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基本法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税收基本法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经济体发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历史，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

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

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

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篇(2)

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需要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的支持，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是税收行政执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规定税收行政执法权的授权，规定税收行政执法的行为规范，规定税收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和保障。

完善基础性的税收法律体系，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拟定税收基本法，短期内在修订宪法不易的情况下，继续拟定税收基本法是可行之举。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一些税收基本法律问题，以统领和协调单行税收实体法与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以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税收基本法要对税收共性问题做出基本规定：如对政府是否拥有征税权做出严格规定，税种设置的基本原则，税收管辖范围及权限，税收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违法责任追究，税收司法保障，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等，以达到在税收领域内统一和规范。二是拟定税务机构组织法或条例，规范税务机构设置，组织形式，职责职权，管理体制等等。三是单行税种的暂行条例上升到实体税收法律，增强税法的权威性、规范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四是立法要规范。立法要降低规范的弹性，提高规范的可操作性，增强规范的严密性、科学性；同时，立法机关要及时制定、公布全国统一实施的配套规范——实施细则，以保证法律正确顺利实施，增强透明度。税法解释权应属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不能自行制定有决定效力的解释和规定

综合以上各点，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包涵：以宪法为统领，以税收基本法为税收法律的基础；划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将单行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依据法律授权，由相应立法部门做出法律规定；依据法律规定和税收管理权限，对税收具体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以利于税收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进行。

（二）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

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是指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执法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税务行政执法程序最重要的原则和特征是程序法定。在我国已有的行政程序法中，除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国家赔偿法等外，还有程度不同的规定散在各级行政法规文件中，这些法律法规为我们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促使税收行政执法权更进一地公正、合理行使，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总结国内经验，借鉴国外做法，有必要程序制度来规范税收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制度主要有：

第一，税务公开制度。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的重要制度，在税收实践工作中，我国提出的税务执法“八公开”制度在21世纪税务人力、资源开发国际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将税收执法依据公开，执法信息公开，处理决定公开，执行裁决等公开，以利纳税人行使自己的权利，促进税务行政执法权力的正确使用，从而遏制腐败的产生将起重要作用。

第二，税务相关人回避制度。税收征管法第12条规定：“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这为税收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履行公正行为有了法律依据，也使税务执法取得公正结果增强了保障。

第三，税务相对人参与制度。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享受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促使税务行政机关公正执法，纳税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第四，说明理由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有规定：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将处罚决定、事实、理由、依据告之当事人，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也应告知。这对税收行政处罚前的理由说明同样适用。

第五，时效制度。行政处罚法对时效均有规定，对税务机关提高行政效率同样提出了要求。

此外，合议制度，复审制度，咨询制度，顺序制度，保密制度等程序性制度，都对规范税收行政执法权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都应该严格和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以达到依法治税的目的。

（三）严格税收行政执法监督

多数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环境比较差，对税收行政执法监督也相当重视。税务执法人员是否真正履行执法责任，执法行为是否合法规范，应通过税收行政行为执法监督做出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进而推动税收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税的进程。

1.从法律上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力与监督制约是现代社会的一对矛盾体，税收行政执法权必须在相应的监督制约之下，这是依法治税的基础和保证。严格对税收执法权力的监督制约，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上原则规定权力授予和权力限制程序，二是建立税收法律监督体系，三是依法培育相应的权力机制。权力从法律出，这是对权力监督制约的基本要求，但法律规定权力要避免弹性化和模糊化，例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易出现主观臆断，难以体现公正规范的问题，需要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适用标准和适用幅度上做出可操作性规定；二是为了从根本上堵塞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漏洞，就要对权力进行分解，对税收行政执法权力也要合理进行分解，以制约权力的滥用；三是对有弹性的、模糊的特殊规定则是越少越好。

2.建立健全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税收行政执法监督按主体划分，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指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对税务人员的监督。外部监督分为行政监督（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纳税人监督、社会监督等。内外部共同监督组成税收执法监督体系。在内部监督中又可分税收行政执法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特别是对重要环节和重点岗位予以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全过程监督。

3.提高公务员法律知识水平，保护公务员税收执法积极性。开展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增强遵纪守法自觉性。现在实行的税收执法错误追究制度，实际上是追究税务执法人员失职行为的制度，对违法失职的税务人员可依据公务员条例等法律予以惩戒，但对税务执法人员力所不及所造成的错误，要区分情况，不能一概处罚，以保护税收执法人员依法治税的积极性。

（四）加强税收行政执法协调

我国两套税务机构的存在，难免出现税收行政执法的欠缺或交叉。1.应在法律、法规上明确划分各自职责，避免职责交叉；2.规定税收行政执法矛盾协调解决原则、程序和具体办法；3.设立专职职能机构，负责研究、协调和解决国、地税两个税务机构之间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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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调控经济行为要求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合理化，是把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有序而富有成效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取得相对稳定的形式。政府的征税行为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职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维护本身的单向利益。因此在调控经济过程中遵守的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单纯的从某一级别个别的利益偏好而随意变动征税行为。必须明确的是：尽管征税寓含着政府的权利意向，但它也只能是政府的经济行为而非权力行为。如果把征税视为政府的一种权利职能，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形成市场的混乱，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的约束，强化政府权利对经济运行的推动功能，进而实现税收杠杆的平衡。必要性：

第一，可以使经济活动主体（生产经营和消费行为）合理化。其实质就是市场配置的合理化，减少企业不规范行为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运用税收杠杆作为导向机制，规范企业严格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用市场主体的法人资格进行自我规范，借以制导企业运用按照社会的轨迹良性运行，从而实现以最少的资源最大限度的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

第二，通过财政扩大经济内需，可以调整消费者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保证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第三，利用财政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环境相协调发展；第四，利用财政杠杆的倾斜，通过落实发展机制，形成东中西的优势互补，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模式；第五，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可以加大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各项事业的投资力度，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调节国民经济往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

二、我国当前税收调控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至今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还需要有步骤的进行改革和完善，因此这就决定了我国税收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同某些政策会产生矛盾:

(一)现行法律体系不健全

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正是因为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市场不能对某些相关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许多市场经济问题的出现，因此制定一部完整的、关于税收调控的法典很有必要。首先，就市场来说，税收在被越来越频繁的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现行税法对于宏观调控职能表现不突出，不能从经济法上真正去解读税收；最后，税收调控法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法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的必要手段，因此必然会走向法制化。

(二)现行税收制度

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乏力，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实现以国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差距过大、税收分配政策不合理的现状导致了很多居民收入水平低而缺乏消费的能力。其政策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分类制虽简单明了，但在当前收入来源多元化、复杂化的现状中却难以体现税负公平、合理负担原则，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能力。例如现在有些实际收入多的人缴税的金额却比收入少的人要少，有失公平。其次，财产税征税面积狭窄，难以有效应对收入结构失衡、财富集中的形势。由于现行税法的不完善性，我国目前开征的财产税只有房产和车船，而遗产等更巨大的财产却没能纳入开征范围，因此就造成了我国大量富二代的出现，也使得贫富差距更加显著。

(三)现行税收制度

很难有效的调控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首先，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体制来说，主要还是依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发展的需要力度不够，因此造成发展滞后，并未实现第三产业的协调拉动；其次，当前税收政策未能有效的引导社会各个方面向农业投资，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表现在：第一，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目前农业最主要的投资来源；第二，我国涉农的税收制度几乎都集中在农产品的种植和农业科技的推广上，而最主要的农产品销售和养殖业却缺乏优惠。

三、关于构建和完善我国财政税收调控法的思考

所谓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就是以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出发点，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以税收决策国策的规律进行决策，财政税收决策者的权利受到公众监督和法律约束的过程。

(一)制定宏观调控

基本法社会主义是法制经济，必须以法制为准绳，良好的财税法律法规是控制经济的前提，而财政税收调控法属于宏观法律调控体系，因此可以通过创建《税收调控基本法》来对税收调控法做出最基本的规定，如原则、特征、手段等等，通过细分来对税收调控体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税收调控基本法》时，要注意同《税收基本法》的区别。要尽量在书中完善税收调整法的各税种法，从而可以加重或减轻经济主体税负，从而起到影响其它经济活动的税收调控措施。

(二)加大税收对分配的调节作用

缩小居民差距，拉动国内总体需求首先，纳税人的综合纳税代替分类税制，通过一次性对纳税人的收入综合进行纳税可以更直观的了解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从而实现多收入者多纳税；其次，完善税收来源，例如开征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发挥税收在保障高收入、保障低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发挥税收在调节产业结构中的作用

首先，要加强对第三产业等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调控，例如可以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等，鼓励其发展，从而缓解我国目前紧张的就业压力；其次，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将税收的优惠政策范围扩大到农业、养殖业等相关产业，对能够促进发展的组织机构给予税收优惠，从而促进农民组织成立或中小企业的建立。

(四)以良好监督、社会关注和信用体系

为后盾一方面政府要严格公正的执法，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也要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时时刻刻关注执法者的行动，督促执法者在执行权利时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公民个人也要发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四、结束语

篇(4)

【关键词】税收筹划 规避 价值最大化

一、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

1）经济环境变化风险。企业的纳税事宜与税收政策及所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会施行积极的财税政策，制定减免税或退税等税收政策，鼓励企业的生产和投资，企业的税赋相对较轻或稳定；反之，政府为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就会利用税收杠杆调整税收政策，企业的税赋可能加重或不稳定。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在不同时期或地区，运用税收杠杆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针对不同产品或行业实行差别的税收政策，使税收政策常处于变化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将会对筹划人员开展税务筹划特别是中长期筹划产生较大的风险。所以税务筹划将面临经济环境变化所引致的风险。

2）税收法律及执法风险。即由于税收法律的不明晰性和各级税务机关在执法时未按相关法律或法定程序受理税收筹划事项所导致的税务筹划风险。一方面，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税收基本法，现有的税收法律、法规层次较多，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众多，企业可能要应对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纳系统，所以筹划人员适用法律时就可能因不了解相关税收法规或是对法律理解有偏差或适用不当，从而导致筹划失败。同时，由于税收法律法规庞杂，税务筹划人员在筹划时可能对税法精神认识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引致税收法律选择风险。

二、企业进行税收筹划需注意的问题

（一）投资税收筹划应该注意的问题

投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中对投资规定的有关减免税政策以及优惠政策，设计多种投资方案，实现为企业节税的目的。在税收筹划过程中要考虑公司的创立形式以及附属公司是分公司还是子公司，或者是否将公司设立在税收优惠地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这都是为了节省税收，但是企业投资税收筹划要注意一些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企业节税的目标。首先，企业在进行投资税收筹划时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税收筹划不仅仅是为企业节省税收，同样进行税收筹划也要企业支付相关费用，不能仅仅使税收筹划方案在理论上可行，更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税收筹划时，不能单纯的只考虑节税带来的现金流量，要考虑增量现金流量。企业往往为了达到节税的目的，选择对企业并不是最有利的投资方案，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并不会非常有利，也就不能真正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其次，企业在进行投资时，税收筹划自身是存在风险的。企业能否把握好国家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对投资进行纳税，如果不能深刻理解国家相关法律政策，整个税收筹划方案很可能是失败的。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税收筹划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税收筹划的风险，不要让企业陷入两难境地。

（二）筹资税收筹划应该注意的问题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即企业采用税收筹划方法为企业减少筹资成本的方法。企业筹资的渠道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权益筹资，一个是负债筹资，无论哪一方面，都要付出一定的资金成本。企业筹资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不能片面的考虑成本的节约，负债筹资资金成本可以抵税，但是也要考虑对其它因素的影响，只有税收筹划方案带来的收益大于费用支出时，税收筹划方案才是可行的。对于筹资利息支出，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也要密切注意国家的相关规定。对于租赁问题，经营租赁以及融资租赁二者之间要进行权衡，对于企业不同的角色即出租人或者承租人考虑不同的节税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有效减税的目的。

（三）企业收益分配纳税筹划应该注意的问题

企业在进行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对企业自身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关键是要注意对投资者的影响，不同税率地区对投资者利润分配的形式要加以区分，为投资者创造利润，减少税收负担。另一方面，股利发放形式也影响着股东的收益，发放现金股利，需要缴纳所得税，发放股票股利，投资者可以获得增值收益。因此，在收益分配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各种形式的选择，为投资者减少税负，确保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四）资本运营税收筹划需要注意的问题

财务管理的各个活动都是通过资产的运营展开循环的，因此，在展开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要注意为企业节税。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为企业节税。例如，在营业现金流量中，固定资产可以抵税，而且不同的折旧方法纳税是不同的。存货也有多种计价方法，选择不同的计价方法对企业的利润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企业在出售资产时，按照规定是需要缴纳流转税以及所得税的，但是如果企业出售资本时，就可以获得税收优化，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不仅仅可以运用会计政策进行节税，也可以通过将某些出售资产的行为转变为出售资本的行为，从而减轻税收负担。但是企业在资本运营税收筹划的过程中是面临着税收筹划风险的，企业要密切关注这一点，如果企业处理不当，就会受到税收部门的惩罚，税收罚款也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而且利用会计政策来进行节税的同时，也面临着不确定性，会计政策虽然是固定的，但是风险是伴随而来的，如果企业财务人员对税收政策不清晰，对具体的经营活动处理不恰当，不会为企业节省税收，相反会为企业带来风险。因此，企业必须合理掌握好会计政策以及资本以及资产的灵活运用，最大限度的为企业创造收益，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

三、解决我国企业税收筹划问题的对策

（1）加强税收筹划的宣传，树立正确的税收筹划观念。开展税收筹划首先应该增强纳税人法制观念和纳税意识，通过对依法纳税的正确宣传与理解，明确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享有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当权力，使人们对税收筹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事实上，纳税人纳税意识增强了，才会在不违背和不违反税法规定的情况下谋求合法的税收利益。其次，开展税收筹划要改变税务人员的观念。一部分税务人员对税收筹划与偷税、漏税、避税识别能力低下，将税收筹划和偷税、避税等同对待，这就使纳税人无所适从。因此，对征税机关而言，要更新观念，要正确理解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要正视纳税人的权利，要依法治税。

（2）广泛开展税收筹划的理论研究，加强筹划指导。我国对税收筹划的研究较为肤浅，大多是引进国际税收方面的论著，理论和技巧也大多是国外现成的东西，没有根据我国国情和现行的税法体系形成一套成型国产理论，可行性差。因此我们在介绍国外税收筹划的研究成果、借鉴其先进经验的同时，要结合我国税法和经济环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税收筹划理论，用以指导我国税收筹划的开展，同时正确评价税收筹划对国家税收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篇(5)

[关键词]税法解释;税收法定;从严解释;从宽解释

一般所言的法律解释主要指的是和具体案件关联的法解释活动,按照有权解释分类结果来说,主要指的是司法解释。因此,本文所说的税法解释指的就是税法的司法解释。法律解释活动发展的有序与否,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情况,直接影响到法治目标的实现。反映在税法解释上,税法解释活动的有序发展,直接影响税收法治的目标实现。

要想实现税法解释活动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对税法解释理论的研究。但是,在我国,税法解释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这种地位和税收实践的发展是极不匹配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依笔者来看,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内所说的税法解释一般主要指的是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立法和行政解释所处的强势地位使得通常所定义的法律解释似乎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反映在税法解释上就是税法不要解释。第二,在追求公共财政、民主的过程中,税收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税收法定主义,而税收法定主义的直观要求似乎就是说税法不能解释,这样一来更进一步杜绝了税法解释发展的空间。

因此,要想使税法解释保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性格,促进税法解释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认真剖析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阻碍税法解释发展的原因究其根本在于对税法解释的概念没有理解透彻,认为立法和行政解释可以涵盖一切具体案件,事实上这点是极不现实的。有人将立法和行政解释概括成统一解释,事实上就包含了这两种统一解释不能取代法律解释的潜台词。相反,正如陈金钊所言,在具体案件中,法律解释的数量是远远多于立法和行政解释的,因此税法解释不仅无法被立法和行政解释取代,反而较两者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二个阻碍税法解释发展的原因是税法解释理论研究至为根本的问题(排除我国行政解释过强的特殊原因,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学者主张考虑到税收法定税法不应解释),也是本文拟将探讨的问题。

一、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的限制

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税收法律主义或者税捐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有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在现代社会法治国家,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最初萌芽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财权与人身自由,在反复的斗争中提出了“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并极力推动该条思想写入该国宪法之中进而形成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纵观整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形成的过程,税收法定主义最初是“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与三权分立思想结合形成的,最初体现的是一种税收立法精神。但是由于税法解释是将法律精神落到实处的重要环节,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存在着密切关系,税收法定主义遂成了税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

这一点,特别是在公共选择理论或者说是财政选择理论成熟后,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的指导和限制作用更加明显。财政选择理论通过规范的理论分析明确指出了在利维坦模型之下的政府有着极力使自身收入最大化的倾向,这样一来,若不借助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进行约束,税法解释必然朝着有利于政府的方面发展,公众对政府的约束力虽则有立法约束仍会名存实亡。

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法解释的指导和限制主要体现在西方诸国(无论是自然法系还是成文法系国家)长期以来都极力坚持从严解释的原则。这种从严解释的原则相对其他任一部门法解释而言都是相当严苛的。在其他部门法解释中,所谓的从严解释有若干可供选择的办法,这些办法的一个共性是只要能反映立法原意的方法即可。按照张志铭对立法原意的划分,立法原意包括文字原意、历史原意和理性原意三类,所以一般所说的从严解释包括着反映上述三种不同原意的各种方法。但是在税法解释中,长期以来西方诸国均主张只采用反映文字原意的方法,将其他两种在其他部门法解释学中也归属从严解释但有造法嫌疑的方法排除在外。这种情况在税法解释上又被我国台湾学者称为“类推禁止原则”。例如英国国内收入局诉威斯敏斯特公爵一案就被视为是按字面解释的指导性案例:“每个人都有权采用合理的方式来安排事务,尽可能使自身的纳税义务低于在其他安排下的纳税义务,如果他能成功而安全地达到这一目的,则不论税务官员或其他与情况相同的纳税人对他的精心安排有何不满,他都不必缴纳更多的税”。

这种指导和限制一方面保证了税法解释沿着固定的轨道前进,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维护着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

二、税法从严解释的困境:表现与理解

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从严解释,在理论和现实上遇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困境,致使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和从严解释都面临着多重的挑战:

1　税法解释学和一般法解释学之间的矛盾。一般法解释学在探寻法解释的必要时,指出一般法解释在三个场合如法律漏洞、价值补充等是需要解释的;但税法解释似乎将这些可能掺杂主观意图的场合均排斥在外。这个是税法解释与一般法解释无法回避的冲突,而且事实上这些场合在税法中也不可能不存在。因此,如果严格遵循通常所说的税法从严解释原则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葛克昌认为税法解释上的这种做法使得“其拘泥于形式意义上之租税法律主义,并未发挥积极之形成功能,赋予租税文化价值之意义,致使宪法上税概念处于荒芜阶段”。

2　税法解释与公法解释之间的矛盾。西方诸国在研究税法解释时多将其归于公法加以研究,但是同样是限制公权力的其他公法在现实中事实上并不排斥类推解释或从宽解释。或许我们可以将此点区别归因于税法特性——税法是筹集财政收入的法律规定,其他公权法则更可归类为支出或履行职能的法律规定,人民的根本倾向是希望能在缴纳尽可能少的税收的基础上办更多的事情——因此对税法趋于严格限制,对其他公法则有条件限制。但这点是相当勉强的,因为在税法中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税式支出的样式,因此税法解释与公法解释之间的矛盾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3　税法解释与现实紧张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避税现象没有形成气候之前,税法坚持从严解释时可接受;但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避税现象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日益冲击着政府的收入体系甚至税法体系,不顾现实的税法从严解释不可能再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出现在税法面前了。

上述三种矛盾的集中出现是税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事实上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诸国已经开始在税法解释方面采取了放开的态度,开始考虑诸如目的解释、合宪解释等解释方法了,这种改变可以看成是对税法解释所遭遇困境的一种回应。但这种回应目前来看仍是一种尝试性的、缓慢的税法解释实践的回应,因为不少国家在税法解释方面的步子迈得是相当小的,如英国上议院承认在法律不明确之处可以进行从宽解释,但是只承认“参照立法确定的立法意图为主”。所以对税法解释学中税法需要不需要从宽解释、能不能进行从宽解释、如果进行从宽解释需要注意的问题仍需从理论上进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税法解释的发展方向。

作为法律而言,税法不可能不存在法律漏洞,这些漏洞或因疏忽或因故意疏忽而存在于税法的不同地方;此外税法多部之间的不同规定也必定会存在违反计划处,所以税法解释必不能脱离一般法解释学,一般法解释学所言的法解释必要之处在税法中亦会存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税法应当需要从宽解释的。此外,现实中避税现象大幅增加,也必然对税法的从宽解释提出客观要求,因此从现实来看,税法也是需要从宽解释的。所以税法需不需要从宽解释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一旦我们准许从宽或类推解释,我们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三、税法从宽解释:如何协调与税收法定之间的关系

虽说需要对税法进行从宽或类推解释,但必须防范这种解释沦为恣意解释。防范从宽解释变为对税法的恣意解释,首先就是要把握好如何在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下进行从宽解释。税收法定主义强调税收征收必须有税法明文规定,对税法从宽解释主要就是要追问在税法自身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是否可征税。所以要做到既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又做到从宽解释,就是要保证税法的从宽解释在那些法无明文规定情况下进行解释才不算是违反税收法定原则。

要实现这点,第一是要为税法的从宽解释找到较税法更高阶的法律。在法无明文之处进行从宽解释唯有找到更高阶的法律依据才能不算违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若无更高的法律依据,从宽解释便变成了恣意而为。在现实中,宪法是进行从宽解释的一个法源,但是宪法中只有平等、公平的条文可以作为从宽解释的法律依据,这是不够的。其次就是税收基本法,这部法律包括了税法的基本精神,为税法的从宽解释提供了更详细的法律依据。第二是明晰哪些场合适合从宽解释。以税法与更高阶的法源比如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相互冲突的情形来看,第一种情况是税法有明文规定但与更根本的法源提倡的精神相违背(一般又称有违立法计划),此处的争议有必要以从宽解释加以解决。第二种情况是税法无明文规定之处但若不征收也有悖于更根本法源的精神或主张处(一般所说的法律漏洞的情形),也需要从宽解释加以解决。当然还有不少学者如Tipke更进一步将法律漏洞区分为有意和无意的法律漏洞并主张只在无意的法律漏洞场合进行类推解释适用,可以看出力求辨析清楚税法解释场合均认为是坚持税收法定的路径。

由此可见,只有坚持在上述两类场合进行税法的从宽解释方能有效处理税法解释与税收法定主义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工作,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从宽解释时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在具体案件中还必须注意对解释方法的选择和权衡。比如说现行的消费税法只规定了若干类消费品和行为的征税,并没有规定对高档家具等征税,按照宪法解释或税收基本法解释可能认为是违背平等精神,如果真依此种解释则会有悖于消费税法的目的(前述Tipke强调通过更详细地界定从宽解释的场合防范恣意解释容易陷入有意和无意的争论,不如借助方法权衡进行防范)。所以,从宽解释与违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只差一步之遥,若想不违背税收法定主义必须对场合界定和方法选择进行双重限定。

篇(6)

内容摘要：税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经营成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然而，现阶段我国企业对于税务管理的认识还不全面和完整，甚至可以说存在一定的偏差。认清税务管理、税务管理的目标以及原则，能够有效解决税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企业合理降低纳税成本、降低经营风险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税务管理 问题 企业经营措施

企业税务管理是指企业对其涉税业务和纳税事务所实施的分析和研究、筹划和计划、监控和处理、协调和沟通、预测和报告等全过程管理的行为。企业税务管理不仅包括税收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利用、依法避税的技巧和方法运用，事前筹划和计划等实施组织，也包括企业涉税业务流程规范和管理组织，以及避免违规受罚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综合管理内容（王家贵，2007）。

从此定义可以看出，企业税务管理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在遵从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安排各项交易行为，进行税务筹划，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防范、化解与控制纳税风险。如此，可优化企业税务结构，降低税收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并得以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企业税务管理是一种合理又合法的行为，在国外由于发展时间较长，已经比较成熟，而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税务管理还不成熟。我国现阶段处于新兴加转轨的经济环境中，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要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以至取胜，加强企业税务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认清我国现阶段企业税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明确税务管理的目标以及原则，并针对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企业税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建设走过了几百年的历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都有了比较强的依法纳税意识，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都设法合理避税，努力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利改税”后，税务体制以及税收法制体制等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较慢，企业的税务管理问题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企业大多停留在被动执行国家税务制度的水平上，不能够积极主动把税务管理与成本控制一样进行研究。

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的税务管理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税务管理观念严重滞后

纵所周知，现阶段我国的税务管理还比较麻烦，税务申报程序比较复杂，各种税务表格填制繁琐。许多企业的经营者以及财务管理人员由于接触税务管理时间不长，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接受税务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觉得税务管理比较麻烦，存在怕麻烦的思想。因此大多数企业往往仅满足于按时申报税、缴纳税、或尽量少缴、晚缴税，并未认识到税收管理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大多数企业更没有在投资或经营活动前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理所当然地就无法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减少应税义务的发生。

（二）法律意识淡薄

由于大多数企业在纳税过程中仅将最低、最迟纳税作为目标，而并未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合理规划，因此本来通过合理规划能够达到的目标，大多数企业则采用偷税漏税的手段，这不仅使企业无法通过合理税收规划达到的财务目标，反而适得其反，并且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

（三）缺乏税收常识且税收意识有待提高

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 不交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行为。按照相关法律，偷税行为是违法行为，而很多企业经营者并不能严格区分偷税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差别，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导致许多经营者“强迫”企业财务人员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

税务管理目标及原则

我国税务管理目前存在诸多问题，而要加强企业税务管理，首先要明确税务管理的目标模式以及原则，这是企业税务管理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企业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税务管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企业税务管理的目标与企业管理的目标在许多方面存在一致性，而税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税务管理能否有效开展实施。

具体来说，企业税务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准确纳税。准确纳税的含义需要结合税法的相关规定来解释，准确纳税是指严格遵从税收法律、法规，确保税款及时、足额上缴，同时又使企业享受应该享受的政策。

规避税务风险。包括规避处罚风险和规避遵从税法成本风险两个方面。处罚风险是指企业由于没有按时、按规定纳税而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等风险，遵从税法成本风险则主要包括外部环境、资源差异产生的遵从成本的不确定等。

税务筹划。指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的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缴税和递延缴纳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企业税务管理的这3个目标都是为一个目标在服务，那即是最大化地为企业创造价值。

企业税务管理目标是为企业创造价值，而创造价值应该以四大原则为指导：

一是合法原则。企业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应该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样进行税务管理也不例外。企业应当在税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税务管理活动，合理谋划企业的税收管理活动，运用合法的手段帮助企业节税，降低企业税负水平。不可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不可虚报、少报、欠缴税收等。

二是诚实守信原则。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对于市场经济健康有效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企业的纳税活动实质上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场博弈活动，企业诚信纳税，可以尽量减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成本，从而增加合作的收益。而且诚信的精神将直接影响公司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管理层、雇员以及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度，抑制过度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降低内外部合作成本。诚信原则应是企业税务负责人的主动选择，诚信纳税意味着企业能够主动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愿意遵从税收法律的义务约定，从而与税务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成本效益原则。企业为什么要进行税务管理？企业税收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根本目标是节税。所以成本效益原则是企业重点考虑的问题。只有控制本企业的税收成本在同行业中等偏低水平，才能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和价格竞争力。成本效益原则对于企业管理人员有着严格的要求：企业税务管理人员要勤于钻研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案例，熟悉业务经营，寻求节省税收成本的方案，指导企业经营活动。

四是事先筹划原则。筹划性原则是指企业应在发生纳税行为之前，通过事先规划、设计安排。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通常滞后于纳税行为，这在客观上提供了企业在纳税之前事先做出筹划的可能性，来合理规避税负或降低税负水平。在经济行为已经发生，纳税项目、计税依据和税率已成定局后，再实施少缴税款的措施，无论是否合法，都不能认为是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实质是运用税法的指导通过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安排纳税义务的发生。

加强企业税务管理的措施

面对我国现阶段企业税务管理存在的众多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

（一）从税收征管者的角度来说，国家应该完善税法体系

税法体系包括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过程相对缓慢，《税收基本法》曾多次被提议立法，但是至今还没有成文的《税收基本法》，税收原则和一些重大的税收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如何界定税务机关的权力、义务等重大问题往往只见诸于学者进行的学术讨论之中，而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弱化了税法的权威性。为此，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一部税收基本法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引起重视。同时，我国的税收实体法目前仅有两个是人大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制定的，其他大部分税（包括增值税）都是以暂行条例、条例形式出现，因而也不具有强有力的权威性。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法体系，对于规范政府和纳税人的征纳税行为，巩固和发展税制改革的成果，加强和完善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从纳税中介服务机构的角度看，应该加快税务的完善和发展

税务在我国的状况可以说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逐步扩大税务的市场占有率。然而，税务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稳步前进，首先就要加大宣传力度，目前纳税人对于税务管理还存在认识不够、理解不透的现象，税务机构应该借此时机运用新闻媒体、广告等多种形式，从广度与深度上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把自己推销出去，让纳税人从心理上认可并接受这一特殊“商品”。其次应该规范税务机构的建设、税收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税务要独立发展，必须在人员、资金、财产等方面彻底与税务部门脱钩，按照独立法人具备的法定条件，由广大社会服务机构通过严格的资格认定，来从事税务工作。尤其是在目前打基础的阶段，税务更是要在范围、服务质量、收费标准等方面讲求规范，吸引“回头客”，使我国的税务机构真正成为独立执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社会中介组织。

（三）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应该从自身出发加强税务管理

企业作为纳税主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税务管理：

首先，企业内部应该配备专业管理人员，设置企业税务管理机构。企业内部应设置专门税务管理机构，并配备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高的管理人员，研究国家的各项税收法规，把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实运用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统一筹划、统一管理，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要自觉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有两重含义。一是企业在企业的业务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学习了解税法，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从事，不做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维护税法的权威性。二是企业应该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合理避税，尽可能运用各种优惠政策为企业节约成本、创造价值，这就需要企业税务人员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高专业水平。

最后，企业还应该与税务管理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争取得到税务部门在税法执行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以充分运用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利用社会中介机构，争取税务部门帮助。目前，社会中介机构如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日趋成熟，企业可以聘请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税务或咨询，提高税务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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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毅玮.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之我见[J].民航经济与技术，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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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执法 风险表现 风险管理 防范对策

我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国家的税收，税务部门承担着重要的财政税收使命。目前，由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不完备、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税收执法风险日益增大。在当前税收的环境下，如何进一步的避免税收执法风险，已成为税务部门的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概述

（一）含义

税收执法风险，是指税务部门或者是税务执法人员在征税的过程中潜在的，因为税务执法人员的不作为和作为使税收管理的职能不能够充分实现，或者是税收主体在行使自身权利和履行职责中，因故意或者过失，损害了国家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引起的法律后果，需承担民事、行政等法律责任的危险因素的集合。当前，我国的税收执法环境比较复杂、税收法律繁杂，再加上税务执法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对法定的税收执行程序掌握的不够全面等，从而使税收的执法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并贯穿税收执法始终。与此同时，加强对税收执法风险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征税主体的执法水平和效果，提升税务机关以及人员的形象，增加税收收入。

（二）税收执法风险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对执法所产生的后果的处理方式，可以讲税收执法风险划分为三类：

1.税务征收管理中的风险。即执法人员在税收征收的执法过程中，由于基础管理不到位，而侵害了纳税人的权益。主要表现为税务登记不准确、对纳税人的性质认定错误、对减免税划分不准确、税率执行有误以及违反法律的规定提前征收、延缓征收税款等造成了纳税的风险。

2.税务行政诉讼中的风险。即执法主体因在执法过程中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行政复议、败诉、赔偿等不良后果而产生的风险。在此类风险中，主要涉及的是稽查等强制措施，集体表现为税务主体在日常的执法行为中只重实体而忽略了程序。比如在日常的检查时，本来应该出示税务搜查证而没有出示；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收集到的证据来源不合法；没有依据法律规定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等多方面的因素，从而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因为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所产生的有关司法行为导致了税收执法的风险。

3.税务人员渎职所带来的风险。即税务执行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因主观过失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职责，如不征或者是少征税款、、等违法行为，客观上侵犯了国家的利益，对国家的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而被追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责要负刑事责任。从而给税收的执行带来了风险。

二、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现状

近年来，各级税务部门为了提高执法水平、降低执法风险，不断地营造外部环境、优化内部结构、强化监督机制等。但是，目前我国对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和防范还没形成一个科学的系统，各税务机关在实际的工作中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比较混乱，没有逻辑性，整体效果还不够好。

（一）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

随着我国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税务机关的职责也实现了分工细致、各司其职的完备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风险的发生。但是目前我国的税收执法的风险控制和防范还不够全面，对执法责任考核、征管质量考核大多都是事后的应对措施，而事前和事中的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够完备，防控税收执法风险的功能也不够健全。并且在执法过程中责任的承担方面，一线的税收执法人员承担了大部分的违规责任，而对税务部门自身和决策层所应承担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划分，因而很容易引发税务部门内部矛盾，同时也容易造成监管的缺失。

（二）风险控制防范意识不强

税收执法是一项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而仅仅依靠税务执法人员个人的力量难以防范来自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风险的。因此，要加强对税收执法进行系统全面的管理。然而当前，我国还没有将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纳入到税务部门的工作中，在大部分的税务人员思想中，税收执法风险是孤立、片面存在的，认为风险管理就是要加强对税收执法的监督和检查，因而缺少执法风险管理的整体意识和主动意识。

（三）风险管理机构的专业程度不高

现阶段，我国的各级税务部门依据职权，通过成立税收优惠减免审理委员会、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税收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等一系列机构，在一定的程度上规范了税收执法，避免了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差错。但是，如果发生执法过错，就很容易发生推诿，相互推脱责任。目前，我国税务系统中还缺乏一个专业的风险管理机构来专门从事税务风险管理的事项。

（四）风险管理手段不断增多，但是针对性不够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在税务部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前，在税务部门中运行的系统有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纳税评估管理信息系统等，这些系统的运用使税收执法人员的操作更加准确，大大降低了执法的风险。但是这些系统针对不同的涉税业务，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些税收风险点得到了防范和控制，而另外一些风险点却得不到防控，业务非防控范围比较小，不够全面。

三、税收执法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法律体系不健全

1.税收立法起点低，法律依据不明确。现阶段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尤其是税收法律的起点较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少税收基本法。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基本的税收征收法，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宏观规定，税收的立法原则、执法原则、税收管辖权等问题都没有通过更高的法律予以确立，而只是分散于各个法律条文中。二是有关税收的法律层级不高。我国现行颁布的关税收法律文件仅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并且还没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法律、法规的层级影响，法院在有关税收行政案件的审理时，往往依据的都是法律，而对层级较低的行政规章只是参照，这就给税务人员的执法过程中产生困难。

2.税法规定不科学，实际工作难度大。有些税收法律对执法过程中某一问题的规定存在冲突；还有些法律条文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难以得到实施等。一方面导致税收执法人员在对纳税主体做出具体的执法行为时，不知道依据那个法律文件去执行。另一方面，如果不按照相关税收法律的规定去执行，又会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因此，导致税务人员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很难去执行。

（二）内部体制不完善导致的执法风险

1.内部考核指标严格。税务部门以强化征管、严控税源的原则制定了内部考核标准，但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过于苛刻、严格的考核标准会对税收执法人员依法行政造成消极的影响。比如一些市、县的地方税务部门在税受征收较少的情况下，就会对稽查下达过高的税收任务，以此作为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与国家税收法律的原则和基本精神是不一致的。由于这种严格的任务下达，就会导致稽查工作偏离了执法的轨道，加大了税收执法的风险。

2.规范性文件制定不严谨。在我国，各级地方税务机关为了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实现政策实施的效果，就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制定具体的业务操作办法和行业管理办法。然而这些管理办法和操作办法的制定，一般是依其上位法，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上级税务机关的文件来制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提高征管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有些操作办法和管理办法由于过高地追求实施效果，从而导致税收执法人员在执法程序上不够合理，不能为税务人员的执法行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三）执法主体素质有欠缺引发的执法风险

1.执法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现阶段我国税收执法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够高。部分税收执法工作人员，对税收执法的过程中缺乏对执法的全面理解，仍然没有从以官为本的思想中转变过来，在他们看来，依法纳税只是针对纳税人而言，而忽视了对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作为一个税收执法者，对税收执法风险缺乏足够的警惕，执法的危机意识淡薄，因而，导致税收征收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下降。

2.税务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够高。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知识的更新不断加快，流通途径也在不断地增多，人才也在向复合型、综合型的方式转变。因而面对当前的环境，税收执法人员就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不仅要求税收执法人员不仅要掌握会计、税法等方面的知识，还必须要对计算机运用、经济法规、时事政策等方面的知识有相关的了解。例如一些税收执法人员只会对纸质账簿进行审核，对于现代企业采用的电子账务系统却一窍不通，因而就无法运用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区查出企业的财务漏洞。此外，仍有许多税务人员用以往的征管办法和思维定式去征收税款，并且执法的方法固化、沟通方式简单、交流不畅，给实际的执法工作造成一些影响，从而增加了税收执法风险。

四、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对策

（一）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1.制定税收基本法。制定税收基本法，主要是对一些共性的税收问题进行规定，以达到统领、协调、指导、约束各单行税收法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我国宪法的内容比较有限，所以为了增加涉税条款而修改宪法是不可能的，然而由于现有的《税收征管法》理论性不够，实际操作及程序性太强，起不到统领税收法律的作用，因而，单独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最好办法。除此之外，还要对目前冗杂的税收法律加以系统整合，使税的收法律的结构更有条理，并且对税收执法、司法进行更具权威的指导，因此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税法的基本法律地位。

2.完善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现阶段，我国的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还不健全，在执法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具体细节，税收法律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不利于执法人员操作。因此，需要尽快完善和健全。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解决：一是构建起法律与经济的互动体制。明确制定出宏观经济与税收收入保持协调的管理体制，加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利用税收去降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二是逐步提升税法的等级。以《立法法》为依据，完善对税收的立法，构建一个完备的税收法律系统。从而提高税收实体法的等级，提升税法的效力。三是明确税收执法中的程序要素。目前《税收征管法》是我国税法中唯一一部具有程序法性质的税收法律，对推动我国税收征管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程序法的性质不够突出，覆盖的范围比较窄，并且与其他部门法律也不不相适应，再加上程序法对纳税人的程序权益的保障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完善程序法势在必行。对程序法的完善有利于减少税收征收过程中税收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行为，从而降低税收执法风险。

（二）加强对税收计划的管理

税收计划是我国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机关在一个时期内的工作计划，是考核和检查税收征收的重要依据。而税收计划管理是税务部门为了能够保证税收计划的顺利实施，对税收的分配执行、落实等一系列活动进行的全面管理，是税务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现阶段，税收任务的下达量有所减少，但是如果要按经济增长比例来下达，根本就没有改变过去的税收计划管理体制。比如，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除上级部门下达税收任务外，当地的政府部门还要继续追加税收任务，从而给税收计划的实现带来困难。此外，税收任务主要是按照全国的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来征税，对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利，加重了经济不发达地方的财政负担，从而给税收任务的完成增加了困难，增加了执法过程中的执法风险。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一是建立合理的税收工作考核制度，缓解一线税收执法人员的压力。二务科学的编制税收任。不能仅仅地采用上年基数加成的方式，而是要根据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评估，税务部门可以先根据财政部门的预算计划来制定税收的任务，然后再根据各地的征管水平、税源状况的区别来编制个地区的税收计划，最后用计量经济和科学的统计分析对各地税收计划进行预测评估，得出全国税收计划。

（三）加强税收执法队伍建设

1.提高执法风险防范意识。税收执法人员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认清税收执法风险的客观存在性，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严格依法治税和依法行政，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加强对税收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抵挡诱惑，做到为税清廉，减少税收执法风险。

2.加强专业化法制化培训。要加强对税收人员的税收政策培训，防止对政策理解偏差而导致的执法不到位的风险；强化对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执法操作培训，消除执法管理的程序风险；加强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法律、财务、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降低因专业知识的缺乏而产生的执法风险。

3.创建高校合作机制。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资源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根据先进的专业理论，去指导实际的税收执法工作。每年选拔一批能力强、年纪轻、学历高的、有发展前途的税务人员进入高等院校深造，为培养全方位、更高素质的税收人才开辟新的途径。

4.加大执法责任追究。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加大执法责任追究的力度。执法监察要定期、不定期的对税收人员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落实检查的责任，执法监察对再次检查发现问题的，除追究有关税收执法人员的责任外，还要追究与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结论

税收执法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不仅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的税法制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通过构建程序严密、制约有效、配置科学、结构合理的执法运行机制，推进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最终实现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谢旭人.中国税收管理[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