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人口经济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 初创时期的人口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忠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层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张国平.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4）：101-104. 

[4]张文贤.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6-10. 

[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7]李涌平.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5，（5）：35-39. 

[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12]张新平.循环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理性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8，（9）：27-31. 

篇(2)

一、问题导入

读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示意图（如图1），回答以下问题。

（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大致有哪些人口发展模式？

① ② ③ ④

（2）a、b两曲线，哪条是人口出生率？哪条是人口死亡率？并说出理由。

（3）据图分析，从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到传统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4）在图中画出人口自然增长率最大和人口总数最多的两个时间点。

（5）从传统型模式到高―低―高模式的转变，又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二、问题分析

这是运用湘教版教材地区某教师导学案上的一道题。此题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原始型、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习题中②是传统型，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口增长模式，具有高死亡率的特点，但在图中可以看到，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后期，人口死亡率已很低，大致是1.5%，具有低死亡率的特点，显然②不是传统型的人口增长模式。为什么此图人口增长的四个阶段与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阶段不相适应？它又是什么样的人口增长模式？命题者为何将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模式与此图相对应？

三、问题辨析

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学说，是在20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西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学家，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也不同。不同版本的地理教材，选择了不同的理论。下列三图为三种不同版本地理教材的人口增长模式图（如图2、图3、图4），是来自不同人口经济学家的人口增长转变理论。

1.诺特斯坦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弗兰克・华莱士・诺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于1945年发表了“人口――长远观点”一文，将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高增长潜力、转变增长和早期下降。并将空间上的三种模式拼接为时间上依次发生的转变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死亡率是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阶段，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第三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且出生率的减退趋势相比死亡率较稳定。

人教版教材将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原始型、传统型和现代型三种。教材没有直接阐述三种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只是认为“历史发展表明，人口增长模式是由原始型向传统型，继而向现代型逐步过渡”。因此从其图像表现的特征来看，人教版的人口增长模式采用了诺特斯坦在1945年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

诺特斯坦在1953年发表的《人口变动的经济问题》一书中，更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死亡率下降是经济现代化促进医学进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结果。把人口转变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工业化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但死亡率上下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第二阶段为工业化早期，死亡率开始下降，出生率基本不变，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第三阶段为进一步工业化时期，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很高；第四阶段为完全工业化时期，即现代社会（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死亡率和出生率都降到很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

中图版以“阅读”形式，介绍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特提出的“人口过渡”理论，对人口发展变化作了很好的概括。图“1-1-3”将人口发展模式分成四个阶段：原始低增长阶段、高增长阶段、增长下降阶段、低增长阶段，并用芬兰的人口变动过程诠释了四个人口发展模式。中图版教材明确指出采用20世纪50年代诺特斯特提出的四个阶段的人口增长模式。但中图版的增长下降阶段，出生率显著下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慢，因此属于增长下降阶段。但诺特斯坦认为第三阶段是“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中图版教材的观点又与诺特斯坦的理论相悖。

湘教版教材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模式，其中将“高―高―低”模式又分成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和传统人口增长模式。文中介绍了三种人口增长模式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其特点的描述类似于诺特斯坦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与人教版教材选择的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一致。由于湘教版教材中没有图形文本，笔者推测，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意义不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包括了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过渡型”。

2.金德伯克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C.P.金德伯克（C.P.Kindelberger）和B.赫里克（Brace Herrick）在其《经济发展》一书中，也将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转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死亡率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变动很大，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亡率波动极大。第二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卫生支出的增加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保持在原有水平，二者差距扩大，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增高。第三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由于卫生支出的收益递减，死亡率速度放缓，出生率同样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第四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均衡，进一步降低死亡率越来越难，出生率也很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零。

台湾地区高中地理教材中将人口增长模式分成四个阶段：高稳定阶段、早期扩张阶段、晚期扩张阶段和低稳定阶段。认为高稳定阶段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力不高，医药卫生水平低，环境负载力小，死亡率常因传染病或天灾而有波动。早期扩张阶段，因为科技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同时出生率仍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晚期扩张阶段，因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节育观念普及，出生率下降，增加幅度渐趋缓和。低稳定阶段，现代社会生育观念转变，育龄人口不愿生育。

四、结论呈现

20世纪初，随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人口转变理论除上述观点外，还有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德尔费・兰德里（Adolphe Landry）、美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Vaughn Thompson）、英国人口经济学家查利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er）等学说。不管何种理论，都是在欧洲工业化背景下诞生的，因此，生a力水平被认为是影响人口转变理论的动力因素。人口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先导致死亡率下降，再是出生率下降。从时间上看，都认为原始社会是高出生、高死亡的人口增长模式；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先出现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人口转变的重要动力，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关键。

人口增长理论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归因于出生率下降之前死亡率的下降，但也有例外，如19世纪的法国，却不存在滞后现象，而是出生率先下降。人口转变论的社会文化论者却不同意经济论观点。列思泰在《论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和《西欧一个世纪的人口与文化变迁》中强调文化的影响。1987年芬德利夫妇在“第三世界的人口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人口转变理论难以适用于第三世界。尽管如此，人口转变率的基本观点对研究世界各国人口发展变化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

五、教学建议

篇(3)

摘 要：当前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突破口在定居。而收入水平偏低、保障房定位不准确以及户籍和土地制度问题是我国农民工定居面临的主要障碍。农民工定居的政策突破在于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进一步推动户籍等制度和城乡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保障性住房产权制度。

关键词：农民工；定居；房屋产权；土地产权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163-04

一、研究背景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我国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时间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亿。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制度壁垒的制约，多数进城农民仍然无法实现城市定居；在子女教育、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未能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社会融入远未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目前已经开始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以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指1980年之后出生）为供给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形成。据200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民工监测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当年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已占到58.4%,规模已经达到8487万人。相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行为特征，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在城市定居的强烈意愿。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住有所居”是“十七大”报告传递出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与期待，拥有稳定的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消除漂泊感的重要条件。当前，围绕就业、定居和社会融入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也从推行义务教育、建立劳动预备制度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入手，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其劳动力市场竞争力，保证其获取较高的工资报酬；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为其提供公平的就业平台。在广大农民工已经取得较为长期的城镇就业岗位的基础上，定居以及社会融入问题就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突出问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现状调查分析

成都市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常住人口为1404.76万人（户籍人口1142.6万人），其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300万人以上。成都市是四川省内人口的净流入地区。流入的省内外农民工主要是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作。据统计，2009年成都市“80后”、“90后”的新生代劳动力已经占全市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成为新增市场劳动力的主体。

据对成都市部分区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目前的居住条件现状调查发现，与城市人口居住来源多样灵活的特点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工作性质与收入的限制，其居住来源较为单一，且呈现出与所从事的行业较大的相关性。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来源的调查中，从事加工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主要为员工集体宿舍，这是因为这些新型的开发园区多处于市郊或区县，为了吸引居无定所的青年外出务工人员与节约时间成本，多采用提供集体宿舍的方式。从事餐饮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来源多为工作地点附近的一般出租屋，从事建筑业的住房来源多为临时工棚，适应其工作地点的流动性。

在调查中，我们将住房来源分为员工集体宿舍、廉租房、借住亲友家、临时工棚、一般出租屋、自购商品房六种居住来源类型。其中，一般出租屋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居住来源，占38.7%，其次是集体宿舍，占12.9%。此外，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渠道多为公开招聘与亲友、熟人介绍等方式，人际网络支持仍然是其进城打工的主要保障。借住亲友家（8.2%）就是这种方式的主要表现。

调查表明，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环境普遍较差。为了节约开支，其大多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处，功能布局紊乱；建筑物错落密集、建设质量粗糙低劣、居住条件简陋不堪、建筑景观杂乱无章的问题和现象也比较突出。由于缺乏服务和管理，往往成为滋生犯罪的场所，同时与城市居民几乎陷入隔离，对其融入城市生活造成一定的障碍。如成都市外来农民工聚集地一般都在三环路以外的城乡结合部，或郊区、县的一些镇、村。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设施有较高需求。居住设施是反映居住条件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作为最基本的居住设施标准，“三通”实现率较高，其中通水为85.6%，通电为94.8%，通气为753%。但仅仅实现“三通”已经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配套设施需要，对于独立卫生间、厨房的需求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有了更高的居住条件追求。

被调查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整体不高，其对居住满意度为20%左右。被访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1.8%对现住房表现出不满情绪，新生代农民工更追求居住的质量，对住房的要求更高，这反映出我国现阶段对农民工住房的解决依然乏力。同时，也有36.1%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现住房满意度表示一般，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无奈接受。

篇(4)

【关键词】土地产权明晰 农村人口流动 均衡状态

一、土地与社会发展简述

（一）农民和城市居民对土地依赖程度不一

农业经济体中的农民更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和生活，即对农民来说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而城市居民对土地则没有农民那么依赖于土地，因为土地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就局限于住所和娱乐，对他们的生产则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其收入来源可以不经过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就可以得到。

（二）土地产权明晰、农村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

土地产权的不明晰会对农民收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收入，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发展经济学人口流动模型所阐述的，当这种收入差距拉大之后，会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盲目地向城市转移。而城市在一定时间内由于本身内部还存在经济波动、要素短缺、经济体制等等制约因素所导致的城市居民失业，现在加上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这样城市总失业人口增加，久而久之“城市病”由此而生。

如果土地产权明晰之后，农村经济将会形成规模生产，之后又为农业的其他产业链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基础，农村同时会出现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和与城市相似的服务业。农村人口不仅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提高，而且由于土地产权明晰之后，农民知道土地是自己永久拥有的资源，如果不把这种资源效用最大化将是一种损失，届时土地则紧紧地将农民束缚在农村。而此时农村的剩余人口因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经济体内部得到解决，农村人口就不会盲目地流向城市。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我国的国情是人口数量多，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素质与能力差异，国家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全吸纳全社会的劳动力等事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只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之上，可以缓解短期内的社会经济压力，但对于长期来说，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未来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将会更大。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城市工资或与农民生存收入工资、预期工资、农业平均固定收入的比较，简言之，都是将“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比较。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很多，比如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价格提升，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等等，文章从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要素土地产权明晰的角度来探讨农村人口流动。

三、我国的土地产权明晰

现阶段，我国土地制度是指在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的家庭承包制。我国的土地所有权不能私有化，因为一旦私有化在城镇化中便会造成城市人口集聚膨胀，超过城市的交通、公用设施住房和环境的容纳能力，导致多种多样的“城市病”迸发。

针对我国现实的土地产权制度，文章中指的土地产权仅仅是指土地他物权。他物权是指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或享有的权利。而我们在本文中谈到能够影响农村人口流动的土地产权只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文章认为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明晰现在还存在两方面的模糊：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年限以及农民是否可以续承包权。《物权法》规定承包期届满，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但有两点并未明确：一是“国家有关规定”是指现有的还是指期满后当时的规定，法律并未说明；二是续包的土地是否是现在承包的土地，也未说明。

如果农民永久拥有土地承包权，那么他自然首选利用土地，并可以长期激励农民改善土地质量并提升农业经济，达到自己和社会的最大效益，从而避免了农民“肆无忌惮”的涌向城市。

第二，土地承包权的范围。《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只有是村集体的成员，才可以取得土地的承包权。这将会带来土地承包权的流转障碍，假设我们设置这样一种权利，即土地承包权的所有权。明晰土地承包权之后，农民就拥有承包权的所有权，此种所有权不能够出售，仅能将其租借出去，这种产权的明晰既保障了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的收益又防止这种产权的流失，农民收入得到保证，减少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四、土地产权明晰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

在上述产权的制度安排下，大量土地将集中到农业生产主体手中，农业生产商将进行集中管理，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扩大规模生产，充分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这样农村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农产品价格降低并且对工业部门发展又会源源不断地供给生活资料所需，从而降低工业部门生产成本，刺激工业部门扩大生产，工业部门经济不断发展之后，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工业部门产品价格也会下降。

农民此时的租金收入也会不断提高，加之物价的降低，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最后使得农民收入与城市工资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缓解了因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而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土地产权的明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完善了农民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诸多社会服务措施，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以工业经济为代表的城市会“反哺”农村，但农村还是主要依靠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得到发展，加上农民也是被“捆绑”在土地上，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样使得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之间隔而不绝，城乡之间的要素可以自由流通，在这过程中，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同时农村的人力资本又是提高了的。

参考文献

[1] 徐增阳，陈玉华，吴小艳.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J].调研实践，2007（7）.

[2] 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段成荣.关于当前人口流动和人口流动研究的几个问题[J].人口研究，1999（2）.

[4] 黄祖辉，等.我国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篇(5)

Abstract: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control by many factors,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did not affect the basic factors such as, but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is still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micro-economics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the population's point of view, the 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and changes that may occur are discussed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金融危机 计划生育 生育成本 文化素质 对策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sts; and cultural quality; countermeasures.

作者简介：王浩，1962年生，安徽省阜阳市委党校讲师。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115-02

去年开始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中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到了严重“创伤”，接踵而来的企业倒闭、裁员或放假，导致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失业或提前回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全国五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的安徽省阜阳市，有32.7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还没有找到工作，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14.5%。这一数据与全国1.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其中有2000万失业返乡的统计数据颇为相似。

农民工的大量失业，除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外，也会给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这个问题分析之前，先来看两个统计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低。

从表2可以看出，颍上县从1989年至2003年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逐步地下降。

表1、表2的统计结果说明，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率普遍提高，工资率上升，工作可以带来更多收入，于是时间价值或时间的机会成本上升。时间价值上升时，父母感觉到若多要孩子，家庭收入损失太大，随之而来的是自身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一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宁愿在市场上获取更多的收入，而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父母在家庭中的生育决策，主要通过对孩子生产的成本――效用（收益）的分析、计算、比较，选择的结果。

据测算2008年安徽省劳务输出净收入总额约为700亿元，务工收入已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60%以上。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失去工作，家庭的经济收入也会受到很大地影响。在加上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使得年轻的夫妻（特别是女性）认为，通过前几年地打拼积累了一些资金，现在生孩子抚养费用不用愁，家庭收入也不会受大的影响。象全国五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阜阳市，2008年全市外出务工人员有225万人，全年劳务总收入超过200亿元，人均收入近万元。如果一些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还没有找到工作，生育率出现反弹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据统计在全国1.32亿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70%以上。中外人口发展的历史表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愈高，生育率愈低；反之，父母教育程度愈低，生育率愈高。如果就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别来观察，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要小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如表3、表4所列。

从上表可以看出，每同一年龄组的妇女（20-24或25-29）生育的子女数，随教育年限的延长而明显地下降，说明妇女的教育程度对妇女的生育率的影响既直接又显著。

表4 1981年我国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生育情况

内容说明：一般生育率是指每千名育龄妇女（15-49）在一年中生育的活婴数。平均孩次是按活婴的出生顺序为变量，以不同出生顺序的活婴为权数的加权算术平均数。

上表说明一般生育率和出生婴儿的平均孩次两个指标，都表明教育程度高的妇女都明显低于教育程度低的妇女。

是什么原因使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如此大影响呢？对于农民工来说，主要原因是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通过常年在外打工开阔了眼界，深切感受到文化素质高，技能掌握快，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他们更关心下一代能否接受良好地教育，有一个更好地发展。所以他们愿意生得少些，养得好些，教育好些。其次，妇女所受教育愈多，她们挣钱的能力愈强，她们所支配的时间价值就愈大。除去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之外，因妇女时间价值增大，母亲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将会有较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减少。最后，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受传统的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科学的避孕方法而做到节育。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我国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生育的传统观念比较强，如果再加上失去工作，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随之降低，出现偷生、逃生现象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面对以上新形势下出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情况，全社会都要给与关注，采取相应的对策，稳定来之不易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局面。

一、地方政府要准确地收集本地农民工就业的信息，到农民工务工比较集中的地区，了解金融危机对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就业的影响。同时在一些农民工出去比较多的地方，设置观察点，时刻在关注着本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二、政府要在政策、金融、税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措施，鼓励帮助农民工回乡自己创业。

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培训前要对返乡农民工进行摸底，准确掌握各村待就业返乡农民工情况。这种培训既要进行适应工业企业的技术技能地培训，也要进行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培训。还要进行法律法规、卫生安全、社会经验等方面的培训。

四、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五、举办农民工就业招聘会，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搭建平台。对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企业，要给于一定的优惠政策和经济扶持。

六、对返乡农民工进行一定的心理辅导，疏导不良情绪，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积极应对目前的困难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2] 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主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

[3] 李竟能编著，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9

[4] 刘家强主编，人口经济学新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

篇(6)

【关键词】人口因素 实证分析 方差分析

一、人口规模

2000年，江苏长三角地区总人口为4130.39万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为2070.79万人、2239.6万人，性别比为92.5。截止到 2010年末，江苏长三角地区总人口已达到4890.72万人，占全省的62.2%，其中男性人口2466.87万人、女性人口2423.85万人，性别比为101.8。与2000年相比，10年之间，江苏长三角地区总人口增长了739.3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7％，比全省高出0.9个百分点。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江苏长三角地区8个市人口数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分析人口数量对经济水平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将人口数量分为三个水平，即5000000以下、5000000~7500000、7500000以上，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 (2,5)=5.79

表1 人口规模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人口规模这一因素在0.1的显著水平下F值为0.61远小于临界值5.79，表明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很显著。

二、人口素质

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人口素质在生产要素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本文选取江苏长三角地区8个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将其分为三个水平，依次为8-9年、9-10年、10以上，部分分析结果如表所示

表2 人口素质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人口素质这一因素在0.1的显著水平下F值为5.88大于临界值，表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

三、人口老龄化

表3 人口老龄化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

老年人口增加势必会导致个人储蓄的降低，并且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加重，进而影响企业投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2010年本地区15-64岁人口为3840.02万人，占地区总人口比重为78.51%，比2000年微升0.37个百分点。江苏人口年龄结构在新世纪初已成为老年型。同样，2010年江苏长三角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为541.92万人，占地区总人口比重为11.08%，高于全省老年人口比重0.19个百分点。

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这一因素在0.1的显著水平下F值为6.22大于临界值，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

四、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从城乡分布来看，江苏长三角地区城镇集中了全省的65.5％人口，而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34.5％。显然，长三角以城镇人口为主体，在居住地域方面显现出的城镇化率（即城镇化水平，通常用市人口和镇人口占全部人口（人口数据均用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先达到了现代化水平。

表4人口城镇化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这一因素在0.1的显著水平下F值为9.43大于临界值，表明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

五、政策建议

（一）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同时，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加强基层老年组织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高度重视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和五保老人供养问题。

（二）继续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尤其是苏中及乡村地区。

人口的二重性揭示：高质量的人口是社会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低素质的人口则可能成为纯消费者、社会的负担，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动荡的根源。教育作为获得知识的最重要手段，是人才培育的基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三）加速城镇化进程，形成规模经济。

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改变地区的人口就业结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同时可以带动消费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由苏中地区不存在人口超载，加速发展城市化不需过多考虑土地问题。因此，对于长三角8个地区，尤其是苏中地区，继续提高城镇化进程仍是日后的工作重点。

参考文献：

[1]戴敬.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1,2.

[2]由黎,丁淑芬.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变动的影响[J].制度建设,2010,12.

[3]陈宇学.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人口因素研究[J].理论学刊,2012,5.

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一、关于人口研究的背景及本文的研究简介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进行评估。我们证明了中国的人口政策可以让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而不是养育更多的子女,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由低水平均衡转向了高水平的均衡。

人口经济学起源于汤姆斯.马尔萨斯,他发展了一个动态的增长模型用于解释每个国家最后都收敛于一个稳定的平均资本收入。而中国的历史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社会财富存在一个繁荣和衰退的交替,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因素就是这种类似于商业周期的兴衰过程也体现在人口的数量上面(曹康,中国历史中的人口和土地:经济分析)。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当收入超过均衡水平时,通常伴随着死亡率降低和生育率提高,当收入低于均衡水平时,通常伴随着死亡率提高和生育率降低。虽然马尔萨斯的理论可以解释农业社会中的人口变化,但是不能很好的解释在转型社会中人口的变化。在过去的150年间,西欧和美国的许多国家都经济了生育率降低而收入增加的这个过程。

同时,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分离出来的新古典模型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在经济增长和人口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通过调整投资在劳动力资本上面的资源而导致了经济收敛到均衡的状态。当人均资本收入超过均衡的状态时,在劳动力资本上面的投资将会减少,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很好的解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是,对于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于动态的人口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非常的重要,因此对于中国这样实行了人口政策的国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对以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考虑了以上的因素以后,本文将会把马尔萨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综合起来,同时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方面来考虑经济增长,假设内生的生育率和随着数量增加而投入减少的劳动力资本。本文主要的假设在于当人力资本的数量很少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低于婴儿的出生率,而当人力资本丰富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婴儿的出生率。这将会导致两个均衡的结果。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会创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将会解释在生育约束存在的情况下,最优的人力资本将会跳到一个相反的方向。而这个动态的过程将会导致经济发展从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转向收敛于一个高水平的均衡。

二、模型及基本定理

为了保证文章的完整性,笔者重组了贝克的论文中所提到模型(参见Gary S. Becker, Kevin M.Murphy and Robert Tamura)。在这个部分中主要说明了关于人力资本和个人效用函数的一些假设,从此可以得出两个稳定状态的一些定理。在第一个状态人力资本几乎为零而生育率非常高,而在另一个状态人力资本非常高而生育率很低。

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关于效用函数,我们假设每个人存活两期,幼年时期和成年时期。我们同样假设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宠爱,家长的效用函数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消费及每一个孩子的效用情况。

一个在第i期的成年人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1)

在这里ci是他自己的消费情况而v(ci)是由这个消费所带来的效用,ni是孩子的数量,a(ni)衡量家长对每个孩子的宠爱程度,Ui+1是每个孩子的效用函数。同样我们强调a(ni)满足以下的形式:

(2)

从这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增加时,对每个孩子的宠爱程度将会减少。采用归纳替代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动态的效用函数:

我们同样假设:

(4) 我们假设当用更多的资源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时,人力资本的产出将会增加。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当劳动力资本数量增加的时候投资在劳动力资本上的收益率会降低。但是对于人力资本而言相同的结论却不成立。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不同在于它是作用于具体的个人。当目前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非常巨大时,投资在人力资本说带来的边际收益率会倾向于提高而不是降低;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属于一种知识,因此它可以被复制,所以投资于人力资本的话会带来正的外部性。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会随着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假设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会随着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当人力资本数量很少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低下,而随着积累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将会增加直到无法吸收更多的知识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会降低。

在图1当中,在t时刻(t(Ht))平均每个工人的人力资本会随着横轴变化,在t+1时刻的人力资本会随着纵轴变化,而劳动力资本忽略不计。投资在人力资本上的收益率R(H)提高了H。当H是在原点的时候,所有值都非常的低。而用于未来消费折旧的a(n)-1在原点却非常的高,这是因为它与生育数量n存在负的相关性,所以当H很低的时候,a(n)-1会非常的高,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花费在生育子女和教育上面的开销非常低。因此当H=0的时候,用于未来消费的折旧率将会超过投资的收益率。

(5)

这个不等式是当H=0的时候能够达到均衡状态的一个充要条件,因为当投资收益率比消费折旧率低的时候,理性的个人会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投资。更重要的是,这个均衡状态是一个局部稳定,当H等于一个非常小的正数是,这个不等式也是成立的,而只要不等式(5)成立的话,根据图1,这个经济体就会收敛于U点。

但是当投资于人力资本的资源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也会提高,同时生育人数n会降低,这是因为生育的成本将会增加,Rh增加,H增加,而a(n*)-1会减少。因此当H非常大时,为了达到均衡状态以下的等式必须成立

(6)

在这里n*表示均衡状态时的生育率。

接下来我们将会用模型来说明均衡的类型和以上讨论内容的动态过程。为了能够和生育率,人力资本很好的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忽略劳动力资本并且假设在消费,人力资本和生育率部分的产出单一。

我们同样假设每个人都存活两期,即是幼年期和成年期,成年人工作T小时并且在他幼年的时候会花费所有的时间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成年人将会在成年期的开始选择生育n个孩子,而养育孩子将会带来时间和资源的消费,v表示成年人养育每个孩子所花费的时间,f表示投资在每个孩子上面的资源。每一个后代都会有Ho的人力资本的禀赋。而人力资本的产出由他们父辈的人力资本所决定,当他们的父辈具有先进的知识的时候,这样的优势将会被子女所继承。其次,人力资本的产出率还取决于花在教育上面的时间,当父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教育子女的时候,子女将会从父母那里继承更多的知识,从而子女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会更多。假设这是一个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然后把Ho和Ht代进去,我们可以得到:

系数A用于衡量投资的产出率,表示了H0到Ht之间的转换率。

而消费函数也同样是一个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8)

这里c表示平均每资本成人的消费量,D表示消费部门的产出率,lt表示花费在消费品产出上的时间,d表示Ho和Ht在消费部门的转换率。由于生产函数是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所以时间和人力资本是与生产消费商品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个函数还满足规模报酬不变。

最后,时间约束为:

(9)

父母在(7)(8)(9)的约束下实现动态的效用最大化:

(10)

我们采用贝尔曼方程进行求解,用v(Ht)表示方程的值,最优结果可以表示为:

(11)

在t和t+1时期平均每资本消费的套利约束是:

(12)

在这里rht是投资在人力资本上的收益率,当投资是正数的时候成立。 这个收益率可以表示为:

(13)

在贝尔曼方程中通过对Vt进行nt的求导我们可以得到使得效用最大化的一阶约束条件为:

(14)

当H=0时,方程(12)变成严格不等式:

(15)

在这里nu表示低水平均衡时的生育率。当父母选择高的生育率的时候这个不等式成立。当H=h=0时,我们可以简化等式(14)为:

(16)

等式的左边是在均衡时刻从子女那里所得到的经济上的收益率,分子上面(T-vnu)Ho是从养育子女所得到的潜在收益,减去养育子女的花费,除以父母用于生育子女上面所损失的消费,所以这个比例表明了从生育子女那里所获得的收益。当用于生育子女的时间(r)和资源(f)相对比较小的时候,从生育子女那里获得的收益就会比较高。因此,当生育子女的花费比较低的时候,父母会更愿意多生孩子。而一个比较高的生育率将会导致父母投资在子女上面的人力资本就会比较低。当H=0的时候,将会达到均衡的状态。

定理一:当H等于某些正数的时候这个均衡也成立。这种均衡成立的条件是Ht+1

证明:人力资本数量上面的提高将会提高平均没资本的收入,这是因为它会对生育率产生一个正的收入效应和一个负的替代效应。从等式2.16可以推出,当人力资本提高H,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个等式:

(17)

且满足

在这里收入效应表现为而收入效应表现在分母上面,增加的人力资本将会提高生育子女的费用。在一个人力资本非常少的经济体中,如果f将主要用于养育子女的话收入效应将会更加的显著。

但是当经济体已经存在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本时,在人力资本和生育之间这种正的相关性并不成立。因为投入在生育孩子上面的收益率将会提高到与未来消费折旧同样的高的程度,这会导致父母会在子女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而这个数量的投入并不能维持人力资本的数量,所以经济体会向低水平的均衡收敛。

当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从而达到一定的数值时,这时候已经投资的数量会超过最初的数值H,用于生育子女的花费f将会与时间成本(v+h)H没有多少相关性,经济体将会收敛于一个具有一定的生育率(n*),稳定的教育时间(h*)和稳定的关于H和c(g*)的增长率的增长的均衡路径(Tamura[1989]证明了这条路径的稳定性)。

稳态时n*和h*的值可以从一阶条件得出:

当等式(21)右边的数值大于1时,均衡状态时的增长速度是存在的。等式(21)和(23)说明了投资(A)的增加提高了均衡时刻的增长率和生育率。同时通过比较等式(16)和(13)中nu的数值,我们还可以发现每资本的收入水平和生育率是有很大相关性。

三、生育约束时最优的增长率

假设1:我们假设nu > θ ≥ n*,在这里nu、n*表示在低水平均衡和高水平均衡时的最优生育率。

假设2:我们假设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经济体处于一个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的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假设3:

这个假设隐含的内容是说明在眼里的生育政策下,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收益率A(T - vθ)比未来消费的折现率α_1θε要高,人们更愿意选择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生产。

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假设从时间t开始,政府部门执行一个严格的生育政策,把生育率规定为θ,这是对每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程变为:

(24)

且

定理2:在假设1和假设2的条件下,当生育政策执行以后,最优的人力资本水平将会从0跳到一个正值,。

证明:很显然,从之前的假设中我们可以得出在生育约束的情况下,应该大于0。

定理3:存在生育约束时,最优的生育与无关。

根据定理2,我们可以得出:

(25)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存在。第一种情况是,是在没有生育约束的情况下一个关键的点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而生育政策的实施将会给人力资本的累积带来一个正的外部冲击,但是,这个外部冲击并不一定能够离开低水平的均衡路径。从(7)可以知道,当人力资本很低的时候,A的产出同样很低,投资在人力资本上的资源并不能够使人力资本保持在当时的水平,因此经济体将会向低水平收敛直到H=0。如果政府希望能够摆脱低水平的均衡路径,一个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有效,尽管人力资本能够暂时的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回到原先的水平(见图3)。根据定理3我们可以知道,只有一个严厉的生育政策才能够提高最优的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样的政策可以使得经济经过关键点从低水平路径跳到高水平路径从而收敛于一个高水平的均衡。

这个模型隐含的结论就是,当存在两个生育约束政策时,一个短期的严厉的政策要比一个长期的宽松的政策更为有效。因为一个严厉的政策可以使得人力资本跳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尤其在现代的坏境中,知识的传播更快捷,同时对于人力资本需求的成本也在降低。尽管宽松的生育政策持续的时间很长,它并不能使人力资本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从而无法跳出低水平均衡的路径。

四、总结

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跳跃的过程。而这个结论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十分的吻合。在这个模型中,我们还比较了一个宽松的人口政策和一个严格的人口政策的区别,结果发现一个短期的严厉的人口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更为有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发现人们在有生育政策的约束下如何选择自己的生育率,特别是在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 吴国存:当代西方人口经济 [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