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博士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政治学博士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江肃京：中国大学大多数新闻学教师，都没有长期一线的记者编辑经历。我去高校讲课，很多学生反映，专职老师讲得很枯燥，从理论到理论，问实际问题常语焉不详。媒体里新闻系毕业生比例不高，真为中国新闻学专业担心。可否有“教师借调制”，新闻学博士毕业任教后，到媒体借调两到三年再回去教书?

王辰瑶：今天看到几条微博，再提新闻学教师应从业界来以及理论无用的话题。新闻教育绝对应打通和实务界的关系，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但不能把新闻学仅理解为实操技能的传授。大家对“理论”的反感，未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我们压根没做好。昨晚和学生讨论“新闻学的想象力”，看看新闻理论应该做什么吧。(见右图)

baohuazhou：很有价值的讨论。第一要有体制和机制鼓励学界业界互动，包括让学生接触最鲜活、最前沿的实操案例；第二不能贬低理论价值，因为所谓“实操”背后其实都有规范理论的支撑(价值、立场、伦理)；第三从我们职业来说，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赢得社会尊重和职业尊严。

四川陈焕仁：这的确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大问题，现在从中央到二三线城市的大学或学院，都开了新闻传播课，新闻事业的发展当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现在不少人的新闻教学，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须知，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雄海老牛：不单新闻学如此，政治学也如此。讲政治者，不了解当代中国政府的运转，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执政者不开放决策过程及相关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为人师者不尽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对于新闻传播，如果实践是鼓动的风，理论则是牵引风筝的线。实在不用厚此薄彼，争个高下!没有人嘲笑文学博士不会写小说，也没有人指责经济学博士成不了企业家，更没有要求政治学博士做总统。自己不会游泳的教练也能训练出一流的游泳运动员。

主持人杨锐：传播学有理论，但它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新闻系的教师和记者队伍需要的是新闻法，而非新闻理论。立志于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有个性，有思想，知识结构发达和语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关键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清华史安斌：应该借鉴美国的新闻学院体制，50％的教师为流动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从媒体现役人员中选聘，但在中国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教育部考评的指标是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传媒大学实行过多年的青年教师挂职地方电视台制度，但其体制较为独特，在中国其他新闻学院难以推广。

吕尚彬：最近，湖北的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也升级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五所高校都与湖北日报集团、湖北广电总台实行了双向挂职。这一举措，要持续实行。//张志安：一边是新闻业界持续批评学界，一边是大学体制限制业界人才进高校，两难啊。

atamxia33：大一新闻采访第一节课，老师bla完自己学术背景后我写了个纸条给她，质疑她没有长期媒体从业经历，恐不能胜任实务课程。初生牛犊啊，第二节课她用了近一堂课来各种解释。现在想想，新闻系的课程最重要的还是重塑价值。技术层面的东东很多途径可以解决。教学与实践脱节，新闻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样很多，所以才要实习。然而，新闻系不该成为培养新闻熟练工的地方，价值选择、新闻伦理等东东才是更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展江：业界和学界各自都要谦虚，新闻学界有此类问题。但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值得商榷，可说是老调门了。有一个媒体出身的本科学历教授，总是说一些博士不会写导语。我要问：写导语难学，还是写博士论文难?以我之见，新闻教育好坏是看有没有恰当的价值观，是否看到新闻学与民主法治的关联。

网络水手1972：想要学习新闻在学校里枯坐当然不行，但是去了新闻单位实习就发现除了技术上的东西，什么都用不上，甚至如何判断新闻的价值都有困难，产生了多种要求之间的混沌。建议新闻学如同医学，延长实习期，三年不长带薪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体会。而学校里的课程应该缩短，老师和学生可以组织成立workshop，给新闻栏目打工。

篇(2)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篇(3)

【关键词】 中亚五国;外国投资;鼓励政策

中亚五国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将吸引外国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作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受地缘政治、历史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共性，但经济现状和发展需要、自然禀赋、外资依赖度等方面的差异，又使得其各具特色。充分了解相关政策法规，是有意投资中亚地区的中国企业的必备功课。

一、哈萨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哈萨克斯坦对外国投资给予减免税、免除关税、提供国家实物赠与①等方面的政策。[1]投资者享有该国批准的国际条约保障下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利益保护;有关法人登记、法人章程、不动产交易登记以及许可证发放的信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只有在该国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才允许对外资进行强制国有化和收归国有，并且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投资者可以自行支配税后收入，在该国银行开立本外币账户;发生争议可以采取协商、外交、通过国内法庭或国际仲裁法庭诉讼和仲裁的方式解决。[2]

二、吉尔吉斯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法律规定，凡在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进行投资、以及在该国国家发展规划项下对特定区域进行投资，均可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投资者给予相应的优惠;只要外国投资者不违反该国相关法律，投资不受行业限制;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3]

三、土库曼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土库曼斯坦为鼓励外国投资，给予外国投资者准入后国民待遇;在自由经济区经营的外国投资者享有最惠国待遇;在土库曼斯坦法律规定的条件内，外国投资者可自由选择其所设立企业的规模、组织结构和资本结构;因土库曼斯坦法律修改带来的禁止和限制条款导致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损坏时，外国投资注册时所适用的法律将延顺10年。[4]

四、乌兹别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把引进外资看作是进一步加强经济改革和全面落实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该国保障外国投资者在其境内进行投资和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切权利、权益和优惠，并以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保证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安全。[6]在全国投资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区的投资优惠政策享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在该国自独立以来唯一的经济特区纳沃伊自由工业经济区。

五、塔吉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政策

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塔吉克斯坦在其境内设立自由经济区，区内的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将享受优惠待遇。②为了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国家出口潜力，在引进外资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在资本进入的形式、投资方式上等方面出台相对优惠的政策，同时也着重对外国投资出台相关保护政策和优惠待遇。

六、小结与展望

中亚五国自独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调整对外经济活动的政策法规，规范和鼓励外国投资活动，保障投资者权益，解决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五国都将《外国投资法》作为管理和调整外国投资的国内基本法，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细化对外资活动的管理;同时给予外资如包括税收、土地使用等优惠政策，并在国内划定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对区内投资的外商给予特殊优惠;带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市场换技术，推动国内产品出口，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随着“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中亚将是中国投资者未来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为了使本国的行政与法律制度具有竞争力，中亚国家将会不断推出和修订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和政策，提升本国的投资环境。

对中国企业而言，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一直是投资中亚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但该国在资源领域已对外资进入构成的实质限制，矿产资源同样丰富的乌兹别克斯坦，也限制外资流向其核心资源领域，而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却在大力吸引外资开发其资源行业，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应当引起相关企业的重视。[7]

旅游业、农业产业、化工业、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是中亚五国共同鼓励外资进入的行业，中国企业可充分利用各国鼓励外国投资政策进军相关行业：其中，在哈萨克斯坦选择农业和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和商业领域;棉花、果蔬、粮食等农产品是乌兹别克斯坦主要资源，投资必然会取得不错的收益;水电兴国是塔吉克斯坦的国策，但落后的供排水系统和交通运输条件使其无法充分开发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进军该国水电资源、交通、农业等领域应有较好的前景;农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支柱，而交通通讯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行业是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农业、交通通讯等领域是意欲投资该国的中国企业的重点选择;土库曼斯坦通过拍卖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不限制参与竞拍者的身份，中国企业来完全可利用这样的机会进入该国相关行业。

【注 释】

① 国家实物赠与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或授权机关依据本国法律移交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包括：土地、房屋、建筑、机械设备、计算机、测量和调试仪器和装置，交通工具（轿车除外）生产和管理工具.

② 据2004年5月签发的《关于塔吉克斯坦自由经济区》的法律文件，该国将积极吸引国外资本在塔吉克斯坦投资并向投资者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及其他便利条件，以使该国人民能够学习到更多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经济区的建立旨在发展生产制造、科学技术、出口贸易、旅游业、银行保险业等等。为此自由经济区将建立自由关税区、自由出口贸易区、自由金融区等.

【参考文献】

[1] 王雅静.哈萨克斯坦贸易投资环境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2.12.41-48.

[2] 顾华详.论国际合作发展视野下的中亚五国经贸法律制度[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8.03.11-32.

[3] 程云洁.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的制约因素分析[J].新疆财经，2014.02.58-64.

[4] 蔡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投资法律制度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论文，2015.

[5] 张辛雨.中国与中亚能源开发合作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2.

[6] 叶芳芳.乌兹别克斯坦投资法律环境的利弊分析[J].新疆财经，2014.03.69-74.

[7] 岳侠，钱晓萍.中亚五国投资环境比较研究：中国的视角[J].亚太经济，2015.02.73-78.

【作者简介】

篇(4)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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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动员结构；农民；集体行动；环境抗争

中图分类号：D6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169-05

根据麦克亚当、麦卡锡和佐尔德的定义，这种促成集体行动参与的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即是动员结构。大致来说，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可以分为社会运动组织和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

社会运动组织的重新发现是资源动员论的一大贡献。“在资源动员论看来。社会运动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涉及了资源整合、领导分工、谈判协商的组织过程”。而“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的概念点出了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要求改变社会的运动并不是完全地脱离既有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时候，反而是利用现存的管道进行成员招募理念传播”。口’西方学者对于动员结构的组织与网络的关注是基于其本土的现实，即存在大量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基础之上的。而显然，在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组织的基础并不存在。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有关中国的集体行动的动员研究中，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的关联性”。在城市社区维权研究中，有学者以一个街区的环保运动为个案.得出了“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维权运动爆发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嘲有学者则主要考察“不同的社区网络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行动绩效”。他得出如下结论：“融合性社区网络有利于提高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同时以理性温和有序的形态出现，因而降低集体行动的社会破坏力，促进社会整合”。H’在农村社区抗争研究中，有学者通过三起对农民的环境抗争案例分析表明，中国文化在动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动员过程中，村民们常常诉诸于亲属关系、宗教、道德意识、传统的公正观等资源。有学者则以林镇的三起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得出了“在乡镇社会里，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同集体行动的暴力水平呈反比。具体来说，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高，集体行动越倾向于常规化或非暴力：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低.集体行动越倾向于破坏或暴力”。

以上关于“社区网络、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与结果的关联性”的研究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中对于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的独特的动员结构缺乏关注，这不利于理解当前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在乡村的集体行动。而在分析动员结构时，首先要关注动员发生的社会场域及结构。因此，只有把农村集体行动动员置于独特的乡村的社会结构中，才可能把握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

一、熟人网络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熟人社会”：理解乡村动员结构的起点

1.村落社会是一个聚落而居的“熟人社会”。聚落而居是传统村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恰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就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地方一起生活着。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

这样一种聚落而居的村庄与城市社区相比，其同质性更高，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也更高，于是构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恰如学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立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所谓亲，就是村落中人们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

时过境迁，中国的村落社会发生了诸多的变化。行政村逐步替代了传统自然村落的一系列功能。因此，有学者指出，“行政村虽然为村民提供了相互脸熟的机会，却未能为村民相互之间提供充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间”。基于此，该学者提出一个所谓的“半熟人社会”的框架.即所谓的强调“契约规章”、“能人政治”等。怛是，对于自然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立论，该学者也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这意味着，“熟人社会”依然是理解当前乡土中国的基本视角。

2.“熟人社会”是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网络结成的关系共同体就构成了乡土社会本身。如有学者指出，“村民将他们的关系网络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关系构成了他们的本土小世界，在其中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以此为依据相互交往。在这个小世界中，关系是Mauss所说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因为关系在这里为个人提供了囊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业余活动的社会空间”。㈣

(二)熟人网络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与优势

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熟人社会”客观上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管道。如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既有的家族、邻里、朋友、教友、同事、同学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网络，可以提供社会运动的管道。”当前，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网络已经成为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并承担了沟通、团结的功能，具有其独特优势。

1.熟人关系网络：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1)家族网络与动员。从生活实体的角度考虑.中国人所说的家族一般是以五服为界。“理解中国的村落家族乃至社会生活.没有亲属关系这个坐标系是困难的.或者说是难以透彻认识。”“亲属关系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作为生物学的基础。但亲属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关系，它们也属于社会学的关系。”口”(2)地缘网络与动员。基于成员间空间或地理位置关系而形成的群体叫地缘群体，包括邻里、老乡、民族社区等等具体形式。在农村，自然村仍是村民生产、生活活动的主

要发生地。化运动强化了农村的地缘联系.共属一个生产队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常年从事集体劳动.增强了人际交往和沟通。这种地缘关系因其中渗透的行政管理、人情往来、共同经济利益(如与地缘有关的水利、生产协作等)等得到不断的加强。(3)宗族网络与动员。宗族是同宗同姓同地域的各个家族结成的群体。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等宗族观念较为强盛的区域，宗族在农村的抗争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在中国农村宗族血缘内部，关系到宗族集体最大利益时，个人利益一般服从于集体利益，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宗族械斗时，双方宗族组织都能动员全体男性加入到行列中去。而在宗族观念强的地方，宗族就是认同单位。

2.熟人关系网络在农民集体动员中的功能。由于基于家族、地缘、宗族等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动员网络附着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这个网络就无所不在。这个网络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沟通信息，二是强化认同。

由于信息在熟人之间传递，使得信息能够迅速准确的被传播，而且其更容易被接受。恰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透过自主的沟通网络，个体比较有可能接受外来的讯息.理解改变现状的可能”。∞信息在熟人之间的传递。还有利于“认知解放”。如在环境抗争事件中，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后。会引致村民的不满，但村民一般不会主动的把生存环境破坏与污染企业的剥夺、政府的不作为联系在一起，而当抗争的积极分子借助熟人关系网络不断地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时，村民就会从环境不正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而促发其参与抗争的可能性。

3.熟人关系网络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优势。(1)基于熟人关系上的动员网络凭借的是去中心化的微观传播管道，因而也不易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不同于正式组织的科层化的传播管道，熟人之间的沟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而且这种传播不需要借助专门的管道，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例如，通过茶余饭后的闲聊、通过手机短信的传播等方式。因此基于此基础上的动员网络无所不在，令对手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不同的事件中，这个网络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就是使得其更难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2)由于依附既有的网络基础，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当集体行动通过组织发起的时候，无论这种组织是科层制的还是扁平化的.都会存在成本问题。对于科层化组织而言，要维持其正常的运作，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源的累积，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议题都能够跨越这道资源门槛。对于那些大型的科层化的组织，运作的效率成本同样很高。扁平化的组织也存在成本的问题，整天的讨论，又常常议而不决。而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早有便捷的沟通渠道，因而动员成本往往很低。(3)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这就是奥尔森有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其后，奥尔森在其书中提出了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如选择性激励。有学者把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小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原理”和“不平等原理”。奥尔森的解决办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人手.“如果想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的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所谓“小组织原理”其意涵是：人数较少时，个体成员的参与对集体行动的成败影响就会很大，而且成员之间便于监督，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参与者提供奖励，对不参与者进行惩罚。

(三)公共空间：动员网络的支撑平台

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居住的越紧凑，人们之间的被动接触和主动交往就会越频繁.就越有利于信息的传播。怛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密度太高(如高层建筑)的居民，反而会妨碍其相互交往。无论是聚落而居的自然村落，还是规划的行政村，相对于高楼林立、大门紧闭的城市社区，其空间结构都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

二、新型传媒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新型传媒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一般而言，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的，它是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这些新型媒体一经出现就被运用到社会抗议中。

1.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当年，互联网用户不过10000左右。1997年10月，在第一次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中，网民的人数还只有62万。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致36.2％，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1.31亿，占整体网民的27.0％。

互联网功能已经至少拓展到四个方面：信息获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和商务交易功能。根据2011年6月的统计，反映互联网信息获取的应用主要有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其使用率分别为79.6％、74.7％。起到交流沟通工具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即时通信、博客和个人空间、微博、社交网站，其使用率分别为79.4％、65.5％,40.2％、47.4％。而微博的迅速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由于其形式精简，能够满足多层次的社交需求，使得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病毒式地大规模扩散。截至2011年6月底，微博用户达到1.95亿，半年内增长了超过两倍，增长率为208.9％。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拓展了社会的空间，这就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更为经常。而且，由于网络空间的相对开放性与匿名性，情绪化、煽动性的语言也充斥在网络之中，一些人可能会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2.手机短信被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及其影响。2000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8526万户，2002年达到2.07亿户，2006年突破4亿户，2010年达到8.59亿户，10年增长了10倍。手机短信是在2000年的国际电信日(5月17日)最早由中国移动开通的。信息产业部《2001年通信业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移动短信及各类信息服务业务普遍受到用户欢迎，发展迅速”，但是没有公布短信的业务量。2002年，短信的业务量达到793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400条短信；2010年，各类短信发送量达到8317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1000条短信，这表明手机短信被更广泛的使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截至2006年底，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51.9部、手机69.8部、电脑2.2台。

移动电话拥有量的持续增长，手机短信使用频率的增长，使得信息的流动与沟通更为迅速。值得重视的是，由于

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家庭为基础，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只要家庭中的一个人获知了信息，全家就得到了信息。而且，其行动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的。

(二)互联网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继电视兴起后的一个新型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张，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之后改变人们生活的又一新的传媒技术。已有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被应用到社会运动的动员。目前，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曼纽尔·卡斯蒂尔斯和艾伯托·梅卢西则直接指出.新的信息技术对引发现代形式的争议与抗议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互联网的出现对于集体行动具有如下作用。

1.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通讯和联系，使得集体行动更加容易发生。有的时候，在发生了集体抗争事件之后，地方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会对报刊、电视、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进行一定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开放、不易受到控制的互联网就成为了诸多的行动者传播信息.获得最新消息的阵地。恰如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最重要意义是为公众提供了能相对自由地表达的网路空间。网路空间对公众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有如下的功能：第一.它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网路上发表的帖子、新闻、信息能被所有人阅读。第二，传播不受空间的限制，个人发表的观点和信息能够即时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三，人人可以参与网络论坛的讨论，个人发表的信息和评论常引起来自各地的回应，从而鼓励更多公众的参与。这种通过网络而形成的大规模公民参与是任何其它媒介形式都无法达到的。第四，网络空间还可以成为发起和组织社会运动的一个平台。

2.由于互联网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沟通模式的重新构造，使得群众在其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会在网路上宣泄情绪，容易激发集体行动。传统体制下的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是垂直性的，通过金字塔型的工作体系实现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转换。这也不可避免带来信息传递的高成本，随着信息传递的关节越来越多，高层信息落实到基层，也有可能会发生执行面上的扭曲。反之.基层的利益表达也存在高成本和由下到上利益表达的困难。

互联网基本上实现了超越空间性和跨越层次性.使得社会结构从纵向金字塔形态向横向的扁平化改变。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等级结构体制的冲击，同时会削弱其功能；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基层社会利益的直接表达。恰如郑杭生教授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

以环境问题为例.当地方政府部门处置不当的时候，现有的等级体制无法及时把民众的声音传递到上级部门的时候，民众就有可能直接在网路空间表达观点、进行情绪宣泄、甚至谩骂，以希望形成网络民意或网络舆论而直接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与关注。

3.互联网的强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为网路串联提供了条件。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最大不同是它有很强的多人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和匿名性。多人互动性使得具有相同兴趣的人能够迅速的聚集在一起，超越时空性降低了日常动员的成本，而匿名性则降低了动员的风险，这些促使网上的串联更容易发生，而网上的串联又极容易转化为现实中的串联。尤其是，在一个匿名化的网络社区中，人们更容易极端和情绪化，反而容易促进一些抗争活动的发生。

由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还在不断的形成的过程中.他们更容易偏激、逆反，往往会成为社会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而在上网人群中，青年人比例高居不下，如《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网民比例达到58.1％，40岁以下网民高达81.3％。这意味着通过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可能会增多。

(三)手机短信在动员中的作用

随着农民也开始广泛地使用手机，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手机短信成为了抗争者之间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如下：

1.依赖的主要是现实的熟人关系网络，传播具有指向的确定性，使得信息更容易被接受。一般而言，在手机中存储都是家人、同学、朋友等的电话号码，以便利于及时联络。这就构成了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典型的熟人的汇聚。因此，当某个人发送集体行动信息的时候，其对象一般是特定的熟人。在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早已证明，相对于陌生人，熟人显然更容易被动员并参与集体行动。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也更愿意相信朋友、同学等熟人传递的短信信息。

加入某一网络论坛、QQ群的网友，虽然在网络上很熟悉，但是，相对于手机短信的指向，仍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保证在网路上传播的信息被绝大多数网友迅速认同。反之，手机短信具有动员指向的精确性的特点。不过，也需要注意，网路空间的容量(同时在线人数等)远远超过手机短信。因此，只要动员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导致巨大的后果。

2.传播的速度快捷、广泛、准确，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动员。与互联网相比，即时性更强，但是互动性相对较弱。不同于村落中的口口相传.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群发的功能使得手机短信具有超时空性。由于隐藏在手机背后的是一个现实的熟人关系网络，一旦信息并不断的转发，就意味着不同人的网络关系被同时调动，短信就会迅速的复制，并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势头。而且，相对于网路空间的传播。短信的编辑比网路上的复杂，这反而使得大家不愿意轻易修改信息，使得其更为准确，有利于行动的动员。

3.虽然匿名性弱，但由于其即时性并且在熟人中传播，使得其更不容易被对手监控。与互联网相比，手机短信的匿名性较弱(在实行了网路实名制之后，互联网的匿名性也在弱化)。在事后，电信部门很容易追查出信息的发送者。但是，由于其具有即时性的特点，使得短信能够迅速地动员大量的人参与。而且，由于短信基本上是在熟人之间传播，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其安全性。

对于网路，地方政府还可以实施监控，如关闭BBS论坛、删除不良信息，但手机短信由于其即时性和在熟人之间传播的特点，使得它的可操控程度大大减弱。因此，信息能够通过短信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而地方政府则可能毫无察觉。

三、“熟人网络一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及其作用

从目前的情形研判，熟人网络与新型传媒网络的结合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动员结构。这样一种动员结构不仅仅是两种网络特性的简单叠加。而且呈现出新的特点。而格兰诺维特(Granove~er)的“强连带”(Strong tie)和“弱连带”(weak tie)有助于对这一动员结构的新特点的理解。

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涉及到参与个体的投入成本.一般而言，弱连带是异质性的组合，具有高度的工具性，而强

连带则是同质性的组合，往往涉及到了情感的投入。长期以来，强联系被认为作用很大，因为它联系了相互认识，具有相同属性的人群。但是，自从格兰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提出，“弱连带却被视为是个人取得机会以及社区从事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强连带则滋长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却又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破碎化。”’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泰罗运用“弱连带”分析18、19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自从印刷革命之后，具有启蒙思想的报章杂志与书刊将欧洲的读者串联起来，他们共同接受理性主义世俗化的哲学态度，对于专制王权强烈批判。泰罗认为。正是由于弱连带才能联系跨区域、跨阶级的认同，形成强大的革命潮流。相对地，相同阶级成员的强连带可以导致内部凝聚。但是反而无法取得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

实际上，“弱连带”有助于跨群体的信息的沟通，恰如格兰诺维特关于波士顿郊区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专业劳动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而“强连带”能够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构成的动员网络由于涉及到大量的情感投入，显然属于这里强调的“强连带”，它使得个体与群体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村落地熟人关系网络中，一般获得的资源都是较为同质性的资源.这客观限制了集体行动的力量。

而以互联网为核心形成的“动员网络”则具有“弱连带”的特征。通过这样一个“弱连带”，参与抗争者能够获得在熟人关系网络中所无法获得的一些异质性资源，如不同村落的人的参与.媒体的支持性报道、NGO的支持等。这些会推动集体行动的进一步发展。

“弱连带”在动员网络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其能够使得不同村庄、不同职业的人能够共同参与抗争。

当以“强关系”为主的熟人网络与以“弱关系”为主的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网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能使得动员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的人参与，并且，由于参与的人群是由大量的熟人群体构成，使得其具有更大的攻击性。这需要引起政府更多的重视。

四、小结

村落社会是一个聚落而居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既存的人际网络。

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网络就是基于这一既存网络的基础之上的。这既包括了以血缘、姻亲、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包括了以地缘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信息得以沟通，认同得以强化。它以农村中有利的公共空间为平台，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

而在快速转型期，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的发展，也为农民的集体行动动员创造了条件。互联网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利于突破传统的科层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网络上的串联。由于手机短信是基于熟人网络基础上的传播方式，除了具有即时传播的优点外，还容易获得信息接受者的认同，并更不易被对手监控。

当这两种网络结合之后，不但能够发挥各自原有的优势.而且有利于形成互补作用。互联网网络的“弱关系联结”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异质性资源，而熟人网络的“强关系联结”有利于形成团体内的认同。这样一种“熟人网络一新型传媒”的动员结构为农村的集体行动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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