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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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省审计厅农业与资源环境审计处课题组.努力实现资源环境审计突破性发展[EB/OL].[2011-05-24]. .

[6] 黄慧丽.“金砖四国”绩效审计比较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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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以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为分析对象，并对公务卡推广应用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介绍，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务卡推行过程中的应对机制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公务卡制度；问题；对策

公务卡制度执行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管理的职能和科学的方法建立推广体系，完善技术执行制度，卓有成效地开展公务卡制度执行工作。

一、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公务卡是指中央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因其使用便捷、透明度高、利于财政资金监管而倍受财政管理部门推崇。公务卡的操作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银行授信额度、个人持卡支付、单位报销还款、财政实施监控”。

（一）推进使用公务卡是提高财政财务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进公务卡支付结算制度改革主要解决的是财务核算中的现金支付结算和报销问题。作为一种落后的支付结算方式，现金结算报销不仅效率低，财务人员需要从银行提取现金再进行支付，大量携带使用现金还会带来很大风险。利用公务卡这种现代支付结算方式，能够规避现金结算的弊端，提高财政财务管理水平。

（二）推进使用公务卡有利于提高财政财务管理透明度

公务卡报销还款系统直接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联网对接，使用公务卡支付结算后，持卡人的每一笔公务支出将全程处于财政监管状态：一方面，财务人员报销审核时通过支付结算系统能够查到每一笔消费的详细信息，对不符合规定的支出项目不予报销；另一方面，还款时银行作为“第三方”对透支额度、用途等实施监管，对不符合公务支出范围的项目可以不予还款。这种透明的支付方式使“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在当前推进政务公开的大背景和公布“三公”经费的强呼声下显得尤为必要。

（三）推进使用公务卡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使用公务卡结算是在财政授权额度内的透支消费，从刷卡日至还款日最长有56 天的免息期。在这段免息期内，财政预算单位可以通过有效调配资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金融工具，达到节约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效果。

二、公务卡推广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一）公务卡受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就目前公务卡使用的状况来看，公务卡的使用环境还不容乐观。当持卡人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从事公事活动或者是在从事公事活动的过程中需要缴纳路桥费时，往往不能直接刷公务卡，而只能采取传统的先垫付现金的方式，这对于持卡人来说，无疑增加了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持卡人不会对公务卡的推广有太高的积极性。

（二）发卡银行“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

发卡银行在最开始推广公务卡时，很是热情周到，但是随着公务卡的进一步使用，一些问题也就逐渐浮现出来。首先在办卡时手续十分的繁琐，办卡时限很长，银行卡的质量也没能达到人们的要求。其次银行的后续服务不能令人满意。银行方面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柜台去处理公务卡的相关问题，譬如公务卡的注销、查询、挂失等等。再次公务卡不符合银联的标准，刷卡机不可以联网通用，这直接影响了持卡人与企业对其的使用。

（三）公务卡使用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督办法。

在公务卡使用的过程中，财务部门对其使用轨迹的检测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在报销时，一部分持卡人并不会把消费交易凭条（即公务卡签单）作为凭证之一附在报销资料上，这将导致会计原始凭证里面没有公务卡使用记录。其次公务卡银行对于个人刷卡消费对账单也不会特别精确的提供给持卡人单位，对于公务卡使用情况不能及时的追踪，这也影响了财务部门对公务卡使用的监督。以江苏省为例，财政部门虽然制订了公务卡结算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但尚未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相衔接，致使实际财务工作中只能把公务卡账户产生的利息暂作其他收入处理。

三、公务卡推行过程中的应对机制

（一）内部应对机制

1.健全内部财务制度

为了更好的完善公务卡的使用，各预算单位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制定刚性措施严格规范用卡行为。在内部公务卡报销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上，要从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科学高效的方法去加强制度的建立。除此之外，一定要明确报销的操作程序，严格按照程序与规定对公务卡进行报销。在对现金的管理上要严格控制现金提取审批制度和现金使用范围和额度，在日常的公用支出中必须使用公务卡结算，以便企业内部对公务卡报销的管理。

2.加强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

推行公务卡对预算单位现行财务管理制度、报销审批程序和会计核算办法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对于公务卡的报销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即对持卡人申请报销的公务支出项目，必须通过一定系统对其进行核对与查询，在确保持卡人所提供的申请报告符合实际情况后才可以给予报销。其次对于已经通过审核的公务卡报销的申请，可以通过财务部门签署支付指令，直接把钱返还到相关的公务卡里。再次预算单位应该按时的进行报销还款工作。根据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要求，结合公务卡可以先消费后还款的特点，报销还款业务原则上要在“免息还款期”的前三个工作日，由单位财务部门统一办理。如果确实存在特殊情况，持卡人也可向财务部门申请提前办理还款工作。

（二）外部应对机制

1.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改善受理环境

改善公务卡的使用环境是目前公务卡推行最重要的部分。各银行应该加大对用卡环境的投入，加大公务卡所能使用的范畴，在一些公务消费比较多的地方增设POS机具以及ATM等，为公务卡使用的便捷性提供条件。

2.加强宣传，形成共识

目前我国中小、零散商户主对于刷卡消费并不能完全接受，各银行机构如果想大力的推行公务卡的使用，就必须把他们作为促进公务卡发展的潜在因素，积极的宣传刷卡交易的好处，让商户转变传统的观念，以主动的姿态去接受刷卡消费，给公务卡的使用创造最便捷的环境。

四、结束语

公务卡制度执行在社会管理中呈现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不仅要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还要与其它方面协调一致、相辅相成，从而使推广工作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为公务卡制度执行的顺利实施提供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高萍.积极推进公务卡结算方式改革进一步规范国库集中支付管理[Z].2008.

[3]朱久霞.积极推进公务卡的使用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J].会计之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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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白酒正处于深层次结构调整之中，川酒六朵金花遭遇了前所未有挫折，六朵金花价格带下移，渠道下移，组织结构下移必然给二线川酒品牌带来一定影响，川酒二线品牌如何应对川酒六朵金花系统性结构下移？区域性白酒逐步构建起庞大的区域壁垒，给二线川酒品牌市场扩张带来了巨大压力，川酒二线品牌如何正确处理全国市场布局与大四川基地市场深耕问题？为全面深入理解川酒二线品牌经营战略与市场操作，我们用专业眼光审视奋进中川酒二线品牌，希望我们的专业思考给二线川酒企业带来新的视角，帮助二线川酒品牌实现更大商业梦想，为川酒二线品牌品牌价值稳健提升与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注入崭新动力。

1、 丰谷酒业：品牌与技术驱动典范

丰谷酒业无疑是川酒版图中最大一匹黑马。2012年度，丰谷酒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0.02亿元，同比增长27%，连续第十一年实现高增长，其中以低醉酒度丰谷酒王为主的高端产品贡献了12.86亿元营收，同比增长34.24%，丰谷酒王正在成为丰谷酒业最重要动力引擎，低醉酒度的创造力正在成为丰谷保持“十一连增”的正能量。当前，丰谷酒业无论在营收规模还是赢利能力都当之无愧进入到川酒真正意义上第五位，超越了川酒六朵金花沱牌舍得与全兴水井坊，充分展现了二线川酒企业品牌活力与市场动力。

丰谷酒业取得今天市场成就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丰谷酒业励精图治，推陈出新，不断进取的结果，也是丰谷酒业通过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终于寻找到一条适合川酒二线品牌快速成长道路，丰谷酒业的成功对于川酒二线品牌具有巨大样板价值。

首先，丰谷酒业是典型技术驱动型增长，特别是发端于2009年浓香型白酒低醉酒度技术研发，给丰谷酒业带来了巨大商业动力。2013年12月10日，岁末年初，四川丰谷酒业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来自四川省经信委技术创新处领导以及白酒行业权威专家曾祖训、胡永松、钟杰老师等齐聚一堂，对四川绵阳丰谷酒业有限公司承担的四川省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项目《低醉酒度优质浓香型白酒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专家验收。《低醉酒度优质浓香型白酒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一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得到了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支持，该项目自2009年3月正式启动到2013年9月顺利完成，得到了评委与专家高度认可，项目验收获得一致通过，同时，该项目共申报国家发明专利5项（授权3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表技术性论文7篇，技术成果十分丰硕； 2001年1月，丰谷酒业开始联手四川理工学院、西南科技大学联手，立项“活性优质窖泥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成果”，通过对这项技术长达10年的研究，2012年4月13日四川科学技厅举行的“‘活性优质窖泥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鉴定会”上，该项目成功通过了四川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同时，2013年6月25日，丰谷酒业在业内创新推出的“活性优质窖泥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成果荣获2012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丰谷酒业这种重视基础技术研究为企业持续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也给二线川酒企业树立了榜样。

其次，丰谷酒业十分重视品牌建设，其品牌资产积累走在了川酒二线品牌前列，丰谷酒业借助品牌扩张动力开疆拓土，逐鹿市场。2008年3月，丰谷酒业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11年4月，丰谷酒业荣获商务部特许中华老字号；2003年3月，丰谷获得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白酒典型风格金奖”；2011年8月，丰谷酒业获川酒新金花第一名；此外，丰谷还荣获四川省众多品牌荣誉，四川名牌，四川驰名商标，四川品质金奖等等，可以看出，丰谷酒业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巨大突破，在品牌资产积累上也成就斐然。不仅如此，丰谷酒业在品牌塑造上展现了较高专业水准，无论是早期的“让友情更有情”，还是高端产品品牌丰谷酒王的“丰功伟业穿喉过，杯酒沉浮江山定”均显示出高超的品牌定位、品牌创意与品牌传播能力，川酒二线品牌中，很少有企业在专业上超越丰谷酒业，甚至于一部分六朵金花品牌在品牌塑造理念上也应该向丰谷酒业学习。很显然，丰谷没有浪费自己独特的品牌资源，其先后推出的一系列核心产品获得市场广泛认同。

第三，丰谷酒业营销模式经历过一段时间摸索，最终丰谷酒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营销模式，赢得了白酒黄金十年。实际上，丰谷酒业先后与国内众多咨询公司展开过合作，丰谷酒业自己也经历过艰难市场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资源要求的健康市场拓展模式，赢得了市场主动权。其一，市场战略选择。早期丰谷酒业选择了与名酒一样市场扩张道路，不断出击白酒重度消费市场，丰谷酒业先后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京津等白酒消费大省进行市场布局，其对外合作模式也异常灵活，包括门槛、铺货政策、广告支持、人员辅导等等，用尽了不同市场开发方法，但实践证明，丰谷酒业缺少名酒市场扩张动力。面对残酷市场现实，丰谷酒业逐步调整市场战略方向，从过去单一招商合作模式转型为深耕基地市场模式，用基地市场创造的现金流与利润反哺省外市场，在现金流与利润结构上获得了较好的平衡，事实证明，丰谷酒业深耕基地，布局全国战略思路获得了巨大市场成功，丰谷酒业终于从众多川酒二线品牌中脱颖而出；其二，技术产品化与市场化执行坚决。2010年度，丰谷酒业根据专家技术研究成果迅速推出了丰谷酒业高端产品---丰谷酒王，迅速将丰谷技术成果市场化，取得了巨大市场成功；随后，为丰满腰部价格带，丰谷酒业推出了丰谷特曲年份酒系列，使得丰谷酒业在100—300元价格带拥有核心产品；同时，丰谷为丰富自身产品线，陆续推出了丰谷清朝系列、老窖系列、星级系列、纯酿系列等核心产品，使得丰谷酒业成为在产品线最具竞争力川酒二线品牌；不仅如此，为满足多元化商业模式需要，丰谷及时推出了百年丰谷、丰谷春、丰谷贡等授权贴牌、买断品牌，极大地丰富了市场，给丰谷酒业持续健康发展增加了动力。由于有强劲技术支持，丰谷酒业核心产品基本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丰谷实现了技术与品牌驱动战略平衡；其三，组织系统与营销模式高度匹配，使得丰谷酒业市场效率大幅度提高。面对公司战略从跑马圈地到区域精耕变化，丰谷酒业对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将粗放式市场开发组织调整为区域性精耕组织，满足公司战略转型市场需求。丰谷酒业可能是川酒二线品牌企业中营销组织最贴近地面一个组织模式，给川酒二线品牌，甚至于对转型中川酒六朵金花也具备很高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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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采购制度是我国财政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本文在分析了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之后，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提高政府采购效益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政府采购；招标；规模效益

我国自1998年正式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以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采购规模为328亿元，2001年为653亿元，2002年突破1000亿元，采购量在成倍增长，采购节约率为10%～15%.若按10%的节约率计算，2001年到2002年分别节约采购资金为65.3亿元和100.0亿元。认真做好政府采购效益分析，最大限度的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对我们更好的进行政府采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采购的微观经济效益

11政府集中统一的规模采购可以产生规模效益，降低采购成本，节约财政资金

由于大批量集中采购吸引厂商直接参与投标，减少了商品的流通环节，从而获取批零差价优惠和售后服务上的优惠。据统计，政府采购中的批零差价优惠能节约资金10%左右。由于大量的货物、工程实行政府采购，部门、单位可以减少采购岗位，从而减少部门、单位相应人员的费用支出，实现人、财、物与存量调整节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政府采购的对象大多是国有资产，通过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管理相结合，把需要采购的资产和资产的详细信息存储在资产管理的信息库中，可以有效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管理。完善的政府采购不仅包括公共物品的采购，而且包括公共物品的存量调整，将办公用房、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等公共物品在政府部门间进行余量调剂或资源共享，可以带来财政资金的节约。实践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和政府采购行为的逐步规范化，将逐步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改进采购商品和工程的质量。

12规范的政府采购要求充分竞争，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提高微观经济的运行效率

政府的市场行为必将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公开平等的竞争使所有市场主体面临同样的竞争环境，规范的政府采购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竞争性原则，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极大的带动了供应商的热情，维护了供应商的利益，在供应商之间展开公平的竞争，有利于激励企业摆脱过去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促使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遵循效率原则，实现市场的高效，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繁荣。

2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效益

21发挥财政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

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政府采购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均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调整政府采购总量可以调整社会总需求，进而实现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政府采购通过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吞吐、对国家鼓励发展产业的商品的大规模采购，采购的数量、品种、频率和结构，影响到财政效益及相关方面的调整。可以有效调控物价、贯彻执行国家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产业的发展环境和存在状况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采购制度能够通过一定的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

22建立政府采购制度，可以提高企业素质，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国有经济发展

国家为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内最具竞争和发展潜力的民族工业，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另外，以公开招标方式来确定供应商，引入了竞争机制，对国有企业和民族经济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使企业认识到要赢得政府采购市场，必须依靠企业的实力和信誉，促使其面向市场，不断改进技术和加强管理，进行战略改进和优化结构，从整体上提高国有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世界各国之所以把《政府采购协议》放在诸多框架协议之外，就是因为政府采购支持民族产业的巨大作用。

23政府采购提高了相关部门的理财水平，有助于集约理财观念的形成

作为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促进了预算编制与执行、资金拨付、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制度的改革，使财政监督由单纯的资金领域延伸到实物领域，健全了财政职能，提高了政府的理财层次和水平。

3政府采购的社会效益

31无可比拟的政治效益

政府采购制度是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和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其核心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方式进行交易，使政府采购置身于财政、审计、供应商和社会公众的全方位监督之下，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作，有效地规范和约束政府的购买行为，最大限度的消除“暗箱操作”和“黑幕交易”存在的条件，积极地从源头上节制政府采购活动中腐败滋生的条件，以维护政府信誉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32巨大的生态环境效益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的生态环境不断趋于恶化，情况不容乐观。推行生态环境治理工程采购是增强环保意识，执行环保措施的重要手段。通过政府统一采购符合环保和生态发展要求的产品，为政府引导企业生态环境投资起到政策导向作用，例如，在采购的统一安排中，向生产有利于环保的新产品和运用有利于环保的新工艺厂商倾斜，有效发挥政府采购的生态效益。

33通过政府采购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

政府采购在公开招标的过程中，对参与采购竞争的企业采取一定程度的政策倾向，鼓励向包括残疾人企业，妇女企业以及少数民族企业在内的特殊企业购买产品，同时通过对企业员工就业情况的审查，对企业在提供就业方面提出一定要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可以通过扩大采购规模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

4现阶段政府采购的效益差距

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受传统政府支出行为的影响，使得政府采购的实际效益与理论效益还有很大差距。

41政府采购范围狭窄，规模不足

2002年政府采购总额只占GDP的0.99%，采购的品种也主要限于货物类，工程类和服务类采购比重很低。参与采购的单位不到应实行政府采购单位总数的一半，政府采购的优势还没有被全面认识和充分发挥。

42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滞后，计划不到位

由于各地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尚未作为一项单独的内容纳入财政支出预算范畴，公共支出项目还未细化到政府集中采购目录，采购工作难以从全局上把握和预见全年政府采购计划，造成部门预算中政府采购预算概念模糊，预见性差，采购机构重复工作量巨大，规模效应减弱，成本增加。

43政府采购缺乏监督体系，即政府采购缺乏

明确的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措施及其制约机制在政府采购制度实施的初期，不少地方将政府采购的管理机构和操作机构职责全部放在采购中心，财政部门参与了政府采购的商业性决策和具体的事务性操作。这种管理部门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现状使得监管无力，管理与操作职能分离的原则流于形式。

5提高政府采购效益的对策

51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增加集中采购比重

根据国际惯例，政府采购金额一般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2002年中国政府采购金额为127亿美元，仅占当年GDP的0.97%，同发达国家相比，比例还很小。所以应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机构的管理和操作能力，不断增加集中采购的比重。

52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水平

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强化预算约束。通过政府采购预算，事先预知全年采购规模，拟定采购计划，提前了解市场行情，捕捉采购信息，并按采购计划组织实施，克服目前实际运作中忙于零星采购或无计划采购的弊端。

将政府采购的计划编制同国有资产管理结合起来，严格按规定对采购计划进行细化，在编制采购计划时，认真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以防止发生重复购买，重复建设等浪费资金的情况。

科学设置政府采购机构并建立一支合格的政府采购队伍。政府采购活动是集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法律性于一身的商务活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是采购活动的载体和主体，直接决定着政府采购的效益，同时，其运行经费又属政府采购固定成本。因此，政府采购机构设置和人员队伍建设，对政府采购成本效益比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53建设监督机制，体现“三公”原则

建立政府采购的监督法规体系，按照《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工作，建立重点采购环节的日常监督制度，以保证在采购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相应的监督措施来保证其客观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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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

折叠降低税率 供给学派断言，在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财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长，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累进的高所得税率则是窒息经济增长和抑制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鼓励人们加班加点，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从而提高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特别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储蓄与收入刺激相结合,又可以鼓励投资。在这一点上，正好体现出它与凯恩斯学派认为减税的作用只在于增加总需求的不同着眼点。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必须按照激励储蓄和工作并给投资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设计，主张实行累进税和公司税的削减。它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增税而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减税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对立。供给学派认为，当高额累进税率阻止企业家积累财富时，社会遭受的损失远较税收为多，它丧失的是企业家发展自己事业时所具有的发明革新、敢冒风险和创新的精神(见供给学派税收思想)。+

改革福利

供给学派认为，在财政支出方面对经济增长起窒息作用的是社会福利开支。他们认为所得转移──福利、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等等，对个人进取心的消极影响和高累进所得税率相同。这是由于救济金的水平并不比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净所得低多少，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作家庭调查以后所公开课征的实际税率，使领救济金变成一些人赚取另一些人个人所得的行为。因此这种制度鼓励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伤的则是积极进取的人。他们认为，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在许多场合使靠福利为生的人获得超过许多辛勤工作者净所得水平的救济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工人们知道失业救济金将帮助自己渡过失业期后情愿找季节性工作，而雇主则愿意在淡季辞退工人，因为工人可以领到失业补助。供给学派抨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过时的凯恩斯观点的体现。它只关心维持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和储蓄，只要能消费就行。当人们靠领取失业救济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时，这种制度就是完全荒谬的。

实现平衡

供给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剥夺私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或者当政府所发生的亏空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去弥补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说税收和政府开支等量增加，那么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又会 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他们虽然反对赤字财政，却不赞成把平衡预算作为实行减税的前提条件。他们把主张先有财政盈余再实行减税的人称为"传统的预算平衡论者"加以抨击。他们认为，对付大手大脚花钱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减税置于优先地位。供给学派还反对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的见解。他们指出，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不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不管预算是否平衡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财政部向公众出售自己的全部债券以弥补赤字，那只不过是把等量的私人储蓄吸收过来并且提高利息率。把私人投资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肯定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超额增加货币数量，就不会有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积极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改革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实践中应当协同实施。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可持续发展。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调控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

供给侧改革需要积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后一段时期，国民经济管理重点将向供给管理侧重，但这并不是对需求管理的否定。就理论层面来讲，供给侧与需求侧其实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短期内，繁荣与萧条的更替源于总需求围绕总供给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景气度的周期性变换;但长期内，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源自有效供给对有效需求的回应与引导。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应协同实施。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财政政策仍有广阔操作空间并且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改革。不妨从两个方面展开释疑。

一方面，应以需求适度扩张来舒缓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外溢性张力。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中有世界经济长周期与我国经济自身运行周期共同交织的因素，也有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型发展累积下的结构性因素。可以说，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潜在总供给弱化是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源。“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优化国民经济供给侧的结构、质量与效益，使供给结构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完成市场出清，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但应当注意，首先，目前国民经济需求侧仍较为疲软(PPI、CPI和PMI等指数走低、产能过剩、市场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出口相对低迷)，源于欧文·费雪所谓的“通缩债务效应”——该理论近期被学术界广泛讨论。而宏观经济前沿理论中的“萨伊逆否命题”即“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必然引致中长期供给能力的削弱，造成潜在增速下滑，引发中长期持续低迷”，更是给当前中国经济以深刻警示。所以说，要认识到持续性低迷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风险，科学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亟待推出。其次，即使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也应用需求适度扩张协同配合。不可否认，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结构性优化调整方案，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其间的劳动力失业与再就业、旧业态淘汰与新业态重塑等问题，均要需求管理予以托底。需求管理通常借助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但较之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总量性特征较为突出，而结构性特征仍不甚理想。当下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与调控参数等方面仍不顺畅;作为调控信号接收端的微观主体仍未实现优化重构，“僵尸企业”有待清理，刚性兑付与预算软约束普遍存在，这使得微观基础对货币调控信号灵敏度缺失。为化解这些梗阻，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优化货币调控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微观基础。眼下若贸然采取大规模货币宽松，无疑会形成“大水漫灌”，不但无法有效缓解市场中结构化的流动，而且会干扰市场出清、助涨资产价格泡沫并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可能会给今后几年埋下新一轮通胀风险，导致结构性矛盾持续固化。因此，以需求适度扩张为结构性优化改革营造稳健宏观环境的任务也就主要靠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需配合财政政策发挥辅助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凯恩斯主义框架中，财政与货币政策被局限于通过相机抉择来发挥对总需求“逆经济风向”调节之功。但现实经济运行中，较之供给效应偏弱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长期内却能有效发挥供给效应。若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协调配合，就能产生微观与中观层面的效果，改善供给结构与质量，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例如，运用税收、补给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调动企业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优化产业和区域结构。微观与中观范畴经过有机加总，宏观层面的供给质量与效率就会得到提高。另外，具有供给效应的财政投资(设备更新、基础设施与厂房改造、教育投资等)不仅短期内可以拉动需求，而且长远看亦能形成高效率资本积累，这将优化潜在总供给，为经济长期增长注入稳健动力。

综上所述，以积极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作为近期宏观调控理念的明智抉择。既不搞大规模、低效率强刺激，也要防止结构性改革所引发的经济顺周期收缩，确保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并逐步为其构筑起健康的微观基础。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化解哪些困局

不可否认，过去传统的财政政策已显现疲态。近期相关部门虽倡导积极财政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门都处于自发式去杠杆状态，加之财政收支缺口短期难以弥合等因素的共同叠加，其间产生的对冲效应某种程度上可能弱化财政政策效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需妥善化解以下困局。

第一，财政收入与支出缺口亟待弥合。近年来，因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各地经济增速呈现回落。与往年比，各级政府收入增速降低，但支出压力依然高企。据财政部数据，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5.8%，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则为13.17%。在降杠杆动机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获得债务收入与预算外收入等渠道被堵死，而新的规范性融资渠道相对有限。地方政府仍承担着较多事权与支出责任，积极财政政策使其承受更大压力，出现了地方配套资金空挡现象;地方债务置换只是缓解了部分存量债务的成本压力，余下11万亿存量债务高额利息支出不容忽视;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社保领域改革，社保支出负担未来亦会上升。上述因素使得财政收支失衡，对地方财政发力空间构成一定考验。

第二，传统财政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弱化，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形成了挤压。过去传统的低效、重复性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力日趋衰减，其间引发的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亦使得资本回报率弱化，并挤压着全要素生产率。若对投资结构进行考量，通常而言，先进设备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以房地产等投资标的为主的建筑安装投资则抑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我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扩张，累积一定的泡沫，给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带来风险;但设备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却呈快速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受到挤压其来有自。应将财政政策与产业、区域政策协调配合，优化投资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改善投资边际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达到短期内适度扩需求，长期内优化供给质量与结构的效果。

第三，因地方政府原有的考核机制被打破，部分地区出现不适应的现象，削弱了财政政策执行效果。首先，近一段时期，财政项目投资审批力度虽然很大，但资金实际到位率与项目开工率不容乐观。很多重点项目与民生项目推进迟缓，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电网与通讯设施改造、农业基础设施与危房改造等涉及国家长久发展大计的项目，出现了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其次，与过去相比，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增速整体放缓，而地方财政支出回落更为显著。地方财政存款增速加快，累积了大量固化性资金沉淀。据相关专家测算，近年来政府部门银行存款以每年约20%速度攀升，占M2比重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因缺乏盘活存量资金的积极性导致大量资金结余。财政资金运作效率低下压缩了宏观政策实施空间，拖累了经济增长。当然，这也与近年来财务监控收紧以及资金管理模式机械有关。中央财政资金在拨付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分配过细且过度强调专款专用，削弱了资金使用灵活性，导致地方政府对中央下拨资金使用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下降。

第四，PPP政策实施效果亟待优化。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而引入PPP，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并拓宽投融资渠道，实现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利益共赢。但PPP仍处于探索阶段，实际操作中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特征。国有企业与城司常常充当主力，而政府部门同私人部门之间却缺乏联动效应，政府资本仍难以大规模撬动民间资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经济法治化程度不高，政企关系不平等，导致民间资本对合作前景预期不明朗。另一方面，在PPP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契约关系尚待完善。PPP具有投资大、期限长、收益率较低、流动性弱等特征，包含一定市场风险、项目风险、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但政府与企业在权利义务、风险分担以及利益补偿等方面仍界定不清。在PPP合作中，两者之间的利益协同机制欠缺影响了社会资本积极性。另外，PPP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例如，因融资平台被切断，有些地区以PPP为名，却采取明股实债与保本回购等行变相融资之实。这不但未能拖动PPP，反而使其声誉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优化财政调控的思考

为给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今后需贯彻积极财政政策，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并驾齐驱。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巨舰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一，找准舒缓财政资金压力的着力点，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释放可用资金空间，为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创造条件。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在实施中面临着减税、增支和控制债务三个目标之间的三难困境。在增支及减税的目标下，为缓解财政压力，那么提高赤字率就成为弥合收支缺口的必然选择。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仍有很大延展空间。就赤字而言，当下2.3%赤字率远低于马约所设3%红线;就债务而言，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较低，地方债务虽有局部性和区域性风险，但与欧美国家的福利型、消费型债务相比，我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债务都有着规模可观的实物资产作支撑。若再加上政府可调配的其他资源(土地、森林和矿产等)，则债务占政府广义资产的比重就更低。所以说，依靠适度扩大赤字来缓解资金压力的宏观策略仍有着广阔施展空间。如果今后能够用PPP成功撬动社会资本的话，那么3%左右的赤字率应该就能基本满足财政资金需要。就政策惯例来说，扩大赤字、增发债务和地方债置换应协同操作。首先，可借助国开行、财政部等部门来发行专项债券或特别国债，并以项目资本投入、股权投资等方式来支持地方重点性基础设施与民生项目建设，其间适度扩大中央出资比例，缓解地方项目资金短缺问题;其次，应完善地方债务管理与处置机制，加快对余下的11万亿存量地方债置换消化，有效降低债务利息负担。同时，未来的社保资金支出缺口亦当重视。应合理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可以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及收益补进一般预算和养老等社保基金预算，这将降低社保缴费率，缓解社保资金压力。当然，对于涉及“五大重点任务”的领域，为配合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发行，央行也应及时地定向宽松货币以舒缓财政压力，并化解因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潜在通缩风险。

第二，积极落实结构性减税和全面性清费，有效发挥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与供给效应，以短期税费收入的减少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增加势能。切实做到降低实体经济税收负担，实现在短期内扩张需求，在长期内激发微观主体生产积极性，优化国民经济总供给。第一，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局谋划前提下，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并坚决清理不规范的行政收费、基金和加价收入，降低企业运营负担，提高其生产和创新积极性。同时，需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和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投资，为实体经济减负拓宽空间。第二，加大对企业设备投资与更新改造的税收优惠，鼓励对先进设备的采购置换，加速资本折旧，提高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完善对创业、创新等新业态的税收激励，取消对重化工业等旧业态投资的税收优惠。加大对新产品、节能环保等新兴经济模式及其对应消费的税收支持，减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各环节税收;按照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标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实施结构性税率激励，倒逼旧业态加快技术更新与产业转型。确保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

第三，注重财政支出的科学性，提升财政投资效率，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优化。尤其在投资领域，相关部门需重视对投资方向与投资结构的考量，全面体现出政府投资的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与长远性，有效改善财政资金的边际产出效率，提升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五大发展理念，今后应将支出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大对中小城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棚户区改造、城市管道、城际交通、水利、电力与通讯设备)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配合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本型城镇化，向农民发放购房补贴以鼓励其进城落户，其间亦能改善民生、释放消费需求及消化房地产库存，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其二，加大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公共投资支出，建立协同式、集群式国家创新系统。政府应出资构建创新性产业集群以整合研发力量，突破微观个体的创新约束，促进企业间优势互补与技术扩散;提高对创新驱动的扶持力度，构建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式国家创新系统;加大基于质量与效益的战略性创新投资，抢占新兴科技制高点，确保我国对前沿技术的掌控力。其三，加大扶贫支出和各类补短板支出。积极落实精准扶贫，重视对产业扶贫、移民扶贫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资金支持，以转移支付加快贫困阶层收入增长，促进国内整体消费需求提升;财政部门也应配合去产能以及清理僵尸企业的任务，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做好劳动力失业保障、转岗培训与再就业等社会政策托底工作。另外，在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生态保护、国土绿化和高端服务业等涉及民生质量与福利体系建设的领域，也有着广阔投资空间。最终实现以科学高效的财政支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有效提高供给侧的质量，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与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第四，营造有助于PPP项目推进的市场环境，充分释放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潜力。PPP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完善PPP制度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手段。今后应通过营造法治化运营环境、确立风险共担机制、完善契约精神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以降低财政资金压力。首先，积极构建法治化的运营环境，发展平等的政企关系，完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契约精神。中央需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坚决杜绝以PPP为名来为融资平台实施变相借债融资，从而避免因PPP声誉受损所造成的融资环境弱化现象。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在PPP项目合作中的利益协同机制，制定科学、平等的合作计划并提前做好风险处理预案，确保在PPP合作中，双方均能够按合同规章办事，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后续问题。其次，将一部分有较高收益的项目纳入PPP范围，以提高对民间资本吸引力。同时，在强化风险监管基础上，通过金融创新发展PPP金融(如资产证券化)，解决PPP在前期融资和落地后资本流动性不足以及股权退出问题。最后，因PPP主要集中于基建项目，具有期限长、收益低和流动性弱等特征，政府部门应主动作出承担一定法律风险、政策风险的合同承诺，确保政企之间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增强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投资安全感与信任度。

第五，探索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效果。推进央地关系优化重构，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内积极贯彻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铸就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源驱动力。首先，应推进宏观经济管理法治化，制定与完善《宏观调控基本法》。我国宏观调控仅侧重政策实施，在宏调的目标、原则、程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立法不足，且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缺乏法律保障与制度建构。这与市场化改革目标不符，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央地博弈和政策自上而下贯彻过程中逐层减弱。推进宏调法治化将在制度层面大幅度增强中央政策的权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率。其次，应优化政绩考核机制，对基层政府的科学发展实施正向激励，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在弱化但不抛弃GDP指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经济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成效，强化绿色和民生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指标的考核，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既要破除“唯GDP主义”，又能激励地方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投资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另外，在推进反腐和清理灰色收入的基础上，为行政人员构建更加科学化、阳光化、合法化的收入机制，使其得到与其工作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最后，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央地财政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收入上，构建更加科学的地税体系，配合“营改增”实施，完善增值税税制，增加地方税收分成比，改善地方收入来源(亦能缓解对土地财政依赖)。在支出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更加匹配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在加强法治化监管的前提下，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与科学性，从而调动其科学化投资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盘活财政沉淀资金，提升财政政策执行效率。激励相容机制的构建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能否落实到位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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