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大众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由于大众文化良莠不齐，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大众文化作为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文教师必须正视它，并努力使其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1、尊重多样文化，回归学生生活大众文化以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作为媒介，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渗透校园，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看好莱坞大片、听流行歌曲、追星、玩网游、哈韩哈日，学生和大众文化一起成长，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然而，语文课程对大众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客观上造成了学生生活世界和语文教学的疏离。“目前的语文课程主要基于社会的要求，较少考虑青少年亚文化的心理需要。”（刘淼《当代语文教育学》）在学生看来，语文课本中的选文要么是年代久远的“经典篇目”，要么是与当代生活脱节的“重点篇目”。语文课本只和考试升学有关，对学生失去了吸引力。语文源于生活，关注学生生活、回归学生生活世界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语文课程面临的迫切任务。新课标规定：“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文化多样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各种标牌广告等等。”新课标中所说的当代文化、多样文化、优秀文化，既包括主流精英文化，也包括大众文化。要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必须大胆引进大众文化，吸收优秀大众文化的有益营养，使大众文化不仅成为语文课程的文化背景，更成为语文课程不竭的文化资源。

2、拓展语文教学内容，丰富学生想象力、创造力语文教材容量有限，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使主流精英文化与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对接，开拓学生的视野。如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专题讲座后，社会上掀起新一波“红学热”，以此为契机，语文教师可以开展系列读书评书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热情，引导学生走进经典，体味名著的永恒魅力。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的侦探小说，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情节的发展扣人心弦，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想象，虽然主人公都是虚构的，但栩栩如生。动画片，无论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还是《宝莲灯》《大闹天宫》，都以奇幻的想象吸引学生。近年来流行的盗墓小说、穿越小说，虽格调不高，但均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大众文化诉诸视听，声像同步、图文并茂。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利用大众文化新颖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通过学生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活动的参与度，真正做到语文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有利于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如大部分同学对“四大名著”的了解是通过观看电视剧，而不是阅读原著。教师可合理开发利用网络论坛、博客等平台，提供学生讨论、探究的机会，激发学生表达情感、思想，这样能更有效地倒逼他们去阅读原著。网络化背景下，社会交往开放化、审美趣味多元化、成长道路个性化。大众文化作为流行现象，以某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具有消解神圣、解放思想、提倡个性的作用，为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开拓了思路，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解放。现在的学生个性意识强，敢说敢做，有怀疑批判精神、充满自信。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广泛，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科技财经新闻、娱乐动态等，常先于老师知道、先于老师思考，对社会，他们不乏一定的洞察力和真知灼见。

二、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对接

大众文化，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望而却步，也不能不加选择欣欣然全盘接受。语文教师应认真筛选、过滤，选择优秀的大众文化、正确引导学生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1、教师与大众文化对接调查显示，在高中以上学生中手机渐趋普及，电脑也越来越多，学生可以随时上网获得越来越多的资讯。他们喜欢时尚明星，脱口而出的是网络新词，看的是网络小说；他们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对新事物极其敏感。然而，由于语文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没时间学习充电，常常想和学生交流却跟不上节拍，师生间心理距离无形中被拉大。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主动接触大众文化，拓宽自身文化知识面。教师应反过来向学生学习，课余能和学生一起聊聊流行音乐、谈谈网络文化，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教师接地气，在学生面前展现博识的一面，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开展。语文教师要具有大众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大众文化中，有许多雅俗共赏、内涵深刻的优秀文本值得开发。开发大众文化时，要注意与主流精英文化相结合，应及时引进大众文化的新鲜血液与语文教育融合。当然，大众文化中有精品，也有糟粕，语文课程引入大众文化，教师一定要认真筛选、正确引导，否则，只会给语文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2、文本与大众文化对接长久以来，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本，很大程度上与媚俗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以经典文本作为教材的主体无可厚非，但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有必要以开放的姿态合理引进优秀的大众文化。在新课标背景下，一些语文教材已经开始尝试。如金庸的《天龙八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弯弯的月亮》《长江之歌》等歌曲入选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诗歌单元；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上海中学生歌曲和中学生德育教材；航天员杨利伟香港行被编入香港中小学教材……这些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名人效应下，更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学习动力。一些经典由于年代久远，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学生在阅读时会产生隔膜，在传承其文化精髓的同时，教师应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引入当代大众文化对它们的通俗化解读，让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接、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如阅读《三国演义》选文时，可引入易中天的《品三国》、袁腾飞的《汉末三国》；阅读《论语》选篇时，可引入于丹的《论语心得》；阅读《水浒传》选段时，可引入周思源等人在“百家讲坛”的读解。有些流行歌曲是根据古典诗词意境改编的，教师可创设情境，挖掘其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诗词。如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引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的意象；徐小凤的《别亦难》改编自唐代李商隐的《无题》。通过歌词与诗词意境的比较，可更好地引领学生理解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

篇(2)

1树立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观念

意识反作用实践,处于大众文化背景下,休闲体育的发展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休闲体育发展观念。那么,对于现阶段休闲体育来讲,应该树立怎样的发展观念呢？结合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来看,传统的休闲体育发展还局限于实现经济与体育的融合,发挥体育的经济效能,很显然这样的理念忽视了体育的主导性,难以在促进休闲体育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效能。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大众文化渗透到各个社会角落,此时就需要转变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不仅仅包括消费需求的满足,还应该高度重视体育的休闲性的特点,以营造健全的休闲体育市场体系为最终目的,使得休闲体育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主体,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投入去实现寄生式的发展。虽然在调整和转变市场化休闲体育发展观念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存在的阻碍因素也比较多样化,但是,相信随着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社会转型与休闲体育发展关系之后,一定可以为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实践中去。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首先,鼓励企业参与到休闲体育赛事举办中去,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在社会范围内对于休闲体育进行宣传和教育,以便营造良好的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氛围;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得休闲体育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由此引导休闲体育朝着市场化理念的方向发展。

2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

从观念上应该认识到,休闲体育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政府部门的号召和支撑,更多的是应该积极利用民间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这是因为,休闲体育本来就源于大众,有着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民间大众文化资源,使休闲体育朝着民间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讲,在此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积极探索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从观念上进行更新,从支持力度上进行强化,以便促进体育自身体制的不断转换,从而使得体育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关系得以协调;其次,在民间资源融入到休闲体育市场的过程中,应该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使得这样的民间化发展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进行,避免因为过度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休闲体育的健康发展的行为,否则将难以发挥民间资源在促进休闲体育发展方面的作用;再次,不断学习西方国家休闲体育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其在实现休闲体育民间化方面,应该积极去总结和归纳,由此实现休闲体育事业理论体系的健全;最后,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为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民间化发展受阻,也应该避免因为忽视调控而造成民间化发展的混乱状态。

3不断完善休闲体育的自我功能

由于大众文化的多样化特点,也难免会在其中存在很多良莠不齐的文化属性,比如:文化媚俗化、文化滥情等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休闲体育,就应该不断调整自我功能,实现自我完善,以发挥其在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方面的效能。具体来讲:首先,发挥休闲体育在强身健体方面的功能,强化教育和宣传,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锻炼中去,以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其次,发挥休闲体育在丰富生活方面的功能,深入挖掘休闲体育方面的文化因素,以便展现出休闲体育在文化方面的效能;再次,发挥休闲体育在愉悦身心方面的功能,积极通过参与休闲体育娱乐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宣泄自己的情绪;最后,发挥休闲体育在自我教育方面的效能,以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方式,找到内心不平衡的原因,并且在此过程慢慢去实现自我升级和自我提升。当然,休闲体育的功能多样化发展,在不同时间会有着不同的体现,是难以形成固定模式的。随着休闲体育事业的发展,其功能会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在功能发展的时候,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4结语

篇(3)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媒介批判 文化工业

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其始作俑者。从早期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到第二代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进行了跨学科考察，并提出尖锐的批评，从而为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现有媒介传播活动及其文化进行批判提供了背景广阔的模本。

作为一种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从商品化、物化、意识形态和控制等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对媒介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框架，可用以纠正倾向于放弃批判性立场的媒体文化的研究方法。①法兰克福学派首次进入中国是上世纪70 年代末，直至90 年代才开始崭露头角。我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大众媒介与社会心理，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控制，大众媒介与“文化工业”。 ②

笔者搜集到的2011年期刊有关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思想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阐释性研究和意义影响方面。

一、阐释性研究

就2011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

1、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

李佳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分析，主要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主要特征：“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性；标准化、同一化的特征；强制性和操纵性特征。并在这三个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因为无论是大众文化本身还是大众文化的接收者都在变化，而法兰克福学派过于强调大众的被动性和受控性而忽视了大众本身的主动性。③

林创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大众文化、肯定文化和文化工业，阐释了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一理论的缺陷：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绝对否定和批判，忽视了大众文化的历史作用；严重落后于实际，夸大了人与现实的对立和人的异化，过分强调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以及人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夸大了大众文化的控制能力；忽视了文化的社会性。④

张圣洁注意到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多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的研究少之又少，于是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其理论要点，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评判，因为资料占有的难度，其理论深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⑤

李增君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文化产业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了当代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在得到政府认可与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拒绝文化工业的“惯性思维”是行不通的了。在新媒体传播语境建构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文化产业的时代特征，寻求一种全新的界定方式，拓展文化工业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确立它在新传媒语境中的现实性、合法性，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⑥

2、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中，以对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的传播思想研究居多，其次为阿多诺。

杨东东的论述中对哈贝马斯在大众文化批判领域里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霍克海默等人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表现出的激烈态度相比，哈贝马斯的理解要相对温和得多，并且似乎也更为客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独特的诠释学视角为大众文化批判赋予了崭新的色彩。哈贝马斯相信，借助交往行为理论的支撑、理想言语环境的建构，那种充满着积极向上精神的大众文化一定可以回到我们身边。⑦

王安琪以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利理论为视角, 结合当下第二媒介时代的媒体实例, 反思基于网络技术的虚拟生存方式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从三个层次论述了其对人的单向度的加剧。他发现, 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沉溺于赛博空间的自由幻象和新的满足形式信息的爆炸以及虚拟生存的技术终端在不同方面，以不同程度削弱着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同时,加强着技术及其背后力量的社会控制，这种反思肯定技术进步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参照和警示:“虚拟社会并不是‘乌托邦’, 而只是一种媒介的形式，正确把握现实生存和虚拟生存的本质及其关系, 才更有可能构建多元、健康发展的社会形态。”⑧

周波认为马尔库塞的审美观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审美和艺术是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打破社会和个人单向度性的重要手段，是革命的武器，只有借助审美和艺术，人们才反抗并改造现实。以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其媒介权力批判侧重于政治及意识形态对大众传媒的渗透，认为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的，企图通过审美和艺术为主的精英文化去救赎整个社会，带有浓烈的悲剧意识。他认为媒介环境演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有望得到新的改写。⑨

王海平关注的是阿多诺。阿多诺所针对的“大众文化”是指依托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技术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主动开发和制造并施与普通大众的，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消费型文化，所以他一直对文化产业表现出莫大的敌视与忧虑。而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看，阿多诺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却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方面，在目前现实生活中，很多现象与阿多诺描绘的“景观”颇为一致；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与我国国情矛盾的一面。⑩

3、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阐释媒介现象

在这些研究中，多是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思辨的理性分析我国出现的媒介文化现象，阐述影响意义，甚至是提供一种应对的方法。

李园园把贺岁片作为研究对象，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对我国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要始终把握着生产方式，保证产品的明确身份，尤其是随着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文化艺术产品要想在市场上获利，必须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去满足大众的需求。而对于我国贺岁片创作者来说，在关注商业利益的同时，注意和追求其艺术性，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才能确保其产品得到最大价值体现。⑾

程金海把数字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媒介不同于其他印刷和电子媒介的特性出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切入点，认为数字媒介信息编码的非物质性也为传播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虚拟环境在为交流参与者提供最大限度交往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约束性的丧失，因而交流很容易沦为话语的游戏；其次，虚拟空间将交往参与者的身体隔离在屏幕之外，这使得数字媒介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副语言表达；最后，由于数字媒介的虚拟数字传播环境，使得它更有利于弱语境文化的推广，因此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有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的危险。⑿

二、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影响和启示

林创认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的重要启示体现在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上。首先，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金钱和利润显然不能作为衡量文化产品优劣的唯一尺度。其次，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做出我们的分析和判断，而不能简单的把其理论挪用在我国现实中，因为文化批判是对20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第三，对国内大众文化的发展要加强引导，避免大众文化“大众性”、“文化性”的丧失。第四，对西方文化产品，我们要有批判和反思精神。

在王继发的论述里，从正面和负面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拓展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使得传播学理论在我国能够向本土化方向发展；更加坚定了的批判性研究方法。负面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结构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该学派也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本土化研究中，要特别要警惕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异化研究。⒀

王娟和孔亮从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传播目的和传播宗旨四个方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以此为立足点，倡导借鉴和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和传播目的，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等视角出发，提出了教育传播研究中应转化意识形态、回归真实本源、培育全面的人、转变教育价值观，旨在促进教育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⒁

总的来说，在2011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数量并不多，而且良莠不齐，研究的内容也大多集中在基本理论、发展历程、意义影响以及对当下我国媒介现象的学理探索和分析上，与往年研究的内容相比并没有太大突破。

参考文献

①石义彬：《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4

②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③李佳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探析》，《安徽文学》，2011（5）

④林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探析》，《世纪桥》，2011（1）

⑤张圣洁，《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知网

⑥李增君，《新传媒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新探》

⑦杨东东，《哈贝马斯批判诠释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1（10）

⑧王安琪，《网络社会如何放大人的单向度―以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为视角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1（6）

⑨周波，《无望的救赎：从马尔库塞反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大众文艺》，2011（12）

⑩王海平，《在当下中国看阿多诺“文化产业批判”理论的是与非》，《阴山学刊》，2011（3）

⑾李园园，《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视角》，《新闻世界》，2011（6）

⑿程金海，《数字媒介与跨文化交流：一种批判性的传播学视野》，《湖北大学学报》，2011（6）

⒀王继发，《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新闻界》，2011（7）

⒁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篇(4)

关键词:大众文化；军营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6-0075-02

近年来，“大众文化”和“军营文化”成了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词，对大众文化和军营文化的感性描述、理性分析、价值评价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内文化讨论以及军队文化工作者的热点问题，各种说法与观点层出不穷。本文试对二者之间的特性与关系问题作一简略剖析。

一、在以文化工业生产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现代大众文化出现的当今社会，作为文化主体的人首先应该理解“文化”之含义。

“文化”是我们十分熟悉而其内涵又颇为丰富复杂的一个科学概念。人们一刻也离不开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人们一方面享受文化，同时又不断地进行着自已的文化创造。社会大步迈进，加剧了新旧文化的冲突与变迁。国际交往的频繁，加速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会通。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文化的概念也随之不断地细致、深化。古人所提出的“文化”均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而言。它与我们现在所用文化一词虽有一定的关联，实际含义相去甚远。随着学人对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概念的含义才逐渐明确起来。有代表性的包括泰勒的文化定义、克罗伯的文化定义等。诚然，“文化”作为一种复合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客观社会生活在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反映。文化的主体是人，因而，文化与人的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文化的涵盖面又远非是某一意识形态所能包含。文化可以说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活动方式，它存在于人们生活活动的一切环节之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和联系。认为“文化”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在文化的起源，文化反映的内容和文化的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当然，社会生活一经作为文化的反映对象时，就不再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而是不断地被主体加工、改造，处处打上主体的印记，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正因如此，人类的文化生活才在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而丰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反作用于社会生活。

二、由于文化的种种特性，决定了大众文化和军营文化各自的特色，各自的方式和各自不同的作用，以及他们二者共同的属性。

“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具有大众化、世俗化、商业化、平面化和复制性、娱乐性等特征。大众文化源远流长，它与精英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且不断地继承与创新，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那么说到大众文化的“热”，就很必须要谈一谈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大众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文化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拓展，在解放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极大地解放了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们的文化欲求强烈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涉足文化领域，从文化知识中得到充实、提高和升华。人们不仅有了追求丰富文化生活的欲求，同时也有了满足这些欲望的物质能力，更有了与之相配套、相适应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方兴未艾从“小文化”走向“大文化”、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过渡、从单纯无偿服务型转向经营服务性，开始了“以文补文”的历史。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化，以其不可抗拒的声势、以强有力的攻击性、渗透性成为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文化霸权。

然而，做为社会主义国家钢铁长城的军队，其军营文化是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队，在与大众文化有着共性的基础上，更有着自己的特色，也就是它的“军味”。军营文化是文化在军营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与物质成果，包括了团队精神、军人的价值观念、军人的行为准则、军人的道德规范、军事人才培养和使用、官兵文体娱乐活动等在内的有机整体。军营文化的目的是通过丰富多彩、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官兵在文化活动中陶冶情操、增长知识、愉悦身心，从中受到教育，使思想得到升华，灵魂得到净化，进而鼓舞士气，凝聚军心，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众所周知，军队成员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换句话说，我军官兵来自于人民，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要受到社会发展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军营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人民性”是军营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首要共性。军营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思想，文化观念，还是在内容形式诸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大众文化的印迹。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官兵足不出军营，就能观赏、甚至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伴随着和平时期军地交往的增加，使官兵接触社会文化的时间和范围不断扩大，这一切，都显著增强了军营文化的“社会性”。

军营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样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古老的灿烂文化，两者均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因此，“民族性”是两者的重要共性。继承和弘扬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神华，保留民族文化的根和特征是两者共同的任务。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军营文化赋予了新的内容。与时代接轨，与社会接轨的时代性使军营文化更具生命力，所以，我们说“时代性”也是大众文化与军营文化的显著共性。

三、大众文化与军营文化始终都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维持着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平衡，两者均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主流文化。

两者一道吸收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大力弘扬社会主旋律，顺应时代赋予的挑战，激流勇进。

究其军营文化的本质特征，它既有自己的特点，但归根结底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生产的，是国家整个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军营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样都是“人”的文化，尽管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军营文化不能以商业利益为最高目的，也决不以社会的文化市场作为其主要滋生的空间，但独立的军营文化和大众文化始终都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维持着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平衡。两者均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这个主流文化。而且，人作为军营文化的主体，来自于人民，在其身上体现出世俗化的特点不足为奇，这就需要军营文化与大众文化一道吸收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精华，大力弘扬社会主旋律，顺应时代赋予的挑战，激流勇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美好明天。

[1]胡惠林主编.《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文献研究综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篇(5)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篇(6)

关键词：失真；机械复制；本雅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274-01

法兰克福学派，是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著名学者群体，其中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文学理论家。他们反对视大众文化为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简单反映，指出美国文化是一个通过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虚假意识的工业。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几乎所有成员都将高雅艺术的真实性与大众文化的政治欺骗性对立起来，但瓦尔特.本雅明却另辟蹊径，指出机械复制破坏了“原本”的“灵韵”。比如，随着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与发行，卢浮宫“圣地”般的地位荡然无存，“本身处于中心位置的事物如今被边缘化”。于是在1936年，本雅明发表了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欧洲和北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迁的时期。随着一系列全新休闲消费品的诞生和大众市场的确立，我们如今所谓的“消费资本主义”已具雏形。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前所未有的电子传播方式（电话、广播）和大众娱乐产品（电影、唱片）向社会生活地疯狂渗透。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充满敌意。关于“大众文化有哪些潜在作用”的讨论层出不穷，其中心问题在于：大众娱乐究竟是对“乌合之众”的另一种剥削，还是解放大众的工具？艺术该不该、能不能直接卷入现代生活和社会事务当中？

对此，本雅明在《机械复制》中提出，现代条件下，艺术的“灵韵”已然被机械复制与大众生产所破坏。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因为它的独一无二性，且与日常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比如，世上只有一副《蒙娜丽莎》画，其作为艺术品的重要性就被确定了，因为独一无二；再如博物馆、画廊、音乐厅等装载艺术的场所也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然而，大众文化的出现破坏了艺术的独特性和距离感，从而导致了“灵韵”的消失。摄影、电脑绘图技术的出现使图像可以被无限度复制。或许人间只有一副《蒙娜丽莎》，但它的复制品却可遍布世界各处。由于独一无二的“原本”被复制、传播，随手易得，人们自然不必前往各类博物馆、音乐厅去欣赏艺术作品，这样一来，艺术的距离感就遭到破坏。人们对艺术灵韵的敬畏感也渐渐消解。试想，我们若是置身于悉尼歌剧院或卢浮宫中，必定是聚精会神地虔诚欣赏；但在大众文化领域，人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就轻松自如得多。我们再不用衣着隆重、神情肃穆地去感受艺术的灵韵，而只需动动手指头，点开音频、视频，或坐或卧地听歌看图。

此后，西奥多・阿多诺为其做了补充。他认为，音乐工业化是对音乐生活的冲击。诞生于19世纪末的录音与广播技术，在20世纪早期，对当时的音乐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以前，音乐是一种“活的艺术”，如上文所述，人们如果想听音乐就必须亲临现场，这“表演”本身就是及其重要的审美体验。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听音乐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无论是生产音乐还是体验音乐，都要求表演者和听众的共同参与。然而，录音和广播技术的出现使音乐的表演环节遭到破坏，音乐生活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联被切断了。如阿多诺所言，“录音和广播这两项新生的‘社会性声音技术’将音乐物化了”。表演“物化”表现为人们对“天籁之音”的崇拜，对伟大作曲家、指挥家的着魔，对高保真音乐的追求，等等。表演拜物教①同时存在于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领域。人们对音乐本真性的追求和崇拜，是“机械复制”时代下工业标准化生产与工业复制品同一性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主要特征是拒绝接受音乐品的任何瑕疵。而通过流水化作业生产出来的音乐则将音乐变成一个“可以轻松收听的东西”②。从此，听音乐成了一种随时随地、毫不费力的消费行为。

如今，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痴迷，对“听音乐”这一行为的崇拜也证实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理论。例如，粉丝对偶像歌手的个人崇拜，他们对偶像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还会写信要求电视台、电台多多播放偶像的音乐，在演唱会上疯狂尖叫、呐喊，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导致“粉丝”沉溺于“明星”这一客体不能自拔的“拜物教”现象。在阿多诺看来，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音乐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只要想听就能通过广播、电视、手机、MP3等各种电子产品听到。但事实上，音乐确实是铺天盖地，而真正懂得音乐的人却越来越少。

在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复制技术已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为我们带来的触手可得的视听饕餮之余，也开始试图重新回归到追随艺术本身的道路上。我们删除MP3里的低音质音乐，转而走进唱片行或者音乐会现场；我们从电脑屏幕前离身，转而落座于影院大银幕前。这说明，人们正在有意无意地驱使自己置身于离艺术本身更近的地方。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被大众化、普及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曾为经典文化的丧失和庸俗文化的泛滥而痛心疾首，然而，他们依然期待着科技发展能带给这个社会不一样的精彩。

注释：

①阿多诺针对“机械复制”理论于1978年发表了名为《论音乐的拜物教特性与听觉的退化》的论文，进一步论述了大众文化的问题，其中提到了“音乐拜物教”这一概念。

②出自阿多诺《论音乐的拜物教特性与听觉的退化》。

篇(7)

广东音乐被称为我国最年轻的乐种，是“最后一门产生且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①。但学界对广东音乐的文化特征和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广东音乐虽然使用了“民间音乐”这块金字招牌，但其实质是流行音乐②。学者田青也曾把广东音乐比喻成是“小家碧玉”，认为：“整个20世纪,不管中华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如何波翻浪卷,广东音乐都摆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在中国的东南一隅生息发展,走着一条自己的路”；“始终觉得广东音乐太市民化,缺一点文人气”③，而随后，即有另一作者对此作出不同的回应④。

广东省是广东音乐的源地。2002年，广东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音乐名列其中⑤。2010年，广东再次提出建设“文化强省”，并出台了《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作为“非遗”的广东音乐近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文化属性自然是一个乐种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清晰的定位也是“申遗”首先应达到的目的，传承和保护广东音乐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是要迈的第一步！如果一个被保护的文化品种的文化属性不了解或尚未厘清争议，则很难谈得上很好地保护，乃至传承和发展！

一、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之为“硬弓阶段”或称“硬弓时期”。

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经常出现在以下四种活动中?押1．乡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或加粤曲、说唱)。2．戏剧中的过场音乐。从事戏曲乐队伴奏的乐工，俗称“棚面”。3．自娱性质的社团。在广府民间广泛存在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的曲艺社团――“私伙局”。4．民间艺人在茶楼、街头卖艺，借以为生。这四类活动的主体均为中下层民众。

乔建中认为：“在一般意义上，音乐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许多民俗（特别是婚、丧、生、祭四大礼俗）离不开音乐，音乐也很少游离于特定的民俗。民俗是孕育音乐的土壤，音乐是民俗的外延，民俗以自身的生命力延续着音乐的传播及其发展。”⑥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1919年以前的广东音乐作品直接来自对各类民俗音乐的采用。锣鼓柜和八音班是广东流行最早的民间器乐]奏形式，是“广东音乐”在民间形成与普及的重要载体。黄锦培认为，到丘鹤俦1919年出版《琴学新编》为止，没有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出现⑦。丘鹤俦被认为是“广东音乐的启蒙者和发展者”，其幼年就一直浸润于广东民间传统音乐之中，受民俗音乐的,陶。九岁时丘鹤俦即在家乡台山的“八音班”随八音名师胡德高学艺，13岁始以一名琐呐手的身份参加“八音班”活动。在他编著的音乐出版物中，很多乐曲即来自“八音班”的]出曲目⑧。

解放后，李凌先生根据丘鹤俦、沈允升等人编辑的出版物，重新整理出70首左右的早期广东音乐，将其大致分为四类?押1．地方性民歌?押有山歌、儿歌、民歌、木鱼、龙舟、粤讴、南音等；2．戏曲音乐?押其中有粤剧音乐(二簧、梆子、西皮等)、潮州音乐、琼剧音乐和汉剧音；3．小调及器乐曲：有小调、大调、过场曲、专为乐器]奏的乐曲；4．杂曲：牌子曲、梵音(佛教曲)⑨。

作为在民族文化传统广阔背景上展现的民俗与民间音乐，两者常常是互相融合、互相推动的。综上所述，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不仅作品全部源于民间，且与民俗事项紧密相连，而其传承、]奏和享用者的身份也最直接地反映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忠实地折射了这片土地的民生状况。其音乐活动及传播仅限广府民系粤语方言区内，有明显的地域边界；同时，这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的音乐文化保留了较多广府民系传统色彩。因而，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典型的民间音乐，属民间文化类型。

二、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

（一）“井喷式”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1926―1937年)是广东音乐发展的成熟期，也被称为广东音乐的软弓时期或软弓阶段⑩。这个阶段的乐器组合主要为“高胡(亦称粤胡)、秦琴、扬琴、洞箫、椰胡”五件乐器，亦称“软弓五架头”或“软弓五件头”。此一时期，广东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其发展以完全不同于“硬弓时期”的形式进入了井喷式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押名家辈出、创作繁荣、乐器进行改良、乐队组合进行变革、编著大量出版、唱片大量发行、社团如云、社会基础广泛，广东音乐进入井喷式或曰爆炸式的发展，飞越五岭，远渡重洋，在全国同时在海外迅速传播开来，是全面成熟的黄金时期。

广东音乐软弓时期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完全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传统音乐，其影响之广、传播之快，至今为止仍无其它传统音乐类型可出其右，而与其本身硬弓时期的发展相比，也同样截然不同！这些到底蕴藏了怎样的玄机呢？若能弄清这些问题，恐怕是我们认识广东音乐、正确对待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的难以回避的前提！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软弓时期广东音乐曲谱的出版和发行量实属惊人！沈允升在《琴弦乐谱》的《粤乐新声》第二册“篇首言”中言：“以《琴弦乐谱》第1集而论，出版才一个月，销数竟能超过5千；《弦歌风琴合谱》一书，在7年里，销数己达2余万册。”

2．新作品大量涌现。与一般传统民间音乐极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作品都能找到明确的作者。

3．民间广东音乐社团蓬勃发展。上海、沈阳、天津、广西、西安乃至延安诸地都纷纷建立起了广东音乐社团，形成了广州、上海、香港三大中心。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最终使广东音乐成为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中国民俗乐种！

（二）文化特征的蜕变

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已呈现大众文化特征，井喷式发展及快速传播，已绝非一般的传统民间音乐可比。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当代大众社会中，以大工业和现代科技为基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赢利目的，按照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批量生产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兴盛。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并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地。上海、广州等地的都市经济的发达形成了大众文化产业赖以构建的物质基础，上海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则形成了大众文化赖以构建的社会基础。其时，这些城市是一些重大思想和文化论争的发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还是市民通俗文化的消费中心，现代传播技术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了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基地。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表现如下：

1．商品性。

广东音乐推上市场与近代唱片公司的涌现和市场行为密切相关。唱片工业兴起和广播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音乐”的传播，同时也刺激了社会需求。其时，最为出名的共有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新月、长城等7家上海唱片公司。以近代上海最为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1933年上半年，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

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有了第一波。商业化操作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它摆脱了以往以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而主要依靠当代大众传媒为主要技术手段，批量生产。广东音乐]奏家余其伟认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在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有大量的创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商业的推动???。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的]奏者往往既是乐曲改编者，又同时是作曲者。初期，在当时的商业背景下，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电台、唱片公司、出版社等商业机构邀请有一定水平的]奏者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那么多作品了,各商业机构竞相约稿，并开始了以配合舞厅、茶座等场所，以及唱片发行的音乐创作。有了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便不愁出路。

2．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大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离开大众媒介，通俗和流行便不复存在。大众文化与传统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的截然不同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大众媒介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

我国开始装设无线电台的初期和早期无声电影都大量运用了广东音乐。在当时上海有两个商业电台，他们除播送一些商业性广告外，专播粤曲和广东音乐。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最早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享受到了工业文明成果的好处：①二三十年代，广州电台每周都广播“广东音乐”节目；②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默片阶段”，“广东音乐”是无声电影配乐的主要内容；③那个时期，中小型电影院在电影放映之前或放映过程中，均有]奏“广东音乐”；④当时国内车站、码头、甚至火车轮船上均盛行播放“广东音乐”；⑤当时唱片发行一般都附有乐谱，使得“广东音乐”与一般民间音乐流传方式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一开始就有谱可依；⑥广东音乐在默片中的使用，同时刺激了唱片出版与职业乐队的成立，也带动了乐曲的创作与职业作曲家、]奏家的产生。最早为广东音乐制作唱片的公司是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广东音乐《三宝佛》唱片。大量发行“广东音乐”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著名唱片公司还有?押港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以及上海的胜利、大中华、百代、高亭、壁架、维克多、远东、晶明等唱片公司。仅以上海“百代唱片”为例，从1908年至1949年，其录制的唱片模版就达6357面。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各类唱片则共达108种之多，而其中广东音乐是最常录的品种???。

3．通俗性

以丘鹤俦为代表的早期的广东音乐家表现出南方中下层文化人既矛盾又统一的音乐艺术观?押既持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礼乐教化思想?鸦又积极倡导变革,参与民间俗乐的创作活动。丘鹤俦认为?押“人心之服,风俗之移,其必由于音乐。”丘的乐友傅秉常也认为音乐能“移风易俗,其感人深,其入人微……粤乐独具一格……大不抗越,细多幽散”???。这些思想在早期就奠定了广东音乐通俗性的基础。正如一位文化官员所言：众所周知，广东音乐是通俗的音乐，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广东音乐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高胡表]艺术家余其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吕文成是广东音乐的重要人物。他于20年代中期以后，便一直以广州、香港为主要活动基地，以通俗音乐形式创作大量广东音乐，如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青梅竹马”“醒狮”等，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变革时代愉悦欢乐的情调。灌制大量唱片，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粤乐家之一???。现在喜欢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广东人可能并不了解，当时香港“流行粤坛”还是国语歌的天下，而首倡粤语歌曲的正是吕文成。

广东音乐乐种内涵的开放性，使其不断与外界交流，按照自己的兼容能量和外界的输入做出反应和取舍，并由此形成了其地方色彩的善变性。其中关键就是以“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为基础，往往随地方大众的风俗习惯与审美需求等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

4．娱乐性

上世纪30年代左右，广州荔湾大小茶楼设置不少音乐茶座。音乐茶座又称歌坛，始设于西关十八甫真光公司游乐场，最早仅供失明艺人在那里]唱。后来，歌坛比较集中在长堤一带。长堤一带历来是广州商业繁华的地段，省港和四乡的渡船码头都集中在这里，客流量大，因而娱乐场最多。比较出名的歌坛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对面的“丽丽”等???。1942年由以吕文成为首的四大天王主持的“中华音乐会”开始在“大东亚”、“丽丽”、“温拿”、“百乐门”等歌坛]奏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分别是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中华音乐会”在娱乐场所]奏广东音乐开了风气之先，他们的]奏加进了爵士鼓，由于形式新颖鲜活，节奏明快，被冠之“精神音乐”的称谓。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推介及商业的推动，广东音乐代表人物成为文化大众膜拜和追捧的对象。时至今日，香港流行乐坛仍在沿用“四大天王”称谓，而以谭咏麟为代表的偶像乐队组合“温拿五虎”，其名称渊源最早亦源于此时。

吕文成被当时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聘请为固定艺员，长期从事灌制广东音乐、粤曲唱片工作和乐曲创作，并为“高亨”、“百代”、“胜利”等公司录制唱片。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唱片公司所灌录的唱片，由他]奏和]唱的乐曲和粤曲就有270多张。尹自重则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唱片最多，并曾担任该公司的制片主任。

1925年，吕文成应香港钟声慈善社邀请到香港义]，乘邮船赴港，香港各界人士派出三艘汽艇出港迎接，当时他乘坐“紫洞艇”，艇上摆满鲜花，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十分热闹壮观，而香港华商会还出面为吕文成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据传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女皇访港。这样的欢迎规模在香港可谓“空前绝后”。

1931年8月，美国几家电子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无线电产品的博览会，这是现代的无线广播、音响器材等产品首次大规模在中国亮相。不少戏院、洋行、大舞厅东主获邀参加，在这次博览会上，吕接触了麦克风和其他录音、扩音设备，并在以后的]出中率先使用。

麦克风的出现使商业]出更为容易，也使“小曲”更容易贴近观众。因为使用了麦克风的关系，他们不但改变了坐着唱粤曲和]奏的习惯，更像60年代的披头士一样，在台上走来走去]出，表]的时候相互照应，在台上走“圆场”――也就是在一个四小节的乐段里，四个人在不同的方向走一圈，刚好在一个乐段结束时相遇。麦克风带来一股新鲜之风，为偶像的制造推波助澜。据说最早使用麦克风的是高升茶楼的歌坛，吕经常获邀参加]出。

上世纪4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吕文成想到可以在粤曲中填上新词，由歌星]唱，灌唱片发行，可能会有更好的销路。于是，他创作了一些时代曲(流行音乐)，还把当时流行的一曲舞曲节奏放进歌曲里，比如“慢三”、“快三”等等，使这些音乐在歌舞厅中能够较快流传。后来流行的有《快乐伴侣》、《莫忘了她》、《星星、月亮、太阳》等，这些粤语歌不少广东人还有印象。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东音乐对西洋乐器过度引用，形成崇尚西洋乐器的风气更是娱乐化的具体体现。当时人们多称]奏西洋乐器的乐师为“西乐佬”，一个“西乐佬”的酬金要多于]奏民族乐器乐师的酬金数倍。陈德柜在1958年编写的《广东音乐常识讲义》中这样叙述广东音乐当时在创作和]奏乐器方面西化的现象?押“初仅加入一两种，后来越用越多，喧宾夺主，结果便全部以西洋乐器来]奏，更以爵士音乐形式出现，……”???。

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充分凸显了其不同于硬弓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品质。

结 语

文化类型是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表现它的特色的是一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而不是它全部的元素内容???，即这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不是该文化的全部特征的总和，而是最能体现其本质属性的元素。同时，一定的文化类型必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相联系。

民间文化（folk culture）指的是在社会基层的人类群体文化，是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俗文化。与民间文化不同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密切相关的，而大众文化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

通过对广东音乐不同阶段文化类型的比对研究，可以发现：1．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一种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属于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2．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则凸显了其大众文化特征，具有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特点。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西风东渐的影响、都市的发展及文化大众的形成，并消解了文化的层阶，得以在各阶层广泛传播。作为传统音乐的广东音乐同时又是我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最早范本！这种特殊的二重文化属性是由广东音乐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及特殊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二重文化属性，是传统音乐中的特殊样本！

①周海宏《危机中的抉择――对改造、发展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再认识》，《人民音乐》1989年第1期，第16页。

②费师逊《星海时代性的文化透析兼及广东音乐问题》，《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0页。

③涵子《世纪末的沉思――田青谈中国民族器乐的“第三种模式”》，《人民音乐》1997年第11期，第15―19页。

④岳志文《广东音乐是“小家碧玉”吗――在世纪末看广东音乐的走向兼与田青商榷》，《人民音乐》1998年第4期，第19―21页。

⑤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http?押／／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297946．htm。

⑥乔建中《浅议民俗音乐研究》，《人民音乐》1991年第7期，第38页。

⑦陶诚《“广东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74页。

⑧李剑昌《探访广东音乐之乡――台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编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与发展初探》，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⑨李凌《广东小曲的整理》，李凌编著《广东音乐》(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⑩同⑦，第102页。

惠敏《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4页。

葛涛《“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史林》2008年第5期，第33页。

吴迪、张曦《俗世感情平民意识―――余其伟谈广东音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4页。

同⑩，第104页。

余其伟《广东音乐述要》，《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第26页。

叶林《论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人民音乐》2007年第6期，第66页。

余其伟《谈广东音乐》，《广东艺术》2002年第1期，第46页。

余其伟《从阿炳与广东音乐的关系诱发的驰想》，《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42―44页。

张丹萍《给黑夜“平湖秋月”，给白天“步步高”》，《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