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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艺术教导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数学课堂上创设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有利于突出知识的发生过程,“掐头去尾烧中断”的教学正在逐渐减少,创设数学情境正受到越来越多教师重视,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避免数学课程改革的新误区,落实务实高效的课堂教学是当务之急.
7.1走出情境创设误区,避免两个极端
极端一认为教学不需要情境.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茶地展开,但是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受教育评价制度,高考指挥棒,以及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迫切要求的影响,有的教师重新又回到应试教育的现实中去了.有的教师只把教学情境当作点缀,作为课堂教学的摆设,在教学活动中谈的是探究教学,但操作的是应试教学,备的是启发式教学,上的是灌输式教学,出现了一种课改的扭曲现象.极端二认为无情境不教学.在新一轮课改中,有的教师由于对情境创设的认识上的偏差,认为情境创设每节课都需要,提出无情境不教学.教学的各环节都精雕细琢,每一个问题都力求有新意,每一个教学步骤都希望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结果不顾教学内容,不讲实效,教学为了情境而情境,在课堂上不同程度出现了赶时髦的现象,使情境创设走向了形式化趋向.表现为:(l)情境创设过分依赖多媒体,一切以多媒体为中心,追求课件的“花哨”,结果让学生视觉疲劳,眼花缭乱,学生长期处于各种图画的诱惑下,习惯了感官刺激而懒于思考甚至变得不会思考,同时也削弱了情境应有的作用,忽略了对知识的掌握.(2)课堂小组合作学习表现为无价值的讨论,闪电式的讨论和目标不明确的讨论.一些小组合作表面上是学生全员参与,而实际是一盘散沙,纯粹为合作而合作.这些合作学习,看似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实际上学生己成为教师操纵的木偶.这样的情境不是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不能促进学生认知的深化,更谈不上情境创设的实效.(3)有的教师以频繁、思维含量低的提问代替情境创设,提问由于缺少精心设计而不能激发学生的思维,升华学生的思维能力.(4)有的智力游戏、知识竞赛等活动与课堂内容毫不相关,由于一味追求课堂的趣味性,完全变成了活跃课堂气氛的工具,教学内容的外包装,其实质是忽视了学生的认知点,忽视了学科性,也忽视了对学生双基的培养和训练.这些不良倾向如不加以纠正,新课程理念的落实将成为一句空话.
7.2投身课程改革,切实转变教学观念
数学情境的创设方法很多,如何更好地结合数学教学的特点,针对各种课型,各知识块创设更有效的教学情境,如何增加情境化的教学内容的知识承载量,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妥善安排各种教学情境的主次地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如何将情境教学与其它教学方式有机融合,如何梳理数学情境资源,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总结和自身知识的不断丰富,需要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教育事业的热情.教师必须转变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树立符合新课程改革需要的新理念,具备新课程实施所需要的新技能,优化数学教学课堂,优化学生认知结构,由只重视知识的传授与各种能力的单项训练转向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7.3情境的创设与情境的展现都不能脱离教学实际
课堂教学要着眼于学生实际和教学实际,要考虑到因材施教的原则.情境的创设与情境的展现是统一的,创设是展现的基础,展现是创设的目的.它们是同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如果不考虑展现只是盲目的去创设,那自然会违背教育原则和数学教学的特点.教学是一门艺术,它更是一门科学.教师要依教材内容、难易程度、学生接受水平以及教材前后的关联而选用创设情境方式.创设情境应有利于教师“搭桥”,学生“过桥”,符合学生认知结构.如关于对称的学习,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有相关的内容,但学习时侧重点显然应有所不同.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们几乎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利用多媒体技术在大屏幕上呈现形形的对称图形让学生观察.不同阶段的学生对于对称的认识和体验是不同的,是不是都必须呈现大量图形或进行演示,学生刁‘能够理解对称的含义和不同对称的特点呢?如果要演示,应该演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应该在创设情境时都需要考虑.小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发言踊跃,如果对他们讲对称图形,与其在大屏幕上反复呈现各种对称图形,还不如让他们自己举例或动手折叠,那样获得的体验可能比仅观看大屏幕要深刻得多.初中生学习对称,对轴对称和中心对称特点理解还很不到位,如果教师在呈现很多对称图形的同时,能动态演示不同对称的翻转或旋转过程,将对学生加深对不同对称特点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在高中函数的奇偶性教学时,教师如果再对学生直观演示大量对称图形,或让学生动手折叠,这对他们而言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此时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己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他们不需要借助多媒体观察对称图形,也不需要动手折叠,就已经完全可以理解不同对称的含义和特点了.过多的、缺少挑战性的生活情境问题反而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数学发展史表明,数学一方面来自外部,即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内部,即数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果把情境创设片面理解为情境的生活化,一味追求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而使数学淡化,那将是对数学情境教学的一大误解.有些已经解决过的数学问题完全可以看着新问题的一个情境,而不应该让情境生活化的思想框住自己的手脚,使情境创设僵化.
7.4教材应为教师创设情境提供丰富的素材
随着课程改革进程的加快,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创设数学情境,正得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它的效果也在不断地呈现出来.但是,教师因为时间、精力、经验的不足,理解的偏差,在新课程数学教学中,对情境创设的探索与实践还不够充分,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要创设一个恰当情境并非易事.因此,有关专家在教材编写时,如果能为教师配备可供灵活选择的情境素材,如课件、教具模型、背景知识等,供一线教师教学时参考,这样将便于教师创设情境,推动情境教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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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阅读 阅读史 女性藏书家
分类号 G25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by Stages
Zhou Ying
Abstract From the staging poin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of the pre-Qin and Han wome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men reading.
Keywords Women reading. Reading history. Female bibliophile.
1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分期问题
目前,对中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并没有特别明确和权威的说法,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中进行推测。曾祥芹主编的《古代阅读论》一书,选录自先秦至晚清两千五百余年来名人、学者有关阅读的种种论述,是我国古代阅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例言中写到:“本书把我国古代阅读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为开创期;秦汉至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至两宋为成熟期;元明清为期。”而对这一分期,在该书的《引言》中,周振甫却认为先秦和秦可以合为一个时期,作为“中国阅读学的开创和限制时期”;从两汉到魏晋六朝,称为“阅读的复苏和发展期”;唐宋两代为“古代阅读理论的成熟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明清两代称为“阅读的复古和丰富时期”。虽然,他们讨论的是“古代阅读学”的分期问题,但其与古代阅读基本是相通的。周振甫先生的提法中,就是“阅读”与“阅读学”相混的[1]。
关于我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问题的论文,目前笔者所见到的也只有鲍盛华非常独特的划分:阅读的“神谕时代”(甲骨文时代);阅读的“圣人时代”(春秋战国);阅读的“史官时代”(汉朝);阅读的“诗人时代”(唐宋);阅读的“小说家时代”(明清)。作为阅读史研究中一种新的探索,鲍氏总结出明清以前从“神性”阅读主题到“人性”阅读主题的变迁[2]。
但当我们单独从女性阅读的角度去追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阅读的发展与占主流的男性阅读而言,是相对隐形且滞后的,需要对阅读史的分期或者发展历程的表述作调整。总的来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历史分期叙述的。笔者认为,汉以前(先秦和秦)是女性阅读的萌芽时期;古代女性阅读正式确立开创于汉;唐宋得到发展;明清相对。
2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述略
2.1 先秦及秦:女性阅读的萌芽阶段
我国古代最初的阅读应该可以推算到对甲骨文的阅读。在殷商甲骨文的时代,我国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从母系社会的高高在上开始向下跌落了,但是仍有不少贵族妇女在公私两个方面继续受到社会尊重。在对古代女性研究中,有学者提到妇等二十多名贵妇先后参加过用作卜辞刻字的龟甲兽骨的收集整治和作为重要文献保管的甲骨文、卜辞归档查阅工作[3]64,笔者认为这应该可以视作最初的女性阅读源头。关于这些情况的记载,更确定的来源是甲骨刻辞本身。根据对现有的甲骨刻辞的统计,有关“示屯”的刻辞共有198条,其中约有100条是女性所“示”,另98条是男性或性别不定。基本可以说,“示屯”之事主要由女性承担。关于“示屯”的含义,学术界虽还有细微争议,但大家都一致认为,是与龟甲相关的事务[4]。在殷商王室,无论是收集或验收或整理龟甲兽骨,都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而贵族女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职能。不知是否可以推测,在最初的阅读萌芽的时候,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相反,距离文本还是相当近的。当然,由于文献数量的稀少以及意义的重大,当时无论男女,都是只有极少数高级贵族层面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近文献,实现“阅读”。
但春秋战国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本载体形式的变革,这种文献和学术统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孔子等代表人物陆续登场,私人讲学和私人藏书开始兴起,逐渐形成了“士”这一古代知识分子阶层,阅读也因此进入了“士”人生活。但对女性而言,阅读却并没有因此更好地开端和美好地发展。当时孔子开门办学,弟子三千,却没听说其中有女弟子,并且孔夫子一句名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从此流传千年。随着父(男)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的广泛传播,“牝鸡之晨”“妇无公事”的说教,女性已被排斥在公共领域话语权之外;统治阶级提出“妇人,伏于人也”“妇人有三从之义”的准则,逐步开始确立一整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礼制,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男性读书受教育是为了服务社会,而对女性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因而女性受到的教育也迥异与男性,阅读也不是被需要和被提倡的。推测应该也有极少数女性在阅读,其读物多半应该是一些儒家的的经典著作,尤其是礼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礼记》中记载较多,尤其是《礼记・内则》篇,专门针对女性礼教罗列许多细则,成为后世层出不穷女教读物的源头。
秦代是我国阅读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朝代。禁私学,焚书坑儒,让秦始皇“臭名昭著”,男性阅读也受到了挫折,女性的阅读也谈不上有进步。
上述情况,大多属于推测的“本体性”的女性阅读历史,而实际上,历史常常是“文本性”的,在这一时期,却非常缺乏文本性的对女性阅读研究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阶段的女性阅读我们姑且称之为萌芽阶段。
2.2 汉代: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确立和开端
汉代,中国文化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从此确立了儒学各个方面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引领着国家的主流文化。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并列为“可求之于天”的“三纲”,“三纲五常”逐步成形。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层次的学校,同时,私学也十分发达,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男性教育更加向大众层次发展[5],女性教育亦进入一个新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学校,但通过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女性阅读逐渐清楚地浮现出地表。一些史籍如《汉书》《后汉书》对汉代女性阅读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涉及到的人有班婕妤、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班昭、顺帝梁皇后、蔡文姬等,涉及的读物(包括书名和篇名)有《诗》《窈窕》《德象》《女师》《易》《春秋》《楚辞》《周官》《董仲舒书》《论语》《韩诗》等[5-6]。
这一时期,对女性阅读来说,还有几个标志性的事实:一是女性著作的出现及女教读物的确立,二是女性藏书家的出现。
女性著作的出现反过来印证了女性阅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因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密切)。据《历代妇女著作考》[7]记载,汉代是最早出现女性署名著作的朝代,共计有7位女性13部著作入选。其中班昭的《女诫》,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女教专著,教导妇女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正是中国古代典型女性读物的开端。班昭可以被视为汉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已经表露出妇女已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性”。班昭在《女诫》中还提出“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艺也”,第一次将女子之“才”与“德”对立起来。当然,论及汉代女教专著,还不得不提到我国第一部女性传记集《列女传》,这部由男性撰写的女性传记,与《女诫》并列开创女教的先河,同时,也正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基调。这一时期虽有女性坚持自主阅读,但整个社会风气并不是普遍支持的,相反一般舆论还是比较排斥的。例如,东汉杰出的政治家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对她这种破格超常的举动却十分不满,常责怪她:“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6]277
汉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一位女性藏书家――一代才女蔡文姬[8]。她的父亲蔡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膝下无子,将很多心血都用在培养自己的女儿身上,蔡文姬因此博闻强记并才气出众。蔡邕死后,他的藏书曾一度全归蔡文姬所有。这也看出私人藏书的发展为女性阅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女性阅读已经从宫廷到官宦向下延伸发展。当时社会,女性与藏书的接触并不容易,尤其是官方藏书,基本是与女性无缘的,特别的例子是汉和帝召班昭入宫,让她阅览皇家藏书处“东观藏书阁”的图书,以使她继续完成其父其兄遗留下的《汉书》的编辑工作。女性与家庭藏书的接触虽然比较容易,但也得取决于家庭男性对女性阅读是否积极支持。接触藏书已属不易,能够以藏书家身份出现更是寥寥,由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只有区区几个女性藏书家。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汉代女性阅读虽然还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但确切存在,并小有影响。
2.3 唐宋:女性阅读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相对解放的时代,对女性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了不少女才子,还有女性举办学校,进行授课,甚至产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一位女博士,并被请到官学中任教[9]。这样推测,魏晋时期应该是女子教育、女性阅读的一个小亮点时代,女性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
接下来的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兴盛的时期,对古代女性而言,也是一个相对幸福的朝代。女性地位有所回升,整个社会对女性教育较为重视,女性阅读得到较大发展,参与阅读的人员层次从社会高层继续向社会下层扩展,阅读文献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唐朝时期,宫廷阅读和女教读物得到极大发展,经武则天亲自动手编写的教科书和读物就有6本之多,长孙太后也亲自作《女则》[3]265。后世盛行的女子教育教科书,如《女论语》《女孝经》都出现在此时,尤其是《女论语》成为唐以后影响最大的女子教育教科书。
除了女教以及儒家经典之外,女性阅读的书籍类型已经非常丰富,诗歌文学、佛道经典、历史艺术等几乎所有男性阅读的范围都有涉及。并且,随着女性地位提高,“不重生男重生女”,女性教育也开始向普通人群蔓延,除了宫廷女性、官宦女性,民间女性也不乏热爱阅读者,社会中下层、社会边缘人群也出现了不少才女,如鱼玄机、薛涛等。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诗歌阅读和创作的极大发达,据统计《全唐诗》录入诗人1895人,其中妇女作者多达124人,约占6.50%[10]。
到宋代,由于宋朝理学的推行,女性的地位比之唐朝有所下降,并且,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也开始逐渐严厉起来。这些对女性的教育和阅读都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因为宋代文教发达,书籍流通普遍,为女性阅读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宋代的社会舆论也有支持女性阅读的,“宋代士人在墓志书写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赞美女性的阅读。”宋朝女性阅读的范围也如唐朝一样,非常多元化,同时随着宗教的普及,宗教方面的书籍阅读也占据了女性阅读的重要部分,有作者通过对宋代206例女性阅读者的墓志统计,得出各门类书籍的阅读人数比例,其中佛道经典占据第一位[11]。
说到宋朝女性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个例――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词人,同时也因为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收藏的缘故,称得上又一个女性藏书家。她的《金石录后记》记述了夫妻俩的读书之乐、藏书之乐和校书之乐,保留了古代中国女性阅读活动的生动细节,非常难得。
2.4 明清:古代女性阅读的阶段
元朝统治期间,推行汉化,并且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并强化着儒家对女性的诸多规矩。这一时期还是有宫廷和皇族中的女性接受中原文化,阅读汉文文献。整个社会的教育还是以传授中原文化为主,官宦和儒士家族的女性阅读的还是比较多。当然,元代阅读状况地域性比较明显,汉族比例大的地方,传统阅读的力量依然强大。此外,对于其他层次的女性阅读,学者陈垣曾提到“元代全真道女冠盛极一时,女冠无不识丁者”,道教经典阅读应该是首当其冲,甚至“儒学无女学,道教有女学”[12]。此外,元朝也是元曲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不少女性喜爱的剧作,如《西厢记》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散曲女性作者,她们也是当然的女性阅读者,虽然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大都比较低微[13]。
明清时期是古代女性阅读的期。这一时期,女性阅读的普及率达到新高。明清时期,我国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据称,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总和还要多。”[14]女教文献的编篡也达到顶峰,女教书籍的种数很多,如广为流行的合刻本《女四书》出现,同时更为通俗或图文并茂的女教书籍如《女三字经》《闺范》等也大量刊印,满足了各个层次尤其是普通女性的阅读需求,从而使女子读书越来越普及[15]。
明清时期的女性阅读活动发展到的另外的表现是:阅读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男性对女性读写活动的支持,大家族中的女性阅读很是普遍,尤其是江南一带,女性阅读有了小团体的意味,可以在一起交流学习。此外,男性文人如袁枚、陈文述等公开招收女学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超越家族的女性读书社团或诗社,女性读写的地点开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空间。社会对女性阅读、女才子充满好感,家有数位才女的叶绍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才,色也”[16],将女性之才与女性之德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数量也是空前的,《历代妇女著述考》中著录明代女性著述236部,清代女性著述3667部。能够著述的女性必然是大量阅读的女性,这也从另外一面证明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普遍。当然,这些发展因为地域经济的不平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著述的女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经济发达地带。
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范围依然十分宽泛,阅读几无限制,什么内容都有,小说、戏曲尤其得到女性的喜爱,这一时期女子对《牡丹亭》的热爱十分有代表性,从单纯的阅读到阅读的点评,甚至有女性据说因痴读《牡丹亭》而付出生命代价。此外,清代弹词小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学形式,其中女性所写的《再生缘》《笔生花》等也深受女性读者喜爱。
与此同时,明清却又是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点明确提出并盛行的时代,自宋以来对女性的礼教束缚也达到顶峰,反对女性读书的舆论也大量存在。像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明代天一阁,其创始人――大藏书家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订立了很严格的族规,有一条就是“女子不得上楼”。连楼都不能上,更何况与藏书亲近并阅读?
3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特点
首先,由于阅读目的不同,两性阅读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例如,同是重视经典,女性则有专门的女教读物。此外,男性由于经世致用,读书都是为了出仕,对文学,如诗歌词曲并不是特别重视,而女性阅读,由于没有“升学”和“就业”压力,大多出于休闲和爱好而读,容易寄托情感的文学类读物自然成为她们阅读的重点,诗词、戏曲、小说都深受女性喜爱。
就阅读的场所而言,由于古代女性不能走出家庭,没有走向社会,相应地女性阅读的场所一般都封闭,有人形象地将女性的阅读形容为“在围墙中阅读”[17]。这种封闭性,使得女性的阅读更多的是依赖父亲、兄长、丈夫等家庭男性,从而缺乏独立性。
再就阅读的发展而言,女性阅读起步迟,发展速度低于男性,最后达到的也远远逊于男性。据统计,19世纪末,30%到45%的中国男性识文断字;而20世纪初期,只有1%到10%的中国妇女识字,其具体情况视地域而定[18]。同时,女性阅读的发展还随某一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决定。就阅读大环境而言,女性阅读一直在有社会的反对声中发展,而男性阅读任何时代都是被鼓励和支持的。
此外,在阅读研究方面,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主流阅读的差距更大,特别缺乏关于女性自身阅读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阐述。
当然,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男性阅读毕竟都属于中华阅读文化范畴,放到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之间自然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程焕文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图书在内容变化上的文化特征是“遵经重道”“经世重史”“轻器斥技”[19],基本上我国古代阅读无论男女,阅读的重点都相同,同样地重视经书,同样地重视史书,同样地轻视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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