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摘 要：近几年业界兴起时评热，其中热情最高的是都市报，与此相应的是学界的时评研究热。目前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对都市报时评专版的个案研究;二是对都市报时评兴盛的原因、总体特征、意义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三是对都市报时评热的反思。这些研究都是将都市报时评作为一个点进行探讨，鲜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对都市报时评展开研究，因此，有关都市报时评本身、都市报时评版运作模式发展变化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

关键词：都市报;时评;综述

一、引 言

都市报是以广大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采取市场化经营手段、强调新闻性和服务性的综合性日报。初创期的都市报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社会新闻闯天下，以信息量大以及时效性、贴近性强等特点吸引读者。经过十余年的摸爬滚打，走向成熟的都市报面对新闻环境和读者需求的变化，适时而动，大打时评牌，有人将此称为继20世纪初《时务报》和20世纪40年代《大公报》“星期社评”之后的第三次时评热。

纸媒、广电、网络上方兴未艾的时评热潮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报》等新锐报纸时评专栏专版的开辟不无联系，而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第二版开设整版时评这一开创性举动则带动了都市报的时评热。最先探索创办时评版的是《中国青年报》、《深圳特区报》等党报、机关报，而近几年，创办时评版热情最高的则是都市报，其时评版在数量上也远远多于其他报种。

二、现有研究成果

与近几年业界兴起的时评热相对应的是学界对时评的研究热，仅就学术论文而言，在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以“时评”为主题能搜索到上千篇研究论文，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从新闻业务角度研究时评的写作规范。二、从新闻史的角度研究时评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三、对时评专栏专版的个案研究。四、对近几年兴起的时评热的反思。

具体到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12月能获得以都市报时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59篇。这些论文集中于2003年之后发表(见表1)，这与业界都市报时评版的创办是相切合的。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都市报中率先开办时评版，拉开了广州报业的时评战，时评的“广州现象”也随之蔓延到其他地区。2003年11月5日，《京华时报》开辟时评版，2003年11月11日，创刊伊始的《新京报》即推出时评版，引发了京城报界的时评热潮;东部地区南京的《现代快报》《南京都市报》、上海的《东方早报》，中部地区武汉的《楚天都市报》、长沙的《潇湘晨报》的时评版等也是在2003年之后相继创办。

摘 要：近几年业界兴起时评热，其中热情最高的是都市报，与此相应的是学界的时评研究热。目前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对都市报时评专版的个案研究;二是对都市报时评兴盛的原因、总体特征、意义及发展趋势的研究;三是对都市报时评热的反思。这些研究都是将都市报时评作为一个点进行探讨，鲜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对都市报时评展开研究，因此，有关都市报时评本身、都市报时评版运作模式发展变化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

关键词：都市报;时评;综述

一、引 言

都市报是以广大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采取市场化经营手段、强调新闻性和服务性的综合性日报。初创期的都市报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社会新闻闯天下，以信息量大以及时效性、贴近性强等特点吸引读者。经过十余年的摸爬滚打，走向成熟的都市报面对新闻环境和读者需求的变化，适时而动，大打时评牌，有人将此称为继20世纪初《时务报》和20世纪40年代《大公报》“星期社评”之后的第三次时评热。

纸媒、广电、网络上方兴未艾的时评热潮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报》等新锐报纸时评专栏专版的开辟不无联系，而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第二版开设整版时评这一开创性举动则带动了都市报的时评热。最先探索创办时评版的是《中国青年报》、《深圳特区报》等党报、机关报，而近几年，创办时评版热情最高的则是都市报，其时评版在数量上也远远多于其他报种。

二、现有研究成果

与近几年业界兴起的时评热相对应的是学界对时评的研究热，仅就学术论文而言，在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以“时评”为主题能搜索到上千篇研究论文，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从新闻业务角度研究时评的写作规范。二、从新闻史的角度研究时评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三、对时评专栏专版的个案研究。四、对近几年兴起的时评热的反思。

具体到对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截止到2011年12月能获得以都市报时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59篇。这些论文集中于2003年之后发表(见表1)，这与业界都市报时评版的创办是相切合的。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都市报中率先开办时评版，拉开了广州报业的时评战，时评的“广州现象”也随之蔓延到其他地区。2003年11月5日，《京华时报》开辟时评版，2003年11月11日，创刊伊始的《新京报》即推出时评版，引发了京城报界的时评热潮;东部地区南京的《现代快报》《南京都市报》、上海的《东方早报》，中部地区武汉的《楚天都市报》、长沙的《潇湘晨报》的时评版等也是在2003年之后相继创办。

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为三类(见表2)。

一是对都市报时评专版的个案研究，有26篇论文，占研究总量的44%。这类论文既有对都市报时评版特色的整体研究，如吴玉兰《都市报评论版特色分析——以“楚天时评”版为例》一文分析了“楚天时评”专版的三大特色：“栏目有特点，版面内容丰富”、“议题丰富，注重舆论监督”、“写作风格的平民化”，并从“坚持地域特色”、“打造品牌栏目”、“加强立言意识”、“坚持百家争鸣”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又有抓住都市报评论版的某一突出特点做文章，如夏、牛静《 以“思想启蒙的公众诉求”促进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向——对时评专栏的解读》一文围绕南都时评的功能定位“思想启蒙”分析了其时评内容以及利用时评进行思想启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冬明《互动：报纸时评专版(栏)的创新之路——以时评版为例》则紧扣“互动性”这一南都时评的特色，从互动空间、话题选择、传受观念、热点讨论四个方面展示了南都时评的互动性。

二是对都市报时评兴盛的原因、总体特征、意义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有24篇论文分析了近几年都市报时评热的背景以及时评的特征、价值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陈旭鑫《报刊时评:中兴与规范之路》一文认为.“新闻竞争”“政治民主”“受众觉醒”是近年来时评中兴的三大缘由。张昆、陈新焱《都市报新闻评论四大趋势》一文从四个看似二元对立的方面(“评论作者：精英化还是草根化”、“评论选题：本地化还是全国化”“评论文本：八股化还是个性化”“评论时效：快餐化还是慢餐化”)探讨了时评未来的发展趋向。

三是对都市报时评热的反思，有9位学者撰文对都市报时评中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如毕诗成《娱乐化将吞噬新闻评论的生命——兼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误区》认为都市报新闻评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现实环境、从业理念等原因使其在新闻评论的轨道上步入了娱乐化的歧途且渐行渐远而忽视了评论的理性思辨，作者提出了应对新闻评论娱乐化倾向的社会对策。

除此之外，以都市报时评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有十余篇，较有代表性的有郑忠明《都市报时评现状问题研究》(暨南大学，2006)、柳俊伟《都市报新闻时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陈瑜《浅析时评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华中科技大学，2007)、王秀荣《都市报时评的大众书写》(西北大学，2009)、洪巍《“湘江评论”版研究》(湖南大学，2009)。

三、尚待研究的领域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对于都市报时评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已有的研究都是将都市报时评作为一个点进行探讨，鲜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都市报时评，因此，有关都市报时评本身发展变化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事实上，都市报从创办时评专栏专版以来一直都在摸索时评版的运作方式，比如《南方都市报》2002年3月4日开办时评版后，曾在2003年4月2日、2004年3月2日、2006 年 10月 10 日对时评版进行较大规模的改版、扩版，在这过程中，其时评的特点、时评版的运作模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既是都市报时评渐进式发展的体现，也预示了都市报时评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以静态的眼光研究某份都市报的时评个案或研究某一个时间段的都市报时评显然难以把握以上问题，唯有以动态的思路进行研究才能把握都市报时评在发展过程中扬弃了什么，才能总结提炼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 吴玉兰.都市报评论版特色分析——以《楚天都市报》“楚天时评”版为例[J].当代传播，2009(5).

[2] 夏，牛静.以“思想启蒙的公众诉求”促进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向——对《南方都市报》时评专栏的解读[J].东南传播，2007(3).

[3] 陈旭鑫.报刊时评:中兴与规范之路[J].新闻与写作，2004(8)

篇(2)

〔中图分类号〕 G63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21—0087—01

一、 巧设作文题目，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教师能否出一个能够激起学生写作兴趣，让学生有话可说的作文题目是作文训练能否成功的首要标志。无论哪种作文形式，其命题艺术，大体说来有三点：

1.题目要细化、要具体、要形象。范围太大的题目会使学生无从下手，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如《父亲》这个题目就太大，而《父亲的手掌》这个题目就细，比较具体，学生愿意写，有话说，能写好。再如让学生写“桥”，学生肯定不便下笔。若命题为《桥的自述》（说明文）；《桥的故事》（记叙文）；《桥的启示》（议论文）；《桥的联想》（抒情散文）。学生就会兴趣盎然，各依所长地选取题目，就会产生写好作文的欲望。

2.题目要新颖。因为只有新颖的东西才能醒人眼目，强烈的吸引人。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能说明这一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天丰子恺翻看报纸，突然一则标题映入他的眼帘：“丰子恺先生画画不要脸”，他吓了一跳，再想想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人呀，怎么惹得人家写文章骂呢？仔细一看文章内容，原来是评说丰先生画漫画的特点：丰先生漫画没人的眼鼻，但仍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我们进行作文训练时，作文的题目不能轻易让学生猜到，这样学生才有新鲜感，才有表达欲。

3.题目要刺激。就是说，题目要有一点思想感情冲击性，题目要出在学生心坎上，要钻到学生心里去出题，使题目成为学生的“热门话题”。比如有位教师在作文训练前，有意出示了一则一位青少年在网吧连续上网几十小时猝死的报道，学生看到后在下面议论纷纷，老师因势利导，出示了作文题目《网络的利与弊》。这样学生都想把自己的想法一吐为快，写作的积极性迅速高涨。

二、以“三法”调动写作兴趣

观察法。在进行人物写作训练前，可以先让学生在课前对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要求观察清楚人物的外貌——容貌、衣着、姿势；观察清楚人物的行为——动作、速度、力度、方式；观察清楚人物的语言——内容、语气、语调；观察清楚人物的表情、神态、心理等。这样，作文才能写得准确、生动、形象。

组织活动法。在写作前，让学生开展一些搜集、整理、展示相关资料的活动，这种活动主要以学生为主体，其参与积极性也较高。

辩论法。在写作议论文前，可采用开辩论会的形式，让学生确立自己的观点，并为自己的观点搜集有关材料，然后展开辩论，在此基础上写作，学生就会游刃有余，写出的文章也会观点鲜明，材料充分。

三、让学生体验写作的成就感

1.选择优秀作文在班上宣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作品。

很多作家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都讲到，他们之所以最后成为作家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的作文曾经被老师在班上宣读，因此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文也越写越好。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被人肯定和赞扬的需求。而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广义发表行为。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他，知道了他的作文，他的成功。所以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广义发表来激发他们对作文的兴趣，培养学生稳定的写作兴趣，即写作成就感和成功感。我们可以让学生的作文在班上的《作文墙报》里“发表”，可以在《手抄报》、《手抄刊》、《手抄作文书》上“发表”，也可以在学校广播站“发表”。当然还可以推荐到正式公开的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网络上发表。

2.培养学生的长期兴趣，养成写作的事业心（意志）。

篇(3)

关键词：大学语文；课程方向；内容构建；“好文章”

一、“语文”的原初含义与“大学语文”的课程方向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及内容定位，其争议和相应的试验历有年所，各持己见。有的意见，甚至主张“根本改造”。表现于教材编写上，就有学者将近年关于语文“人文性”的提倡发挥到极致，推出“大学人文读本”、“大学人文教程”：有的学者则添加进更多属于传统文化知识的内容，号为“高等语文”。后来更有“大学文学”之倡，震动亦不小。这些教材，或为人文思想论集，或为文化史讲座，或为纯文学选本。有媒体在宣传时称欲以此“取代”传统“大学语文”教材，在“大学语文”教学界引发了疑惑和争议。这实在牵涉到“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和内容构建、语文教学的独立价值和独特功用等复杂问题，是需要详加讨论的。

首先，不论如何改革，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现行体制下，“大学语文”课程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不同于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它应当针对低年级大学生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接受语文教育后的实际水平，服从于各类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学习及培养目标对学生语文素养的要求，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帮助这些学生切实提高语文修养和能力。这一点应该是这门课程的标准探索者、教材编写者、课堂讲授者的基本认知和共同出发点。我们不可忽视大学生亟待培育高级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当务之急和专项之需，无限制地扩充领地，致其无所不涉、无所不包。尝试自是不妨，但如果根本改造的结果是削弱、偏离甚至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程自身，或使其面貌模糊不清，名存实亡，则委实不妥。

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和现实教育语境里，“语文”是一门特殊的基础学科。这一点与其他多数国家的母语教育有所不同。无论古今，中国语文既与大多数学问浑融于一体，又在书写、识字、选词、造句、炼意、谋篇、用事、讲究文辞之美、音声之道，乃至意境营造、文气建构等方面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纯粹性。此所以古代中国的语文教习，竟是学子修养的几乎全部，士人终生孜孜以求的不朽胜业。在现代中国，虽然人类文明的知识架构有了很大不同，学生用功的重点早已呈多点平铺之态；但母语水平的持续提升，依然既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又是需要付出相当精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更是中国人基本文化素质的体现。当年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称为“咄咄怪事”的用多年时间、众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的情形，及今思之，也许实在竟是中国语文学习的常道。现代语文学习也莫不如此，虽然有程度上的区别。长时间以来，我们陷入视“语文”为“工具”的认识误区，又以为文言文已经过时，而只学习白话文，容易多多，于是断言在中小学甚至义务教育阶段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完成语文学习的“任务”。顺理成章，认为到了大学阶段，自然就要“超越”本国语文，只需学习其他种种专门学问及外国语，于中国语文再也无需着力讲求。其结果，则是母国语文无所长进，专业学习与语文提高无法互为奥援、携手共进。

中国语文的研习对象，自然是以汉语言材料(语言学界有区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者，此处不作区别)的面貌呈现的所有汉语文本。而这些语言材料、文本，就其整体来说，必然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人的情感态度，世界观、价值观，人文立场，人类文明史，文学及艺术素养，审美能力，科学精神。透过语言文本，系统、深入地探究这些内容，是大学中其他课程的任务。语文则与其他学科、课程不同，它是从人如何言说、如何表达来切入，致力于探讨诸如文本构成、语言魅力、表现形式、书写技巧、文辞之得体等，并且把这些作为研讨学习的“着力点”。就此而言，语文具有其特定的描写对象和探究内涵。

与此相联系，正本清源，正确理解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和现实语境里的“语文”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十分必要的。它与基础教育中的“语文”自然有程度上的区别，但没有本质的不同，同样是汉语口头语(“语”)和书面语(“文”，即“语”的高级形式)的合称。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语文”概念最初使用时即是如此，就“语文”作为在中国教育体系里居独特地位的一门课程的名称来说，更是如此。叶圣陶讲得再清楚不过：“‘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与原意合矣”。叶氏后来还解释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据此而论，“大学语文”课程的方向、主体、要旨，仍然是帮助修课学生继续改善语文修养，提高语文能力。(当然会有所不同：无论修养还是能力，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提升。比起基础教育来，更加着重于书面语即“文”的一面。)前述之人文、文化、文学种种，亦非“语文”所着意排斥，却总有主从之分。“大学语文”课程固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可能要讲一些基本的文学史知识，肯定会有一点思想启蒙或文化宣讲的味道，也会涉及写作指导……但这些都并非这门课程的方向、主体旨。语文教育特有其“双重功效”：语文本身的学习和提高，是直接的内容和基本的途径；而文学、文化、人文等素养培育的功效，则是连带而及的结果。

二、在课程区别中认识“大学语文”的独特内涵

“语文”既不宜从概念上解释为“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字”，乃至“人文”的代称，则其作为一门课程，在主体内容上亦必有所区隔。

“大学语文”课首先不同于中文系学生的语言学课程，不宜讲授专门系统的语言学知识。语文课之大讲特讲语法，曾在基础教育中引发长期争论，“倒了学生学语文的胃口”，是一致的看法。“语文”的本位是关注人的“语”和“文”，即作为人生命本能的口头和书面(文章)结合的语文表达状况和内在规律，“语文”应注重语感培养，密切结合学生的语文感受和社会语文生活的实际，而不是脱离这些去讲授专门家才需要掌握的语言学理论命题和语言研究方法。

“大学语文”与文学专业教育相比，有深度的不同；与公共选修的文学课程相较，是侧重点不同。文学是民族语文的高级的和特殊的表现形式：文学文本的大量阅读、鉴赏，是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语文”课在文体角度上，也要涉及必需的文学知识。这都是不言而

明的。但问题在于必须区分“语文”与“文学”，尤其不能使学生误认为文学地位独尊，其他文体均卑之无甚高妙。对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另外选修文学类课程，且修习“大学语文”课的学生未来多数并不以文学为专门职业。因此“大学语文”不能只讲纯文学作品，更不能成为文学史的压缩板，不能上成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课。“语文”既有其自身需要研讨的问题，它所揭示的语言形式也较文学更为多样。语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小说家和诗人，而是使学生经由包括而不是只有“文学”的多样文体文本的阅读、领会，把握汉语文的多种境界和多种表达交流方式，以便在较文学广阔得多的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中享受语文的魅力。

“大学语文”与讲授美学理论的课程也不相同。“大学语文”课程重视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其重点在使学生对语文材料和语文表现中所展现的语文之美、长于其中的母语之美具有领悟和感受能力，而不在于美学知识、审美理论的传授。“大学语文”课不宜上成纯美学课。

“大学语文”与大学里纯粹的写作课程不同。“大学语文”课也会涉及文章写作，主题是唤起学生对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兴趣和愿望。但不以写作训练为主，无需直接讲授例如读书报告、公务文书或学术论文的写法，不应讲成“应用写作”课。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不断积累，而最根本的环节，正在于对经典的、优秀的汉语文作品得法的示范性解析和大量的阅读，使学生知晓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文采、意蕴和个性风格，才有可能解决写作的致命伤，摒除虚假、浮泛、滥情、刻板和模式化的写作痼疾。

“大学语文”与文化史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类课程不同。“大学语文”课程的主题是母语学习。母语既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就是文化。“大学语文”课程要让学生由母语学习中接受文化浸润，体味民族文化的精髓，但不宜把文化史知识作为讲授重点和本体，演变成无所不包或点点片片的文化概论。

“大学语文”与专门的人文教育课程也不同。所谓“工具性”和“人文性”区别对立之说，近年甚是热闹。由基础教育延至高等教育，以致凡论“大学语文”者，言必称“人文性”。似乎抓到这个法物，“语文”就有救了。似乎非如此强调即降低了自家品位，全然不再思考单独设立“语文”一科所为何来。人文启蒙的重要性，谁也不会否认。但是，人文教育虽是“大学语文”讲授的题中应有之义，却不可能是“大学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如果真有所谓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别，二者本就水融，实际上难于截然划分。语文自然而然地包含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内涵，哪位教师也不会去刻意抽空它。但“大学语文”课不能越俎代庖，讲教育和思想启蒙专题课。“大学语文”课的学习，会使学生的思想品格、人文素养、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充实，对情操陶冶、人格塑造，均有潜移默化之功。但这一切，都应该是师生在语文研讨过程中渗透的因素，不是直接讲授的对象，不是课程的主体内容。不能把“大学语文”变成又一门思想训导课、伦理教育课。

由上可见，从课程定位这样一个根本的角度考虑，“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必须有所区分。必须把问题放在整个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去考察，才不致自说白话、顾彼失此。“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体系中，各门主干课程是相互呼应而又各有分工的。“大学语文”课作为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必然程度不同、地涵蕴诸如语言学、文学史、文化学、思想史及写作训练的内容。但语言研究、文学教育、文化概论、人文专题、思想启蒙、实用写作等，均不是“大学语文”课的内容主体和本来目标，应由其他专门课程的开设来承担。如前所述，“大学语文”课自身具有发掘不尽的独特内涵，无需以语言学、文学等学术专门和文化、人文、思想启蒙等“宏大话语”来自高身份。简言之，“大学语文”要以“语文”为本位：大学语文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还在“语文”。这是我们从事这门课程教学及改革的基本立场。如果改来改去，改得“语文”尽失，改掉了本体，就有违这门课程设置的初衷要了。

三、以“好文章”为标准构建“大学语文”的主体内容

依据上述理解，“大学语文”教学的主体内容，也就水落石出了。那就是继续采纳已经为过往实践所认可的“文选”形式的内容构成方式，选取母语中的各类“好文章”，作为丰富多样、引人入胜的学习材料的供给。具体来说，“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的内容主体，应该是选择具代表性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各种文体的经典的或优秀的汉语文文本，提供给学生――既有主修材料，也有拓展材料；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由教师对这些文体上的例文，做出示范式的鉴赏分析，引领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体会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某类文体的高标准，对文章和文体形成要领及语言美感，有所理解、体认和感悟，从而达到使学生具备高级语文能力和语文修养的目的。

“好文章”的概念，值得详加论说，以见我们所主张的“大学语文”的内容构成的特点。此所谓“好文章”，是就广义而言，其实也包括“好诗”、“好词”、“好(汉语)译文”。更不限于俗所谓“文艺性散文”，即具虚构想象性质而以抒情为主的文章：而是扩而大之，涉及全体文类。这其实恰与我国古代之“文”的传统若合符契。虽然今人称之为“杂文学”观，但古代文言作品中，各类文体，皆可酿成“美文”，则大家对此并无疑义。凡传诵至今的优秀古代作品，类皆于体式、词藻、情思、结构诸方面，呈现出美的亦即可欣赏可品味的质素。而言及现代文章，则须稍作辨析。

“好文章”亦即“五四”后所谓“美文”。那时周作人首揭此一概念。他以外国文学为参照，提出在诗与小说之外，有“论文”一类，其中“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又说“好的论文”皆可作成美文，在中国古文里，则“序”、“记”与“说”者是。推其原意，实予“美文”广狭二义：狭者，指具艺术性的叙事、抒情文章；广者，则包含“批评的”、“学术性的”“好”文章。而其共同的标准是：“真实简便”，“有生命”。其后，现代文章得到了略无拘束的发展，恰如朱自清之所言，“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叙事、抒情文章之外，议论、批评文章，乃至各类实用性文章，优秀之作，层出不穷，既发挥了现实作用，又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宝藏。但相沿至后来，“美文”本义渐失，“美文”概念变得狭隘、单一。论者往往画地为牢，自设畛域，编来选去、讲来论去，总是一些熟面孔，甚至个别情辞肤浅之作，因其“貌美”，也被屡屡相中。遂使新一代读众不知现代文章尚别有洞天。

其实，除了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之作，评论、说理的好文章更是蔚为大观，被奉为现代文章两大家的周氏兄弟之作，此种性质的即占多数；而其他通常划归于“应用性”文体的，好文章也所在多有。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文学”以外的其他文体关注不够，这不仅与中国“文”

的传统相悖，也不利于实用性文体的推广，造成学生语文视野和应用技能的狭窄。

还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的好文章，又不能仅限于纯粹白话文章即所谓语体文。现代汉语，实包含语体文、浅近文言文体、文白混杂等多种形态，不是一花独放，是多元共生。论及现代文章，于文言白话之别，求其纯已不可得，求其截然划分，遂无必要。现今已非“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彼时鲁迅的激烈态度，“咒诅”的是反对白话者流，而非全盘抹煞文言的价值。近年有关争议再度纷起，文言文应否进入中学语文课堂，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这体现了百年之后，人们对于母语困局的反思，兹事体大，须从长计议，容当另论。最低限度，对那些现代中国产生的著名的文言文献，还是要兼容并包的。此正为联接古今汉语文章传统的纽带。

汉语译文也应当是现代汉语文章的重要部分。好的翻译家，通过将外国语文创作的作品移译为现代汉语，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藏。这些外文汉译也应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与前述同理，也不单指语体译文。不计晚清民初，即便近二十年，也有杰出的文言译作行世。

在“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课程讲读中着眼于“好文章”的标准，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基于近年高级中学的课上和课下的阅读，其现状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教育行政部门聘请专家修订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课余阅读作为重要手段，并具体规定了量的要求。各种新编富于创意的中小学“新语文”读本也屡有所见，规模和选材都不断出新。但就现今社会心理、教育体制、升学制度、师资水平、学生负担而论，真正贯彻“新课标”，达到其要求，尚需时曰。不可否认，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动荡，商业炒作，人心浮躁，应试教育阴影徘徊不去，价值缺失，流俗文化风行，阅读日益市场化、快餐化、零散化，导致经典地位名存实亡，人们敬而远之。而动漫卡通、网络文字、短信段子、图文画册、青春速写、流行影视、玄幻武侠、戏说恶搞、言情、励志类读物，成了学生的“最爱”。这样，不但古代作品因文字障碍让学生望而却步，许多现代中国杰出人物的思想、言论，也根本不能进入学生甚至教师的视野。这不能不使人产生切肤之痛。严格来说，我们仍处在晚清一“五四”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而那时以来形成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统，白话文及其他现代文体写作的成绩，均是弥足珍贵的母语文化资源。其不能被当下人群所汲取，实为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的一大缺失。

大学生群体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责任非轻。在汉语文的教育中，我们有责任把那些蕴含优秀思想文化因子的汉语文章推介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读者。对这一类经典性文章的系统深入的学习，是青年学子形成共同的基本价值和语文取向的有效途径。

再一方面，用新的美文标准即“好文章”的标准选文，作为大学语文教育的基本架构，也是顾及当下高等院校各专业对学生汉语文修养和能力提高的期盼。非中文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各类教材、研究著作、参考文献等汉语文字材料的阅读和掌握，是其专业学习的必要基础。

篇(4)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反思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 以短短三十年的时光，传播学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而且以图书出版量、院系或专 业设置数目、招生总数等所谓“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

但我们聚会于此，应当并非是为自我恭贺，而是为反思。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 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 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我无意罗列问题，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这些表象的问题，为此而感到汗颜，只 是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即反思的开始。我们更要做的，是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批 判现行的学术体制，包括学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学位与职称评定制度，以及学术 刊物的级别定位制度等等，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当我们这些以学术研究为自己 职业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时，更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即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 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2]

这里的“自己”，当然指的是被称为“传播学界”的同仁通过各自和共同的学术活动所呈现 出的学术主体。反思这个“自己”，就不难看到，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这不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没有思考，也不是说我们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说我们的思考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结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刍别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简单来说，过去学界――以新闻与传播学界为甚――动辄以政治思 维的逻辑，并遵此逻辑而设立研究问题并罗列论断的习性仍在延续，研究变成了贴时髦的政治标 签。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摆脱将学术等同于政治诠释的枷锁之时，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认 为更加华丽和时髦的其它语汇，那些来自我们未曾谋面、未必读懂（甚至未必系统读过）的西方 学者的语汇。

我当然不是在反对理论，也不是反对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更不是反对理论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对的是将理论――或者将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作教条，认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将自己的研究降格为教条的脚注，将这些权威 的论断或宣称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实。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当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编制一片无从着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别人的理论概念肢解现实观察，将现实的观察削 足适履式地塞进概念的牢笼。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学术论述不需要论证、阐释，不需要分析经验 的观察，只需要摘引权威，宣布真理；似乎论文写作等于权威的表演，动辄宣布“要如何”、 “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指令，以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论文和论著当中也许有思想，但那是别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后发展 并阐述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行独立思考，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是一种自设牢笼、自我奴化的倾 向，即是在思维路径层面的缺乏自主与独立。

这个层面自主与独立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学者、我们这个学界缺乏学术研究者的主 体性，即：建立学术共同体所必需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未能达到或者不知如何实践陈寅恪先 生所坚持的那个作为学者应有的境界，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种境界作为 自己学术生涯的常态，我们何以面对“学者”这个称号？缺失了这个灵魂，多写何益？陈寅恪先 生说得好，“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 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3]

我这不是在老生常谈。不错，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乐观地宣称，陈所提倡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4]其实不然！ 至少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个群体还不知道如何作此追求，甚至并没有在 追求！如果同行们不同意我这个判断，那么请问，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中的核心议程是什么？采用 的标准是什么？花费最大人力、物力的活动是哪些？

缺失“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这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条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传 播研究脱离现实，缺乏对现实中真问题的批判分析。我在这里不去纠缠批判、文化、行政研究等 取向之间的异同，我们的同行们在这样的问题上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我要讲的是，无 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 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 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 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

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问题为启动，以回答问题而暂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缺乏“自由思想 和独立精神”，我们就无法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就只能要么在一些与现实无法 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在“真问题”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权力科层 体系的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这就造成我们传播研究学界目前非常尴尬的 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 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 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沿这两条路子生产的“学 术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从两个方面衡量的学术贡献：一是对社会，包括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有开拓思路、增强人文和公共利益关怀的思想启蒙；二是为科学和人文知识增添储备，并因 此而充实传播研究的专业课程。

我这里讲的并非是不该从事纯理论的研究，也不是不该从事应用（包括针对各不同社会机构 的对策）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应该得到大力展开。有些人轻易地将提倡学者的自主或自觉、与权 力和市场保持一定距离等同于反对应用研究。如此简单对等，本身就已经丢失了学者应有的超越 性，也即反思的基本准备。需要反思的核心是，作为学者，我们是否以一个独立于政治和市场、 外在于官方意识形态、超越于某家或某个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出、探讨并解答研究问题。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现实，所遵循的逻辑是我们独立批判的理论思考， 所带有的价值取向是普适人文精神的呼唤，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为学者对 自己的角色、立场、预设等的自觉反思。这些元素的结合，即构成――套用美国社会学家 C. 赖 特米尔斯的用语――“传播学的想象”。

换句话说，业界的问题我们要研究，官方需要的对策问题我们也要研究。但是，首先，这 些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问题，而不是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所自生的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同 时，我们需要提出并考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体在这特定的场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 这些问题？这本身反映了哪些社会的张力和变迁？不同社会主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这 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将形成意识形态与历史现实的何种形态的勾连（articulation）？其次，我们 探讨问题时，使用的是学术论述的话语，也就是说，它不由业界和／或官方的话语元素及需求逻 辑所构成，也不由某一家的学说所圈定，它由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所形成的独立思想所构成。 这种独立，体现于对于论述的逻辑、证据的质量、结果的效力（如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导性等）等各方面的学术评判标准都来自学界的认同和／或对知识发展的推动，而非官方或业界开出的处 方，或者对某一学说的忠诚。

具体地说，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是官定的“核心”或“权威”期刊的刊载，不应是在行政管 理的申报表格上的填充，不应是从国家机构或企业得到的“研究”经费，不应是在CSSI或SSCI包 括的期刊上的发表，当然也不应是在现有学术考核体制下挣得的“工分”。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 的指标，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学术的评判标准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是否系统地考 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 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提高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 判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学术的评判标准是能否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升华。这样的标准，应当 适用于所有取向、所有类型的真研究。以行政管理的指标代替学术评判的标准，必然扼杀学术， 奴役学界；以满足行政管理的标准来设计自己的学术活动，就意味着对学者的主体性的自残。

缺乏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我们就很难抓住并研究真问题；不研究真问题，我们很难获得 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这两方面的缺失，是我们与国际传播学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说“国 际”传播学界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思维和话语路径的自主，但比我们强！），其它如方法训练的 欠缺、学术操作的不规范、研究生教育的流于放养等，要么由此衍生而来，要么与此有密不可分 的亲缘关系。对学术研究的行政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如此畅行无阻，除了权力和利益因素外，还在 于它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只能来自强大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研究真问题，这两者必须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并以此为依 托，改造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和培养方式，展开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发展多元的学术取向 和流派。 为此目标，我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1. 抓住机会，改造现有的学院派期刊，至少在上面辟出专栏，（1）发表具有独立思考内涵 的经验研究论文，包括人文和社科取向的论文，摒弃不关照中国现实的他者理论的反刍，摒弃承 接官方和／或业界话语的奴性文字；（2）展开学术批评和研究点评，倡扬符合“思想之自由和 精神之独立”准则的研究，针砭奴性的和应景的文字。

2. 改造考研、带研究生的模式，以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考核指标，对自己所带的研究 生，摒弃导师命题、学生作文的模式，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分析现实（包括与现实相关的理论或 历史）问题，写作解答这样的问题的论文，不能达此要求的，坚决不予答辩。

3. 组织、编辑反映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包括各种取向和方法）以及其它近邻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科研究传播现象的优秀论著／论文集系列。我们现在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已经在展开一些 有学术价值的经验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论著或论文还不能充分体现其中的学术价 值，未能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组成编委会，发现各地有潜力的论著和论文，阅读筛选后， 对有可能提高、有愿望努力的作者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修改达标后包括到系列内出版，以期形 成传播研究实绩的展示，并为整个传播学界设置学术的标杆。

4. 定期召开小型的学术研讨、论文写作的工作坊，一次一个主题，参与者根据与这主题有 关的研究积累为标准来选择，事先写论文。在工作坊期间，参与者各自陈述自己的论文，并就每 篇论文展开深入讨论，由工作坊组织者综合讨论中的提出的意见，对每篇论文整理出修改要求， 交给作者，作者修改后的论文由工作坊组织者编辑出版论文集。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建立并彰显不同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学术评判模式，以此建设独立于国家权 力和市场利益的学术社区，最终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注 释：

[1]对此，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如许纪霖，《回归公共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朱学勤对此也有专文论述。这种对体制的批判也体现在少数著名学者拒绝体制参与（如拒绝按制度规定招收研究生）的行动中。但是，相比较于国家权力通过学术考核、国家项目、职称评定、经济奖励等手段对学术的控制和学者的诱惑，这些批判之声零散而微弱。对体制的批判，必须在学者共同体的集体抵抗下才可有效。

[2]Pierre Bourdieu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篇(5)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篇(6)

2 幼儿园管理的不和谐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大部分幼儿教师的学历没有达到标准规定，幼儿教师的知识相对比较陈旧。职后培训工作不到位，普遍只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实施。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得不到提高，教学技能达不到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当前幼儿园的组织机构相对繁杂，虽然科层制的管理理念对人们解决某些实际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但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繁复的层级设置使平级部门之间经常发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平级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交流、联系，当遇到需要互相合作才能完成的事情的时候，通常出现协调不一的现象；同时，由于管理层级不断增多，使人力物力等随之增加，延长了各级之间的联系渠道，信息的传递变得越来越复杂，信息传递速度也越来越缓慢。

大部分幼儿园管理者都明白家庭环境对于孩童的成长有多么重要，家庭对孩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各个家庭之间的条件不尽相同，家长的素质程度有所不同，每个家庭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工作比较繁忙的家长，通常没有节假日，照顾孩子的时间较少，缺乏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有些家长对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孩子有一定的要求，希望孩子能够在幼儿园学会认字、学会算术；有得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比较高，希望孩子能够全面发展，希望孩子能够培养舞蹈、音乐等方面的特长。由于各种不同家庭的需求有所不同，幼儿园无法一一满足，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难以处理。（下转第187页）（上接第165页）

3.1 提高幼儿园管理的质量

3.2 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3.3 搞好与家长之间的和谐

4 结束语

篇(7)

本论文关键词：小学；古诗；诵读；教学

诵读是我国古代语文学习的优良传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成功经验。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学工作者应充分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

一、诵读是对小学生诗歌启蒙教育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最早的诗歌是人们口头吟唱的，诗歌中的音乐因素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音乐性是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音乐美又被称为韵律美、声韵美，表现为押韵、平仄、句数、字数、停顿节奏、双声、叠韵、叠字等语音特征的有规律的反复所形成的听觉上的审美感受。

周振甫在《论诵读》中总结了诵读的种种好处，他说：“读时分轻重缓急，恰好和文中情事的起伏相应，足以帮助对文章的了解，领会到作者写作时的情绪；懂得音节和情绪的关系，到写作时，自会采取适宜的音响节奏来表达胸中的情意。”清代程廷祚认为：“古者之于诗，有诵有歌，诵可以尽人而学，歌不可以尽人而能也。”近人黄仲苏认为：“诵就字义言，则为读之而有音节者……”朱光潜说：“歌重音乐的节奏而诵重语言的节奏。”综合各家的理解，我认为诵读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反复地读，熟练到脱口而出，自然成诵。方智范分析到：“诵读是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中一种有益于积累、有效提高语文能力的好方法，应当适当提倡。诵读是反复朗读、自然成诵，尤其适用于优秀诗文等声情并茂的作品。诵读比简单的朗读更有助于从作品的声律气韵入手，体会其丰富的内涵和情感，又不象朗诵那样具有表演性。这一方法有助于积累素材、培养语感、体验品位、情感投入，达到语文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目的。”

二、诵读的作用是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体会诗歌的语言和韵律美，并受到情感的熏陶

20世纪30年代初，夏丐尊等专家说：“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的人读书，大多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工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也自然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近来学生们大家虽说在学校里“读书”或“念书”，其实读和念的时候很少，一般学生只做到“看”而已。我认为语言学科，不该只用眼和心，须于眼和心以外，加用口及耳才好。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

萧涤非说：“律诗本是一种具有音乐性的诗体，诗人完成一首律诗，往往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口吟出来的。对于一首律诗特别是象《秋兴八首》这样的七律的鉴赏，更需要下一点吟咏的工夫。这倒不是单纯为了欣赏诗的音节的铿锵，而是为了通过抑扬亢堕的音节来更好地感受作者那种沉雄勃郁的心情。前人评《秋兴八首》谓‘浑浑吟讽，佳趣当自得之’”这虽然是针对律诗的特点而言，其实何尝不可以看作诵读古代诗歌的共同特色。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到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而才可能对它们耳熟能详，而理解得十分透彻。

三、展开诵读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诗歌特点予以指导

首先，诵读强调实践性，注重读的过程，遍数多是其基本要求。课程标准从“过程和方法”的维度出发，强调古代诗歌的启蒙教育应突出实践性，在反复的诵读实践中模仿、尝试诵读方法的不同变化，再积累诵读的经验。这个过程不同于以会背为目标的检测。南宋朱熹说：“读之，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叶圣陶说：“吟诵的时候，对于研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所以他要求：“令学生吟诵，要使他们看作一种享受而不看作一种负担，一遍一遍地读来入调，一遍一遍体会亲切，并不希望早一点能够背诵，而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

其次，诵读还要强调诵读的目的性。诵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朗读。“用普通话正确、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列在了每个学段阅读目标的第一条。朗读是指放声读。教师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诗歌特点予以指导，使学生明白读的目的和要求，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注重对具体读法的指导，注重停顿、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即课程标准所说的“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一些专家对此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如朱自清认为，“熟读的工夫是不可少的。吟诵与了解极有关系，是欣赏必经的步骤，吟诵时对于写在纸上死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变成活的语气。”在朗读时，“要能分辨语气的轻重；使声音有缓急，合于原文意思的发展。”这些论述是有指导意义的。

再次，诵读的训练要注意层次性和多样性。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随着理解领悟能力的增强，学生的诵读技巧会越来越高，老师必须根据这些特点确定不同学段的诵读的不同要求和训练方法；组织课堂的诵读实践要适应学生的趣味，采取多种训练方法给学生示范和引导。

总之，诵读是和情感体验、语言积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指反复多遍，最终烂熟于心的读。学生吟诵诗歌，抑扬顿挫，韵味无穷，有意识地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不仅可以感受到汉语言音律的美，诗歌意境的美，形象的美，还可以积累语言，受到熏陶和感染。与朗读相比，诵读更强调个人体验，更强调内化。诵读是古代诗歌启蒙教育的贯穿始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曾祥芹，《阅读技法系统》，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135

<2>程廷祚，《诗论十五》，道光丁酉年刻本《青溪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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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19

<5>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64

<6>夏丐尊，《叶圣陶.文心》，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8（再版，107

<7>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论著选评》<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