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电影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般而言，每部电影作品均包蕴一定的文化阐释价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电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电影作品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也是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如同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90年代就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陈凯歌一如既往沉缅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性建构，从早期《黄土地》起步，途经《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直至《荆轲刺秦王》。他电影创作的基调一直是那种和中国血缘关系断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终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忧愤，强调历史哲学的表达，他的个人艺术行为和电影文本皆成为文化苦旅的代名。张艺谋则愈加显示出一个形式主义者的轻盈，他认为中国（大陆）电影过于注重政治、社会、文化等形而上意义，固然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却缺乏生动具体的人性描写。他的表白实际上再次证明了他与陈凯歌在电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无论是表现现代化遭遇传统中国的《秋菊打官司》，还是纪录乡村文化撞击都市文明的《一个都不能少》，他都在或过去、或现在，或农村、或城市的景观中，把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现出来。黄建新则又不同于“陈张”，他的《站直luō＠①，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一批内在涵义陈陈相因的影片均紧扣当代主题，展现了此时此刻的人间百态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会情绪，透过历史的踪迹和传统的力量，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诞生时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以及在现代化炼狱中翻滚挣扎的当代华夏。此外夏钢的平和温情、孙周的忧郁恬淡、李少红的直面生活和宁瀛的理性风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文化形态和内涵。而90年代的周晓文更是积极多变，时而畅想都市青春，时而影像乡土《二嫫》，时而涉足远古《秦颂》，一个人，三种影片类型，三种表达格调，三种文化想象。

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一般来讲，文化价值是包括认识属性、审美属性在内的总体化的价值属性，因而，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学价值、社会历史学价值、生命学价值以及哲学价值、宗教价值之外，还有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电影文化自身的丰富性也为观众阐释电影文化价值提供了丰富性。正因为电影作品具有丰富的可供阐释的文化价值，方才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当代奇观：在电影诞生刚过百年的短短时间内，观赏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了。

篇(2)

考察第五代电影文本，可以发现第五代电影的绝大部分存在着文学的母本。进一步分析这一改编的“奇观”，我们看到的是第五代电影的改编承续了现代性在历时空间中的文化之根和现时状态中的文化之变。

【关键词】现代性第五代电影改编文化语境

“第五代”是一个难以下定义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为一个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也有人认为“第五代”是一个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卓越的群体。一般而言，约定成俗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具体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1]第五代的这批作品都有着相通的历史价值立场与精神追求，有着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以此为表征。其背后还内涵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承续、转换的历程。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价值意义的构建和现代电影语言审美形式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

一、现代性的承续：“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根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也是在遵从电影自身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以反映“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为其出发点的。“五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反映了国人对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渴求。随着20年代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没有脱去“鸳蝴派”、“文明戏”的色彩，但其反过来促进了大批电影观众群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联系，自“左翼电影”以来，经过“国防电影”、“革命电影”、“进步电影”的口号，以“进步”、“民众”思想为核心的电影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主流内部关于“社会派”与“人文派”的分野为现代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导演，无疑更为执着地反思着社会进程的变迁，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迈出了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坚实步伐。在《小花》(1979)为主要开始标志的情感表现影像中，第四代电影人展开了新时期的诗化的、还旧的情感艺术表现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旧事》(1982)、《乡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国现代电影动人的局面。

承续前人对社会历史意义的探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如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表达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伤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相互交织的主题：秋菊坚定的告状既有农民的执着。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识，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也是无法用朴素的农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猎场扎撒》、《盗马贼》、《菊豆》、《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讲述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晚钟》、《红高梁》等影片是选择了的历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别姬》等影片则有的痕迹，《黑炮事件》、《大阅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压迫、反抗、觉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装饰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发现内容。所谓现代艺术，从根本上看就是为一种新的思想找到其适合的新的形式。而一个时代文化价值意义的确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语言就一直走着一条逐步摆脱戏剧语言的束缚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对中国电影语言的探讨，也是与对电影本性的发掘与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就被冠着“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电影。它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认可。1909到1922年间，电影在第一代电影人(如张石川、郑正秋)的多方面的尝试下，电影的影戏传统基本形成，并吸收了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特点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国电影工业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逐渐传播，为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重要的新动力。这批新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左翼电影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抗战期间的电影创作中，在电影语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记录电影学派的诞生和费穆在孤岛中拍摄的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暂“恢复时期”后，第三代导演开始将受压制的对电影的革新热情喷发出来，1950年代中后期的观看国外电影的经验和思考转入了他们对自己语言体系的改进，而在第三代电影人背后的第四代电影对电影的创新欲望更加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出现井喷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对西方电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电影语言上表现为一种未经归置的野性。这种爆发在整个电影观念是一种促进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决心的产物。他们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国电影“戏剧的拐杖”，走上了一条“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宽广的道路。

第五代导演无疑受到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极大影响，其延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一些写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殡’，‘泥石流’等”，到“《黄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红高梁》中的‘颠轿’、‘喝酒’等，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的艺术轨迹。”[2]但是，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们在叙事上放弃了如何将电影和戏剧分拆开来的胶着。以一种“造型感”和“隐喻性”的镜头语言体系对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使得电影的视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现代性的转换：“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变

客观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第五代导演在人性的价值启蒙与独特的造型语言的道路上持续太多的历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赶，经历了转型与调整的痛苦。从本质上讲，文化艺术形态的转型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为背景的。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整体加速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到经济商品型文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在新与旧的转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混杂、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传统审美构架的崩塌，商品经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潮流的冲击下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3]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体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当代转换，一种电影社会文化价值与电影文化语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双轮旋转”。[4]

不同于前五代电影人对电影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在认同，电影的“后五代”群体从电影本体出发，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的价值认同观念不断凸现，并日益体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九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是如何把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质上，在这个进程中对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的学习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张艺谋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导演群体特征的解体。都与此有关。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和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影片的标志性作用也十分明显。然而在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人冯小刚的贺岁系列中，则更为发人深省的表现了中国大陆的现有强势文化消费习惯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进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以及将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这些作品尴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们生不逢时。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但是，事实上，第六代导演所带来的艺术理想及表达方式，已经为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5]可以说，其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对第五代群体性语言的一种反驳，构成了对第五代群体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分析其主要的语言构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叙述视角和纪实的语言风格。

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生成要素。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尊重，第六代导演采用了自我的叙述视角，其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自传性。《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马小军回忆的方式展开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为了让观众确信我的叙述者身份，导演甚至不惜冒着故事流畅性被打破的危险，多次用话外音的方式怀疑叙述的可靠性。“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的第一次相识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遇见她。”在影片摄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渐显高大，反映了叙述人对自我的怀恋。其他如《苏州河》、《长大成人》、《月蚀》等一批作品都展现了自我的依恋和怀疑中的双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导演自我的成长寓言和青春呓语。

第六代电影导演“自我”成长寓言是以一种纪实性的语言风格呈现的。出于对宏大主题的抗拒、反叛，以及他们自身没有进入中心的边缘拍摄、生活状态，他们普遍采用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方式，强化影片的纪实性。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价为贾樟柯带来国际声誉的影片《小武》，其“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与公允的。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常规”即是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树立的乡土中国的影像。他们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争相解构和划清界限的对象。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曾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长的主题和成熟的形态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学长，在拍摄电影《长大成人》中曾说：它“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传。

三、现代性的视角：“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说过：“小说与电影是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诚如此言，自电影诞生以来，它和文学就处于这样交叉与分离的矛盾互动中。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恰是这种叙事的相似性，使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影视和文学的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影视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影视与文学都是通过感性的人物、冲突的事件和生动迷人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预先为导演或者作家设定的主题展开想像的叙事，他们在接受层面上大多都设定了预期的读者或者观众期待视野。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

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第五代”导演的经典之作，几乎全部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这是一个电影改编的奇观!“第五代”导演的处女作。几乎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梁》，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张军钊的处女作《一个与八个》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其中尤以第五代的双璧：陈凯歌、张艺谋最甚。除《黄土地》之外，陈凯歌又陆续改编拍摄了《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上接07页《花影》等。张艺谋则更被称之为“离不开小说的导演”，其迄今为止的12部影片。除了1988年《代号美洲豹》和2002年的《英雄》都是改编自小说。如1987年的《红高梁》改编自莫言的《红高梁》，1990年的《菊豆》源于刘恒的《伏羲伏羲》，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源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1993年的《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1994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取材于李晓的《门规》，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由述平的小说《晚报新闻》改编，1998的《一个都不能少》由施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改编，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纪念》，2000年的《幸福时光》取材于莫言的《师父越来越幽默》。

篇(3)

一、中国文化对我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中国早期电影是指从1905年中国自主拍摄第一部电影起，到1949年前，中国所拍摄的电影。《定军山》的拍摄就是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京剧的艺术为蓝本而产生的，电影一经问世便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尽管这部只用一架手摇木壳制摄像机拍摄的无声电影，已经无从拷贝了，但是在电影史上具有显赫的位置。本片取材于《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攻打定军山的故事，黄忠乘胜攻占曹军屯粮之天荡山。黄忠越战越勇，又智斩大将夏侯渊，夺取了曹军重振定军山。除此之外，在这个故事情节上，又增加了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八国联军的侵华，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封建主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加大剥削老百姓的程度。在此部影片中，京剧作为一个贯穿的主线，一方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烘托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愤慨，是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反抗精神的鲜明写照。戏曲电影更好地促进了戏曲艺术的传播与发展。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曾经说过：“戏曲可利用西方新式的机械，拍成有声的电影，把中国时代积累下来的艺术传遍世界。”把戏剧拍成电影，能使戏曲更快更远的传播，不但能使国内各个的观众能够欣赏到戏曲名家的表演，而且也有助于戏曲艺术的海外推广。总之，戏剧电影为戏曲艺术，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京剧，对于我国的早期电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具体文化元素对电影发展的影响

（一）特定文化时代背景的影响

在影片中要给观众一些特别的东西，不仅要表现出男女间、亲人之间的感情，还需要表现出一点有震慑力的“残酷美”，需要在后半部分有一个颠覆性的设计，而在情节的设计上，一定要遵循一定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的凸显就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基调。影片《茉莉花开》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茉、莉、花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对她们在不同时代中的婚恋故事的描绘，向观众展现她们各自的生命历程和生活态度以及她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其中涵盖了女性对生活、爱情、命运、希望和理想的命题。在讲述人物故事的同时反射出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时代背景。虽然影片折射着社会现实问题，但我们并不全然遵循现实生活的时间顺序和多数人认同的生活经验，即情节剧的准则，创造非情节剧的风格。时代的印记时刻都体现在三个主人公的身上，她们的每一次决定，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照应。

（二）特定文化背景下镜头语言语言对电影的影响

影视艺术是集科学、文化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镜头语音是影视作品最基本的视觉语言单位，贯穿于影视作品的整个制作过程中，不管是导演，摄影师，剪辑师还是编剧，都必须掌握镜头语音的技术和艺术知识，才能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影视作品。导演的一度创作，通过过摄影师的拍摄手法搬到荧幕上，后期的剪辑师和特效师更为注重这些电影镜头的运用。除此之外，编剧的镜头画面感也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剧本中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可以转换成画面，几个方面的综合因素，才能带给观众一个全新的视觉盛宴。

《重庆森林》中镜头语言的运用就显得匠心独运而不同于其他导演。他描述的事件是通过两种动作的对比来揭示的，并不是简单的动作或事件的拼接。剪辑上一开头就是连续的移动镜头的拼接，看起来给观众一种眩晕的感觉，画面的不稳以及人物关系的复杂错乱。导演用这种特殊的拍摄手法来表现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人与人之间看似气密实质四处充满隔阂的关系。摄影师往往采用提着摄影机跟进拍摄的方法，使得影片的画面产生了强烈的流动感。片头警察追捕女毒枭的镜头，变现出来了画面的冲击力，随性的剪辑和夸张的人物造型，从而又凸显出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人物间陌生的关系。

除了王家卫导演的镜头语言外，李安导演的镜头语言不但寓意深刻，而且在每一组镜头的拍摄里，也是极其讲究的。以《饮食男女》为例，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场很长的讲述。导演大多采用特写镜头来描述老朱做菜技巧的精湛。影片中一共涉及到了6次聚餐，每一次采用的拍摄手法都是不同的，矛盾冲突的激烈感也是不同的。在李安的导演中，从镜头画面来看，后期剪辑的拼接是影片中的一大亮点。无论是王家卫考究的电影运动镜头运用，还是李安诗意唯美画面的营建，无不透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是诠释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媒介，无数电影人通过电影把华夏百家文化传达于大众，在为影片剧情人物感动的同时，也深受传统文化的洗礼。

三、结语

篇(4)

近几年拍摄的一些影片，比如《和你在一起》、《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等，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来自于“乡村”和“城市”——这一二元对立的物理空间，他们在其中一个空间里“邂逅”，伴随着故事的延伸折射出不同的道德准则和精神生活，而且人物性格冲突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人（刘小春、刘成等）基本上坚守住了生活的信仰和人性的温暖，并顺利完成了对“城市”人（江老师、莉莉等）的“超度”，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洗心革面。这无疑也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这里，“乡村”扮演了“城市”拯救者的角色，成了“城市”人的道德绿洲和精神家园。同样是对乡村文化的肯定，但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影片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当我们视“乡村”、“城市”不仅是对立的精神空间而且是对立的社会空间加以审视时，后者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索。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电影是要给观众营造一个美丽的梦并帮其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实主义的影片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们拨动的应该是社会上最敏锐的那根神经，尤其是有一定票房收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但当观众都心甘情愿并理所当然的认同它所给定的价值取向时，特别是当我们将乡村——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来思索的时候，后一种态度——对乡村文化前景的忧虑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回味和沉思。

篇(5)

南北战争之后，多届美国总统为消除种族歧视做了很多努力。在20世纪40年代，种族歧视一直是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在《阿甘正传》中，阿甘与一个名叫巴布的黑人成为朋友，他们互相激励与帮助，感情十分要好，甚至片中一个中尉戏称他们像一对双胞胎，这表达了作者对白人与黑人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也深刻反映出当时种族不平等的残酷事实。而中国是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国家，我国在经济、文化上都对少数民族进行政策与资源倾斜，各地各族人民团结友爱，万众一心。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电影字幕翻译的影响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很明显就能感受到宗教对于美国人民的影响力，在影片中有一个小片段，珍妮拉着阿甘一起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可以解决她的困境，在她心目中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在中国，佛教是很多人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遇事情时处理的方式也不同。

（一）生活习惯差异造成的影响

以《阿甘正传》为例，阿甘在形容他与珍妮儿时友谊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was　like　peas　and　carrots．”使用词组直接翻译的话，它表达的是“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是豌豆和胡萝卜一样”［4］。这样翻译会使观影的中国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双方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在美国，豌豆与胡萝卜就像我们中国的秤与砣一样，代表着两人的亲密无间。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可以使用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来表述，比如“从那天起，我跟珍妮形影不离”。

（二）种族倾向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影响

例如《阿甘正传》：“Federal　troops，enforcing　a　court　or－der，integrated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today”。联邦军队要求强制执行法院命令，令阿拉巴马大学黑白同校，该句台词的文化背景是六十年代，黑人掀起了民权运动，黑人也有同白人一起上大学的权利。句子中“integrated”字面翻译为“整合”的意思，但直接翻译观众会因不清楚这个时代背景而产生理解上的空缺，所以字幕翻译为“黑白同校”，弥补了观众的文化缺失。

（三）价值观不同对翻译造成的影响

篇(6)

论文关键词：文化翻译概念，电影翻译，目标语

 

1.引言

1.1目前对于电影翻译的理论研究

我国引进外文电影比较晚，真正的电影翻译是从建国后才开始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尚且处于初级阶段。例如，钱绍昌教授基于在这一领域的多年实践，发表了许多探索视听翻译特点的文章。他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吸引了人们对于视听翻译的关注。相对于电影翻译的重要性来说，对这一领域相关的系统研究还远远不够。

1.2语言、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电影翻译，作为观念、习俗以及宗教之间的交流桥梁而存在。Nida (1994: 1) 认为：“语言反映文化，提供了接触文化的渠道。”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了翻译与文化也同样是密不可分的。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论文范文。因此，翻译是对于语言背后文化的比较、理解以及转换。

2.电影翻译的策略

2.1基于特征的翻译策略

电影翻译是一种独特的翻译种类，因此电影翻译工作者必须采用特殊的翻

译策略才能得出成功的翻译作品。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同步化、特色化、口语化，这些需要翻译者特别注意。

2.1.1 同步化

同步化对于电影翻译者来说是最不同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特点，对于电影翻译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使电影中的人物能像在原语言中一样流利地用目标语讲话，这就对台词的长度以及唇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扩展或者缩略句子来达到同步化的效果。比如下文中的例子：

Eg1: Stuart: That's a good idea.

斯图:那倒是不错。(Gonewith the Wind)

从字面上，上文中的句子应该译成“好主意”，但这样的话相对于原来的台词就过短了，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扩展成“那倒是不错”。而且，修正后的版本更加口语化，符合电影语言的特点。

2.1.2特色化

特色化指的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角色所有特征的总和，这一点对于一部电影成功与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常电影翻译，电影翻译者想要在特色化上取得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一致，应该注意三方面：1）角色的地位及职业2）角色的性情3）角色所处的特殊环境。显然，这对于电影翻译者来说存在着无数的挑战。以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g2: Castor: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e both knowour guns.

Sean: What we don't have in commonis that I don't care if I live and you do.

Castor: Sean, that hurts. You'renot having fun, are you? Come with us. Try terrorism-for hire. We'll blow shitup. It's fun!

Sean: Shut up!

Castor: Watch your fuck mouth!

卡罗:我们倒有共同之处。我们都枪法如神。

桑恩:我们不同之处就是我已置生死于度外，可你却怕死。

卡罗:桑恩，你这番话刺伤了我。你活得不开心，是吗?跟我们一起干吧论文范文。试一试做专业恐怖分子，用炸弹炸个天翻地覆。蛮开心的哟!

桑恩:闭嘴!

卡罗:说话小心点。(Face/off)

在上面的例子当中，Sean是一个勇敢聪明的警察，而Castor是一个粗俗自大的罪犯。在对话过程中，两个角色的特点非常明确地呈现了出来。在中文版本当中，同样通过不同的说话方式表明了两个角色各自的特色，像“我已置生死于度外”和“用炸弹炸个天翻地覆，蛮开心哟”，就明显地体现了正面人物与反派人物的区别。另外电影翻译，Castor作为一个罪犯，习惯使用粗话，这一点也必须考虑在内。因此，在译文中，使用了对应的中文当中的粗话来保持原有的风格。

2.1.3口语化

电影中的对白以日常口语为主，因此，在把它们译成中文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样,观众在欣赏电影时,更容易理解剧情,也才会有更强的代入感。

Eg3: I’m having money problem.

我手头有点紧。

上文的例子当中，从字面意思看应当是“我有金钱的问题，”但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这么说，因为它不符合人们口语表达的习惯。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遵从人们口语表达的方式，这样才会显得更接近生活，更加生动。

2.2基于文化的翻译策略

2.2.1归化

根据Venuti的理论：“翻译主要是一种归化电影翻译，是基于本土文化的” (Venuti 1995: 47)。也就是说，归化是一种清晰流畅的翻译策略，尽量使目标语言的观众不会感到外文的文本很奇怪，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内容。

Eg4: Helen: Then my Sir Galahad himself will have tobe saved.

海伦:看来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的那位大恩人了。(The Rock)

例子当中，由于Frank曾经救过Helen，因此他被比作骑士Sir Galahad，在澳大利亚的传说中这是一位英雄论文范文。但是，很少有中国观众了解Sir Galahad的背景知识。如果根据字面意思翻译成“看来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的加勒哈德爵士了，”会使中国观众感到十分迷惑。因此，电影译者采用了同化的策略，这样更容易被观众所理解。

2.2.2异化

“异化翻译”是指“把读者引领进外国文化，是他们看到文化差异” (Venuti 1995: 4)的一种过程，是通过保留外文文本的一些因素来故意违反目标语言的一些传统习惯。

Eg5: Dear God, make me a bird so I can fly far.

亲爱的上帝，把我变成一只鸟吧电影翻译，我会飞很远。(Forrest Gump)

在上面的例子当中，译者就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用了西方宗教中的词语“上帝”，而不是同化成中国的表达方式“老天爷”，这样保留了西方的特点。

3.结语

电影翻译受到时空的限制，是一种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再创造。所以，电影翻译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再加上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特点，使翻译变得更加的困难。电影翻译工作者必须从观众的需求出发，使用恰当的电影翻译策略来处理电影对白及其中包含的文化信息。通过精确的翻译来使观众领会到电影中所要传达的内容，满足他们审美以及娱乐的需求。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an andLefevere, Andre. Constwuch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Gottlieb, Herik.'Subtitling: Diagonal Translation', i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Translatology I，1994.

[3]柴梅萍.“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苏州大学学报(析学社会科学版)》,2001(4).

[4]傅海燕.从文化角度进行影视翻译研究[J].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篇(7)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文化差异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8.031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和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电影是娱乐、传播文化以及增进国际交流的一种大众化、方便快捷的重要渠道。电影名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因而电影片名的翻译也显得至关重要。

在各学报和《电影文学》、《电影评介》及其他刊物上有多篇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研究的论文。近几年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的硕士论文也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但目前学术界对影片名的翻译研究多局限于目的论、功能对等、文本类型的角度研究归化异化翻译策略，即：直译、意译、音译和创译等；对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理论存在误读的情况，甚至把直译意译简单地等同于异化和归化；散见的论文研究视角过于单一和整齐，大多集中在片名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方面的研究，而忽略片名翻译的文化性及多层面性；影片名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存在误译；同部影片存在多个译名，译名繁多，译名不统一，针对这一现状，何跃敏(1997)曾《当前西片译名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这一文化现象；学术论文中中英文影片混杂、分类不清；所举的分析案例局限于少数几部电影片名，重复多，缺乏新意。

鉴于此，本文旨在从翻译策略、翻译伦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归化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电影片名的翻译，将电影片名的翻译置于文化领域中，主要以奥斯卡最佳影片和中国部分著名的获奖影片为研究对象，关注文化因子的传递和文化差异的处理。

二、电影片名翻译实践研究

学术论文中对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较早见于外语类核心刊物的是吴敏于1995年发表于《中国翻译》第五期上的论文《浅谈英语片名的翻译》。在吴的论文中着重探讨了英语电影片名翻译的三种译法：直译，意译，直译加意译（参见吴敏,1995）。此后，陆续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具体的片名译法（贺莺,2001;毛发生,2002等）。

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把片名翻译置于文化大环境中去考察（参见卢志君,龚献静,2003;,2009等）。郑玉琪，王晓冬从英汉翻译原则的角度对电影片名的翻译进行过研究，在论文中提出“电影片名翻译时应该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郑玉琪,王晓冬,2006/2008(2009))。张广法则从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研究中文影片的英译,并提出“异化翻译策略可以抵抗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确立其文化身份，促进多元文化健康发展”(张广法,2009:105)。

归化异化与电影片名翻译的结合也大多探讨的是关于片名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中究竟是主归化还是主异化的问题。林婷婷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文化翻译策略”(林婷婷,2004:104)。文红认为“异化翻译手法是翻译中应采取的主要趋势”(文红,2007:177)。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究竟采取何种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在对英汉电影片名翻译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朱婉莹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归化能够创新”(朱婉莹,2008)。王伶伶和贾立莹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前者认为电影片名的翻译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王伶伶,2009:159)，后者认为“归化理论仍将在英汉翻译中长久占主导地位”(贾立莹,2009:29)。而大多数的学者则认为“归化和异化是辨证统一的两个对立面。面对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优秀的译作应从实际出发，灵活合理而又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两种翻译方法”(吴爽,2005:56)。李鑫、李瑞、赵利娟等也基本持相同观点，认为“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策略是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参见李鑫,2007;李瑞,2007;赵利娟,2009)。徐建国、吴远等则提醒译者应“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译语观众不知所云；又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名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徐建国,2007:30;吴远,2007:55)。

三、归化异化指导下的电影片名翻译实证研究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于1986年在Criticism 28(Spring)杂志上发表名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隐形)的论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 (参见Robinson,2007:97)。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再次明确提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并认为施莱尔马赫“坚持译者只能在两种翻译策略中作出选择：一种是归化法，即从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异域文本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一种是异化法，即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派送出国”(Venuti,2004:20)。自此，韦努蒂明确提出并沿用“归化”“异化”这一对术语，并在吸收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完善自己的归化异化理论，尤其是其“彰显”异质(otherness)的“差异性”异化理论(参见Venuti2008.4.14日给张景华博士的复信，转引自张景华,2009:123)。

归化异化不仅仅是翻译策略更是一种道德态度。韦努蒂认为“异化……是在译文中表达的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不仅是策略，还有词语的选择和外语文本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异化的效果”(郭建中,2008:43)。关于此，郭建中教授评论说“他（韦努蒂）是要强调异化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至于涉及到翻译策略的问题，也是指选择某种策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重点还是指道德态度”(郭建中,2009:35)。因此，郭教授专门撰文澄清翻译界对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的误解。他指出“归化和异化的术语，主要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同上:34)。

归化具体到电影片名的翻译中是指运用通顺的话语策略正确地传达原片名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选用目的语观众熟知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意象来传播异域文化。而影片名翻译中的异化是指运用抵抗式翻译策略(resistancy translation strategies)或采用偏离主流价值观的陌生的表达方式来保留原片名的异域风情。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涉及到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不同的道德态度，因此，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归化和异化是有方向性的，涉及到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归化和异化。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弘扬本民族（汉）文化，争取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立。

在英汉电影片名翻译中有很多归化的经典译名，如：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浮生如梦》）、Lolita（《一树梨花压海棠》）、Marty（《君子好逑》）、My Fair Lady（《窈窕淑女》）、Rebecca（《蝴蝶梦》）、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等，影片的汉译中都借用中国耳熟能详的诗词和典故，采用归化式翻译，很好地加入了中国元素，巧妙地运用中国的诗词典故替换拗口的英文人名和地名/建筑名等。既文雅含蓄地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又能激起中国观众的观看欲望，获得受众的强烈共鸣。这也正是造就经典译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一树梨花压海棠》、《蝴蝶梦》和《魂断蓝桥》等经典译名成功地对原片名进行了文化意象的重构，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诗词和民间传说等中国元素移植到对原片名的文化解读中。

电影《Lolita》讲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与14岁少女洛丽塔之间的爱情故事。影片译名“一树梨花压海棠”典自宋代文学家坡调侃友人张先的诗句：“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清朝刘廷玑也有类似佳句“二八佳人七九郎，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帏里，一树梨花压海棠。”可见，诗句“一树梨花压海棠”是老夫少妻的文雅说法，和原片名的故事内容很吻合。该译名妙就妙在恰到好处地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又用经典诗句重构了原作的文化意象并富有文学气息。另外，电影《Waterlo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典自中国古代著名的一个民间传说“蓝桥会”。蓝桥会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相识于蓝井边，双双死于蓝桥下，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巧的是电影《魂断蓝桥》中的主人公相识和阴阳相隔的地点都是滑铁卢桥。民间传说和电影故事开始的地点和结束的地点都是相同的。因此，无论是从凄美的结局还是内容上讲，译名都完全符合电影的主题，并且将电影的文化意象重构为“蓝桥会”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传说。可谓是又一经典译名成就了电影界一部经典力作。

英汉电影片名翻译中也不乏成功的异化翻译译名，如：The Seven Year Itch（《七年之痒》）、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Rain Man（《雨人》）、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等。这些都是较典型的经典的异化翻译电影片名译名，其中“七年之痒”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词，随着该电影的知名度提升，“七年之痒”已经成为婚姻和职场的流行语。由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可以丰富本族语并影响受众的思想。“影片输入的同时，国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杜文，2008:53）。而影片《The Sound of Music》译为《音乐之声》，《Rain Man》译为《雨人》，从形式上看是属于严式翻译，运用直译法取得了异化的效果，尤其是译名“雨人”更激起了观众想一睹为快的观看欲望。而《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则是采用音译法而保留了原片名的异域风情从而达到异化的效果。在此之前，该影片曾有一个高度归化的译名“北非谍影”，但是观众们记住了“卡萨布兰卡”而近乎遗忘了“北非谍影”。成功的异化译名使名不见经传的达尔贝达市因更名为卡萨布兰卡市而名声大噪成为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同名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也使得该部影片受到更多更广泛的关注而永久地被定格为奥斯卡经典影片。从《北非谍影》到《卡萨布兰卡》表明了同一个影片名的翻译既可以归化也可以异化，也体现了从归化向异化发展的趋势。

在汉英电影片名翻译中也体现出了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归化和异化。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New Romeo And Juliet，《开国大典》译为The Birth of New China，《霸王别姬》译为The King Parts With His Favorites 等则属于归化译法，《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花木兰》译为Mulan等则属于异化译法。New Romeo And Juliet从文化上对原片名进行了归化，将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绝唱重构成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文化意象的重构使国外观众更容易理解电影故事内容，不失为一个佳作。《开国大典》、《霸王别姬》则是从语言上对原片名进行归化，采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分别译为The Birth of New China和 The King Parts With His Favorites，从而准确地传达一些有别于西方的说法和语言信息（如：“开国”和“姬”），达到便于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弘扬中国文化，将外国文化请进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卧虎藏龙》、《花木兰》等影片名的翻译则分别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达到异化翻译的效果，将中华龙的文化和花木兰等英雄人物传播到外国。长久以来“龙”在中西方的形象都是差异很大的，在中国，“龙”代表正义和吉祥，而在西方则代表邪恶和祸祟。通过正确的片名翻译有利于改变西方对于龙的误解，有助于外国人正确地认识中国。龙文化渐渐地得到了西方的认可，有影片为证：《李小龙传》在引入中国以前，原英文片名为Dragon: The Bruce Lee Story。其中就选用了Dragon一词，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李小龙和中国功夫的喜爱以及对中华龙的认可。因此，“为了达到最充分准确的文化交流，对电影片名的翻译不能简单地偏向于完全采用归化或者完全采用异化的单一翻译策略，而应该根据不同电影片名特点。两种策略相结合，既最大限度地遵循目标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满足译入语观众的心理与文化需求。又尽量考虑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李妍妍,2009:59)。“归化和异化是辨证统一的两个对立面。面对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优秀的译作应该从实际出发，灵活合理而又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两种翻译方法，进而引发深层次文化上的反省”(吴爽,2005:56-60)。

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策略要运用适度。“电影文化意象的翻译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结合观众的实际需要,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译语观众不知所云,又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名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电影翻译既受原名文本约束又富于创造性,翻译时应充分认识语言文化差异,正确把握观众的接受能力,确定归化和异化的策略”(张瑞,2008:79)。如：Forrest Gump 译为《阿甘正传》就优于《福雷斯特•冈普》， Amadeus译为《莫扎特（传）》好于《阿玛迪斯》。对于拗口的外国人名等过于音译则使译名显得过于异化，也使观众感到过于陌生，不知所云。尤其是Amadeus，为大家熟知的就是莫扎特，而非专业人士很少知道莫扎特全名是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所以译成《阿玛迪斯》等于是无效译名，显得过于异化反而达不到应有的良好效果。影片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在台湾被译成《飞越杜鹃窝》，也是过于直译而造成的误译，相比之下大陆和香港的译名《飞越疯人院》则与电影的主题相符显得更合理些。

四、结语

“电影片名是文字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有机体，它应能提示影片主要内容，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卢志君 龚献静, 2003:47)。一个好的电影片名翻译不仅要传递原片名的语言信息而且要正确地传递其足够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并处理好文化差异。此外，还应从波兰和爱尔兰过度异化翻译，导致本族语言文化缺失的发展困境的案例中得出启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应重视本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正如杜文指出“影片输入的同时，国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西方经济实力上的强大使其文化也变得强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正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时的情况。这时如果一味盲目采用异化翻译理论，那么导致的则不是对强势文化霸权的抵抗，而是对自身文化规范的颠覆，会使目的语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文化他者的意识，反而加快了文化入侵的进程，这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杜文，2008:53）。

葛校琴也提醒国内学者“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有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异化的策略作为与西方强势文化抗衡的手段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葛校琴,2002:35;2008:294)。

在国际交流中，英语是强势文化而汉语则相对属于弱势文化。因此，在我国，在电影片名翻译中应根据翻译的方向不同以及译出语和译入语的强弱势来区别对待归化和异化。在译入外来影片时宜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译出本国影片时宜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加入中国元素，弘扬本族文化。在影片名的翻译中使归化异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期译出高质量的电影片名译名。

参考文献

[1]杜文.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反思[J].忻州师范学院学,2008,(1):53．

[2]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域---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J]. 中国翻译,2002(5):32-35.

[3]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域---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A].译学新论[C].张柏然,许钧 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郭建中.韦努蒂访谈录[J].中国翻译,2008(3):43-46.

[5]郭建中.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J].中国翻译,2009(2):34-38.

[6]贾立莹.从韦努蒂翻译理论看英文影片名翻译策略[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9-33.

[7]李瑞.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归化异化理论[J].电影评介,2007(15):56-57.

[8]李鑫.归化与异化在英文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刍议[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7(3):47-49.

[9]李妍妍.电影片名翻译中文化差异之角色思考[J].电影评介,2009(3):58-59.

[10]林婷婷.电影片名翻译的异化[J].龙岩师专学报,2004(2):104-105,112.

[11]卢志君,龚献静.电影片名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3):46-49.

[12]毛发生.外语影片片名的翻译比较[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19-23.

[13]王伶伶.从“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角度看电影片名的翻译[J].科技信息,2009(32):159,161.

[14]文红.从归化趋向异化---电影片名翻译刍议[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2):177-180.

[15]吴敏.浅谈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5(5):55-56.

[16]吴爽.从电影片名看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56-60.

[17]吴远.归化和异化翻译在外语片名翻译中的应用[J].电影文学,2007(4)下:54-55,

[18]徐建国.英文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博弈研究[J].电影文学.环球纵横.2007(5下):29-30.

[19]赵利娟.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46-48.

[20] 张广法.中文电影片名英译的后殖民语视角[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5):105-106.

[21]张景华.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2]张瑞.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归化与异化[J].徐特立研究---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2):77-80.

[23]郑玉琪,王晓冬.小议电影片名的英汉翻译原则[A].张柏然,许均.译学新论[C].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2009).（原文载中国翻译2006(2)）.

[24]Robinson, Douglas.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M].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25]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6] Zhu, Wanying. Domestication Can Make Some Differences: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ed Titles of Foreign Films Imported into Hong Kong, Taiwan & Chinese Mainland [D], 2008

【】内容是作者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