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体育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自例信用

我国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一句名言：“教是为了不教。”这就要求教师把学生塑造成学习主体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因此，体育教师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必须重视以下几点：

（一）教师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更应是促进者

多少年来，教师的功能就是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在教学中通过示范、讲解、统一练习要求、纠正错误动作、统一掌握标准来促使和检验学生掌握必要的动作和技能。而新的课程标准要求：首先是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继而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角色的转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和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师应突出组织、帮助、鼓励、引导和促进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运动技能的掌握，从而在实际运用中逐步改善和提高。

（二）教师不应是学生个的约束者，而应是启迪者

体育与健康教学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气氛和环境中进行的，教学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等无时无刻都影响着学生个的各个方面，作为教师，应了解和尊重学生的学习实际，关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倾听学生的呼声，理解学生的需求，并利用教师自身学识、能力、个人魅力等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还要勇于丢下架子，真正走到学生中去，向学生学习，达到生与生、师与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师生形成“学习共同体”，从而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目标和价值。

二、体育教师的基本素质要求

新的课程标准丰富了课程教学的理念、内容和形式，体育教师更应强化以下几项基本素质：

（一）语言方面：体育与健康教学过程的特点是需要通过教师的讲解、示范或媒体表象，然后学生进行系统练习，通过评价、游戏、竞赛等方式检验教学效果。语言讲解是教学的首要手段，但根据体育与健康教学特点，应力求简明、清楚、概括性强；教师的语言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敢于尝试练习，勇于参与练习；教师的语言要能向学生传递和渗透爱的信息，要让学生感受到关心和爱护，从而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教师在教学中用清晰的口令引导教学活动和练习过程，能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从而高效地实现教学目的。

（二）行为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并用准确、优美的示范动作，参与到学生练习中去，为学生树立一个榜样，身教重于言教，把学生的目光吸引过来，不知不觉地参与到你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三）仪表方面：包括容貌、姿势、风度等方面。教学行为要举止大方，穿戴也应适合体育教学的要求，仪表端庄，而令学生“神往”，既为学生起表率作用，又使学生获得良好的感悟。

（四）教态方面：教态是教师教学综合思想素养的体现。如讲解是否认真、全面、细致，示范是否准确，有美感，指导是否有耐心、深入、热情，对学生是否能全面关心爱护，教法是否多样灵活等，教师的教态要适应新时代中学生的特点。

（五）教风方面：教师不论遇到任何情况，如自身健康原因或因恶劣气候条件等，均应精神饱满地上好每一节课，给学生一种健康快乐蓬勃向上的影响力。同时引入竞争意识与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意识与学风。教学活动中应主动耐心地关爱每个学生，让所有学生一道为他们的每一次成功，每一点进步而欢呼雀跃。

（六）信息素养方面：教师不仅应会使用多媒体教具为教学服务，使学生树立用网络等信息技术获得体育知识和信息，欣赏体育健康之美的意识，还应逐步提高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结合的能力，不断更新知识，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三、体育教师应不断总结经验，认真撰写论文，努力提高教育教学研究的素养

体育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不断总结工作过程中的成败得失，认真撰写教学论文，从而不断提高教科研素养。只有这样才能：

（一）有利于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热情，巩固专业思想。从事论文撰写可使体育教师从“单调乏味”的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发现新的知识和奥秘，产生新的灵感和创造，充分体验到探索研究的乐趣，从而激发热情，坚定信念，牢固确定终身从事体育工作的专业思想。

（二）有利于体育教师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体育教师为了从事体育论文的撰写，必须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各方面的新信息，因而，撰写论文是体育教师更新知识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之一。

篇(2)

一、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地位与作用

大学物理实验是理工类本科各专业的一门基础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对物理知识、物理思想、物理思路等方面的知识会有较全面的认识掌握，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训练，为学习专业知识以及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应该以提高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为目的。

二、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学生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认识不足。

大学物理实验分别在电子系各本科专业、机电系各本科专业、计算机系各本科专业开设。学生的专业背景不同，对所做的物理实验兴趣也不同。不少学生认为大学物理实验和自己所学专业相差太远，学了也没有用，对大学物理实验不感兴趣。不可否认，目前一些学生实用主义思想较为严重，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认识存在误区。但我们这种教学安排是否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呢?本人认为可以尝试进行大平台课程模块设置的实验教学方式，结合不同专业开设一些跨学科的综合实验项目，在大学物理实验大平台下将所有的大学物理实验项目组成若干个实验模块，让不同学科的学生选择不同的实验模块，满足不同学科学生的学习需求，满足个性化教育，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把大学物理实验与专业有机结合起来，相信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学生理论知识基础跟不上。

受高考模式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学生物理知识薄弱，理论知识基础跟不上，在预习过程中感觉难度较大，甚至有不少学生抱怨一些物理实验，做完实验后仍似懂非懂，不知学了些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人认为可以组织部分教师，对部分物理实验内容撰写有关实验背景、原理、方法的详细介绍，以网络课件的形式，提供给学生课前或课后浏览，使学生深入理解物理实验的思想、原理、方法和应用，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三、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思考与改革

1.实施开放式的管理、创新性的实验教学。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为：教师指定方式方法，演示实验过程，学生进行模拟操作。这样虽然能使学生规范操作，但同时也局限了学生的思维和方法，使学生感到实验枯燥呆板，缺乏学习激情。所以我们倡导进行创新性的实验教学。在创新性的实验教学中首先我们应该实行开放式的管理，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实验室和计算机全面开放。实验室开放不仅是时间空间上的开放，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开放，是观念意识上的开放。实验室中应引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管理手段，改变以知识传授为目标的价值取向，树立以传播知识和培养能力并重的原则。而在创新性的教学中，“教”应向“学”全面开放，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实验教学网络化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方面应加大投入，以加快开放实验教学的进程，进一步提高物理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教学效应，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更多的知识。此外，在物理实验中引入计算机辅助是很有必要的。总之，通过开发式的管理及创新性的教学，能全面地发展学生的主观能力，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2.实行分层次教学。

基于学生认知能力和个人兴趣的不同，实验教学的改革要尊重学生的个体条件，要为学生学习科学实验方法和技能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在时间、空间、实验内容和课题上都有较大的选择性和自由度。这样能力略低的学生在这里可得到实验技术的补充，部分爱好物理实验的学生会有发挥潜力的场所，并获得结合运用所学知识设计实验的能力和口头答辩能力。实行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有利于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3.改革实验报告的写作。

传统的实验报告有利于进行规范化书写，但不利于学生科学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我们尝试了这种做法:对于基础型实验，可以使用标准实验报告纸，上面有分项目提纲，使学生知道实验论文的大致框架，逐步进入规范论文的写作；对于综合型实验，要求学生把实验报告当作小论文来做，要求写成论文式实验报告；对于设计型实验，要求学生把报告当做科研立项报告来做，写成立项申请书和结题报告式的实验报告。通过这个过程把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可以提高学生科学的归纳总结逻辑推导的能力。

四、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1.加强对全体学生的思想教育。

教师应提高学生对实验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克服“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上好每一节实验课，认真地进行操作和训练，独立地完成各项实验任务，不断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当然，思想教育不只是辅导员教师的工作，而是我们所有教师的职责，要贯穿于每一个学生和每一堂课中。

2.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创新实验教学模式。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是为了适应大学现代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要更新思想，改变观念，破除旧的不适应现代教学要求的教学模式。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以人为本，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和服务思想；在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自由发挥，鼓励学生自己选择项目，发挥各自的特长；重视培养学生的“探究”品质，为学生的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提倡讨论、兼收并蓄的精神。

（2）修正校内实验的内容及项目，除必修实验项目外，应增加选修实验项目和综合性、创新性实验项目。加大探索性、创意性实验，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环境。在保证基础实验项目的前提下，可化分层次，因材施教，强化开放性、设计性，按预备实验、基础实验、课程设计实验、现代专题实验等进行分层次教学，突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3）改革传统的“灌输式”、“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实验教学中，要营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氛围，力求创造一个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对实验的兴趣和热情，变被动为主动。实验教学中要大力提倡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如：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仿真技术、计算机课件制作等，使实验教学生动活泼，效果逼真。

篇(3)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篇(4)

关键词：体育活动风险；参赛风险；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列表排序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2-0004-03

Abstract: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risk in exercise and sport, and reviews summarily the advance in risk of exercise and sport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inally, the advice and opinions on the risk research of exercise and sport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re given.

Key words: risk in exercise and sport; competition risk;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assessment; taxis method

1 关注体育活动风险

我国体育风险研究刚刚起步，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开展这方面的创新研究难度很大，需要勇气和毅力，更需要环境、氛围和条件。我认为，鼓励创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落实到行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该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自由，需要更多鼓励与支持。如果在研究初始阶段“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很多有创意的研究就会被“扼杀”于萌芽之中。

这几年，国内体育活动风险研究逐步增多，这是好事，说明大家已经对此有所认识，并开始重视，我们也一直坚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已经有多人完成体育活动风险方面的硕士论文，同时，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该领域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与其它社会活动相比，体育活动风险问题是比较突出的。研究体育风险不是赶时髦，更不是换个新名词，而是体育实践的呼唤和需要，也是一种学者社会责任的体现。

2 体育活动风险理论与方法

在研究运动员参赛风险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参赛风险，而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来，需要先知道什么是风险。尽管对于“风险”概念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但共同的一点是指不好的或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按照逻辑学上的概念界定的“属加种差”方法，所谓的参赛风险是指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好或不利的事件。[1]

以往研究经常讲比赛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但基本停留在实践的层面上，而这类问题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归属。把这样的问题用参赛风险一词来表述，实际上是从风险的视角来审视运动员在比赛中可能遇到的不利事件。这应该说是找到了一个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风险管理工作着眼于未来，是将来时，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借鉴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技术，有助于系统、深入地研究比赛中可能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及出现的问题，这在以往的同类研究中是没有的。实际上，不管研究什么风险问题，都离不开风险管理的三大环节或步骤，也正是这三大环节或步骤让我们在纷繁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中，提早发现可能的损害或损失，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我不敢谈什么研究创新，但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我率先提出了“参赛风险”，也尝试着建构了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体系。虽然这样的研究本身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起码勇敢地迈出了“一小步”，同时希望看到这一开创性的研究能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迈出“一大步”。

在研究运动员参赛风险之前，国内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大多集中在赛事风险与运动员伤害风险上。2003年，由于“非典”问题，原计划在我国举办的女足世界杯改在美国，让国人首次领略了赛事风险。近年来一些优秀运动员在重大比赛前和比赛中发生的伤残事件以及学校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学生猝死事件，使得这样的问题倍受人们关注。

实际上，体育活动风险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锻炼中到处都存在各种风险。最近几年，大中小学校里发生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受伤和死亡的事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此外，在健身房和其它体育活动场所也不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事件。其实，此类事件决非现在才有，而是一直存在。过去经常听到学校体育工作提出的口号是：健康第一。我倒是觉得，如果非要找到第一的话，应该是“安全第一”，没有安全作保障，也就无所谓健康。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小学体育活动风险问题的研究以及老年人体育锻炼风险的研究，[2-4]正在进行大学体育活动风险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也即将完成学校体育竞赛风险研究。另外，体育旅游风险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当然，运动员参赛风险问题还在继续深入研究中，重点放在运动员参赛心理风险上。下一步我们要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借鉴国外风险认知研究方法[5]，力争在体育风险认知（The Perception of Risk in Sport）方面取得一些研究进展。

目前，在体育活动风险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体育活动风险分类的问题。尽管风险有各种分类方法，但是不等同于体育活动风险就有了合适的分类标准与办法。具体到不同的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风险分类的问题，然后才是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的问题。

3 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方法问题

风险是指未来发生不好事件的概率。它指向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可以基于过去发生和现在出现的事件，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做一个基本判断，但这种判断的结果只能是一种概率事件，即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风险管理上有一句名言：只要它可能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今天不发生，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也正是为什么要进行风险管理研究与应用的意义所在。

现在有的城市天气预报开始采用概率预报，不再像过去那样提前告诉你明天下雨还是下雪，而是把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多少告诉你，充分考虑到“天有不测风云”。体育活动风险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明天或今后的体育活动中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根据以往的历史资料和目前的数据分析指出未来体育活动中可能或很有可能发生什么、这些风险发生的程度及危害性等。

在体育活动风险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体育活动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方法。尽管许多风险管理著述中都介绍了一些方法，但具体到体育活动的风险研究与应用上能使用的方法还很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学习基础上，开发体育活动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专用工具。

在运动员参赛风险研究中，首先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前提下，构建运动员参赛风险源，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出《运动员参赛风险识别表》，用于我国优势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参赛风险识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编制《运动员参赛风险识别表》过程中，对以往资料上记载、教练员和运动员口述以及其它研究报告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归纳，尽可能囊括运动员在比赛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虽然也知道要囊括运动员参赛的所有风险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想法，并竭尽全力去完善。可以说，运动员参赛风险识别的工作量很大，仅历年的《新体育》杂志和《中国体育报》就翻阅了两遍，加上大量体育相关文献的收集和阅读，真是费时费力。最初提出的参赛风险条目上千，后经过反复归纳删减才保留到现在的236条。

在运动员参赛风险研究中，最困难的是如何进行运动员参赛风险评估，一开始计划采用层次分析法，但是在预试中发现实测难度大，且效果不理想。后来，提出采用帕累托分析，就是先让教练员回答运动员参赛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这样的开放式问题，然后计算项目的频数和累计百分比，最后找出主要参赛风险。后来的调查数据统计表明，这种评估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科学研究本身也有风险，决不是“旱涝保收”。考虑到调查对象是国家队教练员，一旦调查失败的话，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于是，必须想办法寻找一种更加简洁、实用的参赛风险评估的方法。时间过得真快，半年过去了，调查工作还有半个月就要全面开始了，但我的另一种方法还是没有找到。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更加偶然的机会，刚从网上订购的一本风险管理的著作启发了我。这本书提到“列表排序法”[6]正是我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的评估方法，令我激动不已。于是，我忘记了吃饭和睡觉（现在想来简直就是废寝忘食）根据这种方法的思路，编制《运动员参赛风险评估表》，当全部编制完成的时候，离外出测试仅余一天的时间。带着打印好的调查表，我踏上了飞往南方某地的航班。这个时候，更深刻感受到什么是“车要山前必有路”，同时又不免暗自庆幸。

我们近年来的一些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大多采用了我上面提到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方法，所不同的是根据研究的内容差异重新设计编制各自的风险识别表和风险评估表，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当然，体育活动风险研究还可以采用其它方法。前面提到的“层次分析”法之所以最后没有采用，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考虑到方法的可操作性问题，至少在我研究的这个问题上，它不是最佳的方法。因此，就体育风险研究和应用的方法而言，可供选择的方法和手段很多，适合你所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4 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体育活动风险管理方面的教材，也没有哪个院校开设“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的课程，这方面的学术专著也只有我在2005年出版的那本博士学位论文。令人可喜的是，近5年来在体育活动风险管理方面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在逐步增多，特别是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风险问题开展的研究“独领”，也开始出现国家资助的体育活动风险方面的课题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领域研究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特别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而不是仅仅是停留在简单方法的介绍或大谈意义重要上。鉴于一些研究者自身对风险认识的局限，有些研究在概念界定、分类和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不少常识性问题。

国外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Herb Appenzeller主编的《体育风险管理：问题与策略》。最新版本是2005年出版的第2版。这本书收录了近40位作者的43篇论文。这些论文被分成6个部分，包括导论、侵害责任问题、医疗问题、项目和设施管理问题、风险管理关注的事以及风险管理发展趋势等。[7]

另外，美国John O.Spengler等（2006）撰写了《体育与娱乐风险管理》一书。全书共分11章，包括下决心管理风险、医疗紧急行动计划、保护儿童、体育与娱乐中运动热症、照明安全、血液病原体、心脏骤停与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药物检查、装备、前提、指导与监管、运动场安全以及水上运动安全等。[8]

还有一本书是英国John Severs等（2003）撰写的《小学体育安全与风险》（教师手册）。这本书从以下12个方面来阐述：教师与法律、教师与儿童、教师、设备与环境、风险管理原则、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策略的设计、体操与舞蹈、小器材练习、游戏、追逐活动和接力、竞技、户外和冒险活动、包括游泳和跳水的水上活动等。[9]

在以上3本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中，大多是突出实际应用部分，理论探讨的内容相对较少。实际上，风险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就是要帮助人们解决在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因此，关注与处理体育活动中的具体问题是体育活动风险学科的重要任务，也是这一学科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国情的不同使得在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和应用上也会有很多差异。风险，作为一个新概念，在我国需要有一个接纳、认同的过程。体育风险也不例外。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2002年12月的博士论文开题以及2004年5月博士论文答辩期间，经常遇到那种对待参赛风险“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2007年，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召开了奥运选手参赛风险的研讨会。我也被邀请参加国家课题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实际上，有关北京奥运会风险管理的论坛早在几年前就举行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面对的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体育活动风险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认为是新兴的学科，其研究的视角变化了，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先进了。

2005年11月14日发生在山西沁源的学生在公路跑操出现的特大交通事故震惊全国。我们在随后的实地走访中，更加感到加强体育活动风险（特别是学校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0]

长期以来，在体育活动的宣传上，一直突出“体育活动有益无害论”，很少，甚至没有告诉参与者可能出现的风险。在出现重大伤亡事件时，又归结为个别现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采取有效对策，而这种个别现象对于出事的个体来讲就是百分之百。这种不符合辩证法的说法与做法流行了很多年。体育活动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体育锻炼不当，不仅会发生各种伤害事故，而且还会导致死亡。近年来，这方面发生的伤亡事件已经不少了。[11]

因此，作为学校和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有告知的义务和责任，应该把体育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告知参与者。告知的方式有很多，国外常见的形式是书面协议。如果大家签了这个协议，就说明组织者尽到了告知责任，而参与者也愿意接受这种风险。当然，学校或体育活动组织者还要在场地设施和服务方面给予参与体育活动者充足的安全保障，而参与者也应该加强自我保护，避免和减少不利事件的发生。有人担心，如果提前告知体育活动风险的话，就没有人敢来上体育课了，把大家都吓跑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从国外的情况看，登山运动是所有项目中死亡率最高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勇往直前”地去选择登山运动。[12]

目前，需要加强体育活动风险的理论研究，开展体育活动风险教育，体育行业要制订体育风险管理的行动计划，编制出具体、可操作的工作手册，而不是上级发一个通知文件，然后下面开会传达。从体育实践上讲，体育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在先，然后才是如何防范体育活动风险等操作层面的问题。

展望今后我国体育活动风险研究，还有很多的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如运动项目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不同体育教学与健身活动内容的风险分析、不同人群参与体育活动风险管理以及建立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的常效机制等。

虽然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体育实践的需要，但是发展前景看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体育风险理论，出版体育活动风险方面的教材和开设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的课程，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国体育活动风险研究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顶天立地”，更好地为中国的体育和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石岩.我国优势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参赛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应对［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2］ 高进.太原市中学生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风险管理［D］.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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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hn Severs, Peter Whitlam, Jes Woodhouse. Safety and Risk in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 guide for teachers. London: Routledge.2003.

［10］刘红,石岩.我国中小学生“公路跑操”现状、成因及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

2007,30（5）:135-139.

篇(5)

关键词：政府问题；开放性；公共管理时代

一、传统行政管理与政府问题

在传统的行政学理论中，政府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的主体。在现代公共管理理念中，政府是居于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主体之一。长期以来，特别是建立在行政行为分析阶段的政府理论，对政府的考察一直停留在内部静态结构上，甚至批评政府组织根本无法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一些学者在分析政府问题时，对政府组织的静态形式考虑过多，包括结构模型、管理方式、制度要素、价值判断等方面，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运转起来的政府组织和参与其中活动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风气从古典组织理论时期一直蔓延到今天，可以称之为“政府组织的静态研究”。

重新阅读古典组织理论的经典文献，我们会获得新的发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设计的前提是建立一套官僚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任何官僚制组织都力求通过对知识和意图的保密来增强其专业上的优越地位”。[1]韦伯同时认为，官僚制的技术优越性高于其他任何组织，其基本原则实现了官僚制在行政中的协调与控制功能。但事实上官僚组织的理论设计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官僚制的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理性主义的形式使任何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封闭状态中，并且拒绝民主方法、民主思想的渗透。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设计组织模型时首先把静态的规则看成最重要的，强调规则对组织的重要性。其次，把组织结构分层看作是重要的，强调科层与权力、责任的完全配套。第三，强调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目标的精确性。第四，非常看重官僚制每一层级中个人的质量——是否是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在韦伯那里，组织要素的重要性超过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巴纳德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也是从静态形式入手分析组织的。他的观点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意义是相同的，组织以什么方式、什么状态产生是判断组织结构、性质的关键，各级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学术的、企业的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它们都是社会这个大协作系统的某个部分和方面。所有的协作行为都是物的因素、生物的因素、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综合体。这些协作组织是正式组织，包含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联系。在所有的正式组织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和一贯性所不可缺少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须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巴纳德的观点中，协作的重要性显然是建立在更重要的对组织性质的认识基础之上。

同样，法约尔的研究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体系”，有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约尔将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管理原则，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讨论。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原则的重要性超过其他方面。

1937年，卢瑟·H·古立克（LutherH.Gulick）和林达尔·厄威克（LyndallUrwick）发表《行政科学论文集》（PapersScienceofAdministration），提出了“POSDCORB”职能，但仅“代表了1937年的公共行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许多读者内心深处变成了僵化的‘科学原则’。”[2][P.55]1961年，利格斯发表《公共行政生态学》一文，一定意义上发展了行政生态理论，但他只是把行政行为放在经济环境的简单背景上进行剖析，仍旧没有逃脱组织是一种静态形式的思维模式。

也许，对于一些细小组织而言，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并不重要，但对政府组织而言，静态形式的过多考察明显地造成了政府组织的封闭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对“行政”与“效率”的理解适应了这种封闭性，并使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官僚制范式的流行摧毁了一切公共组织可能有的变革思想，虽然后来许多学者对其弊端进行了批评，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态依然长期存在，并且在此后的发展中演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即作风。作风表现出来的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惰性严重，没有进去精神，无效率等方面成为一切不作为的政府组织的病症，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政府组织的严重封闭状态。在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始终没能摆脱单一的价值追求，过多地围绕“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争论，看重“效率”这一静态结果，而忽视了对民主、公正、回应性、平等动态价值的考察。同时，强调政府行为与政治行为不可分离，政治对政府的控制主要以政策的产出为基础，这样，政府的行为就首先是为政治负责而不是为公众负责，表现出对社会、公众封闭的一面。休斯在“政治控制的问题”的题目下指出威尔逊“要对政治与行政，或政策与行政进行严格的区分永远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美国实行的改革运动并未能实现将政策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或是将政治家从行政管理者中独立出来”恰好证明了这一点。[4][P.46]

政府组织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静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性状态，“管理职能”一词也不能代替政府的特性，而政府特性的研究也不能长期被忽视下去。抛开有关的争论，仔细审视政府组织的运转运动过程，全面梳理政府的运行轨迹，摈弃影响政府变革与发展的阻力，从一个新的视角全面理解政府组织，我们就会把握住政府的本质特性，促进政府更快、更好地前进。

二、政府的开放性特征

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从功能上看，其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资源聚集功能，即使各种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信息聚合在一起。其二、资源转换功能，即促使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形成新的合力，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目的。其三、能量释放功能，即通过一定的方式释放组织的新能量，实现依靠单一资源无法实现的目标。从构成上看，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分为静态要素和动态要素两部分。静态要素构成组织的基本形式，动态要素构成组织的运转过程。静态要素是隐性的，只有通过动态要素才能体现出来。动态要素是显性的，只有在静态要素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组织是特殊的组织，其聚集了丰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聚集了最有效的信息资源和掌握着最大的智力资源，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政府组织可以解决其他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的公共问题，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满足公共的利益追求。在政府组织中，静态要素与动态要素的构成极其复杂，动态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代表了政府一切要素的力量。在政府组织的多种特性中，开放性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政府组织的开放性特征是政府动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体现。

政府组织是依靠政治选择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的分享与公共责任的承担要求政府必须以开放的方式与外部建立良性的关系。这不仅是政治民主的需求，也是政府组织自身发展的需求。Allison在其建立的模式中把公共组织所面临的外部构成要素归纳为三种协调关系，即：与同一组织的外部单位或该组织的各个部门的协调关系；与独立组织的协调关系；与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协调关系。[5]开放性正是实现这种协调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的政府组织忽视了这一点，其基本运转过程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必要的协调中总是问题不断。

一些研究者从古典组织理论的视野出发，把内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作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而另一些学者包括张金鉴先生则从行政生态的角度把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得很重要。在这些研究中，他们看到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存在的基础忽视了，开放性正是这一关系存在的基础，能够解决和疏通因内外部关系不畅而造成的行政问题的发生。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政府组织开放性意义的有力证据是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观点，他从相关文献中证实组织模型应该有三种流派：封闭模型、开放模型和综合模型。封闭模型中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Bureaucratictheory）、以泰勒、吉尔布莱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Scientificmanagement）以及古立克、厄威克等为代表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management）或一般管理理论（Genericmanagement）三种最为盛行。开放模型中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三种最为盛行。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开放模型与封闭模型根本的差异可归纳为四项感知上的不同：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亨利虽然把开放模型的历史起源追到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写作年代，并认可了他们“组织本身则是人性的解放力量”，“强调自发性组织的价值”的观点，[2][P.93-127]但组织的开放模型真正得到实践并不是从理论源头就开始了。因此，认识到组织的封闭模型与开放模型并十分完整地进行理论总结是尼古拉斯·亨利的贡献，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府组织的开放性意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汤姆·伯恩斯（TomBurns）和G·M·斯道克（G.M.Stalker）1961年在其《革新的管理》（《TheManagementofInnovation》）一书中对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表述，也为我们理解开放性提供了参考。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在不稳定条件下出现的非常规任务；专门化的知识来完成共同的知识；强调目的（ends）（或者把工作完成）而不是手段；组织内部的冲突是由同事的交互作用加以协调而不是由上面来裁决；强调“责任的轮替（sheddingofresponsibility）”；个人对组织整体的责任感和忠诚感；组织被看成一个流动式的网络结构（fluidicnetworkstructure）；知识能够位于组织的任何地方；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倾向于纵向的而且还倾向于横向的；互动方式是为了成果和“建议”（而不是命令），而且以“贵族神话”为特征，包含了上下级最明显的服从关系；强调工作成果以及完成任务的卓越绩效，有时会牺牲对上级的顺从；声誉外部化了等等。[2][P.102-103]组织开放模型的特征是对其开放性的诠释，作为最大的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公共组织—政府的开放性是政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直接关系到政府组织的生存状态。

开放性是政府文明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作为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基本理念，它是一种渠道，传递民众和社会对政府的呼声和要求，并要求政府以自己的行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作为政府追求的一种价值，它是对政府状态的描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评价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在政府内部与外部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利于政府机器内在运行和外在运行状况良好。政府开放性的基本内涵：（1）政府文明。制度追求与道德追求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关心政府的每一成员并实行人性化管理，通过民主的渠道树立政府的威信，通过科学的方法建立政府的信誉，有良好的政风。（2）发展环境优良。政府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与之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使政治环境宽松，经济环境良好，社会环境稳定，自然环境优良。（3）政府职能独立化。政府的基本职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职能是政府独有的。要使政治职能完善，通过民主与法制的手段确保一切民力得到正常发挥。要使经济职能社会化，通过建立多元的经济主体使经济成份的构成多样。要使文化职能丰富化，文化产品多样和多层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要使社会职能健全，最大可能和最全面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产品、提供人人享有的社会救济和健全的社会福利事业。（4）政府行为公开化。通过行政听政制度、行政采购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在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指挥、行政控制方面的一切政务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并逐步建立各级政府财务公开制度和各级官员财产公开制度。（5）行政监督透明化。通过对监督目标的选择把政府自身监督与其他监督主体共同监督结合起来，公开监督结果，提出改进措施，确保监督效果。

由于政府组织具有主导地位，政府组织的开放性可以产生不凡的意义。在组织之间，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工业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企业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在实现民主行政的进程中，实现从行政听政到行政财务的全面公开；实现从政府上网到网络政务的全面公开，公文开放浏览，通过网络虚拟办公解决实际中效率底下的问题；实现从人的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转变；实现政风的根本好转，建立公务人员平等、自由、民主参与公务的机制。显然，在这里，政府的开放性有两重基本价值：一是保证了有效监督机制的运行，通过规制与参与，确立“平行式”监督和“渗透式”监督机制。二是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零距离。

政府开放性以政府开放度为标准。衡量政府的开放度主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指标：制度开放指标、行为开放指标和开放进展指标。制度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制度有多少种可以公开和查阅，有多少种无密级可言，政策和规章有多少可以在公共场所（包括互联网）上公布。百分比越大开放度越大。行为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决策项目的公开数目，行政听政项目的公开数目和行政听政次数、人数指标和公众的评判指数，以及财务公开的数目。

政府开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开放性以不影响政府组织存在、不动摇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前提。无限度的开放性政府会失去社会价值，会导致全社会无政府状态。有限度的开放性会使政府陷入封闭状态。因此，强调开放性是强调政府开放性理性上的最大化，而非无限化。

过去有关开放性的理解十分片面，仅认为是政府组织的一种简单状态描述，是有关经济、法律、政策等各方面的数据，包括技术数据和程序数据的进一步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和简单的行政听政制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随着政府开放度的加深，开放性的内涵会更加丰富、深刻。

三、开放性与公共管理时代

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内容既不同与古典行政学时期，也不同与新公共管理时期，它要求政府以极度开放的姿态应对一切挑战。[*]公共管理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管理趋势日益明显，公益物品的供给、公共资源的利用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并且以提供公益物品、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权力分散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管理企业化和政府治理，这是传统状态下的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开放性是政府自治的结果，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开始，也只有在开放性的特征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任务才能完成。

公共管理时代是全球化时代和知识产业兴起的时代，开放性适应了这两大发展趋势。全球化带来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价值秩序冲击着每一个国家，给每一个政府以新的机会、挑战、权利和责任。只有开放性的政府，才能在这种冲击下获得新的机会，在各种挑战面前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依靠政府权力获得政府利益。知识成为商品和知识产业的兴起促使政府间、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加强。开放性政府就能够兼收并蓄，接受各类知识，同时使知识转化成经济力量。政府也因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变得文明和守信。这两大发展趋势顺应了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发展环境的要求，也确定了政府必须有的开放性特征。在问题的另一面，公共管理时代的政府面临着更多的动态性问题（dynamicquestion）、复杂性问题（complexityquestion）与多样性问题（diversityquestion），以开放性的姿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的要求。

开放性能够解决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内部关系问题。政府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需要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过程和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政府每一步行动都是各种关系协调、控制与选择的结果。政府的内部关系通常是不透明的，外部关系则是清晰的。在政府内部，政府统治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行为与目标的关系、组织与管理者的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极不透明的特点，政府自身利益分割上很难照顾各个方面，利益的侵占与冲突使得政府内部常常出现不应有的争夺与矛盾斗争，必要的妥协与退让很难做到。而在政府外部，政府与市场可以互补，建立政府生态的平衡运做机制，同时，政府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通过谈判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通过退让、妥协达到双赢。因此，开放性更强调政府内部关系的开放和透明、利益分割的开放与透明，矛盾的外化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透明，并由此使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沟通，最终建立“政府内部关系协调，外部关系顺畅”的发展模式。

开放性能够合理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国家总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是由公众委托的政府来承担的，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拥有最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社会领域，政府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对整个社会事务的安排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公共选择理论与委托人理论以经济领域为例，认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同时需要对方去干预和补救，但这种干预和补救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还是外在制度的安排？显然，是外在力量的作用，这种外在力量正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力量，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更有主动权和支配权。在一个封闭的政府里，政府不会自发地让位于市场的干预，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进行干预。一定意义上，市场的干预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只有在开放的政府里，政府才会让位于市场，并安排市场合理干预和补救因政府失灵而造成的损失。政府的开放性越强，开放度就越大，有效的市场补充越充分，干预越有效。因此，开放性是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解决政府与市场矛盾的一剂良药。在市场提供有效的服务的同时，一个开放的政府懂得自己应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情，即安德森（Anderson）所认为的：（1）提供经济基础；（2）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3）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4）维护竞争；（5）保护自然资源；（6）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7）保持经济稳定。[4]这样，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就会最终建立起一个“政府做，市场也做”的平等发展模式。

开放性解决了公共管理中政府的定位问题。在开放理念下，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就是政府组织的运行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总结、预算与人事七个方面必须是开放的，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规章制度和文件除过的保密之外，民众和任何社会团体的阅读、查询都是公开的和方便的。同时，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功能必须开放。政治的开放程度直接关系政治文明、政治稳定和民主价值的实现；经济功能的实现完全依赖经济的开放程度；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更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功能的最终完善；而社会功能的开放可以使更多的社会利益群体分担社会事务，最终减轻政府的负担。在开放理念下，政府的结构应该是透明的，尽管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结构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要素是应该清晰的。结构的透明有利于对政府运行成本进行监督，最终建立“透明政府”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

开放性有利于理解公共管理时代公共政策的实质问题。公共管理时代，公共决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政府为自身发展制定必要的政策，其二是为社会制定规范和制度，包括符合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使用的规范与制度。政府决策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与科学原则的统一，最广泛的民主意味着决策过程最大程度的开放，一切科学手段的采用意味着决策的正确率增强和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开放性的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的原则，可以充分吸收科学家的意见和采用最科学的办法进行决策，使决策体现公共价值的实质，即最大化地满足公共利益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建立“大家决策，大家参与”的科学模式。

开放性确立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对政府提出了“做表率”的要求。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利益的分享者，但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独霸和支配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开放性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最终建立平等的主体关系，同时更好地体现政府民主、回应性、公正、公平的价值。政府必须以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承担和拥有这一核心地位的，一方面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不仅仅以政府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兼顾社会各个团体，特别是不制定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政策，另一方面保证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政府是核心、更是表率，政府开放，其他社会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也应该适度开放，最终实现“全社会开放”的完整体系。

开放性有利于克服公共管理中政府自利性和非理带来的问题。政府自利性即政府公务人员依托政府肌体实现个人利益和政府内部部门官僚集团为实现部门利益而产生的自私行为称为自利性。政府能力弱化、权力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行政中行政无效果、行政灾害称为非理。[9]就运行过程分析，自利性和非理的产生正是由于政府封闭运转，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缺乏监督，搞内部操作造成的恶果。在开放性原则下，不仅可以提高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而且可以有效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过程，特别是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行为，同时，依靠开放的秩序和制度保证一切非理在发生之前就得到遏止，从而减少政府非理下的灾害发生，树立良好的政府威信。

最后，开放性推动了公共管理时代民主化进程。依靠良好的民主的基础，民主行政、民主管理的渠道愈加畅通，民主的结果更加有保证。同时，从经济领域入手改变忽视效率的作风，实现生产要素自由地跨越地域流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从政治领域入手完善政府体制，改变政风和党风，实现政治文明，实现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文化领域入手重塑政府道德，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树立政府威信。惟此，推动中国政府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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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晓林.政府行为“双重效应”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0（2）

TheOpenSpecialityoftheGovernment

篇(6)

创新型省份的基本特征，是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战略，不断加快科技进步与创新，在一些技术、产业领域形成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建设创新型省份要与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任务相衔接，充分考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现“六个更加”的要求。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达到定量标准。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多个创新型国家，其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都有明确的定量标准。而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因此，科技进步贡献率、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对外技术依存度等指标达到上述标准，是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基本定量要求。

二是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目前，从各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看，我省处在第二梯队的前沿，与第一梯队还有不小的差距。2004年，我省的区域创新能力排全国第5位，但评价的分值为41.19分，比第一梯队的上海、北京、广东和江苏分别要低15、13、8和7分，仅比第6、第7位的山东、天津高1.26和1.58分。因此，建设创新型省份，必须要实现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在全国位次的前移。

三是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创新型省份建设，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和重点。要紧密结合实际，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发挥特色优势，突出攻关重点，在有的技术领域、产业领域、基础性研究领域、原始创新领域等与全国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就浙江而言，必须在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上形成新的优势。

二、浙江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基础和差距

党的十六大以后，浙江明确提出建设科技强省的目标，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积极引进大院名校，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使全省的科技综合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十五”期间，全社会科技投入累计超过1000亿元，研究开发经费年均增长27%，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9%，科技综合实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分别居全国第7位和第5位，为创建创新型省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区域创新体系初步形成。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研发能力明显增强，目前全省共有国家级技术中心16个，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375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00个，累计开发省部级以上新产品803个，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560项，发明专利394项。公共基础、行业和专业、重点区域等三类科技创新平台基本建成，全省现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6个，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55个。开放型的科技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加强国内外科技合作，联合共建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组织实施了一批长三角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2.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活力不断增强。在全国率先开展科研院所改制，鼓励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支持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兼职创办科技企业。注重引进国内外大院名校、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目前浙江已累计引进中科院、清华大学、诺基亚、西门子、印度塔塔等国内外大院名校和大企业共建各类创新载体近300家。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目前，全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70件，中国名牌产品139件，分别居全国第1位、第2位。

3.高新技术和科技重点项目的带动作用明显提高。“十五”时期，围绕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实施重大科技项目254项，实施火炬计划项目1200余项；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组织实施国家级农业科技攻关项目186项、省级农业科技攻关项目620项、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星火计划项目1331项；围绕生态省建设和发展海洋经济、循环经济，组织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66项、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29项、省级重点科技项目205项。2005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超过400亿元，比2000年增长1.6倍；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3817亿元，比2000年增长17倍。

4.科技进步与创新的环境进一步改善。各级财政和全社会的科技投入大幅度增长，2005年全社会和全省各级财政科技投入305亿元和44.5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2.9倍和3.18倍。修订出台了科学技术进步、专利保护、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技术奖励、企业技术秘密保护等方面的多项法律法规，加强专利行政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切实推进知识产权开发和保护。重视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实施“151人才工程”，培养和引进一大批学术、技术带头人。

但是，对照创新型省份的目标要求，我省仍有明显的差距：一是创新投入不足。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偏低，2005年仅为1.08%，仍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对外技术依存度偏高，技术引进明显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的问题。目前，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63.6%，而全国为50%左右，发达国家多在30%以下。进口技术结构也不尽合理，在大中型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总额中，以设备为主的合同金额占93%，以技术为主的合同金额不足7%。而日本、韩国技术引进中以硬件为主的只占20%，以软件为主的占80%。我省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的投入比是1∶0.2，与工业化中期日本、韩国1∶5~8相比差距很大。二是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紧缺。我省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占人才总量的3.9%，低于5.6%的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等高层次领军人才数量均少于沿海其他省市。全省现有两院院士25人，分别比上海、江苏、辽宁、广东、山东少116、62、28、23和11人，国务院特贴人员2249人，分别比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少7751、4751、5117和210人。三是自主知识产权尤其是发明专利不多。我省授权专利总量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2位，但其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居多，发明专利总量仅居全国第7位，发明专利占专利总量的比重仅为5%左右，明显低于北京35%、上海15%，江苏9%、山东8%和广东6.5%的水平。四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和外向度比较低。根据科技部的评价，2004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为27.46%，而全国为43.38%，列全国第13位；2005年，我省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和出货值均列全国第7位，人均产出为36.4万元，低于全国46.1万元的平均水平。

三、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思路和重点

我省建设创新型省份，总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贯彻中央提出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为中心任务，强化自主创新意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培养引进创新人才，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让自主创新成为解决资源要素环境制约的根本途径，成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成为推进科技进步、建设科技强省的核心内容，成为抓住战略机遇期、争取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握好“五条原则”，突出“七个重点”。

“五条原则”：一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立足产业基础，发挥特色优势，突出攻关重点，鼓励原始创新，大力推进集成创新，重点强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二是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市场集聚和配置创新资源的基础作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有利于强化科技创新动力、激励科技创新主体的体制、机制。三是坚持开放集成，切实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注重引进国内外大院名校、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兼容并包，为我所用。四是坚持以人才为本，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形成创新人才辈出的局面。五是坚持以形成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在加强创新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解决好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七个重点”：一是抓好创新主体和创新平台建设。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有重点地培育和引进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居全国同行前列的重点科研机构，建设一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试验基地。加快建设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使之成为服务中小企业、提升块状经济和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办好网上技术市场，促进技术产权交易。大力发展各类科技中介组织，提升中介服务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水平。

二是抓好重点创新工程和“双千”计划。突出抓好一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力争取得重点突破，实现技术跨越。主要是组织实施好先进制造业、农业农村、生态省建设、海洋开发、社会发展、现代服务业、基础研究、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等“科技创新”工程。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双千”计划，“十一五”期间每年组织实施1000个左右重点项目，技改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三是抓好自主品牌建设。把推动技术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品牌大省”建设，充分发挥品牌整合要素资源的带动作用，加快创新成果的产业化，逐步实现由初级简单生产和贴牌生产为主向自主创新、自有品牌为主转变，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依托块状经济优势，积极培育和发展区域品牌，加快块状经济向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方向发展。努力创建若干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带动全省企业创新能力、产品档次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大做强品牌经济。

四是抓好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更具创新能力的人才。高度重视人才引进，积极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海外留学人员来浙江工作、为浙江服务。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更好地落实和完善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加大科技奖励力度，充分调动创新人才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实施“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和“创新领军人才计划”，努力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力争到2010年，培养和引进100名创新领军人才，1000名学术、技术带头人，10000名研究开发骨干。

五是抓好知识产权的发展和保护。建立健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和引导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力开发、申请、拥有专利技术特别是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推进专利技术产业化。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力争在一些优势领域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积极制定反倾销、反技术壁垒的应对性技术标准，鼓励企业提高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的比例，逐步形成先导型的地方标准化体系。

六是抓好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和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深化高校结构调整和科研体制改革，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鼓励发展民营科研机构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外方独资兴办的科研机构。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经费使用结构，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