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高等教育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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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籍管理制度的制定缺少法律规范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成人高校学籍过程管理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相比之下，对成人高校的角色定位、学籍管理制度效力、责任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目前，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模糊，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中的法律性质不明确。由于缺少有效的立法协调机制，学籍管理制度制定过程缺乏法律支撑与指导，导致制定制度不严格、不民主，执行制度缺乏效力。

（二）管理制度不健全，制度发展不均衡

成人教育学籍管理制度一直借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校学生行为准则》的规定。虽然从管理模块上看，成人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点较多，但普通高校是培养全日制学生，而成人教育的教学不仅局限在校内进行，还在函授站进行，成人教育的学习形式多样，教学方式、学籍管理、学生管理都与普通高校有很大的差异。此外，成人学籍管理制度基本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制定的，在入学报到期限、成绩考核、转专业与转学、学制、休学、退学等要求方面，各省之间有很大区别。例如，广东省教育厅会对成人学生部分科目进行统考、抽考，而在许多省，统考和抽考一般由高校统一安排。这些制度的差异，折射出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不规范。

（三）政府权限集中，执行制度手续繁琐

转专业、转学是学籍异动的两个主要方面。随着成人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多数省（市）对于转专业和转学的要求都逐渐降低，办理手续简化，学籍异动的管理更加人性化，除体育、艺术类等专业外，理工学科范畴、文史学科范畴内部都可以互转。从政策执行的角度上看，因为成人高校学籍管理部门熟知本校学生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许多省份成人高校都有转专业的审批权，再报送省教育厅备案即可。个别省份对于转专业的学生要求较为严格，各高校的管理权限小，学生入校后发现报考专业不适合自己长远发展，因转专业手续繁琐，学生学习积极性降低，甚至退学。虽然学籍管理制度对转学进行了规定，但是如果细化转学手续，转学手续难度高。即使转学不转专业，各高校的专业目标、专业定位不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都有很大区别，甚至课程成绩、学分相互得不到认可，给转学者造成困难。

（四）刚性学制束缚学习积极性

经本文调研，成人学生中许多是在职工作人员，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学习的主要目的，有18%是为了取得文凭，有68%是为了提升专业知识水平，学生不仅看重学习时间的长短，还很看重教学水平的高低。目前，高中起点专科和专科起点本科的成人教育学制为3年或者2年半，高中起点本科教育学制为4年或5年。在刚性学制的时间限制下，一些学生只能按教学计划要求按部就班完成学业，降低了学有余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许多成人高校学制仍旧以刚性学制为主，教学模式单一，照搬普通高校课程大纲，缺乏对学生个性化指导，公共课较多，专业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工作脱节。

（五）制度执行程序不够严格，缺少法律规范

学籍管理制度不健全，程序规定不规范，必然导致执行程序不严格，从而引发高校学籍自主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制度执行问题。例如，个别成人学生因未被授予学位而状告母校，主要是由于高校形成处分决议后，没有将处分决定告知学生，也未告知其应有的相关权利和申诉渠道，制度执行不规范。有些学生或者家长法律意识淡漠，常为解决某一问题拥堵学校大门，甚至采用更激进的措施。没有科学合理的学籍管理制度和正当程序，无论是学校的“执法均等”还是学生合理合法的请求、选择、知情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缺乏法律依据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成人高等教育各方权益，还严重影响了成人高等教育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从长远分析，则可能对成人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改革策略

（一）学籍管理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

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成人高校应以国家制度规定为依托，依法治校，从法律视角分析现阶段成人学籍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性，逐步规范、细化各种制度，构建适合成人学籍管理的管理制度，做到学校要有管理自，学生要有受教育权。尤其是对学生转专业、转学、休学、复学、退学、毕业、结业等要求坚持以生为本，既保证学生受教育权、申诉权，又要从学校自主管理角度出发管理和约束学生。因此，完善健全的学籍管理制度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

（二）健全学籍管理制度，简化执行程序

目前，各省制定的成人学籍管理制度差异性大，有的省份由教育厅制定并出台了成人高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等一系列制度，也有的省份没有出台具体的成人高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为保障成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各省应逐步健全成人高等学校学籍管理制度，使各成人高等院校及其函授站“有法可依”。同时，省级主管部门在细化、落实教育部规定，制定本省学籍管理制度时，不仅要考虑到省内成人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还要从成人函授站分布、制度执行性的角度出发，考虑到省级学籍管理制度的贯通性。这不仅能促进各省成人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还能保证各成人高校学籍管理工作的良好衔接。

（三）细化学籍管理制度，完善学籍管理体系

健全学籍管理制度体系，应重点加强以下制度建设。

1.成绩考核要求

成人学生基本上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统一上课，但各高校对于考试和考查课程的比例要求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制定学籍管理制度时，应该以条款的形式对课程分类、考试和考查课程比例做必要说明，对考核形式、成绩评定依据、标准要有明确的规范和阐述。同时，还要保证制度的规范性和可执行性。

2.转专业制度

在转专业要求方面，根据教育部“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的规定，省级主管部门在批准学生是否可以转专业方面，应该给予学校自主管理权限。从教学管理的角度考虑，学校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可以结合学生培养效果、学习需求进行转专业，这也是保证正常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从学生管理角度考虑，公平、有效转专业是维护学生权益的重要体现。同时，高校在制定转专业细则方面，既要紧密依据教育部的规章制度行文，又要结合专业特点、专业定位制定条款，细化学生申请转专业的范围、申请条件和流程，明确转专业在学科门类、学历层次、学籍状态界限以及课程补休与免修要求。

（四）强化教学改革，落实、实行弹性学制

弹性学制是指学生有一定选择性的学习，由学生结合自身情况和学校培养方案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其学习年限也有一定伸缩性。弹性学制的落实应用，需要有一系列完善的制度规章作保障。目前，许多成人高校在试行弹性学制，但教学安排、考试安排、学籍管理制度都没有紧密契合弹性学制的安排，造成了学制只延长不缩短。因此，真正落实应用弹性学制，把“弹”字作为学籍制度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现阶段成人高等教育学籍管理制度的发展方向。

（五）严格执行学籍制度，正确行使高校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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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我阅读熊华军教授、史志刚同学的《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的可视化分析——基于12种CSSCI来源期刊载文数据》和陈昌芸同学的《共词可视化视角下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领域构成及发展趋势》两文后首先意识到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要谈谈对高等教育学领域研究的认识与看法。熊华军教授和史志刚同学的文章，是关于高等教育学大领域研究情况的可视化分析。通过对2010-2013年12种教育学期刊刊载的高等教育论文作者进行可视化研究，总结了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的发文规律，揭示了作者间的知识交流机制与合作交流模式，得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初步形成核心作者群，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部属大学引导、鼓励和组织学者开展高等教育跨学科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主要来自教育学，多受到省级和部级的基金资助，彼此之间合作规模较小，合著强度较低，合作率不高，主要围绕高职教育、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德育、大学教师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和高校人才培养八方面开展研究等结论。这些研究，数据可靠，分析透切，很有说服力。陈昌芸同学的文章，采用的也是可视化分析的方法，不过，关注的只是高等教育大领域中教学服务型大学小领域研究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以刘献君教授为代表的院校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领域是院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子领域。这个研究领域，也是由刘献君教授在2007年开启的，现在随着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实践的逐步推进，也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陈昌芸同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认为当前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文献主要涉及教学服务型与其他大学的区别和联系、具备的特征及价值和功能、建设主体、建设路径、具体问题探讨五大领域，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未来需要注重学科发展，着力特色研究；重视社会服务，推进合作研究；关注人才培养，突出创新研究；强调多维审视，多视角研究。关于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五大领域的查找及其研究趋势的提出，为进行教学服务型大学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

这里选编的两篇文章都对其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了梳理，并列出了名单。熊华军教授和史志刚同学的文章得出了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高产作者有王建华、张楚廷和王洪才等为代表的66位，形成了以潘懋元、张应强和刘献君等为代表的高被引作者群，高文兵、李立国、王建华和刘克勤是综合网络中影响力较大的作者等数据。陈昌芸同学的文章得出了在发表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文献的50种期刊中《铜仁学院学报》刊发了14篇、《浙江树人大学学报》13篇，核心作者有刘献君、侯长林、罗静、陈明、徐绪卿、魏钢焰、陈琼英、沈云慈等结论。这些数据和结论，既是对相关刊物和作者的肯定，也为更多的研究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强化了高等教育学的领域研究意识。铜仁学院能够在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中有一定的地位，就是其高等教育研究团队近几年来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教学服务型大学这个领域的研究上，没有对教学服务型大学领域的集中研究，就不可能有今天在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中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学的领域研究，既是方法，也是策略。

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领域，可大可小，具体要视研究者个人或研究团队的研究能力和兴趣而定。能力强、水平高，又有兴趣者，其研究领域可以不断拓展，直至满足研究需求为止；能力弱、水平低者，其研究领域可以小一点、窄一点，小和窄到能够把握得了的领域为止。研究领域大小、宽窄的确定，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一旦确定，就要在一段时间之内，甚至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咬定青山不放松，方可见成效。之所以有“专家”的称呼，不就是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某一点研究的结果吗？关注某一点的时间长了，研究的问题深了，积累的东西多了，也就自然成为了专家。其实，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学等理论研究需要专注于某一领域，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也有领域意识，比如陆文夫的“苏州小巷”、刘绍棠的“运河滩”、何士光的“梨花屯”等，就是坚守在一定领域中进行文学创作的典范。所以，选定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就要尽可能将其领域中的矿石挖掘出来，并逐步占据该领域的制高点。占据了高等教育学某个领域的制高点，就是对高等教育学科的贡献！

作者:侯长林 单位:铜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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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仅从硕士研究生培养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二十余个，在校研究生近百人；时至2010年，硕士点近一百个，在读硕士生超过两千人。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产量”剧增。中国知网1979年至2012年收录的期刊论文中，“高等教育”研究类的记录有七十二万七千多篇，其中2001年以后的记录为五十七万七千多篇。换句话说，79.4%的论文是进入本世纪后生产出来的，12年间平均每年生产四万八千多篇。队伍的壮大和论文产出量的增加，本该是件令人欣喜的事。然而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高等教育学科的学术是不是真的“繁荣”了？这些期刊论文究竟贡献了多少新知识？又有多少成果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高等教育学作为学科或者作为知识领域，本质上是应用性的。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那么高等教育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就应当是能够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影响的。用通俗的话讲，它们应当是“有用”的。最直接的一个用途，便是向政府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者建言献策。可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巨量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真正能为政府、学校采纳的少之又少。此种尴尬，是由于研究的消费者——政府和高校——不善纳言，还是由于研究的生产者——学者——建言无当，或是兼而有之？吾侪不可不思。

主政者是否善纳良言，执事者是否从谏如流，此处姑且不论。若就学者建言观察，确有值得思量之处。在诸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有多少是出于忧心事业之思，有多少是琢磨教育发展之精微，又有多少是为其他目的而制造的“敲门砖”？出以公心之诚、得自体察之纯，乃有思虑之真。建言首先得是真言，有立意之诚，有专注之纯，方有真言。前贤说得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道义是前提。若“著书都为稻粱谋”，哪怕手再神妙，做出来的文章难免无病。清代名臣说过：“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意思就是建言者要设身处地为对象着想，所言才能切中要害。

当然，建言光有真诚、纯粹还不够，还需要进言之善。研究要科学、要理性，要有的放矢，要言之有物，要有前瞻性。学术一点说，高等教育研究一定要提倡以事实、数据为依据，提倡科学的方法论和遵循学术范式，力戒主观空论，力祛浮泛虚妄，力避“事后诸葛亮”。直白一点说，如果我们提出的主张主政者不以为然，掌校者不以为然，教师不以为然，就失去了其价值。最近在报上读到胡鞍钢教授的一句话：“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深以为然。当下的高等教育研究，批判现实的多，应然分析的多，主观思辨的多，实然的研究少，科学的研究少，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少，能够转化为政策的更少。把建言转化为政策，除了要有服务国家、社会、事业的胸怀，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洞察大势的前瞻眼光，有不折不挠的意志和把握进言机遇的智慧。

当前，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正在趋于深入，遇到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深层，迫切需要教育研究者贡献真知灼见。本期“对重启教育改革议程的思考”、“试析依法治校的基本特征”、“教育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诸文，提出了今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重要的问题，希冀引起关注。期待有更多的良言善策为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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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不仅始终立足本土，以开放的姿态、谦虚的态度，主动借鉴地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切先进成果，他还身体力行，大力推广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潘先生认为，国际化的题中之意还在于中国研究者参与世界高等教育事务的话语权。通过平等对话、沟通理解，不仅介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问题，而且探讨世界高等教育的规律与趋势。可见，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潘先生先后到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英国、新加坡、尼泊尔、科威特、美国、俄罗斯、荷兰、挪威、立陶宛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果积极向境外推广，促进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他特别注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并与人合作编了一些英文高等教育著作，如《Legislation:TheGuaranteeofDevelopmentofPrivateHigherEdu-cation》(《PrivateHigherEducationinAsiaandthePacific》，UNESCO，PROAPBamkok，1996)、《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StudyinChina》(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1997)、《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Past，PresentandProspect，Chance－TransformationinEducation》(Syd-ney:TheUniversityofSydneyPublishingHouse，2002)等。这些英文著作在沟通中外高等教育学术理解、推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助力作用。此外，潘先生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应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课题研究，促进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交流和学术的普及。正是由于潘先生不断践行着其“走出去”的国际化理念，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潘先生及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的许美德、美国的白杰瑞、挪威的阿里•谢沃。其中，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先生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PanMaoyuan:AFoundingFatherofChineseHighEducationResearch)于2005年7月在挪威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出版，该书集中介绍了潘懋元先生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历程并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和研究趋势。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理念走向世界意义重大。2007年，国际权威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收录的、在美国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刊物《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在第3期发表了潘懋元先生7篇学术论文。这7篇论文构成一个专辑，题为“潘懋元和中国高等教育”，涵盖了潘先生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和各个时期关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最主要的学术思想。该专辑的内容主要有“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走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等。据悉，以专辑的形式在《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上出版个人系列论文还是史无前例的。潘先生系列论文的国际发表，表明了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对进一步扩大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世界影响意义深远。

二、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特点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潘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广阔的国际视阈以及高度的责任担当，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道路。

(一)强烈的本土意识，主动借鉴而非被动依附“如何引”是“引进来”的关键所在。在引进高等教育先进理论成果时，潘先生是“主动借鉴”地引进而非“被动依附”地引进。选择借鉴与选择依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借鉴是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以他国为镜，对照自己，吸取有益的经验;而依附是不顾本国具体国情，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照单全收、盲目套用现成模式。可见，借鉴的立足点是“本我”，而依附的立足点是“他者”。不少研究者不顾具体国情，迷失于“与国际化接轨”的口号，认为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就是正确的、科学的，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的研究理论，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原创性与创新性，结果出现“越‘国际化’‘现代化’也越‘边缘化’的情形”。潘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特色、国际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客观的认识与理性的评价，始终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秉承“有没有借鉴之处”与“可不可以借鉴”的原则，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有没有借鉴之处”解决的是国外研究成果先进与否的问题;而“可不可以借鉴”处理的是与具体国情适合与否的问题。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都受其文化传统、历史条件、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高等教育的理论成果在当时当地或许具有成功的解释效力，但应用于别国别时则可能出现理论误导实践的情况。因此，“拿来主义”“生搬硬套”不可能是真正地“引进来”，只能是陷入“某国化”的被动依附与寄生局面。

(二)广阔的国际视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从哪引”和“走向哪”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国际视阈的广度，同时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发展深度。潘先生不仅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成果，更关注发展中国家，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引进来”，同时也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走出去”。从整体上讲，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办学实践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就曾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范例。换言之，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与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这种论断难免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视阈产生误导———盲目排斥对非美国或非发达国家的研究。但是，潘先生并不迷信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圣经”，其研究视野没有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研究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他充分打开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引进”，主动学习借鉴，同时还“走向”发展中国家，将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而广之、互通有无。可见，潘先生跳出了“发展中到发达”的单线学习借鉴，变为“发展中到发达”“发展中到发展中”的多线学习交流，由“单向引进”向“双向交流”发展。

(三)高度的责任担当，自信力与使命感兼具“走出去”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并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能否走出”以及“走出去的程度”与高等教育研究者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力与使命感密切相关。信心缺失，难以“走出去”，即使勉强“走出去”，也难以“走远”。当“学科取向”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遭遇“领域取向”的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时，部分研究者自觉本国高等教育理论成果“土气”，缺乏“走出去”的信心与勇气，不敢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同行一较高下，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化进程。潘先生不仅怀揣着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坚定信心，同时还秉承着将其推而广之的使命意识，通过编著高等教育英文著作，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等形式，身体力行地积极“走出”，力图突破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语言文化隔阂，扩大交流途径，沟通学术理解，将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更大的贡献。种种践行，体现了潘先生“大社会”的责任观: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分享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走出国门，实现国内外同行的互通与共享。

三、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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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人高校 学籍管理 改进 毕业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5-0022-02

一 成人高校学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成人高校学籍管理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包括很多事项，如学生的基本状况的统计把握、学生入学基本的登记信息、学生的考核等，因此成人高校学籍管理工作事项较为繁杂，不免因一些问题没处理好，导致管理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

1.管理人员认识不足

学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可小觑的，特别是在规模较大且人员不固定的成人高校，但很多教师并不像正规全日制高校教师一样重视此项工作，这导致部分成人高校学籍管理混乱，新学员不及时上报，毕业资料也不及时上交，甚至教学环节安排不合理，学生根本学不到知识，而毕业了的学生有些科目甚至还没有修完，等领毕业证时还要补修。

2.工作人员能力不足

成人高校教师营利性思想较强，大部分教师抱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且因成人高校并非高材生就业的首要选择，大部分引进属于相对低端的人才，且学校很少刻意组织类似学籍管理的系统培训，导致很多学籍管理工作人员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甚至不会使用电脑办公，这明显降低了其工作效率，且易出现工作疏忽，因此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不足也严重影响着成人高校学籍管理工作。

3.管理制度不健全

大部分成人高校是依靠普通专科院校下设的继续（成人）教育学院来延续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来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其招生、学籍、教学管理制度是全部沿用本科院校的。这就易出现原有的制度与新制度的出入，导致管理体制脱节，从而影响整体管理工作。

二 成人高校学籍档案管理的建议与具体措施

1.从源头出发，把握审核关卡

第一，报名审查。对于成人高校的招生，不可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而更应该掌握学生的基本素质，笔者建议各地区招生办应该预先对本单位接待人员进行基本培训，让他们意识到成人教育的严肃性，从而避免弄虚作假行为。如在网上报名后，需要进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中需要严格核对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且要求学生上交必要的学籍登记与审核材料，如果信息出现问题，则需要马上进行核实，对虚假报到行为予以严肃处理，对于确实因学生粗心填写错误的信息，必须在责令学生开具相关证明的基础上进行及时更正，并记录在案，从而防止冒名顶替等行为的发生。

第二，学历认证。成人高考网上报名结束之后在进行现场确认时，要求各地市招办在对专升本考生专科毕业证书进行“认证”时要严格把关，防止“伪证”出现。对于存在无专科毕业证书原件的考生一律不予确认，同时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学校录取工作结束后，如果发现专升本学生的专科证书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再次进行查询，一旦确定属于伪造，学校必须立即对这些学生勒令退学。另外要认真做好学校学籍档案文件管理的完整性。用实际行动打击社会上的“伪证”现象，确保学校的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真正做到维护普通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日常管理细致入微

第一，有章可循。学籍档案不是学生入学和毕业的简单记录，而是需要反映学生在求学期间的所有重要信息，包括阶段性成绩、在校的奖惩等，这是学生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学生求学的唯一凭证，因此务必真实详尽。作为成人高等院校，必须将学籍管理工作作为重要工作事项去抓，要做好学籍管理工作。当然学籍管理工作并非一个口号，而应该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就要求学校相关管理人员制定详细的学籍管理工作流程，并落实到学籍管理工作的各个部门，同时要对学籍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效率进行必要的监督，对于不积极及不配合学籍管理工作开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必要的处分，从而将学籍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彻底落到实处。

第二，善用科技。成人高校的一切教学动态和学籍信息对学生来说都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学生的学籍变动和考试成绩等情况应该及时公布。因此学校应考虑通过互联网实现学籍档案管理共享，使学生和家长能够在任何地点以最快捷、最方便的方法来获得他们最关心的学籍和其他方面信息，大大提高教学管理工作效率和学籍档案利用率，拓展学籍档案管理的服务领域，也是高校学籍档案管理对社会的一种创新服务。

3.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第一，注重教学。作为学生教育结束的最终审核阶段，毕业论文（设计）是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综合考查，也是学生是否能顺利毕业的评价标准之一，而毕业论文（设计）又包含动员讲座、选题及调研、写作、审核与答辩四个环节，成人高校学生大都没有经历过严格的毕业论文（设计）写作指导，因此很多环节都比较模糊，需要专业老师进行全程指导，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写作环节中学会如何写论文（设计），并且总结自己的学习生涯，为毕业做好充足准备。另外学校还应当提供往届毕业资料中的经典案例，供本届毕业生参考，让学生全方位掌握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技巧，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写作与答辩。

第二，注意存档。毕业设计的教学时数在各门课程中是最多的一项教学内容，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学生在思维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方面的一次较为严格的综合训练。所以学校应当将学生开始做毕业设计时指导教师对于学生各个阶段的评语等留存，对于学生的优秀的毕业设计和优秀论文也应归档，因为这些资料也是知识财富，对于今后学生的毕业设计等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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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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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思路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6-016-02

1986年，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开始招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办学层次多样的体系。但是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在培养模式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办学理念定位不正确

一些发达国家的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强调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性，促进学生能力的再提高。但是，在办学理念上，反观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很多成人高等学校把成人高等教育简单定位为学历补偿教育。这种只注重高等学历教育，而忽视培养学生能力的办学理念使得我国的很多成人高等学校不能形成自己的办学优势。

（二）成人高等教育普教化

当前，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大部分存在于普通高等教育中。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材基本上是普通高等教育的翻版，管理模式、教学方法也和普通高等教育基本一样。

（三）成人高等教育低龄化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和发展，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逐渐呈现出一种低龄化的趋势。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参加成人高考的考生主要是一些在职人员，年龄一般在28岁到30岁，而目前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说明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四）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

目前，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主要还是讲授，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导，而忽视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五）教学内容忽视职业导向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市场需求脱节，忽视了成人高等教育的职业导向。目前，从成人高等教育的教育模式来看，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市场需求之间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教学内容应突出怎样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学生和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创新的基本原则

（一）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要在教育对象、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时间等方面具备开放性，要以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成人高等教育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开放性是成人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二）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学生是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主体，要遵循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创新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全面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

（三）适应性

适应性是指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要根据学生的要求，主动、适时地改变培养模式，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一原则要求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要适应和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发展性

发展性是指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应该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根据这一原则，在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过程中，要处理好学生理论和实践、知识和能力、传承和创新、成长和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五）实践性

实践性是指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不但要遵循成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制定切实有效的培养模式，还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对学生素质的基本要求，全面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力度。

三、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创新的思路探讨

（一）改革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手段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手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这些发展变化，不断改革教学手段和方法，积极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的自学功能。

（二）建立“专业+职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应当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专业知识做基础、注重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办学理念，以“专业基础+职业技能+社会能力”为定位，建立“职业+专业”的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把学生培养成专业知识基础牢固、熟练掌握职业技能、适应社会能力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三）采取全日制的开放式教学形式

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要采取全日制的开放式教学形式，招收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的毕业学生，通过全日制“专业+职业”的成人高等教育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让那些缺少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学生，能够接受全方位、职业化的成人高等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四）建立“导师制”的职业化育人机制

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按照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要求，聘请一些专家、教授等担任学生的专业导师、职业导师和社会导师，建立健全全学程、全方位的“导师制”的职业化育人机制，让学生学会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把学生培养成能够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五）改革成人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

要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改革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要从我国社会实际需求出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岗位为依据的原则，优化和调整成人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课程设置内容要包括专业素质教育、专业实践教育、职业素质教育、生活和社会素养教育、通识教育等，课程内容安排要形成合理的权重关系。通识教育应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培养周期，大约占总学时的30%；专业素质教育要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实施，主要安排在学生培养周期的中期阶段，大约占总学时的30%；职业素质教育主要安排在学生培养周期的后期阶段，大约占总学时的20%；生活和社会素养教育应安排在课余时间，大约占总学时的10%；专业实践教育应安排在学生培养周期的后期阶段，大约占总学时的10%。

（六）实施“订单式”的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这是一种产、学、研相结合的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在技术、师资、实习基地等方面加强合作，学生毕业以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