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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责任政治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一、 言论实践:追求“监督政党”的议政书生
作为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的言论实践很丰富。自1908年主编《竞业旬报》始,他先后参与《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自由中国》等的创办或编辑,是公共舆论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发言人。通过考察他的言论活动,笔者认为:在言论实践中,是一位追求“监督政党”的议政书生。
对政治始终有“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他曾引用明末清初学者周亮工所著《书影》中的一则故事自述情怀:“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19世纪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是议政时的“偶像”。1947年9月21日在天津公能学会发表演讲,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一个没有军队支持,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能做些什么?”然后指出:至少有三大类事情可做:“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将其“忍不住谈政治”的经历列为第一类,表示:“我只是学弥尔(J.S.Mill)……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实际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他的著作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弥尔这种批评政治,讨论政治的精神,我们可以学习,也是我们所能做的!”
曾将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表率政党”、“监督政党”三类。他很推崇“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这亦是他议政之时的自我定位――“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许他们的性情与才气是不宜于组织政党的;他们能见事而未必能办事,能计划而未必能执行,能评判人物而未必能对付人,能下笔千言而见了人未必能说一个字,或能作动人的演说而未必能管理一个小团体。……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了!有时他们的责任还不止于评判与调解,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侯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
书生议政,虽诸多不合时宜;但信仰坚定。汤尔和曾对直言:“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话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对此,如是表明心迹:“我们也明知那说的和行的是两个世界,但是我们总想把这两个世界拉拢一点,事实逐渐和理论接近一点。这是舆论家的信仰,也可以说是舆论家的宗教。”
二、言论理念:民主文化体系中的“常识”
1956年2月,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就批判一事指出:“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①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在1979年纪念“”60周年时,就出现了一批重新评价与研究的论文,学术史上的开始不再被忽视。随后二十余年的研究,的“本来面目”亦日渐清晰。
尽管如此,少数研究者除外,人们对其人及思想的认知依然存在偏差。具体到“的言论自由思想”,则更是一个认知盲点。与他的其他理念相比,的言论自由思想不仅不广为人知,且更易遭人误解。1962年3月2日,辞世后的公祭之日,台湾《联合报》的社论《与言论自由》一文就指出此点。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的言论理念自成体系。该体系由两个层面组成:其一,“为什么要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具体价值。其二,“如何才能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实现途径。
在前一层面,主要从个性发展、人权保障、民主三个角度立论。其主要观点分别为:(1)言论自由能够促进个性发展,养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有利于铸成“健全的个人”,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应该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放弃“统制文化”;还应不以“思想言论”入罪,让青年自由探索。(2)保障人权首先需要确立法治基础;争取人权亦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应建立能够“批评政治”的自由;“负责任”的言论不受非法干涉。(3)民主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它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仅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民主的训练是实行民主,良好的公民并非“天生”的,而是需要经过慢慢“训练”。言论自由与民主互相关联:保障言论自由自是民主的应有之义;言论自由亦是实行民主的必要条件。
在后一层面,则主要阐述三点: (1) 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应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时须注意讲究技巧。(2) 言论自由必须“负责任”。因此,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理念,以“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清楚的思想”议政。(3)言论自由与相互“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能相互“容忍”则无言论自由。因此,在观点相异之时,应该谨防“正义的火气”。
更为值得强调的是, 能成体系之外,的言论自由思想中有两点格外突出:(一)强调个人权利――言论自由应以个人为本位。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不可让渡,这一基本人权具有价值优先性。(二)提倡相互宽容――“容忍”是言论自由的根本。由于“理未易察,善未易明”,所以人人都不应以自己的主张为“绝对之是”,每个公民既是被宽容的客体,又应是宽容的主体。这实则深刻把握住了言论自由的两个维度。
人类学家吉尔兹曾指出“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并且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常识对我们而言即是当所有那些人为的各种符号体系竭其所能皆于事无补之后,它是仍保留着那些更为深层复杂的成就的原因皆备于旁的那个部分。”②的确,“常识”往往非常可贵,具有那种穿透重重迷雾、直指世道人心的力量;“常识”并非众所周知,虽然可能“卑之无甚高论”,但常常呈现出稀缺状态。考察关于言论自由的诸观点,笔者认为:他的言论理念可被视作民主文化体系中的“常识”。虽然在学理层面缺乏深邃的论述,但可探骊得珠,得自由主义的精髓。
三、时代递嬗中的思想接力与超越
为了确定言论自由思想的历史坐标,笔者还将他与梁启超、储安平、殷海光分别进行比较。梁启超积极利用言论机构发言,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与个人抱负的重要手段。他不仅“坐而言”;一旦条件成熟,亦会“起而行”,直接参与实际政治。虽以“讲学复议政”自期,不过始终不改学者本色,其重心是“讲学”;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他往往在知识分子使命感的驱使下才“忍不住”谈政治;且自始大体没有偏离“监督政党的舆论家”这一定位。储安平虽也有过“讲学”生涯,但其重心却是“议政”。他与实际政治运作更少瓜葛,纯粹地追求言论“干政”,期望能以舆论影响政治的现实运作。殷海光的经历则很特殊,他在言论实践中的立场有颇为曲折复杂的演变,以其对政权的态度为准,基本可划分为虔诚的拥戴者、大胆的谏诤者、坚定的抗议者三个阶段。
他们俱肯定言论自由的重要,但强调的具体理念甚有分歧。在国人几皆处于蒙昧状态时,梁启超以“新民”为己任,强调思想自由并清楚地指出“独立”是其核心,振聋发聩之功不可泯灭。但他的自由观具有国家本位倾向,经历了从重个体自由到重团体自由的演变,最终认为团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具实际重要性和价值优先性。因此,他重视追求内心境界的自由;此外,顺其思想脉络推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并非不可让渡。曾深受梁氏的影响,同样强调思想自由和独立思想。不过他反对将内心境界的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指出“自由”是免受外力干扰的具体权利。同时,他始终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以贯之地主张自由应以个人而非群体为本位,强调“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因此,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可让渡。储安平捍卫异己者的言论自由权利、强调公民应有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这与的观点颇一致。储氏比更突出知识分子在建设民主与健全舆论中的作用。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敏锐地注意到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密切。认为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观点虽然平实却是灼见;殷海光则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的”,即便是出于抗争威权的需要,这一阐述亦有误读之嫌。不过,殷氏对“个人自由”的认知更为透彻,明确指出:个人不可被视作达到任何目标的工具。强调“必先牺牲个人自由方可换取国家自由”,其结果是:往往国家自由未见实现,而个人自由首遭剥夺。因此,个人有自由与否的问题;国家却只有独立与否的问题。
通过比较研究,综观梁、胡、储、殷四人的言论自由思想,其间演变路径可概括为:在时代的递嬗之中,既有思想的接力,又有思想的超越。需要强调的是:的首倡之功虽然不及梁启超,在个别问题上亦无储安平、殷海光的洞见;但就思想的系统、理性而言,他则高出一筹。
近代中国诸多享一时盛名的人物,或因对舶自西方的新知了解浮泛、或是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裹挟、或被强烈的功利主义目标所驱使、或被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侵扰,往往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洞察力。因而,他们往往如鲁迅所言“激烈得快颓废得也快”,直面湍急的时代风浪时,会有强烈的信念危机、会有迥异的思想转变、会在迷茫中走上歧路、会抛出逆潮流的主张。处此艰难时世之中,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既有不为时惑的睿智识见、又能稳健地保持韧的争取精神,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注释
①唐|:《春天的怀念》,载金瑞英主编:《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116 页
第一,只见“教材”不见“学材”,课堂的“教”远大于“学”。人们习惯于把课本称为“教材”,没有人把它称为“学材”,这说明课本只是教师的“教材”,却成不了学生的“学材”。离开了听教师讲,学生很少对课本进行津津有味的自学、探究;只有当教师讲的时候,学生才在教师的引导下翻翻书,课本只不过是学生的“看材”。因此。在课堂教学上,往往看到台上教师或声音嘶哑,或口干舌燥.或汗流浃背,台下很多学生却仿佛在听老和尚念经,昏昏欲睡,一副事不关已的模样:或自顾自看书,根本不听老师讲的。这就引发了笔者去思考这样一个同题:在课堂上,真正流汗的、能量消耗大的应该是谁.是学生还是教师?
第二,相对封闭式的教学。教学形式“惟一”。每节课差不多都是千篇―律的教学,丝毫无新鲜感可言。救学内容“惟书”。书上怎么写就怎么做,教参上怎么列就怎么搬,小心翼翼,在结合社会实际、学生生活方面做得很不够。教学计划“惟序”。在教学计划上,按部就班,课本以什么顺序编排就以什么顺序教,规定一框节内容上一节课就一框节内容上一节课,缺少灵活变通。
第三,师生双方关系不平等。很多教师至今还这样认为:教学中存在一群被叫做“学生”的年少者和一些被称为“老师”的年长者,他们的关系就是受教者和施教者的关系,此外别无其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并不是把学生看成具有独立性的“人”,对他们缺乏应有的尊重,总是带着社会赋予自己、与职业俱来的“特权”凌驾于学生之上,不鼓励学生的创新和发表不同意见,剥夺学生的主动权。
以上情况都说明,思想品德课有新教材但还欠缺贯彻新思想、进行新实践的教学,思想品德课教学中还没有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那么,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个别教师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转变外,更多的教师是苦于找不到系统的、行之有效的确立学生主体地位的方法。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学生的思考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学生的聪明才智受到抑制。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曾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笔者从教育家们的“如何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谈话中得到启迪,针对目前困扰教学的“如何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一大难题,在教学中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并认为以下几种方法效果较好:
一、 加强学法指导.促使“教材”向“学材”转换
1.指导学生掌握阅读自学的方法。阅读自学是一种获得知识的主要手段,要求学生做到三个字:“看”――学生能自觉地自学教材内容:“思”――学生要把看到的信息经过大脑加工,自己获得知识;“述”――学生能把认为重要的或疑难的问题说出来。然后,学生之间进行总结、讨论和辩论等,谋求同教学目标的逐步接轨。
2.指导学生掌握在联系实际中认识问题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品德课的生命和灵魂,要教会学生使用好猎枪,用科学理论之“矢”去射实际生活之“的”。当前采用的新课程教材比老教材有了巨大改进,贴近了实际,贴近了社会生活,教师更要善于做好引导工作。
二、 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课堂教学做到“六让”
1.让学生明确目标。目标是教学活动的起点和归宿。提出目标应根据不同教材,不同学生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2.让学生去发现新知。迁移理论告诉我们,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对后继学习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以上所提及的一些自学方法去发现新问题,探求新知识。
3.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在教学中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如善用角色换位,对于一些适宜学生讲解的内容,让学生做好课前准备,上课时充当小老师,把它讲解出来。
4.让学生去归纳学法。这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加强学法指导”并不矛盾。“授人以渔”是重要的,但学生要结合自己掌握知识的实际,真正理解和运用适合自己的学法,并学会自己归纳学法。
5.让学生总结课堂内容。如问学生,“这堂课你学到了什么?”学生通过问题总结作出答复,既能及时反馈信息,又活跃了课堂气氛。
6.让学生评判教学效果。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老师的教是否适应学生的学?学生心中有杆秤。教师要注意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为此,通过一段时间教学后,有必要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形式要求学生谈老师教学的得与失,并对今后的教学提出建议。这样既充分发扬了教学民主,尊重了学生主体地位,又有利于教师自身改进教学,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三、 课堂教学的延伸,拓展第二课堂
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曾说过:“每个人都有大致相同的经验,课外学到的东西比课内多些。”在重视课堂教学同时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做到“课内引路,课外走”,让学生把课内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广泛运用到课外,并从课外知识中吸取营养,从而形成知识的渗透与互补。
1.让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它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如何认识研究它们?这就要求学生搞―些调查研究。例如,我们在学习初三《思想品德》第四课第一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内容时,结合今年我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大时政内容,组织学生利用双休日时间开展社会调查,要求学生到乡村、社区了解自1978年,党的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来,本村、本社区在农民的住房等生活方面、在乡村的道路建设、村务公开等方面收集材料,整理有关数据,使学生切身感受30年间,神州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2.指导学生自办小报。这样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与概括能力。小报的内容可以开设这么几个专栏:“热点追踪”、“望台”、“新闻集锦”、“风云人物录”、“名人名言”、“传统德育故事”、“资料窗”、“调查与思考”、“学生心理保健”、“案例透视”等。学生也可根据自己实际自设一些新颖别致的小栏目。
3.让学生撰写政治小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要求做到“新、广、深、实”四个字。“新”是注意引导学生观察、了解、分析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撰写出具有新意的政治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广”是指学生参加撰写小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的范围要广。“深”即要求学生对所论述的问题的分析要有一定的深度。“实”即要求学生撰写有现实教育意义的调查报告。
四、 相对开放式教学
1.教学内容开放不“惟书”,体现时代性。在教学中不断地把反映时代脉搏、并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内容作为教学的补充。如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后。思想品德课教师就要争取把教材内容和十七大精神紧密结合,力争使十七大内容进课堂。
2.教学计划开放,不“惟序”。教材的课、节、框的编排是死的、既定的。我们教学的对象、环境、条件是活生生变化着的。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必须因时因地、因人教,因而教学计划是灵活的。是可变动调整的。
3.教学形式开放,不“惟一”。首先,教法上要“常变常新”。“幽兰之草,久闻而不知其香”.任何一位教师即使曾经有过效果良好的方法。也不宜“竹篙撑船――一竿子撞到底”,总使用一种教学方法,否则会令人产生厌倦情绪。其次,教学手段要多样性。课堂教学必须借助多种媒体为手段,不断地刺激学生的不同感官,开发感官的潜能,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促进学生积极地思考。在当前,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直观教具、图片、科技模型、标本、投影幻灯片等。在课堂教学中.要科学地恰当运用这些媒体。
第五,教学活动的民主性。
伟大的教育家徐特立认为,学生和先生的关系是同志的关系,现代教育观念表明,师生双方关系是平等的。当师生双方处于平等和谐的气氛中,师生智慧的火花才会进发激荡;教学才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最富有创造性、最激动人心的精神解放活动。
1.教师首先要更新观念,在学生中树立起可亲、可敬、平易、和善、和蔼的形象,这有助于消除学生在课堂民主活动中的心理障碍。
2.要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消除学生思想上认为教师是“真理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