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三农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刚刚结束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新任务，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更高站位、更宽视角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全力推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切实把解决"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精神上来。总书记在深入山东、河南农村考察时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卢展工省长从"三农"重要地位不可动摇、不可替代、不可超越等三啊方面对"三农"的重要性作了透彻分析，并对做好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切实把"三农"工作摆上"重中之重"位置，必须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进收。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面对我市农村三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慢，产业化组织和中介组织带动能力不够强，农村发展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实现农民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等突出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转变观念，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个重点，推动农业结构向调高、调优、调强的方向发展，正视存在的问题，增强忧患意识，抓住薄弱环节，落实增收措施，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篇(2)

国家扶持村镇银行的原始目标是为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注入资本，满足农村和农业的融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以及作为风险高但效率偏低的弱势农业经济，它的天然属性和发展模式严重受自然和市场条件的影响，这不断驱使村镇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将资金转移到盈利更多的标的上，致使满足农村中弱势群体资金需求的政策目标无法实现。这极易动摇村镇银行服务三农、支援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定位。王修华等(2013)通过对重庆、四川、湖北等地19家村镇银行的贷款对象的调查数据发现，多数村镇银行把贷款服务对象重心放在县域中小企业身上。从平均值来看，这些村镇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比例占贷款余额的将近一半，为46.1%，最高比例为87%，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贷款的比例平均值则分别为31.8%和13.4%，有的村镇银行甚至还没有发放涉农企业贷款的记录。

二、我国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功能弱化的原因

造成我国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村镇银行商业性与政策宗旨的矛盾

政府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是使之服务“三农”，但是，在对村镇银行的性质的规定上，银监会颁布的《暂行规定》则明确表示:村镇银行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一般商业银行性质相同，要按照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和框架运行，把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作为经营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村镇银行的趋利性就决定了要改变其偏好使之服务弱势“三农”，前提是使他们获得收益或者不减少他们的收益。村镇银行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弊端，商业性定位与其履行服务“三农”的职责存在一定矛盾，结果，村镇银行在经营当中不知不觉地就发生了业务的偏离，不能完整地服务于“三农”(柴瑞娟，2009)。可见，如何既保证村镇银行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确保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不动摇，就成为村镇银行发展经营中的核心课题和改良方向。

(二)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与政策宗旨的矛盾

《暂行规定》第25条明确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此项制度被称为“主发起银行制度”。王劲屹，张全红(2013)认为，村镇制度采用“主发起银行制”的创设安排，确保开始就让设立行控股村镇银行，凭借主发起银行的经济实力和管理经验尽量保证村镇银行的经营安全。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主发起银行制”虽提升了经营安全性，同时却也影响村镇银行服务于“三农”的宗旨。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银行一般都在村镇银行中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这样主发起银行很容易会把新设立的村镇银行视作附属或者分支机构，用自己追求高利润的经营模式或其他考虑左右村镇银行的网点分布和经营方针，而不是去考虑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宗旨。例如，近年来外资银行汇丰积极设立村镇银行。截止到2013年8月，已在湖北、重庆、福建、北京、广东等地设立了12家汇丰村镇银行，加上其下属的10家支行，服务网点达到22个，是在中国内地中拥有最大的村镇银行网络的外资银行。分析人士指出，汇丰银行是利用政策借助村镇银行的设立来达到布局中国大陆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

三、化解村镇银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一)重新明确市场定位

姬雪萍(2011)认为，村镇银行要想找准定位，前提条件是清晰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农民，大致可分为三类——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农民、“先富起来”的农民。相应的，农民状况的层次性决定了村镇银行发展的阶段性，根据以上三类情况，村镇银行的发展相应地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扶贫，集中发展种植、养殖业，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第二，共赢，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村镇银行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或参与扶持起来的比较成熟的经济区域，而且逐步引进了保险、担保、理财、信息咨询、银行卡等相关金融产品，自身规模也有所扩大，即进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三，竞争，随着农业产业条线的延伸和规模化实行，民营企业兴起，村镇银行就能充分依托其投资方的外向型服务功能，这才得以充分显现现代商业银行的本质属性。

(二)改革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

“主发起银行制”不利于对村镇银行服务“三农”进行引导，造成村镇银行布局失衡，同时也打击了民间资本等其他投资主体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必须对现行的村镇银行发起人制度进行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设立与经营。应放宽发起人的限制。我国目前正在考虑对于民营企业设立银行政策的放开，因此，可以规定一些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能作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并进行一些试点。

(三)降低涉农贷款风险

篇(3)

1.1发展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

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因而也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就业，同时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推进农业人口城镇化就可以使农民真正转化为市民。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不但可以带动就业，还可以增加内需，拉动消费。这样一来，就将会对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打破城乡长期分割的二元结构，从根本上可以形成有利于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使资本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

1.2加快发展城镇化将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能够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只有加快城镇化进程才可能达到城乡统一，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1.3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

能够刺激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和新的投资。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的现实选择，也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优化组合的客观要求。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到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够让广大的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拉动经济的增长。

1.4加快发展城镇化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如果能够建立全社会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入城的农民也能够充分享受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充分享受城镇的公共资源，将毫无疑问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说，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

2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2.1城镇化总体水平偏低

近年来，虽然城镇化水平呈现提升趋势，但仍存在较大差距。

2.2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会受到资金、土地等要素的严重制约

城镇尤其小城镇的建设资金大都以政府投资为主，而目前的财税政策严重弱化了地方政府的投入能力。由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量大，虽然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又采取了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金，但从总体上看，筹资渠道还不宽、办法还不活，资金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土地资源供应不足。

2.3城镇市政配套功能不完善

虽然近几年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仍然存在中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管网老化等“城市病”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吉林市城市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场用地、绿地面积、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在全省均处于中游位置。

3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发展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能够有效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保证城市新增人口尽可能就业等方面调整有关政策。通过积极的城镇化转移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对待城镇化的发展，以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推进城镇化发展，以城镇化繁荣带动农村发展。

3.1发展城镇化要积极妥善处理城乡关系

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城镇化主要解决的不是城市建设水平和质量提高的问题，而首先是农业就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减缓片面城镇化进程、更强调要协调发展。因此发展城镇化必须处理好城市的发展和农业、农民、农村之间的关系，使农民在小城镇发展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从而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互动，社会环境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化文明这个城镇化宗旨。

3.2发展城镇化要加强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

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情况，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国家层面发展战略的难得历史机遇，大力推进城镇化，充分利用好国家给予我们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快发展自己。

3.3突出重点，充分发挥小城镇的带动作用

篇(4)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重要的战略性问题，需要整体抓。“三农”又包含许多小问题，需要具体抓。仅整体抓容易抓空，只具体抓又怕失去方向。如何处理好整体与具体的辩证关系，抓住大的，又能顾及小的，是抓“三农”工作面对的重要问题。

“三农”工作需抓大顾小

方法问题制约“三农”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农”工作中，只顾埋头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浪费了资源，空耗了精力。有两种错误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体不注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标高远，不顾本地区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市情、县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经验；二是力求“大”。习惯于“运动式”地抓“三农”，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轰轰烈烈，表面上每个部门都在抓，但实际上职责并不明确，没有抓总牵头部门，没有细化目标和验收标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没有重点也体现不出亮点。这些都是当前基层“三农”工作方法上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使一些地方“三农”工作的举措仅仅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点不计其余，缺乏统筹性。一是部门缺乏协作性。不仅农口的农林水牧渔等部门工作上互动少，而且农口之外的部门在涉农工作上也缺乏与农口部门的互动，以至于“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造成工作互不协调、各不配合。二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三项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时，缺少系统的思维和联系的观点，结果往往是解决一个老问题，而产生一个或多个新问题。比如各地在成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难以流转、留守儿童健康和教育问题突出等诸多新难题。三是“三农”与工业化的矛盾问题。许多地方把财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不仅市县讲工业化，连乡镇这样的农村基层政府也在埋头搞工业化。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留守”问题。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镇，留守的都是所谓的“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抓“三农”工作需要辩证法

克服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系统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的观点来把握“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坚持整体抓也要坚持分开抓。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才能真正抓住“三农”工作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并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简单叠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互之间各有特性。不仅彼此的工作重点、工作对象不同，而且工作规律也不一样。抓农业不等于抓了农村，抓农村不等于抓了农民。如果我们在工作中片面地侧重某一个方面，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整个工作视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农”工作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注重内涵又要顾及外延。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事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农村是农民工作生活的家园，是农业生产的土壤，它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建设者、农业的生产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单个个体事物而存在，同时又独自对外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抓“农民”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和农业，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跳出固有思维，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职工、商人、经纪人、市民；抓“农村”问题，决不仅仅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还有一系列诸如农村环境整治、村镇建设、乡村组织建设等问题。

“三农”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职。“三农”工作部门的区别，仅仅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牵头部门、相关涉农部门，各部门在“三农”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例如，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如何配备好乡（镇）和村委领导班子、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效能、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等，都是重要课题。农工部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区域“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还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尤其是要协调、统筹涉农部门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因此，在“三农”工作中，各部门都要调动起来，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流通行业要负责带动农产品销售，科技部门要负责科技推广，教育部门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素质等等。

在实际工作中抓大也要顾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策，比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门、工作和上下的协调。比如农业建设，需要农口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等部门的协调，需要农口内扶贫、移民、综合开发、农垦、土地等部门的配合，需要财政、发改委、工商、物价等综合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比如农村建设，需要协调规划、建设、土管等部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需要协调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总之，抓大，就是要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抓各级干部，抓工作典型。

顾小就是要细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建设方面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还要抓防火防汛防虫，要抓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顾小就是要抓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劳力，也要抓外出务工的，既要为群众解决发展经济方面的难点，也要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分忧，包括子女上学、农民看病、打官司等问题。

篇(5)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多元供给行为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断发生变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与问题、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系、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增收关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等方面。但是，在现有成果中，专门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角度进行相应研究的还不多。我们认为，当前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结构与行为优化问题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关键。因此，必须重点研究如何实现供给主体结构的优化，构建政府、私人、第三部门多元互动的制度格局，并着力优化多元供给主体的行为策略和行为关系。

供给主体结构优化：由政府单一主体转向政府和民间多元主体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不可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缺乏政府以外的其他参与者，从根本上降低了供给水平，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83%的村不能饮用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电话；农村用电电压不稳、电价偏高，平均电费是城镇的2倍以上；尽管有93%的村能接收电视，但信号相当微弱；交通不便，距汽车站20公里以上的村占34%。此外，大部分农民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完全不能接受医疗、养老等公共保险消费。可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相当严重。而且，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在政府供给能力不足、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集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结果必然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农村税费改革后，空前的财政压力使单一主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为了摆脱困境，必须追求结构优化、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和民间多元主体的转变。

(一)在供给主体结构优化过程中，政府仍应充当关键主体、发挥核心作用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若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很容易出现“搭便车”和投资不足的问题，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如果由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来提供，则可以克服市场供给的缺陷。那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天然提供者。可见，提供公共产品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支出政策的关键在于确保政府有效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政府要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纳入财政制度框架，真正成为农村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让广大农民能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且，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最重要的供给主体，要尽力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将农民承担的制度内公共产品成本和制度外公共产品成本都压缩在最小限度。

对于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包括社会治安、货币稳定、公平分配、政府活动等，应该由政府无偿足额提供，而不应再让农民承担任何成本。其理由如下：(1)广大农民在工业化初期，就通过农业税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部分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为城市工业化做出了贡献。

在城市工业具备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后，政府应无偿为农民提供上述公共产品，作为对农民长年来超额贡献的补偿。(2)农民收入明显太低，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进一步延缓了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使农民出现了不满情绪，形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对农民无偿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这是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3)农民不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直接缴纳税费，并不意味着农民就不为此负担税费。农民实际上还通过农用生产资料、生活用品及劳务的购买，支付含在商品零售价格中的流转税，其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绝大部分体现在城市的税收收入中，并由国家与城市分享。因而，政府对农村供应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并不是完全无偿的。

对于其他主体不能提供或不能高质量地提供的一些农村准公共产品，政府要寻求最优供给机制，保证提高供给水平。

(二)供给主体结构优化要十分重视以私人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尽管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天然提供者，但当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供给时又存在非市场缺陷。查尔斯·沃尔夫曾详细探讨了这类缺陷：一是使成本和收入分离。非市场活动的收入具有非价格来源，主要由政府税收支付成本，易导致多余和增加的成本。二是形成内在性。私人的或组织的成本和利润很可能支配公共决策。三是派生外在性。非市场活动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远离公共目标的副作用。四是分配不公。非市场活动会产生权力或特权(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这些非市场缺陷会直接导致政府部门内部的低效率，引致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因此，考虑以私人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戈尔丁、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早就从理论与经验方面作了论证。戈尔丁提出了“选择性进入”的概念，即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例如付费后，才可以进行消费。戈尔丁认为，福利经济学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上的“选择性进入”，若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手段被充分地供给消费者，那是因为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的技术还没有产生或者在经济上不可行，而不是不能由市场提供。戈尔丁的分析尤其是他提出的“选择性进入”方式是极富创见性的。继戈尔丁之后，德姆塞茨指出，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情况下，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他进一步认为，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公共产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消费者收费。另一位学者史密兹认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消费者之间可订立契约，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来供给公共产品，从而解决“免费搭车”问题。如果说上述学者是从理论角度论证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科斯则是从经验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可能性。

科斯在其经典论文《经济学上的灯塔》中认为，从17世纪开始，在英国，灯塔作为公共产品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给的情况，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灯塔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在182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46座灯塔，其中34座由私人建造。因此，英国历史上的灯塔基本上是由私人供给的。⑦科斯的研究表明，一向被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产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的。借鉴西方学者从理论角度和经验角度的论证、研究结论，我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完全可以采取以私人为主体的方式。

但是，由私人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一般限于以下两类：(1)准公共产品。由于纯公共产品一般具有规模大、成本高的特点，只能由政府利用其规模经济和“暴力潜能”优势来较为经济地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规模和范围一般较小，涉及的消费者数量有限，正如布鲁贝克尔和史密兹所认为的，这容易使消费者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订立契约，自主地通过市场方式来提供。由于消费者数量有限，因此达成契约的交易成本较小，从而有利于公共产品的供给。(2)具有排他性技术、可以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的公共产品。这即是戈尔丁提出的“选择性进入”的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由于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很难排除“免费搭车”等问题。而“选择性进入”的产品则可以有效地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私人提品的交易成本，从而激励私人提供某些公共产品。相反，如果缺乏某种排他性技术，则私人提供的公共产品难免会陷入“公地悲剧”。

(三)供给主体结构优化还应该以第三部门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农村社区和各种合作性的非盈利性农村社会服务机构都属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第三部门的范畴。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美国为例，各类非营利部门一年的运作资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8%。如果把这些组织中义务工的贡献折算成金钱，非营利组织活动的价值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我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亿美元，假设从比重上我国的非营利部门能达到美国一半的水平，它一年便可为社会提供价值约9000亿人民币的服务，比政府的整个社会开支(包括福利性开支、转移性支付和社会保障开支)规模还要大。由此可见，利用非营利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将会具有战略性的意义，而利用非营利部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同样具有巨大的潜力。

第三部门可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形成积极回应。第三部门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能够对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进行有效弥补，能够在决策咨询、政策宣传、政策实施、矛盾疏导、表达民意等方面起桥梁纽带作用，能够灵活、高效、低成本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因此，以第三部门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有着明显的好处：

首先，第三部门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多元性需求。对于“市场失灵”的一些公共产品，单靠政府供给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的。因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多元的，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只能是一种。在市场和政府双双失灵的情况下，民间非营利的第三部门可以拾漏补缺。它们是非营利的，不会利润挂帅，因此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它们是民间的，不必行动划一，因此可以为需求较高的人群提供额外的公共产品，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产品，从而满足政府和市场都满足不了的社会偏好。

其次，第三部门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民对信息不对称性产品的需求。信息不对称的产品有两类，一类是服务的购买者并不是最终消费者，中间隔了一层；另一类是服务本身的性质太复杂，消费者对它难以评估。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在不必由政府提供的情况下，若靠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机构来提供会造成一些问题，它们很可能会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对称关系中的优势地位，以次充优、以少充多，欺骗消费者，谋取利润最大化。第三部门与营利组织不同，非营利组织的性质不允许它们分配营业所得。既然营利不是它们存在的目的，这类组织借信息不对称之机占消费者便宜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再次，第三部门的社区组织提供公共产品能够很好地弱化“搭便车”问题。“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取决于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遵从社会规范，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我国农民一般生活在村落之中，社区组织供给这种方式能够把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缩小到一个以村落为中心、以生活和工作为纽带的小集团之中，它容易符合农村的村情民意和提高农民的满意度，因而会有较高的供给效率。

罗西瑙与林德从实际效果上对比了第三部门与私人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差异，在将149个研究进行综合后，得出结论：在服务质量、需求者可接近性、成本效益和慈善四个方面，都是第三部门优于私人营利组织。

因此，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充分考虑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将其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重要主体。

政府主体行为策略优化：营造合作博弈局面和消除背离公共利益的驱动力

在供给主体结构中，政府主体是核心，所以政府主体行为策略的优化对于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至关重要。理论启示与实际情况对于政府主体行为策略优化的突出要求有两个：(一)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不合作博弈为合作博弈

自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多次变迁。从本质上讲，每一次制度变迁过程都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定位、财政资金分配等方面的博弈过程。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充分博弈后形成的契约格局，就是最终所采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双方的博弈实际上是信息不对称状况下的一种动态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利益的理性考虑，夸大本地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需求，片面强调财政缺口，逃避供给责任，其行为策略可以概括为：“叫苦”和“逃避”。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中央政府要保证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均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政府根据各地区夸大的有效需求状况，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分配供给资金，必然导致严重的财政困难。面对各地方政府夸大农村有效需求的行为策略以及自身财政困难的局面，中央政府此时的策略只能是采取一种逆向选择行为：收回财权、下放事权，进一步把公共产品供给重点转向城市，其行为策略可以概括为：“收财权”、“放事权”和“转方向”。可见，农村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采取了不合作的行为策略。⑩显然，要改变这种公共产品供给的尴尬困境，最本质的要求是双方重新选择行为策略，打破原来的博弈困境，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合作格局。

要建立和营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格局，首先应该划分清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和范围。责任和范围不清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合作博弈的症结所在，所以界定清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范围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1.强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划分的两个要求。

第一，重视农村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成本补偿。各级政府间对农村财政支出责任纵向配置的实质，是如何解决各层级政府之间合理分担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总成本问题。如果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效益外溢性、公平性、民主性，公共经济责任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实际配置关系相当复杂。其中对许多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言，为了克服其效益的外溢性、兼顾到效率与公平，不仅其决策责权、执行责权、管理责权、监督责权需要分别配置于两级以上政权机构，而且其中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等每一项责权都要从不同的侧面配置于不同层级政权机构。上级政府一定要以不同比例分担下级政府负责直接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的成本，因为这些公共产品具有正效益外溢性，只有在上级政府给予适当成本补偿的情况下，这种公共产品才能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最佳提供。第二，要使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与财政筹资能力相适应。提供公共产品责任的落实必须以相应层级的政府具有相应的筹资能力为基本前提。在某一层级政府筹资能力被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客观限定的情况下，如果赋予其超过这一能力的财政支出责任，就应该允许其量力而行提供低于相邻地区水平的公共产品，或者上级政府必须负责补充为提供涉及农村居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财力缺口。

2.明确划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责任。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而制度外供给的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合理，比如农村义务教育、优扶、计划生育等外溢性极强的公共产品，全部由乡级政府提供，既不符合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原则，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必须明确划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责任：对于农村义务教育、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村公共卫生保健、公共文化事业、大江大河治理、农村环境保护等外溢性极强的农村公共产品，应当由多级财政共同承担，尤其是中央、省级财政应担负主要的责任；对于电力设施和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社会保障、成人教育、水利设施、农村医疗等，应当以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提供，中央、省、市级政府适当补助的形式供给；对于那些在转轨时期出现的特别类型的公共产品，比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行业信息提供等，应当视其外溢性的程度，分别由各级政府负担全部或部分责任。

(二)约束乃至消除政府官员背离和损害农村

公共利益的驱动力尽管政府是农村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但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府并不一定就能按照农民的需求合理供给公共产品。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领域中的人也是“经济人”，均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布坎南指出，政治过程就像市场的交换过程一样，包含着来自自愿交换的互惠性，是一种正和博弈。每个具有独立价值和利益的个人，都会要求参加政治决策，以谋求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和利益。“政府，就像一个纯粹交换经济中的市场一样，完全被视为汇总或平衡个人对公共政策之需求的一种制度。”

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往往会有背离和损害公共利益的驱动力：(1)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体制，导致拥有决策权的基层政府官员缺乏合理供给公共产品的压力。在政府内部，由于下属一般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领导往往以看得见的“政绩”来评价官员。因此，政府官员往往乐于想方设法供给能凸现其政绩的公共产品，结果就造成了短期能凸现政府“政绩”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而符合农民需求但需要大量政府投资又不能短期见效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2)政府决策者对“政绩”和“利益”的渴求，导致不符合农民需求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农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一定的收入约束条件下，农民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消费组合，但是政府的一些决策者往往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强制改变符合居民意愿的需求组合，导致超越收入水平的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从而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3)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围绕自身的利益供给公共产品，以致造成了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结构性失衡。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人民与政府是委托关系。但是，作为委托人的农民由于信息不全很难分清哪些费用是合理的，哪些费用是不合理的；而作为人的基层政府则具有完全信息，在利益驱动下，基层政府及村组织往往利用信息优势而有意偏离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导致要政府花钱但又不能直接使自己得利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能直接、短期为政府人员带来政绩或是便于其设租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多。

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一个重要内因就在于政府官员的自利性，因此，要实现农村纯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就必须构建一系列制度来约束乃至消除政府官员的自利行为。

1.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要通过在乡村组织中设立村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制度和传导机制，使多数村民的需求意愿得以真实体现。一方面，要量化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政府官员供给公共产品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应在农村积极推进村级组织制度改革，推行村委会组成人员直选制度，真正把村委会建设成为一个村民自治组织，使村委会真正对村民负责，把村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意愿及时、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各级政府和组织，为各级政府合理地供给公共产品提供决策依据。

2.通过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提升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的合理程度。考核晋升干部应结合所管辖农民的生产条件、生活的真实改善，通过农民对其政绩的认可程度来决定干部的升迁和奖惩，这样才能彻底避免侵害农民的行为，约束政府官员对农村公共产品“随意供给”的思想，树立其“合理供给”的思想。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基层干部任免制度，乡镇和村干部的任免应充分考虑农民的认同度。其次，要加强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健全基层政府资金收支管理。再次，要完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的问责制度。要充分发挥人大的“质询”和“罢免”职能，不断完善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

3.推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听证制度。要在确保行政的透明度、扩大农民的知情权的同时，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听证制度，扩大农民的质询权和参与决策权。

多元主体行为关系优化：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伙伴关系

建立政府与民间主体伙伴关系的一个潜在的逻辑是：它们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同时也有其不足。戴维·奥斯本认为，政府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稳定性、不受偏爱的影响；私人部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革新的能力、产生资本的能力、获得规模经济的能力强；第三部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很强的同情心、责任心和产生信任的能力。其中，政府最适合政策管理、维护公平、防止歧视、提高社会凝聚力；私人部门最适合经济任务、进行投资、产生利润；第三部门最适合社会的任务、志愿劳动的任务、加强社区管理的任务。

政府与民间主体伙伴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在于：二者通过合作追求共同的或者一致的目标，协作的基础在于相互的利益，强调风险和责任共担。具体而言，民间主体分担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职能，而政府部门则在承担无法让渡的职能的同时，还要成为一个协调者、监督者、管制者。政府需要通过制定规则、监督规则执行、考核绩效等方式，承担执行和管制农村公共服务的角色。

(一)完善政府与民间主体伙伴关系的实现形式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中政府与民间主体伙伴关系可以采取的主要形式有：

1.合同承包。由政府确定某种公共产品特许民间主体经营的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通过竞争性招标形式对外承包给民间主体。中标者和政府签订合同，并按照合同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则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购买这种产品，同时对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督和考核。这里，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安排者，民间主体是直接生产者。

2.特许经营。政府不是用公共财政购买公共产品，而是把特定的公共产品生产条件租赁给有关的民间主体，由他们从事经营与服务活动。像合同外包一样，在特许经营方式下，政府成为安排者，民间主体成为生产者。特许经营的民间主体可以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公共产品，能有效降低农民负担，改善农村社会福利状况。

3.补助。由政府给予一些能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民间主体以补贴，其形式可能是提供资金、减免税优惠、低息贷款等。补助降低了特定物品对于符合资格的农民的价格，使他们可以向市场上接受补贴的生产者购买更多物品。在补助安排下，生产者是私人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政府和农民是共同的安排者，政府和农民都向生产者支付费用。

4.志愿服务。像慈善组织这样的民间主体可以通过志愿劳动等，提供很多农民所需要的服务，其他志愿团体也可提供许多社区服务。在志愿服务这种安排中，民间主体中的第三部门可扮演服务安排者的角色，他们可以运用其雇员直接生产服务，也可以通过雇用和付费的方式交给其他组织去做。

(二)健全政府对民间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某些农村公共产品由民间主体供给决不意味着要完全脱离政府，相反，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民间主体供给中应该发挥至关重要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1.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民间供给者提供制度激励。这包括对公共产品产权的界定以及给予某些激励措施等，从而为民间主体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产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民间无法进行界定，只能由具有“暴力潜能”的政府来界定。而且，由于某些公共产品具有高成本、非赢利性等特点，政府可对公共产品的民间供给者给予补贴或其他优惠性政策。

篇(6)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发展，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三农”问题，基础是农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关键是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尤其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事业落后;核心是农民，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必须靠加快发展来解决。

一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建设新农村的产业支撑。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要拓宽农业产业体系，丰富和优化农业内部产业构成;要改善农业物质装备条件，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步伐，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二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农村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发展非农产业，应以能够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具有广阔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重点，比如农副产品加工业、建材工业和建筑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业等。三要重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因此，要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利益群体，目前也是弱势群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党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充分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党服务人民、造福农民的宗旨。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三农”问题，要依靠农民，尊重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的知识结构、技术能力、经营管理水平、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直接决定着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有效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培育新型农民，同时促进农民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富裕农民，使农民充分享受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最直接受益者，富裕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要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一是在政策上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二是在组织上创新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形式，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效益;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实现农民充分就业。

优化结构，实现农业与农村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基本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可具体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全面发展。农村发展的这些内容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统一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系统，是多元一体化的综合建设和全面发展。这体现了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体现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统一的发展要求。二是协调发展，主要是促进农业与农村内部关系的协调，实现结构优化。农业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包括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级化。三是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实现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可持续农业，要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四要实现农村社会安定，农民安居乐业。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统筹兼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篇(7)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赖谦进在讲话中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杂志在运作中除了要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外,还要顾及到一定的经济效益。所以,杂志怎么定位、怎么发展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她说,“三农”杂志(A版)在运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办刊宗旨正确,服务了党和政府的大局,服务了“三农”,值得发扬和提倡。谈到杂志今后的发展,她着重指出,刊物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要办得有时代气息,要与时代同步,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善于通过一些小事,一些平和的、鲜活的东西自下而上地反映时代的主题,反映地区的发展,反映三农的变化。

座谈会上,专家们在对三农杂志(A版)的阅评中,各抒已见,畅所欲言,既充分肯定了杂志的成功经验,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杂志办刊宗旨明确,始终坚持宣传、服务于“三农”。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组组长王继德说,三农杂志(A版)内容丰富、品位较高、导向正确,有一批上乘的好文章,为三农服务的意识很强,内容很实际、实用,比如“实用科技”这个栏目,每期都要拿出一定的版面,精选那些让农民真正用得上的好信息,真正体现了杂志的服务性;再比如说“新农村建设”栏目,立足于宣传河南农村、农业、农民,其中有不少好文章,都是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可以说是一份真正为三农服务的优秀期刊。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处长张新说,“农村、农业、农民”六个字很大,很响亮,但很难把握。三农杂志(A版)能把准自己的定位,围绕办刊宗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所做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二、杂志定位比较准确。专家们一致认为,三农杂志(A版)始终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宣传内容上努力做好涉农服务工作,从杂志的整体宣传内容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围绕土地流转,刊登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介绍土地流转的经验,提出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二是大力宣传农村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总结推广了许多宝贵的做法和经验。三是大力宣传农业战线上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典型。不少先进典型已经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农村产生了重要影响。四是围绕“三农”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并提出了破解之策。五是围绕农村发展,设立“三农论坛”专栏,编发了一批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触及到了一些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孔祥科主编说,“一吐为快”栏目中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当前农村改革中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三、杂志设置上形成了一批特色栏目。阅评员刘富民说,看了近两年来的三农杂志(A版)之后,很感慨,因为从1985年杂志创刊到现在,经历24年的风雨磨练,如今已是面目一新,形成了一批亮点闪烁、很有特色的好栏目,尤其是“三农论坛”、“新农村建设”、“行业风范”、“实用科技”等栏目办得非常好。这些栏目紧贴三农实际,又带有很强的导向性和可操作性。

四、版面设计和图片运用有特色。在谈到杂志的综合质量时,阅评员丁长举说,近两年三农杂志(A版)在版面设计和图片的运用上有了很大进步,设计风格越来越活,图片和文字的搭配也有了很多创新,很有时代气息,图文并茂、动静结合,对于体现杂志的宗旨和主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