占总量70%。其中湖南对东盟投资的企业获批最多，江苏、云南、浙江次之。贵州、宁夏、西藏、新疆等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对外投资投入比较少。投资主体的地区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投资主体所在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经济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对外政策等[6]。 

（三）投资产业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早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领域较狭窄，主要涉及到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型项目。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合作扩宽了投资领域，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均有涉及。双方逐渐确定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互相投资、交通、湄公河流域开发、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和环保11大重点合作领域。随着CAFTA的启动，在执法、青年交流、非传统安全等其他20多个领域也开展了广泛合作。目前，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行业领域分布广泛，九成的投资流向金融业、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见表2。

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印尼、菲律宾及文莱4个国家，中国对其投资领域以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开发项目为主，占全部直接投资的50%以上，同时涉及信息开发、农渔业开发、纺织服装制造业等行业；中国对泰国的直接投资分布于食品加工、金融加工、纺织橡胶制品、酒店餐饮、贸易、银行、保险、生物医药和航运等行业；对老挝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商场、酒店餐饮、食品与饮料加工、家电生产、农产品加工、木材加工、矿产、汽车装配件及建材业等；在柬埔寨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建筑材料、纺织、服装加工、工程承包及农业开发等领域；对于马来西亚，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涉及了较广泛的产业领域，包括制造业、农业和资源开发、信息产业、服务贸易业、房地产等各个行业。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由以贸易型投资为主，发展为涵盖了金融、运输、家电器、IT电子等产业，形成了多产业综合投资体系。 

（四）投资区域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投资在东盟各国的分布极不平衡。长期以来，中国对东盟新成员国的直接投资额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7]。2009年的《投资协议》和2010年的CAFTA启动，加快了中国对东盟新成员国的投资步伐。近十年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区位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新加坡和印尼，新批准的境外企业数量达1996家，占总量6766%。中国对东盟国直接投资的总趋势是逐年增长，由2003年11家企业增加到2012年的642家，中国对东盟十国新批境外企业发展趋势如图2所示。 

（五）投资方式 

相对于中国而言，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欠发达，工业化程度较低。创建新企业有利于东道国生产力发展和就业量的增加，同时东盟国家也能引入中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方式主要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策略。据表4显示，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绿地投资主要流入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3个国家，绿地投资额达3896亿美元，占绿地总额6768%。 

近几年，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并购方式也日渐增长，但仍占少部分。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贸易法规、市场结构、文化习俗等不尽相同，导致中国在东盟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也不均衡。 

（六）就业效应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就业机会。一方面，中国对东盟的绿地投资雇用了相当多数量的东道国居民，对东道国劳动就业的直接推动效应较明显；另一方面，在辅助行业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或者当地供应商以及跨国公司员工在当地增加消费，从而为间接就业创造效应。 

据统计，2003-2012年，仅中国对东盟国绿地投资为东盟十国创造115267人次的就业。表5显示，中国对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绿地投资就业效应显著，创造99876万人次的就业贡献。中国对东盟绿地投资额相当大部分投资在菲律宾、印尼、越南三国，对这三国的就业贡献也最大。同时，对文莱、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等国的就业效应相对薄弱，主要原因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绿地投资起步比较晚。从已有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未来几年，中国将会积极调整对外投资战略，在充分利用东道国有效的资源的同时，促进东道国的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达到共赢的局面。 

三 推进中国直接投资东盟战略对策 

（一）加强我国政府对其宏观引导，促进中国对东盟直接对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方面缺乏经验和引导，如投资产业不合理、投资区域较集中、投资方式单一化等。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指引下，政府应发挥其引导作用，重视现有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验总结工作和拟“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培训，从优化资源配置和创新投资理念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意识。使得企业能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经验，应对不同的市场结构，不断调整企业的投资战略，增强企业在东道国的竞争力。 

（二）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简称RCEP）构建。组建 RCEP 符合我国实施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提高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我国应加强与东盟各成员国间的政治互信，优化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经济学论文关系，积极研究制定合适的RCEP规则，以期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更好地与东盟携手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和提供长远的制度支持[9]。 

（三）加强构建健全的投资促进服务体系和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如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对外投资和税收政策等。我国政府应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建立东盟投资环境咨询平台和风险预警机制，一方面，使有志“走出去”的国内企业在做出境外项目投资时，参考该国际投资环境数据库，以期从根源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使已对外投资的国内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经济贸易合作中得到规避风险保障。 

（四）我国企业应合理配置投资东盟的方式、投资规模、投资区域与投资产业组合，建立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积极配合政府的引导，避免目盲投资。国内大中型企业可以到法制较为健全、市场成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而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可到市场商机较大的印尼、缅甸等相对不发达国家投资。此外，在对外投资活动中，我国企业应注意劳工关系和规避工潮风险，尽可能减少再次发生越南华人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演变成工人与防暴武警流血冲突之类的负面事件。 

四 结 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需要国内国际社会多方面的配合和努力。回顾中国对东盟区域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虽然投资规模逐年增大，但投资中仍存在完善优化空间。为了推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应加强宏观引导企业境外投资，健全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和制度，构建完善的国际投资服务咨询平台等，以确保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从“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之际， 中国和东盟各国应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深化互利合作，协手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

参考文献： 

篇(4)

[摘要]中国地产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国际投资的目光，房地产投资基金成为近两年来外资进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热点。按投资方式，我们可以把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分为四种方式，其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总的来说，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我们应该欢迎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进入，但是也必须要对其加以一定的管理，保证其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地产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国际投资的目光，外资除了购买国内不动产或从事地产开发以外，还可以向国内开发企业融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房地产投资基金成为近两年来外资进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热点。早在10年前，就有国外的房地产基金进入中国，如澳大利亚最大投资银行麦格理银行自1994年就已经在中国运作，从1994-2003年间，该银行已经成功募集及筹建了5项独立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总额超过1.2亿美元。但是房地产投资基金真正大量进入中国是从2003年开始，央行121号文件颁布之后，早就跃跃欲试的海外基金机构，抓住中国国内房地产公司对海外资金需求的机遇，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如2003年8月，荷兰RodamcoAsia成功收购了上海盛捷服务式公寓，同时新加坡凯德置地通过其新加坡母公司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共筹资金额1-2亿元投入上海的房地产项目，2004年3月，瑞安集团正式宣布其旗下的子公司瑞安地产，在国际资本市场成功融资近4亿美元，以致力于中国房地产开发等。到2005年，摩根斯丹利、美林、雷曼兄弟、盛阳房地产基金等数十支曾经主要关注海外房地产的投资基金都已经转向中国房地产行业，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其规模在目前来说还比较小，投资的地区也仅限沿海一线城市以及主要的几个二级城市，但是随着其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的势头，势必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国外房地产基金在我国的投资方式

根据国外房地产基金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性质，大致可以将其投资方式分为四类：一是开发型投资，二是收租型投资，三是收购不良资产，四是委托管理模式。

1．开发型投资开发型投资主要是基于开发周期所带来的高风险和高回报，外资资本直接介入前期的开发过程，包括土地的一级开发和项目开发，一直到项目销售完毕为止，周期一般较长。在开发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基金对住宅业的投资力度较大。

因为近年来中国个人购房在销售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升高，1998年上升到58%，2003年更是上升到90%。因此，外资地产基金更青睐于开发住宅产业，强劲的市场需求可以降低他们的投资风险，获得更大的利润。如摩根斯丹利房地产基金与上海永业集团共同投资开发“锦麟天地雅苑”，摩根斯丹利占10%的股份。荷兰国际房地产与复地集团合作开发松江新城住宅项目，分别占50%的股份等。

2．收租型投资收租型投资的基金并不介入到地产项目的开发中，而是以收取稳定的租金为目标。它又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购买有稳定租户的已建优良物业，长期持有收租盈利。如荷兰RodamcoAsia收购上海盛捷国际服务公寓就是以收租为目的，这种收租的方式可以避免买地、审批建筑等时间成本，方便快捷的介入到中国地产市场。另一种方式是自己开发房地产，然后出租经营。

采取这种方式的有全球最大上市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普洛斯公司，它专注于地产的租赁服务，在上海松江开发区为一个世界500强工厂公司专门投资了一个配送中心，普洛斯的项目往往租期在5-10年左右。

3．购买不良资产外资房地产基金最早进入国内的途径就是通过收购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房地产项目开始的，尤其是收购不良资产中剥离出的酒店和写字楼项目，外资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打包处置从而变现盈利。比较典型的是摩根斯丹利，2004年其与内地房地产开发商金地集团、盛融投资全资在中国设立一家项目公司，出资占55%，该公司受让帐面价值为28.5亿人民币的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这些资产包中的资产多为中国城市中的商业物业，公司将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4．基金委托管理基金委托管理模式是2005年下半年兴起的新兴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让多个地产基金管理公司参与投资管理，每个公司做自己最擅长的业务，采取这种模式的目的是要解决基金公司在投资中出现的机构过于庞大，管理困难等问题，更多的从资本市场去获利。如2005年7月25日，美国西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摩根斯丹利房地产基金与深国投商用置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前两者各持32.5%的股权，后者持35%的股权，该合资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内地商业地产项目，由西蒙地产负责基金投资管理，深国投和摩根斯丹利负责融资和海外上市。上述合资公司中股东各方分工合作，共同完成项目开发、投资管理、融资、资产上市等基金运营的各个环节。

二、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目前，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数额还较小，2004年为28亿美元，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高额的投资回报率必然会吸引外资基金的进一步进入，势必对国内地产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影响可分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方面。

1．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有利影响

（1）促进中国房地产进入以资本为核心的金融时代随着央行“121”文件，国土资源部“8.31”大限和国务院“18号文件”等系列金融和土地严政的陆续出台，给国内房地产商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货币市场上难以获得资金，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无疑就显露出来了，外资房地产基金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正是引领中国房地产由项目开发为主转为金融运作为主。在以摩根斯丹利为首的部分基金已经通过成立本地地产基金实现外资房地产基金的顺利落地，这些基金的运行方式逐渐由原先亲自操作项目转为委托投资管理模式。因此，通过资本市场盈利的模式逐渐流行起来，房地产产业链更细，各环节更专业，效率更高，更容易创造价值，外资地产基金商业模式的转型促使中国房地产进入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时代。

（2）可以减少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相比于个人资金的流入以及其他带有投机性质的资金的流入，房地产投资基金在我国还是新兴的经营模式，作为一种长期融资方式，为我国房地产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通过与国内房地产商的合作还可以增加国内房地产发展商的实力，让国内房地产发展公司从以往比较单纯的开发公司变成全面的房地产投资及开发公司，让开发商从以往赚短期收入变成长远稳定的收入。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进入并不是以短期收益为目标，它与一些流入我国地产的“热钱”不同，它的目标是获取长期投资的收益。

所以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不仅不是投机资本，而且它的介入还可以排斥其他投机资金的介入，减少市场的投机行为。（3）为房地产企业开辟一条全新的融资渠道目前，我国房地产商的资金70%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既增加了银行系统的风险，又使房地产商背负了沉重的财务负担，并且非常容易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政策变动的影响。国外房地产基金既可以摆脱国内宏观政策的约束，同时又可以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资金，是一种全新的融资渠道。

同时，我国国内信托机构推出的房地产信托基金在本质上还类似债权类产品，所推出项目属于信贷融资，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地产基金的运行模式和盈利模式，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管理方式，真正的建立起国内的地产投资基金产品，以更低的成本向地产企业融资。

2．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的不利影响

（1）拉动国内房地产价格上升目前，虽然大部分地产投资基金的进入是以投资为目的，但是有部分房地产投资基金却带有投机的性质，拉升了国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由于我国对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还有限制，一些资金便打着地产基金的名义进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它们名为投资，实为贷款。这部分资金会选择与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合作，并且在合同中以“保底”为条件保证自己这部分资金至少能保本，介入几乎不存在风险，显然这种方式并不是真正的基金融资，更像是贷款，这种方式的基金虽然数目不多，但是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很容易导致房地产上的投机行为，拉升国内房地产价格。

（2）抵消我国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我国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作用就是因为在房地产市场出现投资过热，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限制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宏观调控几乎没有协调外汇因素，没有将国外资金的介入考虑在内，使得基础货币的投入极大的受制于外汇因素。

房地产企业原来需要从银行获得的资金现在可以转向国外获得，仍然没能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热度。如“121文件”基本没有考虑到外币协调作用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前期出台的政策效果，宏观调控预期的作用没有正常发挥出来。

（3）融资成本较高相对于企业的融资方式，国外地产投资基金是一种成本较高的融资方式。它的进入是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国内房地产企业必须与国外投资基金分享房地产市场的收益。如果从银行贷款，国内房地产企业与银行是债权债务关系，到期只要支付本金利息就可以了，贷款利率大大低于房地产市场的利润率。而与国外地产投资基金的关系属于分配利润关系，基金对开发项目进行资金支持，但同时也要求相对较高的资金回报，一般在15%-20%左右，房地产企业要支付比银行更高的融资成本。

三、加强对国外房地产基金的管理

外资房地产投资基金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总的来说，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我们应该欢迎外资房地产基金进入，但是也必须要对其加以一定的管理，限制其不利作用的发挥，使其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1．限制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多数是以投资为目的，这部分基金对我国房价等方面的影响较小，但是对具有投机行为的房地产投资基金，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限制和控制。

首先要判断哪些基金是投机行为，主要从基金的投资行为去判断，如果是作为股东投资国内房地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那就属于正常的投资，如果是用来购买多处房产用于销售，或是以“保本”的形式投资，就很可能是投机行为。我们要通过对基金购买房产的数量进行限制，或规定基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运作的最短时间，或是禁止基金变相贷款形式等，限制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

我们国家要尽快的出台《产业投资基金法》，对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在我国的运行进行明确的法律上的规定，使投资基金发挥其正常的作用。

2．将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纳入到宏观调控的范围随着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大量进入我国，势必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必须要考虑到外汇因素的影响，在宏观调控中对房地产使用国外资金也要做出相应的规定，比如，不允许以变相贷款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等，从而保证宏观调控政策的充分发挥。对国外房地产基金进入我国也要采取相应措施，不是允许任何的基金进入，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情况，对一些发展不成熟的基金应该进行进入限制，对发展比较成熟的基金也要对其投入的比例数额等进行相应的规定。在宏观调控中，也要通过保证基金的投资运行的方式，利用其成功的运行模式带领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理性发展时代，使房地产价格处于合理水平，保证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3．制定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合理的回报率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回报率关系到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与房地产价格联系在一起，我国房地产价格偏高正是吸引外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外房地产投资基金要求高回报率势必又会拉升我国房地产价格。

所以要制定合理的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回报率，首先要根据实际设定一个回报率上限；其次，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地段，设定不同的回报率；再次，回报率要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要有变化的空间，不能让人觉得房地产基金就一定稳获收益。此外，我们也要加快建立我国自己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地产投资基金，这样才能与国外的地产投资基金相竞争，降低对它们的融资成本。

[参考文献]

[1]李安民.房地产投资基金——投资与融资的新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尹中立.对外资进入房地产行业应该进行适当限制[N].中国经营报,2006-3-20（A7）.

篇(5)

1.1.1 课题来源

在现代全球化的世界上跨国公司对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它们是世界公司业务中的最强大的部分。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已处于领先的地位。在美国经济最主要的部分是:冶金,机械制造和仪器制造,电子,电器,石油,化工,汽车和航空的行业。

随着技术的迅速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跨国公司为了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纷纷采用跨国并购方式对自身的体制、结构、功能、规模等进行重新组合和战略调整。而跨国企业进行并购就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去进行市场并购行为,这期间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跨国并购中产生文化差异、缺乏对并购国家公司有效评估等等,而不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并购后的企业产生不好的影响。虽然关于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较多,但是还是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体系来建立一个研究模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

经过近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和考察,决定把课题研究题目定为“美国跨国公司并购分析”,把研究课题限定在美国这个国家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具有代表性,而且加之我在美国企业实习过,这样的题目联系工作实践,加之实习工作中积累的切身体会,感能够更好掌控题目的研究方向和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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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综述

1.2.1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经过改革开方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关于企业并购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由于国外企业发展比较早,在企业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来学习国外的先进的管理经验。比如中国的联想收购 IBM 后,不仅获取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获得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联想为了企业能够更好地管理,在纽约设立了全球业务总部,任命阿梅里奥为 CEO,在他的领导下,提高了联想集团的竞争力。关于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观点:

邢少文:“随着跨国公司并购程序以及当事国家的法律意识的提高,跨国公司利益相关方已经不能够在以牺牲中小投资者利益去换取跨国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了,这是因为现在的企业制度逐渐完善,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逐渐减弱,受制于企业中董事会和资本方。这是跨国公司发展至今的一个成熟标志,任何个人和小团体都不能够牺牲集体利益去换取小团体的利益 。

黄荣斌:“美国跨国企业的世界扩展,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东盟五国的经济走势发展尤为突出,该文提出美国经济发展中的跨国公司FDI 模式促进东盟五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东盟五国的产业升级,与美国 FDI模式关联性非常强,以至于东盟五国的经济结构中创新元素也来自于美国跨国公司的相关理念,深刻影响着东盟五国的经济,美国跨国公司还通过资本注入方式对东盟五国的企业进行阶段性并购,东盟五国的产业升级离不开美国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

吕向敏,杨建立,张惠兰说:“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企业中的决策者决定着企业发展的走向和并购的目标确定。如果决策者出现投资失误,没有注重投资目标国家的影响因素,就会加大投资并购风险,不确定因素在增多,该文主要就是决策者在考虑目标国家的因素时候发展为国际投资收益情况。提高跨国公司的决策者的国际投资风险意识是目前跨国公司都英爱做到的事情。

李盛竹:“该文主要介绍了谷歌并购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失败案例和不和谐并购行为,找出了美国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的一些不足,分析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购的时间比较晚,处于并购的初级阶段,在海外并购方面缺乏经验,并购失败比例较高。近年来,中国在企业文化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专家,每个人几乎都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系统,各自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大多停留在借鉴西方国家跨文化管理的理论上,缺少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体系,并且这些理论系统缺乏实践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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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跨国公司的类型和特点

2.1 引言

跨国公司——这是足够的复杂性和不断发展的现象。现在提高成本和竞争力是许多公司的关心。在这一过程中提倡跨国公司是一个主要驱的动力。

现在最大的跨国公司大部分位于在: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这些四个地区是我们现代世界上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已处于领先的地位。在美国经济最主要的部分是:冶金,机械制造和仪器制造,电子,电器,石油,化工,汽车和航空的行业。

.....................

2.2 跨国公司概述

2.2.1 跨国公司特点 跨国公司两个重要的特征:

(1)多民族,多国家的关系;

(2)政策的连贯性。

由于跨国公司生性国际公司,跨国公司的潜力估计如下;

(1)密集和广泛分公司,子公司,代表处和关系存在的网络;

(2)跨国公司的东道国经济中的存在。在别国的基础设施和对外贸易;

(3)分配跨国公司其控制对的媒体,通信,连接。拥有一个强大的形成当地公众舆论的武器。

(4)创建一个动力取决于各国当地的政治和公众代表的脸。

跨国公司的鲜明特点:

(1)主要的目标 -

市场的的最大化; (2)于用相同的全局跨国公司全球市场的部分;

(3)附属公司新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的协调;

(4)每个生产单元的灵活的组织,公司结构的自适应,会计和审计的统一组织;

(5)分支机构,工厂,合资企业的联盟到一个单一管理的网络;

(6)参与高新技术产业,高盈利的确保。

通用的合并 -企业公司生产联合相关的产品。例如, 一个制造摄像机的公司于产生影片或对摄影产生化学品的公司。收购可以定义为一家公司录取到另一个控制,操作与收购它的绝对或部分所有权。此次收购是经常进行收购的公司在证券交易所的全部的股份,意味着收购该的公司。兼并和收购的过程与资本市场的动力学联系很密切。为了执行这些业务上次要确定公司虚拟资本的状态—胖肿的,压缩的或者有效的。这些业务非常重要的因为金融市场的行情对一个公司的活动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公司的真的资产比公司的虚拟资本有大,那这样的跨国公司能当别公司收购的对象。在相反的情况(一个公司的虚拟资本比公司的真的资产有大)那这样公司的股票就当投机买卖的对象,因为那些公司股票的易损性提高。并购的目标和途径(控股股份的贩卖,控股股份的回购)都不一样。有这些并购的途径:友好的方法 - 正式的收购建议吸收的支持公司的领导(strategic buyout)。两个或多跨国公司研究它们的合并对它们的公司有什么样的好处的影响。

........................

第 3 章 美国跨国公司并购的优势 ..........16

3.1 引言 ...... 16

3.2 苹果跨国公司优势分析.......... 16

第 4 章美国跨国公司并购存在的问题 ...................31

4.1 引言 .......... 31

4.2 苹果公司并购中竞争优势在减弱.............31

第 5 章 美国跨国公司并购的改进对策 .....................36

5.1 引言 ........ 36

5.2 政府层面 .............. 36

第 5 章 美国跨国公司并购的改进对策

5.1 政府层面

5.1.1 加大美国政府资金的支持力度

跨国企业国际并购行为对于母体国家的优势非常大,尤其是美国跨国企业本身自身技术、营销优势比较大,如果政府还能够在资金政策上在多加扶持那么就有可能在国际并购中占得更多先机和优势。美国政府在针对本国跨国企业发展中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专门设立一个金融管理部门,对接跨国企业财务部,如果美国跨国企业选择大型七企业进行并购,起始资金较高的,有资金管理部门与各个资本投行、资本银行进行中间协调,政府担保先行拿出启动资金进行并购投资。其次美国政府在税收主导上要加大跨国企业税收减免力度,让跨国公司摆脱税收压力,支持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并购中的政策倾斜,在产业布局和技术更新中要给予支持。

跨国并购在表面是一种企业发展的市场行为,深层次还会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机密和安全,所以美国跨国企业在并购中或多或少会遇到目标国的政府干预,导致并购失败,这时候美国政府要先行做好舆论引导,在国际大环境中倡导公平原则,政府部门要多于目标国家的外贸部进行行政访问。

数据证明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能够让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一直保持领先,在现今国际市场的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美国跨国企业更着手建立一个稳定的技术研发团队,这个团队要保持技术领先,在产品创意和功能构造方面要有自己特色。美国跨国公司创新意识比较强,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渐重视技术研发对本国企业的重要性,对自身生产技术、设计技术等核心技术进行创新发展,在面对同质化竞争过程中才能够更加立于不败之地,加大美国跨国公司技术更新发展步伐,才是解决危机的良策。技术创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发展起来的,这过程需要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要加大引导技术变革,调整产业发展结构。

......................>

结论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美国跨国公司也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社会中,为了更好的理解跨国公司的本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就要对美国跨国公司并购优势发展进行研究,提高跨国公司并购中的国际竞争力,针对跨国公司并购的背景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了中用者比较分析,针对进行跨国公司并购对世界上的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比较,提出适当的结论。使用了静态数据的方法,以获得具体的想法关于并购公司的数量,那些并购对跨国公司有没有好处和其他指标。这种方法用了为评估何种经济损失和利润跨国公司获取。并在实证分析基础上进行规范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根据美国跨国公司的并购中动机、优势、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跨国公司并购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美国跨国公司的并购动机为拓展海外市场,确保资源获取。美国跨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目标企业的机器设备、矿产资源等有形资源,也可以获取目标企业的商标、信誉、知识产权、专利权、人才、客户关系等无形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企业要想快速的发展,就得客服自身的缺点。美国跨国企业并购另外一个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弥补本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提高本企业的整体实力。

(2)美国跨国公司存在一些并购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兼并和收购领域跨国公司的活动,突出企业巨头公司的活动,在并购过程中存在竞争优势在之间减弱、缺乏对并购国家文化差异认识、缺乏对目标国的有效评估。研究苹

果研究苹果公司、微软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公司,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并购之后的结果,并购后的整合,相互交织组织的结构。得出共同存在技术优势、人才战略优势、稳健的财务战略优势。 (3)从美国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得出美国跨国公司的改进策略。首先加大美国政府资金的支持力度、美国政府加强对跨国并购的宣传引导。其次美国跨国企业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继续实行持续稳健的跨国公司财务战略、跨国企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还要主义目标国的文化差异,一定要对目标企业有深刻的了解,当然还要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家的经济情况、政治情况、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风俗习惯、等等,美国企业海外并购后,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深入的分析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各自的文化特点以及并购双方的公司组织形式、国家政策、经营理念、管理风格、公司制度等等来选择合适的企业解决方案。

篇(6)

关键词：时变协动性；中国大陆股市；协整与滚动回归；VAR-DCC-GARCH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F064.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股票市场一体化迫使各国投资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以减少投资的潜在风险。当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呈现出不同的波动趋势时，投资者就可以将投资多样化策略从本国扩展到全球。近年来，国际投资者纷纷将亚洲新兴国家的股票纳入其投资范围，这必然会受到新兴国家股票市场间相互关联程度及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关联性的影响（Pretorious，2002）[1]。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间的相互关联性或协动性进行研究。Huang et al.（2000） 对两个主要的发达市场（美国与日本）及七个亚洲新兴市场的长期与短期协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与发达市场在短期内存在协整关系，但在长期内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2]。此外，还有大量文献对发达市场与东欧新兴市场间的协动性进行了研究。Syriopoulos and Roumpis（2009）对七个东南欧新兴股票市场与美国、德国两个成熟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短期内各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与发达市场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东南欧七国的股票市场仍然可以在长期内作为国际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的对象。基于动态条件相关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内各国股市收益相关性与新兴经济体内各国股市收益相关性均非常高，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的收益相关性则大大降低[3]。

还有一部分文献对亚洲各国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进行了研究。例如，Elyasiani et al.（1998）对斯里兰卡股票市场与亚洲其它经济体股票市场的协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斯里兰卡与亚洲其它国家间的股市并不存在显著的协动性[4]。Qiao et al.（2008）对中国大陆股票市场与中国香港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陆B股与香港股票市场存在着双向波动外溢关系[5]。Ratanapakorn and Sharma（2002）检验了亚洲五个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股票市场协动性的变化，结果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前，各国股票市场不存在显著的协动性，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股票市场一体化程度显著增强，即亚洲金融危机增强了各国股票市场的一体化程度[6]。Raj and Dhal （2008）对印度与两个亚洲国家股票市场及三个发达市场协动性进行了研究，多变量协整检验表明，印度与其余五国间的股票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但是印度与任一国家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7]。同样，Jang and Sul（2002）对亚洲金融危机是否改变了亚洲主要国家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进行了研究（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泰国），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前，仅有少数国家间存在协动变化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后存在协动变化关系的国家明显增多。Chen et al.（2002）、Chelley-Steeley（2004）及Chi et al.（2006）等都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均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金融危机加强了各国股市的协动性[8-10]。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进一步解释金融危机增强各国股市一体化或协动性的原因[11]。

当前国内关于股市协动性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美国对中国大陆股市的影响，如杨雪莱和张宏志（2012）、王治政和吴卫星（2012）等，这些研究均没有考虑到中国大陆股市与其它股市协动性的时变特征，因此对金融传染机制的时变性并未涉及。

与以上研究不同，本文的目的在于检验中国股票市场与本地区成熟市场（中国香港股票市场、日本股票市场与新加坡股票市场）间的协动性。论文的创新点在于：分别采用Rolling Regression方法及VAR-DCC-GARCH方法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与其它国家股票市场收益与波动的时变协动性，避免了主观划定子样本带来的偏差，排除了由于“结构性断点的存在”导致的拒绝“隐性协整关系”的可能（Gregory et al.，1996）。

二、研究方法与框架

（一）收益协动性研究――协整检验与滚动回归

1.E-G两步法

首先采用E-G两步法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与亚洲主要发达市场股票价格指数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两两检验。令yt、xt分别表示两个不同国家的股票价格，E-G两步协整检验首先要求yt对xt进行线性回归，即：

三、数据描述

（一）变量选择与描述

这里分别选取MSCI China A value、MSI Singapore value、MSCI Japan value及MSCI HongKong value作为各国或地区股票市场的变量，分别研究中国与其它各国股市的协动性。根据样本的可得性，这里选择2002年5月30号至2013年12月2号作为研究区间，样本容量为3 003个。为了排除汇率波动对各国股市的影响，各国股票价值采用本币计价。数据来源为MSCI网站。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1为中国大陆、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的股票价格指数走势图。CH、HK、JP、SG分别表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的股票价格指数。可以看出，四个国家或地区的股票价格指数整体呈现出高度的协动性。具体地，2002-2007年，各国股市呈上扬态势；2007年末至2009年，各国或地区的股市呈现出快速回落态势。此后，各国或地区的股市变化的协动性看似有所下降。具体地，中国大陆股市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盘整状态；而日本股市从2010-2012年处于下降通道，2013年以来处于上升通道；香港与新加坡股市表现出较强的协动性，2009年后一直处于上升通道，而新加坡股市的上升通道更为稳定。图2为各国或地区的日对数收益率走势图。RCH、RHK、RJP、RSG分别表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的股票价格日对数收益率。不难看出，各国股市均存在着强烈的波动集聚效应。该现象表明，各国股市的波动率存在着时变性。

表1为各国或地区对数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收益率均值看，除日本收益率为负值外，其余各国或地区的收益率均值为正值；从标准差看，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风险最大，其次依次为日本、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从偏度结果看，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偏度均为负值，具有显著的左偏态，这就意味着在概率密度函数左侧的尾部比右侧的长，绝大多数的值（包括中位数在内）位于平均值的右侧；而各国较高的峰度表明，各国或地区股市收益率的分布要比标准正态分布的峰度更高，这表明，各国收益率方差的增大是由低频度的大于或小于平均值的极端差值引起的。J-B检验结果表明，各国或地区的收益率分布均不满足正态性假设。

四、实证研究

（一）单整检验

采用ADF方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股票价格指数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国或地区的股票价格指数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即收益率为平稳序列，这表明所有的股票价格指数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1. E-G两步法

EG检验的第一步是将LCH分别对LHK、LJP、LSG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表2为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看，RDCHJP在三种检验形式下均不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从图3可知，方程（7）产生的残差估计量RDCHJP具有明显趋势项与截距项，因此具有趋势与截距项的检验更合适，而此时的相伴概率为0.7814，表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指数与日本股票市场指数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大陆股票市场与日本股票市场并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其次，从RDCHHK的检验结果看，三种形式下的检验基本上都拒绝了原假设，同时由于图3中RDCHHK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因此不含趋势项的检验结果（检验形式分别为C，0，2与0，0，2）更为合适，此时的相伴概率分别为0.0124与0.0008，分别在5%与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这表明，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收益存在着协整关系，即两股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RDCHSG的检验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具体地，当采用含有趋势项或截距项的ADF检验时，相伴概率分别为0.3815及0.1017，此时不满足平稳性假定；当采用无趋势、无截距ADF检验时，中国大陆股市与新加坡股市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这里认为中国大陆股市与新加坡股市存在着弱稳定均衡关系。综上，CH与HK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CH与JP不存在协整关系，而CH与SG存在弱协整关系。

2. 滚动回归估计

为了判断中国大陆股市与其它国家或地区股市间的协动性是否具有时变性，国内外许多学者作出许多尝试，并且取得丰富的成果，如Chow（1960）、Gregory and Hansen（1996）等。这里采用固定时间窗口的滚动回归估计，其优点在于能够敏锐地捕捉每一个样本的变化对整体回归系数的影响，从而能够充分捕捉系统的时变性。

这里选择样本容量为500（约两年）的固定时间窗口估计模型（1），然后加入一个新样本，同时去除一个最远的样本，再次估计模型，依次进行下去……，直到剩下最后500个样本时作最后一次估计。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的滚动回归结果分别见图4-图6。从图4-图6可以看出，中国大陆LCH与各国或地区的滚动回归参数（包括常数项constant与斜率项）可能存在着时变性。对各滚动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1）中国大陆LCH与中国香港LHK间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与斜率系数）均为非平稳序列，这表明香港股市对中国大陆股市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漂移项与截距项的时变性，即香港股市变化对中国大陆股市的影响不仅在影响水平上存在着时变性，在影响速度上也存在着显著的时变性；（2）中国大陆LCH与日本LJP间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与斜率系数）均为平稳序列；（3）中国大陆LCH与新加坡LSG间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与斜率系数）也均为平稳序列。

综上，尽管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动变化关系，但是这种协动关系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同时，由于中国大陆与日本、中国大陆与新加坡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时变关系，且协整检验表明中国与日本、新加坡并不存在强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得出更为稳健的结论：长期内，中国与日本、新加坡并不存在协动关系。

（三）基于VAR-DCC-GARCH模型的股票市场波动协动性研究

以上研究表明，中国大陆股市与不同国家或地区股市的协动性具有时变性，这里进一步采用动态相关系数DCC-GARCH模型研究中国大陆股市与其它股市间波动率的时变性。中国与其它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双变量VAR-DCC-GARCH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估计结果看：（1）中国大陆股市与中国香港股市的方差方程非常显著，与时变波动性假设相符。此外，方差方程中的参数A1+B1=0.9882，A2+B2=0.9902，参数之和接近于1，表明中国大陆股市与中国香港股市的波动性具有强持续性。时变相关系数的持续性参数估计值DCC（2）=0.9503，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中国大陆股市与中国香港股市的近期协动性系数DCC（1）=0.0379，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中国大陆与日本股市的DCC-GARCH估计结果和中国大陆与香港股市的估计结果非常相似。方差方程非常显著，与方差时变性假设相符。方差方程系数之和也接近于1（A1+B 1=0.9905，A2+B2=0.9891），说明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股市的波动性也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时变相关系数的持续性参数估计值DCC（2）=0.9663，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股市的近期波动协动性系数DCC（1）=0.0217，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3）中国大陆股市与新加坡股市的均值方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方差方程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也具有方差时变性特征。同时，方差方程系数之和也接近于1（A1+B 1=0.5573，A2+B2=0.9831），说明中国大陆股市与新加坡股市的波动性也具有较强的持续性，但是前者小于后者。中国与新加坡股市的时变相关系数的持续性参数估计值DCC（2）=0，这表明尽管中国大陆股市与新加坡股市的近期波动协动性系数为DCC（1）=0.0144，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是该协动性并不具有时变性与持续性。

综上，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日本股市及新加坡股市均存在显著的波动时变性，符合方差时变性假设；其次，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日本股市间的时变相关系数具有非常强的持续性，即具有长记忆特征，而中国大陆与新加坡股市时变相关系数并不具有持续性。

图7是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及日本股市时变相关系数图（COE1表示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相关系数；COE2表示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股市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两相关系数均呈现出显著的时变性特征，且COE1整体上显著大于COE2。从COE1走势看，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动态相关系数最低时为2004年1月的0.37，最高时达2008年12月的0.95。从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股市动态相关系数COE2走势看，该系数最低为2003年9月的0.25，最高时达2008年的0.72，也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比较两个相关系数，不难发现，两相关系数的动态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且在危机期间的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危机前后的相关系数，这从2008-2009美国次贷危机及2010-2012欧洲债务危机期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此外，中国大陆与香港及日本的相关系数在2012年9月以后呈现出相反的变化态势。具体地，2013年9月后，COE1先升后降，而COE2先降后升。Pretorious（2002）认为，股票市场间协动性源于三种因素：金融传染、实体经济一体化及股票市场特质。当股票市场的协动性不能由经济基本面因素解释时，此时的协动性原因可解释为金融传染；而实体经济一体化对股票市场协动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双边贸易及相关经济变量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实现的；股票市场特质包括股票市场规模、交易机制等。由于中国是发展中新兴经济体，而日本、香港及新加坡均为发达或较发达经济体，中国与这些经济体在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大陆与日本、香港等股市间的高相关性可能主要由金融传染导致，即亚洲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大陆股市存在显著的金融传染效应。

五、结论

本文以2002年5月至2013年12月为研究区间，对中国大陆股市与亚洲发达股市间的时变协动性进行了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E-G两步法表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指数与日本股票市场指数不存在协整关系，与香港股市收益存在着协整关系，与新加坡股市存在着弱稳定均衡关系。协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国际投资者通过构建关于大陆内地股票与香港股票的投资组合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或分散投资非系统性风险的目的或效果将大打折扣。这也意味着，长期内构建关于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股市或新加坡股市的投资组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投资中的非系统性风险。

第二，采用滚动回归估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大陆LCH与中国香港LHK间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与斜率系数）均为非平稳序列，这意味着香港股市对中国大陆股市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漂移项与截距项的时变性，即香港股市变化对中国大陆股市的影响不仅在影响水平上存在着时变性，在影响速度上也存在着显著的时变性；中国大陆LCH与日本LJP间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与斜率系数）均为平稳序列，说明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股市存在着时变协动效应；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及新加坡股市间不存在时变协动效应，排除了由于“结构性断点的存在”导致的拒绝“隐性协整关系”的可能（Gregory et al.，1996）。

第三，基于双变量VAR-DCC-GARCH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日本股市存在着时变相关性，且在2008-2009年次贷危机期间及2010-2012欧洲债务危机期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高于危机前后，相关系数具有强记忆性。相反，中国大陆股市与新加坡股市间的相关系数更具有稳定性及非持续性。根据Forbes and Rigobon（2001）对金融传染的定义可知，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股市、香港股市的相关系数在金融危机期间显著高于金融危机之前，因此，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香港股市存在着显著的金融传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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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ime-Varying Interdependence among Stock Markets based on

Rolling Regression and VAR-DCC-GARCH Model

――Is There Financial Contagion Effect from Developed Market to China Mainland？

JIA Kai-wei1， YANG Yang2， LIU Lin-lin3

（1.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ina；2. Dalian Central Branch， People′s Bank of China， Dalian 116001， China；

3. NBS Survey Office in Huludao， Huludao 125106， China）

篇(7)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加快，热钱大量涌入我国。虽然我国目前仍未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但热钱的大量流入意味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间的流通已经被打开了通道，这助长了外汇市场上的非法交易，扭曲了国际收支平衡，虚增了外汇储备，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购买外汇市场上溢出的外汇，从而相应地增加了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供应量，这一方面通过货币的乘数效应，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加，推动通货膨胀的产生；另一方面弱化了汇率调节外汇资金供求的功能，导致我国的货币政策相关调控效果减弱。

从国外近年的相关研究来看，Chuhan，Pergz-Quiros and Popper(1996)、[1]Chaf and Kcho（2003）、[2]Aizenman，Lee and Rhee（2004）[3]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外资流入的结构因素（尤其是热钱流入比重）比外资流入的总量变化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冲击效果和政策约束性更具有决定性影响。出于对我国近年来宏观调控压力成因和对策的探讨，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外汇盈余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且注意到资本流入的结构变化，尤其是热钱流入形式对于有效化解本币升值压力和当前宏观调控压力的政策措施的关键性影响（孙华妤，2005）。[4]

二、热钱的界定及规模统计的方法

热钱（Hot Money）又称“逃避资本（Refugee Capital）”，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严格的定义，通常指在国际间从事牟利活动的短期资金，来源于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流动资金及一些暂时闲置或过剩资金，国际银行拥有的短期资金及其外汇、信贷业务资金，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保值性运用的一部分资金，各种投资基金及其他专项基金。

虽然可以给热钱一个大概的定义，但是如何甄别热钱以及确定热钱的数目大小，却非易事。因为热钱并非一成不变，一些长期资本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转化为短期资本，短期资本可以转化为热钱，关键在于经济和金融环境是否会导致资金从投资走向投机，从投机走向逃离。而我国现行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和美元持续贬值的外部金融环境，造就了热钱进出的套利机会。自2004年以来，我国不断有学者和专家测算热钱流入的规模，但大多存在一定的缺陷。

谢国忠（2004）提出通过各国外汇存底和外贸顺差推估资金流入规模的方法。即：热钱=外汇增量－贸易顺差，正数为热钱流入，负数为热钱流出。依该方法计算，2003年流入我国的短期资本规模超过1200亿美元。王自力（2005）用外汇储备余额减去正常的外贸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然后经过适当调整，扣除一些正常的贸易转移支付和利润汇出以及资金回调等因素，即为热钱。根据他的计算，2004年中国新增外汇储备2067亿美元，扣除贸易顺差32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新增外债350亿美元，余下的797亿美元扣除正常的非贸易及个人往来200亿美元，约600亿美元即是热钱。国家统计局（2006），通过将每月新增外汇储备减去当月贸易盈余及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数量，便计算出热钱的具体数目，依此方法得出，2006年2月至5月期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800亿美元减去同期贸易盈余的370亿美元及实际国外直接投资（FDI）的180亿美元后剩下的230亿就是热钱的数量流入中国的热钱达233亿美元。[5]

谢国忠的方法类似于计算资本外逃的余额法，由于该方法没有对具体项目进行分析调整，因而计算结果可能偏大。而王自力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方法是世界银行用来估计热钱规模的常用方法，目前已被国内许多论文反复转载并作为计算热钱的普遍方法，但同样存在较大的误差，许多资料表明，热钱主要是通过贸易以及FDI流入中国的，特别是在国家外汇管理局限制了热钱进入的其他渠道之后，进出口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贸易发票、预先支付等方式把热钱带进中国。为此，胡月晓，李剑锋等人（2008）提出，在我国贸易结构没有发生明显情况的变化下，2005年开始，我国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因此应有热钱从贸易渠道中流入，他们依照2001-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年均增速估计2005年我国施加贸易顺差，并求出其差额即为贸易渠道流入的热钱；而对FDI渠道流入的热钱，他们则直接采用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相减，大致估算FDI里的热钱数；最后，他们依据2006-2007年外债规模剔除掉依2003-2005年外债的平均增幅估算出的外债规模，得出外债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通过分渠道计算，他们得出：截至2008年一季度，我国的热钱规模应在4200亿美元左右。该方法存在一个较大的主观猜测成份，特别是对FDI渠道中热钱规模计算方面存在明显的方法问题。[6]

三、热钱流入我国的原因和渠道分析

（一）热钱流向我国的原因

热钱大量流入我国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是我国国内市场蕴含高额回报的各种机会，具体可分为三方面：

1.宏观经济的强势发展。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势头。2003-2007年，每年GDP增长速度均达到两位数。其中，2007年GDP增速更是达到了11.4%。与此同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2005、2006、2007年全国固定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5.7%、23.9%和27.8%。由此带动了能源、化工、建筑等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这些产业的投资过热又把高额回报率传递到下游极易引发泡沫经济的房地产、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为短期投机制造了机会，高速的经济发展为国际短期资本提供了很好的投资市场。此外，2008年8月北京举办奥运会，调高了许多国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

2.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人民币汇率制度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西方各国政府和各种国际投资基金的目标。近年来，西方国家将本国对华贸易的高额逆差归咎为人民币的币值人为低估，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调整汇率制度，提高人民币币值。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至2007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共升值13.3%，而2008年以来，仅上半年便已升值6.5%。在此背景下，国际投资基金运用各种途径输入短期资本进入国内以博取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利差。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从单一盯住美元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并且一次性调整对外的公布汇价，目的就是打消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但不断增大的短期资本的规模仍然会给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带来巨大的压力。

3.不同市场间的回报率差异。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各国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国内的泡沫成分已基本消除，证券市场投资回报率低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对国际短期流动资本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各国的监管手段在经历危机后都趋于完善和严密，投机活动成功率较低。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比较缓慢，投资市场价格起伏不定，投资风险加大，而2007年年初暴发的次贷危机，更是严重地打击了国际游资投资西方国家的信心，于是许多基金管理机构便把新的投资目标转向中国。

（二）国际短期资本在我国流动的渠道

如果说对我国经济基本面的看好、本币汇率预期改善、市场回报较高是热钱流入我国的主要原因，那么外汇管理体制中出现的一些监管漏洞，则为国际热钱的进出我国提供便利条件。从目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流出国内的渠道来看，无非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两大渠道。

1.经常项目。在经常项目下，国际短期资本经常采用以下手法来逃过监管机关的管理程序。一是通过贸易手段，虚报进出口总额或伪造交易合同。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可通过一些进出口企业高报出口贸易金额的做法，将短期资本与真正的出口外汇收益合法的进入中国。二是通过非贸易手段，以各种名义进行结售汇。由于对非居民的外汇管理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对非居民外汇收支没有限制，致使一些贸易、非贸易、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及国际短期游资均可以通过非居民外汇账户实现进出境的目的。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张明通过一定的经济学模型测出，2007年通过外贸途径进入我国的热钱达1835亿美元。[7]

2.资本项目。在资本项目下，国际短期资本的流通渠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进行资本流入和流出。目前我国对外商间接投资事项严格管理的同时，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鼓励和吸引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汇可在银行开立现汇保留，也可以通过银行卖出。这样国际热钱可以利用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汇流入没有任何限制的政策，很便利地流入，并通过银行套取人民币。近期，德意志银行通过机构和个人的关系，在保证为受访者保密以消除其顾虑的前提下，对国内外200家企业进行了一个关于“热钱流入渠道”的调查。在受访的企业中，52%的企业认为“直接投资”最易操作。因此，对于热钱流入途径，德意志银行报告认为约有一半的热钱是以FDI的形式流入中国的。

二是通过外债的名义。[8]由于我国对国际商业贷借款实行的指标控制不是十分有效，而且国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对外借款不受担保限制，国际短期资本可以采用国际商业贷款的方式，通过国内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借款这个渠道流入，并利用结汇管理的漏洞，在银行结汇套取人民币资金。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银行外债结构中，国外银行或企业借款占有很大比重。

三是采取其他投资项下隐蔽流动。其他投资项下的种类较为复杂，监测和管理难度比较大，因此国际短期资本常利用这个项目进行流动。比如贸易信贷通常都为短期，与国际短期资本的期限相符，因此国际短期资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国内套利投机。另一典型渠道就是国际短期资本以外汇抵押。

四是通过人民币贷款方式套取人民币资金。一种方法是利用部分银行扩大外汇业务的心理，以外汇抵押向银行套取不计息的人民币资金；另一种方法是以外汇作抵押套取计息的人民币资金，投入证券、房地产市场套取短期高额利润；还有一种方法先以外汇作抵押，取得人民币资金，然后以不能偿还为由用外汇抵偿，进行变相的结汇。

上述方式主要采用的是绕着监管机关的规定来进行流动，基本上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手续和登记，目前国际上开始出现直接的现金走私和黑钱交易，其来源和方式直接违反相关的监管法规。前者主要采用出入境直接携带外币、人民币和通过地下钱庄将资金转移出境等方式，而后者主要是通过采用境内外注册两个公司进行虚假的交易合同将非法所得进入中国进行“洗钱”，利用国内对此项监控体系和资料不完善的缺陷完成其合法化的过程，最后再采用贸易手段等汇出境外，由此我国监管机关需要加大对新形势下的短期资本渠道的不断追踪。

四、热钱流入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大量热钱的进入将会给一国带来通货膨胀、汇率剧烈波动、泡沫迅速扩张等负面影响。而一旦热钱套利机会变小，如本币币值贬值时，热钱就会迅速撤出，从而引起本国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20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即为明证。大量热钱通过各种合法及非法渠道涌入我国，不断冲击着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增大了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一）降低了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首先，国际热钱的流入增加了外汇储备，造成了大量的流动性过剩。为维护人民币的汇率相对稳定，自199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大量买入外汇。目前，外汇储备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据资料显示，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外汇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仅为10.5%，而到2001年已增加到44.3%，2007年已超过96.6%。中央银行被动吸收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基础货币的供应越来越依赖于外汇储备的增减，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已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其有效性已大打折扣。

此外，依照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中，存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存在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矛盾。从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安排来看，我国选择的是较为稳定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均波幅不超过3‰），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并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但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意味着在我国国际资本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这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明显加快，全年CPI累计上涨4.8%，而2008年1-5月的涨幅高达8.1%，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更多的依赖于行政手段，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上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限制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2008年我国经济的目标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为此，我国的宏观紧缩力度有所加大，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来看，主要有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价格型数量工具。但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央行的利率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无论是补偿负的实际利率，还是防止总需求扩张造成经济过热、全面通胀，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另一方面，由于2007年以来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为维持经济增长，美联储一再降息，中美利息一升一降，中美利差已经倒挂，如果继续加息，中美利率出现正的利差，势必导致热钱进一步流入，流动性加剧，投资及物价上涨加快。

从目前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实际选择情况来看，主要来自于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从2003年至2006年，人民银行分别发行了7226.8亿、1.7万亿、2.8万亿和3.7万亿元的央行票据，而2007全年，人民银行更是加大了央票的发行力度，全年共发行143期，发行总量达4.7万亿元。而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中被认为是非常猛烈的政策措施则已被人民银行作为一个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一用再用。2007年全年，人民银行共上调10次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6月已上调至了17.5%的历史高度。

（三）削弱了货币政策效果

由于热钱很大一部分是混入经常项目下或通过其他渠道流入外贸企业，这与出口真实结汇所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截然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中，外汇占款直接流向了有外汇收入的涉外企业。同时，在当前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下，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仍然以企业贷款为主，央行的“对冲”操作将使商业银行投放到内向型企业的信贷资金相应减少。货币资金虽然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但仍然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和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市场运动，满足企业生产流通需求，因而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一方面，与热钱相对应的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供给直接流向股市、房地产或外汇等市场，转化为虚拟资本，纯粹是为了满足投机需求，若数额较大，还可能推动资本市场泡沫的膨胀。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股市就开始一路飙升。2006年上证指数收于2675点，全年上涨126.6%，而2007年全年上证指数持续上涨，到年末收于5261点，上涨93.7%，其中年中还升至6092点的历史高度。在房地产市场，房市均出现了一轮明显上涨过程，2006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累计上涨5.51，2007年上涨7.61%。这些无疑都来自于热钱投资于其中引致的泡沫。2008年，获利后的热钱离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短短数月，我国股市便出现了大幅度下跌行情，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开始显现，但从存款规模来看，热钱可能并未完全离境，预计2008年下半年热钱可能又会大规模抄底，到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可能会再度放大，宏观经济亦会受到猛烈震动。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减少会压缩投入到实际经济部门的货币供给，使企业的生产资金不足，中小企业资金渴求现象明显。

五、我国应对热钱流入的治理策略与措施

热钱的大量流入我国，目前学术界已无太大争议，而面对短期内大量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如何消除并减轻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证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面临的严峻问题。近期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已从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基本面出发，做出了一系列修改，比如，为鼓励企业和居民多持有外汇实现“藏汇于民”，取消了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强制结汇的规定；建立了出口收汇/结汇管理制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等制度等。以此为基础，笔者认为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大相关制度改革的步伐。

（一）深化汇率制度改革

对现行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浮动汇率制，是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消除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度保障。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建立多级式的储备体系，提高企业和个人在外汇储备上的自主选择权，在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企业间分摊外汇风险。应加快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完善外汇市场风险计量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复合化发展，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鼓励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有必要时人民银行应该主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加大投机资金的成本，彻底消除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同时，应完善人民银行汇率调控机制，公开市场操作，既可以采取现货交易，也可以采取远期、调期等方式。

（二）推进货币市场建设

大力推进货币市场建设，完善公开市场业务。丰富债券品种并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加强和财政部门的协调，找到妥善处理冲销亏损的解决途径，尤其是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发展短期政府债券市场，能增强央行运用利率政策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以后，中央银行可通过调节基准利率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不同期限的国债等货币政策手段调节市场利率，这样既能够保持对国内经济调节的自主性，又能增强在非常情况下对国际短期资本调控的主动性，控制短期资本的顺差或逆差规模。

（三）严格管理资本账户

过快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特别是资本流入管制的完全解除），很可能导致外国资本的过度流入以及国际“热钱”的投机性流入，从而导致国际收支顺差的过度积累和本国货币的巨大升值压力，并成为一系列金融动荡的根源所在。多年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就建议要妥善管理资本账户、对投机热钱征收重税（最著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建议的“托宾税”）和特殊的高比率存款准备金、严格管理对冲基金等投机性基金）德国总理默克尔建议各国要加强合作以监管对冲基金）。根据我国目前国际收支状况，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应继续在总体上保持对资本流入的有效控制，更审慎地推出和实施任何新的资本流入自由化的措施，以防止国际热钱趁虚而入，投机造势，套汇套利，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四）加大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

鼓励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谋求海外发展，跨国收购外企，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和实现国际化，有利于外汇向境外分流，减轻国家外汇储备的压力。在这方面，可以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通过扩大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和国民对外投资，加速资本对外输出，支持企业进行资源战略储备，把国际经济竞争从国内市场更广泛地引向全球市场。■

参考文献：

[1] Chuhan，Punam,Gabriel Perez-Quiros and Helen Popper．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Do Short-term Investment and Direct Investment Dife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669，Oc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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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ynge， J． China in New Bid to Ease Renminbi Pressure．Financial Times，London，Feb-28，2004．

[4] 孙华妤.化解热钱流入形成的升值压力?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和政策措施[J].世界经济，2005，（4）.

[5]中国“热钱”有多少？[DB/OL].国研网,《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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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Currency Policy with “Hot Money” Flowing

QIN Dao’ai， XIAO Yi， SHI Hai-feng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ikou Central Branch,Haikou 570105，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