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统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银行系统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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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关系营销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银行业作为典型的服务行业，实施关系营销有着天然的条件和内在的需求。本文通过对关系营销理论在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试图提出一些对推进我国商业银行更好实行关系营销理论行之有效的建议和意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诞生了关系营销理论，关系营销是以系统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将 企业 置身于社会 经济 大环境中来考察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的。该理论一经产生就风靡全球，被认为是21世纪的营销理念。詹姆斯•g•巴恩斯对不同行业客户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进行了研究，结论是银行业的客户关系的紧密程度最高。 

 西方商业银行对关系营销的研究己经进入较深的阶段，以关系营销理论为设计指导思想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己经投入使用，并大大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能力。我国商业银行对关系营销理论的认识较晚，这一最新营销概念引入国内以后，银行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在营销实践活动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 

 

一、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关系营销战略中存在的问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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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培训政策；学分银行；创新；路径

政策创新的核心要义是用新的政策理念拟定完善的政策举措，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去改革、发展和优化政策，以摆脱政策困境，实现政策目标。诚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Wolfgang Zapf）所言，创新是“达到目标的新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它们能比以往的实践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值得模仿，值得制度化。”所谓农民工培训政策创新，是指基于农民工培训的现行状况及其发展趋势，通过扬弃僵化、无效、过时的制度体系，探索优良的政策替代方案，优化政策组合方式，从而顺利实现农民工培训目标的活动。当前，为保证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亟需创新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内容和体系，寻求农民工培训政策创新的基本路径。

一、以权变管理理论为指导，坚持农民工培训与市场需求相对接的政策导向

权变，是指权宜应变，有“随具体情境而变”或“依具体情况而定”的意思。权变管理理论是由弗雷德·菲德勒（Fred Fiedl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后得到了卢桑斯（F.Luthans）等人不断发展完善。权变理论最初应用在企业管理中，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权变理论要求管理者必须明确每一情境中的各种变数，了解这些变数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掌握原因和结果的复杂关系，从而针对不同情况做出灵活的变通。“权变管理的目的是要在特定环境条件下采用适用的、合理也有效的最佳管理方式，而不是为了寻求一种理想化、‘最好的’管理模式。”权变理论运用系统观点考虑问题，强调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等具体情况而采取灵活、应变管理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实效。

以权变理论为指导，农民工培训政策应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与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根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攻关项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宾馆餐饮娱乐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占被调查总数的21.7%、19. 4%和18.7%，这三类行业的农民工共占被调查者的近60%。从职业上看，农民工主要从事低层次的职业。前三位职业是普通工人、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分别占被调查总数的33.0%、25.5%和9.7%。结合当前劳动力市场行情，政府应全面拓展培训机构与企业合作空间，引导培训机构按照企业用工需求，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应用型技能人才。除此之外，政府还要运用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理念指导培训项目的设计与规划，督促各级培训机构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把握培训市场和机遇，提升培训的社会效果。

在权变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应引导农民工培训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为目标，坚持短期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统一，培训与就业相协调，引导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相一致，灵活采用“校企结合培训”、“订单培训”、“定向输出”等模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使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政府及培训机构也可以创造能够跨地域、转专业、分阶段的“学分制培训”模式，形成学分互认机制，还可以采取“企业+培训机构+失地农民”联动型的产教结合培训模式，以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行情。

根据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情况，政府需要增强权变意识，利用政策工具指引培训机构明确培训重点，实施分类和定向培训的政策，提高农民工培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针对拟转移到非农产业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者实施外出就业技能培训；对与企业签订一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岗农民工进行技能提升培训；对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籍退役士兵推行劳动预备制培训；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农村劳动者和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技能培训，等等。

二、与农民工需要相适应，试行“学分银行”存储、互认、兑换有机联动的农民工培训政策认定

“学分银行”是一种模拟或借鉴银行储蓄功能及特点，以使学生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自主决定学习时间、自愿选择学习地点的教育管理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开放性、灵活性、服务性。农民工学分银行制度是农民工通过在培训机构修习课程或是通过教育部的学分认证考试等多种形式获得学分，将学分存入个人在学分管理系统注册的账户中，累积达到一定的数量，最终可以兑换技能凭证或学位证书的一种学分管理方式。构建农民工“学分银行”，允许农民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及就业需求，自主选择培训课程、培训机构、培训教师、培训时间、培训方式等，能够调动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同时，该制度开放了农民工培训的大门，实现了培训资源的共享，允许农民工间断学习，逐步把技能培训、资格认证、专业课程学习之间进行学分累计互换，让更多的农民工有机会获得技能凭证或学位证书，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一）需要完善农民工培训“学分银行”的存分机制

农民工培训课程不同于传统课程，具有动态、多变、自学为主的特点，主要采用远程教育、实地培训等方式。这需要对各级各类培训课程做好评估，明确学分标准，然后把相关培训折合成通用公认的学分。农民工在参加完某项培训活动并经认证合格后，可通过“学分银行”网络系统在网上申请注册个人账户，并接受“学分银行”的学分审核，经审核合格后再存储相应的课程学分。

（二）健全农民工培训“学分银行”的互认及转换机制

一般来讲，同级同类培训机构的学分互认较为容易，不同级别的教育单位或培训机构的学分互认较为困难，实践中需要对其进行评估，建立不同级别的“学分银行”。可以按照培训资源、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社会影响力、培训业绩等标准确立A级、B级、C级“学分银行”。同级之间的学分可以互认，不同级别的“学分银行”按照一定比例互认。例如，A级“学分银行”1个学分相当于B级“学分银行”1.2个学分，或相当于C级“学分银行”1.5个学分。同时，对于渴望学历证书的农民工，应尽量实现“资格证书”向“学历证书”的转换。“学历证书”体现了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学习经验、专业知识、操作技能，而“资格证书”是对个人在具体生活和工作场景中通过实践操作、教育培训等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确认。例如，农民工经过培训获得中级厨师证并从业满两年，可申请获得中专学历证书；如获得高级厨师证并从业满三年，可申请获得大专学历证书等。资格和证书的互认，能够使非正规教育获得社会认可，使其具有与正规教育相近的水准和效力，大大增强了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三）建立农民工培训“学分银行”兑换机制

农民工参加培训获得相应学分并逐渐累积，达到规定的学分数量时，可以兑换成相应级别的证书。在实施学分兑换时，应设计兑换汇率、逐级兑换比率等制度。农民工在获得某项证书所规定的有效学分后，可以用已获得的学分去兑换证书。在兑换证书后，当累积的有效学分达到更高标准时，再去兑换更高层次的证书。以此类推，水涨船高，实现农民工知识技能和证书层次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

三、整合培训力量和资源，推进院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三位一体的农民工培训网络的政策协调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社会效益巨大而经济效益不太明显的事业。因此，必须出台行之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激励政策和措施，广泛调动用人单位、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开发农民工培训的动力之源，保障农民工培训顺利推进。

在“经济人”理性的支配下，企业精打细算，不愿为培训农民工付出额外的成本；看到农民工跳槽现象较为普遍，企业担心为他人嫁衣裳，没有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在捉襟见肘的财力状况下，企业在开展农民工培训时或有心无力，或疲于应付，农民工培训质量和效果无从保障……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甚至妨碍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鼓励用人单位积极组织农民工培训，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允许用人单位培训农民工所需经费从职工培训经费中扣除，并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政府鼓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签订一定期限的合同，通过强化合同管理来调动用人单位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消除用人单位因农民工流动性大而不愿意培训农民工的顾虑。

农民工培训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各种社会培训机构在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培训机构关爱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自愿投入到农民工培训活动中来，是开展农民工培训的重要生力军。吸纳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工培训，是保证农民工培训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加强政策支持，调动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首先，政府大力宣传培训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鼓励培训机构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思考开展农民工培训的社会意义，引导其自愿为农民工服务。其次，打消培训机构的后顾之忧，由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签订农民工培训合同。通过强化合同管理，确保农民工由用人单位优先录用，保障农民工有较高的就业率，提升培训机构的事业心和成就感。第三，政府遵循市场规则，运用利益杠杆的作用，允许社会培训机构的功利性目标追求，支持各类培训机构申请使用中央、省、市农民工培训扶持资金，在培训补贴、经费划拨、场地供给、政策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其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活动。

四、贯彻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为农民工提供“普惠制”就业培训的政策便利

所谓普惠制就业培训政策，是指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就业能力为目标，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不同项目、不同等级的专业技术培训，拓展知识结构，增强专业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的行动方案。该政策拒绝只面向一部分人提供特殊的免费培训，主张对所有劳动者实施普遍性的就业扶持政策。对农民工实施普惠制就业培训政策，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贯彻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念，对于实现农民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建立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农民工实施普惠制就业培训政策，首先应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培训项目，开展订单式培训，并按技能水平发放不同层次的补贴。在这方面，可以适当借鉴辽宁省的成功做法。《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普惠制就业培训工作的通知（辽政办发［2008］8号）》规定：对用人单位急需或已签订劳务输出意向协议的普惠制就业培训，鼓励采用“快速通道”办法开展订单培训。一般专业工种就业培训，每课时每人补贴3元；第二产业等专业工种的初中级培训，补贴标准为每人每课时5元；高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为每人每课时10元；创业培训补贴，按每人每课时10元执行。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普惠制就业培训实行定额培训补贴办法[5]。该普惠制就业培训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对于减轻农民工培训负担，稳定就业形势，提高农民工就业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对农民工开展普惠制就业培训工作的过程中，对那些年龄偏大、身体残疾、处于低保边缘、零就业的农民工，同样要安排他们参加培训，提高职业技能。他们如能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则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对生活确有困难、居住偏远的农民工，根据当地生活水平状况，在餐费、交通费等方面给予适当补贴；对已享受过免费培训的农民工，一年内未就业，或虽然就业但工资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还可以再享受一次以提高就业收入为目标的免费技能培训。

第三，创设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就业培训与职业推荐相结合的政策机制。为了使农民工将所学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建立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其一，宁缺毋滥，打造精品，对普惠制就业培训机构实施严格的准入机制。其二，在企业设立农民工实训基地，聘请企业中优秀的技师、工程师担任实训教师，让农民工学到真正管用的本领。该方案为消除知识学习与技能运用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提供了调整的方向和坐标。其三，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应将对农民工的培训与职业推荐结合起来。培训机构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搭建劳动力市场资源信息管理平台，密切跟踪当前或预期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在开展订单式培训的同时，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咨询服务，并尽量将农民工推荐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

五、基于系统论的视野，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农民工培训配套政策支持

系统论最初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贝塔朗菲创立的，是人们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系统论方法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综合地、精确地考察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以实现整体最优化的一种方法。”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应有明确的目的性，系统的目的是整合系统各个要素的关键。农民工培训政策体系的目的是促进农民工人文素养的提升、道德修养的完善、职业技能的提高，实现农民工的全面发展。该目标定位具有规划未来、引领发展的作用，属于农民工培训的“上层建筑”或“顶层设计”。农民工培训的财政支持、信息建设、国家资格框架等都要在农民工培训政策目标定位中求解。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工培训的适切性、自洽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一）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财政支持，推行“培训券”、“一卡通”的农民工培训政策便利

为创新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投入机制，可推行“培训券制度”，即国家将用于培训的公共经费以凭证的形式直接发给培训者本人，培训者凭券自主挑选培训机构，并以券冲抵培训费用，然后培训机构凭券向政府申请支付补贴。“培训券制使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拨付，转化为受益者对教育（培训）服务的购买力和看得见的福利，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功能并举。”

目前，培训券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较好地试点与推行。培训券是一种代金券，可分为就业培训券和创业培训券两类。符合条件人员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申领培训券，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培训定点机构和专业，凭持券面值抵扣培训费用。例如，陕西省规定，“《就业培训券》和《创业培训券》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印制，省财政厅监制，在全省培训定点机构内通用。根据培训专业的不同，《就业培训券》面值分别为600元、480元、360元三种，《创业培训券》面值为600元。《就业培训券》和《创业培训券》面值只含培训部分，对按规定培训合格的按面值全额兑付。”培训券制度灵活、便捷、规范，赋予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机构的机会，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农民工积极参加培训。同时，该制度将竞争机制引入培训活动中，给培训机构带来空前的压力，能够督促其提高培训质量，打造良好的培训品牌，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培训活动。

（二）加快推进农民工培训信息化进程，建立全国性人才需求、就业岗位和培训信息平台

由中央和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委托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中介机构对全国就业情况进行调研，定期人才需求信息报告，建立国家和各省人才信息网络平台，引导培训方向，促进就业市场的有序流动。各地加快建立农民工培训信息中心、务工人员联络中心、政策法规宣传中心、教育资源整合中心、企业培训服务中心，推动农民工培训工作走向深入，为农民工参加培训，获得就业就会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

（三）建立和完善国家资格框架，提高劳动力市场规范性和统一性

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可以为接受培训的农民工提供一条“横向贯通、纵向衔接”的终身发展之路。在完整的国家资格框架下，农民工培训和义务教育能够更好地衔接，弹性学制和灵活教学制度能够紧密结合。“国家资格框架能够实现不同学习系统的对接和不同系统资格的等值互认，这对于受训者的未来发展及终身发展也是有益的。”对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的重大改革对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它不仅能够减少制度性、体制，衔接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教育与培训，而且对于规范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建立灵活、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着重要作用。

（四）不断完善立法和相关配套制度，消除城乡有别的政策歧视，清除部门分割的政策障碍

农民工培训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法律的制约、政策的引导和制度的规范。推进农民工培训工作，应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协调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关系，理顺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关系，并在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子女上学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系列政策方面做出改革和调整，进一步消除城乡分隔的体制，以保证农民工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享有更多的培训机会，降低心理成本，提高接受培训的积极性。

六、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健全农民工培训评估与监控的政策保障

提高农民工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必须以完备的评估和监控政策作为保障。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具有培训类型纷繁复杂、培训内容动态多变、投资主体多元参与、培训成员来源多样的特点，农民工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很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以往对农民工培训质量和效果的评估侧重于资金投入、师资情况、培训人数等量的方面，而对培训的实效性、培训资质、培训质量等方面的评估和监管关注不够。因此，制定行之有效的农民工培训评价和监控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在国家层面建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协调、适应时代特点的培训质量评估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定培训所应达到的质量标准，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民工培训质量的宏观评估和监控机制，有助于为农民工培训提供决策信息参考，提高培训项目的管理水平，优化培训项目的资源配置。当前，政府主管部门应对精英教育的质量评估标准进行理性反思，从受训人员的满意度、培训质量和效果、技能鉴定、职业道德、劳动保护等方面细化考核指标，健全培训课程和培训管理的质量评估体系。在质量评估和检查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如果发现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不符合标准，责令其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则严格取缔其农民工培训资格。

（二）推行竞争择优机制，建立农民工培训机构市场准入制度

农民工培训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培训机构资质认证标准，加强对农民工培训机构的资格资质审查。农民工培训机构由各培训项目的政府主管部门提出，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程序组织专家评审，实行公开招标确定。招标确定的农民工培训机构要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三）树立质量为本的理念，构建农民工培训质量监控政策

1.建立农民工培训质量督导制度。成立由专家、教授组成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培训督导组，监督培训全过程。建立农民工培训专家听课制度，由专家深入培训第一线，了解培训进展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2.健全农民工培训监管责任制度。政府就业服务管理部门应将培训质量的监管责任落实到人，由分管领导干部承担监管任务，并对培训质量情况承担督导责任。

3.实施农民工培训质量与经费划拨挂钩制度。在农民工培训质量的监管工作中，政府督导人员一旦发现培训机构存在敷衍塞责、弄虚作假、动机不纯、疲于应付而导致培训质量低劣的情形时，即按有关规定暂停拨付培训经费。对于培训质量不达标的培训机构，政府部门应当责令其进行工作整改，只有当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符合规定的标准和要求时，才恢复向其发放培训经费或补贴。

（四）健全对培训资金的全方位监管制度，确保培训资金被正当合理地使用

1.规范培训资金申领程序，严格执行对培训补贴对象的审核和监管。建立享受培训补贴政策人员、单位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以有效甄别培训补贴申请材料的真实性，防止出现冒领行为。

2.强化培训资金监管责任意识。对农民工培训经费进行专项管理，建立培训基金账户，严防职业院校与有关机构合谋套取培训资金现象的发生。培训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应向社会公开，对有虚报、套取、私分、截留、挪用培训补贴资金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3.重点监管培训券的使用。对培训券一律实行实名制管理，并在人力资源市场网上进行公示。严防转让、低价收购、伪造培训券、弄虚作假骗取培训补贴的行为发生，对发生的违规问题要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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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体 云计算 产业化 系统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TG3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5-204-01

0引言

目前国内外对云计算作出了大量研究，对于云计算的发展现状、关键技术、安全风险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于云计算产业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将云计算产业化视作一个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对云计算的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得到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结论的文献资料还较少。系统动力学被誉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验室，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能够充分反映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变化趋势。实施主体是云计算产业化过程中各项事物发展的提供者，在系统模型中起着核心作用[2]，虽然有从主体角度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但从主体出发建立云计算产业化系统模型，并从系统动力学角度来探讨主体的作用及其关系的文献缺乏。

1 基于主体的云计算产业化系统的概念

云计算产业化系统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支持、投资机构资金支持、企业的综合管理支持、消费者的市场支持，这些主体要素的活动及其相关之间的互动关系，促使产业化活动的成功。

2 基于系统动力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系统动力学综合了信息论、决策论、反馈控制论、系统论、计算机仿真及系统分析方法，是一种处理复杂问题、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它强调以系统思维的方式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通过因果反馈关系描述系统的动态复杂性，特别适合于解决经济、社会、生态等非线性复杂大系统问题，以帮助人们了解系统动态行为的结构性原因[3]。

3 基于主体的云计算产业化系统动力学模型

3.1 科研主体子系统

本文的科研主体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两者的研究活动一致，包含云计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即虚拟化技术、分布式存储等云计算主要基础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应云计算发展趋势的要求，政府加大对云计算研究的支持，从而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注重对相关课题的申报，增加云计算的科研人数和科研项目数量，使科研成果（论文和专利）数量大大增加。企业可以通过与科研主体的合作，使科研机构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基础研究，并将科研机构的成果转移到企业。同时，风险基金组织看到技术成果的利润前景，加大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反过来，当企业和风险基金组织对科研主体合作力度增强时，政府就会减少财政支持，使得科研机构的成果有更多的市场应用前景，不局限于研究课题。

3.2 投资主体子系统

投资主体主要指企业和高校外部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机构的融资，其中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机构对政府起着负反馈的作用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使云计算规模化发展，获取高额利润和效益，这里的投资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

3.3 企业主体子系统

云计算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在其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顺应国内外互联网发展趋势，调查消费者需求，与科研机构联合，吸收资金，将基础技术应用于云计算服务商品的开发中，并进行大规模推广，提高云计算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从商业的角度，成功的产业化必备的要素包括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经济光景[5]。对于云计算来说，要从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入手，使得消费者对于云计算相关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随着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更多企业开始转向云计算产品的研究开发，投资力度加大，获取高额利润。相反，利润增高使成本不断降低 ，逐渐有企业推出市场，从而形成负反馈作用。

3.4 动力学模型及分析

云计算产业化发展的过程包含多个连接在一起的正负反馈回路，连接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产业化发展系统的复杂成长特性。云计算产业化系统分析框架表明，产业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其内部促进发展和环境条件限制其发展的正、负反馈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促进产业化发展的正反馈起主导作用时，云计算加速产业化发展；当限制产业化发展的负反馈起主导作用时，新兴技术产业化进程放缓。

为了实现云计算产业化健康发展，必须在科研主体、投资主体和企业主体3个系统中对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得出因素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规律，从而把握云计算产业化的发展规律。通过对模型动态过程的研究，可以找到促进云计算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限制云计算发展的瓶颈，从而降低产业化内部能量的消耗，提高产业化效率。通过对模型中重要因素的动态分析，可以考察实现云计算产业化的优化路径，为云计算产业化发展提供完善的产业化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

4 结语

本文在研究云计算产业化路径和相关主体的基础下，提出基于主体的云计算产业化系统的概念及其特征，在对云计算产业化机制进行细致思考后，借鉴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针对科研主体、投资主体和企业主体分别建立分析模型，并对模型的内部关系和运行机制进行详细阐述。最后对3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建立3个主体之间的系统运行模型。本文的研究为定性分析云计算产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进一步定量研究产业化投入产出、制定相关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将以此研究为基础，根据主体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内部运行机制，建立数学模型，调研相关数据，通过各种分析方法描述变量关系，并应用netlogo仿真软件对模型进行模拟，为云计算产业化发展提出指导性建议。

参考文献：

[1]詹洪文.云计算核心技术及其产业化浅析[J].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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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目前对改造环境下城中村金融借贷的风险分析研究较少。论文就城中村的发展、改造的现状、金融借贷问题及其风险分析与控制进行了分析，给出了相应的控制方法和建议，可为实际工程应用参考。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金融；借贷；风险

引言

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更是一种组织形态、社会形态、经济形态[1].从时间跨度上，城中村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阶段；从空间跨度上，城中村是城市范围内的村庄，具有非城非村亦城亦村的特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完善，城中村的形成、发展也衍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众多的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化的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参与市场、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目前关于城中村现象及其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经济和社会特征、引发的问题及整治或改造方案等的探讨，通过资料调研，本文主要针对改造环境下城中村金融借贷的风险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1.城中村改造的现状

1.1城中村改造的背景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4].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征用城郊农村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市的耕地被征收，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50%，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将迎来新一轮跳跃式的发展时期.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政府征用城郊农村土地，要平衡政府，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等各方利益.村民与公司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也具备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要求.在城中村形成社区实体过程中，其重要的经济原因是社区大众经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既反映了村民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也是社区大众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社区大众经济奠定了凝聚社区的经济基础.社区大众经济存在与发展，使得社区治理完善，居民生活改善，农村传统历史文化保护也有了经济上支持，并推进原村社区居民为边界的共同生活体发展。

1.2城中村的改造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不少的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城中村问题的困扰，有关研究将城中村的改造归结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城中村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但是这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氛围、配套服务设施等都较落后.第二阶段城中村坐落在繁华都市之中，成为转型中的传统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混合体，社区结构复杂，管理难度大，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原因之一.

不同城市城中村改造数量对比见表1.数据表明，城市快速的发展，城市周边村庄悄然的进入到了城市，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城中村”.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地域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政策背景下形成的非完全城市化的产物。

2.城中村改造金融借贷问题分析

2.1城中村改造的资金链分析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资金是最重要的.而这其中，资金链的建立和良性的发展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城中村改造资金链关系见图1。

由图可以看出，城中村改造资金链是由城中村改造借方和城中村改造贷方共同建立形成的，没有单一借方资金链，也没有单一的贷方资金链.

2.2城中村改造的金融借方问题

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已经难以满足农村发展和农民生产的需要，但同时，农村的民间借贷情况[5]，也就是非体制内的金融活动异常活跃的存在于农村地区，这样的情况不但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同时也会增加社会风险，并且，存在于民间的借贷行为利率一般远远超过银行的贷款利率，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也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而存在于民间的借贷行为也是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据着巨大份额，与体制内的金融形成了竞争。

2.3城中村改造的金融贷方问题

在交易之前，金融机构需要对借款人进行有效筛选，由于缺乏对借款人所投资对象的各项信息，金融机构难以对各种不同借款人的收益差异进行了解，总是习惯性偏向于积极性的借款人，但这些申请贷款积极的人恰是存在较大违约风险的群体，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存在的违约风险，由于金融机构不能及时、完全的了解各项信息，所以在借贷的过程中，利率就成为了一种检测信号和机制，但这样的方式反而会导致优质品被劣质品所驱逐，提高借款人的实际利率，会增加违约风险，因为实际利率提高后，接受贷款人出价的为风险偏好型借款人，而风险回避型的借款人会选择退出申请队伍，形成所谓的“逆向选择”。总之，信息不对称通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加了交易活动中的信息成本，成为信贷风险的重要来源。

3.城中村金融借贷的风险分析与控制

3.1城中村金融借贷问题的风险体现

城中村金融借贷风险的分类见表2。

信用风险是指资金借贷过程中或赊销过程中债权人可能遭受违约偿还以及其他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由于经济的薄弱性和信用客户的复杂多样性，以及金融生态环境不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客户的信用意识普遍较差，信用风险相当严重，我国农村普遍缺乏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体系；监管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数量多，银监机构的监管能力有限，而带来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政策风险是指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和政府的行政行为对金融机构造成的风险；操作风险是由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当与失误或外部事件冲击所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内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内部相关风险控制制度、管理流程、监督方式以及核算方式、业务处理流程等内控管理基本制度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导致金融机构经营中出现风险.由于大多数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受业务规模的限制，为控制机构经营成本，不能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使金融机构的风险进一步扩大；盈利风险是金融组织由于管理水平不高导致操作失误造成意外和面临农户分散、贷款笔数多且额度小，对分散的单笔贷款的信息采集成本和操作费用呈现出双高而造成的风险.有关统计表明，小额贷款也很难盈利；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而造成损失或破产的风险，是指经济主体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的不确定性变动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3.2应对的措施与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城中村改造的金融借贷问题解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2.1争取政府支持，改善政策环境.完善政策引导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村信用担保保障体系建设。

3.2.2科学审慎监管，提高监管水平.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明确的监管目标定位；科学的监管制度安排；加强风险控制能力；完善监管和政策扶持机制。

3.2.3强化法制建设，完善制度.健全风险管理程序，提供法律保障平台.加强农村信用的法制建设，完善农村抵押权制度，构建风险控制政策和程序体系。

4.结语

当前我国进入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城中村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不仅关系着城中村改造的效果，也关系城中村的社会经济稳定.本文系统论述了城中村发展、改造现状以及城中村改造环境下金融借贷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金融借贷风险的应对措施和方法，可为实际应用参考。

（作者单位：1.郑州大学建筑学院；2.中国人民95995部队；3.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4.河南省渑池县农村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 郭斌，宋波.开发性金融对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启示[J].建筑经济.2009（4）：64-67.

[2] 吴修国.城中村改造的金融服务[J].中国地产市场.2013（4）：62-63.

[3] 崔慧霞.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合作金融转型―以广州市为例[J].农村金融研究.2011（1）：73-77.

[4] 付名.民间借贷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

篇(5)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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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3)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篇(6)

关键词:风险管理 管理会计 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145-02

一、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研究现状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迫使企业面临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挑战,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和管理科学现代化的今天,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提高抗风险能力成为企业管理者面临的现实而又严峻的问题,于是风险管理被提上了日程。为了有效的管理风险,企业不仅要处理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时刻关注经营中的风险因素。这就需要企业各部门对风险管理有清醒的认识,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尽最大可能降低企业的风险。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本身就具有保证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以及保持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功能,在企业的风险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前管理会计的研究中,并没有针对风险控制的理论与技术的专门研究。本文以战略管理为视角,建立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

目前对于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论著针对风险管理控制系统进行研究,可归结为两大派别,一类是从宏观角度构建风险管理控制系统,将风险管理控制系统归结为几大部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价,风险管理控制。另一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专门领域或机构进行风险控制,例如,信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的建立,项目风险管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系统分析等。对于将管理会计融入风险控制系统的研究,国内还很欠缺。目前西方管理会计界对人力资源会计、智慧资本会计、社会责任会计、质量会计、宏观会计等新会计领域的研究表明,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此外,管理会计更加注重与风险控制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分析。管理会计的不少著作和研究论题都是围绕战略管理会计展开的,它将传统的管理会计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但对于战略管理会计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有文章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成本管理;经营投资决策;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理。战略管理会计已将风险管理作为其内容的一部分,说明管理会计为企业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是能够提供战略支持的。因此建立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是有必要的,系统的建立不仅能将风险管理具体化,而且还能丰富和完善管理会计的内容和体系,使管理会计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二、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基础

进行风险管理的手段是通过分析研究,尽可能把更多社会一般认为的外部动因纳入控制管理范围,使之成为可控的内部动因,进而探索更大范围内部动因的管理方法。显而易见,信息的传输和分析、加工和处理贯穿于所有经济管理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贯穿于风险管理的过程,在风险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承担相应责任。如何发挥管理会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这就需要建立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就是将管理会计的方法和职能运用于风险管理的过程中,能更有效地控制风险,使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的一个有序循环的整体。笔者认为,要建立此系统,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要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

(一)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建立的依据

1.系统论。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模式、性能、行为和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为人们认识各种系统的组成、结构、性能、行为和发展规律提供了一般方法论的指导。世界上的具体系统是纷繁复杂的,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千差万别的系统分门别类,以便分析、研究和管理,如:教育系统、医疗卫生系统、宇航系统、通讯系统等等。如果系统与外界或它所处的外部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那么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否则就是一个封闭系统。系统论为建立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提供了思维指导。

2.控制论。人们研究和认识系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系统。控制论则为人们对系统的管理和控制提供了一般方法论的指导,它是数学、自动控制、电子技术、数理逻辑、生物科学等学科和技术相互渗透而形成的综合性科学。基于控制论思想,可以挖掘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和制约性。

3.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管理会计的业务处理,是利用一系列的专门方法,如按成本性态对成本分类、成本预测、变动成本法、作业成本法、标准成本法、全面预算等方法,对财务会计所提供的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对比、分析,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信息。管理会计信息用于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控制和评价,合理利用企业的各项资源,为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值服务。管理会计的目标与风险管理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它所提供的信息,必定能为控制风险所利用,而且会贯穿于风险管理系统的始终。

4.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管理流程即风险识别、风险测度、风险控制三大部分,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使风险降至最低。风险管理流程并不停留在增强风险意识或测量风险程度上,它的最终目的是使企业的风险回报达到最佳化。有三种根本的办法可以实现这一目的:一是企业有选择的发展,二是创造利润,三是控制负面的风险。而这三种方法都离不开管理会计所提供的预测决策信息。企业有选择的发展,必须对市场行情,客户资信,企业自身状况等进行综合考虑。创造利润,必须针对管理会计提供的报告和报告分析进行决策。控制负面风险,要对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划清负面风险和正面风险的界限。控制负面风险的过程中,管理会计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原则

1.可行性原则。可行性要求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要具有可操作性,风险管理会计系统方法要简便易行,便于管理者接受和理解,控制系统的有关指标体系内容要精练。

2.相关性原则。相关性要求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提供的风险信息应当与企业管理者的风险管理需要相关,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现存的风险,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可靠分析并进行控制。

3.整体性原则。整体性要求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要充分考虑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把各要素加以整合,以发挥管理会计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最大效能。

4.权衡优化原则。权衡优化是指在选择和实施风险管理方案时,尽可能用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使风险管理达到最佳程度。实现成本、收益、风险三者综合权衡。

5.方法集成原则。方法集成要求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要综合应用风险管理、管理会计、管理学等相关技术方法,使集成后的系统能够满足管理者对风险管理的要求。

三、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

(一)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关联关系

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信息源、预测中心、控制中心、评价中心三个子系统和反馈机制五个部分构成,这五个部分依据风险管理流程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1.控制系统信息源。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是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主要信息源,它不仅能提供以货币表现的财务信息,还可以提供非财务信息,这些非财务信息又可进一步分为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其中客观信息包括运营信息和实物信息,比如产品质量方面的信息和生产时间信息。主观信息包括消费者满意度评价、员工的能力、员工满意度评价和新产品的表现等等。

一个企业要想有效地控制风险、降低风险并不断地繁荣发展,必须设计和提供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建立高效率的分销渠道,开展富有成效的市场营销活动,快速地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尽管管理会计信息不能保证这些至关重要的活动取得成功,但是匮乏和扭曲的管理会计信息将使企业面临严重的困难甚至更大的风险。所以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必须有效利用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

2.预测中心。预测中心主要发挥风险监测功能,通过管理会计等相关学科的技术方法和控制系统信息源,预测企业将面临的各种风险和风险形成的潜在因素。预测中心主要完成风险识别(包括风险发现、风险分类与风险分级)、风险指标确定等工作。

3.控制中心。控制中心主要发挥风险诊断治疗功能,根据预测中心提供的报告针对风险指标进行分析,并进行风险决策,采取控制措施。控制中心主要完成风险控制决策的工作。

4.评价中心。评价中心主要发挥风险保健功能,对风险决策进行评价。主要内容有:第一,风险管理决策评价。评价现时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决策执行的实际情况,验证预测中心、控制中心所做工作的有效性,即评价风险预测及对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分析是否正确,评价风险管理决策是否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第二,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情况评价。主要是评价风险管理各环节工作实际成绩,总结各环节的经验教训,找出每个阶段的工作对实际风险管理效益与预计风险管理效益的偏差程度。第三,风险处理技术评价。通过风险处理方案实际执行的风险指标与预测的数据对照比较,使企业进一步了解风险处理方案的实际情况,找出存在的差距,检验风险处理方案设计的正确程度,为新风险处理方案的评审提供依据。

5.反馈机制。反馈是系统的重要环节。评价中心基于预测中心和决策中心的成果,在完成本中心的工作后,要时刻关注信息的变化,将评价效果反馈到预测中心、决策中心以及信息源,伴随时刻变化的信息以及企业所处环境状况必须相应调整预测中心与决策中心的工作任务。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必须进行循环往复的工作,才能适应动态多变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序循环的系统。

(二)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基本模型

注:Fx――预测中心 Cy――控制中心 E――评价中心

f1――预测中心的初始阶段即(风险发现)

f2――风险分类

f3――风险分级

f4――风险量化,确定指标

c1――指标分析

c2――风险决策

(序号代表预测中心的运行顺序)

I――信息汇总输入

Gm――指标汇总输出(以报告形式)

Dn――决策汇总输出

R――(决策、方案、技术)评价结果输出

“-----”表示反馈过程

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功能迎合了管理会计的风险管理功能,风险的分析、决策与评价过程实现了控制系统的功能。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设计充分地体现了管理会计的系统分析、决策支持以及控制评价功能。另外作为具有反馈性的控制系统,必须进行不断的更新调整,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也充分展示了管理会计的设计改进功能。

四、结论

本文设计的风险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目前还是一个雏形,一个尝试,其内容和结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能为企业控制风险,有效的管理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希望能拓宽管理会计的领域,使其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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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DEA模型；运行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56-05

一、文献综述

中小企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依据沃格兰・亚当斯[1]、布拉德肖[2]等学者的论证，信用担保能够增加经济总量（GDP）及税基、出口创汇、创造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信用担保是直接对社会有益的金融安排。因此，信用担保机构建设被认为是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项有力的举措。我国信用担保体系自从1998年开始建设运行至今，由于受政府政策管制等因素的影响，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的盈利空间很有限。鉴于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在财税方面，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将部分公益性项目的国债转贷资金逐步转为拨款；在融资方面，积极引进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方式，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积极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合并重组，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支持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担保机构和典当公司；在投资方面，对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等基地建设给予必要的扶持，对经济区内公益性及以公益性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的项目建设，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取消或减少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等。随着国家大量优惠政策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不断“注入”，不断发展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能否成为化解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项有效措施？不同性质的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差异如何？各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对综合技术效率的贡献价值如何？能否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历史文化基地建设搭建快速发展的平台？在此，本文拟基于DEA测算方法，检验2010～2012年“关中―天水经济区”五个地区的不同性质的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以期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创新组织运行机制，确保担保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提供参考。

斯蒂格利茨与韦斯[3]最先指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孵化的逆向选择必然引致信贷配给，而中小企业规避因财务管理不健全而致的风险成为第三方信用机制介入的必要条件，在此逆向选择担保理论中论证了信用担保机构分散双方融资风险，化解双方融资障碍的机理。在纠正外部性问题方面，众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预期。比如庇古[4]、萨缪尔森[5]等认为单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存在不效率性，也即，政府干预非常必要，是调节市场失灵、优化实现资源配置有效手段，而为货物流提供信用保障的信用担保机构则为促进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间资金融通成为可能，对此，斯宾塞系统论证了信用担保在融资过程中的可能性与有效性[6]。

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研究，国外学者尼亥纳斯[7]、百纳瑞杰[8]、米歇尔[9]、列维茨基[10]、迈耶[11]等分别从交易成本、长期互助效应等视角，对担保计划的有效性及其与中小企业融资的长期效益进行了理论分析，他们一致认为信用担保计划有益于中小企业融资，运行效率的高低与信用监管机制密切相关。实证研究方面，赖丁[12]、哈塔克亚马[13]、劳若奈斯[14]等运用观察法分别分析了加拿大、东亚地区、欧盟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指出政府支持、数据库系统、参与规模是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主要因素。以亥奈克与威勒克斯[15]、乔治・海恩[16]等为代表的学者实证研究认为，美国、加拿大的信用担保计划的有效性与贷款额度及行业性质有关。伊奈莎・洛夫与娜塔莉娅・麦伦克[17]在研究信用担保的征信报告中认为，私人部门征信评估体系的发育程度决定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运行效率水平。

国内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林毅夫、李永军[18]认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信贷风险，影响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信贷效率。孔刘柳[19]指出，担保的市场化和拥有信息比较优势是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运行效率改进的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其他研究者主要运用融资担保理论剖析了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因素，提出了政府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风险控制手段等因素可以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行效率提高的观点。实证研究方面，邹小凡、章智[20]，杨胜刚、胡海波[21]等基于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建立数理统计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认为，担保抵押品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效率密切相关。林平、袁中红[22]论证了再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是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殷志军[23]选取省域面板数据，基于DEA模型实证了三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样本的多种因素对其运行效率的影响，分析了三类担保机构运行效率的差异性。

比较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文献主要聚焦在分析影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因素和如何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指导原则两个方面。国内文献关于测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文献很少，主要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分析，而基于经济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并测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效率，评价信用担保计划有效性的研究更为少见。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建立DEA模型，选取“关中―天水经济区”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地区的不同性质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样本，测算2010～2012年“关中―天水经济区”政策性、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效率。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

为了测算“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效率，本文借鉴了付库亚纳[24]论证的非参数分析法具有的优势该方法无需对未知技术进行先验说明，能查明生产增长的来源，提供性能改进的建议。 ，结合本研究的实际，选取了非参数法中常用以测算多种信用担保运行效率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以期分析对比不同类型的信用担保效率情况。DEA方法有CCR模型、BCC模型两种。在CCR模型中，假若有n个DMUs，每个DMU均有m个投入、s个产出。若xij与yrj各表示一个DMU的第i个投入与第r个产出。μr、vi为权值，ε .ε>0，表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常数。具体表示为：

时，DMU存在Pareto效率，DEA有效。也即，给定的投入不能提高DMU的产出量。有效生产前沿面是由具有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生产点组成的Pareto有效面。但是，该模型适用的条件为规模报酬保持不变，测算的效率大小很难被发现。在BCC模型中，应用前提是规模报酬可变。与CCR模型相比，BCC模型中包含了凸约束条件：λ1+λ2+λ3+…λn=1。在一般情况下，该模型测算的纯技术效率值高于CCR的测算结果，而BCC模型中的规模效率值常用以分析某一特定决策单元在规模报酬不变与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技术效率，假如两者并无差异，表示决策单元的无效率与规模不相关；假如有差异，表示决策单元的无效率与规模因素存在相关性。考虑到信用担保公司会通过增资等形式而扩大发展规模。故此项研究宜选取BCC模型进行分析。

若将综合技术效率（ZJ）分解为规模效率（GX）与纯技术效率（CJ），那么，信用担保公司便成为DMU。依据巴劲松的“二维”观点，即，信用担保公司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增加吸纳中小企业的贷款为目的会引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选取衡量效率大小的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的定义方法有：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 时，结合信用担保公司的业务特质，选取投入变量为：从业人员数（L）、实收资本（K1）、固定资产净值（K2）、主营业务支出（K3）。产出变量为：担保业务收入（R1）、税后利润（R2）、担保贷款总额（R3）。

（二）结果分析

考虑到“关中―天水经济区”中的天水、宝鸡、咸阳、西安、渭南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西段）所链接的重要地区，因此，本论文选取此5个重要地区作为研究样本，采取实地调研、到陕西省金融办相关部门采集数据资料等方法，选取每个地区5个代表性的政策性、商业性两类信用担保公司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此两类样本进行分析。 ，时间段为2010～2012年根据所搜集到的数据的完整性及便于进行数据处理分析，所以，选取时间段为2010～2012年。 ，通过DEAP2.1分析软件分别对衡量效率的投入、产出两类变量数据处理后，其估计的结果为：

在衡量信用担保公司自身收益的效率变量中，产出变量为担保业务收入R1、税后利润R2，对两类公司进行DEA算术平均（表1），可以看出：综合技术效率（ZJ）差异较大。2010～2012年，政策性的信用担保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波动不大，而商业性的信用担保公司的波动程度明显，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家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地不断深入，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尤其是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受政策调整的影响程度较大。从ZJ的均值来看，商业性担保公司的均值较大。效率结构方面，两类担保公司的规模效率（GX）均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担保基金规模、银保关系等技术因素是担保公司效率得以运行的主要基础。

衡量信用担保公司金融附加性的效率中，将担保贷款总额R3作为产出变量，两类公司DEA的算术平均结果显示（见表2）：2010～2012年，两类担保公司的综合技术效率ZJ差异明显，但是，其综合技术效率ZJ的均值年趋上升的态势，其中，政策性的信用担保公司的波动较大，商业性的担保公司变化程度较小；ZJ均值方面，政策性担保公司呈现出了金融附加性优于商业性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从效率结构方面看，政策性的担保公司规模效率GX较高，也即，政策性担保公司较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金融附加性效率更依赖于规模效应。

将工业担保额作为产出变量进行估算（见表3），2010～2012年，两类信用担保机构在综合技术效率ZJ值差异较大。在效率结构方面，商业性担保公司的规模效率GX值较高，其主要原因是商业性的工业担保效率更多依靠于规模效应因素，而政策性的工业担保效率则更多依赖于技术因素。

综上分析表明，2010～2012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政策性与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均在增长，但两者间效率差异较明显；商业性担保公司具有自身收益方面的效率优势，政策性担保公司具有金融附加性方面的效率优势。商业性的纯技术效率对于综合技术效率的贡献度较大，而规模效应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政策性担保公司部分产出变量的综合技术效率依赖于规模效应，有些产出变量的规模效率却依赖于纯技术效应。不同类型的信用担保公司其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各异，需要具体剖析方可有针对性地提高其运行效率。

三、结论

本文采用非参数（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Method）方法中运用比较广泛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对2010～2012年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五个地区的政策性、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国家的大量优惠政策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不断注入，经济区两类信用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其效率差距较为明显。经济区政策性信用担保公司具有较为显著的规模效应，有力地促进了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而经济区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规模效应较小，对综合技术效率的贡献度低。这也表明，“关中―天水经济区”商业性信用担保公司的发展位处初级阶段。为了扶持商业信用担保公司高效地跨过发展的初级阶段，提高其规模效应，需要政府适当地增加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资金，积极发挥政府层次信用担保协会的作用。当然，积极创新运行机制与盈利模式，规范运作、提高信用增级能力、不断分散运营风险也必须跟进。在继续加强对政策性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制建设，力促“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效率的提高，推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控风险、增实力、促高效、保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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