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代历史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关键词：洛阳纸贵，抄书现象，抄书精神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这个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学者抄书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晋代抄书现象十分普遍，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现象及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抄书人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①。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产生之初的抄书人，有着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其次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抄书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充当这种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佣工”。再次，抄写内容是记载“圣人之言”的“天下良书”。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此时儒家思想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第四，抄写不仅为抄书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其入仕准备了条件。抄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对于一般的浏览，持续不断接触典籍的抄写活动在加强记忆的基础上，会给人以新的启发。苏、秦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写员而成为战国时期自成一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与抄书的经历不无关系。第五，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中国。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然后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有了一些关于抄书人和抄书现象的记载。《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太平御览?李合别传》记：“（李合）常以佣书自给”。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后汉书?列传六十六》说：“（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桓子新论》说：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晋代，纸替代了简牍、缣帛，开始普遍使用。史载，东晋崇德太后令曰：“临纸悲塞，如何可言。”② 西晋名将刘锟（271—318年）面对圣旨，“伏纸饮泪”。③可见当时纸张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书写的必需品，就连圣旨也写在纸张上。鉴于纸作为书写材料的诸多优点，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代晋自立，并下令：“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④另外，书写工具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创新。晋代，一种优良的毛笔产生，它的笔头由紫毫兔毛制成，笔锋较短，坚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采自天然的墨先比质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产制作技术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国魏时书法家韦诞发明的“一点如漆”的优质人工墨。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进，使抄书人队伍迅速扩大，抄书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后汉书?班超列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拾遗记》记载：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记载：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后汉书?列传六十六》记载：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写书自给”，后来官至奋武将军。《梁书?列传第二十七》记载：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入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北史?列传第三十二》记载：崔亮(生卒年不详) “居贫，佣书自业”，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士。《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后来官至尚书中国。《南史?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后来官至孝昌相。《魏书?列传第四十三》记载：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高僧传?释僧肇传》记载：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因为抄书业在社会领域中地位的提升，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入仕途，成功名外，也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长期临写汉字，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人称“生员”。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抄书人摆脱了人身的不自由。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出现了出售自己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珽。

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经过抄书人的不断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⑤的苏秦、张仪，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零星地存在着，仅仅为了特殊用途，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然而，抄书人所具备的“抄书精神”却沉积下来，对社会影响至深。

注释：

①⑤（晋）王嘉.拾遗记?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②晋书卷八

③晋书卷二十六

④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墨池编卷六

篇(2)

［关键词］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微课；教学

开放大学是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为依托开展的远程教育，这种教学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分离，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听课，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微课教学异军突起，成为远程教育中一股新兴力量，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积极开展微课教学。

一、开放大学与微课

（一）开放大学的概念

开放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远程教育的教育部直属部门。它以新型的教育媒介为基础，有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针对有学历的，一种是针对没有学历背景的。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模式有很多优点，对高校教师教学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了教学内容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突破了教学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限制少，教学门槛低，给一些没有学历背景的人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二）微课教学的概念

微课教学是指按照新课标和教学的要求，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记录教师在课堂教学上针对教学重点、难点的讲解，同时还兼有有关课题的教学设计、课程总结以及课后练习等。微课教学内容更加凝练，重点突出。微课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给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强烈的冲击，开放大学之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的教学资源中，一些课程知识陈旧、教学观念落后，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育形式在很多地方都落后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及时做出调整和改革，重视并引入微课教学。

二、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开展微课教学

（一）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

从古至今，在传统的教学观念里，都是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传授了什么，学生就接受什么，长此以往，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显现出来，学生没有自己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思维发散的能力得不到训练，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一种新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众多专家学者中的讨论越来越烈。这种教学模式以学生自学、自己探索为主，教师起辅作用，给学生答疑解惑，引导学生去感悟、学习并且总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重视教学方法

开放大学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对汉语言文学的设置要有与之相符的高度和深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重视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优化文学内容的选取和设计。针对文学作品的教学设计，可以以作品所在的时代背景或者是作者的背景为切入点，然后从作品的主题、故事构架、风格以及对人物的塑造等多方面展开。最终教师在对这些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教学设计的时候，要注重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使整个教学过程不死板，降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难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网络视频是微课的核心传播方式，要求教师做的网络教学视频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讲课的过程中，学生以提问的方式与教师进行互动，教师及时答疑解惑。在整个教学结束后，学生自主在视频下留言，对这节课的评价，指出其优、缺点，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更加合理化的建议。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评价，对优点之处，在以后的教学中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不足之处，要虚心改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设计，让教学设计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更能为学生服务好。

三、开放大学开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

开放大学开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要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对教师，有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与传统教学相比，最大差异之处在于学生与教师的平等关系，学生可以自由对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评价，指出其中不足或者需要改进之处，这有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对学生，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积极加入对学习的探讨中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综上所述，关于开放大学汉语言专业发展微课教学的设计，符合时代教育发展的潮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微课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让微课教学的传播更加广泛，降低了进入门槛，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黎加厚.微课的含义与发展［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3（4）.

［2］吴晓辉.探析微课程在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应用的意义［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3）.

［3］胡铁生.微课：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11（11）.

作者:白芳芳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宁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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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文化自觉 海外汉学 中西文化 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05-05

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领域，一系列海外汉学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著作问世。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1] （P6） 不过应该看到，西方汉学若从16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算起已有400年的历史，若从“游记汉学时期”算起就要更长，而日本汉学（中国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传入算起则有更长的历史。因而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究来看，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然不过是刚刚起步，许多问题、许多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李学勤先生多次呼吁：“国际汉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家几百年研究中国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2] （序）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呢？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了解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方法来评价这种学问？如何和这些近在东京远在巴黎和纽约的外国同行们对话和交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搞清这些问题比研究汉学的一个具体问题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在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科对象与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

如果将域外汉学（中国学）史作为一个学术的对象来把握，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国外的？汉学家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传到他们手中的？他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的译本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原本的中文文献还是翻译的文本。

首先，中文典籍的外传，构成了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正如严绍T先生所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基础性研究，就必须以原典性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所谓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1] （P6）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中文文献在西方的流传史，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其次，西方大多数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结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汉学家们所得到的翻译的文本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上对《四书》的翻译就有罗明坚的译本，有柏应理的译本，有卫方济的译本，有理雅格的译本，有卫礼贤的译本，有陈荣捷的译本。这些译本由于时代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达的《四书》的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认真摸清中国典籍的外译是进行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对传教士的早期拉丁语译本的梳理和研究，虽然困难很大，但从学术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说，是应该去做的。

如果这样从学术上掌握汉学的知识来源，我们就必须进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汉学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华传教士的活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费正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入华的传教士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因为入华的传教士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双行道上,“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3] （P121） 不了解传教士我们就弄不清他们向西方所介绍的中国形象。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

海外汉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作为一个学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我们今天在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时应对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讲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献、训诂，后者注重现实；前者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刘东所说：“汉学一词在现代亦必衍生出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称‘一切在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汉学’（Sinology）一词则与以现代方法研究现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对，仅仅指以传统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4] （P128） 这种划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对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我们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

但这两种名称告诉我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对其学术史的流变和发展有一个了解。对待域外汉学（中国学）仅仅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是不行的。“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2] （序） 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1949年前对西方汉学通史的研究有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汉学之研究》，近年来有了一两本国别的汉学史著作，影响较大，受到国内外学者好评的是严绍T的《日本中国学史》和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何寅与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是国内目前较为详细的汉学的通史性著作，此书有开创学科通史之功。汉学（中国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有师承的传递和各个学派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判定一个汉学家在本国学术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学术思想的来源和背景，很容易闹出笑话。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汉学（中国学）成果介绍到国内，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1]（P14） 从西方汉学史来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而又深入的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就无法解释“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巨大变化，无法解释从费正清到柯文这种学术路向的重大转变，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到这种学术转变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无论是判断一个汉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还是从整体上理解汉学（中国学）的演变，没有学术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比较文化的视角是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海外汉学（中国学）虽然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西方汉学（中国学）其实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这样汉学和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表现在内容上，无论是传统的汉学还是当代的中国学，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异，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汉学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这样，在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就必须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许多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中国学）”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大加赞赏，认为有水平，对其“异”的部分则大加批评，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误读”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不能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汉学（中国学）。

母体文化对汉学（中国学）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有很大的影响。从实证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域外汉学并非像赛义德所说的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影响下，成为一种毫无可信的语言的技巧，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就西方汉学（中国学）而言，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获得了大踏步的进展。“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中传教士已经开始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开始了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是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的一副浪漫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娴熟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汉学家也很难和其相比。特别是到“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的，我们只要提一下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就够了。这点我们在下面论述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史时会讲到。

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5] （P260） 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应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汉学的实际情况。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在知识的内容上肯定是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的。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西方汉学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平心而论，赛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这是对的；说东方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赛义德所提供给我们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的东方学的方法是对的，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因为不能因西方东方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就完全否认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以传教士汉学为例，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这种心态对他们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们仍然提供给了欧洲一些准确无误的有关中国的知识。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对西方汉学（中国学）中的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中国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影响我们的恰恰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所以，不能把海外汉学（中国学）中的研究完全归为“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和抛弃。

如果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就会看到汉学家区别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主要地方是他们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开创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了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蚁壬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100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是这两年才开始注意这种方法的。宗教学界的学者们只不过是将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他们今天也仍不知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和宗教学在对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重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极大启示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20世纪涌现出来的意象研究，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主题学，文类学，风格学，叙事学，甚至女权主义，混沌理论，文化理论等等，举凡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派上用场”。[6] （P11）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汉学方法论的后尘。

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探讨中国文化的影响史

如果说，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各国东方学的一部分或地区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一种学术形态。但汉学作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也在世界各国的思想与文化中产生了影响，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从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写下了各种形式的文字，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入了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这些人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他们和中国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汉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层面。因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则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为自己的理论创造时。英国17世纪的学者约翰・韦伯从来没来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论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你很难说它是不是汉学著作，但其影响绝不低于任何一本汉学的专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诗人庞德，德国的荣格等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钱钟书在英国时所写下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名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在做汉学（中国学）研究时所必读的书。在这个方面，赛义德的理论给了我们解释的支点,“东方学现象是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应该用来代表整个西方”。 这是说西方为了确定自我，拿东方作为非我来做对照。“东方代表着非我，相对这非我，西方才得以确定自己之为自己，所以东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过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给定因素”。从18世纪的中国热，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到19世纪中国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国家，一个停滞的帝国，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国一直是作为西方确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断的变换者。

汉学（中国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同”――汉学家们为我们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特别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实，它的魅力更在于“异”，在于跨文化间的“误读”。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汉学研究的天然盟友。如孟华所说：“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我对汉学有着一分天然的亲近感和学科认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 （P7）

以上几点都是从域外的角度来看待汉学（中国学）的，即它发生的历史，它本身的学术史及它在本国文化思想史中的作用与价值。但在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这种发生在域外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我们本土的中国学术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有什么价值和影响呢？

五、在与国学的互动中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海外汉学（中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儒莲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夏德、钢和泰与，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钢和泰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8] （P4） 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里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8] （P166） 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8] （P139） 其实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了传统的小学，而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本土的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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