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教育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多元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

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4.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

篇(2)

国外多元文化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评价与反思——基于民族教育的视角

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适应问题及对策

小学语文教师的职业属性、能力结构与知识结构

教师自我意识的生成与培养——兼论中小学教师培训的深层拓展与发展导向

新课改视域下小学教师课堂教学失范行为研究

对提高开放教育面授辅导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思考

高师公共教育学有效教学策略研究——以四川师范大学为例

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欧教育实习现状及改革趋势探索

学科中心课程:内涵、理论假设及组织方式

从教育政策学视角看当代世界教育改革

新时期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发展学生个性的意义与策略

“自学、议论、评价”三环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办学之道研究

提高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策略研究

高校学士学位论文抄袭的原因与反思

加强地方高校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的思考

成都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巡礼

试论教师成长的十个“学会”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职前培养初探

从自发走向自觉:促进教师课程领导的策略

论网络化课堂教学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师角色和教学行为的新变化

挪威教师教育大学化形成及启示

论幼儿教师教育智慧的养成

让园本培训引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素质教育契合点: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

高校课桌文化的狂欢化特征与疏导机制

当下沪用中学物理课本初步研究

孙铭勋乡村幼稚教育实践与儿童文学教学

论社会思潮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双重影响

建国六十年来德育导向的演进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价值观变迁

中小学性安全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新课改背景下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价体系改革探析

地方本科院校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的实践与探索——以广西师范大学为例

高校二级学院办公室实施目标管理的设想

大学英语教学秘书的工作定位与职责

撰稿规范

对农村教师缺乏与素质提升的多维探讨

生态学视野下高师教师身心素质可持续发展

师范生“对话”素质探析

我国初等教育领域关于“教师”选题的研究情况及分析

转型期高校教师心理问题的成因及调适

教师间交往的现实意义及促进策略

文化定向与范式人格——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定向中的特殊作用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应对之策

中国大学生心目中的“小人”人格结构初探

当代中国大众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

论大、中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衔接

高校学生党员群体长效教育机制的探索与创新

品味爱情篇章塑造健全人格——以大学生爱情观教育为例

新建本科院校实验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推进学院制教学管理改革的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大学为例

对高校人事工作的思考

高校学生欠费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篇(3)

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学”转向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日常生活发掘教育议题。文化研究创立者霍家特就曾透过都市社会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揭示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难局。而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对其展开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关键词：

城市教育学；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学

一、城市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本土教育理论界开始重视研究“城市教育”，相关理论探讨已浮现不少议题明确的“城市教育学”框架，如“城市独生子女教育学”、“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学”等。[1]近几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进展。2013年，李振涛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创建和发展‘城市教育学’”，以便研究“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最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和素质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动的发展及生命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等议题。这一教育学新构想旨在构建“教育城市”，将“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2]不仅如此，这一教育学新构想还有意纠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点，显示出要在更广的学术界挺立“城市教育学”。为此还曾跨界进入“都市人类学”领域，以求发展“基于教育价值关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3]其实，早在1928年，教育家吴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孙逸园也因看到时人“厌弃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国教育界讨论都市教育的第一部专书”，[4]企图激励时人重建“都市教育”与都市社会。遗憾的是，这一“都市教育学”努力仅是“略举世界各国关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论与设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问题或“厌弃都市生活”的时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这一努力仅是昙花一现便终结了。现在，这点早已熄灭的“都市教育学”火花，又被近些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重新点燃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建构同样面临随时可能终结的结局，亦即构想一提出便没有了下文，拿不出议题更具体的本土“城市教育学”实验作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孙逸园当年遭遇过的学术困境，即无论北京、上海或其他都市，都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会现实以及都市众生的生活与问题，以至往往只能靠“现代市民”、“生命价值”等抽象概念来建构城市教育议题，而无法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就此而言，要想推进当前由抽象概念主导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从本土城市的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生活经验中获取教育问题。总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学”一样，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也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对此学术困境，李振涛等想到的克服办法是到城市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寻找城市经验及理论支撑。这一路径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尔（H.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就能提醒学者，研究城市时切不可只盯着国家、资本等城市社会的巨型主宰力量，而应从都市众生的日常实践入手展开考察，否则便无法理解“凌乱如麻”的都市社会现实和都市个体可能有的自我创造及影响。[6]不过，在认可到学术领域寻找经验及理论支撑之余，本文更想尝试到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寻找适宜城市经验与教育议题，此即所谓“文化研究”路径。以下便通过理论阐述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探讨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带来何种不同的“城市教育学”进路，又能形成什么具体且有意义的“城市教育学”。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

对文化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时，总难绕过英国文学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学术遗产。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学院体制赢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则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专著《识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当时，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义文学教育太过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无法关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命运。他希望发起改革，使现实社会中那些对普通民众影响甚大的文化能够进入正式的文学研究与教学体制。《识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广播、电视及广告等“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文化与道德践踏。霍家特的文学革新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运动，即由解读莎士比亚小说一类的“经典文化”，转向考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当代文化”。电视、流行音乐、电影等社会影响巨大的“大众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长期远离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文学研究与教学随之得以和当代社会变迁及芸芸众生的命运走势形成紧密联系。关于这一点，曾协助霍家特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图亚特•霍尔（S.Hall）早已做过梳理，[7]无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创建文化研究时的城市语境、“城市教育”关切与“城市教育学”贡献。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开始便将语境定在了伦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会把自己发现的“大众文化”又称作“大众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实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城市教育”关切，提请“大众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义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乐”、“消费”，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们兜售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就是将他们隔离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当企鹅出版社因发行大众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控“有伤风化”时，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声辩，也是为了反抗精英势力认为该书只能让所谓“有教养的阶层”阅读，工人阶级等普通市民没有道德辨识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触。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关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样，他的出庭作证也是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势力划为没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总之，虽然霍家特从未以“城市教育学”之名来统领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实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阶级遭遇的文化教育难局，从而为后人发展“城市教育学”提供了一大经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主题涉及精英阶层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视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生产商又以何种不义甚至低劣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向他们提供堕落的“大众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并为他们生产“健康的大众文化”。[10]无疑，霍家特通过研究当代都市社会中新兴的“大众文化”来彰显自己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关切，正符合前文所说的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本文即因此认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仅贡献了一种“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更为发展“城市教育学”开拓了一条现实主义进路。这样说，是为了丰富“城市教育学”的既有路径。进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径试图回答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难题，霍家特的现实主义路径显然能将“城市教育学”引向具体的城市社会，都市众生的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与教育难题随之亦能得到生动呈现。

三、一项实验：杨德昌“新电影”与都市人生教育学

当下中国都市同样充斥着“大众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学”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样借助文化研究，描绘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包围，以至难有时间和空间接触有利于工人子弟实现社会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让本土“城市教育学”变成仅是为验证霍家特的理论提供中国案例。由此出发，本文决定以杨德昌（1947-2007）的“新电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项文化研究实验，寻觅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议题。电影也在霍家特的视域之内，但他当初仅看到好莱坞商业电影，未曾考察当时法国文化界正兴起“新电影”运动。[11]“新电影”不是为了将观众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而是表达新一代艺术家对于西方社会人生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新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杨德昌正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核心发起人。只要将杨德昌电影列为研究对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很适合用来建构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学”。杨德昌1965年在台湾读大学时喜欢上了电影。1974年，在佛罗里达大学拿到工程硕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学学电影，但那里的“课程满是好莱坞习气，没多久便愤而求去”。[12]之后杨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但到1980年，杨德昌还是决定“改变人生，做真正喜欢的事，拍电影”，[13]于是返回台湾，与张艾嘉、侯孝贤、吴念真等走到了一起。当时业界流行的乃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片，[14]这群年轻人则立志拍不一样的电影。如侯孝贤所言，1982年是“台湾新电影崛起的年代”，[15]“其标志是由四段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杨德昌在其中执导《指望》”。[16]之后，从1983年推出《海滩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共留下7部“新电影”。这些作品曾赢得50余项电影节奖，《一一》更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杨德昌因此被国际电影界誉为“大师”。[17]至于杨德昌电影蕴含什么大师级的思想或理论，焦雄屏、黄建业、米歇尔•付东等电影及人文学界的杨德昌电影研究权威已做过诸多揭示。[18]然而由于专业限制，无论国际电影业界，还是国内外电影及人文学界，探讨杨德昌电影的艺术、哲学及社会学内涵时，均忽视了杨德昌的教育热情与忧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当作缺点加以批评，声称真正的艺术不该为说教。只看到有观众曾替杨德昌的“说教倾向”做辩护，认为杨德昌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他是“一个热忱的传教士”。[19]杨德昌的确是电影界难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关注的还不是他的教育热情与忧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台北社会现实及芸芸众生的基础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实感人的“新电影”叙事表达出来的“都市人生教育学”。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杨德昌是从都市女生入手展开他的台北观察与教育思考，他发现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独立要强，学业、家事均能对付，但在初潮、情窦初开等重要成长时刻，总是陷入孤独与无助。是为杨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论文。到1983年推出独立执导的《海滩的一天》，女生已长大，变成可以在台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来往的女白领。杨德昌的思考随之也有变化，他开始更关注台北社会的复杂变迁，以便弄清女白领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种人生。结果在传统体制瓦解、资本投机风行等变迁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领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与爱情到头来均变得面目残非，仅在经济层面尚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黄建业等曾言，《海滩的一天》蕴含“台湾传统电影中未出现过的女性处境论述”，并为认识、超越此处境“提供了一个反省机会与一项参考：那就是在变化纷纭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幸福与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这些解读堪称准确，但《海滩的一天》绝不只是为了展示导演的都市社会学和生命哲学发现。杨德昌考察都市白领的现实处境，特意以人物对话与回忆引导观众反省自我人生，均是为了教育都市众生：先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变迁，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滩的一天》其实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学”实验。只是这次以社会学观察为主的教育实验虽能启示人们从社会转型入手认识人生，却无法回答何谓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马》、《》及1991年的史诗大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表明：杨德昌越是了解台北女白领、中学生和市井百姓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越是难以向芸芸众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杨德昌因此变得既忧伤，又愤怒。而在“新儒家”推动下，当时海内外学术界恰好兴起一股理论热潮，认为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有“儒家伦理”暗中起支撑作用，仿佛商场各路人马都是孔子式的谦谦君子。这更让杨德昌感到忧伤与愤怒。1994年，杨德昌以一部新作《独立时代》对骤起的“新儒家”经济言论做出了回应。他彻底不顾“艺术不涉及说教”的陈腐教条，史无前例地在片头引用了《论语》的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着银幕上出现的是另一句话：“两千多年后，台北在短短二十年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之一”。杨德昌故意隐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换上后面那句反映台北现实的话，以及特意将影片英文名定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这些显然意在提醒人们，如果将孔子请来，一定能发现，台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举的“伦理教条”富裕起来的，富裕的台北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没有教育。那台北社会有什么呢？杨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领女性，即琪琪、小凤等。她们时尚漂亮，特立独行，在台北商场展开各自人生。但这个暴富的商业社会并没有那种可以将人们的观念、行为及人际关系维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样难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围人恶评为“装的比真的还像”。结果大家除了像小凤那样不顾一切地赚钱外，便不知道能从都市社会中得到什么。总之，在富裕的台北社会暗中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儒家伦理”，而是疯狂追求经济成功及顺带而起的分裂与竞争。1996年，杨德昌推出了《麻将》。这一次，导演对于台北都市社会又有新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台北成为恐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汇集地。如那些来台北淘金、有钱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国人，其中一个还想将台北作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辉煌统治”。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原本紧张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追求成功。连初涉商场的青少年都信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动感情”，变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还要疯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说：“《麻将》是一部迭起，十分好看的电影。对台湾社会问题的剖析更是一针见血。”[21]的确如此，只是评论者未曾留意《麻将》其实是在延续《独立时代》的教育忧思，即富裕的台北社会急需一种可以将都市众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从《独立时代》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认为，要想解决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让学生、白领等都市众生获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会的道德危机。可多年探索下来，又找不到那种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实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会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为找不到解答，杨德昌其实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杨德昌仍拍出了《一一》。还有什么都市教育议题值得他以这部电影来展开探讨？得益于转换议题，他终于还能继续进行都市教育实验。这一次，他不再关注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而是思考如何安顿都市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存在，使都市个体获得美好人生体验。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难题入手，杨德昌将台北中产阶级个体NJ作为观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经济合伙人等都市个体的生命存在事实：众多都市个体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离、压抑、孤独、失意等无人察觉的苦楚心相。连尚在中小学读书的儿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没一个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长连他们是怎么上学的都无暇顾及，老师们也仅在意他们上课是否认真听讲。只是面对众多都市个体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杨德昌虽可以慈悲地将它们一一揭示，却只能为NJ提供一种教育解答，认为像NJ这样的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即使因为责任满身注定疲惫奔波一生，也还是能通过古典音乐获得安顿和美好人生体验。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学校以缓解NJ一双儿女的内心孤独，怎样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产阶级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难题，《一一》均没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终究贡献了一种旨在理解、超越都市个体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学”。

四、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毫无疑问，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学因此必须研究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难题。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正是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样把城市建设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将“城市人”培养成“现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难题。但这些城市教育追问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构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教育难题。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转向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城市教育学”既有的议题建构方式，开拓“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从而使“城市教育学”的理论生产真正能够揭示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难题。如本文所述，在创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谓文化研究，是指对电视、电影等当代都市社会兴起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霍家特之所以创立文化研究，则是为了揭示“大众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之后，会使都市工人阶级陷入什么样的文化教育难局。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因此其实是一种旨在认识、改善当代都市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环境的“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所揭示的“大众文化”生产商以低劣乃至不义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和其他都市民众，将他们推入“堕落”的“大众文化”世界，把他们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正是当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但却被学界忽视的一大教育难题。可以说，即使原封不动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将发展某种和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教育命运息息相关的“城市教育学”。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学”贡献外，本文还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做了一项文化研究实验。通过这一实验，不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即电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说的意图低劣的“大众文化”），而且能发展出某种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阴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一直都在以“新电影”的深刻观察与生动叙事来揭示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个体等都市众生在台北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难题，诸如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解决富裕台北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使生于其中的学生、女白领等都市众生可以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如何安顿自身诸多无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体验。就像许多人不同意伽达默尔的美学教育结论，即艺术可以拯救当代西方意义迷失的“生活世界”，[22]杨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种能够净化整个都市社会人心的教育力量，不过都市个体最终可以依靠古典音乐获得生命安顿——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太过悲观，或不符合多数都市众生的美学口味。杨德昌是不该对学校、公司等都市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乐列为“福音”，但对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杨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观察都市众生日常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本文即因此认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文化研究路径乃是以杨德昌“新电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像杨德昌那样真正深入台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最后想起，罗蒂曾呼吁学术界“抛弃理论，转向叙事”，理由是数学式的抽象理论无法认识人类的苦难处境，“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才能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23]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对数学式的抽象理论产生误解，乃至抹杀抽象理论本身的知识与教育价值。不过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的确很适合用来详细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就像杨德昌，他其实很喜欢做抽象的理论思考，甚至如吴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写“论文”，[24]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以电影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都市社会观察与人生教育思考。以此为参照，本土“城市教育学”如果想深度呈现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等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也需尝试更有效的叙事方式。何况如孔子曾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叙事其实还是中国教育最初首选的理论及实践表达方式。

作者：周勇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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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逸园.自序[C]//孙逸园.都市教育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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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黄建业等.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M].台北：耀升文化有限公司，2007：.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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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德维尔诺.艺术能拯救我们吗——关于伽达默尔的沉思[J].国外社会科学.1992,(1):29.

[23]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篇(4)

(一)范式、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出现在库恩(ThomasS.Kuhn)1957年写成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里,而后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被大量提及和详细论述,并初步形成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掀起一股探讨“范式”之风。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即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结成的关系性共同体。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①可见,范式具有哲学层面的意蕴,研究范式不同,则对相同事物的解释也不同,其背后体现出来的是研究者的共同语言及所持哲学价值观的差异。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就是用来解释比较教育研究中公认的信念、技术、程序、方式、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必然逻辑等问题的集合体。②

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即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观———它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它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③此外,多元文化主义倡导尊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国际理解,其目的是要通过沟通和理解达到人类世界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因此,比较教育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指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秉持世界多元、文化平等理念,强调研究者的立场,以跨文化理解为核心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现象的一种研究方式。它认为,教育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不同立场下的理解与解释会造成不同的认知,研究者必须尽力克服由于理解偏差带来的误读,既要尊重理解差异,又要承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存在共同性。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某种程度上是对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判发展,它促使比较教育研究朝向更为客观的方向前进。鉴于此,有学者推测,多元文化主义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内在需求,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将成为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主流。①

(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从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来看,它是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混合体,既继承了现代哲学对真理的认识与追求,又吸收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知识观,肯定文化在个体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从其自身发展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整合了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

普遍主义有一个理论假设,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并试图确立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会鼓励人们不断地追求真理,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途径。但是,标准化价值体系的追求使得持这种理论的偏激者很容易从自身出发,将本国文化视为人类文明的最优模版,不承认、不接受差异,而是依赖自己的价值判断去评价、规范他者,拒绝、漠视甚至压制他文化。最终的走向只是固步自封或者文化殖民,事实上造成文化之间更深刻的对立与鸿沟,与普遍主义追求的一致性相背离。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由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充分,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普遍主义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风格。

与此相反,相对主义是作为普遍主义的对立面相伴而生的,它拒绝确定性,认为信念和推理会因时代和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具有多样化,不存在终极的、确定的价值原则。

文化相对主义研究范式最初见于人类学。它强调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②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指的是以客文化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为参照系统来认识客文化的教育现象的一种研究范式。③这种研究范式消除了文化的优劣、等级偏见,注重各种文化的平等和独特价值的肯定与保存。但是,这种尊重也会导致盲目崇拜,强调人类历史不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各文化价值之间没有达到共识的可能,拒绝异文化的启发、借鉴,自我封闭、停滞不前。在当今时代,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共同努力,这种观念显然有违历史发展的趋势。

而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则是对普遍主义及相对主义思想的扬弃。它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入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并不由某一尊统率。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但同时坚持通过阐明自己的立足点,任何人可以发表自己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并且人类有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达到共识的可能。④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

1·以跨文化理解为核心

在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中,对文化的理解是其核心观点。理解是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在其视野中,理解的内涵有“复原说”和“意义创造说”两种,前者指消除成见,解释文本的原意;后者则追求解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达到和谐统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中所言,“教育有一个使命,就是帮助人们不把外国人当作抽象的人,而把他们看作具体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性,有他们自己的苦痛,也有他们自己的快乐;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找出共同的人性”⑤。可见,理解既贯穿解释的始终,又是最终目的。在面对不同文化时,通过“理解———解释”,力求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精确把握,不仅揭示出其真实面目,还应形成共鸣。石中英在《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中指出:“教育活动的‘文化解释’就是要跳出以前种种的‘从教育学认识教育学’或‘从某一哲学派别认识教育学’,把教育学看成是一组孤立的,利用概念、实验技术等进行的认识过程的老路。”①要跳出“科学”的老路,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就是不应始终为科学哲学方法论禁锢,而应将视野扩展到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传统中去,对其做出更为恰当的理解。

2·坚持开放的解释观与跨学科研究

与普遍主义以“绝对真理”为准绳和文化相对主义对不同价值判断的回避态度不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研究的阐释上持开放观点。它主张基于一定的立足点会得出一定的结论,对于同一现象,文化参与者、外来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解释;从本文化、异文化、全球化视角得出的解释又会有巨大的差别。

人生来就处于某一文化当中,再加上不同的文化经历、角度视野,自然会产生相异的理解,因而对事物的任何解释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的色彩。比较教育研究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张明确研究者所作阐释的立场,在提出自己观点的同时,还应明示这一解释源于自身的某一视角,不排除其他角度的理解。角度的差异存在各自的局限,但是,开放的解释系统从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这一不可回避的缺陷。

诚如莫顿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论述:“先是齐美尔,随后是韦伯,反复而明确地采纳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格言:‘要理解恺撒,你并不一定非得成为恺撒。’他们提出这种主张,就是拒绝了极端的局内人信条,这种极端的信条实际上断言,要理解恺撒,你就必须得成为恺撒。同样,他们也拒绝了极端的局外人信条,即要理解恺撒,你就决不能成为恺撒。”②本世纪以来,整体化和综合化已成了世界潮流和总趋势,各种学科之间交叉渗透,多学科相互结合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紧迫问题的途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比较教育研究是一门涉及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的交叉学科,那么比较教育的研究就当是集各学科研究方法为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张运用多种学科解决教育问题,以适应多元文化的世界需求。

3·提倡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始为西方国家民族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旨在于多民族的多种文化共存的国家社会背景之下,允许和保障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文化的教育。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对抗时期的产物,现已逐渐成为一场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和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的国际运动。”③受全球化背景的影响,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领域内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关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逐渐增多,探讨多元文化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相互关系的文章与专著开始出现。世界上在大学中最早开设比较教育课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0年出版的《师范学院记录》(TeacherCol-legeRecord)杂志上特辟两期专刊讨论了有关多元文化教育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我国高校的比较教育学课程或专题研究中,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也开始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启示与自身困扰

(一)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启示

1·建立本土化的比较教育研究话语体系

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承认文化平等和相互影响,并期望通过某些努力确保平等发展。现代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仅一百余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借鉴西方经验。作为一种“比较文化”,比较教育学更似乎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中介性。虽然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的论文与出版物数量激增,但其理论、话语体系总体沿袭西方,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致使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成果难以适应本国实际,偏离为本国教育服务的宗旨。事实上,作为多元文化之一纬,中国亟需建立自己的比较教育话语体系。

2.拓展研究领域

受国家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影响,比较教育学长期以来盛行以国家为单位的比较。由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学校教育又成为比较教育研究框架内的主要对象。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以承认文化多样性为前提,它不仅关注发达国家、制度化教育,还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文化传统、种族群体等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在学校教育之外存在多种多样的非制度化教育形式。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比较教育学研究绝不能单纯局限于欧美文化和学校教育,而应结合我国实际,深入拓展,将研究领域扩大至区域教育、民族教育、习俗教育等等。

3.重视跨文化教育的推进

跨文化教育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潮流,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直面挑战。关于多元文化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关系,研究者杜钢指出:“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自身领域内许多概念与问题的界定与澄清脱离不开文化、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提供给它的必不可少的原料、素材与证明的帮助;另一方面,比较教育对文化、多元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日益深化,也必定会大大推动这些领域自身发展合理性与有效性的不断增强。”①

(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困扰

1·跨文化理解中的“先见”与“误读”

任何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之中,那么,任何人的理解都不可能从白纸开始,他必然受到所处文化、个人经历的影响,伽达默尔称之为“先见”。“先见”包括人的理性、直觉、情感以及下意识在“理解”前就已经接受的一切,人们只能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进行理解活动,它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起点,也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真正的“视域融合”。那么,在比较教育中,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带有“先见”的。在这个过程中,误读就不可避免了,特别是一些从文本出发的解释。由于缺乏真正的体验和文化经历,自身的思维方式往往造成理解偏差。

比较教育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十分倚重理解与解释,但片面追求人文主义的解释,就有可能把理解推向极端,理解代替了一切,使人们错误地以为,个体的认识来自于主体的精神活动,而非社会存在,混乱的误读最终导致社会本身丧失规范、无规律可言的极端相对主义的错误。

2·文化多元与强、弱势文化的价值判断模糊

文化多元并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存于同一国度,古已有之。而多元文化主义则要求不仅要指出不同文化的差异,还要平等对待它们。它的一大预设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族、各民族、各群体迥异,但本质上只存在差异,无优劣之分。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一词则有意地用来表示代代相传的创造性成就、目标和观念。②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多种文化之间,并未能同时同步同等程度地得到发展,而教育也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不存在绝对的中立,那么特定国家或民族在选择教育内容时,就必然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比较教育产生于西方社会,其研究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也属于西方社会。相比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往往处于弱势,多元文化所倡导的平等,在文化输入和输出上就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3·多元文化教育中借鉴与反思比例失衡

比较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借鉴就是其首要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描述———借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今对比较教育的要求。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提倡多元文化教育,它对弱势文化群体的价值关怀为其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为我们了解他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打开了一扇窗。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旗帜下,如果不加以谨慎地思考与选择,鱼龙混杂,终将致使多元文化教育弊端彰显,而所谓的多元文化美好图景也随之破灭。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盲目推崇多元文化主义显然不利于此。就现阶段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而言,借鉴与反思比例严重失调,大量的比较教育研究更侧重于借鉴,甚至是介绍,这种脱离了本土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引进并不是真正的比较研究。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选择

在全球化、本土化和后现代哲学浪潮的推动下,比较教育研究的多元文化主义范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一)纳入田野考察研究法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在特定民族志区域或社区中进行的调查工作”①。它要求研究者亲历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倾听、询问、交流和体验等方式搜集信息。在客观、系统认识的基础上,提炼研究结果进行理论归纳。②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如顾明远所言:“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③从困扰比较教育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问题来看,人类学方法论的主张确有帮助。一是研究立场的结合与转换。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以跨文化理解为核心,强调通过文化阐释对教育现象做出客观价值判断。对“理解”价值追求的同时也就对研究者视角的相对性提出了要求,即研究者必须要处理好局内人与局外人立场的关系。研究者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参与其中进行全面、细致、客观的描述,可以有效消除对异文化的陌生、偏见,完成跨文化分析,实现比较教育的真正意义。二是田野考察有助于掌握研究对象的全貌。田野工作注重研究对象发生的背景以及发展过程,获取全面深入的认识。这种投身真实情境的研究克服了纯书斋式的冥想,将研究融入教育发生的大背景之中,通过了解当地文化传统,学习当地语言,甚至参与当地生活以深入文化内里,可以更为深刻地把握研究主题,避免断章取义、空泛引介。

(二)和谐共生的观念

和谐共生,即异质主体在同一系统中谐调存在、交往、动态发展的状态。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组织系统,必然存在形形的差异,而在这些区别背后又隐藏着对彼此的依存。西方文化之于我们是陌生的,因此学习它,能了解西方教育以及受西方教育的某种影响这是必要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精妙,我们理当更为理解,但我们却往往将其忽视,而习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西方的模式来研究西方教育,甚至是本国教育,缺乏跨文化的立场。

我国教育是世界教育的一部分,拥有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从属于西方教育。我们拥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实践和思考能力,我国的问题具有自己的特点,单纯的“拿来主义”实在不足以借鉴。我国学者从中国比较教育的世界化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和而不同”的研究范式,“这种方式既重视实证研究,又能‘和而不同’,有分析地对待国外的教育思想、制度、政策和经验,高屋建瓴地对教育现象做出深刻的剖析”④。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研究者需要把握自己的立足点,以和谐共生理念来确定研究指向与目的。

篇(5)

关键词 水文化 高中生 教育 宜昌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10.062

Discussion on Carrying out Water Cultural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Take Riverside City Yichang as an example

GUO Jia

（Yichang Yiling Middle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002）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rigin， composition and water culture connotation， analyzes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problems and Wat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and for the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of Yichang water features discussed in a key high school in Yichang pilot feasibility and embodiments water culture education for school-related application reference.

Key words water culture; high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 Yichang

0 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基。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皆起源于水。尼罗河、恒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分别孕育了著名的四大古代文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根本也是一部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人们在用水、治水的过程中开始对水进行深入的思考，如老子云：“上善若水”;孔子遥望滔滔不绝的蓼河，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贺知章乞骸骨归家，受封于镜湖……水孕育了我们，也孕育了我们的文化，使水文化呈现出如水般的多姿多彩。

水的伟大还在于在德行和精神上给人类树立了最高的典范，启迪了人类的智慧，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人们把水人性化，给水赋予了意志、品行和情感。以水为德、以水寄情，彰显出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些宝贵的财富是自然和历史对人类的厚赐，为做人树立了很高的榜样。对于学生来说，高中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逐渐成熟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让文化教育尤显重要，而水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崇高品质，对培养拥有伟大智慧、优秀思想、健康人格，充满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饱含创新意识、审美情趣、实践能力的学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水文化的构成与内涵

所谓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主要有三个层面：（1）物质层面的水文。指以物质为载体，融入了人类劳动，形成了社会价值的财富。物质层面的水文化主要包括水形态、水工程、水工具、水环境、水景观等。（2）制度层面的水文化。主要指水文化与心、物、人相结合，指导和规范人的行为的文化。主要包括，国家颁布的法律条文以及人们的实践。（3）精神层面的水文化。主要指与水有关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水哲学、水精神、水价值、水文艺、水著作等。其中物质层面的水文化是水文化的载体，制度层面的水文化是水文化的主体，精神层面的水文化是水文化的灵魂。

2 高中生开展水文化教育的意义

高中阶段是学生由青少年走向成人的前夜，是人生塑型的关键阶段。由于同学们在这个时期正确的世界观还未完全形成、是非分辨能力缺乏，加上青春的冲动、成长的孤独感，以及应试教育造成的过度的学业压力、现实生活与自身理想的冲突、人际交往的困难、情感的困扰等等，使处于这个阶段的学生普遍具有嫉妒、自卑、孤独、挫折、逆反、苦闷、焦虑、早恋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如何化解这些成长的烦恼，有针对性地疏导影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堰塞湖”，开展凝聚着人类的文化情感，饱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因素，闪耀着理性思索的光芒水文化的教育是一个极佳的方法。

2.1 以水文化塑人德

水，无色无味，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无所滞，它以百态存于自然界，于自然无所违也。汉朝刘向所著的 《说苑・杂言 》中记载的孔子的一段话最集中地论述了以水比德的道理。孔子日：“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生者，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 似智;其赴万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该文从不同的角度，把水比作人的道德、仁爱、礼仪、智慧、勇敢、坚定、公正、包容、灵敏、有为、趋下、有度、意志等，几乎人的所有美德都可以从水中得到相应的启迪和表现。类似这样的话还可以从先哲的著作中找到许多。高中阶段汲取水文化的营养，可以：

（1）使水的崇高品德在学生的思想中生根发芽，明白在人生的道路上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该守住的，什么是该改变的，在心底中形中一道“水平线”，坚守必需的道德底线。

（4）周期性地在学校开展以水文化为主题的活动，通过组织演讲、知识竞赛、书画比赛、科技制作等方式，普及推广水文化，弘扬水利精神，培养同学们严谨勤奋、勇攀高峰的品格，培育“润物无声”、“厚德载物”的人文情怀。

3.3 乐水――社会实践提升水文化素质

宜昌市地处三峡地区，是一座依水而建，因水而发展的滨江城市，不仅具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卷，更有如大禹导江治三峡，不与污浊同流而怒投汨罗江的屈原，昭君出塞洒泪香溪化为桃花鱼等绚烂璀璨令人遐想的尚水文化。

同时宜昌水资源丰富，建有众多的水工程。除长江、清江干流外，境内仅集雨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164条，河流总长达5089公里。现代宜昌是世界瞩目的水电之都，除有世界最大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外，还有葛洲坝、清江隔河岩、高坝洲等一批国家大型水电工程，宜昌还建有江河堤防530km、水库400余座、小水电站近500座，各类灌区40个。这些水工程的建成大大促进了宜昌水文化的发展。

对水文化的学习，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课堂的说教，更应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向自然学习。宜昌丰富的水文化资源为实践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证。通过带领学生参观水景观、水工程，考察本地的水文化，可让他们从长江的蜿蜒感受水之美，从水库的巨大感受水之容，从大坝泄洪感受水之刚，从巨轮的穿梭感受水之载……通过社会实践的亲身体验，让他们了解当今中国的水问题和治理成果，思考治水精神，感悟新一代建设者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树立献身祖国建设的理想和决心。

4 结语

高中阶段的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还不尽成熟，学习水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人文精神、道德情操和理性的思维，是促进他们心智和行为正常发展的最好方式。课堂学习、校园水文化氛围建设及社会实践活动是水文化教育三种基本方式，三者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宜昌地区水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在高中生中开展水文化教育的优越条件。

参考文献

[1] 姜弘道，严忠民，李玉柱.水利概论[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

[2] 李宗新.略论水文化的基本架构[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2（3）：25-27.

篇(6)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大洋小学561022)

【内容提要】对民族教育是采取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和分类指导的方法，还是一刀切照搬城市教育那一套办学经验，这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教育的关键性问题。我校从2004年起，完成了促进适龄儿童入学的历史任务，实现了“普九”目标后，大胆改革，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引进课堂，开展“蜡染工艺美术课”和“双语”教学，率先在全区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聘请女生辅导员给当地布依族女孩讲解生理卫生知识，初步探索出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综合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 民族；教育；发展

一、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不一定照搬城市学校教育发展模式

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教育的今天，如果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仍然依照城市学校的模式，全国上下统一用一个标准、一套教材，显然违背了新一轮课改的精神。那么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又如何开展？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做法也许有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我校建校于民国廿三年，历史悠久，早已远近闻名。因校舍为石木结构，年久失修，加上规模小，直至2001年3月，特申请使用了《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基建资金七十万元人民币修建了配套完备、功能齐全，于2003年9月投入使用的新型学校。

2004年，基本实现“普九”目标后，学校根据新课改要求，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大胆改革。（一）除了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外，结合当地实际，挖掘地方优秀民族民间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整理编写《布依族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把布依族优秀民间艺术文化引进课堂，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二）引导学生学习操作和品评欣赏民间文化艺术，让学生体验到求知的快乐，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形成，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学校因此而受到各级各界的重视。国家教育部、贵州省教育厅、省、市教科所（民族局）的领导和专家曾到校视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滋根基金会（海外华人组织）的友人曾到校访问，对大洋小学的做法表示肯定和赞赏。

二、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地区小学可以挖掘的一笔宝贵财富

各民族都有自己别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都受到保护、受到重视。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文件），2006年贵州省“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写成提案，2013年12月，党的十三中全会提出的“保护传统文化”政策。近几年，各级政府不仅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方面有了新的举措。而且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民族地区小学完全可以结合实际，把当地最灿烂的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让学生从小就学会弘扬和传承宝贵的优秀民间文化。

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颁布实施以来，大洋小学按照文件精神，率先把布依族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每周每班安排两节民族文化课，聘请当地民间艺人到校担任民族文化艺术辅导员，传授技艺。2007年大洋小学被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确定为“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课题实验学校。在这一背景下，教师们自主研究、采访、调查、搜集、寻求一脉相承的文化根源，触动教师的思维习惯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聘请专家、老师整理编写三至六年级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让学生学习、领会和感悟优秀民间文化的精髓，从而自觉学习和传承优秀的民间文化。

2008年秋，罗仕慧老师执教的“快乐的布依女孩”恰入其分地渗透了蜡染工艺服饰的教学，他能用自制的课件向学生展示了风格朴质、美观大方的布依蜡染服饰，孩子们画出了许多漂亮的身着布依族蜡染裙的布依少女，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再如我们结合美术欣赏课《剪纸》，有机地融入了民族剪纸艺术，把勤劳、纯朴的布依人的民风民俗，都创作成为剪纸作品：身着布依蜡染服饰的布依族大嫂喂年猪，布依族汉子挑年货等，方寸之间，尽显布依韵味。

由罗仕凤老师执教的课题研究课《布依族传统蜡染裙的认识》将布依蜡染制作及服饰文化恰如其分地引进美术课堂，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这节课代表大洋小学参加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课堂教学优质课录像评比中荣获省级壹等奖；同时，我校还编写了一份《布依织锦工艺流程》教学设计，操作性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研究已深入课堂。我们还将布依民间文化艺术引进校本课程，伍德超老师执教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的分类》一课在全区校本课程验收活动中得到考核小组的高度评价。

2010年3月，大洋小学出色地完成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子课题实验研究。2011年3月，罗仕凤老师指导学生作品在参加“贵州省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荣获省级一等奖2件、二等奖3件、三等奖4件，同时她自己作品在参展中获一等奖1件、二等奖2件并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5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舞蹈----《斗笠下的布依娃》荣获多彩贵州舞蹈大赛黄果树选区一等奖。2012年6月，笔者撰写《美术课程与布依族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课题实验研究报告，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贵州教育学会主办的(2012)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2012年11月，笔者撰写《布依族蜡染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初探》，荣获贵州省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次年2月，此文荣获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论文二等奖；2012年11月----2013年5月，笔者主持课题组教师进行校本课题《美术课程与布依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的教学实验研究，在参加首届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13年7月，笔者撰写《地方文化转化为美术课程的尝试性思考》，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育学会主办的(2013)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在“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学习中，学生积极参与制作表演，学点蜡、蜡画及图案设计、脱蜡技巧、评选最佳布依蜡染制作设计师等。笔者认为：在开依文化进校本的进程中，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对校本课程不仅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在走出教室走出校门的学习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教师和学生共同收集民间故事，探访布依名人，查询民风民俗。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记述着，创作着，尽管还很肤浅，但他们的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动手操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锻炼。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逐渐对布依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会有意识的了解布依文化，谈论布依文化，并尝试着设计蜡染工艺……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我校教师“站起来了”、“动起来了”，积极收寻资料，寻访名人，进行乡土采风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科学以外的知识，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也真正“回归生活了”，开始“主动发展”了，于是，校园文化氛围不再单单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收获了。

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师生认为，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笔可以挖掘的宝贵财富。

三、开展双语教学是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布依族学生从小在母语的环境里生活，用的是母语的思维习惯进行思维，母语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驾驭最熟练的思维工具，用这个工具去学习新适应，

认识新问题，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不懂汉语的布依族学生来说，由于语言障碍，在接受单一的汉语言形式的学时，对教师传授的知识极少能理解和接受。而双语教学的优势则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布依族学生的语言使用特点，使语言思维和语文文字符号相一致，学得快，认得牢，跨越了语言障碍，开起了学生智慧的天窗，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贵州布依族是一个有语言有表音文字的民族，布依族教育主要以汉语言教学为主，黄果树大洋小学刚刚进校门的学生大多数不会使用汉语，过去使用汉语言教学，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近几年来，学校在使用汉语教学的同时，根据学生多数不懂汉语的实际情况，在学校开展布依族语言辅导教学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学校教师伍德超等4名布依族教师成了“双语”教学骨干，其中一人参加了省级“双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学习。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探索表明，开展“双语”教学的确是帮助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四、开设英语课是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多掌握一门语言将增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竞争能力。英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使用语言，占全球语言工具中的显著位置。新一轮课改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开设英语课，因此开设英语课将是今后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在一次对升人中学的毕业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布依

族少年儿童因为家庭贫困，语言障碍等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大多数对学好中学课程缺乏信心，成绩不理想，有些少年儿童产生厌学情绪。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利用本校罗仕慧老师是师范英语专业毕业的这一资源，率先于2004年开设英语课。学生毕业计人初中，由于在小学打有英语基础、英语成绩突出，受到中学老师的重视，学生普遍增强了对学习的自信心，其他科目的成绩也相应上升起来。我校毕业生伍明霞同学升人初中后，英语和数学成绩在中学全年级获得第一名。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开设英语课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成绩的做法得到上级的好评。

五、聘请女生辅导员是对民族地区小学女童的关爱

2013年9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聘请安顺市知名专家包友刚医生为女童讲解生理健康有关的知识。我校根据布依族女孩爱跟本民族年龄稍大、有文化、有知识的女孩交流的实际情况，聘请当地一位20多岁的女孩（高中毕业）经过卫生部门的一些培训后到校担任女生辅导员（伍秀），主要给学生上健康教育课和讲解生殖卫生知识，学生普遍反映很好。

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投人低，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没有真正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因人、因材施教，无论办学体制，教育模式或是教学方法都一贯沿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少数民族学生难得进、留不住、学得难。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做法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学校不断创新的办学形式，必将焕发出民族教育的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年7月7日）

[2]《走进新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主编：朱慕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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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语文教学不断寻求变革，遂成今天局面。是符合规律的进化，还是人为强加的结果？同文同种，海峡对岸的语文教学与我们走过不同的六十年之路。从对方的眼中审视自己，能否作为彼此的参照、提供多元的选择、明确将来的方向？为此，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和台湾中华文化教育学会从主题、选文、教师、形式等方面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磋商，于2014年12月联合举办了“民国经典阅读”同课异构活动。选择的文本是朱光潜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态度》和夏丐尊的《生活的艺术》。本文是《生活的艺术》的教学实录及其评析。

备课感言

易理玉（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甫接获孙剑秋教授赴浙之邀，确定讲授《生活的艺术》后，我便走进书房，翻出沉寂许久的《文心》《平屋杂文》与《弘一大师传》。夏丐尊《生活的艺术》早已从台湾的教科书中消隐，为了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深究鉴赏，我只好在假日里一头栽进国家图书馆翻阅相关的论文与期刊，还请亲和力十足的诚品书局小姐帮忙打电话调购订书。

白马湖作家——这群20世纪卓然特立的风骨典范！当我仰之弥高，末由也已之际，台湾政治大学张堂铸教授博士论文书中数语，让我颔首微笑：“他们安静地思索、耕耘、蓄积，以清醒的姿态向时声，与喧哗对话，企图在‘远离喧嚣’的位置，以清音稀释时代的喧哗，以踏实取代人心的浮躁，以宁静削减人世的不安。”

像是一股心灵的清凉剂，蓦然，所有的躁动与焦虑息隐，于是，我调整视角，不以仰望大师的孺慕角度出发，改以看待“湖”水该有的平视角度，回归平实，抱持着和夏丐尊、弘一法师跨越时空做个朋友的心态，这才渐次走进了这一片纯白的境地，于繁华落尽处——体见真淳！

此文原本是夏丐尊为《子恺漫画》所写的序，然而选文剪去末段，只保留夏丐尊与弘一法师相处对应的段落，于是我决定课堂授课便无须将重心旁落于丰子恺，而以夏丐尊与弘一法师为主要的两股脉络，进而汇流于全文章旨“观照享乐”来设计教学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