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地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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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意义

选择“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与空间布局研究”为题，主要原因在于最近所参与的“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涉及到对长沙市公共文化设施体系的研究。通过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级配体系和空间布局的研究，结合长沙市中心城区现状，对其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综合评价，总结出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文化功能在空间上的发展规律，以便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促进薄弱地区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出改善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优化策略建议，进而引导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合理布局以及文化功能的合理定位。

2. 研究价值

中国快速城市化已经持续30多年，物质财富已得到一定的积累，人们已从只追求物质满足到逐渐重视精神层面的享受。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代名词，在以往的城市建设中往往处于不够重视的地位。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城市文化建设、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硬件支撑，其在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和改善人们的文化生活中都举足轻重。如何对各级给类公共文化设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如何让公共文化设施在空间布局中既便利人们的文化需求出行，又符合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本次研究结合城市规划空间研究的学科特长，拟将空间分析概念以及空间数据分析引入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研究中，希望能以此作为拓展区域城市规划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为相关地区的同类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1. 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1)从“文化政策”到“文化规划”的进展研究

20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国家陆续开始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许多城市面貌显露出了许多衰败的迹象——荒废的工业区、破败的港口区、废弃的老城区，并由此给西方城市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文化因素在规划理论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西方社会认为，要使得城市的发展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够取得突破，城市就必须塑造高品质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吸引高层次人才，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让城市开始重新展现活力。正是基于西方城市的发展背景和现实问题的驱使，西方社会开始了“文化规划”，并在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地区掀起了热潮。

mereer(XX)指出当时西方的文化政策在集中鼓励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通过专辟文化产业区，建设高档的文化设施项目等将城市营造成一个强调体验和参与性的文化消费的天堂。但由于产生的文化设施活力只是建筑在高档消费空间和消费阶层之上的假象，结果是破坏了原有的社区文化根底，没有所谓体现了当地文化生活的个性特征。因此，在这种现实问题的驱使下，西方开始重视文化规划。mills等(XX)指出城市规划中，要将文化融入到城市整体的发展思考当中，进而制定出综合的规划，需要进行扎实的研究。规划思想要从制“定文化政策”提升到“文化规划”的层面，从城市侧重于简单的建设大型文化设施发展到注重城市软环境的建设，完善设施的网络化建设，构建整体的宜居环境.robyndowlin(1997)指出盲目的迎合文化消费产业的大规模设施复兴建设，给城市带来的是短暂的繁荣，却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甚至还破坏了原有社区的文化根基perlo harveyst(XX)指出“文化规划”应该将城市文化特征的塑造同居民的文化需求联系起来，结合城市设计，通过对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城市区域的更新发展、公众对文化规划的参与，将规划设计艺术同人们的文化需求结合起来。

(2)城市公共文化的多用途开发

西方文化设施的多用途开发与建设最早出现于美国对文化设施的综合性布局与开发。斯内德科夫(XX)在他所著的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文化设施综合性开发的成功案例。例如纽约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发模式是通过将文化设施与办公室、零售、餐饮、娱乐整合，通过商业收入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这类建筑综合体的出现可以提升城市整体的环境。同时，也可以结合房地产开发将图书馆、音乐厅、展览馆等与其他设施整合在一个屋檐下，向基层社区阐述文化艺术的重要性。

书中还指出文化设施综合布局与开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开发过程，由于规模大，设计相关设施较多，各种用途之间需要相互协调，这就意味着开发风险更大。但作为城市经营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可以兼顾各方利益，促进一个区域的繁荣。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对文化设施的开发与建设非常注重保护本国的名族文化和社区居民的文化根基，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事业。政府出台大量政策保证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激发城市的活力，实现城市的复兴。同时也会尽力丰富基层民众的文化艺术活动设施，使整个社会充满文化艺术气息。对于西方国家100多年来对城市文化设施规划布局与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本论文对本国文化设施布局规划的研究。

2. 国内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l)侧重于现状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研究，特别是大城市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研究。

张秋景 (XX)着重分析北京市文化设施建设布局现状，将北京城市文化功能演进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从解放初期的50年代至7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至90年代、90年代以后至今。通过研究发现文化设施空间布局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并指出北京城市文化功能空间布局上存在着如下问题，包括政治文化功能突出，南北城布局失衡以及缺少表现城市文化功能的主轴线，同时对优化文化设施布局提出合理的建议。魏宗财(XX)等通过利用arcgis和spss专业分析软件，针对文化设施布局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目的是得出深圳市文化设施的分布特征，结果认为区际差异大，总体上呈现以特区内为核心，特区外为边缘地带的分布格局是其主要特征，进一步分析得出区域经济、人口分布、交通区位、政策等主要方面是造成现有分布格局的重要原因，最终得出了深圳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结论。段成荣(XX)主要通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参照国内和国外同类城市及相类似城市比较有价值的城市经验，指导宁波城市新区公共文化设施规划。论文主要选取了国内外较具代表性的大城市，分析城市中文化设施的建筑密度，最终构建出宁波市新区文化设施的配套指标。

(2)侧重于特定类型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研究，例如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文化设施。

于绍璐、张景秋(XX)通过对北京市博物馆、体育馆和展览馆空间分布现状和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并利用excel和maphifo作为主要研究工具，指出北京市这三类文化设施的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南北、内外和城区间差异。这些空间因素影响了文化设施的利用，同时还提出了非空间影响因素的概念，这两类因素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地区居民在享受文化设施过程中的不平等性，以及较为明显的供求不匹配现象。在此分析基础上，对北京市文化设施布局与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李国新等(XX)系统的研究了公共图书馆的规划布局与建设，从公共图书馆规划与建设标准的编制背景与主要作用、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基本原则、公共图书馆的规模分级和分级指标、公共图书馆的布局与选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布局发挥了科学的指导作用。

(3)与文化设施布局相关的理论也日益受到相关领域专家的深入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文化产业改革日益深化。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当下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受到文化产业布局的影响。王伟年(XX)运用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区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探讨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地域组织问题。刘展展(XX)以深圳市特区内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在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指导下识别了深圳市特区内文化产业在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主要包括:沿城市主要道路分布的趋势明显，与文化设施分布密切相关，区际差异显著，向商业中心集聚。在文中的最后得出影响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因素、文化设施因素、多样性因素、市场需求因素、交通因素、集聚因素及技术因素。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1. 研究思路

(略)

2. 研究内容

1 研究目的

借鉴国内外相关案例，分析并确定适合长沙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并进行设施需求预测，对其进行空间优化布局，探讨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模式，已指导城市各层次规划编制中对公共文化设施的落实。

2 研究内容

第一章 绪论

1.1选题背景

1.2研究意义

1.3研究方法

1.4研究对象

1.5论文内容与框架

1.6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相关理论研究

2.1相关概念辨析

2.2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第三章 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体系构建

3.1现行设置标准

3.2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的基本原则

3.3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分类体系的确立

3.4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分级体系的确立

3.5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体系构建

第四章 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分析

4.1总体目标

4.2设施需求分析

第五章 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研究

5.1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现状

5.2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现状成因分析

5.3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原则与方法

5.4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优化

第六章 结论

6.1 论文主要结论

6.2 论文创新之处

6.3 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四、课题在学术方面的创新和预期成果

1. 创新点

1)不仅在宏观层面，探索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符合城市总体战略要求，在微观层面，探索公共文化设施的用地布局模式，易于公共文化设施在规划中的控制与落实。

2)探索出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公共文化设施的设置方法和布局方法，并与用地结合，对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关于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和布局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2. 预期成果

2.1 阶段成果

1)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分析，理清脉络，界定公共文化设施的相关概念，形成对公共文化设施布局理论研究的文字。

2)分析长沙市公共文化设施现状，结合相关标准和理论研究形成关于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标准体系与空间布局的研究性文字。

3)分析《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材料和结论，形成以公共文化设施为基础的关于长沙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研究。

4)制作调查问卷，并实地考察、探访，并完成相关数据统计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2.2 最终成果通过整合以上各个阶段性成果，征询导师的指导意见，形成《长沙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设置与空间布局研究》论文。

五、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措施和进度安排

1. 研究方法及措施

1)调查方法

查阅文献。广泛查阅有关设施空间分布理论实践的相关资料及各类文献，为本次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

资料调查。调查长沙市规划局、文广新局以及相关部门的相关统计资料。 交流访谈。与城市规划建设、经济区划等学科方面的专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访谈，听取建议并指导。

2)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方法。运用数学或统计学的方法对文化设施进行量化评估，通过建立量化指标进行分析，主要通过spss16.0软件运用相关性分析来分析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与经济、人口的相互关系。

空间分析法。基于地理对象空间布局的地理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发现隐藏在空间数据之后的重要信息或一般规律，获取科学地描述和认知空间数据理解。

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法。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对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进行各种处理和有效管理，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同时运用arcgis软件绘制简单的示意图。

2. 进度安排

1)第一阶段

时间： XX年 9 月—XX 年12 月 内容：文献资料收集、分析和完成开题报告

2) 第二阶段

时间： XX 年 1 月—XX 年6 月 内容：完成调查问卷及其分析，完成论文初稿

3) 第三阶段

时间： XX 年7 月—10 月 内容：论文修改定稿

4) 第四阶段

时间： XX 年 11 月 内容：打印上缴论文

5) 第五阶段

时间：XX 年 12 月 内容：论文答辩

六、已有基础(分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已具备的条件、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途径)

1. 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在xxx实习期间参与完成《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并获得长沙规划管理局审批通过，成为相关地区控规修编的参考性资料。

2. 已具备条件

1)在xxx实习期间，接触了许多长沙市区的项目，了解了长沙市发展的动态和趋势，熟悉了相关规划设计的规范和城市设计方面的优秀方案，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和专业书籍。

2)xxx公司能拥有丰富的关于公共文化设施相关资料来支持完成这篇研究性论文。

3)《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中参与完成的图纸和文字。

3. 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途径

1)缺乏一些世界性的、全国性的数据，这个将通过咨询有关部门、查阅相关书籍并利用网络来解决。

2)缺乏对公共文化设施用地兼容性的系统知识，这个将通过认真阅读相关书籍和案例加以解决。

七、经费预算

八、指导和辅导、论文撰写(试验)的教师

九、指导教师意见：

十、教研室(科研所)审查意见：(对选题报告作出评价，提出是否通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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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编排

教师要结合阿坝州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具体条件来进行教材的编撰。由于茶文化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学，因此，要结合已有一些教材作为基础,选择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资料。教材：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茶艺百科知识手册》，和其他茶文化相关教材为资料，学校专职教师根据茶文化的相关资料结合阿坝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编撰，确保实用。

（二）教学设施

1.教学设施：多媒体演示配套设施、电脑、收录机、舒缓音乐等设备。

2.教学设备器具：茶具10套、玻璃杯若干只、各类茶叶若干、茶叶罐等。

3.教学场地：茶艺学多功能实训室、水磨映秀的羌芽基地、茶园、茶艺馆等。

（三）课程设置

茶文化的课程设置主要从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来考虑，课时的比例应该是1:1.茶文化理论讲解主要从茶的饮用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茶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融合以及充分利用茶的自然性，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和羌族的特定的品茶方式等对茶艺和茶道的重点介绍。比如：客来敬茶，茶与民俗民风，茶与歌舞及楹联，茶会，茶馆与茶艺馆，茶的传说；茶与水，茶之具，茶的山水情结及旅游，品茶与茶艺，茶与茶艺，茶与文学，书画艺术欣赏等；茶性茶德，陆羽《茶经》的哲学思想诠释，茶道与饮茶，名家与茶，中日茶道史实比较；茶文化之当代实践，茶文化和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茶文化等。除了理论教学，实践操作也是该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够熟练的掌握基本技能，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是否能够从容流畅的介绍茶文化的相关知识，旅游管理学生是否能够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资源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内容，因此学生在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需要到茶艺馆进行参观、学习各种茶叶的冲泡方法和茶艺的表演等技巧。学校还可以联系旅游公司让学生到相关场所进行顶岗实习，给学生充分接触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师资情况及学分计算

由于该课程的操作性很强，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活动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行为个性及交往中的表现形成对学生的认知，学生接受了教师行为中所暗含的信息，并根据期望的方向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学校安排一个茶道方面专业技能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对茶艺的欣赏水平和茶艺表演的展示会感染、带动学生的创造力，帮助学生创造自己的辉煌。该课程由于是新开设的课程，可以作为旅游专业的学生的选修课，在大二的时候开设，时间为一年，共72个学分。

（五）考核方式的设计

本课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分两部分，一是理论考试。这部分考核可以从平时的学习状态、课堂展示、学习心得、考勤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评定；另一部分可以根据期末检测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从茶文化的历史、茶的种类等方向让学生撰写论文或者开展课题研究。为确保论文的质量，提前四周布置论题范围，本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学生简要讲授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规范要求，规定完成的论文不能少于五个参考文献。其次是操作考试，这部分的重点放在茶文化讲解和茶道茶艺实际操作的考核上。两种形式的考核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定，以此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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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景观色彩；景观规划；秦咸阳宫国家遗址公园

中图分类号：TH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6-0053-01

0 引言

景观空间源于生存需求，发展于自身特色。目前各地的城市建设欣欣向荣，对于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城市在塑造城市独特形象上费尽心思。景观形象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视觉是第一要素[1]。色彩是附着于实体之上，体现实体功能、塑造实体形象的一种手段，因此景观设计免不了要考虑色彩的选取与搭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跨文化传播，源于人类共同特征产生的文化同一性和源于千差万别的人类生存环境所产生的的文化差异性，这两种相互交织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而地域文化景观更加注重于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文化差异性造就的景观特质。这就进一步需要将不同地理范围内的文化视觉特征进行提取设计。

1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1.1 色彩学 色彩学的这个部分涉及生理学、感知心理学，并且大量运用心理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色彩会因不同观者、不同条件而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引发出色感（冷暖感、胀缩感、距离感、重量感、兴奋感等，由此可将色彩划为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倾向）、对色彩的好恶（包括对单色或复色、不同色调的好恶）、色彩的意义（象征性、表情性等）、色听现象（即联觉）等问题。简言之，这部分主要研究在特定条件下色彩与观者的感受、情感的关系，它是以个性心理学的研究为基础的。

1.2 景观色彩体系 景观环境是一种更趋于自然，更多提取自然色彩的存在形式。地理学家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定义为一种表景象，或综合自然地理区，或呈一种类型单位的通称。景观设计学是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

城市景观色彩与城市色彩的概念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两者都包含城市的自然、人文及社会景观，但城市景观色彩涉及的范围比城市色彩要广，城市色彩只是强调城市外部空间中的景观，而城市景观色彩则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由于城市景观概念既可以指整个城市整体风貌，也可以指城市中的具体景物，因此“城市景观色彩”所指代的内容则可从反映整个城市色彩面貌的“城市色彩”概念到反映具体城市景物的色彩，即从抽象到具体，涉及宏观与微观，有一定的层次性[2]。

2 景观色彩设计的原则与目标

色彩属于心理与视觉艺术感受，景观色彩组合也应满足视觉与心理需求为原则。即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满足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性，色彩分区原则性。虽然视觉与心理感受有着不断变化更新发展的不稳定性，但是它也有相对稳定的方面。视觉需求相对稳定的一面是指人们的色彩观念常受到理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即这种观念与当地文化、风俗习惯、密切相关，不易变更。另一方面，在景观色彩的组合时，也应注意到视觉与心理需求不断发展、变化这一特点，以求景观环境色彩的组合顺应时代要求。

进行景观设计的最根本目的就是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的人居环境。在城市色彩景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的今天，城市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和社会负担同时摆在人们面前，如何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建立一个良好的城市环境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城市色彩景观研究的基本理论原则和目标之所在[3]。

3 景观文化中色彩提取与塑造的手段

3.1 研究区域景观概况 秦咸阳宫国家遗址公园基址位于泾渭新区南部，秦汉大道东侧，兰池大道北侧。北依五陵塬，南滨渭河生态景观带。向南通过横桥可达长安城。东西两侧为渭北商务发展带。是泾渭新区乃至整个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核心区。

地块内绿化状况良好，大面积的农耕用地视线通透，秦宫墙遗址内有一定数量的绿化种植和林地。散布多个村庄，乡土风味浓厚，但风格特色多样。

3.2 总体形象建构 在规划设计中，协调景观风貌之间的关系，并与规划分区结构相一致，重点突出遗址风貌景观，保留自然风貌景观。景观规划目标：①推进发展，刺激增长，依托秦咸阳宫遗址，打造极富秦风秦韵的特色商区。②多元融合，发展文化产业，打造休闲娱乐地带，营建促进和谐交往的动感空间。③重建滨水生态系统，构件泾渭新区低碳、节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人居环境。④保护和展示秦咸阳宫遗址，塑造泾渭新区大秦文化形象，形成大秦文化品牌。

3.3 研究区域景观色彩提取与塑造 秦咸阳宫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规划设计的色彩提取方式主要以借鉴和概括为手法，收集大量秦文化遗存的文物典籍等进行归纳，最终选定凸显大秦气势的黑色与深灰色为主色调，饰以深红与暗金色，借以挖掘代表秦风文化的色彩内涵，直观地表达出规划思想有的人文精神。秦代文化中的黑色是大量典籍中出现描述的色彩，此处的黑色不仅受到美学因素的影响，还深深地打上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烙印，进而延伸出鲜明的等级意义。

在夜景模式上顺型起光，用不同造型和色彩的光环境打造大秦盛世的繁荣景象。并在不同的分区采取不同的色光环境，同时强调当时“国”和“城”的概念，将色彩，灯光，形体，流线有机的融合。

4 结语

景观色彩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美学信息，在人文环境的保护和高品质的人居环境建设中发挥作用。色彩还饱含着城市丰富动人的文化情怀，对色彩主题的确定和恰当运用，可以使景观既有整体美感又散发个性魅力，把城市景观渲染成高质量的艺术环境[4]。景观色彩的提取塑造研究为今后的城市景观色彩规划提供有益的根据和参考，本文只是对此进行了一个实践性研究，在今后的多个课题和项目中仍需进一步修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毅柳.城市景观色彩设计研究[D].西北大学学位论文，2011.

[2]卢春霞.城市建设中的色彩问题一对扬州城市色彩的考察与思考[D] 南京艺术学院学位论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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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提交了论文55篇，大会宣讲43篇，历时3天共分14场次。本次研讨会将理论研讨与地方文化考察、民间音乐观摩表演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研讨会区域文化主题得到深度凸显。

一、文化地理：区域音乐新视角

这一板块称为“区域音乐研究与文化地理学”。张晓虹以《区域音乐研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意义》为题，强调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注重分析文化现象空间特征的学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居于乡音特点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区域特征和进行文化区划不可或缺的工作。强调打破学科畛域，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音乐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水平的提高。华干林在《扬州地域文化概览》中介绍了扬州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乔建中在《两点思考，一些问题——简议区域音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中说，区域音乐研究有丰富的音乐资料、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资鉴的优势，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劲”，较少关注大学科的新成果、新态势的不足。樊祖荫在《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强调，乐种研究是区域音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建议以形态研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至戏曲、器乐、曲艺、歌舞、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音乐人才等领域，研究视角从“分布状态研究”到关于传播变迁、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样化方向发展，学科意识日益增强，研究从自发阶段逐渐向自觉阶段迈进。谢嘉幸作了《音乐学转向中的地方音乐学构建——以北京音乐学的探索为例》的发言，指出哲学范式的变化使学科音乐学向实践音乐学转向，而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趋向于将分门别类的音乐学学科知识整合一体。作为“地方音乐学”构建，以中国音乐学院的“两会一节”及相关课题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北京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理论方法：学科凝练话题多

“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板块居于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型，规范话语显得迫切。项阳作了《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的发言，强调区域音乐研究中应关注国家存在，关注国家礼仪用乐制度，从整体意义上认知，立体化地研究区域音乐文化，既要辨析差异性，又要把握整体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分布与区域传承》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形势严峻，民间固有传承、学校传承、旅游传承、馆藏传承、创作传承和媒体传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华在《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中认为，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不同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哲学的张扬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必要前提。杨红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从空间级序、文化类聚、音声景观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出对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建构。孟凡玉在《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通过对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的探讨揭示区域音乐的地方属性。洛秦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提出，“音乐上海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该发言与谢嘉幸提出的“北京音乐学”南北呼应，引起强烈反响。刘永福在《“‘同均三宫’只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吗？》中认为，“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理论”；它不是“假象和错觉”，而是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中认为，应从世界整体和历史时空视角去审视、把握民族音乐现象。杨殿斛在《音乐民族志建构：中国家乡人类学的“写文化”》中说，家乡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构建是陌生化与熟悉化的结合，使音乐民族志“写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观”和“深描”的学科价值。

三、江浙音乐：江南文化论得失

第三板块是“江浙音乐与广陵派研究”，也是区域会议的特色，即以会议举办地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为主题。张美林在《扬州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说，扬州民间音乐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扬州音乐文化简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制定了扬州音乐长久的研究规划。邵萍在《扬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扬州栽秧号子结构分析》中说，扬州栽秧号子是扬州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扬州道情、清曲和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青在《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吴江派与吴江曲人徐大椿》中说，徐大椿在吴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论基础上提倡“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的创作理念。杨曦帆在《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中说，江南运河沿线是漕粮转运口岸、商业都会和民间游艺场所，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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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际商务的许多研究都作为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对立面出现。本文以中国纺织企业为基础，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按阶段进行，但并不必然依照国际化阶段理论的预期。

关键词：阶段理论；纺织企业；国际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10-06

一、理论回顾

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可以聚焦于验证企业国际化扩张的模式。关于度量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文献并不广泛，并且彼此各不相同，也很片面。所提出的模式通常是被观察企业行为的反映。例如，瑞典研究者发现了瑞典企业先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扩张的模式。Yip，Javier & Monti (2002) 确定美国企业国际化时采用如下模式，即先是加拿大、英国、墨西哥、德国、法国，然后是亚洲国家。加拿大企业国际化时先进入美国市场，后进入其它国家［1］。Davidson(1983)发现美国企业国际扩张时的先后顺序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德国、比利时、墨西哥和意大利［2］。

企业国际化的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在东道国投资的类型。Hennart & Park (1994)在研究了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投资模式后发现，绿地投资比起其他任何投资方式应用得更加广泛［3］。Stopford & Wells(1972)发现，当商业活动关乎跨国企业的核心业务时，相对于完全的自有资金投资，合资的形式则较少地被采用［4］。Caves & Mehra(1986)分析了138家非美国公司通过新建投资进入美国，而不是兼并或收购［5］。Gatignon & Anderson(1987)用三种模式分析了1 267家公司的进入决策，这三种模式包括完全自有资金投资和其他两种形式的合资［6］。就新建投资和合资而言，Kogut & Singh (1998)试图通过对跨国企业本国文化的研究来找出公司投资偏好的模式［7］。还有一部分学者强调某些行为变量作为国际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在某一时点这些变量的组合会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当这些变量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改变时，进入模式也随之改变，形成一个有时间性的国际化流程，就是所谓的建立链（establishment chain）。有些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会是渐进性的、从低涉入模式向高涉入模式发展（Welch & Luostarinen,1988）。

资源基础论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就是一种企业对资源配置与运用方式的选择。资源在国际化中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组织所拥有资源的多寡、资源的特性与资源的发展。许多研究指出，小型公司可支配的资源较少，因此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会受到限制；反之，规模较大的公司，拥有的资源较多且广，对于进入模式的选择空间更大，并更倾向使用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模式，例如设立子公司。研究者研究是否有某些特定的资源对于海外进入模式的选择影响较大。其中，人力资源是影响海外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若是缺乏拥有适当技术与知识的人才，国际营运会受到阻碍。另外，领导者也会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有研究显示，组织的进入模式会进入下一阶段通常发生在领导者替换时，有时甚至产生“蛙跳”的情形，越过数个阶段，直接进入涉入更深的直接投资。最后，国际化各阶段所产生的结果，会影响到国际化营运中资源取得与资源发展相关的决策，例如东道国的选择［8］。

本文将更多地关注Johanson, Vahlne以及欧洲的学者们一直关心的模式。这些研究者们关注的是本国企业向东道国市场具有个性化的扩张模式。之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二、研究框架

Johanson和Vahlne以单个企业的发展为研究中心，特别是聚焦于逐渐的获取、整合及使用国外市场和经营的知识，聚焦于对国外市场持续增加的承诺，以在Uppsala大学对国际企业的研究的实证观察为基础，提出瑞典企业通常以很小的步伐建立他们的国际化经营，而不是在某一时间上进行大量的国外生产投资，并进一步指出企业国际化应被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通常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二是企业经营方式的演变，最常见的类型是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此即为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Johanson和Vahlne通过对瑞典特种钢企业及造纸企业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描述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动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个决策的结果或事件的一个循环构成下一部分的投入。即国际化当前状态是解释下一个国际化步骤的重要因素。如下式所表达的：Δ1=f（1……），其中，1=国际化状态。

Johanson和Vahlne所考虑的状态方面是对国外市场的资源承诺，即市场承诺和关于国外市场和经营的知识。变化方面是投资的决定和当前企业活动的业绩。市场知识和市场承诺被假定影响投资决策和所从事的当前活动，这些又依次改变知识和承诺。在模型中，假定企业力求增加其长期利润，并假定等价增长。企业也努力使风险处于最低水平，这些努力被假定是企业所有层次决策的特征。考虑到这些前提和构成决策框架的经济和企业因素的状态，模型假定国际化状态依次影响投资决策和当前活动预期的机会和风险。

在Johanson和Vahlne关于国际化扩张模式的研究中，“模式”暗含着“区位选择”（Johanson &Vahlne，1977）。Johanson和Vahlne（1990）指出他们所观察的模式与区位和认知因素相关。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区位因素与认知过程完全不同还是两个因素可以混淆？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企业国际化时所选择的地理进入顺序是基于区位和认知因素，国际化决策是认知因素，感兴趣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区位因素。区位因素包括以地域为基础的方面如母国与东道国的特征、国外市场的距离和其它一些与区位相关的因素。在上面的例子中，国际化决策被看做是认知上的选择。无论如何，国际化倾向或许与区位相关。这个关系既可以通过社会因素如法律也可以通过民族因素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与某一个市场有很长的贸易历史，这种贸易遗产或许会植根于社会文化。相反，一个企业的位置可以影响到企业管理者对于国际化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按照Johanson和Vahlne的观点，区位与选择高度相关。

地理上的进入顺序的选择并不是Johanson和Vahlne所考虑的唯一问题。所考虑的其它问题包括“知识”和“心理距离”。知识包括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并且都受到知识的获得和传达条件的影响。这个定义考虑到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清楚地表述和理解的知识，也包括了另一范畴的知识，即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但在一些环境下不能系统表述或传达的知识。这种知识即是默会知识（Szulanski，1984）。知识的传递受到传递者和接受者的认知的影响［10］。知识的本质植根于地域，因此，很难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知识的区位特征也阻碍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来理解、传递和接受特定的知识。而人们认知的局限性或知识传递者和接受者的视野也会限制或影响知识积累和传递的难易（Cyert & March，1963；Szulansk，1984）。

Johansonh和Vahlne（1990）的研究从企业所拥有的关于外国市场、国际化过程和组织知识角度考虑了认知。他们的研究也考虑了母国和东道国的心理距离如何影响知识的获取［10］。优泼萨拉模型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被看做是企业走向国际化时所经历检验和错误的行为过程。另一个观点是企业所经历的是一个学习过程，并且通过学习获得关于国外市场存在的机会和问题的知识。新信息按现有的理解力、企业内部化过程、单循环学习过程进行加工，或者企业可以按照新知识改变企业内部化过程来整合新知识。之后的变化是双循环过程。第三个变化，无论Argris & Schon还是Johanson & Vahlne 都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个循环往复的学习过程。这是企业获得新知识、整合新知识的内部化过程。无论企业采用什么方法获得知识，研究显示多样化市场的不同对国际化知识积累产生正面影响。

Johanson和Vahlne（1977）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心理距离进行了定义。最初的定义是“阻碍信息在市场之间流动的因素组合”。后来的定义是“阻止或妨碍信息在潜在的或现实的供应商（母国）和顾客（东道国市场）之间流动的因素”（Nordstrom & Vahlne，1992）。这个概念最初由瑞典企业用来增加对国际化模式的理解（O’Grady , Lane，1996）［1］。Hornell, Vahlne, Wiedersheim-Paul在1992年指出心理距离对瑞典企业的国际化模式有实质的解释力。

心理距离有植根于它自身环境的区位特征。例如，我们通常认为亚洲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并存在距离。在决定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征时，区位是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它能够组成或影响心理距离的区位因素是教育、文化和产业发展。

心理距离也具备影响选择的认知方面的因素，包括教育、文化、语言和商业活动（Johanson & Vahlne，1977）。这些因素中有许多与人或与社会相关。例如，中国人讲汉语，日本法律有许多方面区别于西方的法律体系。

综上所述，区位和认知因素在心理距离中相互影响。教育、文化、语言和法律都包括区位和认知，每一个因素的程度依赖于所检验国家的环境。

选择也是由知识驱动的。当一个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它会构思与国际化初期不同的选择和战术。如果关于东道国市场的知识很难整理，那么获得信息的成本会很高。考虑到一个特定国家的知识的影响，距离只增加成本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最初的地区化、聚焦于收集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都与母国市场最近的东道国市场的知识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扩张时应先进入与其母国地理上最接近的国际市场。

假设2：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先进入文化上与母国最接近的国际市场。

假设3：随着企业关于国际市场的知识和经验的增加，企业将进入距离母国较远的国家。

假设4：中国纺织企业将根据目标东道国的心理距离，从最近的东道国到最远的东道国顺序进行国际化经营。

假设5：中国纺织企业将随着进一步的投资和市场适应而增加的卷入程度和承诺顺序进入国际市场。

三、研究设计

1．使用方法说明

根据本研究理论验证和数据的特征，需要一个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本文中，一些度量措施在两方面与参数假设发生冲突。首先，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大多数数据是按等级排序的序列，这表明数据不能被内在假定为正态的，进而，参数的描述方法不能准确地概括变量的信息。其次，一些变量的样本规模很小，考虑到比较小的样本规模，进而验证变量是正态分布的假定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检验的特征和数据的类型，本文将使用几个非参数方法，序列对比将是最主要的检验方法。

2． 样本

本论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主要是总部在中国、具有国际经营业务的纺织企业。为研究方便，本文以国家工商局提供的2004年规模以上纺织加工企业名录为基础，共有企业1 180家，国家样本的选择以霍夫斯泰德关于国家文化研究的样本为标准。

3． 变量

为完成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所需要的信息包括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扩张历史、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企业进入的国家数。下面对所需要的信息进行详细说明。

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是一个绝对变量，既然企业的样本限定于总部在中国的中国纺织企业，那么对每一个东道国的地理距离可通过计算两国首都的距离来测算。考虑到地理距离的定义和本论文的限定，测量应当是北京和东道国首都的距离。例如，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扩大它的销售到日本，那么日本首都东京和北京的距离就是本研究所指的日本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其距离是1 064海里。

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是一个无形的指标，因而不能直接测量。但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概念上的度量，本论文主要使用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模型对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测量。所使用的指标包括个人主义、男性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

关于国家之间心理距离的验证，本研究采用Nordstrom&Vahlne(1992)和Johanson&Vahlne(1977)关于心理距离的定义。这个定义需要使用母国和东道国的如下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的教育水平、贸易、语言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由于先前的研究没有为心理距离建立确切的维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用一个数字来定义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

经验知识与一个企业所拥有的有国际化经验的国家数相关，本论文采用一个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来度量企业的国际化经验。

4． 序列的确定

（1）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实际市场进入顺序

样本和变量确定之后，就可以为每一家样本企业汇编市场选择顺序列表

基于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的特征，可产生两个列表：内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和外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从1 180家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看，几乎所有企业都经过了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发展阶段，内向国际化以技术设备的引进、建立合资企业和技术合作为主；外向国际化目前仍以产品出口为主，少部分企业已开始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中，对实际进入东道国的总体排列顺序，可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计算：对于样本中的每一个国家，把每一个样本企业对其进入顺序进行相加，对没进入该国的企业统一赋值，本研究中，中国纺织企业进入的国家总数为33（剔除霍夫斯泰德国家样本中没有的国家），因此，对于没进入该国的企业赋值34，之后除以1 180，以计算出每一个国家的平均进入顺序指数，值越小，表明进入越早。以此产生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选择顺序列表，并与下面计算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各列表进行相关分析。

（2） 地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两个国家地理距离的确定可用两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来代替。首都间地理距离使用由三角学计算的真正的海里来确定，把经度和纬度结合起来，极坐标转换成笛卡尔坐标，方程如下：

X=RCOS（经度）×COS（纬度）（方程1）

Y=RSIN（经度）×COS（纬度）（方程2）

Z=RSIN（纬度） （方程3）

国家之间地理距离可以计算为：

R为地球半径。

按照各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由近及远进行排序以产生地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序列。

（3） 文化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国家之间文化距离的确定采用霍夫斯泰得维度来度量，文化距离是由Kougut & Singh定义的霍夫斯泰德维度的综合体。可用如下方程进行计算：

本研究中CDj表示第j个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第j个国家的指数，Vi是第i个维度的指数的方差，C表示中国，可按此方程计算各东道国对中国的文化距离并由近及远进行排序，以产生文化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的预期市场选择顺序序列。

（4） 心理距离视角的中国纺织企业预期市场选择顺序的确定方程

心理距离采用Johanson & Vahlne (1977)的定义。为了确定心理距离，可采用主成分分析。在Nordstron & Vahlne（1992）的研究中，心理距离的因子可定义为文化距离、教育、经济发展、商业语言和贸易，分别用文化距离指数、学生数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讲英语人口和贸易依存度等指标来衡量，由于讲英语人口各国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因此在本研究中，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代替。同时，各国人口数量不同，学生数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教育现状，因此，本研究采用成人识字率来代替。

（5）在本研究中，中国纺织企业的“知识”与管理者的国际化经验水平相等，用企业所进入的国家数来度量。之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距离对比。

5．数据来源

每一个企业的数据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得，包括公司年报、给企业主管的E-mail、对公司管理者的电话访问，及对企业的实地调查。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

四、结 果

在本研究中，对各序列进行简单对比是不够的，使用斯皮尔曼相关来检验序列的相似性是必要的。皮尔逊相关或其他相关模型的使用在本研究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本研究中各序列所提供的只是一个顺序的范围的数据，各数据间的间隔范围并不相同。我们只知道X1大于X2，但不知道大多少，因而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来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合适。之前对两个变量做散点图，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曲线趋势，因而可对其进行相关分析。使用SPSS12．0软件,省略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如表1。

关于假设3的验证，对样本企业进行聚类分析，为研究方便，在此，对结果进行重新定义，1=国际化水平低的企业，即本土的，样本数28；2=国际化水平中等的企业，即多国的，样本数为10；3=国际化水平高的企业，即国际的，样本数为2。考虑到由文化距离代替的国际化距离，使用SPSS12．0版软件对三组分类进行幂检验，省略分析过程，结果如表2。

最后，关于假设5的验证，在所调查的1 180家企业当中,在海外拥有生产设施的企业,全部按照阶段理论提出的顺序方式建立,即全部按照通过中间商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的顺序建立,没有一例是从纯国内经营直接建立的,另有23%的企业仍处于间接出口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纺织企业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

渐增加其市场卷入。

五、结论分析

经典的国际化阶段理论被假设为一个没有考虑到产业、文化或国家区别的普遍的概念，国际化过程的基本原则被认为是普遍的影响来自所有国家和文化的企业的经营模式。在这一点上，本论文的结果与经典国际化阶段理论有些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其它国家的企业国际化相比，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是在两个特殊条件下展开的：（1）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在竞争优势、外国市场的进入方式和所有权结构等方面与先发展型跨国公司有明显不同；（2）中国是一种过渡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逐渐转变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中国纺织企业与中国其它企业一样，面临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企业改革深化，另一方面，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使其在自己的本土上面对国际竞争。因此，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有它不同的特征和路径选择。本论文关于中国纺织企业的大多数检验都证明，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是两个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这是由中国纺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所决定的，也受制于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在市场扩张的地理顺序方面，内向国际化过程与经典理论完全分离。中国纺织企业内向国际化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是-0．009，P=0．489，即内向国际化的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不相关。但内向国际化市场选择顺序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系数为-0．518, P=0．051,即内向国际化与文化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另人惊奇的发现，对于其原因的探究必须获取这个特定国家的相关信息，这超过本论文的范围和能力，可作为本论文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中国纺织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可被认为遵循经典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发展模式。其市场选择顺序与地理距离相关，但相关系数并不高，为0．382，说明地理距离并不是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的很好的预示指标，而文化距离表现出是一个比较好的预示指标，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化扩张中，不管是内向国际化，还是外向国际化，都与文化距离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为-0．518和0．531。同时本研究还证明 ，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与心理距离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89,P值为0．395和0．347。 在假设3的验证中，组间均方1．645，自由度12，组内均方0．232，自由度27，组间均方远大于组内均方，Eta值0．936，R值0．711，说明进入国家数与国际化距离之间联系紧密，并且相关系数0．711，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当一个企业增加它的国际化技能时，它会进入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这个结果支持了国际化阶段理论。

本研究中，知识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而是遵循Johanson & Vahlne的理论，是关于一个国家的市场特定经验，通过对假设3的验证，我们只能说明市场特定经验知识与中国羊绒企业的国际化扩张相联系，并不能提供包括普遍意识和对国际化商业活动总体理解的知识与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按阶段进行，但并不必然完全遵循Johanson和Vahlne的理论，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心理距离并不是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中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果与国外许多学者关于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国际化研究结果一致。如Bell(1995)认为，小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没有必要通过“较近”的市场开始国际化，并发现在他的样本中，30%―50%的小企业不遵循国际化阶段理论；Knight，Bell和McNaughton认为，新西兰“天生的全球化”企业也不是以心理距离近的市场为目标；Lamb和Liesch（2002）研究认为，澳大利亚食品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以海外市场承诺的扩张和收缩为特征，而不是如国际化阶段理论所强调的随时间和经验的获得逐渐增加的承诺。也就是说，只要考虑到母国及产业特征的限制，企业国际化过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Andersen(1993)认为，理论必须要有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假设和约束。空间限制可以被定义为理论对于特定分析单位的约束条件，时间限制可以被定义为分析所考虑的时间。因此，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上不够严密，太过于一般化因而使研究不够精确，这是国际化阶段理论的缺陷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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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vidson，W．H．The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y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effec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3，Vol．11No．2．

［3］ Hennart，Jean-Francois．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Management Science，1994，Vol．37，No．4．

［4］ Stopford，John M． & Wells，Louis T．Managing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New York： Basic Books，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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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nomes-Casseres，Benjamin、Firm ownership preferences and hos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0，No．1．

篇(6)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地理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是介于国际贸易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没有太多深奥的理论，教材上的内容学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而且不断的有新的内容需要及时补充。在此背景下，论文在充分研究学生及课程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经验例举教学案例，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国际贸易地理》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它是研究世界各国(地区)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商品交换的地域分布和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属于社会科学，是介于国际贸易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这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是随着世界各国(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而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贸易地理主要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地区)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部分学生在中学学习世界地理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社会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人口地理环境等等。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开设国际贸易地理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部门结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分布与发展方向及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市场特点、商品结构和交通运输网络、风俗习惯、商业惯例等，以便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好的与对方融为一体，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服务。

国际贸易地理课程中没有太多深奥的理论，教材上的内容学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而且不断的有新的内容需要及时补充。所以，在国际贸易地理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特点，我把重点放在人文地理环境的学习上，在具体讲课时，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努力改变过去照本宣科，只重知识传授，不重启发引导，忽视创新的“填鸭式”教学方式。

一、积极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

一些访谈节目，如《对话》、《艺术人生》，收视率较高，深受观众喜爱，其成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内容紧贴生活实际，有“卖点”;二是形式新颖，适合人们的“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觉牵着观众“鼻子”走，让观众在谈笑中获益。如果教师有节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迹的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就要改革之前的教学方法，那么，互动式教学方法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所谓互动式教学，是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其优点有发挥双主动作用、体现双主导效应、提高双创新能力、促进双影响水平。我在教学中，在第一堂课，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国际贸易地理学以及该学科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我给学生一个主题—谈谈自己的家乡。首先，将学生按照行政区域进行分组，在小组中各成员相互交流汇总自己家乡的乡土地理材料，然后每组推选出一位同学发言。当同学们神采飞扬地介绍自己家乡的同时，我适时的对该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资源环境及经济状况进行点评，这样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并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最后，我在总结时将同学们介绍自己家乡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整理思路，联系国际贸易地理的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由点及面，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改变了学生认为国际贸易地理等于中学的世界地理的错误想法，引导他们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去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捕捉时事热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以前学生在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的学习过程中，较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是我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个内容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世界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在加速恶化，环境问题也和经济问题一样成为世界问题，教育学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今年上半年的教学中，刚好遇到哥本哈根气候环境大会的召开，我让学生每天关注大会的进展，并且让学生下去查资料，了解什么是温室效应、什么是京都议定书、什么是CDM以及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对世界环境问题的态度。之后，我专门用两节课的时间让学生畅所欲言，同学们不仅阐述了自己对当前世界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讨论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立场，同时也让同学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环保教育。

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保持与时俱进

由于我们使用的教材受出版时间的局限，有些内容和数据往往是三、四年之前，甚至更早。所以在备课时，应注意不断补充一些最新的资料。特别是对于《国际贸易地理》这门学科而言，更应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活力。比如讲到欧盟的时候，将其成员国进行更新;讲到美国汽车产业的时候，将因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申请破产保护的汽车公司作为重要的案例纳人到授课内容中。另外，将教材中需要更新的数据提前布置学生自己查找更新，当然，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也做好功课。

四、通过分类教学，提升学习效果

篇(7)

一、拓宽了对音乐传播特征性研究的新视野

对音乐传播特性的思考成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亮点，备受关注。这一点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曾遂今教授的《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及薛艺兵教授的《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两篇论文中，曾遂今的论文中对于音乐传播中的时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归纳出了音乐传播的四种模式：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和“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并揭示出音乐传播的“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及两种时空效应观念。薛艺兵教授从“声音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景观”这个新视角来思考，突破了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角度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sound scape）。他提出的“声音景观”这一概念在音乐的传播空间与历史流变中，对于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此外，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师张谦的《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及博士生陈镇华的《论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等论文对音乐传播在传播途径中的特征提出了新观察与新思考，拓宽出较新的观察视野。

二、丰富并呈现出对音乐传播思考多元化的新景象

在当代社会的音乐文化生活中，音乐传播作为一项重要的人为活动贯穿整个过程。音乐传播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会涉及到更多的内容。在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发言和分组讨论上就可以听到来自各方面关于音乐传播各领域的诸多表述，表达出更为多元化的理论思考。比如，在第一分组讨论会场，在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志安和中央音乐学院宗晓军两位老师的主持下，沿续第二届音乐传播论坛中关于艺术院校中“艺术管理专业教育与音乐传播和谐关系”的议题，会议代表们对几年来的艺术管理专业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思考。来自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的蔡丽老师和广州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的蔡美娟老师对艺术管理教学模式和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议题。蔡丽老师指出目前我国的艺术管理教学仍存在局限性，无奈的“拿来主义”只是单纯地借用经济、工商管理以及音乐、美术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拿来讲授，缺乏二者的良好结合，使得目前没有一套系统的、具有针对性的艺术管理教学模式应用于实际教学当中；其次是艺术管理师资力量的缺乏，依靠外聘专家来校开设讲座是不足以满足学生需要的。除此之外，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青年教师周烨通过《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一文对音乐编辑、音乐传播等专业的具体教学活动进行了生动的讲解。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及中国传媒大学的两位音乐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姚慧和韦杰分别表述了她们对国外关于音乐传播的相关译著的见解，强调了外文学术著作翻译及阅读的重要性。比较应时的论文比如天津音乐学院潘海啸的《3G音乐手机传媒――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音乐媒介诠释》、天津音乐学院传媒与文化产业硕士生姜萌的《唱片封面设计的视觉构成要素》一文、武汉大学程晓婷的《Web2.0时代的网络音乐传播》、天津音乐学院教师赵良云的《浅析中国婚庆演出市场》等文章从音乐传播的实践应用层面进行了多元化思考，立题新颖，具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