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措施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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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不能无限度地运用，其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除了必须遵循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法制原则之外，还应该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原则。

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导致立法者对自已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去了信心，于是，立法一改过去的严格规则主义的指导思想，采用自由裁量主义，从而使法律具有了模糊性特点。法律模糊性的本质是立法者授予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对公安机关而言，意味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无法避免公安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防止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偏离立法目的、精神，立法者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以设立法律基本原则指导执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强制涉及到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尽可能地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在实际生活中，有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对一些采取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实施行政强制，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应当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确立一些基本原则[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则是指能够贯穿整个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过程，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的行使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因其正当行使为公民提供必需的秩序，又可能因其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无限度地运用该种措施，其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除了必须遵循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法制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和作为合法性原则补充的合理性以及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之外，还应该要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原则[2]。

因此，应在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中确立以下原则：

1 法定原则

作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原则，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符合法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1 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只要法律不明文限制，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任何行为，对公民来说，无法律便可行为;而对公安机关则不同，它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行政机关无权象公民那样自由活动，因此，对公安行政机关来说，无法律便无行政强制措施。

1.2 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并进而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根据法律。有法律依据就可以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不等于有权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不受条件、程序和方式的限制。这就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合法;

1.3 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原则具有限制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防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擅断和滥用、保障相对人人权的机能。如果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极易被人恶意利用而异化为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工具。因此，为了兴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之利而除其之弊，就必须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将比例原则规定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葡萄牙1996 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11 项基本原则，其第3 项原则为“平等及适度原则”，适度原则即比例原则。西班牙1992 年的《行政程序法》第96 条也规定:“公共行政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必须尊重比例原则。”奥托麦耶在其著名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认为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他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比例原则与警察法有着天然的渊源，最早就产生于19 世纪的德国警察法学。1882 年7 月14 日，德国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在著名的 “十字架山”判决中，宣示警察权力必须依法律及在必要的范围内方得限制人权。行政法学者弗莱纳提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炮击雀”来比喻警察权行使的限度。在日本，比例原则在明治宪法下已经作为警察权的权限之下而适用[3]。

依据比例原则，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除应注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与维护治安的需要，还须注意强制的内容必须与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从而防止以维护治安为借口而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同时，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认真权衡被强制人是否有前科、前科种类及其严重程度以及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以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施加于被强制人的负担不会超出消除其人身危险性的需要。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 目的正当性原则或妥当性原则

其意指所采取的手段必须适合其所追求的目的，才可谓之正当，亦即具有适当性。或者说，以法律手段而限制公民权利，可达到维护公益的目的时，其手段始具有适当性;同理，任何行政手段的采取均须为合法手段，且应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条件，兼顾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以达到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为限度，尽可能把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

2.2 手段必要性原则或最小侵害原则

必要性是指行政主体对是否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性的一种主观认识，其内容是只有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如果不通过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也能达到目的，或者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公安机关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的。即不得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在实施其他措施不能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时，方可依法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干预相对人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时，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安机关对相对人实施强制措施，难免会对相对人构成一定损害，其中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尽管这种损害是“合法性”范围之内的损害，公安机关也应当使之最小化，即以最小的损害达到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目的。此外，应当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非人道后果。在一般正义的范畴内，弱势群体没有不履行应尽义务或减轻应尽义务的“特权”，但在实现个别正义的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适当考虑弱势群体承担义务的能力及其保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要求，却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项要求。因此，对于处于弱势地位或贫困状态的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尽管不能因其弱势或贫困而放弃行政强制，但也不能因为要使其履行义务而剥夺其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从而使其陷入既不能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也不能承担法定赡养义务的境地。

2.3 相称性原则或均衡性原则

亦称为狭义比例性原则。指欲达成一定目的所采取手段的限制程度，不得与达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必须符合一定比例关系。或者说，其行政手段固可实现行政目的，但其法益权衡的结果，仍不可给予相对人过度的负担，造成相对人权利过度的限制，亦即公安机关采取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其欲实现的利益显失均衡。

3 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

中国的宪法已经将保障人权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做出特别规定，是被宪法所确认的宪法权利，各个法律部门也逐步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各种具体的规范和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特别增加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内容。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期限和程序；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更加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

3.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得擅入私权领域

在现代法治社会存在两种互相平行又互相制约的两种权利，即公权与私权。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国家行政执法权的重要体现，是公权的一种，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 公民权是公民个人权利，属于私权，是人作为一国公民所享有并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应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公权和私权都有各自活动的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划分的。其中，公共领域是公权控制支配的空间，而私人领域是私权享受的领地。公安机关除非由于公共需要，否则不得擅自采取强制措施介入私人自治的领域。我国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中的住宅就是法治国家极力保护的私人领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私权原则上不应当受到警察的干预，如果私权空间里发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警察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但必需遵守十分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3.2 排除使用一切非法的、有损人格尊严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行事，决不采用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强制措施。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非法的强制措施，实质上也是最不道德的强制手段。因此，应当将其从“可使用”的范围内排除出去。被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其人格可能有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公安机关和警察采用损害行政相对人人格尊严的强制措施的理由或依据。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施之以人格教育，但不能用羞辱、挖苦、讥讽、漫骂其人格弱点的办法逼其履行义务。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更是伦理道德所不容许的。

4 说服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原因是：

一方面，良好秩序的维护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不能企求和奢望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因此，法律、就必须赋予担当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以一些针对性的手段，以对付那些违反秩序的行为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便是这样的有必要手段。但同时，要认识到：没有强制措施是不行的，但强制措施也绝不是万能的。在治安行政执法实践当中，有些警察视强制措施为万能工具，随意适用。这种观念和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实际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对法律制度的良好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硬性强迫和压制相对人的行为，但可能仅仅是是表面的或者暂时的，至于他的思想或者意识却不能因此而提高或改变。况且，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实力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是痛苦的感觉和厌恶的情绪。如果一味地随意使用，不仅可能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而且还可能导敌对状态，甚至抗拒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袭警事件便是例证。

另一方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限制的一种措施，一旦被错误地使用就极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这与保障人权的观念和做法是相悖的。另外，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需要一定经济乃至政治成本的支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制约，行政强制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局限性的存在，并不是因此而否定它，而是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依赖它，要充分发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作用就必须与说服教育相结合。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排除妨碍，实现法律所预期的行政状态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施时，必须告诫当事人，尽量说服当事人自觉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减少实施成本，避免给相对人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和损失。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是一项很严肃的执法活动，既要讲原则和政策，体现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对相对人做必要的说服教育工作，在必要的说服教肓后相对人仍不配合的，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 应松年.我国行政法治的进一步深化[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篇(2)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滥用现状

中图分类号：DF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221－02

一、目前公安实践领域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存在的问题

(一)学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含义的理解

通常所言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指的是“行政强制”，是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居于同一层面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1、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特征。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紧急的即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

(1)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都必须由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其本身没有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实施强制。

(2)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是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或危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强制措施并非适用所有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相对人，但相对人必须是违反了特定的法律、法规，符合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

(3)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保障法定义务的彻底实现或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其目的多在于控制，一般不具有惩罚性。

(4)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是一种具有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属单方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单方面作出，无需相对方同意。但相对方不服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二)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理论分类：

公安行政管理涉及治安秩序管理、出入境管理、户政管理、消防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内容，这些管理业务都涉及行政强制，但本文重点谈治安秩序管理中的行政强制措施。

1、以其适用目的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即时性强制措施和执行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简单地说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法律赋予特定行政机关的一种紧急处置权。其目的在于预防某些情况的发生或者制止某种危害行为。即时性强制措施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紧迫性，行政处理和执行同步，相对方必须无条件执行，即先执行后争讼，这一特征区别于行政强制执行。即时性强制措施包括强制带离现场、盘查、约束、扣留、收容审查，使用警械和武器等。

执行性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证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主体本身作出的行政决定所确定的行政相对方的义务的实现，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迫使拒不履行相应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通过其他法定方式使相应义务得以实现。执行性强制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抵缴等直接强制执行措施和代履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执行措施。

直接强制，是指在采用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手段不能达到执行目的，或无法采用间接手段时，执行主体可依法对义务人的人身或财产直接实施强制，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强制执行方法。直接强制是一种实力较强的强制方式，因此其运用在不违背现行立法规定之外，还必须坚持一定的合理度。

代履行，又叫代执行，是指义务人不履行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或者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可代替作为义务，由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或第三人代为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必要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

执行罚是指有关行政主体在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对相对人处以财产上新的制裁，以迫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执行罚是多数国家均采用的一种强制执行手段。

2、以其调整的内容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和对经营活动(行为)方面的强制措施。

对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制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收容教育、收容审查、强制戒毒、强制性教育措施(劳动教养)、强制传唤等。对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扣缴、收缴、追缴、强制铲除等。对经营活动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改正、取缔。

(三)法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位

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繁多，理论上的归纳一般包括如下：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

行政强制措施在一定情况下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如预防性、制止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如此。但在多数情况下，行政强制措施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执行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另外，个别的行政强制措施既可以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成为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盘问、收审等。

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属于行政强制的范畴，而应属于司法强制。也有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实质上是行政权的延伸，故应归人行政强制的范畴。

(四)实践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误区

通过调查发现，实践中很多人搞不清什么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不分。实际上，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区别主要体现这些方面：

1、性质不同。行政处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后制裁，是一种最终的处理结果，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改变。而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它既不是最终的处理行为，也不是制裁，适用过程中只要达到行政目的，行政强制措施即可解除。

2、目的不同。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惩戒行政违法行为，使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以教育其遵守法律。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或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继续，以及促使被强制人履行法定义务。

3、法律后果不同。行政处罚是为了最终制裁相对方的违法行为，因而在处罚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课以或增加相对方的义务。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是为了保障行政执法的目的得以实现，其本身不给相对方课以或增加义务。

4、适用的频率不同。行政处罚适用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即一事一罚或一次性处罚，不能对同一事多次进行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可以适用一次，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对同一相对方持续适用，直至达到行政目的。

5、诉讼结果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措施是羁束的行政行

为，诉讼中对违法或适用不当的，人民法院只能判决撤消。部分行政处罚行为是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对其中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此外，二者实施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法的行为人，而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不一定是违法的。

二、公安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措施存在的滥用现状问题分析

(一)滥用现状问题之―――程序问题。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不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规范、任意实施。造成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立法滞后，立法不健全，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过于分散。二是程序意识差，权力意识太强。

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是指实施各类行政强制措施都应遵循的程序规定。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给予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除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外，事前须经行政主体负责人批准，然后，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等等。在对财物实施查封、扣押时，行政人必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并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决定书。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清单，并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补办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行政机关发现当事人的财物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不得重复查封。

冻结存款应当由特别法规定的行政主体作出决定，并且不得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作出该决定。行政主体冻结存款应当书面通知金融机构。

(二)滥用现状问题之二――比例原则的问题。现代行政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包括警察权)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证强制权的行使是适度的，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在大陆法中，这项任务是通过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衡量来实现的，也就是借助比例原则来进行有效的控制。

篇(3)

关键词：行政 强制 内河海事 行政强制

1.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强制法》）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它是行政法领域中的一部重要法律，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并称行政程序立法的“三部曲”，有助于依法治理行政强制实务中“乱”、“滥”、“软”的现状。内河海事行政强制是国家法规赋予海事管理机构的权力，是海事管理机构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重要手段。随着《强制法》颁布，部分海事行政强制规定已与该法发生冲突。因而，研究如何运用《强制法》以规范内河海事行政强制行为，系当前非常迫切的一个重要课题。

2.内河海事行政强制的变与不变

（1）内河海事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不变。根据《强制法》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由于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尚未制定法律，而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仍然有效。当然，是否符合《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下文将予以分析。

（2）内河海事管理机构无直接行政强制执行权。根据《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规定。由于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尚未制定法律，无法律授权，要实施强制执行，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且，《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涉及的强制执行规定应当予以调整及清理。

（3）部门规章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清理。《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交通部【2004】第7号令）第二十二条设定的“禁止离港”，《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交通运输部令2009年第15号）第十二条设定的“滞留、禁止船舶进港、限制船舶操作、责令船舶驶向指定区域、驱逐船舶出港”等处理意见，由于与《强制法》规定相抵触，也是无效的行政强制设定。

3.行政强制分析3.1行政强制的特点

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行政性、服从性、物理性、依附性四个特点，

其中，物理性是指行政强制直接作用于当事人人身、财产等权利，具有限制人身和改变财产物理状态效果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是可见动作的有形行为，而不是无形行为；不仅是意思表示，还是实际行为。利用物理性特点可以将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建设等行政命令相区分。这是确定或设定内河海事行政强制的重要方法之一。3.2行政强制措施的理解

《强制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五个要素：实施主体、目的、对象、时限、行为动作。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其含义：

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类具体行政行为，即其物理性特点。

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类暂时性措施。其不是对当事人身、财产权利的最终处分，也不是剥夺，而只是暂时限制。如没收是对当事人财产权利的剥夺，但查封、扣押并不改变财产的所有权。

行政强制措施系非制裁性措施。其系为便于行政决定的作出或者行政目的的实现，不作为制裁手段。

3.3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解

行政强制执行必须有一个实施前提。即必须存在一个已生效的行政决定，由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该行政决定，由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行政决定的行为，目的是保障该行政决定内容得到实现。

行政强制执行具有制裁性。其执行效果是对当事人人身、财产权利的剥夺。

行政强制执行具有终局性。执行的效果就是所依据执行的行政决定所表现的内容，除非行政决定被撤销或者执行错误。

4.海事行政强制措施的分析论证

4.1内河海事行政强制不足

一是法律层次低。《强制法》出台后，内河海事管理机构已无海事行政强制执行权，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二是物理性不强。基本仅只是意思的表述，缺乏可操作性，不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如责令停止航行或作业，责令改正等。三是实施条件不明确。如《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实施条件仅规定为“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船舶”，非常笼统，与《强制法》规定不相符。

4.2海事行政强制措施确定原则及依据

依照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法定原则。即必须按照《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及其含义来确定，根据其各种属性包括暂时性、物理性、中间性非终局性、非制裁性、非剥夺性等进行判断。

依照行政强制的范围、条件的法定原则。《强制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4.3海事行政强制措施的分析论证

由于目前仅有《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海事强制规定有法律效力，本文仅对其法律责任一章设定的各项行政强制作如下甄别：

按照行政强制设定法定原则，带有“强制”字眼的规定均无效：根据《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系行政法规，其规定的“强行拖离、、强制恢复、强制清除、强制设置标志、强制打捞、强制卸载”共七种，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应及时调整和清理。

依照行政强制措施含义法定原则及其属性对其他海事强制规定进行判别，具体如表1。

5.传统海事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行为属性研究

传统海事行政强制措施并不符合《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但它确实是一种行政行为，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政行为呢？目前，法律法规除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进行立法外，对其他行政行为还未立法，法律学术界对此种行政行为特别是“责令性”行政行为，归为行政命令，是行政决定的其中一种。

5.1行政命令的概念

行政法上的“行政命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要求行政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意思表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本文所讨论的行政命令均指行政法上的行政命令。

5.2行政命令的特征

行政命令行为具有强制性、职权性、指令性等特征。

5.2.1行政命令与其他行政行为的区别

（1）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上规定的强制性义务、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的一种行政惩戒措施。

在行政管理的有关法律文件中，行政命令的设定多是以“责令”的形式出现。在法律法规“法律责任”的章节中，经常出现在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的同时，还规定应当责令行政相对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5.2.2行政命令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区别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命令的作出是为相对人设定了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属于行政主体作出的法律行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财产与人身直接进行处置，属于行政主体作出的事实行为。

法律关系中承担的义务不同。行政命令法律关系中承担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是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应当按照行政主体的要求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行政强制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进行处置，行政相对人无需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

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行政命令属于执法程序中的管理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属于执行行为。

5.2.3“责令性”行为的性质

许多法律文件规定的责令，既不是行政裁决行为，也不是行政处罚中的财产罚和行为罚。而是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航行，责令离岗，责令清退或者修复场地、责令拆除违章建筑等。这种行政行为从本质上是属于一种行政命令，它具有命令性、补救性、义务性、相继性的特征。行政主体依法要求相对人为一定行为而实施的责令，是行政执法中的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命令行为。责令性行政行为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在行政诉讼中，属司法审查的范围。

6.实施海事行政命令的建议

通过对行政命令的理解，目前传统的海事行政强制措施还是比较适宜以海事行政命令的形式作出。建议如下：

（1）将传统的海事强制措施，特别是“责令性”行政行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作出。在过渡期，海事法规部门应研究行政命令的法律属性，并出台实施指引，明确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及方式，统一执法行为，用于指导基层执法，以暂时填补《强制法》颁行后带来的法律真空。

篇(4)

    2000年10月14日，某市公安局110接到某单位职工王某的报案，称该单位失窃800多元。某市公安局下属的派出所于当日制作了报案笔录、《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填写了《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以涉嫌盗窃为由，于当日21时40分将嫌疑人张某带至派出所继续盘问至次日20时，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二天，派出所进行了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2000年10月18日，该市公安局将该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2000年10月16日，张某住入某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因性反应。后张某遂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某市公安局未依法定程序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刑讯逼供，致使其于次日突发精神病，请求撤销某市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至张某起诉时，该刑事案件尚未结案。

    「评析

    法院受理该案后，对公安机关采取的留置盘问行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措施，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从行为的主体看，公安机关既是治安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又是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这种具有双重职能的国家机关作出的行为，如何认定其性质涉及到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如果行使的是治安管理职能，则属于行政诉讼受理的范围，反之，则不属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如何认定公安机关所作行为的性质，一直是行政诉讼的一个难点，而公安机关在行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职能时，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时会发生交叉竞合，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一个行为是司法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就更加困难。就本案而言，法院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留置盘问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由是：

    1、在现实生活中，公安机关行使职权往往是将行政措施与刑事措施交织在一起，要将各个行为的性质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也是很困难的。公安机关采取留置盘问强制措施时，由于留置盘问所处的阶段不同，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区别情况对待。一般情况下，留置盘问有三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第二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的，该留置盘问则被司法行为所吸收，属于刑事措施；第三种情形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采取留置盘问措施的，也属于刑事措施。因为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违法行为，并不能因为刑事侦查行为违法，而将其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的继续盘问的适用对象是违法犯罪嫌疑人，即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嫌疑人，也可以是犯罪嫌疑人。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既可能发生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也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因此，留置盘问既可能是行政行为，也可能是刑事侦查措施，要判断其性质，不能只看措施的形式，而要结合整个行为过程来看。从本案起因看，是因单位失窃报案；从行为的程序看，公安机关先以刑事案件受理登记，后由刑警大队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是将张某作为犯罪嫌疑人对待进行留置盘问的；从行为的目的看，公安机关是为了查明案情，惩罚犯罪，并无滥用职权之嫌。从公安机关的整个行为过程看，既具有司法行为的形式，也符合司法行为的目的，因此，本案中的留置盘问是刑事侦查行为。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留置盘问行为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曾于1997年10月29日作出（1997）法行字第21号《关于对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采取的留置措施提起诉讼法院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答复》，认为留置是公安机关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该批复虽然是个案批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给留置盘问行为作了一个科学的定性。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条款规定的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形，应当理解为特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留置盘问的相关规定。留置盘问行为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因此，留置盘问行为不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故不属行政诉讼法明确排除的受案范围，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2、从程序上看，司法行为较之行政行为有着更为严格的程序，其中，立案是司法行为的必经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由此可见，立案是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刑事侦查必须经过立案这一法定程序后才能开始。本案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虽然制作了《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但在尚未立案的情况下，对嫌疑人采取了留置盘问措施，在盘问后，公安机关才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应当说，在刑事案件立案前，司法程序尚未开始，只能将立案前的留置行为界定为行政行为。

篇(5)

原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一、二审法定代表人：董根生，总经理。

再审法定代表人：周清明，总经理。

被告：福建省晋江市技术监督局。

法定代表人：庄冰心，局长。

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遵义运输公司）持有与贵州省仁怀县茅河窖酒厂遵义经营部和该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书、贵州省遵义市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黔酒专运字OM：0048474”酒类出境准运证等手续，由该公司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驾驶员盛平负责运载瓶装酒6吨（12×500）480箱到晋江安海。1993年4月21日，经群众举报，晋江市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技术监督局）于当日将该批瓶装酒480箱连同该车辆扣留封存。至1993年12月27日，晋江市技术监督局以（晋）技监封字（93）第003号《封存通知书》，认定该批酒和该车系假冒商品及贩假工具，将其扣留封存，并通知原告遵义运输公司。1994年4月27日，晋江市技术监督局以（晋）技监字（94）第001号《解除封存通知书》，决定对被扣留封存的车辆给予放行，并通知遵义运输公司。1994年7月11日，遵义运输公司向泉州市技术监督局提出复议申请。同月21日，复议机关以超时效裁决不予受理。1994年8月8日，遵义运输公司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予判决撤销，其主要事实、理由和请求是：1993年4月15日，该公司依贵州省仁怀县茅河窖酒厂遵义经营部要约，双方签订运输合同。1993年4月18日，由该公司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驾驶员盛平，持贵州遵义市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黔酒专运字OM：0048474”酒类出境准运证等手续，装载瓶装酒6吨（12×500）480箱，运往福建晋江。同月21日，到达晋江安海时，被告技术监督局封存扣留了该批酒及车辆。原告认为被告扣车行为无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请求判决返还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一部，赔偿因被告技术监督局执法违法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为本案诉讼所支付的差旅费及诉讼费用承担责任。

被告辩称：该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被告作出的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封存通知书，决定依法扣留封存的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已在1994年4月27日作出的（晋）技监字（94）001号《解除封存通知书》中决定予以解封，这一行政行为已消失，不存在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如就查封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害的后果请求赔偿，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处理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对贵州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封存扣留是合法的，原告请求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依法查封原告的贩假工具是根据《福建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审  判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遵义运输公司02／00527五十铃大型货车以贩假工具及运载的贵州醇酒以假冒商品进行封存扣留，是根据《福建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条“在本省境内从事商品生产、储运、销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及第十条第七款关于严禁生产、销售“假冒厂名或商标、冒用优质或认证标志、伪造生产许可证标志的商品（含包装物及印刷品）”的规定，对假冒贵州醇酒的瓶装酒（12 ×500）480箱连同该车辆进行封存扣留审查并无不妥，同时，对该批酒没收和销售处理及放还车辆，于法有据，执法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和《福建省商品质量监督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七款的规定，该院于1997年1月2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维持被告晋江市技术监督局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第003号《封存通知书》的决定。

二、驳回原告遵义运输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遵义运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1.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审作出维持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归还国有汽车一辆，并赔偿因非法扣押车辆期间的经济损失40万元；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我公司因本案而开支的差旅费用；4.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晋江市技术监督局辩称：在上诉人拒绝提供及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足以证明运输伪劣贵州醇酒的汽车与制假、贩假行为无关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为了查清全案，履行法定职责，对唯一可供查证的伪劣产品及运输车辆进行封存，是必要的，合法的，在案件查明之后，又及时解除对该辆汽车的封存令，并将车辆移交给上诉人，移交手续清楚，完整。原审判决正确，二审应当维持原判。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晋江市技术监督局根据有关规定对假冒贵州醇酒封存扣留审查，并根据鉴定结论将封存的假冒贵州醇酒进行销毁处理依法有据，应予支持。但对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属履行运输合同的车辆作出扣留封存的行为，这不仅是认定事实不清，亦属适用法律不当；且擅自改变其封存车辆的结构，其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和超越职权，应予撤销。原审作出维持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显属不当，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应赔偿其违反法律规定，封存上诉人车辆期间的经济损失。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接车辆未果及上诉人曾因故推迟处理封存车辆的事实，其间的经济损失双方均应承担部分责任。综上，上诉人请求赔偿经济损失及返还车辆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4目；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7月21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1994）晋行初字第0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晋江市技术监督局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第03号《封存通知书》中关于封存车辆决定；

三、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应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两个月内返还原封存车辆；

四、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应赔偿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车辆被封存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20280元，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

原审被告（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不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称：1.申诉人在办案过程中，并无实施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职权的行为；2.1993年12月27日前，车辆系陈少杰私自扣押，其移交申诉人时，车辆结构已经改变，此事与申诉人无关；3.申诉人与遵义运输公司车辆交接完毕，后被陈少杰扣留，二审判决却认定交接车辆未果，与事实相悖；4.二审判决申诉人返还车辆、赔偿经济损失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为此，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

原审原告（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仍以原事实和理由答辩。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经再审认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以原审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的车辆运输假冒贵州醇酒而将车辆予以扣留封存，于法无据，且适用法律错误，其中1993年4月25日封存车辆未依法定程序，其程序违法，因此，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封存车辆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为此，由于原审被上诉人封存车辆行为给原审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造成车辆及其他经济损失，应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原一审法院认为技术监督局封存车辆决定合法，并判决予以维持不当，应予改判。原审生效判决认定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违法封存车辆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及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封存车辆决定正确，应予维持。但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有关行政侵权赔偿部分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应改判；现经本院调解，原审上诉人遵义运输公司与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已自愿达成协议：（一）原审被上诉人晋江市技术监督局赔偿给原审上诉人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车辆（折价）及其他经济损失共156000元；（二）原审被上诉人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赔偿款项一次性付给原审上诉人。对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闽行再字第2号行政赔偿调解书已予以确认，不另作改判。原审被上诉人技术监督局的有关封存车辆行为合法等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提出的有关原审生效判决行政侵权赔偿不当的部分申诉理由成立，可予采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3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维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年7月21日（1997）泉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第一、二项，即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1994）晋行初字第03号行政判决和撤销晋江市技术监督局1993年12月27日（晋）技监封字（93）第03号《封存通知书》中关于封存车辆决定。

评  析

本案是一起技术监督行政机关在查处假冒商品的同时，扣押封存运输的车辆而引起行政争议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被告扣押封存运输车辆数月后解封放行，认为财产强制行为已“消失”，不具有可诉性，是对法律规定的严重曲解。

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包括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针对特定对象所采取的暂时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流通的强制手段。对于行政机关的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认为其扣押封存原告的车辆后已解封放行，这一行政行为已经“消失”，不存在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原告的起诉不属于法院受案的范围。被告的这种主张，显然是对行政强制措施和法律有关规定的严重曲解。人身的或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一经实施，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是常识。被告扣押封存原告车辆数月后放行，其行为无论是从行政强制措施本身含义上，还是从法律有关规定上，都不能理解为财产强制的具体行政行为已不复存在，因而此种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因此，被告作这样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被告采取扣押封存运输车辆的财产强制措施，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违背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

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保全措施，其目的和作用在于为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处理决定提供保障。行政强制措施，包括人身强制和财产强制。因为它涉及我国宪法规定保护的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基本权利，因此，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相对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下列要件：（一）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依法设立；（二）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三）确有必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四）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仅限于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目的直接有关的人、物、行为；（五）行政强制措施应适当，以达到其目的为限度；（六）符合法定程序。”

本案中，被告技术监督局采取扣押封存原告车辆之行政强制措施，违反上述法规规定，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律法规没有赋予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在此种情况下采取财产强制的职权，换言之，被告扣车的财产强制措施不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其具体行政行为于法无据。其次，被告的行为严重违背“行政强制措施应适当，以达到其目的为限度”的规定，被告在原告提供《运输合同书》、《公路运输营运证》和被告无事实表明原告参与合谋运输、销售假冒商品之后仍对原告的车辆扣押封存，其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是很显然的。不仅如此，如上所述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处理决定提供保障，但被告从1993年4月25日扣车至1994年4月27日解除“封存 ”通知，在其后双方在返还车辆交接中未依法定程序办理造成继续扣车，被告扣押封存原告车辆前后长达4年多，由此可见被告行政违法的严重程度，此种行政违法行为亦实属少见。再次，更有甚者，被告严重违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还突出地表现在被告扣押封存原告车辆期间，放任他人对车辆作了一系列“改装”行为，改变了车辆的原来用途。

三、被告实施扣押封存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严重违反了法定的程序。

《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必须按照规定的要求制作载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时间以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其条款的书面决定书；必须依法送达相对人，即时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在24小时内将决定书送达；必须将扣押、查封物品或者款项制作清单，记明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由承办人和相对人签名或者盖章，清单由执行单位和相对人各执一份；退还扣押财物时，必须由相对人凭单验收，扣押财物灭失、损坏的，行政机关应负责赔偿。本案中，被告技术监督局实施扣押封存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都违反了以上规定。具体表现在：（1）扣押封存车辆，没有依法及时制作书面决定书，而是在扣车8个月之后才作出书面决定通知原告；（2）被告的书面决定书没有表明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其条款；（3）被告自行设定封存期限三个月，并设定所谓案件调查期1993年4月25日至12月26日，共8个月，不计算封存期。（4）没有制作记明财物（车辆）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清单，并由承办人和相对人签名或者盖章，各执一份；（5）退还车辆时没有凭清单交接验收，灭失或损坏的财物未予赔偿。甚至发生交接未了，被告的有关人员即离开现场，该车辆被无关人员强行拦阻、开走的情况，导致原告未能接回车辆，等等。以上事实从一个方面说明被告在行政执法中缺乏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表明被告行政违法的严重程度。

篇(6)

论文关键词　公安　行政强制法　原则

一、行政强制法定原则

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是行政合法原则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贯彻。行政合法性原则则是指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依法行使，并受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行政主体要实行行政强制必须事先得到法律的授权，并严格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等下行使，其法律依据是《行政强制法》第4条，该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据此，公安行政强制法定原则的内容大体包括：

（一）实施主体法定

实施主体法定是指有权对相对人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必须是法律规定的主体，只有法律规定的主体才有权行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并结合公安实践，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公安行政主体，这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区别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标志之一，包括各级公安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消防机构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4条和第51条的授权取得了实施强制行为的主体资格;交警支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人作出强制行为；公安边防检查站根据规定，可以对违反出入境管理规定的人实施强制行为。

（二）实施程序法定

法律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是法律程序的两大基本要素。行政强制除了从实体上加以规制外，更需要从程序上加以规制，以便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行政主体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散见于《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诸多公安特别法律规定当中。但《行政强制法》详细的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的程序，运用到公安执法中就是公安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时必须要报公安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得到批准后必须由两名以上行政强制执法人场，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需告知行为人享有的权力义务以及救济途径，并且应当现场制作笔录，并有行为人签名，如果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先采取强制措施，然后补办批准手续。可见实施程序法定在规范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确保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有重要的意义。

（三）行政强制设定权法定

行政强制设定权法定是指行政强制权的创设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创设，其他机关都不能创设，尤其是行政主体更不能自己给自己创设行政强制手段。这是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强制法》中的体现。按照“法律保留原则”将行政强制的设定权牢牢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中，其目的就是控制行政强制的设定权，限制行政主体通过设定权扩张行政强权，进而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法》的主旨是控制和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强制权，一直以来，我国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没有统一的规定，使行政强制的设定权很不明确，但是《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有了明确的规定，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应当遵循该规定。

二、行政强制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选择强制手段和非强制手段以及强制手段内部手段时必须基于正当的考虑，并尽量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选择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

（一）有效性原则

有效性原则，又称妥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简言之，就是要求所采取的手段能够实现所追求的行政目的，或者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不能与法定目的相背离。

有效性原则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使用，必须是为了达到法定目的。如《人民警察法》规定有人民警察在适用继续盘问时必须符合：切实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违法嫌疑人；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作案违法嫌疑人身份不明的；违法嫌疑人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赃物的。可见，继续盘问适用于案件性质不明、嫌疑人身份及携带物品可能是赃物的情况，如果公安民警对没有达到上述条件的人适用继续盘问，那么就是明显违背立法本意，违背比例原则的适当性原则的。

（二）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是指在众多能够相同有效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中，应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或侵害最少的手段。该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有数个能够实现目的的手段同时存在，如果只有唯一的手段能够实现目的时，行政主体无从选择，则该原则无法适用。必要性就是说公安机关在使用强制措施时是否是有必要的，强制措施由于关系的公民人身财产等重要的权力，只有在迫不得已通过其他手段无法解决时才能够进行强制措施。也就是说采用非行政强制手段不能够达到行政目的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行政强制措施，而且公安机关在对公民或财产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要尽量温和，采取对公民或财产损失最小的措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人身财产权利，如公安机关在进行专项整治斗争中，要充分预先做好调查取证，运用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事先制定计划，选取合适的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强制措施。

三、比例性原则

比例性原则是指行政手段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必须小于该行政目的所实现的社会利益。该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采取某项行政措施前，必须将其对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与实现行政目的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后者重于前者时才能采取，反之，则不能采取。而比例性原则要求公安机关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在多种措施的选择过程中，必须衡量当时的客观因素，如危险或危害发生所获得的实际公共利益的大小和避免危险发生所获得的利益的大小的比较。这些条件为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措施时提供了标准，比如对公安机关在处理一些群体性事件时，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可以对现场人员进行劝阻，实行交通管制，必要的时候强行驱散、强制带离现场等多种行政强制措施方式，就应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评估对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权衡。《行政强制法》第23条第50条的规定都体现了比例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比例原则的确定为公安行政执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即通过比例原则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确定是否应当实施这强制措施。

四、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

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是指设定和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既要体现行政强制措施的强制性，又有贯彻教育被执行对象自觉守法的精神，实现强制与教育的双重功能。《行政强制法》第6条明确规定：“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强制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在公安执法领域，许多法律、法规均体现强制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如《戒毒条例》规定，戒毒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治疗、关怀救助的原则，采取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措施，建立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救助服务兼备的工作体系。在社区戒毒中，规定了“戒毒知识辅导”等措施，又如《关于严禁的决定》中规定“因备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有本法第67条、第68条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教育措施，既劳动教养。可见，“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教育功能能得到法律上的确认。行政强制的实施对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权利，结果是对人身、财产等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正因为这样强制措施不能够滥用，应当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人权的高度，尽量避免强制行为的运用因此，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把行政强制行为更好的作为一种补充备用的行为。把教育与强制融合在一起，就是说首先进行教育，当教育行为不能达到目的时才运用别的强制措施。而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并不意味着就是要片面的减少强制措施的使用，教育与强制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经教育仍无效的，应当实施行政强制。其实本质上强制本来就是一种教育，强制的目的就是教育行为人能够改正错误，所以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对公安行政执法有重要的意义。

篇(7)

《行政强制法》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并称“行政法三驾马车”，行政处罚法解决的是乱处罚，行政许可法解决的是乱审批，《行政强制法》则是平衡权利与权力，充分保障法律救济，实行实体法与程序法并行。由此给城管执法过程强制适用提出更严更高要求，笔者结合城管工作实际简要分析行政强制法在城管执法领域中的影响（由于各地城管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职能不一，难以一一具体阐述）：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城管执法面临主要问题：

1.法律、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实施依据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城管机关只能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能以规章、政府文件为依据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随着行政强制法实施、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工作进一步深入，目前各地集中行使行政处罚城管执法都是间接引用的，从行政法规到地方法规、地方规章横跨几十部法规。城管执法缺少专门统一法律由此带来了执法主体资格，适用法律依据等一系列问题，而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只是行使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省级地方人民政府批准行使某法某一项。

2.执法主体资格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　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而具备资格行政执法人员又无从鉴定，依据公务员法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执法人员必需为公务员，因此就带来了大批事业性质执法人员领取执法证后能否具备资格执法问题。可喜的是今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省人社厅正进行对事业单位人员执法身份规范，进一步推行事业单位改革加快城管执法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步伐。

目前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比较庞杂，有的地方和部门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不具备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有的甚至雇佣临时人员执法，执法的随意性较大，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制的严肃性和政府形象。因此，《行政强制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这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系统内受托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事业单位，就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权。

3.违建强拆执行程序周期过长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　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60日复议期限）或者提起行政诉讼（3个月诉讼期限），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