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在韩国,最先引进汉语的时期可追溯到古朝鲜。但因缺乏历史史料,在韩国,能作为依据的汉语普及史料应该是从朝鲜时代开始的。根据记载,1393年在韩国首次成立了司译院,以此向人们进行汉语等外国语教育。汉语教育是从1945年国立首尔大学成立中语中文学系后开始的。开设正规中国语教育课程的早期大学有韩国外国语大学(1954)、檀国大学(1954)、成均馆大学(1955)、高丽大学(1972)、淑明女子大学(1972)、延世大学(1974)、岭南大学(1976)等等。 

自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开设了中语中文学系,90年代与中国语相关的学系纷纷进入韩国各大学。 就此韩国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二、韩国学会以及论文 

 

目前,韩国的学会有韩国中语中文学会 、韩国中国学会、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中国文化研究学会 、中国语文研究会、 中国语文学研究会、 中国语文学会、 中国人文学会、中国学研究会、 韩国中国小说学会、 韩国中国语言学会、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等等。 

各界学会都纷纷发表学术论文,关于汉语特殊句式的“把”字句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最早时期为九十年代,从论文的题目中,可感知韩国的研究。学位论文有:《“把”字句研究》(朴建榮 1994 博士论文);《“把”字句研究》(裵得成 1994 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汉语教学中的“把”字句教授-学习方案》(刘信惠 2005 硕士论文);《“被”字句和“把”字句的比较以及转换研究》(金株珍 2006 硕士论文 );《关于韩国语格助词+名词句转换为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的研究》(李昌延2006 硕士论文);《现代汉语“把”字句和宾语前置文的比较研究》(郑姬卿 2006 硕士论文);《“把字句”研究》(张志勋 2007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使用条件研究》 (周希丰, 2007 硕士论文 );《<红楼梦> “把”字句研究》(郑周英 2008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研究》(郑香彩 2008博士论文);《“把”字句形成和类型》(柳贤姬 2008 硕士论文 );《第七次教育过程中高等学校汉语教材中的“特殊句型”分析》(郑贤颖 2009 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汉语教材中的“把”字句教授方 

案》(金来源 2009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的客观性,主观性研究》(赵卿焕 2009 博士论文);《韩国高中汉语教育特殊句型与指导方案》(车正镇 2010 硕士论文);《“把”字句技能和意义研究》(白秀珍 1993 中国学);《“把 NP”的活用意义》(以“把”的主题表识 技能为中心/張泰源 1996岭南中國語文學會);《汉语处置句和动词的结合样相(1)》(李鎭英 1997 中國人文科學);《汉语处置句的起源》(漢語處置文의起源/李鎭英1997 中國學論叢);《汉语处置句变迁(2)》(李鎭英 1998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通过<训世评话>看汉语语顺:以“把”字句为中心》(李義活、朴鍾淵 1998 假托利大學校外國語文學硏究所);《汉语处置句和动词的结合样相(2)》(李鎭英 199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中国方言中出现的处置句现象》(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科學);《汉语处置句变迁研究》(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學會);《“把”字句历史演变研究》(把字文历史演變硏究/張泰源 2000 韓國中語中文學會);《<老乞大>中出现的“将/把”字句的语法化研究》(金光照 2002 中語中文學);《轻动词假设与汉语“把”字句的语用结构分析》(金光照2003 中國言語硏究 );《语义分析的“把”字句再考》(申芝言 2003中國言語硏究);《“把”字句小考》(崔载永 2004 外大中國硏究所 );《“把”字句信息结构中 NP2的地位分析》( 金艳姬 2005 中國硏究所 );《<老乞大>处置句的“把/將字”研究》(李秀珍2006 中国学);《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将”字句考辨》(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将”字句考辨/赵春利、梁万基 2007 中語中文學);《韩国学生“把”字句习得状况分析》(林載浩 2007 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硏究會);《科技翻译中“把”字句处理机制》(朴在胜 2007 中國硏究);《否定成分后置式“把”字句小考》(趙恩瓊 200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把”字句信息结构研究》(金世美 200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这些论文出处是韩国最有知名度的“国会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韩国教育学术情报局”等网站。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目前为止的“把”字句主要论文都呈现在此。 

 

三、结语 

篇(2)

[关键词]生态批评；《霍华德庄园》；巴斯特；回归自然

[中国分类号]I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5-0096-10

[作者简介]李婷文（1988—），女，广西南宁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Title： An Ecocritical Study on Bast’s Returning to Nature in Howards End

Author： Li Tingwen

Abstract： Howards E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E. M. Forster and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Forster’s attitude towards returning to nature which can be clearly inferr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Bast and his condition in this novel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author’s full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reveal why and how Bast made efforts to back to nature and why these efforts were finally in vain. Through the study of Bast’s case， we can distinguish Forster’s different meanings of returning to na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e sense of eco-thought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Howards End； Bast； returning to nature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游记和一部文学评论集。严格来说，福斯特算不上多产作家，且他在1928年后就停止了小说创作。然而，对福斯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历来不乏其人，他不仅受到同时代人的重视，在“二战”后更是不断引发新的研究兴趣，掀起新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五部长篇小说依次搬上银幕，在欧美电影节收获颇丰，也重新引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与阐释，《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就是其中之一。

《霍华德庄园》发表于1910年，被认为是同年最好的小说，使福斯特跻身一流小说家之列，也被认为是他早期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品。①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可分为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艺术性研究如彼得·维道森（Peter Widdowson）的著作①及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论文②。他们认为，由于福斯特的写作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过渡，其作品既忠实于社会真实和时代精神，又带有浓烈的象征色彩。此外，也有学者对作品结构，③对其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之间关系④进行研究的论文。思想性方面，与福斯特其他作品的研究重点相似，学者对《霍华德庄园》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探讨的是自由人文主义与中产阶级道德、知识阶层与市民阶层、按照经济状况划分的社会阶级之间、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帝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

篇(3)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反本质主义，主体意识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参考文献：

[1]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J].文艺理论研究.2004(5):81.

[2]汤奇云.解码“先锋小说”[J].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2.

[4]汤奇云.从“主义”写作到后“主义”写作——当代文学发展轨迹一瞥[J].天津文学.2010(8):108.

[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2.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

篇(4)

本文从古今观的视角探讨古代文论在当代研究的现状。认为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本身有着相当厚重的文化意蕴。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论内容也显得相当必要。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观念层面来考察古代文论的研究则较为欠缺，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古今问题对中国文化包括古代文论尤其是文论中文学发展观的重要影响作用，并对传统文论中古今观念的重要性予以了理论上的强调和初步的论证，但是对文论古今观的具体阐释及其对古代文论思想内容的具体影响乃至文论与古今观之间的具体关联等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关键词】

古今观；古代文论；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载体之一，这已间接说明，传统文化对古代文论的全面渗入和影响。因此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的确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选择，并不是照搬西学的盲目跟风。但是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文化”概念的极大涵盖力，这样的研究还显得远远不够。无论是对个案的研究还是在整体性的研究都还有向文化更广阔领域扩展的必要。而从中国古代文化中较为重要的古今观念角度来审视古代文论的研究目前则显得更为欠缺。

一

虽然西方学者非常注意对观念进行研究，但是因为古今问题主要还是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故而西学视野中的古今观研究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西方文化主要把古今概念视为纯粹的时间观念来进行科学的考察，譬如英国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改变世界的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就是如此。鉴于此类著述与中国古代文论古今观研究的关系不多，于此本文不作过多引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古今观念研究的问题上，西人的科学体系及其观念也或多或少地阻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中古今观念的认识和探索。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文化观念的研究也取得不少实绩。有张岱年等人的《中国观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翟华和张代芹合著的《观念世界探幽》（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两本著作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中国观念史》对中国文化中有关的文化观念予以个体式的讨论；《观念世界探幽》则从横向上具体对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知识观、时间观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文崇一和萧新煌主编的《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书收集了大量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考察观念形态的论文，该书中杨国枢的论文《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对文化的层次及其关系有深入的分析。文章指出只有从主观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态度、观念）的角度出发才能了解物质文化与完成文化（文学、艺术、制度）的精髓。另外金观涛的专著《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更是对观念问题研究进行了整合和总结，但他多关注的还是政治性或与其相关的观念。而学界真正对中国观念理论进行研究的则是张连海的《观念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是学界第一部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观念理论研究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研究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对于古今观念的研究，以上著作都较少涉及。目前真正讨论文化中的古今观念的论文有3篇。分别是晋文《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建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杨春燕《从看刘勰的古今观》（《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修贵《浅谈的古今观》（《沧桑》，2010年第2期）。 以上三篇论文分别从人们对待古今的态度、对古今关系的认识这两方面对古今观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论者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古今问题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观念。所以这些研究在开拓文化研究新领域上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因为目前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个案为例，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偏差，导致目前对古今观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全面，所以有必要在研究个案的同时结合整体性的研究，即把古今观的研究放在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

二

学界对古今观念的研究论文本来就少，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和文论的研究就更少了。最早把古今问题纳入文论研究的是罗根泽先生。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就把“贵古贱今”和“贵今贱古”视为是文学批评的两种错误意识。他的著作中就有很多章节注意从古今的视角来讨论文论。由此说明，文论与古今问题的密切关系在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早期就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可惜这一方面的研究后继者没有再往前继续推进。近来的著作中，郭英德等人撰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一书对古今问题也颇有涉及。论者对汉代人如何认识文学发展中的古今关系作了一个粗概的梳理。文章注意到了汉代尊经复古和变古贵今的两种不同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此种古今认识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虽然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还显得比较粗略，并且主要讨论的是汉代的古今观与文学观念，但是这也为探讨古今观与文论的深层关系提供了文学史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和经典个案。此外，刘文忠《正变・通变・新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一书虽然是探讨文论家在看待文学变化问题上所形成的文论范畴，但是实质上也较多牵涉到古今问题，故而实际上也揭示了历代文论家对继承和创新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是该书的主要论述部分还是集中在南朝及其后的文论思想，对之前的文论谈得比较粗略。而刘绍瑾的《复古与复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则对儒家的复古与道家的复元古思想进行了文化探源式的深入剖析。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中国复古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但是刘著仅仅从复古的方面来谈文论思想则容易忽略文论思想中的适时性与当下性的一面，并且仅仅以儒道两家来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化复古”的思路也限制了著者的研究视域。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则把中国传统文论放在了全球文化格局的当下态势中来进行关照。该书认为古今关系是中国文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因而需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此书对传统文论发展观的阐述相当深刻，著者的古今意识也相当突出，但书中对文论古今问题的阐述仅限于宏观上的理论考察与梳理，对中国古代文论古今观的具体内容则较少论及。

另外，注意到文化中的古今问题对文论的影响的研究还有胡大雷的《传统文论的魅力、模式与智慧》（凤凰出版社，2005年）一书。论者把古今问题视为传统文论的问题之一，认为它是文学批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对整个古代文论中的古今之争进行了粗略的梳理，进而说明了文论中古今问题的持续存在。但是对于文论中为何有这样的古今认识，这种古今认识在文论史中是如何变化并体现时代文化对它产生的影响，文章都没有进一步探讨。徐和勇的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古今观”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对古今观与文论关系的讨论更为具体一些。论文旨在研究古今观念变化产生的结果对书法发展起到的影响作用，但论文仅限于对呈现在书论内容中的古今观念的考察，这本来就有可能篡改了古今观的历史原貌，另外论者对古今观的理解也被局限在了古今关系上。

从以上相关研究现状来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观念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因而从古今观角度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是相当必要的，而且也是以完全可行的。

篇(5)

关键词：老舍；林语堂；鲁迅；幽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124－04

“幽默”（humor）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被混同于“滑稽”或“笑话”，被弄得意义混淆了。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的思想表现形式，曾激励过一批杰出的英国作家，随后又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外国作家。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也许是受其影响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非常契合幽默的观念。

今天，老舍已成了被研究得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从曾广灿搜集、整理的《老舍研究专著、资料专著书目》中，人们可以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①。我们打算先从“”结束前的一些重要的老舍研究专著展开评述。

“”结束之前，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进展缓慢。因此，这个任务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汉学家们来完成的。那时，有四位学者及其著述比较知名：第一位是波兰学者斯乌普斯基，他的《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于1966年在布拉格出版，该专著对老舍长篇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对《老张的哲学》产生过影响的各种因素。第二位是美国学者兰比尔·沃勒，他的《老舍与中国革命》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该专著按编年的次序对老舍的长篇小说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进行了述评，而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为其基调。第三位是法国学者保尔·巴迪，他的老舍研究成果丰硕，且以分析中肯及史料丰富而著称。他的研究是从翻译《老牛破车》开始的，其后扩展到作家生平研究，尤其是对“老舍之死”的研究，用功尤深。最后一位是中国香港的胡金佺，读者欣喜地从他的专著中读到了从真正的北京人视角对老舍其人其文所进行的研究②。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外，同期还有一些研究工作也值得我们注重。苏联安琪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形象、题材（1926-1936）》于1967年出版。该专著于1987年被译为中文，改题为《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日本的老舍研究从40年代开始，截止到“”结束前大约发表了百来篇论文，大部分都载于权威性的出版物。奥野信太郎、仓石武四郎、波野多太郎这三位也许是在头20年最为活跃的，接着，柴垣芳太郎和伊藤敬一在同一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传记类著作。此外，藤井荣三郎和大芝孝两位日本学者对老舍的小说和话剧也进行了令人尊敬的研究。

1978年老舍被恢复名誉后，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才步入真正的研究阶段。事实上，不久便出现了一些足以推动研究进程的可喜的情况。首先，老舍的女儿舒济有系统地重印或再版了作家的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是非常慎重地按初版本来重印的。《老舍文集》十六卷从1980年到1991年陆续出齐，从此成为研究者可以倚重的原始研究资料。接着，作家的一些佚文及一些有关作家生平的史料也相继被发现，提供了作家文学世界的更加完整的全景。其中，《小人物自述》、《秦氏三兄弟》、朋友们保存的书信的重新面世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都是人们原以为根本不存在或失而复得的重要资料。同期，老舍的遗孀胡絜青及其子舒乙撰写了很多的回忆文章，非常有助于人们对作家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此外，一些活过了“”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巴金、冰心、等也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为他们熟识的、热爱的这个“人”提供见证。那时，学院式的研究也有可能进行了。樊骏的著名论文《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l期）发表之后，文学期刊或大学学报上涌现出了很多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论文。研究者共同的努力竟形成一时的风尚，以致有人认为老舍研究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即 “老舍学”。在公众中随即出现了“老舍热”。1982年在济南召开了第一届“老舍学术研讨会”，次年《老舍研究论文集》出版，收录了二十来篇参会交流的论文。佟家桓的专著《老舍小说研究》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篇(6)

 

关键词：英美文学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引言 

 

英美文学课程是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中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知识课程。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多年的实践证明开设《英美文学》课程对增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初步分析和研究能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为应对多变的市场经济，英语专业的教学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英语＋x”的模式，英语与应用型专业复合的结果往往是英美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在一些学校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学生对文学的学习兴趣减弱，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效果欠佳。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有效地实现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一、现状分析 

 

英美文学课程目前的困境有教和学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由于教学任务重、课时紧，课堂上教师对庞杂浩繁的内容难以面面俱到。通常来说，“文学史＋选读”是普遍采用的模式。但是重史轻读作品，文学课就基本是空谈，而读作品又由于时间有限，教师主要讲述节选的内容，对作品全整体的把握的比较少，又由于学生语言水品参次不齐，文学课很可能成了精读课的翻版从而忽略文本内涵的挖掘以及学生评析能力的培养(吕洪灵，2006：62)。另外，目前的文学教学用书中缺少对文学批评方法的介绍，导致学生是被动接受老师的复述，死记硬背。其次，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仍然比较单一。目前英美文学课程更多的是从课程教学出发，往往以教师讲授为主，对其他形式的实践教学重视不足，容易造成课堂沉闷、枯燥乏味，无法吸引学生，学生主观能动性受到压抑，逐渐就丧失了对英美文学的兴趣。第三，教学手段的运用仍需提高。文学课堂现在多数采用多媒体课件上课，有效缓解了传统文学教育模式中有限的课时不能有效完成的教学内容。但是目前文学课堂上的参与情况仍然不佳，这主要是教师在制作课件时，更多的注意知识的传授而留给学生的思考空间不大，也不太考虑如何创造条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文学课堂的问题。如何在文学的多媒体课上加强互动式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需思考和实践。目前高校中的英美文学课教学中很多方面差强人意造成目前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的兴趣缺乏。当然，学生的畏难情绪以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也导致学生对英美文学课丧失兴趣。学生从一、二年级的专业基础课转入高年级专业课学习时语言基础准备不充分，而文学课上突然接触到的大量的文学术语，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生词和表达法让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畏而退；此外，很多学生在社会上追求实用性的风气影响下越来越“务实”，认为英美文学课不是一门实用技术，在他们将来择业时用不上，因而对一些所谓的“短期、实用”的课程趋之若鹜。在英语教学重视实用性的情况下，要改善目前的现状，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课程改革思路 

 

《大纲》中提到英语专业的文学课的目的是“促进语言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以及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下功夫，优化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文学课的参与性；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文学课的趣味性；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提高学习主动性。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课程效度 

目前使用的文学教材大多按照时间顺序，从古英语文学开始授课，但是早期的作品难度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刚开始接触英美文学的学生带来了困难，畏难情绪又无疑会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这就要求教师在文学的教学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变化，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实际，遵循由易到难的认知规律，精心选择教学材料，比如“放弃一些早期的语言难度大的经典作品，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现、当代的英美文学经典作品”(范谊、苗渝萍，2005：166)；另一方面，除了优化文学读本以外，应当注意文学

教学实际上是传授知识、激发兴趣、促动思维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现有的文学教材普遍忽视文学批评方法的介绍。英美文学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忽略文本内涵的挖掘以及学生评析能力的培养(吕洪灵，2006：62)。因此在文学课上，有必要用浅显的文字简要介绍一些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切入点和批判作品价值的尺度，比如在诗歌教学中，引入新批评理论，在英美小说的讲授中，适当引入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等，这对于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大有益处。 

(二)改善教学方法，提高课程参与性 

教师应自觉立足于教学工作实际，加强课堂参与度，在课堂教学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加强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笔者在教授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歌时，曾让学生对其《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中以“扫烟囱的孩子”为题的两首诗歌进行对比研究，主要采用研讨式的方式。在讨论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推敲诗句、琢磨内涵，对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进行比较，让他们在对比中认识、体验和评判作家的创作意图，启发他们多角度、多层面地看待文本，培养问题意识，拓展思维的空间，并留思考题指导学生课后继续通过网络寻找相关信息，以达到深化学习的目的。另外，文学课程的作业形式也应尽量做到多样化，课程论文是常见的形式，这样可以为学士论文的撰写打下较好基础。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消除他们的畏难情绪，感受文学思考和交流的乐趣，还可以采用口头陈述、诗歌朗诵、名剧片段表演、模仿等多种形式，有效地实现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三)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课程的趣味性 

英美文学课信息量大，理论色彩浓厚，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再加上大量的文学名著己被拍成了电影，同时网络上各种音频、视频文件等素材繁多，这一切都使得文学教学中大量采用多媒体教学成为可能。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利用网络、多媒体和影像资料等手段进行备课、上课和课后辅导，效果良好。课前，教师准确把握和分析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并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整理和提炼，制作好相应的电子课件，配合文字内容添加音乐、声响、色彩和图片等营造美的意境。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需要穿插介绍背景及知识点，放映名著片断及课件幻灯片，使教学内容更一目了然，更生动，更立体化。另外，网络信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课后提供了信息扩展，通过网络资源，尤其国内外一些较好的文学学习网站，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保持兴趣，开拓思维与想象，培养研究探索的精神。 

(四)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提高学习主动性 

英美文学课实践性教学的设计思想主要是本着既传授知识、又培养能力、以培养学生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为主的原则。实践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有益补充，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这里谈到的部分实践教学在课堂完成，例如开展研讨小组活动，提高学生用英语表达理论思维的能力；针对某部作品可以开展工作坊(workshop)，收集、选编材料，撰写研究报告以培养学生初步的研究能力。为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文学课外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通过大量阅读和教学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对文学本质的意识，培养独立学习的习惯和创造潜能。例如以演剧或诗歌朗诵的形式，增强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培养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提高英语表达能力：或者欣赏英美文学名著电影，提高学生对作品的感受力和英语听力；在适当的时间，举办专题讲座，结合课程教学，对一些较难的内容、对学习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内容或对今后学习有提高意义的内容用讲座的形式、用例证进行阐释，以答疑解惑、开阔视野、启迪学生的思想。当然，为了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还可在课外组织他们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作品改写等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三、结语 

 

在重视素质教育的今天，文学教学的作用和功效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提高英美文学教学的效度，使这门课程能符合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复杂的、需要不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课题，需要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和广大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做出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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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 西域文学 新疆旅游 研究价值

新疆古代被称做西域，是中国最大的行政自治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奇特，其历史、民族、文化内涵和自然景观充满神奇色彩，因此令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翻阅古今中外关于西域的书籍文献，其浩瀚博大令人咋舌，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将其以西域文学研究为中心做了梳理。

一、国外研究西域文化历史的情况概述

国外学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国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阐明了古代西域各国的人种、东西交通的意义、与汉民族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各国间宗教和美术，整个回鹘时代的文明。羽溪了谛的《西域的佛教》，论及了佛教在中亚及土耳其斯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德国沃尔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贵霜，库车・吐鲁番――中亚中世纪早期艺术导言》（莱比锡，1925年）对西域各国的艺术问题做了概述性论述。针对西域“丝绸之路”进行考证的还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时期内的新疆历史情况进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亚欧大路交通考》（《地理与历史》1900年）、一雄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研文社，东京，1979年）和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图书刊行会，东京，1979年）等著作，则涉及古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交通情况。德国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汉书》中所记载的西域各国的名称及其里数的特点。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间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其《西域游历》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绿洲》、《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考古范围包括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在考古调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这部著作中提及了发现的佛经残本，为后人研究西域文学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录》涉及新疆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艺术。此外还有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其中有关于新疆的内容，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展现了新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国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对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对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编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共14册，其中有11册是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详尽地记录了塔里木地区水文、地质、人口的状况，以及扑朔迷离的罗布人，神秘莫测的楼兰古国。瑞典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则以一个东方学家的眼光，通过对喀什噶尔的回忆思考，对喀什噶尔历史性的变革做了准确、客观、入木三分的描写。这些文献分别从各自的着眼点对西域的地理风光、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和介绍。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

据笔者收集的不完全资料，国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范围较广，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国外的研究多在史学考古的层面上，重在民族、历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对西域文学的研究和考察还比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险的专著里有所涉及，关于西域文学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还未见到，对新疆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价值及其旅游资源的挖掘也较欠缺，能够从西域文学层面上关注文学与经济、与旅游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见到。

二、国内研究西域文学的情况述评

国内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汉代以公主身份嫁乌孙昆莫（王）的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又作《悲愁诗》）描写了西域的居室与饮食，可算是西域汉文诗歌最早的杰作。汉代至魏晋时期，有传播佛教的僧人，经过西域留下一些释教的诗文，如西汉高僧安世高等。东晋时期康国高僧康僧渊，写下了描写胡人容貌的诗歌《答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戏》。唐代，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许多文人先后进入西域，其中有骆宾王，因为西域的经历而写《从军行》，岑参的边塞诗最丰硕，《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描绘了西域奇丽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首秋轮台》、《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则描写了边塞的奇俗异景，别有一番景象。高适《燕歌行》，描写沙漠的荒凉环境，雄厚豪健、悲壮浑朴、豪迈动人。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维的《出塞作》、《陇西行》、《从军行》、《凉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派，他们的诗作传颂千古，其诗句中的西域，西域广袤奇异的自然景观和神秘多样的文化习俗，令人称奇。至北宋时期，维吾尔族伟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写出了长达85章共计13290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是当时用回鹘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1072至1074年维吾尔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词的大型著作《突厥语辞典》，内容极其广泛、明确，收录了大量的猎歌、战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阴山》，描写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马祖常，其诗文中也有对西域的描写，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贯云石、萨都剌等，其作品极富西域民族与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学者津津乐道、高度评价，还有西域散曲家马昂夫，其作品颇为人称赞。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堪称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并且在以汉族作家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极高声誉。

到了清代，因为旅游、流放、戍边等各种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诗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题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长流水》等，赞美了新疆的奇异风光；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则涉及了新疆的景观、宗教习俗等；纪晓岚贬官新疆期间也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关于新疆风土习俗的诗歌，反映了新疆的各个方面；游历新疆二万里的萧雄长期接触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风土人情，写下了《西疆杂述诗》，其中有许多关于新疆地理风俗人事的诗歌，如《歌舞》、《丧葬》等；的左宗棠不仅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边的爱国诗《燕台杂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銮宣，流放新疆时写有《浮云》等百余首有关新疆风土人情的诗歌，王岂孙的《西陬牧唱词》六十首，对蒙古族、维吾尔族的民俗描写非常精彩。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描写新疆各地风景民情和戍边生活的西域诗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罗列。在现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录有关西域新疆的文学作品，如旅游作品选方面，张《中国旅游文选》中的《穆天子见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等，均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西域的风土文化。

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对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学创作的研究，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其卷四文学篇专门讲到了西域之中国诗人、文家、曲家等，对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创作做了分析。在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都论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西域文学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出现。新时期以来，马大正等《西域考察与研究》，余太山主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西域通史》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论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万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在研究考察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时发现，作为中西交流的陆路唯一通道，丝绸之路所处的西域，必然成为东西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西域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与西域有关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们的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延续千年，对历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现代的国内学者研究西域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则更为纷繁。范友悦的《论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对西域文学的特点做了总结，对政治讽喻性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视。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段宝林编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李国香的《维吾尔文学史》等，主要表现在对西域的维吾尔族文学研究非常具体深入。黎蔷的《西域文学艺术的戏剧化》，对新疆的文学艺术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论述和分析。研究有关西域边塞诗人与创作的论文也非常丰富，这些论文和专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专著，都从不同的层面，分析探讨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对西域文学孕育的土壤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进行了研究。因为篇目实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学的现状

对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学资源最为关注，投入最大热情、进行执著研究的当属新疆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及身处新疆或者曾长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倾力出版了历代西域文学家作品研究丛书，包含诗抄、选注、评传、游记类十本书，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钟兴麒、王有德选注的《历代西域散文选注》，旨在介绍自汉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风土人情和开发建置的优秀散文，帮助人们认识了解西域的过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的《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和《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的《维吾尔文学史》、王堡与雷茂奎主编的《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郝延霖主编的《西域文学论集》、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的《玛纳斯研究》等，一系列书籍相继出版，推动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日趋深入和全面。周珊与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第1辑收录近30篇关于西域文学的论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学具体的作家、诗人、作品和文学艺术的样式，尤其对生活在西域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的文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张玉声的《试谈西域文学特点》和《谈西域文学的两翼》两篇论文，对西域文学的发展特征及分类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团结建设和保卫边疆的赞歌――漫论西域诗的爱国主义》和《古代西域文学论纲》，认为“西域文学由三部分构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语创作的作品，或者他们到中原以后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以及内地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到西域后创作的描绘边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风貌的作品”。新疆龟兹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杰的《中的龟兹史迹》分析了西域诗歌对龟兹的描述。陈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论稿》，详细阐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岩画、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态――萨满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艺术形态――古代文学及西域民族人生历程的宗教化――人生礼仪等。沈子华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对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论述。薛天纬、朱玉麒主编的《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文学遗产西部论坛论文选萃》，收录了近30篇学术论文，围绕着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研究者们不仅把地域理解为文学创作、作家活动的客观背景，而且看做渗入文学内质中的能动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学中的神话传说、诗歌的发展及西域文人和艺术等内容。近年来，疆内的一些高校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2006年新疆师范大学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创办学术论集《西域文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是新疆本土与世界学术潮流相呼应的集刊，显示了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学科已经跻身于该领域世界学术之林，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对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关徐松的生平、学术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与评价，《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认为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的“双重碎片”模式，以其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与现场。这些成果令人振奋，也鼓舞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馆吴蔼宸先生选辑的《历代西域诗钞》，共搜集了汉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内地部分诗人文士吟述我国西部边疆地区人情风物的诗歌一千余首，材料颇为丰富。当代学者星汉所著《清代西域诗研究》，对西域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细致和深入，该书对西域历史、民族、文学文化的传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谓丰富，从中可见古代西域诗的大体面貌。还有胥惠民教授选编的《现代西域诗抄》，将西域文学作品的研究延续到了现代。2000年孙钢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庚辰版），2012年邓世光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戊子版）等，则集中收录了当代文人描写、讴歌西域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的诗词。

2012年8月3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台湾地区、香港，以及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的140余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及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与会者就唐代西域与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等地的唐代文明遗存。这些活动表明西域文学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史学界和文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西域学（或曰丝绸之路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西域热”高涨。

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是丰硕和颇有建树的，但是我们看到，新疆针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和开发还是比较薄弱的，与内地的此类研究相比是滞后的。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域文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受到重视。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和《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两篇论文中，以新特的地缘、人文优势为基础，研究了当前新疆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认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应将新疆丰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观中，构建新有的人文景观，充分挖掘新疆旅游产业中的现代文化内涵。还有一些关于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如阚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路》，提出了对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开发很有价值的建议。郑亮、王开元的《唐、清边塞诗对西域旅游文化贡献之比较》，认为唐代文人“开创了游边旅塞的航道”，他们的“边塞山水诗奠定了中华民族对西域旅游的审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对历史、地理、风俗、人情、风土的详细记录，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历史的民俗的文化内涵”。他们的诗歌“为今日的旅游风俗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凯旋的《新疆旅游景观艺术中的形象仿生设计》，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运用建筑学和仿生学的知识，对新疆旅游景观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对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启发意义。道尔基、李煜辉的《汉唐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新疆现代旅游业发展对策》，分析了新疆旅游业对“丝绸之路”的利用现状，指出旅游产品的开发对西域的“文化及历史内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汉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则梳理了历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对新疆地域、文化、风情的描述。盛春寿的《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遗址与中国唐代边塞诗人及作品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梳理文献时，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专家重视文学与旅游的关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学资源在旅游景观中的价值，尤其内地这方面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张维亚的《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丁晨的《论文学的旅游价值与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徐秀敏的《浅论旅游文学在发展旅游事业中的价值》，喻学才的《论文学名著型模拟景观的开发》，杨秀玲、王军华的《试论我国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张畅的《论文学旅游资源的价值与开发策略》，余靖华、李江风、刘蕊的《文学旅游开发驱动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孙杰的《论文学与旅游的勃兴互动》，陶少华的《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以文学作品的旅游开发为例》，等等。这些论文都从文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学与旅游经济的关系，都意识到文学对旅游的影响作用，都在努力探讨开发文学旅游资源的途径和策略。因此让国内外旅游者看到内地的许多风景名胜点，在当地学者的关注下，努力挖掘文学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在许多景区都能够感受到文学与旅游的紧密联系。内地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区，致力于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是极为少见的。内地的经验和成功之处对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极具启发的。

四、研究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

我们看到，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学界已经取得瞩目成就，区内外学者从文学价值、文人创作缘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学的成果非常丰富，从民族、区域层面研究“西域文学”的价值和影响的也比较充分，从文学遗产的实用性层面――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角度关注“西域”的较少。到目前为止，把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发展联系起来，探讨西域文学对新疆旅游的影响及其资源在新疆旅游经济中的开发与利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很不够的。笔者认为，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西域文学作品对新疆的旅游业具有广告和宣传的作用。众多来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边塞诗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领，是被《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进行研究，是西域文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延伸和扩展。

2.西域文学能够向旅游者传导新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及价值，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这块宝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积淀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瑰宝是神奇瑰丽的，也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内涵和价值，是需要西域文学作品向旅游者进行传递和解读的。西域文学资源能够成为许多旅游地的点睛之笔，重视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学资源的旅游价值，是在开发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宝库。

3.西域文学提高了那些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的兴趣。西域文学知识能够使游览者在面对新疆的苍茫辽阔、神奇雄伟的自然景观时，因为名篇佳句的引导和感召，心生豪迈、情绪高涨，为文动情、为景动容。可见西域文学对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让旅行充满诗情画意，给游客增添无穷乐趣。

研究西域文学对当代新疆旅游经济的影响，借助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推进新疆民族文化发展的大目标，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西域”研究还可以从文学与旅游价值的可利用、可开发、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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