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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2-17 22:42:17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传媒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文化传媒论文

篇(1)

所有行业都是一种社会分工结构,而技术是这个行业结构中的一个“内容”①,决定着行业的合法性来源。我国传统文化行业体系形成于建国初期,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文化生产制度安排,表面看是专业型行政组织系统和资源配置系统,深层次看却是基于类型技术的社会分工结构。这种社会分工结构依赖于科技发展进程对于文化生活方式的自然界定,使文化领域有别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而形成相对独立的范畴和话语体系;传统的类型技术包括的表演、广播、电影、电视、出版、文物保护等界定了文化领域的基本范围,并为文化行业制度即技术管理模式提供了“制度合法性”。由于类型技术能够为不同的文化行业提供明晰的技术边界,进而为文化行业的设计提供明确的制度性边界,因此在各个文化行业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界限和壁垒。类型技术构成了文化行业分工的先天规定性。从历史纵向来考察,农耕社会以人的身体技能为基础产生了绘画、雕刻、戏剧、民间工艺等行业,逐步演进并定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艺术行业的基础。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使造纸术和印刷术得到改进和提升,催生出分工细化、规模生产的近代出版业,开启了纸质传媒时代。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电气时代,促进了近代音乐及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主体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带入了信息时代,促进了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网络游戏和动漫产业等现代数字文化行业的兴起。传统文化行业架构的确立,得益于类型技术的标识功能。文化领域的类型技术与其他技术一样,其标识功能源于技术本身的工具价值。作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既是人类存在方式的核心内涵,同时也使工具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标识事物的标尺。人们根据工具来划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不同时代,也会利用舞台表演技术、声像技术、造纸技术、印刷技术、修复技术等作为工具标尺来标识演艺行业、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出版行业、文物博物馆行业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待文化行业的时候,大多把它看成组织系统而不是技术系统。究其原因,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显性规定,容易让人看到制度边界,而技术则是一种隐性规定,具有自隐特征。因此,外部观察者很难直接感受到隐藏在行业组织内的技术边界,久之则形成了“内容是本质、技术是手段”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技术类型所固有的技术范式构成了传统文化行业的合法性基础。通过技术的类型特征对文化组织进行标识和分类,形成了文化行业系统进行自我认同的物质基础和观念基础,也形成了行业制度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在由技术范式划定的社会领域,人们在产品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内生出一种共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认同,进而形成一整套维护其地位和利益的独特话语系统,并逐渐凝结为一种团体和社会共识,即行业制度意识形态。由此,传统文化行业制度被赋予合法性。获得这种行业意识形态支持的文化行业体制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二、类型技术与平台技术是性质不同的技术体系,对技术管理结构和生产关系模式

具有不同的要求类型技术是指某一类性质相同、功能互补的专业技术集合,是解决某一类生产和消费问题的技术模式。它能支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品生产过程或产业链,如演艺产业、出版产业、新闻产业、广播电视产业等。类型技术具有技术轨道的特性,能够沿着既定的技术方向和路线不断自我强化。类型技术具有由技术范式性质决定的明晰的外部边界,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基于这种技术范式边界建立的文化行业系统,必须遵循技术轨道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结构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和功能。平台技术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平台技术是一种通用技术资源,体现的是技术资源互补和对现有技术资源的统合,是对类型技术的集成创新。②平台技术具有开放性和通用性特征,可以为任何开发者的创建应用提供基础服务。与类型技术不同的是,平台技术能够同时为众多产品生产线或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信息平台、数字平台和网络平台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平台技术构成了所有类型技术的“母体”。目前在文化行业领域,由云计算为核心的各种云平台构成的平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类型技术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环境。平台技术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通用性基础,因而具有包容性特征。从技术类型与制度结构的关系看,类型技术对应专业型管理结构,它与科层官僚体制有着良好的匹配性。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层官僚体制的日益普及和强化伴随着类型技术的日益精细化进程。平台技术对应网络型管理结构,它与扁平化管理体制有着较好的匹配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管理系统业已不需要叠床架屋的管理层级,管理结构的扁平化趋势日渐明显。区分类型技术和平台技术的意义在于,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进程对制度创新的作用不同。类型技术的渐进创新难以对传统文化行业制度的变革产生决定性影响,相反,它按照自身固有技术轨道的发展甚至可能强化传统行业制度。平台技术的发展则会对文化行业的根本性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体系本身是一种包含基础性制度安排与第二层制度安排的层次结构。③行业制度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更关涉所有制与产权制度,因此是一种基础制度。技术创新(如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与基础制度创新(文化体制改革)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紧密联系。类型技术的渐进变迁一般难以推动行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平台技术的发展创新将会对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提供强大动力。

三、平台技术抹平了类型技术的轨道特征,消解了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合法性

在技术与制度关系框架下,平台技术与类型技术对管理系统创新的影响和作用不同。类型技术的发展在创新层次上主要属于第一个层级的渐进性创新,而平台技术则属于第二个层级的质变性创新。渐进性创新体现为技术系统的积累式变革,一般不会伴生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观念的重大变革,其影响也不会超出由技术范式划定的行业范围。质变性创新则是基于信息技术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变革,不仅有观念上的突破,而且伴有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并引发产业结构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其影响范围将远远超出行业本身,渗入到所有行业(包括文化行业)和社会生活。因此,平台技术的创新不仅影响类型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影响到行业意识形态的演变。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将重建类型技术的范式并改变其技术轨道。信息技术与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类型技术的单向发展轨迹,使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从各自的专用技术平台转向非专用平台,从窄带要求转向宽带要求,实现了在互联网信息平台基础上的产业融合。④同时,数字技术对表演、广播、电影、电视、出版及文物保护等传统技术进行冲击并融合而成数字表演、数字广播、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数字文物遗产保护等技术,逐步向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具有兼容性和通用性的方向发展,构建了新型的内容产业,从根本属性上抹平了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技术类型特征。美国斯坦福大学罗兰德•格林(RolandGreene)教授通过对全球诗歌现状的调查发现,数字化已经改变了诗歌的定义:“诗歌的媒介载体早已不是印刷物或舞台表演,而是建构在数字化王国中的媒介手段”⑤。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创新发展本身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在重建类型技术范式的过程中,逐步消减了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身体表演技能、造纸和印刷技术、电子成像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形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四个递进阶梯。不同的技术类型具有不同的生产和传播效率,形成不同的文化行业或文化市场结构的“势能位差”。这种技术类型之间阶梯递进的特征,在文化消费上即体现为审美替代效应,即高一级技术产品对低一级技术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如电影对戏剧、电视对电影、数字音乐对模拟音乐、电子书对纸质书、网络音视频产品对传统音视频产品、移动终端对互联网终端,高技术产品对于低一层级产品具有天然的效率优势,因而也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高技术行业逐步替代和覆盖低技术行业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改变了类型技术的自然逻辑进程,它赋予类型技术新的技术范式,为技术相对落后的文化行业超越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提供了可能性。如,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是一家经营演艺产品的公司,在技术谱系中本身没有先天的技术优势,但它借助于信息技术建立了全球资源配置系统和演出营销系统,这使它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演艺公司。据《纽约时报》报道,漫画出版业在苦苦挣扎多年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进军移动终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漫画书通常在报刊亭和书店销售,随后逐渐向专营店转移,此后陷入近30年的萧条期。2009年,出版商comiXology公司借数字革命(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的东风吹开了长期笼罩在头顶上的阴云。从2009年至2013年6月,通过comiXology平台下载的漫画数量已达1.8亿,其中最近6个月的下载量达8000万次。comiXology的成功是数字漫画市场爆发的一个缩影,该领域的交易额已从2011年的2500万美元攀升至2012年的7000万美元。数字技术大大改变了漫画出版业的发展轨道。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能够突破行业壁垒,形成一体化的市场形态要求。信息技术的平台效应模糊了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的边界,数字信息技术与戏剧表演、音乐、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文物博物馆等实现行业间的深度融合,产生了诸多交叉性、互渗性的“蓝海”行业或领域,传统文化行业之间不再是行业边界清晰、技术属性专一、区别性产品竞争的状态,边界模糊、技术互渗、产品互补的新业态将使传统文化行业边界分割的技术壁垒逐步消减。文化行业体制下的文化市场存在“物理隔绝”,但在虚拟世界中行业壁垒则被打破。数字信息技术世界能够为各个行业提供共存的“母体”,推动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尽管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创新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步伐,但他也承认,技术创新能通过提高市场潜在利润空间、降低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跨越体制鸿沟的力量,使传统的文化市场管理和企业管理方式失去效率优势,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和消解行业管理制度的合法性,为突破现在的行业壁垒提供体制外渠道。

四、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奠定大文化传媒行业的技术基础,构建大文化传媒行业体现了生产关系对文化生产力的能动性

一般认为,现实的科技结构影响甚至决定国家上层建筑的结构方式,不同的技术基础会对应不同的制度化表达方式。⑦从文化领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发展历程看,基于数字和信息的技术创新对于文化行业、文化市场和文化管理模式的影响超越历史上任何技术创新,表现为一种质变过程。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平台技术特征,借助文化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进程对文化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提供了整合市场进而整合行业的基础条件。这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即突破小文化行业的管理方式、重建大文化行业的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文化行业的融合创新进程。数字信息技术对演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物等类型技术的重建,不仅要求进一步完善行业架构技术创新的原有制度安排,而且要求确定一种全新的有利于平台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这种新型技术管理结构即是超越小文化行业体制的大文化传媒体制。大文化传媒体制能够适应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趋势。⑧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使基于行政性垄断所形成的障碍逐步瓦解,引起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界的移动和淡化。市场一体化力量的扩张与政府管理职能的缩减,瓦解了文化部与文化艺术行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广电行业、国家文物局与文物博物馆行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国外市场上的“自出版”行为即是明证。“自出版”突破了政府设置的出版体制壁垒,创造出作者直接面对消费者的“P2C”(ServiceProvidertoCon-sumer)模式。统计数字显示,在电子书阅读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自出版”图书,排名前50名的图书中,“自出版”图书也达到11种。⑨“自出版”现象事实上已经超出传统的行业管理范围。大文化传媒体制应当是一种生产效率型体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管理经验可供借鉴。通过东西方比较不难发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的“行业”实行以生产主体—市场主体独立性为基础的“果型”或“果树型”联结方式,中国则实行以行政管理为骨架、直属文化单位内化于国家行政系统的“树型”或“树果型”联结方式。⑩大文化传媒行业体制以呼唤大部制为基础,以生产效率为导向设计管理流程。建立大文化传媒体制,首先需要将业务相近、管理重叠的多部门合并,建立管理结构上的大文化部制,并用具有大文化观念的“文化传媒”话语代替传统的“文化、广电、出版、文物”话语。同时按照决策、执行、评价监督三分离的原则,形成有利于资源开放性配置、社会化大系统循环的职能管理流程,规避传统行政职能分工中常见的“帕金森现象”和“孤岛行为”輯訛輥,使政务流转从繁杂的纵向管理与横向联系中优化为深度的内部有机衔接。

五、简要结论

篇(2)

8月22日上午,南京大学历史系徐艺乙教授应邀来到2016年上海书展现场,为听众带来了一场题为《弘扬传统,振兴工艺》的主题演讲。该活动由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同时也是徐艺乙教授新书《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的首发仪式。

虽然不是周末,但这场以手工艺为主题的演讲活动还是吸引了不少听众。现场座无虚席,许多徐艺乙教授的多年粉丝,以及慕名而来的感兴趣读者、工艺美术大师都齐聚世纪馆活动A区,在这里购书并驻足倾听徐教授的演讲,为琳琅满目的书展盛宴又增添了一道“工艺文化”大餐。

徐艺乙教授1956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民俗艺术研究和文化遗产研究工作已经有数十个年头。近些年,在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徐教授常有机会到各地和不同的人流。有应专业刊物之约进行写作的,也有应邀就某个专题进行演讲的。这样的机会日复一日增多,记录下来的文字也慢慢颇有体系。有朋友提议,不妨将这些文字集结成书,也算是对近些年思考的梳理和总结。于是品鉴筛选,考据增删,厘清脉络,丰富图文,很快这本以《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为主题的论文集就和读者见面了。

这本书收入了徐老师20篇论文和相关演讲的文本记录,基本上涵盖了他本人最近几年对传统手工艺的思考成果。如果您对一些具体的传统技艺,比如紫砂、刺绣、雕刻、漆画等感兴趣,这里有丰富的图文供您了解它们的精微堂奥;如果您对传统手工艺在当下的传承发展有困惑,这里也有不少的思考结晶;而若您见微知著,想了解更多的传统工艺历史与文化,这里也有许多化繁为简、高屋建瓴的宏观论述,是一本兼具专业与普及的“手工艺文化与历史”读物。而在演讲过程中,徐教授也再次重申了他对手工艺的几点思考。比如手与心的关系:“就高手而言,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忘记技术,用心让技术如同自身的本能,在面对具体的材料时,能够自然而然地进行处理乃至创造”;再比如如何看待传统手工艺行业里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在传统手工艺行业里,创新往往不是最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继承。如何继承老祖宗的智慧,继承传统的工艺技术,继承前辈对许多问题的处理方法,乃至继承这个行业的全部知识与智慧,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教授一直致力于对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宣传工作。自1980年代以来,他已出版有编著、专著、译著30余部,此次《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一书的出版,不仅是徐教授近些年来的思考总结,也是再一次对当下“传统热”的呼应。也许正如台湾锡艺大师陈万能所说:“传统就是昨天的创新,创新就是明天的传统”,从手工艺一门便可窥之一二。

篇(3)

关键词:《拉片分析》;地方院校;教学实践;特色教育

一、《拉片分析》的课程概述

1.教学活动的视角

《拉片分析》是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的导演专业、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等的专业基础课程,是该类专业学生进行“基础性原理研究”、“应用性理论探讨”、“技艺性实践研习”、“综合性实践构思”的等教学活动的核心构成课程。该课程的教学是最终实现影视艺术创作实践的关键环节。提高该课程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能为之后学生创作影视艺术精品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此,从教学活动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窥得《拉片分析》之重要性的一斑。

2.实践创作的视角

长期以来,地方院校学生的影视作品往往存在文化艺术水平一般、影视理论原理欠缺、影像思维逻辑紊乱、影像语言条理不清、经典叙事结构欠缺、细节处理与整体架构不佳等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地方院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的学生的作品层次不高、精品不多、专业性不强,困扰这一创作实践问题的症结其实就在于《拉片分析》课程的开展没有得到良好地落实。在当今业界和学界高度重视“拉片分析”活动,国内外诸多电影大师、知名导演都是在“拉片分析”的瀚海孤舟漂泊、旷世漫渡,经历了无数影像的涤荡、众多情节的净化、万千情景的陶冶才度达彼岸、开创辉煌、成就大器。由是,从实践操作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领略《拉片分析》之巨大作用的风采。

3.科研创新的视角

《拉片分析》的开展不仅为创作实践活动提供了修炼的道场,也为影视艺术学科的科研创新开创了另一处洞天福地。法国新浪潮主将、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曾经在图书影像资料馆中夜以继日地开展拉片活动,忘我地投入影片、沉寂于影像。通过对近三千余部影片的潜心观摩、悉心剖析、精心研习,戈达尔最终拍摄了《精疲力尽》、《芳名卡门》、《随心所欲》等一大批惊世骇俗之作;同时,在经历了拉片分析的洗礼后,戈达尔在《电影手册》等电影理论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精彩评论、经典论文。为此,学界往往将法国电影界,划分为“前戈达尔时期”和“后戈达尔时期”两个阶段。由此可见,《拉片分析》对影视艺术类学科之科研创新有着无与伦比地功效。

下面我们将从地方院校、教学实践与特色教育等三个方面就《拉片分析》课程建设的相关问题展开更进一步地探讨。

二、基于地方院校发展规划的探讨

在新时期我国普通高校应用型教育宏观规划蓝图的指引下,地方院校的办学理念往往基于区域发展的需要与满足地方建设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对服务区域社会、适应地方环境之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注重学校与地方企事业单位及各级用人部门之间展开“联合办学”、“合作培养”、“实践教育”的立体教育。在“立足地方自身情况”和“适应长远发展形势”的前提下,将“培养实践技能、提高应用能力、培育创新精神、增强实用效果”的应用性人才教育思路,注入到各自的办学理念;把区域社会发展、地方人民生活需要的“教学质量水平、科研创新方向、人才培养层次、特色建设目标”作为“立校、兴校、强校、名校”的基本方略。具体来讲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对地方高校培养实用性人才的规划方略展开讨论。

1.开设实用性专业为基础

地方院校的建设和发展需从实用性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向出发,开设实用性强、实效性强的学科专业。随着我国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总体形势的蓬勃发展,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消费市场的空缺,呼唤文化传媒艺术产业生产、经营、管理专业的开设与配备。对扎根地方、融入地方的院校而言,虽然不能深入到地方文化市场每一个细胞,但从结构层面调控和服务地方文化消费市场的专业设置还是可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满足地方需要的。就当地的文化影视传媒行业而言,对地方民众的文化消费影响最为广泛而深刻;于是,相关专业的开设就成为更进一步增强服务效果的必由之路;继而,由于文化传媒专业的开设,又催生对相关专业的课程建设的诉求。此时,以实用性专业为基础与实践类课程为路径的地方院校建构,成为解决地方民众文化消费需求的最佳方案。

2.开发实践类课程为路径

实践类课程的建设,是旨在完善专业的实用性特质,最终能培养高效能干、专业会干的实用性人才,以此来服务地方社会需要、实现地方高校在新时期的综合建设目标。以传媒学科为主导的实用性专业建设,对地方院校服务职能的达成起到了关键地作用;而此时,影视传媒学科专业课程的打造,成为完成该目标的必由之路。在开发实践类课程的道路上,《拉片分析》作为凝集了“基础性原理研究”、“应用性理论探讨”、“技艺性实践研习”、“综合性实践构思”等内容的综合实践类课程,其课程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到该路径的最终显效。

三、基于进行特色教育建设的探索

地方高校的戏剧与影视学专业教学如果不能立足当地的区域文化特色,进行富有地域风情、或时代风貌、抑或学科风采的特色教育,那么该专业的学生就很难适应当地的文化市场需求,在将来也不易顺利地在当地就业。对于一门功课而言,若能在体现学科专业风采、反映时代文化风貌、映射地域人文风情等方面具有涉猎,并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将所在学科特色支撑起来,那么该以课程为基础的特色教育将得到良好地建设。

就《拉片分析》而言,不同院校的定位设计体现了各自的思考。在美国的纽约电影学院,该课程以类型片为主的拉片实训为主要内容,注重的是学生对各类型影片之“故事框架、情节线索、叙事风格、情结特点、主题建构、人物设置、画面构成、音效创意、摄像技艺、后期特效”等内容程式化的研习。在国内类似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重点影视专业院校而言该课程的核心环节放在对各时代主流电影运动和导演之实践创作、艺术风格、技艺手法的探讨。而某些地方高校的相关专业却将本课程设置为一门影片分析的强化版,忽略了其在引导深入解剖、强化创意构思、启迪创作实践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地方院校而言,我们没有一流的拉片实验设备、缺乏完整的影像资料储备、缺少必须的创意手法模拟实训设施,我们无法和国内外一流高校在硬件方面比拼,但我们却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扎根基层、深入地方、贴近底层、反映实际需要。这些为我们打造特色课程、建构特色专业建构、树立特色学科、开展特色教育提供了无与伦比地资源条件。

总的来讲,开展特色教育活动,对于地方院校的《拉片分析》而言,一者,要多多设置与地方文化相适应、同区域传播媒介相切合的影像分析实验和创作实践活动;这是确立其地域特色的主要突破口。二者,要多多设计分析新媒体影像、剖析全媒体视频实验内容,这是该课程反映时代传媒特色的重要基点。三者,将拉片实训与创意实践、创新设计、创作实验相结合,把探讨基本原理、研讨实用理论、模拟大师技艺、演练经典手法的实验,同具体的影视创作实践相贯通,这是该课程完善本学科特色建设的核心所在。

四、结语

对于《拉片分析》课程而言,其核心意义不在于传授纷繁的理论知识、也不在于探讨高深的学术问题,其主旨应该立意于为影像创作服务,为影视创意实践做辅助与提升作品质量。用较为学术的表达来讲,就是要力图建构影像的史诗。此外,该课程需要有一个立足的基本点,对于地方院校的影视艺术专业而言,其教育的基点在于地方媒体、区域文化需求;同时,《拉片分析》课程的建设,需要明确其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地方需求的实用性、操作性、创新性人才。为此我们的课程应该更多地体现实用技能的研习、创意实验的演练与区域文化内容的实训练习,以此强化专项课程的建构。

参考文献:

[1][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电影的本性[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法]克里斯蒂安・梅茨著,刘森尧译.电影的本性[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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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路易斯・贾内梯著,焦雄屏译.认识电影[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程青松著.青年电影手册[C].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篇(4)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初步地阐释了文化、影视文化与“卫视”台标及中国卫视台标设计等相关概念的内涵,并就中国目前卫视台标设计的情况作了一个批判性的剖析,最后着重探讨并指出了中国卫视台标设计的必然之途,即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只有燃起文化之火才有可能点亮世界影视星空。

    影视文化的兴起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中国影视文化是伴随着世界影视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这就注定了它要面临机遇与挑战的双重考验。英国于1936年建成世界第一座电视台,随后各发达国家纷纷兴建电视台,世界影视文化的发展也随之开始蓬勃兴起。相比之下,中国的影视文化有点姗姗来迟。中国最早开始播送电视节目是在1958年。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卫星转播技术的运用,中国卫视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一片雨后春笋之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影视文化的迅猛发展。于是,作为影视文化点睛之笔的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也逐渐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显然,这是中国卫视台标设计所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然而,在面临这种机遇的同时,来自卫视台标设计内外的文化挑战却不容忽视,这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卫视”台标设计的“模仿性”太强,缺少应有的原创性。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是最早运用台标的官方电视台。其“台标”原有两套,一套是以“(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单词的首写字母“C、C、T、V”为元素的变形,它组合成两个椭圆形轨道交叉环绕的“X”视觉图形,因种种原因,现在已很少使用。另一套为单纯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单词的首写字母“CCTV”字体设计型组合,目前还一直在使用。也许是(中国)中央卫视的权威性所致,类似手法的设计,成了众多地方电视台或省、市级卫视台标设计的范本。如重庆卫视的台标设计,前一段时间就曾备受争议。

    二是“卫视”台标设计的“文化性”太弱,缺少品位。如前所述,由于台标设计的“模仿性”太强,造成只注重形式的“模仿”,而忽视了它也是“有意味的形式”,或者说是“有意味的符号”,卫视台标作为文化传媒之眼,如果其自身都缺少文化的精神,甚至显得过于浅薄,就很难让它成为世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历史上,能够代表基督教、佛教和道教文化的标志,非十字架、万字符和太极图莫属,其中的太极图甚至还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所以有学者指出 :“太极图是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质的符号,人类世界能与之相比的符号,是佛教的‘’(万)字符和基督教的十字架。将一个民族的思想、哲学、宗教、科学统一于一个符号中予以表示的,只有中华民族的太极图。”而卫视台标设计的“文化性”太弱,同时也失去了应有的识别性。

    三是“卫视”台标设计的“民族性”太弱,因此也缺少应有的世界性。如前所述,由于台标设计的“模仿性”太强,而“文化性”又太弱,这就必然造成“有意味的形式”的缺失,进而在所谓的设计的“国际化”下,造成设计民族性的虚无。

    如前所述,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在面临机遇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卫视台标设计内外的各种文化挑战。那么,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又该何去何从呢?为了让卫视台标真正成为世界观看中国的窗口,不少国内设计师已经在台标的设计实践中努力地探索着。

    最初的中国卫视台标设计,多采用纯文字型设计。实际上这类台标几乎是没有进行"设计"的文字说明性标志设计。而今,挖掘主题文化,宣扬各地人文特色的设计思潮成为主流。如湖南卫视的"外鱼内米"形象即是如此,其标识简洁而富有深刻的地域特点,与此同时以“快乐中国”为办台宗旨,使其成为地方电视台的杰出代表。据央视索福瑞公司的数据, 2005年全国卫星频道收视排名,湖南电视台位于中央一套、八套、三套后,排名第四,得到了较好的形象提升。

    此后,较为流行的卫视台标设计是文图综合型设计。这种文图综合型的卫视台标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文与图的单纯组合设计,即纯图像加纯文字说明,如中国教育电视台原来的“绿树形象结合CETV”等即是这样。 第二种是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设计。如广东卫视的台标,以英文 "TV"为基本要素,通过适当而巧妙的变形处理,其主体组成一个字体粗犷的"广"字,同时又构成轻盈并具动态的拼音首写字母"G",图下配以"广东" 二字,显然这比第一种更具特色和识别性。第三种是图文一体化设计,文即图,图即文,图文浑然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台标最具创意性,其难度也最大,它集纯文和纯图的二者之优点,同时又比单纯的文图结合与图为主、文为辅的形式更加精炼和视觉化,并有其自身的可视形象,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在目前中国省级地方卫视中,山东卫视的台标堪称是中国卫视台标中的优秀设计之一。具体而言,它以"山东" 两字的汉语拼音首写字母"S、D"为元素,通过变形和处理,组成一个“山”字的草书体视觉形象,使其既具有国际惯例性的可识别性和标志性,又具有浓郁的鲁汉文化气息。与山东卫视类似的还有四川卫视台标设计,不过,与山东卫视台标稍有不同的是,一方面它以"四川"二字的草书体为要素,再稍作变化而成一个极具动感的视觉形象,其创意性与文化品味不在山东卫视台标之下 ;另一方面,又在其下配以"四川电视台"的汉字说明,显然,它充分考虑到国内的普及性和国际化趋势的标志性和识别性。

    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与河南卫视台标设计,它们分别将中国图腾文化的观念融入到可识别性符号的设计当中,这是很难得的事。

    相比之下,要想真正成为走向世界的设计艺术,那么,对于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文图综合型中的文图一体化的台标设计理念,特别当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的文图一体化观念,应当是目前国内各家卫视进行台标设计时所首先应该予以重视的。

篇(5)

关键词 武侠小说 武术学习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方法

1.1文献综述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收集整理有关影视作品对武术影响的文献资料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2访谈法

向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侯介华教授请教关于传统武术文化发展影响因素及与民族传统武术系学生交流讨论获得相关资料。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影响着武术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电视、电影、网络、广播等一系列的大众传播承担着人类文化的传播,特别是电影电视和小说文学作品一直影响着甚至主宰着年轻一代的业余生活,而武术的传播和发展也离不开媒介的传播,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人最早接触武术就是从金庸笔下的《射雕英雄传》和李连杰的《少林寺》开始。

2.1.1侠义精神促进社会和谐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武侠小说,主人公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侠义精神深深的渲染着每一位读者和观众。武侠小说中始终贯穿的正义与邪恶斗争以及邪不胜正的真理,无形中激励着我们见义勇为和不法势力斗争到底的信心,武侠小说中主人公言必行,行必果的这种“信”,以及对待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正是现代经济社会人们所推崇的,这种渲染无形中促使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2.1.2侠义精神增强民族精神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然天资愚钝,可是忠厚老实,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朋友义,最后成为一代大侠,虽然身处江湖可是心系百姓和天下苍生,带领宋军保卫襄阳力抗蒙古的侵略;武侠小说中诸多鲜活的人物:乔峰、郭靖、张无忌等他们深受读者所喜爱,并非是他们高强的武艺,以及显赫的功名地位,而是他们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以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那种民族气节,这些一幕幕的经典形象无形中增强了读者和观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气节。

2.2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对于高校学生学习武术的影响

2.2.1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对大学生学习武术的积极影响

武术教学内容在高校公共体育课上的普及,使得大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接触练习武术。但是在此之前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可能从未接触或者练习过武术,因此对于武术的了解也仅仅存在于武侠小说或者武打电影;武侠小说中出身入化的武林绝学和武打影片中眼花缭乱的精彩打斗无不赏心悦目,使读者观众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对于学习武术有着无比的向往和憧憬,因此学生在课堂上对于将要学习的武术内容充满了期待。

2.2.2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对大学生学习武术的消极影响

(1)期望与现实的差距。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往往采取夸张的艺术表现方式,客观上增加了武术的神秘感和魅力,使武术在作品表现中不切合实际,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期望与现实的差距过大,所以及早地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2)急于求成。大学生在练习过程中急于求成,对于弓马步、踢腿、柔韧等常用的武术训练方式感到枯燥无味,甚至在学习初期的泛化阶段不注重基础练习而是单纯地想动作路线,最终导致动作的僵硬或者产生错误。

3结论

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大众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上促使更多的人了解武术,吸引了更多的人去学习武术,但是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在其表达效果上将武术夸张化,艺术化,因此导致不少观众和读者曲解武术,将武术的功能割裂,对青少年的心理成长也起着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武术课开展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加强武术文化部分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对于武术能有正确的认识,在练习过程中能以身体动作联系到传统文化,真正做到武术的内外兼修,从而提高武术文化再传播过程中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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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永加,辛治国.武侠小说与武术发展的思考[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5] 余小平,李率文.武打影视在普通高校武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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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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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图书馆的知识信息传播及服务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在新形势下如何强化图书馆知识信息传播功能?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图书馆读者信息资料的调查、统计和分析后认为,创新是图书馆强化其知识传播功能的唯一出路,只有迅速实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传播方式创新.从“文献传递”向“知识传递”的过渡.才能重新确立并强化图书馆在知识信息传播领域的主体地位。

1图书馆目前的现状

随着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各类文化传媒行业呈现不断扩张态势。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繁杂的社会,电视、网络、报纸、电台、手机等媒体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充盈着人们的视听,使人应接不暇。不论人们愿意不愿意都被裹在这巨大的信息旋涡中。而图书馆正在被各种各样文化传媒行业排挤出公众的信息消费领域,已逐渐被边缘化。其社会影响力、信息知识传播功能和服务功能正在弱化。表现在一是宣传少;二是读者人数减少;三是公众阅读率下降。以笔者所在的南华大学图书馆为例:馆内藏书160万余册,1998年合并以前,在校人数合计7800多人,有图书馆两个,年进馆人数6.5万人次左右,进人21世纪尤其是合并以来,虽然在校人数增加了,但相对进馆人数逐年下降,2002-2003学年在校人数约20000多人,年进馆人数约12万人次,2006-2007年在校人数达28000人,而年进馆人数仅有15万人次。人均年进馆借阅次数由1998年8.3次下降到2007年5.8次。wWw.133229.Com下降约30%多。再从学生所进阅览室的类别和时间点来看,统计数字显示:进小说库、语言库、计算机库的读者位列前三位,而且进语言库和计算机库的读者流量高峰出现在四六级考试、研究生人学考试和计算机考试前,而小说库的读者流量高峰出现在这些考试后,这充分说明大部分学生是为了应付考试才来图书馆的,是属于被动阅读型的,而考完后理应“放松放松”,因而出现了小说库的阅读流量高峰。从衡阳地区其他几所高校图书馆调查了解,情况基本差不多。

2图书馆知识信息传播功能弱化的原因和它现有的优势

图书馆知识信息传播功能弱化原因主要是由外部竞争环境和图书馆自身因素造成的。外部因素:进人新世纪以来,网络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来源,在网络迅猛发展的同时,电视、报纸、电台等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在大众信息消费市场中占有一定份额,呈现出多彩缤纷的繁荣景象,因而进一步蚕食了图书馆的“市场份额”。图书馆自身因素:长期以来,图书馆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生存,在知识信息提供方面一统天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重藏轻用”,行政上的条块分割使图书文献信息资源不能共享。借还不方便,传播方式落后,效率低下。不能与时俱进。旧有工作方式和读者知识信息消费方式错位,使得人们越来越远离图书馆。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图书馆与其它资讯业相比,依然尚有很大优势。首先在知识信息供给方面仍占有重要地位。网络信息虽然方便、快捷、但其内容庞杂而无序,其信息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可信度都大打折扣。其次报纸、电视、电台所对的信息消费群体主要是一般大众或特定人群。而图书馆则集中了网络、报纸、期刊和图书等众多的媒体优势,拥有众多的知识信息资源;并且知识信息大都经过专家的审定,因此在知识信息领域,图书馆的专业性、权威性、可信度更高。第三是图书馆自诞生至今经过百年发展,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知识学科,拥有一支庞大的从业人员,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很高资历和建树的专家、学者,在知识信息传播方面取得一大批科研成果,图书馆对人类知识保存和传承起到了无可替代作用;第四是图书馆拥有一批忠诚读者和用户,在服务读者用户的同时,读者和用户也在有形或无形的支持着图书馆的发展。从而实现图书馆与读者用户的共赢。这是图书馆宝贵的资源财富。是图书馆赖以生存之基石。

3创新是图书馆强化其知识信息传播功能的唯一出路

尽管图书馆拥有这些优势,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如何应对严峻的挑战,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巨大的市场能量和读者效应,使图书馆具有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摆在我们每个图书馆人面前的刻不容缓的课题。因此,唯有创新才是强化图书馆信息知识传播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唯一出路。也是新形势下图书馆发展的必由之路。

3.1制度和机制的创新2005年7月,由武汉大学发起并组织的“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发表了《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宣言》,初步实现了区域之内馆际合作和信息资源共享模式,成为制度创新的先例,也是由理论跨入实践的重要一步。m图书馆在知识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可实现一个地区乃至全国馆际合作和信息资源共享;在图书信息资源专业化、特色化建设等方面,高校图书馆应借鉴并采用这种共享模式。同时对馆藏文献资源的学科结构应与各学院的专业设置、重点建设学科、重点项目及各专业学生的分布比例相一致,并根据学校各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相关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在保持馆藏体系相对稳定情况下适时调整,确保各专业核心文献的收全率。还应根据专业特色和教学特色确定资源建设特色。确保特有馆藏资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知识信息产品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其中不仅有文化成分,同时也有产品的特性。可借鉴其它资讯业的市场营销理念,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用户为中心的顺畅、高效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运作体系。对工作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对传播方式进行彻底改革,为广大读者用户提供系统化、完整化、个性化的知识信息和优质高效服务。

3.2服务创新图书馆的性质和宗旨是服务,因此服务是贯穿图书馆发展的主线,服务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图书馆发展的目的就是提供更好的服务,图书馆的立身之本是“读者第一,服务至上”。那种“坐等读者上门”的被动服务模式,在信息化社会自然是与读者的需求极不相适应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是读者奔波与工作、科研之中,不能在“定格”的时空内进人图书馆,虽然有些单位也开通了互联网,但并非所有资源都能在网上阅读,且人们的阅读心理、习惯也不尽一致,对纸介质文献一往情深的仍然不在少数。}z}如果要保持馆藏文献不破损,不丢失,陈列美观,排架有序,那就只能是保持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而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则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实现人性化管理,完善实施人文关怀的制度建设,营造人文关怀的内外环境。包括人性化的服务理念、人性化的规章制度,体现在人文关怀的物理环境、文化环境、功能布局、操作手续及服务设施等多个方面。图书馆的本质始终是人文的,“以人为本”应当贯穿图书馆服务的全过程。其核心的价值观是“读者第一”,其终极目标是读者的需要,其实现的过程是尽最大可能方便读者。人性化的服务应体现在:第一,一切以满足读者需要为前提,点点滴滴体现“助人”的一面。哪怕是面对读者的一些超规范的要求,只要是合理的,都应该尽量满足。“服务不是僵化的条文,也不是冷漠的循章办事,而是面对活生生的读者,投人相当的情感和思考,对各种规范之外的需要,要给予富于人情味的关注和作出富于创造性的应对。第二,尊重、平等对待每一位读者,不因其经济、身份、个性的差异、身体的残疾、缺陷、感情的亲疏而厚此薄彼或区别对待。因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特别是对某些身心不健康者,决不能表现出轻视和反感的态度,相反,更应该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让其感到受尊重和被重视。蒋永福先生提出的“无等级差别服务、无身份界限服务、无强制服务、无歧视服务”的“四无服务”是对平等服务具体、精辟的诊释。以改变原有的单一的馆藏文献外借与内阅,应利用网络平台提供各种数据库、知识库以及在线或离线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是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工作者要以主动热情的工作态度,文明礼貌的服务语言和精湛的信息服务技能,围绕着教学和科研实施职务工作。为读者提供咨询帮助和信息保障。帮助读者选择信息、评价信息、并与读者取得联系。变馆员为“知识导航员”,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对读者有强烈吸引力的学习环境和开展综合素质教育的理想场所。

3.3传播方式创新长期以来,图书馆知识信息传递方式主要以“文献传递”为主,这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和读者需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在知识信息领域多学科交叉渗透,信息海量增加,各种信息混杂现象严重,对信息选择难度加大。再者,现代读者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向深度和广度再延伸,有时对知识信息的需求要精确到一个知识单元,甚至是知识点。有时对某个知识信息需求会扩展到同类所有信息。知识信息内的复合性和读者用户对信息要求的综合性,迫切要求图书馆实现“文献传递”向“知识传递”的转变。“知识传递”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读者用户的需求,利用馆内外知识资源,从中筛选、加工、整理出适合读者用户需求的知识信息。以供读者用户对知识信息需求的选择,具体包括:第一,特色资源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建设专业性、地域性较强的专题数据库,可以方便专业人员对本学科的科研成果、最新研究动态的随时掌握利用。例如可以建设学士、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教师课件多媒体数据库;重点学科成果论文数据库;馆藏视频、录音、图片等多媒体数据库;互联网信息采集数据库等。再通过信息平台,将这些建成的数据库到web页面上,方便读者进行全文检索。第二,个性化定制服务。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是指根据不同用户的特定信息需求来提供符合其特定需求的具有个性化特点的信息服务方式。它包括两个方面:按照用户的需求提供信息服务;按照用户或用户群的特点来对信息资源进行二次组织与开发,创建个性化的信息环境。因此,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应该做到:一是利用各种现有电子期刊数据库向读者定期发送其关心的最新期刊目录(如果提供的目录全文链接有效,可直接链接全文)。二是提供基于统一检索平台的个性化检索,实现对用户选定的异构数据库的跨库检索,并对当时所获得的检索结果实现全文链接。三是进行实时的专题信息,按照用户的检索定制,实时从用户选定的各种专业数据库中检索最新记录进行主动推送。四是把图书、报刊等各类印刷型文献,通过书页扫描、压缩打包等工序,快速优质地生成电子“图书”,供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浏览。五是进行互联网信息采集。集页面下载、页面内容分析与提取、内容加载为一体的自动化采集系统,可以从互联网上大量的资源中选择所需的信息进行实时下载,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第三、数字资源的整合:随着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种类的不断增加,不同种类的数字资源往往存储在不同地点、不同服务器或不同存储系统中,它们常常使用不同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平台,应用各种不同的检索系统。这种不同数字资源结构和应用系统上的差异性,给高校用户在检索查询数字资源时带来了许多困难,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提供集成信息服务的平台,使用户能利用一个统一的界面,用一个检索表达式或检索词,就能完成对不同数字资源的检索查询工作。因而,数字资源的整合目前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基本点,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献揭示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检索平台、一次性用户认证、不同系统之间的无缝链接和完整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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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城市史;城乡关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5-0124-05

一、一体化机体:城乡关系研究的概念认知

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分工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运动。”[1]

同时,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两大地域空间,城市和乡村也是通过一定范围人的社会关系积聚而形成的地域社会,[2]从这个角度上,城乡关系也体现为城市和乡村这两大人类生存空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依存关系,[3]城市因素与乡村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城乡结合体,成为社会有机连续体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因此,广义上的城乡关系主要是指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的集中反映,包括城乡间的政治、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其本质是城市和乡村两个地理单元之间、两种不同居住形态之间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流通问题。从这个概念出发,城市史研究中对城乡关系的认知通常通过两个渠道: 一是将城乡各自看作是区域中的一个点,研究城乡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般从人口的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二者分类论述;一是将城乡看作一个线或面,研究某区域内的城乡群体各要素的组成、变化与发展,认为从农村向城市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各种社区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4]

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城乡关系对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城市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的:城市有其独特之处。如果城市与社会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再把‘城市史’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进行讨论就没有意义。……任何综合性的城市史都应该包括对城乡关系的考察。” [5]因此研究城市史的学者十分关注城乡关系,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的联系和互动。美国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与周围的环境相联系的,周围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前景与特征;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新城市史学派则把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过程的两端,论述城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中国大陆的城市史研究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群体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以及制度、体制等各个层面,其中对城乡关系也多有涉及。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明清社会与经济研究的细化与深化,掀起了新一轮城乡研究的。

二、多元化特色:城乡关系研究的区域解读

近代城市史研究兴起后,学者们认识到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应当是且必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和拓展方向。早在1991年出版的《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中,隗瀛涛先生就提出了要重视城乡关系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不能仅局限于探讨城市本身的发展,而必须从城乡关系的更广阔的背景来探讨城市的发展。”[6]而在近代城市史研究起步的四大个案城市研究著作中,著者各自从不同角度部分论述了近代不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近代城市史研究进程中,城乡关系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被反复提及。学者们立足于不同区域,着眼于不同领域,有侧重地开展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各具代表性的多元化地域性成果。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张仲礼等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的现代化》等著作中分析了早期开放口岸城市对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的影响,展示了近代通商以后东南五口岸所表现出的“矛盾的统一体”的城乡关系:一方面,乡村既支持了城市的近代化,自身也获得了发展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乡村又不得不受制于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付出代价和牺牲。[7]

戴鞍钢的著作《港口·城市·腹地》和围绕上海及其周围乡村的系列论文集中阐释了近代上海开埠后,都市发展对区域腹地以及乡村在经济、文化、职业选择乃至家庭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辐射和影响。[8]张忠民对乡村中的非农产业进行了考察,指出沿江城市周边乡村非农产业的分布以及发展态势,大致上与沿江城市本身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水平相关。[9]

另外,罗苏文考察了近代上海周边市镇的升降存废,指出都市与郊区市镇在人文景观、居民生活方式方面呈现的强烈反差,显示了近代上海都市发展对市镇的巨大影响力。[10]张晓虹等人对开埠后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变迁进行了细化研究,指出由于受到上海开埠影响,上海东北部地区的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呈现出以租界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构造。[11] 林星在对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城乡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城市近代化的历程形成了城乡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新型结构关系。[12]

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隗瀛涛先生主编的《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率先以“城乡关系”为研究主题,内容包括清代前期四川农业社会的恢复与城乡关系的构建、城镇与乡村经济的互动过程、场镇及其对乡村的意义等9章,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城乡关系对城市发展作用的认识和主张。[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