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传媒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认缡哟渴粲谄胀ù笾诘目觳臀幕刖⑽幕凶盘烊坏亩粤ⅲ虼烁咎覆簧嫌惺裁匆帐跫壑担岩陨鲆帐蹙贰C娑哉庵秩宋斐傻牧街治幕亩粤ⅲ幕芯恐铝τ诙灾猓佣偈垢哐诺奈幕帐蹙吠ü炼靡宰呦蚱胀ù笾冢钪帐迪执笾谖幕途⑽幕南嗷ス低ê投曰啊T谡夥矫妫队亮盼液湍恪芬宰约旱囊幌盗芯方谀炕卮鹆苏飧鑫侍狻H缍越幌炖种富蛹摇⒚褡迤骼盅葑嗾咭约熬┚绫硌菀帐跫业姆锰福导噬暇投缘缡庸壑诶斫庹庑┮帐跗鸬搅巳魏伪鸬拿教逅岩云鸬降钠占白饔谩V富蛹叶圆簧侔靡衾值那嗄昀此担且恢之分神圣的职业，然而，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饣?quot;，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曰埃壑诓唤龆允粲诖椒冻氲牡缬芭纳愫椭谱饕帐跫肮ひ沼辛烁行缘牧私猓币捕缘佳菝堑男燎诶投辛烁畹睦斫狻R撞飞馕辉缡庞诒臼兰统醯木湮难Т笫Γ残碓诓簧偃丝蠢匆丫保捎谝拙绫旧硭毯亩嘀匚幕肴词蛊淙钥纱蚨笙执缁岬墓壑凇J苤舴ⅲ改康谋嗟颊卟幌ё橹α浚渡嫱蚶锔俨煞茫唤龃锏搅似占熬湟帐踔康模币苍谑导噬掀鸬搅舜俳泄团餐奈幕帐踅涣髂酥亮焦嗣竦拿窦浣涣髦饔谩W罱唇鱿衷谟辽系墓赜谝獯罄杈纭锻祭级洹返难莩鍪悼霰ǖ酪惨欢芷鸬秸庋淖饔茫唤鱿蛑泄墓愦蟮缡庸壑谡故居凶排ê竦?quot;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Φ慕谀考龆四撸庸愦蠊壑谀壳岸哉飧隼溉盏姆从纯矗娴男вο匀淮蟠笊跤诟好嫘вΑU饩托枰颐俏幕芯空叽诱庖幌窒笾谐橄蟪銎渲械拇衅毡楣媛尚缘亩鞑⒓右岳砺刍钪沾锏椒岣晃幕砺郏òù嚼砺郏康摹：廖抟晌剩杂谝桓鲈诘胤教ǎū本ǎ岢至似吣耆圆槐?quot;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庸壑诤腿宋目蒲е斗肿拥纳矸荻跃佑谥行暮捅咴抵厥獾匚坏谋本┑缡犹ㄌ嵋坏憬ㄒ椋涸诘苯竦缡咏谀慷嗳缗C彝饔谇潮『椭馗吹那榭鱿拢ψ咦约旱牡缆罚斜本┑厍畔⒖旌投唷⑷瞬琶芗⒋ナ侄蜗冉⒍酝饨涣鞅憷扔攀疲瞥鲎约旱牡缡咏谀烤罚窃诮隙痰氖奔淠谄晟砉蚀筇ê兔ㄖ辛械囊桓霰厝煌揪丁T谡夥矫?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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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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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传媒的内涵现代传媒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演进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在信息从传播者向接受者传递的过程中，基于互联网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对文字、音频、图片以及视频进行传播，兼具报纸、广播、电视、图书、期刊等多种媒介在内的传媒优势的总称。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普及，现代网络数字化技术被广泛应用，传媒业呈现出数字化的发展态势：即兼具传播技术和现代化数字技术，形成全新的数字化传播技术，推动了传统媒体业的快速转变与发展，这种现代化传媒属于数字化媒体形态。

2现代传媒的特点存在模式更具开放性。现代传媒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其存在模式并非封闭，而是开放的，较之传统媒体具有传播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的特性。利用新技术进行传播是现代传媒的主要方式，不仅能使受众突破时空限制，更能极大提高获取信息的自由度。此外，现代传媒传播模式呈网状结构，极大地减少信息传播的限制，增加了受众获取信息的宽度与深度，而且受众成为信息的传播者。由此可见，现代传媒突破时空限制与传播的主体限制，更具开放性。传播载体更具兼容性。现代传媒的传播载体兼容了数据、文本、图形、动画、音频以及视频等多媒体呈现模式。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现代传媒的包容性要求也随之提高，新媒体不断向外拓展生存发展的空间，开拓传输范围，打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隔阂与壁垒；此外，媒介技术与媒介话语具有包容性和拟真性的特点，使得媒介信息对受众认知行为产生影响，塑造着受众的世界观，多样化媒体的相互融合愈加明显。传播速度更具时效性。较之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现代传媒更多的是借助于网络体系、数字技术，具有更快的制作与传播速度，让受众获取的信息更具时效性。而基于网络传播的多媒体格式，能够将图像、文字、音频以及视频等一系列的信息融汇起来反复传播，使信息更为具体、形象、生动，受众在短时间内能够获取更多、更有效的信息。影响力范畴更具广泛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现代传媒凭借技术上的优势和稳定的存储系统，突破时空地域、文化水平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其影响范围不断延伸。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国内抑或国外，都已成为现代传媒影响的范畴；受众范畴也囊括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与此同时，受众的教育、生活、工作无不广泛地受到现代传媒的影响。

二、现代传媒与音乐艺术的关系

在现代传媒尚未产生之时，音乐是借助于口传心授和手抄记谱来完成传承的，但是这种传承方式有其局限性，在传播过程中易造成音乐的失去本真乃至被遗失。随着网络数字化的普及，现代传媒技术被广泛应用，音乐艺术的发展与现代传媒息息相关。音乐的传播需要借助现代传媒，而传媒也因音乐的参与而内容愈加丰富，现代传媒与音乐艺术之间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日益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广播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传媒，实现了跨地域无限传播的可能性，作为广播传播的主要内容的音乐，能够让不同地域的受众同时接收。另一方面，数字电视技术在我国的大范围应用和普及为数字信号走进千家万户提供了可能性，脱离了距离因素的限制后，电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音乐电视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对音乐艺术而言，电视媒体在引导其潮流发展,推进其艺术创新方面功不可没；对媒介载体而言，音乐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内容构成。基于现代传媒，音乐艺术呈现出许多新的特性。现代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音乐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音乐艺术注入新鲜血液、赋予了新的生命，使音乐艺术表现出许多新的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传播的全球化。现代传媒是在全球范畴内进行传播，网络传播不受任何限制，所以现代传媒视域下的音乐同样具备全球化这一特性。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的传播，获取相应的音乐产品。第二个特性是创作个性化。现代传媒数字化的优势为音乐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音乐创作艺术家们通过数字化手段，创作出极富个性的音乐艺术品。第三个特性是涵义的表层化。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视觉媒体逐步介入到传媒制作之中，音乐通过视觉这种屏幕化的辅助手段被呈现出来，其深层次的涵义被简单直白地传递，造成音乐接受者无暇或是没有机会对音乐艺术的意蕴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这就造成音乐艺术涵义的表层化特性。

三、现代传媒背景下的音乐艺术发展

现代传媒对音乐艺术影响深远，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主要影响了音乐的创作理念、制作模式、审美观念以及教育方式。现代传媒发展了音乐的创作理念，使音乐创作更具个性化和自由化特点。现代传媒为人们构建出一个多元化的虚拟世界和丰富的资源信息库，不仅为音乐创作者提供数字化传媒的平台，同时促使音乐家的创作理念不断革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代传媒对音乐艺术创作者的创作视野产生影响，使其具有更为广博和前瞻性的创作艺术视野，通过对当下各种风格类型音乐作品的品鉴，即时收到听众对音乐作品的反馈意见。其二，现代传媒对音乐艺术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使他们的思想逐步向大众化、娱乐化贴近。大众传媒缩短了听众和音乐家的距离，听众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音乐带来的娱乐性，音乐创作者的创作思想也向自由化、个性化发展，产生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原创音乐作品。现代传媒转变了音乐的制作模式，让音乐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数字化和自动化创作手段。现代传媒出现之前，音乐作品诞生的次序是：曲作家谱曲、词作家填词，再通过现场录制，由演奏者和演唱者将乐曲表演出来，这种传统的音乐创作对参与人员、现场录音设备要求极为严格。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电子合成器等软硬件应运而生，音乐制作模式也逐渐开始转变，开启了数字创作的新时期。音乐创作者通过使用不同的音乐软件，可以制作出囊括各种流行、民族等不同乐器音色的音乐作品。现代传媒改变了音乐的审美观念，让音乐在欣赏过程中更为轻松和愉悦。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人们的音乐审美观念产生了影响。其一，现代传媒在音乐的传播中加入了画面、影像等更为丰富的素材，使听众在直观欣赏音乐以及表演者舞蹈画面的同时，对音乐艺术有了更为具体感性的认知。其二，现代传媒也为音乐欣赏提供了多种选择，表现在音乐播放器以及音乐作品的选择上，播放器有电脑、手机或是专业数字音响设备，受众可以选择在线试听，或者下载保存后随时欣赏。现代传媒影响了音乐教育的方式，使音乐在教育的过程中更为人性化，更具开放性。现代传媒技术影响了音乐教育的方式，转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在网络这个开放、公平、自由的大传媒平台之上，可以实现音乐资源的共享，为音乐教育者所使用。另一方面，借助于网络音乐资源数据库，教育者可以为学生量身制定符合其性格特点的个性化音乐教学课程。最为重要的是，现代传媒提升了教学环境和条件，音乐教育者可以利用现代传媒产品、音乐多媒体教室进行教学，使学生的体验更为深刻，使课堂更具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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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与发展，以下四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即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社会经济的作用；政治方面；法律道德。

作为传播媒介实体，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不仅要有先进的硬件和科技设备，也需要具有良好业务素质的从业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应有符合自身发展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直接关系着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管理机制亦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除去社会制度的影响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传播机构的内在权力划分，利益分配模式，经营方式等，这些都是影响传播媒介选择管理体制的因素，西方新闻出版事业领先我国百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一、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

探析西方传媒的管理体制，不能不提弥尔顿。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在理论渊源上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分不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形容弥尔顿对传播媒介的影响时曾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一声炸响的霹雳穿过至今，仍隆隆回荡……这就是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是（Givemeliberytoknowtoutterandtoarguefreelyaccordingtoconsience）“让我们凭着良知自由的认识，自由的发言，自由的讨论。”在这篇名作中，弥尔顿深刻揭示了对言论出版自由限制的弊端，他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对事件的讨论才能不断的获取真知。弥尔顿大声疾呼任何权力机构不应该阻止、妨碍，公众运用合理的手段获得真知。

《论出版自由》虽然在思想界、传播界掀起轩然大波，但毕竟仍未具有法律效应。《人权宣言》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媒体建构自身的管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权宣言》明确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

它言简意赅的表明：第一，人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人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都不得以自身的利益为借口，干涉、限制公民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权利。第二，要为自己传播的信息担负责任。美国的一位大法官霍姆斯在审理一件案件时曾说：“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绝不能保护诸如在剧场中大喊‘着火了’一般。”西方传播媒介管理机制，在建立时就对假新闻及新闻造假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在法律及宪法规定的规则范围内活动，政府会乐意看到这一切，但如果踏出这一范围，那么传媒机构必须要为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影响西方传播媒介体制管理的经济因素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二战中，由于适应战争与外交的需要，国际广播迅速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战期间，拥有国际广播电台的国家从27个猛增到55个，翻了一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形成了几家大型的垄断机构，但媒介从根本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分不开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的。例如，美国是高度私有制和高度竞争的国家，它的传播媒介管理体制必然要适应美国的经济发展，即市场经济。

英国的BBC公司，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传播管理体制形式。表象上BBC是公营类似于我国的传播机构，其实不然，BBC由于技术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与其它西方媒体的体制管理表现出特殊，是由于英国与他国国情的不同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英国的经济体制。其次，是新型科学技术装备的应用，影响着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构，正是由于高新科技设备的应用，西方媒介管理体制才日益完善。

三、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

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建立的一大因素，在不同种的社会制度当中，媒介的管理体制的性质是不同的。我国的媒介管理体制是姓“社”的，所以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就必须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而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上面。而西方则情况就不同了，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媒介管理体制就必然姓“资”，所以它是建构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它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媒介管理体制的构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所以西方媒体存在付费的成人频道。四、新闻道德和新闻法律理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随着社会责任论的诞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新闻道德建设的步伐，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陆续出台，旧有的规范被完善和修葺，媒介机构纷纷将这些道德目录拉入自身的管理体制当中，媒介管理机构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自律本身只是在新闻机构内部依照自愿的原则上建立，其原则的应用只能依靠自觉来进行。尽管这一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但因其缺乏无力的制裁措施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但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约束，防止其“过于自由”。保护自由和预防新闻自由的泛滥，体现了调控传播媒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团体、政府的调控是极其必要的。

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福乐（Fuller）在其《法律的道性》（《Themoralitylow》）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福乐把道德区分为两种。第一是“愿望的道德”。第二是“义务的道德”。福乐认为第一种是对善的追求，追求的愿望是道德的进步，受到舆论的好评。而“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秩序生活的基本要求，遵循义务道德不会受到人们的表扬，但是违背了它就要受到谴责及相应的惩罚。“愿望道德”是一种理念，证明“愿望道德”不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行为准则，而“义务道德”则是人们所必须践行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新闻实践也贯彻新闻道德的法律化，但是任何关于道德方面的手段及行为方式都不具有强制性，它只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肉身，所以新闻道德化不仅要把道德法规与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必须将社会普遍道德纳入到法律结构中来，这也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要求。

在新闻媒介管理体制当中，新闻道德法律规范化，作为新闻媒介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新闻道德的规章化和制度化使新闻媒介有了严谨的行政手段。约束其以利益为目的而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恶劣行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它，更好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新闻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道德的规章化、制度化，很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道德的过泛化”。二种是“规章过泛化”。“道德的过泛化”会使新闻道德显得过分脆弱，没有强制力的道德将很难约束新闻行政、运营行为；“规章过泛化”极易会发生新闻机构运营新闻呆滞化，没有任何创新的行政运营手段，只会让新闻机构走向衰败。如果新闻规范过于苛责的话，那么新闻从业人员将会对新闻采访、编写、播报畏首畏尾。

探析西方新闻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对搞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媒体管理体制变革，搞好我们的新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周鸿铎.应用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

[2]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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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营销工作中，营销人员不仅需要与周围的同事沟通，还需要与更大范围的其他人沟通合作，这就决定了传统营销团队沟通合作的时效、空间有限。而虚拟团队则能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平台来满足人们跨时区、跨区域共享知识与信息的需求。由于虚拟团队在营销工作中具有传统组织形式无法比拟的优点，使之逐渐为传媒企业所认识并加以利用。

1.虚拟营销团队的特点

与传统营销团队相比，虚拟营销团队的组织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其成员可以来自组织内，也可以来自组织外部，甚至组织的顾客、供应商等合作伙伴都可以成为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在全球化的营销环境下，以分散性的虚拟团队为主要营销单位可以令组织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许多组织正转向虚拟团队，以满足新的商业环境的要求。此外，虚拟营销团队的工作方式还能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危机事件。当发生突发事件或危机事件时，这时人与人的现实沟通渠道将受到种种限制，而虚拟营销团队绕过现实的阻碍，凸显其独特的优越性。虚拟营销团队通过使用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进行商务交易，利用电视、电话会议及互联网的即时联系方式信息和达成商业谈判。2.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应用

虚拟营销团队由于具备传统营销团队无法比拟的优点，得到许多传媒公司的重视。虚拟传媒营销团队使团队成员跨时空、跨区域合作成为现实。分散在不同时区和空间的营销团队成员，通过运用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来实现信息交流、协同合作，完成共同的目标和任务。

与此同时，虚拟营销团队的组建，对传媒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团队由传统的基于作业的过程管理转向基于成果的项目管理。由于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无法像传统营销团队那样参与整个营销工作流程，给传媒营销管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传媒公司对虚拟营销团队的管理不仅要研究保证虚拟团队绩效，还要降低虚拟团队的管理风险。另外，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工作方式对团队成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团队成员必须掌握各种信息工具的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任务执行能力等。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工作方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求团队成员具备快速反应能力，以提高工作效率。

二、虚拟团队特殊的运作模式

虚拟团队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与传统团队相比，在许多地方都有着革命性的突破。在运作模式上。虚拟团队具有以下特殊性：

1.虚拟团队突破了组织的传统边界，具有动态性和高度的灵活性

传统的组织边界主要表现为办公场所的固定、人员的固定以及管理机制的固定性。而虚拟团队却突破了这些传统的禁锢，在运作模式上具有动态性和高度灵活性的特征。动态性最突出的表现是人员办公地点的不固定性，同时能保障信息在团队内部的流通。灵活性则不仅表现在成员合作方式方面，还表现在对市场信息的反馈和应对方面，具有高度灵敏度和快速的反应速度。

2.虚拟团队的运作主要依赖隐性的关系契约

虚拟团队的组织结构属于松散型结构，其运行机制主要依赖于隐性的关系契约，而非可强制履行的显性契约。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无一套有效的机制能够强制合作关系的履行，以信任与合作的关系来推动整个团队的有效运作。

3.CSCW系统为虚拟团队的内部沟通提供平台

CSCW（computersupportedcooperativework）系统，即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工作系统提供的是基本的通信基础和一些基本工具，如电子邮件系统、会议系统、协作写作及讨论系统、工作流系统等。CSCW系统在虚拟团队运作的过程中起到实现组织内部沟通的技术平台作用。

4.知识与信息共享是虚拟团队有效运作的主要内容

虚拟团队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人群组织成一个合作体，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成员间跨时区、跨空间的知识与信息的共享。因此，为促进虚拟团队的有效运作，关键在于激励每一个团队成员与合作伙伴共同分享知识，共享信息。

三、传媒虚拟营销团队运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具有的独特优势，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肯定，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然而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在运作时也有其内在的弊端，只有充分了解并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才能促进其高效率地运作。

1.沟通问题

沟通对于虚拟团队工作的展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通常来自不同的地区，地域分割使得传媒虚拟营销团队成员之间实现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较少，团队成员之间存在信息处于不对称的状况，加之各自生活的环境与文化的差异，极容易产生的沟通障碍和理解分歧。不良的沟通会严重影响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绩效，因此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必须积极寻求保持良好沟通的途径。例如运用多种电子沟通工具以克服跨地域、跨时区的沟通障碍，或者在不同的环境及任务条件下选择适当的沟通媒体技术，以实现提高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沟通绩效。同时，应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章程以规定沟通的方式，保障成员间沟通的时间和频次，采用统一收发信息的方式，形成对外一致的声音。此外，通过视频会议或现实的面对面的接触也不失为解决传媒虚拟营销团队沟通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

2.信任问题

信任的建立和维系是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管理工作的核心，信任是团队运作的基础。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高效运作，恰恰需要有比传统团队更高的信任水平，以促进成员们的协同合作。如何在团队中建立起有效的信任维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的协同工作效应，是传媒虚拟营销团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传媒虚拟营销团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构筑成员间的信任链条。例如可通过构建一个信息平台，将每个成员将自己的履历、个性、爱好甚至家庭生活状况等信息公布在公司建立的信息平台上，方便成员间相互浏览对方的资料以对对方的性格以及工作习惯形成一个初步的感性的认识。将来虚拟营销团队运作过程中，还可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加深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例如通过举办公司派对、集体旅游及庆功酒会等方式将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成员聚集起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总而言之，要在传媒虚拟营销团队中建立信任关系，就意味着要重视个体，即充分尊重和接受团队个体的知识、习惯、行为、文化和信仰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效维系成员间的信任关系。

3.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

正如前所述，传媒虚拟营销团队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因此决定了远程管理是保障其有效运作的主要管理方式，这就带来一个成员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规避义务或责任的问题。要有效地规避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既要鼓励团队成员积极进取，又要避免出现成员的道德风险。其中激励和利益分配机制作为成员利益最基本的保障，在虚拟团队的管理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管理者可通过在把握团队成员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各个个体不同的需求，构建有效的激励措施，如高薪激励、个性化管理、人本关怀、个体发展机遇等。而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在承接项目之初，传媒虚拟营销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应与团队签订相关契约，落实相应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以达到规避可能存在成员道德风险问题。

结束语

传媒企业在考虑采用何种组织形式来组建营销团队时，主要着眼点在于哪种形式更利于最大化地利用企业内外的资源。传统的组织形式是按照任务和职能来设置的，结果容易造成不同时空和区域的营销成员间的隔离，无法共享知识和信息资源。而虚拟团队组织形式的引入，恰好可以弥补传统组织形式的缺陷，受到现代大型传媒企业的青睐。当然，任何一个传媒企业，在组建营销团队时，应充分考虑本企业的规模、资源特点及营销环境，在此基础上选择最适合于本企业的营销组织形式，不应一味追求新潮而脱离实际。

[摘要]在现今的传媒市场中，商业竞争越趋激烈，消费者的需求也更为多样化和个性化。如何以消费者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传媒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重点。虚拟团队的出现，为传媒企业的营销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改变。虚拟团队运用CSCW系统进行营销，为传媒企业最大化地整合资源、及时把握市场信息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本文重点论述传媒企业如何在营销中应用虚拟团队，并促进虚拟团队的有效运作。

[关键词]虚拟团队传媒营销CSCW系统

参考文献:

[1]张秀玲:虚拟团队：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合作经济与科技[J].2007（318）.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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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证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证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证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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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年轻人与地球村连接的管道可谓丰富多样，年轻人用在与传媒互动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每日与传媒接触的时间达5小时左右(Livingstone&Bovill,1999)；美国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发现(McBrien,1999)。Livingstone和Bovill在2001年的一项针对十二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国家年轻人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实践都受到传媒的深刻影响。加拿大教师联盟的一项名为“孩子们看传媒”的研究对近六千名3至10年级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了调查，发现75%的年轻人一项主要的娱乐活动是看电视，60%的3至8年级的男孩几乎每天都玩电子游戏，33%的三年级女孩每日都玩互动游戏，49%的七至十年级学生使用线上通讯软体(Filion,2003)。据一期聚焦于技术对下一代影响的《新闻周刊》报导，一项世界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年轻人大部分的休闲时间都用在与媒体的接触之中。

在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199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电视是一个综合性的媒体，具有娱乐性，资讯性，教育性，可信性，并深受年轻人的喜爱(Leung,1999,p.7)。年轻人平均每个平日有3.9个小时的休闲时间，大多数都用在看电视上。近来，互联网的吸引力也逐渐显现，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利用网路进行交流，娱乐，和资讯获取。

由于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对学生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传媒教育这门新课程开始受到了推崇。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已成功实施了传媒教育(Bazalgetteetal.,1990)，有些国家将其划入普及教育的范围，开设单独的传媒教育课或将其实施于整个课程中。在亚洲，传媒教育的接受度已有所提高，尤其在香港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以校园广播站和电视台的形式来开展传媒教育的课外活动。

教育改革中的传媒教育

在过去十年间，教育改革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这些改革和资讯和媒体技术在学校中的广泛应用一道，大力推动了香港传媒教育的发展。

教育改革在香港

从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教改的动机是要帮助香港应对当今世界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变化(EducationCommission,1999)。除了对伦理，智识，社交技能，美学鉴赏等素质的传统强调，人们还希望香港的学校能培养出新一代的具有自学，独立思考和探索新领域能力的学生，使他们能够学会作自由民主的社会中的合格公民。笔者认为，传媒教育在这些目标的实现中能起到以下重要的作用：

传媒意识

在1999年出版的名为《21世纪教育蓝图》的谘询文件中，诸如“以学生为中心”，“自学”，“学习动机”等词频繁地出现。该档还质疑传媒是否意识到它们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和语言的学习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传媒是否应向公众宣传资讯以帮助年轻人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区分对错并拓宽视野(EducationCommission,1999,p.28)。档为传媒教育设立了基调，使其致力于帮助学生通过对日常媒体讯息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从而提高逻辑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传媒教育的本质即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对喜欢的内容自然更有兴趣去学。此外，学生还能在日后通过校园报纸，广播和电视等管道参与到媒体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去。

关键学习领域与新高中课程

香港教育改革之后出版了《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改革建议》(CurriculumDevelopmentCouncil,1999)（下文中简称“《检视》”）。《检视》一文强调对课程进行有力的改革以帮助学生应对“21世纪变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

随着最近教育改革的展开，课程空间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改革引进了新的关键学习领域以代替传统的固定科目，其中一个关键学习领域是“个人，社会和人文教育”。传媒教育作为一个较新颖的，以前从未在教育局官方指引中涉及的概念，在此处被描述为跨学科课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表明决策者对传媒教育的关注有了显著的提升：传媒教育终于提上官方议程了。

在对高中教育学术结构的检视完成之后(EducationandManpowerBranch,2005)，学生将能目睹到新的科目重组，其中通识教育将于2009年正式成为一门核心科目，而“香港大众传媒”也将成为选修课。传媒教育者应可以采用传媒教育的方法来进行这门选修课及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

从理论到实践--改造传媒教育

为了更好地理解香港传媒教育的实施情况，学界进行了多项研究，结果发现多年来传媒教育有着显著的进步。例如，Chau(1998)在一项针对教师对传媒教育的理解的调查中发现多数受访者不清楚“传媒教育”的含义，很多人还将其误解为利用大众传媒辅助教学。1999年Lee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尽管很多学校都强调传媒教育的必要性，很少学校能着实将传媒教育作为一项课内或课外活动来实施。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了。200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少学校都称已通过某种方式开展了传媒教育(HongKongAssociationofMediaEducation,2001)。近期Cheung(2004)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进行了一项研究，致力于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传媒教育在香港学校中的实施方式和作为课程改革关键实施者的教师们的感受。研究结果十分乐观：很多学校都称已在课程中实施了传媒教育，主要的实施途径包括开设传媒课程和开展媒体制作活动两种方式。

传媒教育：免疫或启力

当传媒取代学校成为学生的第一课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越来越多的教育家认为传媒教育企图通过鼓励学生批判地审视大众媒体从而使学校能够重获影响力(Lee,1997)。不过传媒教育的方法并不止一种，且每种背后都有着不同的逻辑。许多评论家指责现在的学校无法与大千世界的多样性，感性和戏剧性相竞争。与不断变化的传媒相比，学校确实更具“本质同一性(Henryetal.,1988,p.60)”。学校通常认为现实社会的价值观与正统的学习理念格格不入。很多时候，传媒教育被用作免疫工具，预防学生被传媒讯息过度影响，帮助他们对媒体说不。

在香港，研究者于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间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受访的教师和校长们普遍认为传媒与教育是竞争的关系，并认为自己有义务抵御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在讨论传媒教育时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类受访者认为传媒教育是通过传媒的教育，并认为应该制作更多的媒体节目来实现“好”的教育目的；另一类受访者则将传媒教育视作关于传媒的教育，他们认为这样的教育应该给与学生分辨对错的能力。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传媒教育”概念的理解还只是处于一个相对模糊的阶段。

笔者经常受到不同国家的学校邀请进行教师培训，与工作坊的学生交流，以传媒教育的名义告诉他们媒体的种种邪恶。这些学校往往对传媒教育有着（如果不存偏见，至少也）很局限的理解。通过笔者的讲解，学校们认识到传媒教育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帮助学生获取改革所建议的通用技能中的促进作用。事实上，传媒教育是启力学生的很好的途径。在资讯爆炸的今天，学校有责任帮助学生应对公众空间内的大量资讯。传媒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建造知识，培养全球视角以应对21世纪不断变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获得当下教育理念所指定的终身学习技能（享受学习，提升交流能力和创造力，培养具逻辑，批判和分析能力的头脑）。在香港，传媒教育已成为项目式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帮助学生获得通用技能并更深刻地理解媒体讯息。此外，媒体制作的过程也促进了学生的创造力（下文将讨论到这一点）。

学生媒体制作

在21世纪的知识获取过程中，通过实践学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学校必须鼓励学生在一个深入，有意义的层面上对学习进行探索。媒体制作为学生在探索中学习提供了一个的有利的平台。Frechette(2002)指出媒体制作的重要性：

就像学生必须不光会读还要会写一样，教师必须让学生不仅仅能解构媒介文本，更能从自己的角度和观点出发“制作”媒介文本（当然也要意识到这些观点的部分主观性）(p.114)。

其他传媒教育者认为媒体制作是一种值得向往的传媒教育形式(Buckinghametal.,1995;Eiermann,1997;Hobbs,2004).

媒体制作是与《联合国传媒教育宣言》的精神完全一致的（OCR,2005,p.8）：

学校与家庭共同肩负着帮助年轻人学会在充满图像，文字和声音的世界中生存的责任。儿童和成年人必须拥有在所有这三种符号系统中读写的能力。[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观念，从而鼓励学生的批判意识[...]还应包括分析传媒产品，使用传媒进行创造性的表达，和对现有的媒介管道的有效使用和参与。

在澳大利亚，Quin(2003)指出媒体制作自70年代媒介研究起步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元素。英国的资格评估与认证联合会(AQA)以及牛津，剑桥以及皇家艺术学会的考试大纲也都包含了对媒体制作的考察：

制作的目的是让应试者在媒体制作过程中展示自己对技术的知识和理解，从而将理论付诸实践；以及使应试者参与到具创造性，培养想象力和美学鉴赏的活动中去。

香港的很多教育者都清楚媒体制作在帮助学生理解媒体文本的建构性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过去，由于设备昂贵，技术复杂，学生很难参与到媒体制作活动中。今天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随着当代大众传播和资讯技术的发展，设备的功能愈加复杂，但越来越容易操作，造价也降低到了学校能够接受的水准。在帮助学生既享受媒介，又同时认识到媒体文本的建造方式和目标受众的过程中，媒体制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在香港，除了将传媒教育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进行教授，一些学校还在传媒教育课中开展了媒体制作活动。这其中的原因有多种：1997年底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技术的进步使香港人越发意识到了创造力的重要性。媒体制作能够给学生带来作品完成时的喜悦和满足感。除此以外，近期的课程改革强调了专案式学习的重要性，新的评判标准部分涉及到对学生创造力的评估，而媒体制作的用处就在此显现出来了。此外，传统的教师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手持数码相机，坐在控制室操纵面板的学生感觉自己能主宰所学的内容。此外，摆脱了教学大纲的局限，学生们可以自行探索学习的机会。突破机构的“传媒与资讯素养教育专案(MILE)”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LeeandMok,2003)。

有些学校在需要更新公众宣布系统（曾经用于校长办公室向各个教室宣布公告）时，选择申请“品质教育基金”而不是用自己的资金。当这些学校获得资助时，媒体制作也就很顺利自然地进入到教学过程中。此外，有些教师将媒体制作视为一种能让学生更直接地接触了解传媒的方式。

传媒教育中的合作关系

传媒教育还吸引了许多教育界之外的团体的兴趣，如本地的青年和社区专案。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传媒教育的发展和实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例如，美国的修女托曼创立的“传媒教育中心()”一直在领导着美国的传媒教育运动。在欧洲，Mediamanual.atzu组织每年举办竞赛，将奖项颁发给欧洲的学校中最好，最具创新性的传媒教育课程。

少数热心人的推动也许能促进传媒教育初始阶段的发展，但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依赖他方的支持。因此，传媒教育在两方面的合作关系都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香港传媒教育的历史相对较短，它并非始于自上而下颁发的课程指引和教材套，而是一直在受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关心年轻人教育和成长的人士的推动。下面即是几个例子：

香港传媒教育协会（HKAME）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推动和发展香港的传媒教育，提升年轻人传媒素养水准。协会经常受中小学的邀请在教师培训课程上发言或担任传媒教育专案的顾问。2001年，课程发展处委托香港大学的在职教师教育课程和HKAME一起为中学教师主办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

香港教育城(EDCity)是由“品质教育基金”2000年资助设立的一项大型教育基础设施。在当前教育改革对项目式学习进行强调的背景下，香港教育城发现传媒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展专案式学习的场所。该组织致力于推动资讯与传媒素养，即体验，解读/分析，和制作媒体作品的能力。通过使用数位技术，学生可以增强自身的语言，写作，交流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另外，教师还可利用数字媒体和互联网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03年教育城专门设立了传媒校园频道，通过网页，论坛等途径教授学生关于传媒的知识。此外，教育城还设立了一个传媒教育资源中心，为教师提供高品质的教学资源。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是一个为香港社区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当90年代末期传媒环境恶化的时候，该组织感到担忧，聘请了一名传媒教育总监来处理传媒教育的事务。该组织2000年获得资助用于开展一个传媒教育的专案，该专案由两部分组成：

1.在35所小学设立了“起立，展示，谈话”项目，用于介绍传媒意识的概念

2.在8所学校开设了“传媒教育工作坊”，给学生提供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通过参与校际戏剧演出活动，学生们学会了分享各自在传媒及其影响问题上的看法。

2003年，该组织继续在多所小学开展了传媒教育工作坊的活动，并出版了《把传媒带入课室——传媒教育教案及经验分享》一书。

明光社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通过符合基督教信念的研究，教育，传媒观察和服务活动以关爱社会，服务社区。该组织的传媒教育活动非常显著，包括为学校和教堂提供讲座，制作教材套，出版书籍和相关材料，组织传媒教育营，以及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培训课程等等。该组织设立的传媒教育资源中心也向公众开放。2001年，该组织指派了一名传媒教育总监，负责处理组织在传媒教育方面的事务。该组织成功获得了多方面的资金赞助其传媒教育活动。将来该组织将针对目标家长进行更多的努力。

突破机构也是一个基督教组织，已有三十余年服务香港年轻人的历史。传媒教育一直受到这个组织的关注。2000年，突破机构得到资金，开设了针对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传媒与资讯素养教育课程(MILE)专案。突破机构在传媒教育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该组织将继续通过开设讨论组，制作教材套，出版书籍和相关材料，组织传媒教育营，以及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培训课程等方式推动传媒教育的发展。

香港电台(RTHK)是香港的政府电台，致力于通过多媒体节目为公众提供资讯，教育和娱乐内容。该电台曾获得教育局的资助，分别在2000年和2002年制作了两期传媒教育的电视节目。

传媒教育政策进展

当少数热心者当初开始试图推广传媒教育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很多中小学的积极回应。不久之后，许多学校都称自己听说过传媒教育，甚至有的学校已通过某些方式开展了传媒教育——有的只是在早晨集会的演讲中，有的在课外活动中（通常是以学生媒体制作的形式），有的则是将传媒教育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进行实施。但是，只要传媒教育还没有正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彻底实施传媒教育的前景还是非常黯淡。

学校的课程表已经十分拥挤，许多学科争抢课程空间。除了传媒教育以外，个人与社会教育，环境教育，公民教育等都对有限的课程空间有着迫切的需求(Cheung,1999)。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有一项政策来明确每个学科在课程中的位置。传媒教育的继续发展不能再只靠少数热心人的推动了。草根运动应上升成为官方议程的一部分，有关部门应通过仔细的审视来决定是否应承认传媒教育在课程中的地位。

教师培训

有些学校希望能够在课程中实施传媒教育，但在寻找合适的教师时遇到了困难。早在80年代，教师培训就被认作是传媒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Hart与Hicks(2002)最近的研究发现经过合格的传媒教育培训的教师能够为教学方法带来改善，并普遍对自己的工作更具自信。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定期开设传媒教育教师培训的课程。但18小时的培训课程所能做的仅仅是给参与者一个泛泛的介绍，让他们接触一些不同的媒体形式，并给他们一些在学校中开展传媒教育的工具而已。2001年香港传媒协会组织开设了另一期教师培训课程。所有这些对于课程革新来说还远远不够。在英国，教师能有机会参与多种传媒教育培训课程，包括传媒教育的职业发展课程（一年的全职班和两年的兼职班）以及媒介研究的夏季会议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传媒教育的教师培训环节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

传媒教育资源

虽然香港的教师对传媒教育的拥护程度很高，他们经常缺乏必要的教学资源，无法有效地开展教学工作。由于传媒教育还不是一门正式意义上的科目，教学资源十分匮乏。前文提到了一些青年组织和受资助的组织制作的教材套，以及香港电台制作的两期传媒教育节目。有些教师能自己制作教学材料，但多数人没有时间。更糟的是，传媒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教学内容总是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你要教授传媒教育这门课，你必须每年修改你在教学中所使用的例子，即使你所教授的主题没有变化。今年流行的内容明年往往就会过时。这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资源是有限的，教师们虽然尽职尽责，但很难找到合适的教学材料。

结论

关于传媒教育的讨论近年在国际和香港本地都有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课程中实施传媒教育，各种针对传媒教育不同方面的研究活动也正在展开。

本文概述了香港传媒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众多主题和议题。课程改革为传媒教育的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传媒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则得益于多方的合作。虽然如此，如果传媒教育要成为一个更普遍的运动，更多的协作是必须的。传媒教育的继续推广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教师的支援，教师培训，资源的提供，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能够确立传媒教育在课程中的地位的综合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Bazalgette,C.,Bevort,E.,&Savino,J.(1990).Newdirections:mediaeducationworldwide.London,BFI.

Breakthrough(2003).(inChinese)CrisisoftheInternetonyouth.HongKong:BreakthroughPress.

Buckingham,D.,Grahame,J.&Sefton-Green,J.(1995).Makingmedia:practicalproductioninmediaeducation.U.K.,EnglishandMediaCentre.

ChauW.N.(1998).TheinvestigationofthereasonsandlimitationsinimplementingmediaeducationatjuniorsecondarylevelinHongKong.UnpublishedB.ED.dissertation.HongKong:UniversityofHongKong.

Cheung,C.K.(1999).TheintroductionofpersonalandsocialeducationinsecondaryschoolsinHongKong.PastoralCareinEducation,17(2),23-26.

Cheung,C.K.(2004).MediaeducationinHongKongschools:possibilitiesandchallenges.EducationalStudies,30(1),33-52.

Cheung,C.K.(2005).TheRelevanceofMediaEducationinPrimarySchoolsinHongKongintheAgeofNewMedia–acasestudy,EducationalStudies,31(4),pp.361-374.

Chu,S.C.D.(2003).Discipliningmedia:Theencountersbetweentheculturesofmediaandschool.Doctoralthesis.FacultyofEducation,UniversityofHongKong.

CurriculumDevelopmentCouncil.(1999).AholisticreviewofHongKongschoolcurriculum:proposedreforms.HongKong:GovernmentPrinter.

Duncan,Barry.(1988,1986).MassMediaandPopularCulture.HarcourtBraceJancovich.Toronto.

EducationandManpowerBranch(2005).Thenewacademicstructureforseniorsecondaryeducationandhighereducation–actionplanforinvestinginthefutureofHongKong.HongKong:GovernmentPrinter.

EducationCommission(1999).Educationblueprintforthe21stcentury:reviewofacademicsystem.HongKong:Governmentprinter.

Eiermann,P.N.(1997).Ateacher’spostmodernguidetoethicsinthevideoproductionlaboratory.JournalofResearchonComputinginEducation,29(3),215-225.

Filion,F(2003).Kidstakeonmedia.Horizons,Fall,17-21.

Frechette,D.(2002).Developingmedialiteracyincyberspace:pedagogyandcriticallearningforthetwenty-first-centuryclassroom.Westport,Conn:Praeger.

Guterl,F.(2003)Toomuchinformation?Newsweek1stSeptember2003.

Hart,A.&Hicks,A.(2002).TeachingmediaintheEnglishcurriculum.U.K.:TrenthamBooksLimited.

Henry,M.,Knight,J.,Lingard,R.&Taylor,S.(1988).Understandingschooling:anintroductorysociologyofAustralianeducation.London:Routledge.

Hobbs,R.(2004).Areviewofschool-basedinitiativesinmedialiteracyeducation.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48(1),42-59.

HongKongAssociationofMediaEducation(2001).(inChinese)AsurveyonmediaeducationinHongKongschools.Unpublishedreport.HongKong:HKAME.

Lee,A.Y.L.(1997).Legitimatingmediaeducation:Fromsocialmovementtotheformationofanewsocialcurriculum.Doctoralthesis.DepartmentofEducationalStudies: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

Lee,A.Y.L.andMok,E.(2003)Cultivatingcriticalyoungmindsinpost-colonialHongKong:CasestudiesofmediaeducationPaperpresentedatthe53rdannualconferenceofthe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SanDiego,USA,May26.

Lee,W.O.(1999).Controversiesofciviceducationinpoliticaltransition:HongKong,inJ.Torney-Purta,J.Schwille&J.A.Amadeo(Eds.).Civiceducationacrosscountries:twenty-fournationalcasestudiesfromtheIEAciviceducationproject.Amsterdam,TheNetherland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EvaluationofEducationalAchievement,313-340.

Leung,G.L.K.(1999).Studyontheinfluenceofmediaonyouth.HongKong:CommissiononYouth.

Livingstone,S.&Bovill,M.(1999).Youngpeople,newmedia:finalreportoftheproject‘Children,youngpeopleandthechangingmediaenvironment’.London: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

Livingstone,S.&Bovill,M.(2001).Childrenandtheirchangingmediaenvironment–aEuropeancomparativestudy.LEACommunicationSeries.USA:NewJersey.p>Masterman,L.(1992).Adistinctivemodeofenquiry:towardscriticalautonomy,inM.Alvardo&O.Boyd-Barrett(Eds.).Mediaeducation:anintroduction.London:BFI,102-103.

McBrien,J.L.(1999).Newtexts,newtools:anargumentformedialiteracy,EducationalLeadership,57(2),76-79.

OCR.(2005).Oxford,CambridgeandRSAexaminationsinmediastudies.RetrievedMay15,2006from.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