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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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字学思想；唐兰；裘锡圭；《中国文字学》；《文字学概论》

中图分类号：K8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是文字学思想方面的大师，现阶段，大多数人都把两人的文字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作为学习文字学的蓝本。尽管对两人的某些思想依然存在很大争议，尤其在“六书”说和“三书”说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俯拾皆是，如《浅议“六书”“三书”》（肖方平），《“三书说”比较说略》（张先坦）之类。当然，争议是真理的必经之路，这恰恰证明了两者理论的价值。目前关于唐裘两人文字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笔者考察了一定的背景，发现有一些期刊论文从两者的文字学思想差异都只是做一些零星的涉及。故笔者以此为切入点，主要是从两书学术侧重之差异、书目编排之差异、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写作的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一、 学术侧重之差异

两人的研究轨迹的差异，造就两人知识体系构成方面差异，故两人著作在语言措辞和论点选材方面就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通过研读《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就能找出一二。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用词自信而清晰，书中常有论断之句的提出。如，“三书，可以包括一切中国文字，只要把每一类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不论谁去分析，都可以有同样的结果”。在作此书时，对自己前期的作品多有涉及，如在51页就有这样的句子“我在《殷奇佚存》的叙里还说过”。又因为他曾写过文字学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导论》，所以他在写《中国文字学》时，主要是厘定概念，而省略了大量的具体论证，大有鸟瞰中国文字学之势。而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对于论点的提出方面一般持谨慎的态度，不直接对前人的理论加以批判，而是通过大量的例证，充分利用了他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造诣和研究成果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在阐述自己的“三书说”时，就用了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加以说明。如果是无法用大量事实来说明的，他绝不会当即就下一个结论，而是把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来思考。如，在关于“八分”得名的原因研究中，他就列举了古人的各种说法，然后说“究竟哪一说符合或最接近进入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现在已经难以确定了，也有可能这些说法全都是不正确的”。

二、书目编排之差异

《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在理论创建方面的成果。这两部书的主要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汉字的构成，追溯汉字的发展演变。书的用途各异，因此书的编排结构很不一样，唐兰先生的书是界定文字学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裘锡圭先生的书是在唐兰先生对文字学界定之后的思考，主要是用于教学，故对文字学领域内的争议说得相对详细。

现以两书的目录为例，从中揣摩各自的侧重点及思路。唐兰先生重整体轮廓，因此目录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文字学范围的界定、文字发生的时代、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化和变革。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文字的演化”和“文字的变革”等。在编录文字的演化时，就有包括如用“绘画・锲刻・书写・印刷，行款・形式・结构・笔画，趋简・好繁・尚同・别异，致用・观美・创新・复古，混淆・错误・改易・是正・淘汰・选择”直接将造成文字演化的因素运用于标题上，如此，只要看到标题读者就会明白他要说明的是关于文字演化的原因。诚然，在这个什么都要求深奥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样的做法，因为文化是必须经过传播才有意义，普通读者能读懂的理论自然是最好普及的。

《文字学概论》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文字学领域三个主体部分―文字的性质、形成和演变。在说明文字的演变过程时，作者没有像唐兰先生那样把演化和变革分作两部分来写，而是以变革为主线，中间略微夹带了些文字的演化。这样很好的告诉了读者其实演化和变革是两个彼此相依无法分割的两个部分。在文字形体的演变之上与唐兰先生的第一章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裘锡圭先生将秦系文字划分到了古文字的范畴。唐兰先生以文字变革的主要字体为主线，而裘锡圭先生直接陈述了隶楷阶段各字形的相互影响。

三、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

首先，两人对文字的发生的时代的看法不同，唐兰先生意识到文字发生的时代在文献里没有直接的凭据，只能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寻找答案。从文字本身来看，现能考察的各种古籍最早的也只有商代的文字；从历史的角度来推测，历史是在文字很发展以后才能产生的；从历法的发明及卜辞的研究的角度，得出文字远在夏以前已经有了，于是推定文字发生应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关于文字的发生形成和发展，裘锡圭先生认为由于缺乏原始文字的资料，没有复原汉字形成的具体过程，所以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推测。对于原始汉字有关资料是否具有汉字的特征的研究，推断，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普遍使用的几何形符号还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可能与原始汉字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或曾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距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于此，他推测的结果是，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

其次，定义中国文字的性质的时候，唐兰先生对现有资料和观点的批判，否定了中国语言为单音节语，认为中国语言对大体是由单音节语和双音节语构成，由于无法弄清楚古汉语的读法，所以无法做出定论；其后又批判了中国古代汉语有复辅音的说法；最后提出“如果硬要给中国语言下个定义的话，那就说是“声调语”吧”。而裘锡圭先生从语言的角度比较了近代研究中的一些叫法中来寻找可能，从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角度出发，认定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所以把中国文字定义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另外，如果把字符看做在语素层次，那就可以定义文字体系为语素-音节文字（即使用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节的字符的文字）。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显然没有裘锡圭先生对汉字的性质定义清楚的。

再次，唐兰先生在他的《谈谈文字学》中提到，“文字学就是研究这些文字的形体的科学”“研究文字学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中国文字的历史与其该走的路”。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汉字的演化和变革过程是唐兰先生文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汉字的演变过程，他说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对着简易的目标前进的，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在说到汉字的变革过程时，两人的观点有了分歧。裘锡圭先生认为唐兰先生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这种方法也能够反映出古文字形体变革过程的一些重要特点，但是其实这四类文字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明确，所以他在写书时主体注重的是用大量的史料来说明各阶段文字的特点，而未涉及到这四类文字的区分。

最后还有关于“八分”的说法，唐兰先生认为王的说法是对的，在《文字志》中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没有“八分”，所以楷书就是“八分”。例证是在毛宏的教秘书中却只是八分，这就很像近代所谓寸楷，一般要学书，非得从八分楷法入手不可，所以他的观点是八分就是楷体，而裘锡圭先生认为汉隶才是“八分”，其依据是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在涉及了“八分”得名原因的问题时，唐先生认为“八分”是“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裘先生则陈列了现存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并且对当代各学者的观点进行辨析，但是最后没有做一个总结，并陈述自己的理论。

四、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

关于唐裘两先生的文字学方面的思想，在《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本书中有足够的体现，最可圈可点的当属两人对“六书说”的态度和“三书说”的提出上。六书是造字之本，也就是造字的六种方法和原理，既然它是理论，那么这六种造字方法就必须要有清楚的界定。这些造字法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差别，两种造字法之间重叠的地方是不是能引起争议，有没有充足而准确的例证，都将是这些造字法能否让大家信服的依据。

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对“六书说”是持很明显的批判态度的，首先他认为，“六书说”的界定粗疏。其理由是，象形、象意、象声就已经包括了字的形音义三方面，为了把图画的实物的文字和少数的记号文字分开，所以多出了一种象事。至于转注和假借，根本就不属于造字法，而是汉字孳乳的一种方式。其次，是“六书说”的义例问题。 这一问题是“六书”界限不清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明晰的定义，就使得一些字的归类不同，使得后人的解释，各执一词。对于刘昕、班固、许慎三家说法，清代学者讨论得很多，但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条例最详细的《说文解字》中，每一书的例子也都只有一两例，并且没有注明某字属于某“书”，也未能清晰表达每一“书”的定义。如郑樵的《六书略》，因没有看到许慎义例本身的缺点，对于不容易分类的字，只好采用“声兼意”一类的迁就方法。所以唐兰先生不得不提出“三说书”，以达到不迁就的目的。“三书说”的内容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据唐先生自己的看法，这三种基本类型包尽了一切的中国文字。裘锡圭先生对此有很大的意见。

裘锡圭先生认为，六书说很难从实际出发去将汉字完全归类，这是先立其名而后将汉字归类的结果。例如，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所用的字符像实物之形，所代表的词是所想之物的名称。后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所代表的词不是“物”的名称，而是“事”的名称。这两类字的区别似乎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却有不少字是难确定它们究竟应该归入哪一类。“六书说”建立之初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对现如今汉字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自从它建立其威信时，很多学者就限于此，做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研究。如，就如何对转注下定义这种说法就有很多，在裘锡圭先生的书中就列举了九种。裘先生不希望大家再陷于这毫无意义的探讨中，因此，他开始探寻文字史上“六书说”的异声，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进入了裘锡圭先生的视线。并且，他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自己的判断，认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没有多少价值，其理由是三书说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象形字单独列为一书，象意字就可以把它包括其中；其次，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留下位置，裘先生推测唐先生可能认为这些字都是后起的，数量也不多，故能不管，在裘先生看来这是一种不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最后，没有把假借字列入汉字基本类型，这是不对的，假借字不但在构造上有自己的特性而且数量也很庞大，作用也很重要，不把假借字看作一种汉字的基本类型实在是没法反映出汉字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裘锡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分别是使用意符、音符还有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的造字法造的字。另外他还将三书不能概括的文字进行归类，分别命名为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五、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

由于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处于不同的时代，所以知识体系的形成也通常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完善，当然因为论述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无法评定两人到底谁对文字学的贡献更大。笔者认为，对于两人对文字学贡献的讨论应该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唐兰先生是较早从建立古文字学角度来研究古文字的古文字学家，是现代古文字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中国文字学》成书于20世纪四十年代， 194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字学概论》出于同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部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理论性专著。

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名义；第二，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史上的地位；第三，解决了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否定了仓颉造书等不可靠的说法，确定了文字由众人创造的说法；第四，进一步深度批判传统的六书说，创立了三书说，在中国文字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唐兰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为我们走上真理之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五，系统地论述了汉字演化、变革的历史。他的《中国文字学》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无疑它开辟了中国文字学的新时代。

裘锡圭先生的著作《文字学概论》的贡献，我们必须把它放到与前人理论的比较中去加研究。第一，《文字学概论》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文字的性质即语素――音节文字；第二，比较合理地论证了图画文字和汉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关于汉字何时何地开始形成的问题去中，以严谨的态度做的论断，对于扭转许多论著简单草率地把原始陶符与表意性古汉字相比附的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第一次论证了俗体字对汉字演变的关键作用，揭示出汉字演变的内在原因和动力；第四，从字符所反映的汉字性质来看，如果撇开隶变后才大量增加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其三书说无疑是迄今所见最能反映汉字本质属性的结构类型模式。第五，他把“表意字”再分为六小类：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这种分类尽管在某些划分细节方面没有必要，但是他避免了传统六书说中像“指事”、“转注”那样含义不明的纠纷，而且更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汉字结构的实际情形；第六，对先秦古文字发展阶段的研究继承了自唐兰以来既按时代又按地域划分阶段的处理办法，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秦系文字、六国文字四块。这种划块法既能反映时代差异（商、西周春秋、战国），又能反映空间差异（秦系与六国），构成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状况的立体系统，比过去习惯于，按书写材料分为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处理法要科学合理得多；第七，快刀斩乱麻似的处理旧的纠纷，对引导汉字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很有益的；并且他还指出在语文研究中跟假借有关的几种错误倾向。当然，从汉字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文字学概论》一书凝聚着作者30年独立思考和研究的心血，总结了前人汉字学研究的成果和教训，在汉字学史上具有历史性的地位和价值。

综上所述，唐裘两人的文字学思想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国两代文字学大家对中国文字学本体及未来的思考，无所谓优劣。但是我们能从对两者文字学思想的比较中去学到很多，我们未来的文字学该何去何从，文字学思考的角度有哪些，不能仅囿于现有文字学家研究的论点而不去思考这些理论是否真正能够适用“唯物”的文字学。唯有这样，中国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才能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8，（8）

[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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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国文法》是《马氏文通》之后最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一经出版，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前，它已经列入商务印书馆最权威的《大学丛书》；同时，欧、美、日、苏的一些大学及汉学家，大都选用它作教材或参考书。时至今日，我国中学、大学所使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语法体系仍与《高等国文法》的语法体系相差无几；有的相异之处，还以后者稍胜一筹。如“暂拟系统”有“量词”而《高等国文法》没有；我们知道，后者虽然是一个泛时的体系，但例句多采自先秦两汉，也即是上古的典籍，而上古汉语恰恰是只有单位名词而没有量词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高等国文法》是胜过“暂拟系统”的。语言是一个严整的系统，大系统下还有中系统、小系统。《高等国文法》从语音上探究了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的系统。例如，在《自称人称代名词之音系》一节中指出吾、我、卬都是疑母字，台、余、予都是喻母字，朕、身等都是端母定母字等，这是非常科学的。又，目前中学文言教学中作为重点、难点的文言虚词系统，基本上还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体系；目前中学生都基本掌握的动词、形容词的“使动”（即“致动”）、“意动”用法，也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说法而一成不变的。

《中国修辞学》是我国修辞学两大流派之一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遇夫先生将修辞与校勘加以区分，使之各成专门之学，同时归纳总结古人修辞的规律，是为“科学性”。发前人所未发，指出古汉语中的若干特殊修辞现象，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为“创造性”。从古籍中辑录大量修辞事例，分类编排，让事实说话，而不言自明，关键处加以简明扼要的按语以画龙点睛，所谓“以少许胜许多”，是为启发性。秦旭卿先生指出：一是由先生的前期著作《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到这部《中国修辞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一大飞跃；二是《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了；三是《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

周秉钧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了更为凝练的总结：“杨氏博览群书，从我国古籍中收集了非常丰富的修辞材料，加以分类排比，揭示出我国古代修辞的真实面貌。汉语修辞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基本概括了。杨氏是全面地占有了我国古代修辞材料科学地进行研究的开路人。《中国修辞学》这本书是研究我国古代修辞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在我国修辞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书的基础上增删和改写而成，“续补”是《中国修辞学》的资料长篇。遇夫先生十分重视“彰显华夏历古以来”语法和修辞的民族特色，反对所谓“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中国不能独有”的错误说法，指出这种谬见只会导致“贬己媚人”、“一一袭之”的恶果。《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归纳法和比较法”，这在汉语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修辞学》问世，使古汉语修辞学摆脱了作为经学的附庸，使之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传统的中国语文学向现代科学语言学飞跃的标志”，“是杨氏的创造性学术成果”。郭绍虞称杨著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可说为中国修辞学“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全书十八章、十七万余字，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增订出版。

五、文字、训诂学著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遇夫先生文字学、训诂学、语源学的代表作，1936年底出版，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陈寅恪语）的崇高地位。

《积微居小学述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姊妹篇，1954年出版，因为后出，考据更为炉火纯青。上述两书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国内外影响深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论文集，文字训诂学名著。1931年至1936年冬，先生“乃专力于文字之学”，完成了“说字”、“音韵方言文法”、“经史金石考证”等论文一百零六篇，五卷，共十六点四万字，书名《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乍出”，师生同行赞为“创获”。著名语言学家余嘉锡说：杨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于《说文》讽籀极熟，于群经讲贯极精”、“上溯钟鼎甲骨之文以识其字，旁通百家诸子之书以证其义。穷源竞委，枝叶扶疏”，为近代文字训诂之宏著。张尔田称：“《论丛》内容精墒”，“自开户牖”，有“创通之美”，“不堕乾嘉大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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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书乃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原创性学术精品之一，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1937年先生任教湖南大学后，将小学金石的新作辑成《续编》一卷，于1946年出版。1954年，先生将1931年出版的《文录》，1937年出版的《论丛》和1946年出版的《续编》，进行删选增订合并，辑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共六卷，一百三十九篇，三十一点六万字，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先生小学金石研究的卓越成就。郭在贻称：遇夫先生“于音韵、文字、训诂、语法、修辞等，靡不淹贯，其于训诂之学，尤为卓绝”。新著《论丛》，“对乾嘉时代训诂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和章太炎、黄侃等都是“卓越的训诂学大师”。雷敢指出先生精于“王、段之学，但不拘泥于王、段”，“不在文字本身兜圈子，而能博涉经学”，“大量运用金甲文的研究成果，考释文字，校勘考证历史文献和整理古籍”，因而“开辟了文字学研究的新境界”。陈寅恪倍赞先生经史兼精的学养，说杨先生“熟读三代两汉之书”，群经诸史，“融会贯通”，故考证“脱离片断之金石”，解释“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言从字顺，犁然有当”。“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诬也”。

《积微居小学述林》收入的是杨先生1936年以后写的“说字之文和其他文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续集或姊妹篇，全书七卷，二百零七篇，前五卷为解说通考文字之学，后两卷是故书古史杂考与序跋书札杂文，共三十四点七万字。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重印。封面书名译有英、俄文字。曾运乾说：《述林》“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其文字学说，已“超二王而迈俞、孙矣”。廖海廷称先生谙练许、段、王之学，“博学精思”，“能独出新诠，发复千古”。先生说字，“形、声、义三者密合”，“明文字之源”；“精通古韵，穷其语源”，故能辨段、王之“瑕瑜”，剔许君之“谬说”，为文字研究“辟一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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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中国古代诗歌语音学文字学一、中国古代诗歌评论概述

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诗歌传统，从最初的《诗经》《楚辞》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再到有唐一代的诗歌盛世，一直绵延到宋元明清的封建同时代时期。清朝王国维曾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是诗歌毫无疑问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文学体裁。而对于诗歌的评论、分析、研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从东汉毛亨的《诗经训诂传》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就着眼于诗歌的研究，同时产生了一大批价值极高的诗歌评论作品，诸如南朝梁・钟嵘《诗品》、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宋・严羽《沧浪诗话》、明・洪迈《容斋续笔》、清・翁方纲《诗法论》。

然而几千年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史，学者们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对于诗歌“意”的研究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诗歌语言的分析。清朝王国维关于读书的三重境界的论述正可以作为一个古代中国学者在诗歌评论上的三种选择，“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古代的诗歌评论正是在这种注重个人理解的维度上不断前进着，审美主体通过个人感悟的形式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解读诗歌。

但是，诗歌和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也已经有了一些评论家关注到了从语言的角度去分析诗歌，而不仅仅是从个人感悟和诗歌意境的层面去评论。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从语音学和文字学两个方面进行的，语音学主要指的是诗歌的用韵、平仄，文字学则主要关注的是诗歌的用字、对仗等问题。

二、语言学角度出发的诗歌研究

1.语音学角度的诗歌研究

语音学角度的诗歌分析，是由中国古代诗歌重视格律、声韵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着较为明确的押韵要求，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沈约提出了汉语四个声调的问题，并且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诗歌中的平仄、押韵、对仗等问题，从而形成了当时极盛一时的“永明体”。这种讲究格律、对仗的诗体到了唐代全面繁荣，形成了有唐一代的格律诗，并且影响了其后的中国文学史。格律诗讲究用韵、平仄、对仗、句式，因此从语音学的角度去分析诗歌是有必要的。

所谓“平仄”指的是诗歌中的汉字声调长短、平调与升降调或者促声调的交替使用。这对于保持诗歌的节奏有重要作用。平声与现代汉语的阴平、阳平相对应，是一种既平且长的声调；仄声则是指的上声、去声和入声，上声、去声与现代汉语相同，入声是一种短促的声调。交替使用平声和仄声能够在诗句中形成高低起伏缓急相对的变化的美感。平仄的要求具体到格律诗中，就是讲究“黏”“对”“拗”“救”。“黏”是指一首格律诗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句五言句第二字、七言句第四字平仄相同；“对”是指一首格律诗同一联的出句与对句五言句的第二字、七言句第四字平仄相反；“拗”是指的不符合“黏”“对”规则的平仄使用；“救”，则是根据“拗”的具体情况，在其他部位改变平仄规则，从而使诗句重新达到音律和谐的方法。

中国古代诗歌讲究用韵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需要把用韵纳入到考虑范围内。古典诗歌的押韵一般都较为规范，一般来说是隔句押韵，首句可以入韵，也可以不入韵，韵脚一般都落在偶数句的最后一个字上。格律诗有着严格的用韵规则，一般来说按照“平水韵三十韵”的平声韵进行押韵，不押邻韵。但是对于古体诗，押韵的要求并不那么严格，有时可以使用邻韵，甚至还有抱韵、交韵甚至是不押韵的情况。押韵造成的语义作用是将汉语诗歌的句意后移，诗句的语义重心一般都落在“三字尾”上。对于篇幅较长的诗歌，还可以使用转韵的方法让全诗始终保持在一种较为和谐紧张的韵律状态。

此外，探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学层面，还要注意到汉语大量的连绵字。汉语中，特别是古代汉语，有着大量音韵和谐的连绵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双声联绵字和叠韵连绵字，这些对诗歌的影响都是广泛且深远的。

2.文字学角度的诗歌研究

文字学分析是由汉字强大表意功能决定的。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着较为鲜明的层级性，在汉语中，语素、字、词、短语、句子、段、篇、章等构成了一个等级鲜明的系统，而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更能明确看出汉字的特点。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经常会提出哪个字是全诗的“诗眼”问题，所谓“诗眼”，指的就是能够将生动形象表现出诗的意境、增加诗的韵味的特定字，一般来说都是动词或者形容词，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一下就将春风带来的影响，为江南带来无边春色的诗意生动地表现出来。再如贾岛“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以及“推敲”的典故，都将个体汉字在诗歌中的作用完美诠释出来。

因此，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首先是要分析诗歌的“字”，将“练字”之法在评论诗歌时充分重视，这一点在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章中有生动表述。“练字”是将诗句中的重点字词不断修改、调试，以期达到语境中最佳诗学的修辞效果，所谓“点铁成金”、“一字千金”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描述。

比字词更高一个等级的汉语单位是句子。古典诗歌的句法值得做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有着严格的句子字数规定，从《诗经》的四言，到汉乐府的五言，再到唐代的七言，甚至还有从三字到十字不等的古代歌行。单就格律诗而言，不仅字数固定为五言或七言，而且句子结构也有着严格规定，绝大多数格律诗的句式都是“三字尾”，亦即句末三字有独立意义。

汉语有大量虚词，虚词的使用在古代诗歌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杜甫《戏为六绝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句，虚词“与”在此作为并列连词使用，既连接“身”“名”两个单独的字，又连接“尔曹身”“名俱灭”两个短语，正是杜诗中虚词使用的典范，同时也是虚词在古代诗歌运用中的生动体现。

三、小结

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成语音学、文字学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特点，提出了汉语中虚词、诗词在古典诗歌中使用的特殊性，并且对“诗眼”问题、平仄问题、用韵问题做了简要分析介绍。

参考文献：

[1]甘玲.中国古代诗学和语言学[D].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7.

篇(4)

关键词：王船山；说文广义；综述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024-04 《说文广义》（以下简称《广义》）是王船山研究《说文》的学术专著，集中反映了其语言文字学思想。全书收字以《说文》为范围，三卷共731字，另有解说时所涉及的形、音、义相关字961个［1］。编排体例是“一以《集韵》为序，始于东，终于甲。每部一从平、上、去、入四声次第为序”。［2］每字先列《说文》本义，再解释从本义转为其他义，释义时特别注重阐明文字的正确书写和纠正流俗字书的注音错误。 《广义》著于清康熙二十年（1682），刊刻于清同治二年（1863），是王船山晚年的著作。据光绪十八年《湘潭县志》卷十《艺文志》记载：“湖南言《尔雅》、《说文》者，本朝首推衡阳王夫之。” ［3］由此可见，王船山“言《说文》”之《广义》的影响之大。然而，迄今为止，历时三百多年，《广义》虽经多次传抄翻刻，却一直未曾引起世人的重视，研究汉语史的人也很少提及。 为了推动《广义》研究深入发展，本文拟从文字、多义字读音、词义训释、虚字、哲学思想和版本等角度综述《广义》研究成果。

一

（一）文字观

《广义》强调文字的正确书写和运用，反对古人和时人的书法之弊。其依据的准则是六书，如果字的形体结构无法体现本义，或者与其引申义无任何关联，这样的字多被称作“与六书无关”、“迷真”、“不典”、“非”、“尤谬”、“荒谬可哂有如此者”、“非是”等等。《广义》所体现的文字观，主要是指对文字形体变化的看法和对假借、通假的区分。童第德首先对《广义》中汉字字形在不同时期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他列举王船山批评府吏、工书者减省文字笔画的实例，对王氏批评经籍中不讲六书之弊进行辨证分析，指出《广义》中关于传写经典者“省误”和“口授之讹”部分，其实并不是误字，而是假借字［4］。王术加注意到王船山极端重视正确用字，《广义》中多处指明某字本不成文，某义应写作某字，某字的写法与六书不合等，通过分析归纳出字形讹变的主要原因：历代经典口耳相传，老师口授，学生笔记，所以有误字；书法艺术家，为了字形的貌美，用同音字代替；平民百姓和官府普通办事人员，图快捷简便，随意简化或用同音字代替；村塾蒙师文化水平不高，混乱造字；技术家不懂字义，有时乱写［5］。他详细罗列了导致汉字形体变易的外部因素，而方平权则认为汉语发生词形变易的内部原因是词义变化，同时流俗也会引起词形变易［6］。假借为六书之一，王船山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发例》“有义无字，借它字以通之曰借”，此处的“借”就是指“假借”，即某词没有本字，而用与这个词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替代的现象。梅季认为《广义》全面论及了汉字假借现象，区分了造字之借与用字之借，指出王船山对借字说阐述得如此系统清楚，是有清以来的第一家，对今天我们整理、阅读、理解、研究古籍仍具有启发意义［7］。

（二）注音说

对一字多音问题，王船山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一字而发为数音，原起于训诂之师，欲学者辨同字异指、为体为用之别，而恐其遗忘，乃以笔圈破，令作别音，而纪其义之殊”，反对不必要的一字多音，主张“凡一字之体用能所，义相通而音不必异”［8］。《广义》的注音说，王术加研究最为深入。他首先归纳了王船山所提及的一字多音现象产生的缘由，指出“注疏家为区别字的不同的义项而注别音”、“塾师传授经典时多事”、“受方言影响”、“字形传写混同”和“文化水平低的人对某些字不同读音的习惯”是产生多音字的主要原因［9］。随后，他又就《广义》中处理一字多音问题的原则进行专门探讨，将其概括为四点：反对以体用分四声，反对无别义而有别音，方言不可取，“地从主人”不可取，并结合现代汉语实际，讨论了简化多义字的多音问题［10］。彭巧燕则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逐一分析评价。她说多音字让受众极其困惑，其规范问题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争论的热点，王船山的注音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在汉字读音规范方面值得借鉴［11］。

（三）词义训释

童第德曾为中华书局点校金陵书局本《广义》，就“说文广义”的书名进行过专门说明，“船山的《说文广义》，是先列《说文》本义，再列从本义转为某一义，或转为若干义，以广《说文》所未备，其命名之意盖如此”。［12］因此，从《说文》本义出发，详列假借、引申诸义，其间说明词义演变的理据和判断文字书写的正误，是全书最能体现王船山语言学思想，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揭示《广义》词义训释特点和规律就成为研究重点。

1.词义引申

《广义》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研究词义的引申，廖以厚、黄建荣肯定了王船山的首倡之功。因为，这与以往经传注释者和训诂家对词义引申的关注不同，它们基本上都是随文释义，是在上下文中对某一个词义的考察，而《广义》首次以系统研究词义引申的专书出现，无疑显得非常难得［13］。他们还归纳出《广义》分析词义引申的特点，共三个：注重字(词)义引申理据的分析，注意词义引申规律的把握，联系词义蕴含的文化背景、民俗知识解说字义的引申。词义引申理据分析是揭示引申的性质和方向，从而沟通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联系，就如用一根红线，将不同意义串联在一起。方平权介绍了《广义》在这方面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一是扣住本义说引申义，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扣住本义分析词义演变理据时提出了由“体”到“用”的词义引申新类型［14］。他认为王船山首次把“体用”这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引入到汉语词义演变的分析，并对如何运用体用关系说解词义进行了举例说明。在词义范围内说，体即名词，用即动词、形容词。对于词义之间体用关系的认识，是王船山对汉语词义理论的贡献［15］。廖以厚、黄建荣认为王船山虽未能总结出词义引申规律，但从其解说词义的实践可以看出，他对引申规律有内在的把握。他们从中概括出同状引申、同所引申和因果引申三类大的规律［16］。李建清对《广义》含有术语“借为”字条的词义引申进行了考察，归纳出其中的引申类型有：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实虚引申、因果引申、动静引申、体用引申、相似引申、正反引申、转移引申。他细致地梳理了《广义》词义引申规律，用事实印证了《广义》是一种汉语词义学著作的判断［17］。

词义的发展演变与一个民族当时的文化和生产力有密切联系。王船山在释义时就常联系特定的民俗文化。方平权抓住《广义》释义这个特点，举例说明其中有些词义解说反映了特定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以及阴阳学说、女性歧视和谦让等文化特质［18］。廖以厚、黄建荣则认为王船山博学多识，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以此作为背景解说字义，更能深入浅出地揭示字义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和民俗知识［19］。

2.训诂术语

《广义》的主旨在于广《说文》之本义和阐明文字的正确书写，王船山关注的是每个字的形体能否体现本义和引申义、假借义，以及如何说明它们之间联系，从而忽视了训释词义所用术语的界定和规范。《广义》存在大量训诂术语，如“借为”、“通”、“谓”、“转”、“某与某同意（义）”等，它们既可以用于说明字际关系，也可以用于说明词义发展演变，功能多变，不容易理解。因此考察《广义》的训诂术语的功能和含义，对理解其中的词义训释和王船山的观点有重要意义。李建清以《广义》训诂术语“借为”作为研究切入点，对书中使用“借为”的字例进行全面考察，结果发现“借为”在《广义》中既具有文字假借功能，又具有词义引申功能，是一个多功能，性质模糊的术语［20］。“借为”在《广义》中运用颇为频繁，共出现460次，其极易与平常所说“假借”混淆，因此，分析“借为”的功能，考察它的性质，是学习和研究《广义》不可缺少的步骤。熊靓则认为《广义》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分析和归纳同义词的工作，因此，对其释义时标示“某与某同意（义）”、“某与某意（义）近”、“某与某通，亦某也”、“某与某义相通用”等处的字（词）是否为同义词进行验证，分辨出了《广义》“义同”、“义近”、“义通”类术语系联的字（词）哪些是同义词，哪些是非同义词，哪些是古今字、异体字［21］。

3.语源

王船山解释字义往往联系语源。王术加首先提及《广义》训释独特之处就是探索声符兼表字义的作用。他认为《广义》里有大量从声符求字义的实例，船山实际接受“右文说”的观点，有时对声符的表义作用看得比表音作用还重要。因此，《广义》分析形声字，从不采用“从某，某声”的表述方式，而总是说“从某，从某”，几乎把所有的形声字都作会意字看待，只有三五处指明某一声符的谐声作用［22］。何泽翰提到《说文》所释水部之字，大部分都是以水名为本训，而《广义》在解释水名时已意识到语源的探索。他主张《广义》所探索的这些水名的语源虽未必尽当，但其针砭许氏之失则极中肯，且其追溯语源的论点，我们今日并不能违背［23］。王船山联系声符说义，并谓“水名亦必有取义”的依据，方平权进行了简要地揭示。他说，基础语词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但基础语词对后起语词存在一种类推作用，结合文字形体来说，汉语的形声字中有不少声符表音以外还存在表意作用，这种声符具有兼表音义功能的字词，就是由基础语词类推而形成的［24］。

（四）虚字说

《广义》并不是纯粹的虚字研究专著，但所涉及的虚字多达几十个，而且还较集中地分析和概括了虚字字义及用法，因此研究王船山虚字说对评价其在语法研究史的地位有重要意义。梅季高度评价王船山承前人观点对虚字所进行“前无古人，清无来者”的分析。他认为王氏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能从语法、修辞角度系统论述了叹词及表惊叹的语气助词的性能，提出代词说、连词说、助词说、副词说、和复音虚词说，确实比较深入和全面。廖以厚、黄建荣也特别指出，《广义》解释虚字存在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注重分析虚字由实义变虚义的演变过程；其二是注重分析虚字在实际运用中的声气特征［25］。针对这两大特点，彭巧燕联系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结合《广义》实例，提出语言声气的积淀和语词的实义虚化是汉语虚词形成体系的两条主要途径，并认为王船山在传统词法学上的贡献不亚于刘淇、袁仁林等［26］。

（五）哲学思想

王船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解释文字的同时，常常贯彻着在哲学上批判唯心主义的进步观点。梅季提出《广义》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论述语言文字现象，具有科学性。他称赞王船山“宁令阙其所不知，不敢导之入迷”的求实精神，以及其既能承《说文》要旨，又能匡正补充的不菲薄、不盲从的正确学术态度［27］。同时，也提到《广义》中体现了王氏很多民主思想，富有战斗精神。童第德认为王船山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广义》中坚持斥佛、老为邪妄虚无的观点，并时常流露出民族主义思想［28］。

（六）版本及其他

杨坚简要梳理了《广义》版本源流：《广义》最早见于乾隆二十八年《清泉县・艺文志》，居于经部；嘉庆二十五年《衡阳县志》卷三《典籍》将其列于子部；道光二十二年，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卷首所列的《船山著述目录》中列有“《说文广义》三卷”，但又不知什么原因，其中竟然没有收录《说文广义》；同治年间，刻印金陵本《船山遗书》，由船山七世孙王世熊“举家藏邮寄帷幄”，其中就有《广义》。杨氏指出，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广义》是以金陵本为底本，取太平洋本之异文以资参校。另外，梅季认为《广义》在释义时存在片面性、沿袭《说文》之讹、牵强附会三个方面的不足［29］。贾宗普（1994）从“雅、容、意、章、旨”等字说解中展开，说明《广义》中亦有王船山的诗学观点，而不局限于《姜斋诗话》［30］。

二

王船山《广义》研究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学术研究发展和深化的角度来看，仍有许多方面存在不足：

（一）局限于介绍和评价

《广义》是王船山小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包含着文字、音韵、训诂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从《广义》中搜集部分材料，然后凝练出王船山的文字、词义等主张，最后介绍给大家，这对推介《广义》这部著作和了解王船山语言文字思想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但如果仅限于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介绍的方式和内容相似，论证观点所使用的材料雷同，对《广义》的评价也是大同小异。因此，《广义》的研究需要新的视角，需要超越介绍层面，向深度推进。

（二）缺乏系统性

这是指语言研究的角度。由于专注《广义》的介绍，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某一方面（词义、字形的演变等）进行详尽的归纳和系统的研究。《广义》对词义的训释和字形正误的讨论，都有自己衡量和判断的标准，字与字之间相互照应，内部具有系统性。以王船山的形义观为例，他判断某字书写是否正确，根据的是该字形能否体现《说文》本义；字（词）义发展演变后的准确解释，依据的是与字形密切联系的本义。因此，《广义》形义相统一的观点贯彻始终，以形索义也是其主要训诂方法。

（三）缺乏历史观点

《广义》产生于清代初年，前有上千年的字书传统，后是鼎盛的乾嘉小学。如何分析王船山的观点、怎样评价《广义》在汉语史的地位是一项复杂工作。如果我们的研究不参照相关研究成果，不顾及其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就直接得出结论，这既缺乏历史观点，也不符合客观实际。例如，《说文》研究由来已久，对每个字的解释，特别是引申和假借义的说解，不是王船山的创造。因此我们研究《广义》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对具体某一方面（如词义引申）进行历时地研究和考察。只有这样，方能发现这些字（词）经过长时间演变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有哪些规律，《广义》在《说文》研究中有哪些贡献。

参考文献：

［1］［13］［16］［19］［25］廖以厚、黄建荣：《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王夫之〈说文广义〉述评》，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43-346页。

［2］［8］王夫之：《说文广义・发例》，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5页。

［3］杨坚：《说文广义》编校后记，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4页。

［4］［12］［28］童第德：《〈说文广义〉点校说明》，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06-409页。

［5］［9］［22］王术加：《略论〈说文广义〉》，《船山学报》1984年第2期，第110-112页。

［6］［14］［15］［18］［24］方平权：《王夫之〈说文广义〉在汉语词义研究理论上的贡献》，《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0-16页。

［7］［27］梅季：《〈说文广义〉试评》，《船山学报》1984年第2期，第106-107页。

［10］王术加：《王船山关于一字多音的见解对我们的启发》，《船山学报》1986年第2期，第70-71页。

［11］［26］彭巧燕：《王船山语言文字学思想研究述评》，《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15-18页。

［20］李建清：《〈说文广义〉“借为”研究》，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论文，2008年5月，第39页。

［21］熊靓：《王夫之〈说文广义〉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论文，2009年5月，第21-34页。

篇(5)

[关键词]章太炎 书法风格

研究章太炎先生的文章很多，但论及其书法风格的文章并不多见。主要的观点有这样几种：

第一，刘诗能、邵鑫对章太炎行草的观点：两位学者把章太炎的行草法书风格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布局疏朗，结体雅正，点画间暗含牵带，稍露机巧，似受汉简及《平复帖》影响。一种苍健恣肆，若群鸟歌喧，意气洋洋，是诗人才情。还有一种将前两者加以融会，复以篆笔转运，拙朴沉静，独具特性。在布局上他似乎受过董其昌的影响，如《家训》、《帛布织语》等可资佐证。”

第二，顾廷龙先生对其篆书的观点：他在文中认为其篆书“……信笔书之，或录全文，或节片段，乘兴命笔，无拘虚矜持之迹，有端庄流利之妙”。说明顾先生认为章太炎的篆书风格是真实自然，端庄流利。

第三，章太炎之孙念驰先生认为：“他的篆书，字体严谨，笔势舒展，古朴近真，气势宏大，独具风格。他写篆书绝不任意拼凑，也不单纯追求字形美观，而是注重六书。”说明其书法风格是古朴自然、端庄严谨。这一点与顾廷龙先生相近。

第四，沙孟海先生认为章太炎先生的书法自成一家，是古文字学别派。认为他的书风高淳朴茂、古朴自然。《篆书千字文序》中云：“章炳麟是古文字学别派。篆书高淳朴茂，其笔法自然近古。”

第五，书法研究社撰述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认为“章炳麟则以小篆结合籀文，用笔刚劲，别有古趣”。

由此观之，对章太炎书法风格的评价基本相同。都是以沙孟海先生的评价为基础而有所补充，其书法主要是“古朴自然”的学者型风格。

笔者通过观察研究章太炎作品后认为，太炎书风可分为篆书风格和行草风格两个大类。

一、篆书风格

章太炎因其在文字学上的成就，以及在执笔法和字法上的认识，造就了其独特的篆书风格，可归为以下几种：

第一，“古板简拙、真实自然”的文字学韵味之风格。这和历代许多古文字学家的篆书有相同之处。近代马叙伦先生曾云：“太炎先生为袁氏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又日有大大书，常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然此二篆颇有二李二徐之笔意。”文中所说的“二李二徐”指的是李斯、李阳冰、徐锴、徐铉。此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们的篆书作品都流露出文字学的韵味。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章太炎当时所书“速死”二字，但可通过马叙伦所说的“二李二徐之笔意”来推断其书风。另外，在章太炎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件大幅篆书作品《还》（图1）也可作为另一个证明。这幅作品是章太炎在得知“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时，愤笔而书成。此作书于四尺整张上，其风格与马叙伦先生所述相近。这种风格源自“二李二徐”。

第二，“稳健大雅、气度雍穆”的金文笔意书风。小篆在体势上是以纵取势，上半部分结字紧密，下半部分宽松、笔画舒展，所以表现出来的气韵婉转流利，秀润典雅。这从李斯、李阳冰、徐铉的篆书中便可以看到。金文结字宽博，富于变化，且笔画较为厚重，所以给人一种雄强豪放的特点，如西周的毛公鼎、散氏盘等。这两种特点在章太炎的篆书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第三，“古厚灵动、凝重简练”的楷篆之书风。书体相杂式书写在明代很多，这和明代人尚奇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明清以来的书法家好用奇字、异体字等书写，并且产生了这方面的字书。我们看黄道周、王铎、山人、傅山的楷书、行草书作品中就有对篆书结构的借鉴。这种创作，从书法的角度上扩大了书法的取法范围，且这种结合的形式，丰富了书法的内容与形式，使作品表现力更强，风格更明显。如《终制》（图2）。这是章太炎篆书风格中迥异于其他篆书家的地方，即章太炎用楷法来书篆字，在结构上打破篆书平均、对称的形态，用笔上更加的趋于简单，但仍然运用篆书的笔画，作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古厚灵动、凝重简练的风格。这是章太炎独到的地方，可谓自成一家。沙孟海先生就说到“章先生的篆书，结法用笔与后来的出土战国墨书竹简和铜器刻款多有暗合之处”。沙孟海先生虽未对此展开来说，但我们分析其与简书暗合的地方，一是用笔上的一致，简书用笔比较短促，尤其是横向的笔画都是起笔重，收笔轻，近似蝌蚪一样；其次就是字法的变化，字法没有篆书那样繁琐，趋于简单，所以这对用笔也是极大的释放，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另外，太炎先生还取法于魏三体石经的大篆，他曾考释过三体石经，对石经的古文字形有所研究，三体石经的古文字形中有的笔画就存在着简书一类的特征。这些因素也促成了其独特的篆书风格，与其他书家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行草书风格

章太炎行草书风格主要表现在手稿、信札和条幅三个方面。二者在用笔、结构上存在着一致性。手稿书法风格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我们在其条幅作品中也能够看到这种变化。从章太炎手稿看其行草书风格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青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

1.青年时期――劲健有力、简练流畅之风。这一时期的行草作品，写的较早的是《膏兰室札记》（图3）。此书是太炎先生在诂经精舍学习时完成的，是章太炎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主要是关于考释驳论的著作，大概写于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三年之间。当时章太炎只有二十三、四岁。文章通篇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书之。一公分的格子并排两行，可知字非常小。写起来对腕力要求很高，书之已是不易，还要思考文章，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太炎先生小字的功夫。这为其手稿书法风格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篇写的很满，字距行距都较为紧凑，但字字独立，不做连带。而且单字的运笔简洁、体势连贯飞动，我们也能感受到其书写时的文思敏捷。字形行草相杂，大小穿插，由于书稿书写必定会有遗漏、记错等误，往往增改涂删，所以章法更显自然，书卷气浓重。单字的体势与赵之谦有颇多相似，或为暗合。写于一九零一年的《征信论》，此书稿较之《膏兰室札记》风格已经较为明显了。笔力上较前者劲健；章法上行距宽松，字距较为连贯；结构较前者体势拉长，更显得精神；笔势更加简练流畅。总之这一时期的行草书风总体上呈简练劲健之风。

2.中年时期――“古朴灵动、厚重凝练”之风。从《刘子政左氏说》开始，章太炎的行草书风开始改变，在笔力上多了一分厚重和沉着，以后的作品大都呈现这种风格。如：《家训》、《履素诗集题词》、《墨子大取释义序》等。章太炎此时已年过半百。这一时期的作品较前一时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在章法布局上的改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字距到行距都更加疏朗；第二；结构的体势更加拉长；第三；笔力加重，线条的粗细对比更为夸大，且圆笔较多。因此形成了一种古朴灵动、厚重凝练的书法特点。这种风格同时也延续到了其大幅的行草作品中。

3.晚年时期――凝练沉着、自然空灵之风。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出的风格面貌已经进入一种化境。主要作品有写于一九三零年的《释肠窒扶斯》、一九三二年的《禹庙碑》（图4）、一九三三年的《国学会会刊宣言》和一九三五年的《史量才墓志铭》。此时章太炎已经进入晚年，这时的作品和前期相比而言大不一样，其笔力老辣，线条中常出现很多涩笔；运笔凝重，节奏平缓，字字沉着。空间上也是行距字距皆疏，一任自然。这一特点在《禹庙碑》里表现得特别突出。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对其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对章太炎书法风格变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由于其作为文字学家的历史地位，往往对其篆书的成就评价最高，而恰恰是其行草书法作品流露出了章太炎的艺术情怀。

参考文献：

[1]章念驰.章太炎先生学术论著手迹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历代书法论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4]沙孟海.章太炎自题墓碑和有关手迹[J].书法，1987.（6）.

篇(6)

一、“说文”四大家之一王筠与蒙学教材《文字蒙求》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又号友，山东安丘人，为清道光元年（1821）举人。他是清代著名蒙学经师、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自少喜爱篆籀，后博涉经史，在《说文》学、校勘学、汉字理论等方面颇有建树。王筠一生著作丰富，自著书52余种，批校的著作有60多部，研究《说文》的著作主要有《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句读》，其中《说文句读》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并称为《说文》研究经典著作，后人以此合称为“《说文》四大家”。

《文字蒙求》是王筠应友人陈山嵋（雪堂）请求，为教陈氏二孙识字所著，初名《字学蒙求》，道光18年（1839）由陈山嵋手写付刻，后经王筠本人修正重订，再刻于道光26年（1846），并改名为《文字蒙求》。该书从《说文》9353字中选取常用2050字（正字2036字，补阙14字），先列楷体次列小篆，参照许慎说解对所选字进行解释，但又不拘泥于许氏观点，“兼采钟鼎，字形更近古初，而不全依《说文》以释形体。”王筠以古文字证《说文》，很多字的解释比《说文》更加合乎情理。

《文字蒙求》为教儿童识字的蒙学教材，王力先生评价该书“不但对于儿童，就是对于一般学习文字的人来说，《文字蒙求》也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马景仑先生曾将该书所选2050字，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覆盖率达97.97%的常用字2500字作比较，结果发现有916个汉字相同，也即约有49.86%的字在现代汉语中仍作为常用字使用，该书在当代的对外汉字教学中仍具重大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二、《文字蒙求》与当下的对外汉字教学

在《文字蒙求》的自序部分，王筠引用友人陈山嵋的话阐明了汉字习得之法：“人之不识字者，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会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总四者而约计之，亦不过二千字而已。当小儿四五岁时，识此二千字非难事也，而于全部《说文》九千余字，固已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矣！”

王筠通过这段话指出了童蒙阶段汉字习得过程中的问题：“病于不能分”，“增减点画”，“难记易忘”，这与我们的对外汉字教学何其相似！我们在教授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时，学生普遍感觉写汉字像画画儿，汉字难写难记。初接触汉字时，留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尚未健全，识记汉字普遍采用整字记忆法，往往缺胳膊少腿儿，或者少了一个部件，或者少了点画，或者增添了部件、点画，有时候又部件、点画偷换或者变形。以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又造成了随文识字现象，汉字习得规律被打破，更加大了汉字习得的难度。

作为“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其《文字蒙求》一书，将王筠的文字学造诣和教育理念成功地运用到了汉字教学之中，不但是研究《说文》的入门读物之一，同时也给我们的对外汉字教学提供了诸多可借鉴之处：

（一）定六书，从字源角度分析汉字字形，以形说义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一书中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这说明从周代开始人们已重视汉字字形分析教学。后来的《急就篇》、《仓颉篇》、《三字经》、《百家经》、《千字文》等传统的韵文蒙学教材，都寓汉字学习于诵读课文之中，不太重视汉字字形分析教学，同样为随文识字。

王筠认为：“故文统象形、指事二体，字者，孳乳而浸多也，合数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即会意、形声二体也。四者为经，造字之本；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5]《蒙求》不拘泥于《说文》的540部首编排方式，按照汉字发生规律自创编排体例，先象形指事，后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为用字之法而不予编排。全书分四卷：卷一，象形字（264字）；卷二，指事字（129字）；卷三，会意字（1254字）；卷四，形声字（389字）；补阙（14字）。每字先列楷书后列小篆，对小篆形体进行分析有利于从字形结构上解释字体的源流演变，达到以形说义的目的。如：《卷一・象形》：鼠，，此字当横看，大首俯身曳尾。《卷二・指事》：八，，别也，字象分别相背之状。《卷三・会意》：公，，，公私之私之本字，八，背也，背为公。《卷四・形声》：帝，，从二，古上字，声。

《蒙求》《卷一・象形》记载：“字因事造，而事由物起。牛、羊，物也；牟、芈，则事也；木，物也，出乇、、、皆事也。”《卷二・指事》记载：“会意者，会和数字以成一字之意也；指事或二体，或三体，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间以为之主，斯为指事也。王筠从汉字发生规律出发，认为象形是造字法的基础，汉字产生先有象形和指事，会意字则由这两者构成，形声字则是三者组合而成。学生先习得象形字、指事字，再复合构成会意字、形声字形体构造，“能分一字为数字”，再学习《说文》九千余字便可“提纲挈领、一以贯之”，便可达“执简御繁”之功效。我们认为这同时也符合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汉字认知和习得规律，在对外汉字教学上大可尝试。

（二）先独体字，后合体字，对汉字实行分类教学

王筠认为汉字教学应“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纯体字既识，乃教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难讲者。”《蒙求》一书按此理念对每类字书所选字进行分类编排，不但符合人类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思维，而且遵循由独体字到合体字，由部件到组合成字的发生规律。80年代开始，基于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的开展，汉字部件分析逐渐引起重视。2005年邢红兵对《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中的2905字进行拆分统计，结果发现在515个部件中构字数在5个以上的基础部件占到了57.48%。汉字部件教学逐渐成为对外汉字教学的重要方式。这些都与王筠的“会和数字以成一字”的文字学观点一脉相承。

《蒙求》除按六书先后发生顺序进行分类，在每一类书中也对汉字进行了系联归纳、类别整理，以便于学习。《卷二・指事》记载：“本，，末，，朱，，本者，木之根也，末者，木之杪也，朱者，木之心也，皆有形而形不可象，共一记其处谓在上在下在中而已。”三字抓住相近形体的区别特征进行解释，便于理解和记忆。《卷四・形声》记载：“啻，，从口，帝声，楷又变为。、、、、摘、、滴、嫡、，篆皆从啻，隶皆从，惟尚有作者，又音滴，本也。邵子湘以为滴，改土昏礼三为三滴，大缪。”将同部件字归类解释，触类旁通，记忆深刻又减轻记忆负担。

（三）以人为本，以汉字文化激发学习兴趣

作为文字学家的王筠同时非常重视语文教育方法，他把语文教学分为集中识字写字阶段和读书作文阶段，又坚持“学生是人，不是猪狗，人皆寻乐，谁肯寻苦”的理念，主张以人为本，从学生的学习特点出发，从汉字的特点出发，以汉字文化激发学习兴趣。

王筠认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集中识字虽效率高但易枯燥，识字为读书写作之工具，识字同时又具有独立的教育意义。古人造字意在正名百物，在古人眼里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汉字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汉字学习是语言交际及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目的，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媲美的。汉字学作为国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独立存在，因汉字形体以其独特的叙事特点，蕴含着丰富的华夏文明。从这一点来看，对外汉字教学又具有特殊意义。

《卷一・象形》记载：“日，，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鸟者也。月，，月圆时少，阙时多，且让日。故作上下弦时形也。中一笔本是地影。词藻家所谓顾兔桂树也。”三足鸟和顾兔桂树的民间神话故事，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了解了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卷一・象形》记载：“匕，，栖也，勺匕同形，特柄有在上在下之异，所以相避也。”《卷三・会意》记载：“匕，，比也，君子周而不比，相比是反人道也，故从反人。此即象形篇‘匕’字，说文两义归之一字，窃以为为安，故分收之。”在《卷三・会意》部分又记载：“匕，，变也，从倒人，此变化之正字，化教行也，乃教化字今合为一。”王筠对“匕”字分类解释，即对形近字进行了分类阐释，使习字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又了解了古人的文化思想。

总之，学习汉字，首先得认清汉字。王筠的《文字蒙求》一书，无论从汉字发生规律出发设计编排的思路、从字源分析以形求义、实行汉字分类教学，还是从其以人为本、推崇汉字文化等教育理念，都给我们对外汉字教学及教材编写指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我们认为，汉字学习，并不能同步于口语学习。功能主义及结构主义主导下的教学体系及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虽然在留学生口语的提高和学习积极性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但随文识字，打破了汉字的造字规律，也不符合汉字的学习规律。因此，我们提倡在零基础阶段专设汉字学习课，汉字学习课和口语课完全可以独立开展，口语课只教授拼音即可，在初、中级实现两者合流。另外，我们倡导王筠《蒙求》一书体现的从字源出发解释汉字的理念，反对因功利主义而臆造汉字字理来突击学习汉字，避免出现王安石的“波，水之皮；滑，水之骨”的笑话。

参考文献：

[1]王筠.文字蒙求[M].中华书局，1962.

[2]胡楚生，王筠.《文字蒙求》简析[A].第五届中韩学术会议论文集[C].1983.

[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4]马景仑.《文字蒙求》的实用价值及其学术贡献[J].南京师大学报，1995，（4）.

[5]王筠.说文释例・六书总说[M].世界书局印行，1983.

[6]王筠.教童子法[M].中华书局，1985.

篇(7)

[关键词]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351-1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动荡社会中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产生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的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解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其中《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德里达提出文字学的目标就是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结构主义的读解传统。德里达最基本的解构主义策略是要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翻译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冲击和渗透。

一、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观与翻译观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评中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哲学观，它把语言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由规范上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构成的稳定而不可移易的系统。语言规律就是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中把语言符号联系起来特定规律。对于任何主观意识来说，这些规律都是客观的，特定的语言联系和意识形态含义无关。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一个封闭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把人与时间的概念排除在外。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罗格斯中心主义”，它认为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结构主义者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核心，并力求对这个结构作出客观描述。解构主义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要求破除“罗格斯中心主义”，剖析它的不合理之处，德里达在80年代末期陆续在他的三本文集《论书写学》和《言说与现象》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结构主义哲学。他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他的主张核心就是“解构”，要“突破原有的系统，突破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源，消解二元对立，并让瓦解后的系统各要素暴露出来，然后让这些原有的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他们交叉重叠从而产生无限可能的意义网络”。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解构主义翻译息息相关，他认为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因此，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内容的变化，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差异，而忽视内容。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化，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是翻译存在的根据，翻译必须面对差异的反抗。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分，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这些十分激进的反传统观念无疑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译论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固有认识。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里的“忠实”原则。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关系结构的整体，都有结构模式。结构决定事物的本质，而研究事物的本质在于研究事物的深层结构。与结构主义不同，德里达的文本理论都是在设法找出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一些弱点和缝隙，然后将其扩大，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最终消失在一片符号中游戏中。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对于传统翻译理论是致命的一击。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攒通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认为不存在静态的两级对立，主张采用一种新逻辑，即“增补逻辑”，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对立逻辑”，即“不是……就是”，相反，德里达的“增补逻辑”坚持“既是……又是”。针对传统哲学的二元逻辑对确定性的追求，德里达大力强调区别或差异的不确定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总是使用多种语言的双关语，玩弄文字游戏盒故意含糊不清。在传统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始终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解构主义的冲击下，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翻译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思考，“忠实”、“准确”、“等值”等翻译原则是否仍然成立，作者与译者的角色和地位如何界定，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哲学上的转向不仅仅对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且经过对抗和解构后，限制翻译理论发展的话语也将经历一种转换，通过打破传统僵化的术语、概念、定义、从跨学科的角度吸收全新的思想源泉。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去合理之处，但也有其偏颇不足之处。解构主义否定结构，否定意义，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否定文本的独创性……其本质可以说是否定性的。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使翻译最终陷入混乱虚无当中。而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吧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与作品的联系完全切断，无疑将会趋向一种极端的“文本本体论”。因此，才承认解构主义给新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向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解构主义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及其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切不可盲目追随。

参考文献：

[1]吕俊.我国传统翻译研究中的盲点与误区[J].外国语，2001，（5）： 48-5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