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领域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艺术领域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听觉识别；品牌传播；品牌识别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149-02

一、研究背景

品牌作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资产，在“全球扁平化”的商业竞争中日益凸显重要作用。工业时代的传统营销理论正转向后工业时代的体验营销。新媒体的出现，愈发加速了品牌的多元化发展。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视觉传达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而听觉识别却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建立了更为有效的渠道，并高度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及品牌的态度形成，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品牌更深刻的内涵，对品牌传播及品牌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意义

本文试通过吸纳国内外在听觉识别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成果，阐述其在企业识别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并结合心理学、听觉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学科深入剖析听觉识别之品牌形象及品牌文化的重要性，梳理品牌声音将要面临的问题与机遇，进而尝试性地对品牌听觉识别的构建提以可行性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阅读大量文献，包括消费者行为学、听觉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著作，听觉识别相关的前沿动态介绍及最新理论研究文章等等。

（二）内容分析法

选取经典品牌的声音案例，通过对它们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出听觉识别对品牌传播的影响机理。

（三）比较分析法

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对视觉识别与听觉识别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证听觉识别系统建立的可能性与前瞻性。

四、研究综述概况

本文针对品牌听觉识别研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反映该理论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心理学和品牌学方法论，将听觉识别作为一种基于品牌形象的存在介质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品牌听觉识别的新视野。本文主要以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和EBSCO 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使用了关键词“Sound Identity”进行文献搜寻。在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数据库中搜到27篇，从中选取近年相关领域学术论文4篇；在EBSCO host数据库中搜到196篇，从中选取近年相关领域学术论文58篇。这62篇文章均以听觉识别为主题，本人将其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主题域状况，对这些论文进行理论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品牌听觉识别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五、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本人将这些论文分为：听觉识别构建与企业文化的初步研究、广告音乐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探究以及专业学科分类研究三个方面。

（一）听觉识别构建与企业文化研究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是数量上的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是质量上的竞争，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则是文化上的竞争，而企业文化的建立离不开企业形象的建立，听觉识别亟待构建。（此领域论文有19篇）

听觉识别在与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的企业CI系统构建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但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内外学者以及业界都已对其显示了足够的重视。Fordon Ann E的Sound Identities《听觉识别》与Gluck Robert J的Sounds of a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ractive Art《社区声音：识别与互动艺术》均有详细描述。

（二）广告音乐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探究

此领域在听觉形象的研究中占有43%的比重，可见国内外学者基本对广告音乐对于品牌建设的强势作用取得肯定。（此领域论文有26篇）

1.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声学专家John Brown在其著作Music Acoustics中，将声音定义为“可以听到的某种东西”。它通过响度、音色、音高三要素的巧妙组合，承载了极其丰富的信息。[1]在树立形象的过程中，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特殊影响。Robot Ary在Brand Value for music《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中阐述，广告音乐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相结合的特性决定了其代表商品品牌价值的特殊必要性。无论它采用的是简单的“表音符号”[2]， 还是特殊的“歌曲”方式，它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文化载体而存在的，并非根据音乐艺术的本质规律反映其自身的客观意义。

2.广告音乐的音色设置对于消费者的影响。Capps Brooke在More than just jingles：One shop uses sound to give brands voices《不仅仅是铃声：一个商店选用声音来赋予品牌生命》中阐述：铃声带给消费者清脆、亲近之情感，人们在一天疲倦的工作之后可以尽享它所携有的美好感受。例如全球耳熟能详的《Jingle Bells》，单纯的音色就赋以人愉悦之美。丹麦一著名公司的总裁Mr. Rupp提到：“We all have ears, but most brands don't have voices。”当Intel的四个单音在电视广告上频频亮相时，消费者从此再也无法对其忘怀。

3.广告音乐的传播与受众心理分析。Joyce Kurpiers在Reality by design: Advertising Image, Music and Sound Design i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设计的灵感：广告形象、音乐与声音设计在文化中的角色》中讲到，受众在接触广告信息时会产生信息加工的心理动机(Psychological Motivation)[3]。这一点通常由受众介入的程度来衡量，介入越深则心理动机越强烈。例如，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Classical Bird）在接触音响广告时，由于对音响器材有兴趣，自然会积极地以自己的经验衡量广告中的各种信息， 但对于一些受众对其作用尚不十分清晰的产品，则需要通过广告中，音乐等形式因素拉近受众与产品的距离，以广告的外在形式因素来加深受众的感性诉求，即受众因为对音乐、画面等形式因素的熟悉与喜爱，而对广告产品产生兴趣动机。在这里，音乐等形式因素有效充当了受众认知与学习的桥梁， 进而增强受众对产品的购买动机。

（三）专业学科分类研究

听觉识别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在各种类型研究中，符号学、心理学与消费者行为学这三方面的学科占据所有学科的79％之多。

1.符号学层面。从符号学角度探讨的论文有7篇，其中又以近六年的文章居多。Philip H. Pollock在A measure of the Multiple self states Model of Identity disturbance in Cognitive Analytic Therapy《听觉识别模型在认知分析治疗中的自我表述性》中描述――（1）不同的能指可以表达同样的所指。比如可口可乐（Coca Cola）公司的形象标识，可用英文表达，汉字表达或者可口的经典瓶身都指向同一个所指――饮料产品可口可乐。这些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不同的刺激感受的物质媒介都有一个唯一的和固定的所指。[4]（2）同一个能指系统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所指含义。比如早期的可口可乐是作为一种药品来推向市场的，用来治疗头痛（Relieve Pain）。在那个年代，当听到“可口可乐”这个品牌时，人们会联系起它的药用功效，也就是该符号的所指意义。而当下这种饮料赋予的含义是年轻活力（Young Forever）。这种对同一个符号能指――饮料可口可乐经广告作用后在不同年代形成了不同的所指含义。

2.心理学层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的论文有5篇，其中以近5年的文章居多。一项信息传达的总效果二言词7%+声音38%+面部表情55%。其中38%的声音即指音色、音高、力度、节奏等声音特性，55%的面部表情我们可以理解为形体语言。Alain C, McDonald KL, Kovacevic N, McIntosh AR, Cerebral Cortex的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auditory “what” and “where” working memory《对于听觉识别中介质及渠道的记忆时空分析》与Argo JJ的 The sound of brands《声音品牌化》中均有相关表达，声音形象可以引发“通感”（Synaesthesia）的效果，这种声音形象可以不依赖视觉形象而独立发挥作用。

3.消费者行为学层面。从消费者行为学角度分析的论文有3篇，其中以近5年的文章居多。Elizabeth Burlingame, Harvey M. Sussman, Ronald B. Gillam, Jessica F. Hay在An Investigation of Speech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on a Continuum of Formant Transition Duration《对一个连续的共振峰过渡期的长短调查与特定言语儿童的语言感知》中提到：许多孩子选择麦当劳食物庆生，用“Auntie Mc Donald”扮演女主人，欣赏I’mlovin’ it的歌曲，它已成为消费的偏好模式。另外，英国的一项实地研究探索了音乐节拍（Music Beat）对实际和感知的就餐时间、支出餐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播放慢速音乐时，英国消费者就餐的时间要比播放快速音乐长得多，并且慢的节拍增加了消费者在餐馆里的饮食消费。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本人试得出以下结论：

1.听觉识别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听觉识别的研究出现在近10年内，尤其是近5年来，作为企业文化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越来越受到各界学者的重视。

2.主题域方面，广告音乐对品牌塑造的研究是热点。

3.在对国外文献的研究过程中，本人发现国外学者大多会从访谈与实验的可操作层面来剖析声音的内涵，用第一手资料来把握其动向。

4.在对品牌听觉识别的现状及愿景研究中，多以IT行业及餐饮行业的知名品牌案例研究居多。

5.当今，美澳学者对听觉识别的研究独占鳌头。然而，纵观国内外，听觉识别尚未形成鲜明体系，其前景不可估量。

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听觉识别的建立有利于重建企业文化，增强产品竞争力，并且有利于企业的多元化、国际化经营，对于企业来说则可以更加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最后借用哲学家叔本华的话：声音是对整个世界的‘摹仿’，是世界的‘副本’――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极其深刻、无可置疑，而且着实令人惊讶：每个人都能在瞬息之间领会到它。

参考文献：

[1] 约翰•布朗.音乐声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篇(2)

一、鸟瞰：西方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

《书史导论》的写作目的，用两位作者的话来描述，是“为书史和印刷文化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罗盘’，使之成为在这一领域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研究当前热点的一个起点和指南”。②通过书中内容的展示，作者像画一幅素描图一样为我们勾勒出了目前西方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书史研究关注的是些什么问题和领域、运用了怎样的视角和方法、形成了哪些理论成果，直至作为一门学科其内涵和外延的基本界定。

《书史导论》共分七章，各章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书史理论”，介绍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包括“新目录”学派的观点、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书史”运动、达恩顿的“交流圈”（或译“传播循环模式”）、亚当斯和巴克的“生平-著述意义上的交流圈”、麦克盖恩的“文本的社会化”观点等。此外，还包括其他学科视角下与书史研究相关的理论，例如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沃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媒介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读者反应理论以及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文论等。

第二章“从口头到书面”，考察了人类交流从口头话语模式到书写话语模式的重大转化，以及书写发展、普及起来后，其与权力的关系。

第三章“印刷的诞生”，按编年史的方式介绍了印刷书生产与发行的历史概貌，及其与西欧重大历史事件——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的关系。

第四章“作者、作者身份与权威”，聚焦于印刷术出现以来作者身份的历史变迁，以及支撑作者创作活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五章“印刷商、书商、出版商、”，关注的是书籍流通过程中各类参与者的行为和结果，包括他们如何推动出版商业模式的变化，如何向世界各地输出印刷传播方式，如何扮演文化把关的角色等。

第六章“读者与阅读”，探讨了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环节”——读者，概述了西方阅读的历史，并在对阅读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既将阅读定义为一种读者从文本中创造意义的个人解释行为，也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行为”。

第七章“书籍的未来”，列举了塑造和影响书籍未来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革命、全球化资本、读者数量的变化以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角色。

二、管窥：西方书史研究的演变过程

西方书史研究的理论视角是十分多元的，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十分丰富。这里，笔者仅以最具方法自觉意识的“书史理论”为例，管窥西方书史研究的演变过程。有心的读者会留意到，这既是一个相关理论不断发明的过程，也是一个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找寻过程，更是一个学科成长、规范终至成熟的过程。

西方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人们产生的对书籍进行分类、整理、考据的兴趣，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一些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们本着“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强调关注书籍的制作、流传过程，目的在于清除其中的“异变”和“污染”，努力还原文本的初始状态和作者的真实意图。以格雷格和鲍尔斯为代表的“新目录”学派，更是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对书籍进行字体、墨色、纸张、印刷等方面“辨伪”工作的方法论工具，力图寻找到文献的“最佳版本”。概括言之，书史研究在这些目录学家看来，就是“关于文学文献的物质传播的科学”。西方书史研究的这种目录学传统在20世纪40—60年代居于统治地位，并首开书史研究之先河。

1969年，麦肯锡发表《思想的印刷者》一文，通过考察英格兰17、18世纪印刷作坊的生产情况，否认了目录学传统对书籍生产确定、可靠、一致的理想化假设，提示了社会生产环境对书籍生产进而对文本意义形成的影响。麦肯锡在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社会学”的概念，提倡关注书籍的文化和社会背景。麦肯锡的贡献是“革命性”的：首先，对文本意义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变化，“文本社会学”不再认为文本意义乃作者单一意图的产物，而是社会参与各方协作、互动的结果；其次，由于文本意义取决于社会参与各方，所以不仅需要考察参与文本构建的作者、读者、印刷商、销售商、物质对象等各个“角色”（或曰“环节”），而且由于它们都处于某种社会背景之中，因此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也都被纳入进来，从而使书史研究的问题和领域得到了极大扩展。第三，面对如此丰富、繁杂的研究领域，目录学传统那一套“辨伪”方法已无法从容应对，因而必将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随着理论视野的打开，书史研究吸引了很多学科的关注，形成了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却毫不相涉的研究领域。目录学、历史学、知识社会学、文学批评、阅读心理学……各有所属领域，各有所长方法，使得书史研究显得支离破碎。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试图对书史研究的众多路径加以统合，结束其“跨学科的混战”状态。他认为，书史“想要避免被细琐化为难以索解的专业领域，或被隐晦的方法和彼此的误解搞得割裂、破碎，引入一种整体的观点，将书籍看做一种传播方式看来是有必要的”。③由此出发，达恩顿在借鉴传播学相关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书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进行分析的普遍模式，即“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的“交流圈”（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尽管达恩顿的“交流圈”模型远非完美，后继的研究者也对其进行了诸多修正，但它“尝试在各不相同和彼此竞争的书史研究方案中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的努力，却为书史研究的学科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经过西方书史学家几十年的努力，书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内涵和外延。《书史导论》引用了1998年创刊的《书史》杂志对该研究领域的界定：“书面交流的全部历史——手稿和印刷品以任何媒体形式，包括书籍、报纸、杂志、手稿和一次性印刷品进行的制作、传播和使用……关于作者、出版、印刷、装帧艺术、版权、审查制度、销售和发行、图书馆、读写能力、文学批评、阅读习惯和读者反应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史。”也许上述界定还是显得过于宽泛和模糊，但考虑到书史研究的特殊性，以及20世纪西方学术呈现的跨学科倾向（在史学领域突出表现为“问题史学”意识凸显），这种宽泛性和模糊性也许恰好保证了书史研究的开放性，而成为一种优点。

三、镜鉴：西方书史研究的启示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将西方书史研究介绍进入我国，还是希望它能够发挥启示作用，推动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在笔者看来，这种启示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书史，英文为book history、history of books或history of the book，法文为histoire du livre，德文为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因此书史研究即是围绕“book”、“livre”、“Buch”的历史展开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作为物品形式的书。在我国，“书史”这一名称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出现，但似乎并不普及，与之相似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习惯称为“编辑出版史”（history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单就字面来看，研究对象是一种行为——编辑出版活动。其实，这种研究对象的差异表面看仅仅是名称、叫法的不同，背后体现的实则是研究观念的分殊。

第二，研究观念。当前西方书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将书籍理解为一种媒介（mediation）、一种传播的手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书籍的媒介观”④，它自麦肯锡推动书史研究的“哥白尼革命”、达恩顿提出“交流圈”模式之后，日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与书史研究的目录学传统将书籍视为文本意义的载体（可以称之为“书籍的文本观”）不同，“书籍的媒介观”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传播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由此“摒弃了印刷品仅仅是作者文字的体现的观点，表明了影响文本流传的诸多因素”。比如，这一观念指导下的书史研究既要关注编辑出版等“编码”行为，也要关注受众阅读等“解码”行为；既要考察个人阅读的微观效果，也要考察社会传播的宏观效果。由此出发，书史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都随之而变。

第三，研究目的。西方书史研究在“书籍的媒介观”认知基础上，逐渐舍弃了目录学传统恢复文本确切意义的研究目的，转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理解文本的定位（“文本社会学”和“文本的社会化”都以此为旨归），并进而深入探讨书籍作为一种传播、交流手段（横向散布与纵向流传）在人类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影响。例如，书籍的形式与人类思维方式的关系，与作者身份相关的问题，书籍如何扮演建立权威和挑战权威的角色，书籍在阅读共同体、认知共同体甚至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书籍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如何参与到社会分层之中，等等。

第四，研究路径和方法。“书籍的媒介观”对书史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采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媒介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因此书史研究势必既要探讨书籍形态、制作工艺、版本样式等物质层面的问题，也要审视文化生产、观念形成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前者代表如传统目录学的研究路径，后者代表如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其次，媒介的基本属性是“传播”，而根据传播学中经典的拉斯维尔“5W”模式，它必须回答“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就要求书史研究不能执守一端，应照顾到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例如，语言学、符号学路径擅长回答“说什么”的问题，发行史、贩卖史路径更多关注“通过什么渠道”的问题，阅读史、受众研究路径致力于探讨“对谁说”和“取得什么效果”的问题。最后，传播行为总是带有社会性质的（尤其是像印刷书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因此有必要将书籍传播的历史放置在社会宏观背景下加以考察，这为各个学科涉足书史研究提供了依据，也为书史研究带来了多元路径、多种方法的学术滋养。

第五，研究范式。将上述研究对象、研究观念、研究目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一种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借用上文提到的《书史》杂志给出的界定，也许可以把这种西方书史研究的范式描述为“社会—文化—经济史”范式。其实，我国学界对书史领域的研究也有自己的范式，它“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版本目录学传统，近百年来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叶德辉等人开创的学术理路，注重对与书籍本身紧密相关的形态、版本、内容和书籍编纂史、出版史的研究”。⑤这一范式受中国传统学术的濡染和熏陶，在考证、训诂方面有着突出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视野狭隘、片面孤立、解释力不足等问题，这样，借鉴西方书史研究的范式就似乎很有必要了。

其实，学术的繁荣从来就离不开彼此之间的交流、借鉴，从这点来看，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借助于书籍本身的出版、翻译来实现交流，恰恰使书籍作为一种交流媒介的观念和价值得到了充分而又绝妙的体现。

（李唯梁，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注释：

例如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出版史》，费夫贺、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韩琦、米盖拉合编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理查德·谢尔的《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等。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 何朝日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19.

Darnton， 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EB/OL]. http：//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3403038/darnton_historybooks.pdf？sequenc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