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申报材料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公务员申报材料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评审范围

凡企事业单位中的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和主要精力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兼职人员;机关公务员、转业干部和机关分流人员中，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均可按政工职评要求申报相应政工专业技术资格,但机关公务员只评不聘。

二、评审对象

按照《江苏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审工作细则（试行）》规定，政工专业职务参评对象为：

1、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1）专职从事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指党委的负责人，组织、宣传、党办、研究、统战等部门和纪委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专职党总支、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编制在行政序列的宣传、宣教部门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兼有行政或技术职务的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在其主要工作岗位参加专业职务的评聘）。

（2）在工会中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指工会的负责人、宣教、组织、研究、女工部门中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

（3）在共青团、妇联组织中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

2、以其主要精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非专职人员：

（1）党政兼职，主要精力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

（2）在保卫、老干部、人事、、计划生育、民事调解、人民武装、监察、退休职工管委会等部门工作的专职干部和直接、专职分管这九个部门工作的副经理（副厂长）以及主要精力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

三、报送程序及时间

凡申报*年度政工专业高、中级技术资格的人员，即日起可到市政工职评办（设在市委宣传部宣传科，联系电话：6575223）领取申报材料，企事业单位人员申报政工高级技术资格的请于*年5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到市政工职评办；按照公务员管理和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单位人员申报高级技术资格和所有单位人员申报政工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材料，请于*年5月25日前报送到市政工职评办，逾期不再受理。

四、关于申报和评审

*年根据共人通[*]116号文件规定，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条件和评审办法作如下调整：

1、自*年起，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与评审，不作职称外语要求。

2、申报高、中级政工技术资格人员，均须获得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化素质培训（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方可参评，所获证书长期有效。

篇(2)

个人安全诚信申报承诺书范文

本人现就有关这次申报评审20**年度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的有关事项，郑重申明承诺如下：

一、本人所递交的所有申报材料，都经本人逐页仔细核实过，

保证所有材料和内容都是真实的、可信的，决无虚假、伪造和剽窃的。

本人所提交的论文、论著，是本人(或与合著人)结合理论研究与专业技术工作实践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别加以标注引用和参考的内容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

二、本人申报表中的所在单位核实意见及所盖单位公章、

档案所在地公章都是本人人事档案所属直接单位，不是挂靠单位、兼职单位。

三、本人这次仅向上海市工程系列计算机技术及应用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申报评审20xx年度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除此之外，没有在上海市范围内的其它高评委同时申报评审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

四、本人个人身份属国家公务员系列 、 事业单位编制 、

企业单位性质 。

以上内容是本人的诚信承诺，如有失实、失信、虚假情况，本人愿意接受上海市工程系列计算机技术及应用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的处理结果，并承担由此产生各项后果。

承诺人(签名)

20**年 月 日

安全诚信申报的承诺书范文

本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企业通过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网站(#url#)填报的企业及人员信息内容，以及本次提交的书面材料是真实的。

二、本企业在截至申报之日前一年内没有发生《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59号令)第二十一条以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省外建设工程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的管理办法(试行)》(粤建法[20xx]24号)第九条所规定的行为。

三、本企业承诺在深圳市具有固定的办公场地(施工总承包企业不少于200平方米;其他企业不少于150平方米);派驻的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能够满足其主项资质等级标准的相关要求。

以上承诺如有虚假，本企业及本人愿意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取消信息登记、并在两年内不接受本企业信息登记的处理决定。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20**年 月 日

安全诚信申报承诺书怎么写

本单位郑重承诺，在申报评审职称前，将仔细阅读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并理解其内容，按要求做到：

认真审查申报人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并做好评前公示工作。承诺对申报人报送的材料包括取得的业绩成果、论文、职称外语考试、计算机模块考试合格证、学历(学位)证等进行认真审核，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说明原因及时退回，并及时告知申报人。

以上承诺，如有失信和弄虚作假，其责任由本单位自负并自觉接受相应的处理。

承诺单位(盖章)：

篇(3)

2005年度是我校不断深化教学管理改革的一年。***同志作为**学院的一名教务工作者，发挥自己踏实肯干、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认真完成日常繁重的教务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还有意识地对教学改革工作进行了探索。，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在具体工作中，她协助领导进行学院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及校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工作。在探索院教学检查、毕业设计及考试管理工作规范化、教务管理微机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另外还在协助组织校院各项竞赛、MBA班教学及其日常事务管理等方面不计报酬、任劳任怨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为经济管理学院教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主要事迹如下：

1.教学检查

为规范教学管理，还专门到兄弟高校进行调研，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经济管理学院教学检查制度，制定了《经济管理学院教师授课质量评分表》等相关表格并在实际中采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学校的年底教学质量评估工作中，**同志主要参与的“教学建设与改革”部分获得了全校排名第三的好成绩。

2.考试、监考的规范化

为了尽可能的杜绝考试作弊现象，组织好考试和监考工作，严格考场纪律显得十分重要。起草了《关于经管院教师参加监考的决定》、《经济管理学院监考人员手则》等规章制度，对监考人员进行培训，严格考场巡视制度。大大减少了我院考试作弊的现象。

3.毕业设计的组织管理工作

在主管教学的院领导的领导下，每年负责布置教师的毕业设计出题，安排组织学生选题及组织毕业设计期间的检查和论文的答辩工作。

为了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起草了《经济管理学院毕业设计管理条例》等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校毕业设计检查组的表扬。

4.认真组织其他各类考试

在每年两度的国家四六级英语和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报名工作，做到语种、年级、报名费、人数等无差错。并积极配合教务处、研究生院等部门的专业考试的组织工作。

5.MBA教学管理工作

负责MAB班教务、学籍管理等工作，如：课表的编排、教材的定购、考试及答辩的组织等。工作量大、任务重，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工作。

6.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服务水平

为提高服务水平，她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在取得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并钻研教务管理工作的相关知识，先后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杂志上9篇(其中第一作者6篇、第二作者3篇)；

是教务管理类科研项目“管理类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方法与手段研究”（经济管理学院立项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另正在申报二项研究生科研项目（正在审批中）。

篇(4)

案情简介：

1994年12月，长江旅业等六家股东共同发起成立了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公司）。1997年3月，海南省证管办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推荐凯立公司作为1996年度计划内预选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1997年4月和1998年10月，国家民委先后两次向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推荐凯立公司列入1996年度A股发行计划。1998年2月证监会通知海南省证管办转告凯立公司同意其上报发行申报材料，并要求在该材料上注明列入省97年计划内。同年6月，凯立公司向证监会上报了A股发行申报材料。

1999年9月凯立公司收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转送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海南凯立公司上市问题有关情况的报告》，即：证监发（1999）39号文（以下简称39号文）。该报告称：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严重违反《公司法》，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决定取消其发行股票的资格。2000年4月，证监会以其办公厅的名义作出证监办函（2000）50号文《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材料的函》（以下简称50号文），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2]其间，凯立公司曾以证监发（1999）39号文为据，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凯立公司在对该裁定上诉期间，以中国证监会又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即作出50号文）为由，申请撤回了上诉，并于2000年7月针对39号文中称其97%利润虚假，取消其A股发行资格的表述和50号文认定其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一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原告申报材料前三年会计资料不实，97%利润虚假的错误结论；2、撤销被告作出的取消原告A股发行资格并退回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3、判令被告恢复并依法履行对原告股票发行上市申请的审查和审批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1、确认被告中国证监会2000年4月28日退回原告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3、驳回原告海南凯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39号文虽是证监会对上级机关的报告，但因其对原告的申报作出了利润虚假，严重违法，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认定及决定取消其股票发行资格的处理意见，因此，这一行为对原告的权益是具有确定力、是明确和具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由于该行为与原告的利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告能够证明该行为存在，原告就可以对该认定结论及处理意见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亦应将其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根据2000年3月16日实施的《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的规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为受理申请程序；初审；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核准发行；复议。在核准发行程序中规定，对发行人的发行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出具核准公开发行的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书面意见，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在受理程序中，将属于1997年股票发行指标内的企业划归该程序调整。上述法律规范均未规定不予核准的，可以退回申报材料。故被告作出的退回原告申报材料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且由于被告的退回行为是在上述法律规范生效之后作出的，按照有关溯及力的规定，被告的审批行为亦应适用并符合生效的法定程序。被告称其退回行为系依照旧有的程序规范作出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应确认该退回行为违法，由被告予以重作。……对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在50号文中……及在39号文中所作……的认定，鉴于本院应确认被告退回行为违法，并责令其重作，故应视为该审核行为尚未作出，本案双方争议的有关认定，现尚不能对原告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对该认定作出判断。……”

一审判决后，中国证监会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于2001年7月5日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在审查中发现有疑问的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依照‘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确认。中国证监会在未经专业部门审查确认的情况下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凯立公司虽然属于《核准程序》之前申请的企业，中国证监会也应当在保护其权益的前提下，依照该程序对其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发行的决定。但中国证监会对凯立公司的申请仅以其办公厅的名义作出证监办函（2000）50号决定，退回其预选申报材料。该决定既不适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也没有依照其自己制订的的审核程序进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行为违法并限期重作是正确的。……证监办函（1999）39号报告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且该内容已被其后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决定所函盖（原文书是”函盖“，恐属笔误，应为”涵盖“），法院已在之前的诉讼中有明确的生效裁定，故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恰当的，……”。[3]

一、 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的认定

在本案中，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即是关于证监会作出的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且一审法院在之前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与其后作出的一审判决在该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致。[4] 那么，证监会作出的39号文其性质究竟如何，法院是应当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还是应当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等加以分析，下面，笔者就将针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行政行为的界定与分类

什么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者不作为。关于作为行为的表述有很多种。[5]与民事行为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相比较，行政行为具有从属法律性、裁量性、单方意志性、效力先定性、强制性等特征，并且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公定力和执行力等行为效力。[6]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与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等。[7]其中，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是以行政行为适用与效力作用的对象的范围为标准划分的。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所谓外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出的行政行为。[8]

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笔者认为，主要应考量的因素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事项、实施行政行为所适用的程序以及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9]内部行政行为通常以内部行政组织管理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公务员或行政主体作出；其针对的事项通常有关行政主体的内部组织、内部管理，以及公务员的雇佣、奖惩等；其行为的实施须按照相关的行政程序进行（例如对公务员的雇佣程序、纪律处分程序等）；其法律效果通常是对行为对象的职权、职责、职务等产生影响。而外部行政行为通常以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其针对的事项通常有关社会事务的管理；其行为的实施须遵循一定的行政程序（例如告知程序、听取申辩程序、听证程序等）；其法律效果通常是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同时，笔者认为，以上因素应当全面、综合地加以考虑，而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如果某一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较大影响，则本着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和督促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的目的，对其他因素考量的标准不宜过于严格和拘泥。因为把某一行政行为确定为内部行政行为还是外部行政行为，在目前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能进入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该问题就并不只是单纯的学理上的分类问题，而直接影响到该行政行为是否可诉，以及行政相对方采取何种途径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从而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

（二）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

当今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就是允许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行政诉讼。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76年）第702条规定：“因机关行为而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者受到有关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要求司法审查。……”第704条规定：“法律规定可以复审的机关行为和在法院中没有其他合适补救方法的最终机关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10]而伯纳德。施瓦茨在其所著《行政法》一书中则指出，作为一般原则，谁有权利到行政机关受审讯，谁就应当有资格诉诸司法复审，反之亦然。这两种情形中的标准都是不利之影响。而法院对谁有权利作为“利害关系当事人”到行政机关受审讯的问题作出越来越宽的解释。起初法律把“明显的当事人”，即其权利和义务受到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个人，列为这种当事人，而后“利害关系当事人”的概念不断扩大，从明显的当事人扩大到竞争人，又从竞争人扩大到消费者。这种趋势并不统一，但是主流是为了公共利益，行政诉讼程序允许越来越多的人参与。[11]而美国最高法院在弗拉斯特诉科恩案中突破了只有与被司法复审的行为有直接切身利害关系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的限制，承认了联邦纳税人的原告资格。[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该法中并没有直接定义“具体行政行为”，但在第11条和第12条分别对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不可以提起诉讼的事项作了规定。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第12条并没有排除所有的内部行政行为，甚至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术语，而是直接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但自1991年7月1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中，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进一步规定，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明确的界定。其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似乎暗含着内部行政行为并不纳入行政诉讼之中。不过，自2000年3月10日起，该《意见》已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3].该解释在受案范围方面，作出了不同于《意见》的规定，不再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界定，其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4]这里使用的是“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但对“行政行为”本身并没有作出界定，也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或“外部行政行为”这些概念。同时，在该条第2款所列举的不属于行政诉讼的事项中，也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

（三）本案中39号文的法律性质及其可诉性探讨

下面再回到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案，要判断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得从法律依据、行为针对的对象、针对的事项、适用的程序和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几方面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15]第7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事实上，1998年4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并且在国务院1998年9月批准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16]因此，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有理由也应当就有关问题向上级主管机关提交报告。同时，证监会的39号文也不是向凯立公司作出的，而是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凯立公司有关情况的一份工作报告。那么，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呢？应当注意的是，39号文所针对的是凯立公司上市问题的事项，该文认为：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经研究决定，以凯立公司申报材料虚假为由，取消其股票发行资格。[17]虽然该文并没有直接向凯立公司作出，且该文也是在1999年9月1日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告凯立公司的，但毋庸置疑，该文势必对凯立公司能否上市产生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可以预见将是不利的影响。因此，从39号文所针对的事项及法律效果而言，其又具有外部行政行为的性质。当然，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毕竟，39号文不是直接针对凯立公司作出，而证监会在2000年4月向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该文抄送凯立公司）的50号文中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18]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对凯立公司而言，39号文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因而不宜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而应等证监会向凯立公司作出一决定（如50号文）之后，再针对该决定（如50号文）起诉呢？或者，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在这里证监会的行政行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应加以割裂？[19]

伯纳德。施瓦茨在《行政法》一书中论述了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成熟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成熟原则的“基本原理是：避免过早裁决，以免法院自身卷入有关行政政策的理论争论之中，同时也是为了在行政机关正式作出行政裁决之前，在原告当事人事实上感觉到这种裁决的效力之前，保护行政机关免受司法干扰。”[20]受指控的行政行为的效力不应是模糊不清、不确定，而应当成熟到具有最终性。至于“要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是最终的行为，就要看行政裁决的程序是否达到了司法复审不会打断行政裁决的正常程序的阶段，也就是说，要看行政救济是否已经终结了，还要看权利与义务是否确定了，或者说从行政行为中是否会产生法律效果。”[21]成熟的标准是不利之影响、实际性和紧急性。而美国最高法院对成熟原则的适用逐渐趋于宽松。不再把形式作为成熟性的决定因素，并且，即便是非正式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机关新闻的行为），只要发生了实际的不利影响，就可受司法复审。[22]

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成熟原则。但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已经相当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原则。[23]其第1条第2款规定了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其中第6项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可见，《解释》已清晰地体现了成熟原则的核心标准-不利影响。因此，笔者以为，依据《解释》，则一审法院将39号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完全站得住脚，其在判决书中也明确指出，因39号文对原告的权益具有确定力、是明确和具体的，与原告的利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告能够证明该行为存在，原告就可对其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亦应将其纳入案件的审理范围。[24]而二审法院虽然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但在判决书中却清楚表明了在对待39号文的可诉性问题上，有着与一审法院截然不同的立场。二审法院明确指出，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且该内容已被其后作出的50号文所涵盖，法院在之前的诉讼中有明确的生效裁定[25]，因此驳回凯立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26]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似乎暗含着在此问题上与一审法院的不同态度，似乎不赞成一审法院后来对于将39号文纳入司法审查的做法。笔者认为，正如本文前述指出的那样，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是：“……（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法院能否将一切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质疑的问题，而法院进一步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否定其可诉性，就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39号文的作出，事实上使凯立公司没有资格上报正式的申请材料，其上市的进程被停止，因而对凯立公司而言，该行为严重影响其权利义务，而这恰恰符合《解释》第12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27]的规定。至于39号文是否因其内容被50号文涵盖而失去可诉性，笔者认为，虽然39号文与50号文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39号文的法律效果，它明确、具体，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与相对方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当然，39号文与50号文都是证监会就凯立公司上市问题作出的决定，其在时间上、内容上实为一脉相承，是否可以认为39号文还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凯立公司必须等到证监会向其作出一个行政处理决定（如50号文）之后才可提起诉讼呢？笔者认为，39号文于1999年9月1日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告凯立公司，使得该文具有效力的确定性，则凯立公司此时就已经能肯定其上市进程已受重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据此提起行政诉讼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此外，《解释》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应当说，这一规定对于凯立公司而言也是相当有利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在判决中以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其内容已经被50号文所函盖为由，驳回凯立公司的诉讼请求，这无论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都有可商榷之处。而笔者以为，从行政相对方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权利义务将因此受重大不利影响的角度，并从行政法维护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的目的出发，将39号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无不妥。

二、 行政自由裁量权

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8]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29]在行政法领域，行政自由裁量权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备受关注的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围绕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为什么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主体应当如何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其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本案中的体现等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

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通常认为，行政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要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30]实际上，可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即是行政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所享有的一种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必须由法律、法规赋予，其行使须依据立法目的，遵循公正合理的原则，其内容则主要包括行政主体对相关行政行为的条件、方式、幅度等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

严格法治主义强调通过事先制定并明确公布的法律规则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其代表人物戴雪赋予法治主义三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乃是法治意味着“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特权或政府所拥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31]但在实践中，严格法治主义的主张遭到巨大的挑战。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的范围日益扩大，针对的事项日益复杂且往往富于变化，同时，在行政管理的许多领域涉及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因而授予行政主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有效管理现代社会的必需，而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已不容否认。

既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旦被滥用，其造成的危害也同样让人无法忽视[32].那么，行政主体应如何合法、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呢？通常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须遵循合法、合理原则。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须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须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须认真考虑相关因素，公正、合理地进行。

篇(5)

耿明总结案件的能力源自在反贪、反渎领域侦查一线奋战20余年的经验。进入检察系统工作以来，耿明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武汉市先进检察官，荣立个人三等功五次。2007年，耿明被武汉市检察院授予“检察业务尖子”，2010年，又被武汉市委、市政府授予“反渎职侵权，促依法行政”先进个人。

自2012年1月耿明担任反渎局局长以来，他着力查办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案件。2012年到2014年，3年来武昌区检察院反渎局共查处处级干部9人、大要案23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200余万元。

她家的支出与合法收入并不匹配

《方圆》：你的办案经历很丰富，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反渎工作的？

耿明：1993年，我从公安学校毕业就到了武昌区检察院反贪局工作。因工作需要，2008年2月调到反渎局，开始从事反渎办案。2012年1月，我被任命为反渎局局长，主持全面工作，在此之前是正科级的侦查室主任。

《方圆》：你的同事介绍，你到反渎局之后，办了不少大案要案。

耿明：是的，我到反渎局以后，办理了武昌区劳动局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原主任金强、受贿案，武汉市科技局原副局长李佳容（化名）、受贿案等几个有影响的案子。其中，武昌区房地产管理局祁海松、受贿案被湖北省检察院、武汉市检察院均评为“精品案件”，并入围“全国反渎职侵权百件精品案件”。

《方圆》：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几个案子？

耿明：我先介绍一下李佳容案吧。李佳容当时是武汉市科技局副局长。当时武昌区检察院收到武汉市纪委移送的线索，李佳容涉嫌受贿、渎职。我们于是展开侦查工作，对李佳容的个人财产、银行存款都进行了调查，也接触了一些涉案单位，掌握了她的部分犯罪事实，决定以渎职为突破点突审李佳容。

《方圆》：结果如何？

耿明：刚开始很不顺利。李佳容到案后声称是偶尔打麻将时收了点别人给的钱，逢年过节也收点2000元到3000元价值的购物卡，此外就是一些在健民药业公司报销车油费、修理费等小事情。基本上供述的内容都是一些违规违纪的问题，没有大的问题。

就凭这些内容把李佳容移交是不可能的。这跟我们事先掌握的情况也不相符。于是我们办案人员回到院里，立刻召开了一次“火线诸葛亮会议”。

《方圆》：什么是“火线诸葛亮会议”？

耿明：“火线诸葛亮会议”是我给取的名字，一般是指在案件突审遇到阻力或者没有进展时，召集所有办案人员开的一个短会，目的是帮助大家明确形势、统一认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鼓足全员干劲，攻坚克难。

会议上，每个人都要对案子的侦查献言献策，根据会议的调整部署，往往随后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例如之前我们在审讯另一个案子的行贿人黄先贵的过程中，就遇到无法取得有效供述的情况，黄先贵本人性格偏激、多疑善变，前面交代过的问题，只要形成正式的调查笔录，他马上予以否认，拒不签字。

后来，经“火线诸葛亮会”后，大部分办案人员认为，黄先贵的心理防线已经动摇，只是还心存侥幸，不愿意面对现实罢了，因此态度反复多变。所以，我们加强了对黄先贵的侦查和取证，使黄先贵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和不如实供述的严重性，最后把情况都交代了。

《方圆》：李佳容的案子中，开完会后有什么突破？

耿明：当时开会时，大家分析判断，武汉市每年有好几千万的科技扶持资金，李佳容具有决定这些扶持资金归哪些单位享有的巨大权力，我们认为收取这点购物卡的行为，与我们掌握的情况明显不对等。

此外，我们还对李佳容的家庭、存款、家产、社会关系等进行了调查，发现她家境贫寒。她是农村家庭出身，48岁做到副局长，完全靠个人打拼，很不容易，然而，她家的支出与合法收入并不匹配。所以我们调整了审查方向，决定让女检察官去和她交谈沟通，也许能动之以情。

最后是办案人员马丽娜接到这个任务，她主动去找李佳容拉家常，掌握了她老家里的一些情况。她有两个智障的弟弟，生活费都需要她支付，需要很多钱，以她的正常收入是无法负担的。就这样，我们利用外侦调查掌握的证据，最终使李佳容开了口。

原来，李佳容负责对健恒药业公司申报的新药百癣夏塔热胶囊推广应用项目、通滞苏润胶囊推广应用项目审核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武汉市科技局申报科技项目的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审核，明知这些项目含有虚假申报材料，仍然审批通过并下拨相关科技扶持资金。

《方圆》：正常获取科技扶持资金流程是什么样的？

耿明：正常获取科技扶持资金的程序应该是：首先由科技局在网上通知，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就把相应的材料准备好，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科技局成果处提交。科技局成果处收件后，然后组织专家评审验证申报材料提出的科技项目。评审通过后，成果处作出推荐立项的建议，由科技局报市财政局审批，然后再报市人大预算委审批，通过后由市科技局、财政局联合下文下发通过的企业项目名单。最后由市科技局相关处室与申报企业签订“项目计划任务书”，由市科技局对企业拨付科技扶持资金。

《方圆》：李佳容负责什么工作，她是怎么做的？

耿明：李佳容所在的科技局需要对企业申报的项目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确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确认后推荐上“专家评审会”，根据评审结果报科技局办公会讨论，办公会通过后就下通知立项。本案中，李佳容明知申报企业财务报表、财务审计报告等材料均系造假。

而李佳容之前长期担任成果处、高新处等主要业务处室的处长，在担任科技局的副局长后，也分管这两个业务处室，专家评审时，处长向专家打个招呼或事先定个基调，一般就能顺利通过。另外在申报资金额度分配上李佳容作为处长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谁与她亲近她就多拨付，谁疏远就少拨付或卡住不通过。这个“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让旁人很难发现她有明显的不当或问题。对此，我们后来还向科技局发了检察建议。

核实造假名单上的所有人

《方圆》：像这样的案件，涉及专项资金审批，涉事企业和犯罪嫌疑人多数素质都很高。和他们打交道，查办案件有难度吗？

耿明：武昌区检察院反渎局办理的案件确实有这个特点，高学历、高素质者较多。例如武昌区劳动局就业训练中心原主任金强，伙同武汉市文昌高级职业学校原校长叶文，利用承担农民工培训的机会，相互勾结，利用职权弄虚作假，大肆套取国家专项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60多万元，也是典型的这一类案子。

在办理这个案子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让人难忘。当时，武昌区劳动局的培训档案很多都封存在档案室，可以说是多年未有人进去查阅，积满灰尘。我们在寻找农民工培训资料时，吃了很多苦。我还记得，那天，我们一打开区劳动局的档案室，因长久无人查阅且有动物在里面安家，气味十分难闻，就在那间闭塞的档案室里，当时又是6月，天气很热，我们汗流浃背地寻找农民工资料，并逐一进行核对。那次经历真的令人难忘。

《方圆》：看来这个案子给你的印象很深刻，能否详细讲一下？

耿明：这个“农民工培训”案是源于省院发起的一次专项行动：国家对农民工免费培训，以提高其就业技能，本来是一项惠民政策，但是有少数社会培训机构却打起了这块“唐僧肉”的主意。

当时收到省院的专项行动通知后，我们对本辖区的农民工培训情况进行了梳理，发现文昌职校和新澳学校几家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申报数额较大，可能存在问题，于是决定以文昌职校为重点进行排查。

首先，我们办案人员到劳动局将这几年文昌职校上报的名单明细调了出来，进行初查，由于武昌区是中心城区，无农村户籍人口，所以文昌职校培训的农民均是外地人。我们先对应着名单上留的联系电话逐个拨打，发现要么是空号，要么人机不符，后来发现部分农民的联系电话留的是文昌职校教职员工的电话，有时几十个人留的都是同一个电话号码。这样疑点就出来了，留下联系方式是为了方便主管部门核实农民工培训情况真伪的，为什么要留教职员工的电话呢？这其中肯定有造假情况。

由于农民工培训完后极为分散，全省各地都有，还有到外省的，而且大多数农民工不在户籍地，很多在外地打工，只能从中筛选一部分核实。于是我们尽量找武汉周边的或电话能联系上的，先后到黄陂、随州、咸宁、黄冈、仙桃等地出差核实了培训情况。

核实了几十名农民工后，我们发现，文昌职校上报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伪造的，要么是将国家补贴政策出台前他们学校已收费培训人员名单造册上报，要么是在外收集熟人的身份证造假，要么就直接在电脑上打印假身份证造假。

《方圆》：要确定文昌职校的造假数额，需要对上报名单上的所有人进行核实吗？

耿明：是的，工作量很大。我们从劳动局堆积如山的申报资料中将文昌职校近几年上报的资料全部调了出来，经大量的人员、长时间的加班，进行一一核实。首先是将一看就明显是造假身份证的资料挑出来，统一到公安网上进行查询，如果身份证号是造假的，就可以断定这个申报材料是造假的；其次，我们将真身份证与真人进行一一对比调查，如果他们的身份证被熟人借出去用过，而他们本人根本就从未参加过农民工培训的，证明这一类也是造假的；还有就是往年在文昌职校缴费培训过，但资料却显示其与同期学员均享受过补贴的，我们只要从中找出一个人取证，让他将毕业合影上的人员信息都提供出来，即可证实与这些人有关的申报材料也是造假的；最后就是到首义路街道派出所去查询相关人员的暂住证登记情况，因为文昌职校培训的学员每期都必须在派出所登记暂住证，当期的人员没有登记过，这也可以证明申报材料系造假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核实造假情况确实花费了办案人员大量心血。当时我们每天加班，到最后都要崩溃了，如果不是强烈的责任感和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当然，查清了这些内容，最后办案就是水到渠成了，我们带着大量证据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金强、叶文等人，二人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案件最后办理得非常成功，金强、叶文等人分别以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闲下来喜欢琢磨和写东西

《方圆》：你们查办了这么多案件，存在案件线索发现难的问题吗？

耿明：以前存在线索发现难的问题，可我上任当局长后就开始了着手调研，省院反渎局内部这几年也出台了《发现线索一百招》，帮助我们解决线索难找的问题。

现在我们主要案件来源是靠纪委和相关部门移送，比如武昌区纪委前期调查掌握的具体线索。再就是在各类突发事件或事故的新闻报道中发现、收集和判断是否有领导干部、执法人员、的行为。这些线索有些尽管没有形成案子，还是能发现不少问题。例如辖区内的白沙洲水厂为了除掉水中的气味，加大了氯的剂量，使水中有很大的气味，无法饮用，引起居民强烈不满。我们调查后发现，水厂取源时，因为上游的闸口清淤，把闸口打大了，水厂只有通过加大氯气剂量来处理水，这个加大量对人体没有多大的伤害。因为这个事情不好用刑法去评价，所以我们就没有立案侦查。

《方圆》：从媒体报道中，也有找到过最终立案侦查的线索？

耿明：之前提到的祁海松、受贿案件线索的发现，就源于从群众举报、群体性上访事件中获取的信息。当时武昌区的房地产“绿洲广场”项目烂尾，一直不能交付业主办理房产证，业主曾多次上访，媒体也做过报道。后来，我们又结合湖北省检察院反渎局反馈的信息，查办了该案。

除了媒体揭发和纪委、相关部门移送之外，深挖案件也是发现案件线索极其重要的方法，而且成案率极高。比如我们在办理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原副主任戚昌耀一案中，在对青山区商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科主任张良和青山区冶南副食品市场法人代表刘传云进行调查取证时，发现二人表情极不自然，通过敏锐的察言观色和多年办案经验，我们断定二人可能有问题。随后经一番攻心斗智、因势利导，二人均交代在拆迁中受贿10万元的犯罪事实，又挖出两件受贿案。

《方圆》：从反渎办案中挖出贪污贿赂案件的线索，说明你们院内部有很强的联动机制？

耿明：反渎的工作，被称为不进腰包的腐败，所以通常很隐蔽，我们也注重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动，才能更好地发现案件、查办案件。例如我们跟民行科密切保持联系，因为渎职线索很多都隐藏在民事案件纠纷中。例如法院法官徇私枉法裁定的情况，只要认真查看分析判决书就可发现。之前，我们查处武昌区法院杨园法庭原审判员张胜的案子，就是由民事行政检察科在办一起民事申诉案件中发现，因为张胜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所以案件就移交给我们侦查。

同时，我们也保持与侦监科等部门的联系。现在我们推动的反渎“1+N模式”，就是反渎加民行、侦监、公诉等，形成合力办案。

《方圆》：听说你平时除了工作，还喜欢写点东西。

耿明：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忙完手中的工作，闲下来就坐得住，除思考案子外，我就喜欢乱七八糟地写。而且以前年轻，上进心很强，总认为多写材料，能表现一下自己，这些年我在《人民检察（湖北版）》、《武汉检察》等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调研文章。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认为多动笔能保留当时办案的真实场景，也能提高个人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对我的工作也能起到促进作用，说不定今后写回忆录时还能用得上。反渎局事多人少，有限的人力要用在一线办案工作上，那么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材料、调研文章、集体和个人的先进事迹材料等综合性事务工作我就责无旁贷地要多担待些，尽量做到让大家安心做好办案，不为这些琐事再耗费精力。

《方圆》：这种爱想爱写爱琢磨的性格是不是也有助于办案？

篇(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今年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开展以来，全省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呈现出不断深化、规范发展、全面推进的良好态势，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强了政府及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但是这项工作开展不平衡，行政审批数量过多、程序繁琐、效率不高、个别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实效性不强，甚至流于形式的问题仍然存在。为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构建作风整顿长效机制，真正做到便民、利民、为民，推进“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尽快实现“四个跨越”，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认识，切实加强对政务服务中心工作的领导

政务服务中心是推进政务公开、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重要平台，体现了优质服务、规范高效、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的特点，展示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范例。各级人民政府务必把认识统一到省政府的决策上来，把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作风整顿建设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全力推进。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作为本地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负总责，把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作为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目标考核，明确政务服务中心为同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政务服务行政机构，选派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办事认真、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干部充实政务服务中心领导班子；要将政务服务中心作为展示政府为民服务形象的窗口，建在交通便利、位置适中、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地点，在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办公场地、运行经费等方面切实予以保障。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由政府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领导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领导。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力支持和配合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作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完善本部门、本系统加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建设的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对窗口充分授权，增强窗口办事能力，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态度好、有培养前途的后备干部和业务骨干到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窗口工作人员，把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作为联系基层和群众、改进机关作风、培养锻炼优秀干部的重要场所，定期研究解决窗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规范审批，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建立政务服务中心，关键是要转变职能，建立规范、高效、便捷、透明的行政审批运行方式，为群众服好务，为企业服好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好务。省审改办要会同省政府法制办、省编办、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清理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20**〕22号）要求，依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和监督的原则对现行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再次清理，该取消的一律取消，该调整的一律调整，能下放的一律下放。

（一）各地、各部门自行设立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取消。

（二）对虽有法定依据，但与现实管理要求不相适应，难以达到管理目的的，予以取消或调整。

（三）对通过市场机制、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予以取消或调整。其中，可由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进行自律管理的，一律交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

（四）对通过质量认证、事后监管可以达到管理目的的，予以取消或调整。

（五）对一个审批事项多部门、多环节审批的，必须按照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部门承担和权责一致的原则进行调整，其他部门和环节相应取消。

（六）对下级行政机关可以实施的，必须按照方便当事人、便于监管的原则下放管理层级。凡由下级行政机关作实质性审查，上级行政机关只是作程序性批准的审批项目，一律下放到下级行政机关。

（七）凡规定为备案审查的，一律不得搞成变相的行政审批，备案必须当场办结。清理结果6月底前报省政府审定公布。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要以省政府公布的行政审批项目为基础开展清理工作。各地清理结果由市（州）人民政府初审汇总后报省审改办，由省审改办牵头，会同省政府法制办、省编办、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按照全省市（州）、县（市、区）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数量、申报材料、收费“四统一”的要求进行审核，审核结果由各市（州）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清理工作要在今年9月底以前完成。

凡行政许可事项以及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提起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包括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必须纳入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办理。有特殊情况不进政务服务中心的，省级部门的项目要经省政府同意，市、县级部门的项目要在征求上级政务服务中心意见后由本级政府决定。对纳入政务服务中心的行政审批事项，要按照“一个窗口对外”的原则，各部门一律不得再在原单位受理和办理，各部门也不得擅自将审批事项从政务服务中心撤离。上级部门不得干预下级政府集中受理办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纳入政务服务中心的行政审批事项必须制定办事指南，实行法律依据、办事程序、申请条件、申报材料、收费依据及标准、办理时限、投诉渠道“七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必须在承诺时限内办结，承诺时限应在政务服务大厅显著位置公布。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收取费用的，必须按照公布的法定项目和收费标准直接在政务服务中心银行窗口缴纳。禁止一切乱收费、搭车收费。行政审批事项较少和发生数量较少的部门，经政务服务中心审查同意，可以纳入综合窗口统一管理。

为方便办事群众，节约行政成本，已经设立政务服务中心的地方，部门不得再另设办事大厅或分中心；已经设立的，应限期归并。确实不宜归并的，应征求上级政务服务中心意见，由市（州）人民政府批准。

三、大力创新，建立便民高效服务机制

政务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制创新的产物，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各地、各部门要以便民、高效为核心，从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的特点出发大胆探索，在构建新机制、新体制上下功夫，建立健全与“一站式”服务相协调的行政审批运行机制。各部门要尽可能地把行政审批职能调整到一个内设机构，成建制进政务服务中心，使行政审批的重心和实体性职权向窗口转移。要通过向窗口充分授权，实行部门领导定期到窗口现场办公、行政审批首席代表、联网办理等途径，使窗口既受又理，增强窗口办事能力，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各部门要建立完善机关和窗口、机关内部行政审批事项高效运转机制，分解落实办理流程及时限。审批权在省级以上部门的项目，省级部门必须明确本机关及下级机关的审核审批时限并向社会公布。对所有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按收费标准的下限收取。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要会同法制、审改等部门对行政审批项目的办理程序、办理时限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对不需要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技术检验检测，只进行形式要件审查且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行政审批项目，部门应授权窗口当场办结，实行即来即办，即收即办。对不能当场办结的项目，要尽可能地简化程序，压缩时限。对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的审批项目，由政务服务中心牵头，其他部门支持配合，实行联合办理。政务服务中心要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必要时由同级政府组织协调。

要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延长服务链，完善“一站式”服务功能，努力将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成为政府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综合平台，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务服务网络体系。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根据便民服务的要求将流动人口婚育证、外出人员务工证、农民建房证、零星树木砍伐证、结婚证、老年证、身份证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证照办理下放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承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整合服务职能，对相关证照的办理实行“一站式”服务，上级政务服务中心应加强指导；要创新服务方式，采取流动服务、下乡服务等方式，主动为基层群众提供周到便捷的服务。村民委员会、社区应设置便民服务代办员。代办员要按照“三少一多”（让群众少进一次城，少进一道门，少找一次人，多献一份爱心）的要求，实行免费代办服务。

国有资源（资产）“招拍挂”、政府新闻、政策咨询、重大决策听证会、房产登记、跨辖区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等群众最关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事项，必须按照“公开、便民、高效、规范”的方式运行，有条件的要尽可能地在政务服务中心进行。

四、落实责任，建立作风整顿长效机制

各地、各部门要把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检验和展示本地、本部门作风整顿成效的重要窗口，强化管理，落实责任，努力克服行政权力越位、错位、移位、缺位现象，严肃惩治“顶门杠”、“中梗阻”、“下搁浅”等问题。

各级监察机关要认真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95号）和《**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省政府令第193号）的有关规定。在政务服务中心派驻监察机构，加强对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搞形式主义、走过场、授权不力、办事效率低下的，要批评教育，坚决纠正；对项目和收费应进不进、两头受理、吃拿卡要、搞弄虚作假以及擅自设定行政审批项目、擅自增加行政审批条件和申报材料、擅自将项目和人员撤出政务服务中心的单位和个人，要依纪依法采取措施，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当地政府应对该部门班子实行问责谈话，仍不改正的，对该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做出组织处理并给予纪律处分。

各级法制部门要加强对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的指导和检查。省政府法制办要定期清理公布现行有效的行政审批项目，研究制定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以及行政审批项目联合办理的方案。各级人事部门要把政务服务中心作为培养、锻炼优秀公务员的基地，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干部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

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要根据行政审批管理、招投标管理、公共服务事项管理、网络建设等实际工作的需要合理确定政务服务中心的编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在保障政务服务中心运行经费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政务服务中心的投入；要设立政务服务专项事业费，用于解决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级目标督查部门要会同政务服务中心抓好省委、省政府决定和《**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第199号令）的贯彻落实，适时开展督导检查。

各级新闻媒体要加大对政务服务工作的宣传力度，弘扬先进，唱响主旋律，积极营造全省良好发展环境，展示和维护党委、政府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基层服务的良好形象。

篇(7)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实施“科技兴区”战略，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20）》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强我区综合竞争力，促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创建目标

按照科技部—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各项指标进行创建，通过科技部－年度全国科技进步综合考核，并争创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

三、考核内容

（一）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1、党委政府重视情况

党委或政府召开、研究解决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或参与的科技进步工作重大问题的专题会议和听取科技管理部门科技工作专题汇报的次数，每年总计不少于四次，并切实、有效和及时解决科技进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2、科技管理机构情况

本级政府设立独立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所属乡(街道)全部设置专门科技工作机构或配置专人负责科技工作。

3、科技经费投入情况

全区本级科学技术支出所占比例达到2%。

（二）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为

1、科技促进主导产业发展情况

重点开展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先进适用技术、科技成果和再创新等举措，推动主导产业发展的项目3-5个。

2、科技促进创业就业和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推动科技特派员创业、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开展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创业培训、开展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

3、产学研联合情况

举办产学研合作项目对接活动、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等。

4、科普工作情况

主要包括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及使用，组织大型科普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

5、本地区科技工作特色

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开展促进本地区科技进步特色工作，包括：相关科技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企业发展、科技防灾减灾等内容。

6、党委政府其他部门依靠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举措与成效

主要举措是教育、工信、农业、商贸、卫生、环保等多个党政部门充分发挥科技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开展科技兴农、科技兴贸、科技强警等工作。

7、乡党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依靠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及经验

乡党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充分发挥科技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开展各项科技工作。

四、创建步骤

（一）准备阶段（6月1日－6月15日）

1、成立“区科技进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开展全区“十二五”科技进步工作，并指导创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工作。

2、制定工作方案，分解任务，建立创建工作目标责任制，召开创建工作动员会，统一思想，落实任务，明确责任。（6月15日前）

（二）汇编材料及初审阶段（6月16日－6月30日）

1、材料报送（6月20日前）：各单位组织专人负责，严格按照科技部科技进步考核指标要求，整理相关数据和材料，报送区科技局，做到材料齐全，数据准确可靠，逻辑层次明晰。

2、材料汇总（6月25日前）：区科技局填写基本情况表、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定量指标，撰写考核定性内容。

3、领导审阅（6月28日前）: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审核。

4、市检查初审（6月30日前）：提交市科技局初审，根据指导意见，进一步补充完善申报材料，并报送省科技厅。

（三）审核阶段（7月1日—7月15日）

专家审核（7月15日前）：省考核专家组依据审查的材料填写考核计分表，计算被考核地区的得分，考核专家组根据考核地区的得分经综合分析和讨论，作出考核组意见。

（四）迎检阶段(7月16日—7月25日)

区科技进步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和各责任单位精心组织，扎实做好科技部的抽查准备工作，争取我区进入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行列。

五、保障措施

（一）成立专门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成立“区科技进步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按照科技部的考核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分解指标任务，加强对考核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及时研究和解决考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二）加强部门协调，形成创建合力

各责任单位要按照职责开展工作，加强协调，形成推动科技进步工作的合力。建立责任单位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科技与各责任单位的配合与协作，保证创建工作顺利完成。

（三）设立专项经费，提供资金支持

区财政列出专门预算，全力支持创建活动中会议、调研、统计、印刷等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