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理论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新闻学理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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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 教学思考 优化与整合 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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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篇(3)

【摘要】本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出现以来对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进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一样，是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并且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青睐。厘清我国量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于后来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量化研究 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法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70 年代才开始艰难起步，一路顶着“宣扬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压力，逐渐为学术界所承认。并在上世纪90 年代蓬勃发展起来。我国传播学的量化研究，伴随着这股“东风”也从无到有，茁壮成长起来。但一些纯粹的方法论者，面对质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厘清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发展历史脉络，对于传播学的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在20 世纪20 年代初和60 年代前后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是在1978 年。然而，传播学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却比传播学的发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还有传播学者这样评价到：“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说明当时的学者对于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见和否定的态度。

直到1982 年6 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等组成调查组,由陈崇山、柯惠新两位学者牵头，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第一次开展了对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的调查，刊登在1982 年出版的《新闻学会通讯》上。在这次调查研究中，共覆盖295 个样本单位，样本数量2432 人，出具6 份调查报告。对北京市13 岁以上的受众阅读报刊、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的媒介接触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这次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用量化的思维来解决新闻传播中的问题，也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受众的起点。但是这一科学研究思想逐渐建立并被接受，已经是1986 年后了。

二、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 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1986 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 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 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 个研究话题时，有13 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 年，《新闻学论集》第11 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

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 年第3 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 年第4 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

上世纪90 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

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 年10 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三、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 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

2004 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四、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

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

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参考文献

①张敏、任中峰，《传播学沿着哪条道路奔跑——量化和质化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启示》[J]《. 当代传播》，2011（5）

②陈崇山、赵水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8）

③陈力丹、王亦高，《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以20 世纪80 年代新闻传播学三种期刊为例》[J].《当代传播》，2009（2）

④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组，《亚运宣传效果综合调查报告》[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1（4）

⑤ 张莹、申凡，《从〈现代传播〉（1994-2003 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J]《. 现代传播》，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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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谭天，《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5）

⑧胡正强，《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学中的量化研究传统》[J].《国际新闻界》，2010（3）

⑨李春成、张少臣，《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结构模型初探》[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6）

⑩尤薇佳、李红、刘鲁，《突发事件Web信息传播渠道信任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14（2）

⑾申艳、刘次华，《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应用效果分析》[J]《. 应用数学》，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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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媒介融合趋势给应用型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从媒介融合趋势对应用型新闻教育的内在要求出发，探讨现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从调整课程体系、改进师资结构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路径和建议。

“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兴作业模式。在信息传输通道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媒介融合”把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传播通道有效地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近年来，这种新型整合作业模式已成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一、媒介融合趋势亟需复合型新闻人才

媒介融合对整个媒介生态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其中人才战略是改革的重点。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必须关注并适应这一变化，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不断改革新闻学教育，培养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媒体融合复合型新闻人才。

追溯起来，用“融合”（Convergence）一词来描述媒介的发展状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是第一人，他于1978年最早提出此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兴盛，“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术语逐渐成为描述媒介发展趋势的通用概念。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这些研究可以说铺展到了与媒介相关的所有方面，包括媒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涉及到媒介经营与新闻传播的各个角落。

在媒介融合理论研究日趋繁荣的进程中，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实践也日趋兴盛。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Tampa’s News Cente r）”，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进行媒介融合试验最早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其后，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百余家传媒机构都相继开展了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逐渐形成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国际传媒业媒介融合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的发展，呼唤着复合型新闻人才。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在总结美国比较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后提出，媒介融合后新闻传播业需要两类新型人才：其一是能在多媒体传播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其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1]第一种人才很难通过短期培训培养出来，只能在媒介竞争中大浪淘沙磨练出来。第二类人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全面，能够同时为报纸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第二种新闻人才是可以通过系统的培训培养出来的。新闻院校可以也应当承担起第二种人才的培养任务。2005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世界上设立了第一个媒介融合（convergence emphasis of sequence）专业。目前，美国很多新闻媒体、新闻院校和媒介组织都在进行这类培训，让文字记者学习摄影、摄像技术，报纸编辑学习音频、视频编辑技术和图表制作等。力图通过人才战略的实施，在未来的传媒竞争中抢占先机。

近十年来，国内媒介融合大势乍起，但媒介之间的融合主要还是在报纸与网络之间，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的单向融合。2007年前后，新华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先行者，开始进行多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他们在探索与实践中，迫切需要且目前仍感奇缺的，也是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与业界的探索实践相呼应，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2005年，蔡雯等一批赴美交流的学者首先向国内介绍了“媒介融合”的相关理念与实践；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在全国首设新媒体专业方向，开展了媒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践；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但是，与国外新闻教育的改革相比，国内新闻院系的改革相对比较缓慢。学界对是否需要从新闻教育的角度对媒介融合的趋势进行回应，至今仍有争议，主要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努力培养学生全方位的技能，使之能适应各种媒体的要求；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培养什么都精通的人才，这样会让学生什么都会但什么都做不好。[2]总的来看，虽然还有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持疑虑的态度，新闻教育界针对媒介融合趋势的教学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趋势及早做出主动性反应和调整，在人才培养体系上未雨绸缪，终归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做法。

二、现行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内在要求的不相适应

面对国际传媒业方兴未艾的媒介融合大潮，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新闻实践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新闻教育要超前把握，开展媒介融合教育，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认真解析存在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探索解决方法。 转贴于

笔者认为，现行新闻教育实践，在应用型专业技能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要求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其一，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大部分采取按媒体分专业进行专门性教育的学习方法。各新闻院系的学生，基本上是4年时间学习一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要使学生毕业后适应媒介融合的工作环境，则要求他们在4年时间内掌握多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如何处理好学习内容与学习时间的矛盾，是培养媒体融合复合型人才亟待解决的问题。精通某一媒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涉及的内容很广，既需要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习，也需要专业技能的培训与实践。大学四年时间，要求学生掌握并精通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其二，现有师资队伍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性媒介素养的差距。目前，承担新闻教育的教师，大部分是从学校毕业后任教的。他们在校所受的教育都是单一型媒介的，只熟悉或了解某一媒介的知识和技能，缺乏对多种媒介融合贯通教育的媒介素养。即使部分从媒体转到院校的老师，此前的媒体实践也主要集中在单一媒体，同样缺乏综合媒介素养。二是媒体的实践经验不足。大部分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新闻业界的现行变革状况了解不够，媒体实践经验特别是多媒体融合的实践经验明显不足甚至是空白。三是教师担当的现行课程体系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目前，各院校新闻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还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设置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进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组织的。其三，是媒介融合教育与单一媒体实验室的矛盾。目前，各院校的新闻实验室依然是按照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分门别类地设置实验室的，如摄影实验室、电视非编实验室、报纸排版实验室等。媒体融合教育，要求实验室的设置也能实现多媒体融合，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

三、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可行性路径

未来媒体的主流传播形态必定是多媒体融合的传播形态，新闻学教育应超前把握，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主动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需求。针对现行应用型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内在需求的不适应，我们不妨变换一种思路，从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角度，探讨应用型新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改革课程设置，变单一教育为全媒体教育

针对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高校可以“一专多能”为导向，对新闻教育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在4年的大学教育时间内，可以让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和实践某一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对其他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则依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和可能，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其选修涉猎。对“一专”的媒体，要求学生能熟练地掌握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达到“精通”的目标；对“多能”的媒体，则只要求学生能了解和一般性地知晓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大学一、二年级可以集中安排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并完成各专业的初步技能课程，使学生在入学之初，在培养媒介基本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同时，即对各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所了解，初步树立媒介融合的理念，掌握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三学年，则可以设置专业方向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将来可能就业的方向，选择专业。对所选专业方向的知识和技能，要按照“精通”的要求设置相关课程和实践体系。与此同时，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学生对其他专业的课程进行选择性学习，达到“一专多能”的要求。

（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培养全媒体教师队伍

要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当务之急，是要引导教师清醒地认识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培养超前把握的责任意识，逐步树立媒介融合教育的理念。在此基础上，要引导教师深入研究新闻业界的变革与发展。运用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解析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技术支撑、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等，对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归纳，为媒介融合教育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针对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需求，要充分发挥各位老师的业务专长，使其在培养学生“一专”的知识和技能上发挥作用。讲授专业课的老师要有计划地“走出去”，进一步了解当前业界的变革和发展状况，及时将最前沿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与此同时，要大力改革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在大一、大二阶段，可以尝试在专业基础教育上将各媒体打通，同一门课程试行多个老师讲授多种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大三、大四的授课则要突出“精通”意识，引导学生在精通某一媒体的基础上达到对其它媒体更深层面的认知和熟悉。

（三）打通媒体界限，构建以媒体融合实验室为中心的实践基地

要从媒体融合教育的需要出发，建成与未来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全真教学实验室。要大力开发基于全媒体资源库的多种媒体业态融合的实验室管理系统，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媒体融合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一站式全流程运作，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媒体融合意识和操作能力。在教学实践中，要努力把课堂和实验室变成解读与创新媒体融合的模拟试验田，紧跟业界媒体融合的创新实践，培养合格的“一专多能”型全才。以媒体融合为导向，培养“一专多能”式复合型人才，是新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它期待着更多的探索与实践进行破题攻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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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型教学模式的内涵

社会型教学模式是西方社会理论家在学院式教学活动中实施的教学方式，其本意是强调学习者如何学习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影响如何促进学业的提高，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公民的民主行为，即既要改善个人和社会的生活，又要保证有创造性的民主社会秩序。按照这种思路，社会型教学模式的教学多采用学生参与式、合作式的方法，组织学生选择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学生通过合理的分工合作开展研究，对课题进行学理阐释，进而提出解决方案。该教学理念的精髓在于“介入社会、合作学习、训练技能”。

运用社会型教学模式的两种方法

社会型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针对新闻学专业的学科特点以及《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团体调查研究模式和社会探究模式是两种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1.团体调查研究模式

团体调查研究模式有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让学生而临问题或疑难情境；第二阶段，让学生对问题情境作出试探性反应；第三阶段，教师引导学生自己系统地陈述研究任务；第四阶段，学生分析所需要的角色，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独立研究和群体研究；第五阶段，分析研究的过程和取得的进步；第六阶段，循环活动。教师的任务是参加形成课堂社会秩序的活动，目的在于把情境模拟导向探究。

以群体传播理论中的“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为例，各类教材对这一部分的讲授均较为精简，理论性、概括性强，仅仅通过讲授，学生很难透彻理解，但这一部分又是理解群体传播理论精髓的“敲门砖”，是学生理解群体传播理论的关键。笔者在这一部分的讲授中采用设置“模拟校园”的方式，把课堂虚拟成为紧张的校园突发事件现场，第一课时进行案例虚拟，向学生陈述“危机”，第二课时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组进行课堂讨论，在两个课时中，学生先体验了的氛围，后经过讨论完成了知识点的讲授，效果良好。

运用团体调查研究模式开展讨论课教学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重讨论而轻讲授，教师应该明确，讲授是本，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不能完全以学生讨论替代教师讲授，否则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不深入的；二是仅仅为了求得情境真切而忽视指导学生课前预习，开展这种教学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学生必须在课前充分地预习课堂讲授内容，否则，面对虚拟情境学生只会就事论事，不能“实际”联系“理论”，这样就不能完成理论课的教学目标。

2.社会探究模式

社会探究模式有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定向、介绍和阐明情境，把概括地陈述情境作为探究的出发点；第二阶段，提出假设以探索或解决问题；第三阶段，确定和阐明假设中的术语；第四阶段，根据假设的设想、含义和逻辑的有效性探索假设；第五阶段，收集事实和证据以支持假设；第六阶段，形成概括的表述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的功能、效果理论，在讲授中引入社会探究模式进行课堂讨论，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传播学》课程中“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理论”为例，这一部分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主要讲授议程设置理论、培养理论、知沟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教师可以把学生分成四个研究小组，分别向每个小组提供与某一个理论相关的案例，再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的理论阐释内容及经典的研究论文，通过小组讨论运用理论进行案例分析，每个小组成员共同撰写案例研究报告，最后在课堂中由小组代表进行案例分析陈述，全体学生参与讨论。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培养了学生的研究能力，使教学目标由识记提升到了理解、运用。

教师运用社会探究模式进行讨论课教学，同样要引导学生避免进入两个误区：一是讨论主题的游离，讨论课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学生在讨论时往往会把焦点放在对案例中社会问题的意义评价上，如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医疗改革问题，要提示学生及时回归到传播学理论问题上，不要“跑题”；二是研究方法不规范，社会探究模式要求学生针对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而不能随意举证、任意发挥。因此，要求教师在开展讨论前对学生进行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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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少职业的批评家，缺乏强大的专业学者阵容

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清楚，还必须首先从本问题的前一个层面上进行考察。在现代世界的整个信息领域和话语空间里，最显强势的发言者是谁呢？毫无疑问就是现代媒体，包括平面媒体、电子媒体以及网络媒体。说得夸张一点，人们每天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被媒体覆盖了的世界。人们从外在世界所接受到的大量信息，几乎有90%以上都是媒体发出来的。那么，媒体既然掌握着最强大的传播平台和言说空间，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主导性的社会话语权。因此，要想对媒体实施一种批评功能，这批评的发言人首先就必须要有更强大的思想影响力和话语操控力。所以说，一个社会尤其是在现代媒体时代，建立正规而专业的媒体批评体制，以便形成更为有效的媒体制衡效应，就极为必要了。

在西方，就早已有了类似的“新闻评议会”的机构和制度，2002年，我国香港也成立了新闻评议会，这种机构里的专职人员就是专门从事媒体的评议工作。当然，这样的新闻评议会一般来说主要是对媒体进行政策性的或原则性的监察与评判，而我们所说的职业批评家，与其有相似之处，但我们更强调的是其应该特别具有科学性和理性化的批评功能，而其构成的人员成分，也完全是学者型和研究型的媒体批评家。由这些学者型批评家组成一支专业批评队伍，从而很大程度地实现媒介批评职业化。这样的批评家队伍应该把新闻批评作为其固定的职业，并由此获得主要的经济收入。

而从我们现有的情况来看，媒介批评大都是那些高校的教授或博士们偶尔客串一下。他们往往只是由于教学与科研任务的需要，凭借自己的基本理论素养优势，个别性地对媒体现象进行一些一鳞半爪地批评。而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新闻专业教授和新闻理论学者，他们的批评也更多的是由于要服务于教学或理论研究。所以，他们中可以说至今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之为新闻或媒体批评家的。那就更不要说在他们中间产生出一个新闻批评的职业批评家队伍来了。这一点和我国的文学批评相比就有了很明显的差距。我国的当代文学领域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强大和稳定的专业批评家阵容。这些文学批评家有的工作在作家协会，有的工作在社会科学院，还有的自愿做自由撰稿人，当然也还有一批人是在高校以教学为主的――属于“学院派”。但他们所专门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对象和比较集中的工作就是当代文学批评。我国的这些文学批评家可以说是阵容强大。我们的媒介批评，是否可以从中吸收一些经验呢？

当然，我们这里提出要有一个专业化的媒介批评机构和队伍，却也并不是说那些教授或博士们的批评就是完全多余的。专业队伍是主力军，是大部队，也是职业化批评成熟的标志；而我们的媒介批评的更大繁荣还要有广大的参与者群体，甚至也需要有更多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专业队伍的形成和建立是新闻批评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由之路，也应该说是新闻批评能够产生更大效果的重要途径。

二、缺少系统的批评理论，缺乏多样的批评流派

所谓批评，而且按照我们的主张还要进一步发展为职业化与专业化的批评，当然就不能是随心所欲或者只凭个人的感情与感性用事而进行的新闻批评。更加科学和有效的媒介批评，首先就需要具有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批评理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媒介批评理论，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理论（或理论新闻学）以及大众传播学，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它应该是建立在普通新闻理论与传播学基础之上的更能够直接应用和服务于批评实践的批评理论。而且应该是本身具有完整而系统的体系和结构的理论学科与形态。

然而，就一直以来的批评状况而言，我们在批评理论方面的自觉地建设，还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我们偌大的一个批评领域，至今关于媒介批评理论的专著也只有刘建明的《媒介批判通论》、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等三四部而已，此外也就只有一些零散的单篇论文了。而另一方面，现有批评实践的理论依据，也大多是采用我们的高校教学通用的最一般的新闻与传播理论。比如谈到一条新闻的新闻价值，就是根据《新闻学概论》中反复讲的“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人情性”等来作为理论支点；而讨论新闻真实，也仍然是按照书本上的“主观性”、“客观性”以及“第一性”、“第二性”等既成概念来进行比照和分析。这样的批评在当今来看可以说是已经走向了绝境，因为它一直在上世纪的理论水准上原地踏步，而且批评思路和话语体系也过于狭窄和单一。而对于一个更具有旺盛活力和生机以及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批评界来说，它不仅要有理论上的自我更新、独立创新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批评局面。

这样的一种批评局面的形成，首先就要在批评理论上产生出众多的批评派别，或批评的话语体系；要强调批评的多元化、多样化，破除单一化以及惟一化。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学术批评领域来说，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其深入和发展的真正命脉所在。这是我们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急需醒悟和反思的。从这样的主张来说，我们的人文精神层面的批评，就应该首先自觉而努力地建设起自己的一个流派。这当然也不需要较多的时日，而且更需要有众多批评家的鼎力支持和响应。

三、现有批评停留于零散评点，缺乏相对规模和连续性

专业化、常规化而且能够富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介批评，第一要形成一定的批评规模，不能只是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式的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难成气候的批评；第二要有一定的连续性，或者要有相对的主题性与专题性，批评者应该针对某个时期中比较突出和常见的问题展开集中而全方位地有深度的批评，从而达到较高的批评境界；第三就是批评不仅仅是对作品进行完全客观和被动地解读，也不仅仅是对某些问题的居高临下地指责，批评的过程还应该是一个对于新闻理论达到新的升华的过程，是对新闻规律进一步探索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于新闻学建设性的过程。

所以，批评绝不能仅止于零散评点，而要寻求一定的学理境界。具体地说，系统性规模性的媒介批评应该包括：较系统地经典作品或优秀作品论、名记者或个别新闻人专论、重要新闻现象论、各时期新闻思潮论、新闻发展史论、新闻业务的各个部门论等等。而所谓的“批评的失语”，主要就是指批评缺乏这种成规模成系统的整体批评，尤其是，这种成规模成系统的批评还应该是从自己的批评理论出发，表达自己批评的语言。因为，一种成规模成系统的批评，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作为其批评基点，不能在批评中完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只是说套话、讲教条，甚至打官腔，这正是批评失语的最重要的表现。

总之，无规模就难成批评，无系统也就不称学术。而就在这种规模化和系统性的新闻批评实践中，不仅要以自己的声音，形成强大的媒体批评影响力，还应该进一步产生出具有权威意义的媒体批评家。这才是媒介批评真正走出失语状态的根本标志。

四、缺少专门的批评阵地，缺乏集中的主题园区

按照前面所讲的建立职业批评家队伍也好，寻求媒介批评的规模化、系统化也好，如果没有专门刊载媒体批评的“媒体”，那一切岂不就是空话？所以，专门的媒体批评杂志的创办，也是一个重要的配套工程。就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与研究领域来看，虽然一些杂志也不时地开办一个“媒介批评”或相关的栏目，但是，一方面，这些栏目有时还不能保证每期都有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另一方面，这样的栏目也常常是在大量的关于媒介经济、实务研究等强势文章给淹没的难于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那么，为了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需要，为了更加有力地发展和繁荣媒介批评事业，创办和出版以媒介批评为主旨的批评媒体，应该说是当务之急。

为今之计，媒介批评要成大规模和大气候，就决不能再只是寄人篱下式地寄居在新闻理论或新闻业务的刊物之中了（虽然这些刊物还需要保留和强化批评栏目）。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昭告：媒体批评需要大张旗鼓地建设自己的“水泊梁山”，甚至是建立起自己的“”了。这对于媒体批评的步入正轨和规模化发展，应该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环。这件事情可以由政府出资来做，可以由新闻研究部门来做，可以由高校学院派来做。但是，其出发点必须是专业的媒介批评，而不是一个赚取利润的载体。因为在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人们出版刊物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赚钱。而媒介批评刊物出版的基本目标是真正的思想文化效益。这一点必须区分清楚。不然的话，媒介批评刊物很快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批评的最根本的价值和品格就会随之丧失。

五、人文精神的批评声音更显微弱

在新的世纪之中，在市场化商品化以及经济中心化全面推开的大氛围下，人文学科真正向“人”的中心回归，这也应该是大势所趋。否则的话，现实中人就彻底被物质所淹没了。那么，媒介批评作为人文学科之一，其人文精神的立场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按照前面所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多元化媒介批评的思路和原则，人文精神的批评流派，更应该成为此后要重点培植的批评派别。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之下，“人”的意识，“人”的精神，“人”的价值等形而上的价值目标已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贬斥，经济富有而精神矮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我们的媒体就首先需要大力传播“人”的精神，大力张扬“人”的价值，为此，我们的媒介批评当然也就要充当媒体人文精神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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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传播学中国化；发展脉络；必要性；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92-02

伴随着传播学传入中国，“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也随之而起。“中国化”的提法体现出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对于外来的理论不能全盘接受，而应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30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真正实现“传播学中国化”还需要更艰辛的努力。

一、“传播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传播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从美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与传播学相伴的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从1978年提出至今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

传播学是“舶来品”，于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50年代传入中国。“确切地说，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被公认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源。”

之后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一位从美国衣阿华大学传播学专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郑北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业。他归国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大力引介传播学这一新兴的学科。此后，国内的学者开始重视传播学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二）“传播学中国化”的提出

自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一般认为“传播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提出者是余也鲁。197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香港举办的传播学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提出并解释了传播学中国化的含义：“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二、缘何要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由于中西方文化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诸多要素的不同，决定了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就应是传播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从中西方传播学的研究受众看

传播学起源于美国，后又在欧洲得到长足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的文化内核都是比较强调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的。这种特质具体到理论研究中，也就是重视“个人”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者，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受众。西方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就是受众是没有差异的，享有相同权利，有独立的行为处事方式的个体。因此，在西方传播学的定量分析研究中，受众只是“数字化”的个体，很少考虑其它因素，即使在人际传播中也同样如此。

再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重孝悌和伦理，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是“家”文化，“血缘”文化，“人情”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在西方的文化土壤里培育出的传播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难以完全准确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状况。

由此看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面临着比西方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在运用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时也应该致力于结合中国国情，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二）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内容来看

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的理论，他提出了“低语境”和“高语境”的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就是低语境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信息存在于自身之中，信息的可传播性和普适性更强，体现出的是西方人的精确思维模式。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大量信息存在于符号之外，传播语境与传播的具体内容同样重要，有时甚至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与西方人的精确思维不同，中国人体现出的是模糊思维，中国人的艺术讲究“留白”，说话要说“弦外之音”，许多传播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间接迂回的表意方式无形中加大了对传播内容解读的难度。

总之，关于中国传播内容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传播的深层含义，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导致研究有失偏颇，难以概括出传播内容的全貌。

（三）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媒介来看

西方的传播媒介是“第四权力”，这来源于西方“新闻自由”的思想。西方的传播媒介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它是社会公信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传播媒介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发言平台”，中国奉行的是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在长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政府拥有暴力统治和道德教化的双重功能。报纸在中国的起源就是官报，媒介只是上传下达，维持稳定的政治工具。直到今天，我们的媒体仍然是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

传播媒介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传播学的研究差异，如果忽略这种差异必然导致理论研究不适用于实际现实的局面。

三、“传播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一）学术研究的普适性

我们已经阐述了中西方的差异对传播学所造成的影响。承认这些差异与影响也是我们在引进包括传播学在内的所有外来学科时所应持有的基本学术态度。

但是另一方面，不应无限放大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就总体的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发展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学术的真理性和普适性，以及学术方法的科学性。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外国的学术理论能够被引入中国，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原因。具体到传播学而言，我们应“异中求同”，在这“舶来品”中寻求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的部分予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

（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

自传播学引入中国已有30多年，关于“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也从未间断。相关专家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除了发表的论文，相关著作在90年代之后也逐渐增多。

例如1996年，李敬一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戴元光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徐培汀所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5-2005》也由重庆出版社于2006年相继出版。

这些著作的付梓可以说是学者们关于“传播学中国化”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晶，在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将“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只是时间的问题。

（三）丰富的文化积淀

澳大利亚传播学家奥斯邦曾说过：“对于一贯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而后原则。”这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很好的印证我们实现“传播学中国化”第二个任务“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几千年的传播实践中产生的传播理论以丰富人类传播理论宝库”的可能性。

传播并不是西方独有、首创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有关于传播的概念，关于传播活动的评价，关于传播技巧和传播思想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