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融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科学史融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谢乾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生，云南农业大学教师，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T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

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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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美　形态　科学事实 科学理论 科学审美

一 科学美客观存在

正象在是否存在艺术美的问题上艺术家最有发言权一样，在是否存在科学美的问题上科学家也最有发言权。很多著名科学家都在各自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感受、体验和发现科学美的存在。毫无疑问，很早科学家们就懂得科学中蕴含奇妙的美。哥白尼在《天体运动论》中第一句话是“是哺育人的天赋才智的多种多样的科学和艺术中，我认为首先应该用全副精力来研究那些与最美的事物有关的东西”。哥白尼选择这样一句话开始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了他是多么欣赏科学中蕴含的美。爱因斯坦曾称赞玻尔所提出的原子中的电子壳层模型及其定律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被不少科学家誉为物理学中最美的一个理论，玻恩说它“象一个被人远远观赏的艺术作品”。玻尔兹曼曾经把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学的论文当作神奇壮美的交响乐来欣赏。尽管科学家们对科学美的阐述大多是零散的、缺乏系统的，但他们对科学美的肯定则是不容怀疑的。 科学美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结晶。它是在人类审美心理、审美意识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理论思维与审美意识交融、渗透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创造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之中，它是人类在探索、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或形式。

二 科学是美与真的统一

科学的对象首先是自然世界。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见出自然的真貌，反映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在外观上纷繁复杂，似乎杂乱无章，但在实质上和谐统一，具有规律可寻。宇观世界如此，微观世界亦然。科学研究就是要力图把握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一种科学理论成果，如果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它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科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这种真与美的统一。科学史上，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被人们称为“科学的艺术品”，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科学(科学实验、理论、公式)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能够把握客观实在，反映自然界的内在和谐。爱因斯坦曾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与统一，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之美。

三 科学美的形态

科学美的形态可分为科学事实美、科学理论美和科学实验美。

1、 科学事实美

科学事实美是自然界和谐的结构和运动形式等客观存在着的科学研究对象的美。它是一种内在的理性美，它不是由感性直观而是由纯粹的理智所能感受的。科学事实对常人也许并不能起到特别的美感，但科学家却能感受到它迷人的美的特质。例如，达尔文把他所看到的热带植物描绘成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的“一幅虽不清晰但却无限美丽的图象”。达尔文每当谈到一草一木时，都把它们看成活的、有人格的东西。即使在通常看来外观形式极不相同的自然对象那里，科学有也能够感受到相同的美。比如，物理学家研究针尖上原子的排列，昆虫学家分析蚊子眼睛的结构，化学家观察晶体的显微结构和物质的分子结构，都可以在不同的对象身上感受到一种对称之美。

2、 科学理论美

一种科学理论如果能以尽可能少的基本假设，运用明晰而严密的逻辑工具推演出具有普遍深远含义的结论，得出简单、对称的方程和公式，做出精彩的科学预见，这种理论就被科学家们称之为美的。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可以说是科学理论体系美的典范。整个理论从十条公设和十条公理出发，演绎缜密而引人入胜。许多科学家称这为“雄伟的结构”，“巍峨的阶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更是被无数科学家称赞为伟大的科学艺术品。

3、 科学实验美

科学实验美指的是科学实验设计及其实施过程中的科学美。它包括实验指导思想的创造性，实验装置设计的新颖性，以及实验技术与操作过程中的艺术性诸因素。科学实验美从设计到实施都让人感到严谨、准确、简洁、有序，富有艺术的韵律感，富有类似艺术审美的魅力。从美感效应来说，科学实验的巧妙和巨大成功，带给实验者的审美愉快不亚于完成了一件艺术杰作。杰出的实验科学家常被人称之为实验艺术家。德国物理学有维恩称赞俄国科学家列别捷夫测量光压的实验是“极其美妙的”，甚至认为他实验技巧之高是别人难以企及的。美籍华裔学者吴健雄也是当代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她以非凡的实验才能，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的“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假说作了验证实验，其实验超乎寻常的难度曾使不少科学家望而生畏。她的无与伦比的实验成绩设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实验科学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同是也为实验美增加了一个精彩的范例。

四 科学审美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

审美在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推动科学创造。科学研究是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但由于美是那样具有极大的魅力，是那样切合人性的需要，爱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一必然自觉不自觉地贯穿到人的一切活动中去。具体地说，审美对科学创造的作用可分为动力作用、启迪作用和预构作用。

1、 科学审美的动力作用

对科学现象美的兴趣、好奇可激发科学家探索的欲望，形成他持久的动力，激活他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想象。面对纷繁复杂的科学现象，科学家总是力求寻出其内在规律，而试图建构一套美的符号体系，以最准确、最简洁、最概括地传达所发现的规律。爱因斯坦对于理论建构时的美学动机十分重视，他坚信优美的数学形式和现实物理世界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追求科学理论的不断完美，成为科学家进行科学创造的恒久动力。 很多科学家是自觉依据审美价值尺度，按照美的规律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认为科学理论不仅应当是真的，而且应当是美的。法拉第在研究电场和磁场的关系时，为了清晰地表述出自已的科学思想，呕心沥血。一段时间内，他的正确思想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形式表达，因而不能为人们所理解。这一工作后来由擅长数学的麦克斯韦完成了。他用简洁的数学形式不仅很好地表达出了法拉第的科学思想，而且在原有思想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2、 审美的启迪作用

美是通过事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感性直观性。科学审美启迪也具有形象性特点，魏格拉提出大陆漂移说理论，就是得益于此。大陆漂移说是魏格拉受到地图上大陆边缘图形吻合的启发而提出来的。他从地图上得到启发后继续深入研究，最后得出了科学的理论。在科学史上，科学家和艺术家集于一身是不乏其人的。许多科学家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因此，从艺术的审美中受到启迪的事例在科学研究中也比比皆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在研究行星的运行规律时，就受到过家乡民歌《和谐曲》的启示。他将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角速度与乐曲的和谐旋律作类比，由此进一步研究，最后得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成为“天空立法者”。

3、 审美的科学预构作用

审美预构是科学家在科学资料、实验设备缺乏的情况下，受到相关领域中事物的美学特性的启发，以美引真，提出科学理论的过程。真的科学理论必然是美的。科学现象表面杂乱无章，可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必具有和谐性和秩序性，必具有简单、对称等美学特性。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的创制是以美求真的范例。门捷列夫根据自己现有的材料和审美经验，提出了元素性质按原子量递增而呈现周期性变化的规律的理论。门捷列夫根据他的科学美学思想，将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排成一张周期表，并探讨元素化学性质和原子量之间的关系。当时科学界公认铍的原子量是13.5，应排在第四类。可依据其化学性质，应排在第二类。从周期表的完美性出发，门捷列夫将铍放在第二类。最后经过精确测定，铍的原子量为9.4，理应归入第二类。这一事实正是出自他信奉的科学美学原则：真的理论必然是美的。从这一科学美学思想出发，他预言了三种未知元素的化学性质，认定它们的性质分别与硼、硅、铝相似。后来发现的这三种元素钪、锗、镓与他根据周期表预言的化学性质相同。

对科学美的好奇和追求可成为科学创造的心理力量，推动科学家不懈地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发现自然的规律，取得创造性成果。同样科学成果也将给美学提供丰富的内容。所以，科技工作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不仅不应忽视科学美，还应加强美学方面修养，注意美学原则，既求真又求美。

参考文献[1] S.钱德拉塞卡（美 ），《真与美》，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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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物理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更是一种课程文化的亲润和陶冶，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认识真理的探究活动，物理学不断丰富、深化或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导致人们在认识论、方法论及自然观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严谨的科学态度、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这为物理教育中人文价值的体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要培养学生的科学人文素质，把爱国主义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科学精神教育等有机的统一与教育教学之中，已成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种趋势。物理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更是一种课程文伟的亲润和陶冶，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

物理教育，从内容上看作为一门研究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基本形式和运动规律的基础科学，给人们带来视野广阔而又深邃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如伽利略的理论，改变了地球中心说;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上的大爆炸宇宙学描绘了整个宇宙演化的图景，正在不断改变和深化人类关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又如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在天文学上的极大成功让确定论的认识模式长期渗透在人的思维中，而大量分子运动的统计分布、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准不准关系、天体力学中三体问题的不确定现象等使随机论的思维模式得到承认。再如按经典的还原论，要认识物质必须首先认识物质的分子结构，而认识分子结构就要揭开原子的奥秘，即任何复杂的、整体的事物可以把它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然后把各部分的性质、规律加起来，就能得到整体的性质、规律，但还原论忽略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而部分间祸合性质对整体的贡献有时却是必须正视的，如强相互作用的结合能与强子自身的能量是可比的，这样我们就应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问题。可见，作为一种认识真理的探究活动，物理学不断丰富、深化或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导致人们在认识论、方法论及自然观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

做为一名教师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要完成上述的教育内容，教师与学生两者之间就要有认识上、感情上和行动上的交流与探讨，通过认真塌实的探究、实事求是地获得结论等活动，让学生体会形成科学的过程，把握科学、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关系，养成尊重他人和成果的正确态度，以及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这为物理教育中人文价值的体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物理教师如何通过有效的课堂让学生体会物理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呢?

一、教学中加强科学价值取向的指导

要使科学真正造福人类，必须从人文价值的视野中来逐步看待和理解科学。因此，物理教师在教育中要加强科学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掌握真理，具有理性，能够从科学的层面扩展到社会的层面，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使科学在人文的关照下，真正朝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避免出现有悖于科学教育目的的负效应。如学习原子能，既要让学生了解核技术可以用作医疗、能源，同时也必须向学生介绍核污染、核放射可以杀伤人类甚至摧毁地球;介绍水力发电，可适当介绍修建大坝对环境的影响。另外，要鼓励学生将物理学习与生活实际以及社会问题(如能源、环境)相对接，在课堂与大世界连接的氛围中吸吮人文思想的乳汁，学会与他人和谐共处，增强社会责任感，确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如:学习了能源的知识后，让学生扮演未来的工程师，根据当地的地形特征、能源分布及社会发展要求情况，对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站的建设进行大胆的设想;学习了声学知识后，组织学生到工厂车间现场体验，调查噪声的危害，并尝试提出减少噪声的有效措施;学过电磁场和电磁波的相关内容之后，让学生研究身边的电磁污染，了解电磁污染的产生原因、电磁污染对人体的危害、公众对电磁污染的了解程度以及怎样防治电磁污染等。这样，学生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也就成为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客观求实、理性求真，批判创新等科学精神的培养应贯穿于物理教学的过程中。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核神与科学活动内在地直接相关，物理学史上许多实验发规都经过曲折，只有靠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最终取得了成功。科学家薄重事实，坚持不懈，勇于探索，他们在致力于科研活动的同时，处处重视人的价值，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楷模。牛顿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通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既表现出对他人劳动虎果的薄重，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爱因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人类的企义感出发，劝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抢在纳粹德国以前研制原子弹;当研制成功以后，他又从人类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出发，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一起，联合反对使用原子弹。教师在教学中，将这些科学史内容与物理知识相融合，其中蕴涵的科学家充满人文主义的态度和精神将激起学生心灵的震动。 三、离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于物理教学中

物理课程面对的主要是物质世界，探讨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如电荷间、磁体间相互作用，表面上与中介物无关，被称为超距作用，法拉第提出电荷、磁体周围存在着电场、磁场，赫兹实验证实电磁波愉存在，场是物质便毫无疑问了;“作用与反作用气“分子引力与斥力”、“波粒二象性”、“辐射与吸收”等都是辫证唯物主义中“对立统一”的物理事实;“物质的三态，.，;“全反射中的临界角”、光电效应中的极限频率，体现了奉物在柑互作用与转化中的“量变引起质变”……这些丰富的素材对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的作用不容置疑

四、教学中弘扬道德价值

道德是人的全面发展所追求的最高鸽的。21世纪所需的高素质人才，需要柑应一的道德修养，“公”、“诚”、“勤”、“勇”、‘谦”、“和”等美德在物理教育中都有极为丰富的内涵。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是培养学生严谨求卖的科学态度的良好载体;《墨经》中杠杆平衡与小孔成像的观察研究、原予弹氮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上天能激起学生的民族自东感，而科技落后必遭污辱的道理又能激起学生的历史责任意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邓稼先等隐姓埋名、顽强拼搏，玻尔在薄重老师与科学之间的抉择，居里夫人发现镭后将成果的无偿奉献，这些科学家的人格力量让人肃然起敬·。一物理教学中，爱国主义与社会责任感的教育、道德价值的弘扬可有机地融人教学内容进行。

五、发挥美育功能.发展学生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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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选修课是高校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体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然而，各个学校的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模式各不相同，本文对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选修课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以提高公共选修课教学质量。

关键词 公共选修课 “通识教育”教学管理 改进策略

一、开设公共选修课的意义及教学状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高等教育这一方面提到，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高等学校必须使课程设置多元化。开设公共选修课，不仅符合教育规律，也是使课程种类多样化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通识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识教育”作为大学的理念，应该是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

为达到“通识教育”这一目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开设的公共选修课一般是以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教育为主兼顾技能教育和就业教育为辅的教育课程，其主旨在于满足学生的多种需求，促进学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拓宽学生知识面，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和文化品味，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而公共选修课在学校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哈尔滨师范大学对公共选修课的课程设置大都按照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信息技术及经济管理等领域来分类。基本做法是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跨学科、跨专业选修5～6门课程，每门课程20～30学时，占1～2个学分，平均每学期一至两门公共选修课，（注要确切信息）要求学科之间互相渗透、文理交融。

公共选修课的教学管理包括专业计划的审定、课程结构的设置、任课教师的征求、选课管理的运行、成绩的审核和报送等五个重要的环节。公选修课开设的主要程序为：先由教师自愿申报，再到学校主管教学校长和教务处的教学主管领导审核，整合全校教学资源，确定开课的课程，并向全校学生开放，最后由学生在教学网络点击选修。

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选修课教学使学生提增强了能力、高了综合素质，上基本达到了“通识教育”的目的。但由于许多公共选修课开设的时间不长，教学管理的经验不足，在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哈尔滨师范大学近年来公共选修课的教学管理状况进行分析，以提高公共选修课的教学质量。

二、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选修课所占比例较低

一方面，目前本校公共选修课共开设文、理、艺术、体育四大类共218门，学校公共选修课数量少，公共选修课开课门类相对不足，学生选择余地有限。公共选修课在整个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比例较低，有的甚至达不到总学时的10%。，各个学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程不稳定，有些选修课程不是学生所期望的，特别是技能型的课程仍较为欠缺，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选修需求。

另一方面，公共选修课师资不足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对开设公共选修课的教师都有一定的要求（一般为具有讲师以上职称），资深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繁重，自身又面临业务进修、科研工作的要求，影响其所开设公共选修课的教学效果。

（二）公共选修课教学环境不够理想

一方面，学生选课缺乏合理指导。有些学生随意选课，给公共选修课的教学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还有学生选修的课程较为功利，大多是与就业密切相关的实用型课程，或者是比较轻松易学的课程，但是，对一些真正具有“通识”意义的课程，学生因缺乏兴趣而不愿选，以至于不少有现实意义的课程因为学生选修人数不够而缩小开课规模甚至停开。

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对公共选修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敷衍了事。他们认为选修课的学习对学生影响不大，也有的教师开设选修课仅仅是为了教学工作量。导致有些选修课教师备课不充分，没有规范的授课计划，严重影响了选修课的教学质量。另外，选修课不能沿袭教师讲、学生听，照本宣科等铃声的落后单一的教学方式，公共选修课的教学手段、教学媒体也有待改进和加强。

（三）公共选修课的教学和考核过程缺乏监控

公共选修课的课程灵活，教学方法形式多样、公共选修课一般安排在晚上和周末，这直接给职能部门对公共选修课的质量监控带来困难。

有的学院对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不够严格，对公共选修课的教学大纲及授课计划的制订、教材的选用等要求未能做到严格审查。有些公共选修课没有选用适合教学的教材，一般是由教师随意选用教材，或直接用专业教材，这些做法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也有些公共选修课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进度，教学内容过于简单，无法满足学生需要；未能做到对所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达到提高素质、传授学生技能的目的。另外公共选修课课程考核形式一般都是由任课教师自行安排考核。，考核也没有固定的程序并且不够严格规范，考试形式比较单一，大多课程考核以学期论文作为考试题来评定考核。

三、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的改进策略

（一）学校要建立起完善的选修课设置机制

合理安排选修课的开设，完善公共选修课设置，以优化选修课资源的配置。对那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比如文化、国学、科学史、科学动态等课程要积极扶持。还要合理配置有助于就业和创业的选修课程，使其走出校门时，有能力、有准备面临择业的挑战。

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对新生事物兴趣浓厚，学校对其进行人文修养和传统美德教育，有利于形成他们完善的人格，同时辅之必要的就业和创业教育，能使学生成为符合时展的合格毕业生，使学生走向社会后，尽快适应社会，取得成功。

（二）学校应优化公共选修课教学环境

一方面，师生共同做好公共选修课的选课。公共选修课的任课教师应当兼顾学生兴趣、特长、专业的差异，对不同学生的选修的课程进行个性化指导。在每学期进行公共选修课选课前，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应当设法使学生了解关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习目标的相关知识，同时对公共选修课任课教师的学术背景及研究方向加以介绍，帮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实际需要选课，减少学生选课的盲目性。学生也应根据自己的道德修养、人文修养、就业现实等一系列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切合自己实际情况合理地选修公共选修课。

为实现“通识教育”的理念，学校应适当鼓励文科学生选修对自己专业有益的理科类课程，理工科的学生选修一些对自己专业有益的文科类课程，做到“文选理、理选文、文理选技能、素质培养和能力提高相结合”。真正做到学科间交叉融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另一方面，教师要在选修课教学中加强自律，努力上好选修课。与必修课教学相比，上选修课的教师相对比较宽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教学质量，除了学校方面有效的监管、监督外，要看教师的职业道德是否高尚，教学行为是否自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修课教学质量的高低。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和自律，要尽职尽责地担负起选修课教学使命。同时，教师还要处理好选修课堂上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到很大作用。

教学手段要创新，教学媒体应尽量向选修课的学生开放。教学手段要多样化，座谈、戏剧、调查、实践都可以作为选修课的教学手段，而且许多选修课正会因为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会更吸引学生，例如，选文学的同学可以排演话剧《雷雨》，选科学的可参与收光线导电实验。学校也应向选修课的同学开放教学媒体，让参加选修同学能体会专业学生相同的授课效果。

（三）加强监控，提高公共选修课的教学质量

学校不能忽视对选修课的纪律管理，要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有效地约束学生学习，教师也应配合学校的职能部门，对学生严格考勤和考核，考核形式要多样化，笔试、口试、论文、调查报告、学生在选课期间取得的相关发明创造及获奖都可作为该选修课的成绩。

学校的质量评估部门应对公共选修课进行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以了解和掌握公共选修课的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要充分发挥教学督导的作用，深入课堂听课、评课，组织学生对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测评。

学校还可以制定公共选修课的评价方法，对公共选修课进行定期评估，期末总结，进行末位淘汰制，对教学质量高，学生欢迎的课程给予奖励；对教学质量差，学生不欢迎的课程，进行限期整改直至停开。选修课也应像必修课那样，把教师教学计划、教学日历、教学大纲等教师教学档案，考试、成绩等学生学习档案，都纳入到日常规范管理中来，建立起详细的档案体系。

四、结论

高校公共选修课的开设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是高校教学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潜能的重要措施。尽管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选修课的教学状况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只要教师和学生端正态度，对公共选修课加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同时学校教学管理部门采取积极、有效的解决措施，加大教学质量监管力度，严格公共选修课的教学规范，将公共选修课的教学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就能保证公共选修课教学的健康发展，提高公共选修课教学质量，以提高学生素质、增强学生就业能力，进而满足学生多元化的知识需求。

本文是“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高校“公选课”教学状况的调查分析与改进策略研究”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宣亚南,颜进.我国高校现行选修课制度的利弊及对策.教育教学管理.2004(5).

[2]杨从军.提高公共选修课教学质量的对策.黑龙江教育.2008(7、8):118.

[3]郭学勤.关于高校选修课课程建设问题的几点思考.宁波大学学报.2005(1).

[4]黄巧萍.加强公共选修课建设,推动高校教学改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2).

[5]杨静,赵蓉,李慧茹.谈高校公共选修课的设置与管理.煤炭高等教育.2004(4).

篇(5)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核心，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者某系统或结构的局域性质或局域结构与整体类似。对于有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无穷嵌套；对于无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统计的自相似性，在无标度空间中表现出自相似性。雪花、晶体，以及人体的小肠，都具有高度的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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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个有规则的分形图形：

冯科克曲线（van koch’s curve）是瑞典数学家赫尔奇·冯·科克在1904年创造的。具体生成的方法是：把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三等份，去掉中间的三分之一，在被去掉线段处向外做出两边为此线段三分之一的尖角；重复这一过程以至无穷。其形状类似雪花，又名雪花曲线。冯科克曲线具有独特的数学性质：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长度无限，面积为零（见图1）。

希尔宾斯基三角形（sierpinski pyramid）由正三角形不断去掉中间占四分之一面积的正三角形得到。可以证明，希尔宾斯基三角形的面积也为零（见图2）。

康托尔集（cantor set）生成方法为：从单位区间[0，1]出发，三等分并去掉中段，得e1，将e1两个区间继续三等分并去中段得e2，以此类推，所得极限集合为cantor集。其由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883年引入。康托尔集的一个典型性质是点数无限，但长度为零（见图3）。

（三）分形理论产生的意义

分形理论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方面，分形理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和实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和突破（李后强，1993；李后强、汪富泉，1992；王世进，2006）。

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部分相加可以构成整体，整体大于部分。微积分中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还原论将部分转化为整体的过程是机械的、静态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性。

分形理论认为，部分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可以反映整体。同时，分形理论提供了部分到整体的生成规律、形成方式。分形理论体系中的有限和无限关系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它融进了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非解析方法、概率论方法等，正确地理解了数学的可分割和物理的可分割、思维的可分割与物质可分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在分析事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还原论是基于线性研究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形论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认识论上进步到非线性层次，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统一性原理。

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形理论已成为非线性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分形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于20世纪末就有重大突破，并且已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中。好莱坞影片《星球大战》中，就使用了分形技术。

我国的分形理论研究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1989年4月，中科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为推动分形理论研究而特别举办了分形学习班。曾任该中心主任的龙期威教授关于“分形和固体断裂”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并完成了两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金属中的分形与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金属的力学性质：原子观点、分形和连续介质方法》（与英国n.hmarch合著，英文）。

1989年7月，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学术讨论会”。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分别于1991年11月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10月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底在东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为分形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支持方面，1991底，中国国家攀登计划（“八五”计划：1991-1995）首次启动了“非线性科学”研究项目。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首次列出“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内容，此后每年都资助若干有关项目的研究。

综合来看，分形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理论与应用并举。大家自始就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重庆大学的孙隶华教授等研究了“分形理论在制造决策模型实验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的吕志民等研究了“分形维数及其在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将分形维数作为识别滚动轴承故障的特征量；上海交通大学的汪慰军研究的“关联维数在大型机组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提出了将分形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的技术路线及基本计算方法。

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综述

分形理论除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外，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试图用分形理论重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投资绩效测算和评估的新方法和新结论。

（一）分形市场理论形成与辨析

分形（fractal）一词源于拉丁语“fractus”，意为“碎化、分裂”等。peters（1991；1994）首次将分形应用于资本市场，通过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突破了有效市场理论的独立、线性、正态、静态等假定，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应用。

国内学者樊智等（2002）在系统回顾emh的内涵并指出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将分形理论引入到金融市场效率研究领域中，分析了分形时间序列的经济涵义并提出分形市场理论的意义。黄诒蓉等（2006）认为emh无法解释资本市场具有的实际特性，指出分形市场假说框架下的分形结构特征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市场的实际特性，分形方法是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非线性工具。

（二）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系统。

国外学者triki mohamed bilel&selmi nadhem（2009）以g7股票市场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形检验与修正r/s分析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具有正的长记忆性；siow-hooi tan， lee-lee chong， peik-foong yeap（2010）以1985年1月-2009年12月马来西亚股票牛熊市场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早期—尤其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可以一定的概率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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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宋加旺（2005）介绍了分形市场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运用r/s与修正r/s方法实证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长记忆性的分形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胡彦梅等（2006）运用修正r/s方法分析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日收益序列的长记忆性，发现两市的日收益序列均无长记忆，但深圳成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比上证综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要长。李宇海（2009）运用r/s方法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分形特征，发现我国股市的趋势周期成分具有56个月左右的非周期性循环；季节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约10个月；短期波动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3.3个月。王鹏等（2009）把分形理论引入到我国债券市场中，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是以分数布朗运动方式进行的，呈现出典型的特征指数2<α的稳定帕累托分布，说明分形特征广泛存在于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各时间标度下的收益中。

（三）分形市场理论的发展

在早期的分形理论产生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在多重分形理论研究方面，苑莹等（2010）从资本市场的多重分形结构、资本市场多重分形特性及多重分形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中多重分形理论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多重分形理论在该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并展望了该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许林等（2011）在分析及修正r/s分析法的基础上，首次把多重分形r/s分析法引入到基金投资风格领域，通过计算6种风格资产指数在不同时间标度下的收益率序列hurst指数与平均循环长度来挖掘风格漂移及轮换规律，为基金经理及投资者在不同的股市风格行情下构建适度风格漂移投资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持。

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126-08

回溯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化、一体化来临之前，全世界的主要民族，其文化发展的历程都走过了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即由“原始思维”而进入“近代思维”，由“形象思维”而进入“抽象思维”，由“前科学”而进入“科学”，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由“巫术”而进入“宗教”，由“宗教”而进入“哲学”。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想。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指出：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像一座神庙里没有神像。①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断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

中华民族是有哲学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有理论思维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原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

清人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本文据以考察三大思维的资料，除少量经书外，其主体就是子书（含道教、佛教和中医文献）。

一、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件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位受到损害，其整体都会受到伤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作。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①、“关联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2〕、“有机宇宙哲学”②或“有机主义宇宙观”③，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3〕，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④，“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⑤）；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4〕

|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⑥，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⑦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国著名哲学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在对西方的天人观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赞赏。他认为，这种哲学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5〕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先贤在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类比法（analogy）。他们所枚举、所阐释的天地、万物与人、我的关系，是基于丰富的联想与独特的比附（“类”），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只可意会而不可实证。虽然在立意与眼光上有其沉潜与高明之处，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主旨、研究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二、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都曾有过极其丰富、异常发达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6〕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7〕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李荣著有《道德真经注》等，但其书业已亡佚。蒙文通（1894-1968）耙梳钩稽，多有所得，详见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另外，蒙文通又命笔撰文，先后写成《辑校〈老子李荣注〉叙录》、《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等文，详见蒙文通《佛道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蒙文通对重玄学派著述之钩稽、思想之表章，有导夫先路之功。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道德经义疏上》）〔8〕，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19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9〕，“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10〕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朱伯（1923-2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11〕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所^“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12〕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更详细的论述，请参看吕绍纲《论孔子“中”的哲学》，《庚辰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0-53页。“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13〕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张载（1020-1077）的“一物两体”《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在《横渠易说》一书中，张载又集中表述了“一物两体”思想。另外，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论断（《正蒙・太和》）。这就是说，“气”是统一的物质实体，“一”是矛盾的统一性，“两”是矛盾的对立性，“参”是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反其为”是矛盾的一方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渊源而言，张载的“一物两体”思想，来源于《易传・系辞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程颢（1032-1085）的“物极必返（反）”朱熹《近思录・道体》引程颐曰：“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朱熹论说“理一分殊”的文字比较多，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七、九十四等。等。王夫之（1619-1692）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说卦传》）。

《孙子兵法・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14〕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其后，《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内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李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韩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韩非子・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内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明朝末年，张景岳（1563-1640）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张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15〕，“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16〕

中国佛教亦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比如说，三论宗对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的阐发、宗密对“遮诠”与“表诠”的思辨，便深具辩证色彩。三论宗依龙树（Nāgārjuna）《中论》卷首“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之意，以显发中道实相。《中论・观四谛品》所说“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便是通过对空、假二谛的审视而归诸中道。三论宗所说“中道”（madhyamāpratipad），意在揭示缘起事物的存在就是性空，但不是除去缘起的事物而后说空。诚如《十二门论・观因缘门》所说：“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圭峰宗密（780-841）对“二诠”（“遮诠”与“表诠”）妙义与奥旨的畅论与思辨（详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之一等），可谓深得“辩证思维”之个中三昧。吕（1896-1989）指出，宗密“把当时佛学最高思想统一于自身”，“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正统佛教的最高学说”。〔17〕

克罗齐说：“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意〕克罗齐著，朱光潜等译：《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页。）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用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来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阴阳学说认为，天文气象、时令变化是由阴阳二气交感引起的，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一切世事的变化都与阴阳二气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分不开。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张，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①；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②，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18〕质言之，“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相待而有），“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若就中西之比较而言，西方是倾向于排他的“二元对立论”，中国是倾向于互补的“二分对比论”。〔19〕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三、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直观感觉，intuition），即未经逻辑推理而得的认知，是将“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交融于对象之中的体悟③，“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具体说来，“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为方便计，可以简略地认直觉为用理智的同情以体察事物，用理智的爱以玩味事物的方法”。〔20〕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X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86-1952）。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的两者基本形式，二者其实并非水火不容。就本文论题而言，“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色之一。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觉的领域”，“这是一种敏感或机灵”。〔21〕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但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并未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主流。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特别重视的是经验，而分析性的逻辑则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逻辑思维在中国始终不发达。相反，直觉思维则有长足的发展和广阔的市场。在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别重视直觉思维。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庄子・知北游》：“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人间世》）。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所讲的“般若”（prajn～ā），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而言）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要做到不迷而悟，必须在思想上恪守“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修行方法上，禅宗提倡“顿悟成佛”，“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以上引文，均出自流通本《六祖法宝坛经》），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22〕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23〕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 intuition）。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德〕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339页。）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2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按：钱学森所说的“灵感”，即直觉思维。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25〕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1909-2004）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26〕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27〕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总w而言，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深重。许多研究者在解答“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即中国虽然在15世纪前的科学发明和发现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却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在亚洲却最终没有产生出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28〕）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比如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整体思维而忽视分析思维（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注重辩证思维而忽视实证思维（重思辨而轻实验），推崇直觉思维而忽视逻辑思维（重模糊而轻定量），凡此等等。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便详细胪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以下评述文字：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期；胡化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二十讲》第二十讲《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年，332-348页。诚如何兆武所说，“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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