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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影视产业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数字技术在影视广告中的现状
三维技术在影视广告中的应用,给影视广告的制作和播放带来了巨大变革,漂亮而精彩的画面感受。影视广告在中国的发展热火朝天日新月异,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绩。但其瑕疵也为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相当的阻碍。一方面在影视广告中运用三维技术给视觉效果带了了巨大的革命;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发展。现在,很多制作人对技术过于追求和依赖,而忽视了个人艺术的追求和发挥。技术是用于帮助艺术创作的实现,是一种手段,而不能过份依赖技术。制作人应该更加重视艺术创造过程,不能在有限的技术水平中过于追求视觉效果,而不能达到人机合一的境地。
我国数字技术的应用现状
1999年,有两部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有重要影响意义的电影进入大家的视线。因此,对于中国电影的数字化进程来说,1999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第一部电影《横空出世》是当年北影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它是一部反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过程的故事片,是由陈国兴指导。该片中有大量特效场景,比如爆破、沙漠等,这些统统靠数字技术人工合成。大量应用的数字技术使得该片艺术感染力增强了,画面更加生动,犹如直接再现当时原子弹爆炸的令人震撼的景象。另一部影片《紧急迫降》是同年由上海制片厂制作的影片。该片有许多大家齐心协力空中抢险的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场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为投拍《紧急迫降》,上海电影制片厂当年的审时度势之举,为发展数码电影的目标,累计投资达近亿元,设立了国内第一个特效制作基地。2002年,《极地营救》诞生,此为上影再花巨资拍摄的视觉大片,该片号称当时国内电影史上运用数字特技最多的影片。全片镜头数的百分之六十均由数字特技完成,与之前的《紧急迫降》相比,数字技术运用大幅提高。在该片的拍摄过程中,完全用数字摄影机拍摄的镜头高达影片的40%,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这几部影片之后,数字化时代已经为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掀起了一股数字化浪潮,如这几年《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鸿门宴》等国产大片,CGT镜头和数字合成技术在这些影片中被大量采用。
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中运用的意义
在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领域广泛应用的浪潮中,利用数字技术去改变某个镜头、某个场景的单一的数字化应用已经满足不了中国的影视人,中国的一些电影人开始打造全新的数字电影。北京的三联影视和某动画公司制作的《青娜》,是我国第一部数字短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全数字电影。影片展示了数字电影的魅力,主人公青娜是由数字技术制作的虚拟人物。制作者将影片作为载体,表现了当代人健康、快乐、蓬勃向上的一面,通过数字技术体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理念。数字技术的应用把中国的影视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胶片电影时代已悄然结束了。
论文摘要:本文从业界对于复合型影视艺术人才的需求分析出发,对影视艺术院校教育及相关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些见解。
一、引言
由于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影视行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急剧扩大,许多大学也都纷纷开办影视专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影视艺术教育一直呈现一种分割状态,院校之间缺乏交流,院校教育与影视业界更是缺乏必要的互动。影视艺术行业需要何种类型的人才,中国影视艺术教育改如何与市场接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原因分析
(一)影视行业特质决定
一般影视制作项目涉及多个领域,需要编剧、制作、音乐等诸多团队的分工配合,而各个部门间的配合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根据以往“隔行如隔山”的传统行业模式,这种交流又显得异常的困难。
(二)影视产业形势决定
当前,我国的影视动画被国外动漫抢占了绝大部分市场。我国的人均拥有动漫片的时间只有0.0012秒,而日本人现在人均拥有动画的时间是5-8分钟。根据业内人士调查,目前我国对动画制作人才需求缺口是15万人左右,动画行业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是60万人。中国影视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振聋发馈。
(三)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决定
影视是一门以画面与音响为媒介、以现代科技为手段,通过银幕或荧屏为观众塑造直观的视听形象、再现与反映生活的一门综合艺术。评价影视制作的质量关键在于其艺术性,而艺术性的形式需要专业化、高水平、重合作的艺术和技术复合型人才。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是培养要有重点,有主有次,不同的人的重点不同,也就是专的方面不同,但是他们博的性质是相同的。
三、基本素质的培养
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培养艺术和技术集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构成一专多能,知识结构全面,市场竞争意识强的高质量人才,才是提高影视质量的水平的根本保证。多学科交叉的教学育才方式越来越得到社会重视的同时,相关院校的教育水平与教学模式也应相应改善,对于相关技能与艺术素质培养来说,个人觉得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加强。
(一)气度和气韵
影视剧《巴顿将军》后面的巨大星条旗符号,显示了美国人的霸气《黑炮事件》中的大钟,作为符号警示人们时间的厚重《大法官》中巨大的“法”字,大楼的仰拍等都是浩大气度的一种完美演绎。气贯长虹、气韵生动永远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恒久追求的最高境界。影视艺术亦然。
(二)市场经济意识
艺术品可以转化成商品,并且常常是天价商品。艺术品转化成为商品的过程之中,作品本身的影响程度也随之加深加广了。与其他商品一样,艺术品的市场运作一样需要符合市场机制的运作规律。没有自我推销的市场观念,不研究市场的需求,艺术家很难有好的发展,“酒好也怕巷子深”。
(三)创造性思维
人的思维方式一般被分为三类顺向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而发散思维则是从艺人员必须勤加训练、牢牢掌握的思维模式。它建立在顺向和逆向思维之上,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开来的,形成多角度、多方位、网状立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要求使用者必须具备广博的全面的知识结构、吸收快捷、消化、变通的能力。这种思维方式是艺术创新的基础。求异、超越和创造是从影视艺术人才必要掌握的技能。
(四)审美能力培养
对影视艺术的综合审美能力的培养,包括审美感受、感知、理解、联想与想象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可以陶冶从艺人员的情操和情感、性格和品格,对智力结构、意志结构的完善和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审美能力的培养,对于影视艺术这种综合性艺术来说更是必不可少。
四、结语
影视艺术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席卷全球,创造了梦幻版的影音帝国与巨大经济效益。中国政府与相关从业者都意识到了影视艺术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之重大意义。因此,中国影视艺术教育更应在总揽全局的基础上,分清主次,全面培养高素质、综合性人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发掘自身优势,稳步推进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力争在世界影视业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后来居上。
参考文献:
[1]米双全.影视艺术教育再探.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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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影视作品 旅游业 拍摄地 促进
一、前言
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在人们的观赏过程中展现的美丽风光和独特的民俗文化,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因为这些美丽的景色和特色的风土人情带给她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进而吸引她们到旅游目的地去观光旅游。最近的几年,很多的优秀电影、电视作品掀起了到影视目的地旅游的风潮。
本文主要是以北京怀柔影视基地为例,对影视作品对旅游目的地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相关结论,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指出发展思路和方向。希望本文能够给旅游企业、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做旅游目的地营销提供思路、方法、手段上的指导和参考,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二、影视旅游的概念
在西方,影视旅游被称为电影旅游(film tourism)。学者对影视旅游的定义为:由于旅游目的地出现在银屏、影带和银幕上而促使旅游者造访这些旅游地和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从旅游者角度来说,是指旅游者耗费一定的时间、费用和精神,经过对影视拍摄的场地、环境、过程以及由影视引申出来的旅游资源的旅游、体验,来满足本人求新、求知、求奇等心理需求的旅游阅历。
三、北京市怀柔区影视旅游的发展现状
截至目前,中国(怀柔)影视基地总建筑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共建有16个摄影棚,其中有面积居世界第一的5000平方米摄影棚。该摄影棚将近12层楼高,可满足特大型场景和特殊场景的需求。中影基地投入使用后,累计完成投资10.4亿元,成为亚洲最大的影视制作基地,《梅兰芳》、《赤壁》《建国大业》等着名影视作品都在此拍摄制作。
与此同时,中国(怀柔)影视基地也吸引了张纪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胡玫艺术创作中心、北京华谊兄弟娱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金英马文化发展公司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影视文化公司,可以说是包揽了影视制作环节的所有内容。
四、影视作品对怀柔区旅游业发展促进作用的具体表现
(一)增加了旅游人数,提高了经济效益
影视城现在已经成为怀柔区的重要旅游景区,已成为怀柔最为独特的影视文化景点。飞腾影视城、中影基地、北京长青东方影视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兴建的电视创意产业园相继落户怀柔,成为怀柔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京郊怀柔借着影视文化产业打造出旅游业的新的“风向标”。
(二)影视作品能提高怀柔的城市知名度,产生良好的宣传效应
怀柔影视基地目前已经拍摄完成的影视剧有拍《大宅门》、《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历史的天空》等等,非常受到广大人们的喜爱,家喻户晓。让更多的人们认识了怀柔影视基地,提高了怀柔的知名度,并且随着这些影视剧的热播,人们都会想要到拍摄地去一睹剧中华美壮观的场景,对基地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怀柔影视基地,前来拍摄的众多剧组,除了能直接吸引大量旅游者前来旅游而增加景区门票收入外,还将间接促进餐饮、旅游纪念品、旅游交通与住宿等其它旅游要素的发展。同时,为适应影视剧拍摄需要,群众演员、道具制作、摄像器材供应等相关行业也将随之发展起来,从而在影视基地附近形成一条以主题观光、影视拍摄为主体,涵盖食、住、行、购、娱等诸多要素的庞大产业链,这对提升怀柔影视基地的旅游产业层次、可持续发展等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
影视旅游的发展,不仅会增加旅游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会间接地为相关行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缓解外景地附近居民的就业压力。在怀柔影视基地,很多当地人的生活已融入了“影视圈”。据杨宋镇有关领导介绍,基地建成这十年来,直接或间接给当地和村民们带来的增收不下1000万元人民币。中影基地的建成给村民们带来的实惠更是不可估量:光工作人员就是几十甚至上百人,平时一个剧组来来往往要动用群众演员200多人,此外还包括因影视剧拍摄带来的吃、住、行、娱乐等一系列第三产业的崛起。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们要充分利用影视作品的影响来提高怀柔影视基地的知名度,巧借影视剧的宣传之势推动国内旅游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影视作品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新兴的领域,由于时间的仓促,自身的能力和学识有限,笔者对此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希望今后有机会能继续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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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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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震.(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述评.“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论文关键词:云南文化;文化产业;视觉文化传播
自1996年云南省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目标以来,在促进文艺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培养文化人才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改革,云南省的文化知名度、影响力、竞争力和整体综合实力显着增强,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的“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目前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电子音像、文艺娱乐、网络、体育、会展和乡村特色文化等主导性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云南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一、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传播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传播技术迅速变革,视觉文化时代早已悄然而至,人们被各种各样的视觉刺激包围着——电影、电视、招贴海报、商品包装、杂志插图、书籍封面等,已经身处视觉文化的包围之中。视觉文化是影像和形象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而与之密切联系的“视觉文化传播”是“指经由形象媒介,特别是影像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
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能得到更为广泛和更为自由的传播,而其他非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也可以借助图像、形象等视觉符号进行传播。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更为快捷,更为自由。在这样的发展机遇中,云南的文化产业可以借助视觉化传播的优势,加大产业发展,使云南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二、云南视觉文化传播的现状
云南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文资源丰富和神奇,自然资源瑰丽和多样,被誉为音乐舞蹈的海洋、美术摄影的殿堂、影视摄影的基地、文学创作的富矿、民族文化的金矿,为云南省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总体上看,目前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实力,呈现较好的前景,文化云南的形象日益显现,正在实现从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迈进。
首先民族歌舞文化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云南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民族歌舞资源丰富。民族歌舞文化利用影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走向京城,走出国门,打造成为云南省的文化品牌之一。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巧妙地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质朴的艺术魅力结合起来,“并采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音、视频和多媒体舞台设备,最大程度地再现了民间舞蹈的感观氛围,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试听刺激和心灵冲击,形成了一道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迥异的文化奇观”,不仅成为云南省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而且也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大型民族风情歌舞《丽水金沙》以舞蹈诗画的形式,荟萃了丽江奇山异水孕育的独特的滇西北高原民族文化气候i亘古绝丽的古纳西王国的文化宝藏,通过优美多姿的舞蹈、扣人心弦的音乐、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立体恢宏的舞蹈场面、出神人化的灯光效果,全方位地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后相继出现了《七彩情》、《舞彩云》、《贝叶之光》等一系列的大型民族歌舞,让观众在如诗如画、亦真亦幻的七彩云南的艺术景观中,深深感受到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云南以及云南民族艺术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其次,像丽水金沙演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映象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影视、演艺几大龙头企业,培养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并推出一批云南品牌的影视精品。以《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表现了少数民族人们的特有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精神风貌等,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拓宽了民族电影的创作类型和表现领域。2005年9月,由中国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影视创作指导小组具体策划组织实施了“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该系列预计在云南的l0个地域拍摄10部电影,“云南影响”新电影旨在通过电影营销云南、输出云南,让“云南影响”影响世界。目前,云南省充分利用了云南香格里拉、三江并流、石林、大理、西双版纳、腾冲火山热海、红河元阳的梯田打造“天然大摄影棚”,依托曲靖翠山影视文化城、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丽江束河茶马古道影视城等建设了一批适宜电影电视剧拍摄的人工景点及景区,并创造了影视制作的相关条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是与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各地地方文化节的开展。“视觉符号是事物和知觉之间的中介,是地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和传播载体”。地方文化节是以区域文化特征为基础,紧紧围绕特色文化而开展。
云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彝族白族的“火把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瑶族的“盘王节”、景颇族“目脑纵歌”、独龙族的“卡雀哇”、佤族的“新米节”等。有些地区结合自身的优势,举办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文化节,元阳梯田文化节、德宏葫芦丝文化节、罗平油菜花文化节、腾冲火山热海旅游文化节、晋宁古滇文化节、临沧茶文化节、扬武烟盒舞文化节等节日,着重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民俗资源和区域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而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昆明国际旅游文化节更是扩大了云南的影响力。
最后,云南省利用自身优势,打造香格里拉、石林、三江并流、茶马古道等等一批云南特有的文化品牌;大力扶持新闻出版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云南出版业打“特色”牌,使滇版图书不仅内容丰富、品种齐全,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先后出了一系列的精品书籍,并编辑出版了《文化云南》、《祥瑞云南》两本高质量的邮册;云南本土的各影视动画公司创作了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云南本土气息、有自己原创品牌的动漫产品,充分展现了云南在本土动漫创作上的巨大潜力;通过文化交流和国外演出表演,有时还搭载“中国文化年”的东风,使海内外的朋友领略到与众不同的云南民族文化,扩大了在海外的影响。
云南省在以上项目中充分发挥了媒体的传播优势,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地欣赏丰富而神奇的滇文化,并引领人们参与其中,亲身感受滇文化的无穷魅力,这就是云南文化的视觉化传播效应。
三、加强云南省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
近年来,云南省文化在视觉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仍需调整思路,拓宽领域。
(一)借鉴原有经验整合云南文化资源,打造视觉传播平台。
云南省是一个“最美、最大的天然摄影棚”,《无极》、《千里走单骑》等大片相继来滇取景。通过影片众多的观众领略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迥异的古滇文化,同时对云南心驰神往。在此影响下,应利用视觉化传播扩大号召力;同时加大对云南本土电视节目进行整合和市场化运作,打造出在全国叫得响的电视栏目;对各个地方的特色文化进行整合包装,充分发挥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音像电子等领域的优势,将它们联合起来,打造成符合本土特色的视觉传播平台。
(二)多渠道塑造视觉效应。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视觉媒介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种类也日渐多样化。图片、博客、播客、广告、动漫、创意概念、dv个人作品等都可以作为传播云南文化的渠道,并联合相关文化产业,形成双赢的文化产业链。以网络为例,网络有的视觉元素可以成为宣传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环境人文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感召力的传播方式;就动漫产业而言,动漫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以鲜明动感的形象,时尚的流行元素等吸引着人们。但目前云南省的动漫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提高动漫产品的水平,拉动衍生周边产业的发展。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手机动漫、影视正处于蓬勃发展中,云南省文化借助这种新媒体可大有作为。
1.数字艺术设计教育缺乏文化根基
国内一些院校师资队伍中,最为缺乏的是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和艺术修养,同时又拥有实际项目操作能力和创作经验的老师。
目前有些院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很多,过多考虑使用器材、软件的能力,缺少相应的人文课程,如戏剧学、影视心理学等。另外需要大量的影视赏析、影视剪辑、音乐剪辑课程,去掉一些计算机课程的设置,这样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
2.数码艺术教育体系不完备
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动画学院图形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曾立人教授,借鉴北美的教学体制,把教学体制形象地分成金字塔形,其包括三个等级:最底层的是技术手段型,以软件、硬件为侧重点来教学的模式;其次是原创内容型,以培养创意为主的教学模式;最顶层的是人文关怀型,与国际化接轨,培养可用性研究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
我国现在还停留在底层的教学模式,以技术培养为主,开设很多计算机课程的阶段。
3.理论研究领域空白
数字设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到现在,已经过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尝试性的高校数字设计专业教学也不下8年,但数字设计的专业理论研究在国内几乎还是一项空白。全国为数不多的专业刊物和相关大学的学报很少能见到数字设计的研究论文,也看不到较规范的数字设计教材。
4.轻视设计创意,注重技术操作
当前数字设计教育习惯以软件的操作熟练程度来评价水平高低,主要看谁的软件玩得精到。数字设计作品缺乏创造力、相互抄袭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当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曲建方教授认为,各个院校可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培养、发展学生创造力。技术只是种手段,艺术创造力才是核心。
二、数字艺术教育发展的措施和思路
1.重视学业修养和基本功训练
通过开设数字媒体的基础性课程、方法类课程等,加强学生在数字媒体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为学生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宽厚的基础。
2.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服务于学生的人本思想
开设多种可供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课程,使学生能够灵活、自主、充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利用开放实验室和工作室,在不同的时期给学生提供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科研训练,使学生的数字媒体研究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与培养。
美国的大学在选修课程的设置方面,各个学校都结合本学校以及该专业的发展特点,并根据社会需要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要求,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可供选择的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与需要。
专业的设置面对不同的就业去向,如影视、动画、游戏、广告、网络,使得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实践课程安排。学校可以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数字化技术系统,甚至是完整的数字化生产线。影视数字化系统可以全部采用数字化手段,从摄录到制作的全过程都采用DV,贯穿影视的前、中、后期。游戏专业同样根据游戏行业的取向来设计专门的游戏制作训练。
学校也可能按照学生未来不同的职业岗位,教师完成了基础课教学后,根据就业的要求来设计他们的专业课程。在美国的大学中,往往是学生选老师,学生有条件根据自己的设想,选择将来想要从事的职业,并投入更多精力在自己所选的课程中。
3.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力,适应市场需求
数字艺术横跨艺术、技术两个领域的特性要求人才的培养也要实现艺术、技术的结合,同时兼顾原创人才和中低端人才的阶梯培养。
目前国内数码设计类公司在招收人才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艺术人才与技术人才之间难以沟通,懂艺术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理解艺术。有专家分析说,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高校等相关教学机构对市场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太差,专业设置和调整尚未跟上产业发展的需求步伐;另一方面表现在现有的学科分割严重,对数字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和起点不够。
4.建立院校高端师资资源的共享,提出有操作性的教育方法
如上海交大由软件学院和媒体与设计学院联合办学招生,融合了计算机和艺术两方面的科研教学资源。另外,还依靠与国际数字媒体业界著名公司建立合作渠道,共同建设数字艺术产学科平台,并定期聘请国际业界专家执教。
北京大学为教学配备最有效的师资力量,更主要的是充分借助外界教学力量,以培养实用高级专才为目的。
5.定期举办全国性高校数字设计教学论坛或会议
对当前数字媒体教学及影视动画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作深入的探讨。深入领会教育部门、文化部门等有关领导与专家围绕数码艺术教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市场需求等方面的指示精神,了解国内外数码艺术教育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与国内外数码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富有成效的交流与互动。
6.许多专家提出数字教育与市场中的企业建立联系
请有丰富经验的业界人士担任客座教授,引入业界的实战经验和新鲜创作理念。院校和企业探讨的问题是目前数字艺术教育领域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教育与市场的接轨。参与院校教学的企业人员要保证课程质量、时间安排;企业与学生之间要将宝贵的经验倾囊而授;安排好学生参与企业的项目制作等。
结语
如今信息时代是建立在以电子计算机为平台的基础之上的。视觉艺术和视觉艺术教育亦如此。在不久的将来,以计算机为平台的数字艺术将成为视觉艺术的主流,数字内容和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因此,我国的数字艺术教育应该不失时机地把握住时代主流,及时调整教学体系和学科建设,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数字艺术教育,推动中国数字艺术教育的发展。
内容摘要:文章紧扣数字艺术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解读,着重论述数字艺术教育发展的措施和思路。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数字艺术设计人才,是国内数字艺术设计教育者需不断探讨和提高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艺术教育市场
数字艺术教育体现在数字、艺术和教育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方面。
数字指的是数码技术。现代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技术也日臻成熟,因而带来广泛的应用领域;艺术是情感、激情、精神世界;教育就是要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发掘个人的潜质,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面对国际国内大市场,市场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顺应时代开拓和发展数字艺术教育,设计一套完整系统的专业学科体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蔡军.适应与转换——高速经济发展下的中国设计教育.国际设计教育大会ICSID论文,北京:清华大学,2001.
[关键词]民族新电影;提出背景;界定
2006年11月19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和中国云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云南民族新电影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举行。这是云南第一次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标志着云南电影告别了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传统民族电影的历史,走上了一个自觉的民族新电影时代。
一、“民族新电影”的提出背景
云南为什么在2006年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推动着云南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将视野回溯到过去。
1.云南传统民族电影是“民族新电影”提出的历史基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云南民族电影经典频出的黄金期,云南电影故事片空前繁荣,一度引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最先脱颖而出,《神秘的旅伴》紧随其后,接着就是《芦笙恋歌》和《边寨烽火》,再接着就是酝酿的发轫之作《两个巡逻兵》,中各出异彩的是《五朵金花》和《摩雅傣》,《阿诗玛》是最后的。特别是《阿诗玛》和《五朵金花》,更是被评论界一致推为中国电影百年十大经典之一。相比50-60年代,80-90年代算是云南民族电影的低谷,但即便如此,云南仍然拍摄了《洱海情波》、《相爱在西双版纳》、《彝海结盟》等优秀影片,此外还有《青春祭》、《孩子王》、《南行记》等一批获过大奖的云南题材电影。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电影技术也参与到这一伟大的民族工作当中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具体拍摄任务。当时,这批民族志纪录影片被定性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到1965年以前,以云南的少数民族为记录对象的民族志纪录影片就达20多部,如《苦聪人》、《佤族》、《独龙族》、《景颇族》等。这批民族志纪录影片的拍摄坚持民族题材的导向,注重民族电影的特殊性,和民族电影故事片是殊途同归,都在民族电影的发展探索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云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民族新电影”提出的时代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云南省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的正确决策,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丽江模式”到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从法国的“云南文化经济周”到四天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签订文化产业开发项目资金157个亿……可以说,云南文化产业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的空间,为深化改革探索了宝贵经验,也繁荣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云南文化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并日益显示出其产业份量。据报载,2005年云南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183.58亿元,增长36.57%;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4.72亿元,比上年增长40.16%;营业利润8.89亿元,增长50.93%;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92%。作为具有丰富影视文化创作资源的云南,怎么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影视业,充分展示其魅力,把这“可经营的文化产业”做好,这是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思考的课题。在蓬勃发展的云南文化产业氛围中,作为文化产业之主导产业的影视业就成为文化产业指导思想建构的关注点。正是在云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为云南电影产业定位的“民族新电影”这个提法就诞生了。
3.正在崛起的“红河影视模式”和云南民族影视产业的形成是“民族新电影”提出的产业基石。
2005年10月8日至10月14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红河电影周”活动在红河州首府蒙自举行,从而拉开了云南电影发展中的“红河模式”或“红河现象”。红河模式就是指红河州以影视优惠支持政策,依赖民营影视产业实体,通过推出获奖影视作品和举办重大影视活动,进而打造整个影视产业的影响力和促进本地影视产业的一种发展模式。《花腰新娘》、《诺玛的十七岁》这两部获奖电影是红河模式的形成基石,“红河电影周”是红河模式形成的标志,民营影视企业的市场运作是红河模式的发展机制,当地政府的影视优惠支持政策是红河模式的发展动力。
当前,以云南红河影业公司投拍的《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这两部获奖的红河电影为代表的云南电影的崛起,成为中国电影界的热门话题。2006年4月7日,云南电影香港宣传推介活动“电影・友情”文化交流酒会在洲际酒店举行,红河电影《花腰新娘》就是云南电影香港宣传推介活动的精彩名片之一。影片中美丽的云南奇景、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赢得香港电影界人士和普通观众的好评。2006年12月30日,云南红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蒙自宣告成立。红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成立将加快红河州影视产业的发展,使红河电影成为云南民族新电影的中流砥柱。
“民族新电影”的提出之所以是在2006年,还在于2006年是云南影视产业发展的转折之年。在云南民族电影的长期发展过程中,2006年的云南影视产业出现了质的变化,云南民族电影产业已经成形,影视产业链初显雏形。在策划创意上,“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项目实施品牌化市场运作,奠定“走出去”战略,突现产业市场意识。在拍摄制作上,民营影视企业逐渐占据主体地位,为云南民族电影产业打造了品牌电影,成为发展的旗舰和民族电影生产制作的生力军。在发行放映上,云南电影发行放映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进行经营管理机制转轨;改变电影院的市场定位,注重强化经营管理和时尚服务;革新电影发行的流通渠道,推行电影院线制。在市场营销上,云南积极宣传“天然摄影棚”的定位,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参与国内外电影交流,初步树立了云南民族电影产业的整体形象。
4.云南影视基地建设特别是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的建立是“民族新电影”提出的基本动力和契机。
2005年8月,国家批准在云南设立全国第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影视产业试验区――中国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将以何种形象屹立于中国电影产业世界,将给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什么样的经验,这些问题都是云南电影业界必须思考的。云南的自然风光秀美神奇,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是影视拍摄的“天然摄影棚”。依托云南独有的影视人文景观资源,云南已经建设了昆明安宁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曲靖翠山影视城、保山哀牢王宫纪录片基地等6大影视基地。这些影视基地如何在全国的影视基地竞争中具有市场竞争力,取得一席之地,这样的问题也迫使云南电影业界思考怎样走出影视产业发展的生存困境。因此,提出“民族新电影”的理念是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及其蓬勃发展的云南影视基地建设的现实需要。
“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建立在云南民族影视产业发展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在云南民族电影的长期探索与经验积累中,在云南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实践中,在云南民族影视产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中,“民族新电影”的因素不断累积,逐步清晰,最终成形,最后借助云南影视产业试验区的建立这一契机破土而出,成为云南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品牌理念。
二、“民族新电影”的内涵定位
“民族新电影”的提出既然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那么它也必然是与历史相联系的。实际上,“民族新电影”是与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相对立而言的,是为了与传统民族电影相区别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云南传统民族电影做一个分析。
民族电影在意义的确定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有其针对性、比较性和层次性。首先是针对性,民族电影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电影?其次是比较性,这一民族的电影与另一民族的电影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特点?再就是层次性,所谈论的民族电影是放在什么样的视阈范畴之内进行比较的?因为视阈不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这三个特点是有机的统一体,它是看问题的三个条件,即研究对象、研究视阈和研究视点,我们确定任何一个概念都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条件制约。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的研究对象是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的电影,研究视阈是中国电影,研究视点是基于中国电影基础之上的云南少数民族电影。
云南传统民族电影还有特定时间的限制,它是指21世纪以前的云南民族电影。云南民族电影以2001年为时间界限,2001年(包含2001年)以前的电影是传统民族电影阶段,2002年的电影是民族新电影阶段。以2001年为划分云南民族电影的时间界限,其原因是2002年云南民族电影具有转折意义,以市场化运作成功的云南民族电影《诺玛的十七岁》发行并取得巨大影响,成为云南民族新电影的开端。
回顾云南传统民族电影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云南传统民族电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这是电影被冠以云南电影的主要原因。50-60年代的民族电影代表作基本上都是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的电影,如《山间铃响马帮来》以苗族、哈尼族为反映对象,《五朵金花》是白族,《阿诗玛》是彝族等。第二,以民族解放与民族团结为主题。《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摩雅傣》等民族电影的主题莫不如此。第三,非云南本土的军旅作家主创。《神秘的旅伴》的编导林农和主演王晓棠、《芦笙恋歌》的编剧彭荆风、《摩雅傣》的编剧季康、公浦等都不是云南本地人,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军旅作家。第四,云南没有拥有民族电影的版权。尽管50-60年代的民族电影被冠以云南电影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电影都是由省外制片机构投资生产的。从版权的归属来看,这些所谓的“云南”电影的版权实际上并不属于云南。尽管在80-90年代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也投资拍摄了一些民族电影,但是其电影摄制水平还无法代表云南传统民族电影。
目前,基于题材决定论的云南民族电影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种理念也难以指导蓬勃发展的云南影视产业。相对于云南传统民族电影,云南民族新电影已经实现了对传统民族电影的超越,出现了新的成分,具有了新的内涵。云南“民族新电影”主要是指基于中国电影基础之上的云南主创并拥有摄制版权的以云南少数民族题材为主体的电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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