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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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篇(2)

1．1政治和国家概念中蕴含的道德涵义的弱化和消除

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是建立在“政”与“治”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政”，从构字的表意上看，即“正文”，表示匡正或树立文教，使人的行为摆脱野蛮从而符合礼或德的状态。孔子就有“政者，正也”的说法(《论语•颜渊》)。由于处理公共事务必须合理，并要以此实现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所以“政”也就具有了“公共事务”这一引申义。“治”的动词义为“治理、统治”，名词义表示“治理良好的状态”。所以，“政治”就表示以合乎文教、非野蛮的手段正确处理公共事务，或治理良好的状态。在西方中世纪之前的政治理论中，政治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与道德范畴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就逐渐祛除或弱化了其道德色彩。当前通行的政治概念主要突出了两个要素:公共权力和利益，指出了政治的利益本质及其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性质，从而将“政治”理解为追逐或运用权力的活动、对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活动、对公众事务的管理活动等。在这类政治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界定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与政治概念类似，国家概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传统社会，国家往往以共同体的观念为基础，被类比为家庭，强调彼此依存合作、互相尊重和关爱的义务，而每个人作为国家的一员，也都对国家目标的实现负有责任。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儒家学说就是将国家中的君臣、官民关系类比为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典型代表，而且儒家思想将每个个体自身道德素养的完善与国家的治理状况联系起来，重视个人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发展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这样一种观念。此外，相较于公共权力的分配问题，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更重视公共权力是否正当运用、是否产生合乎道德的治理状况。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正是这种观念的最明确体现。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而在西方政治理论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的论述是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国家观念的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立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而“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在道德上必然是最为优良的城邦。如果人不做善行(义行)终不能获得善果(达成善业);如果人无善德而欠明哲，也终不能行善(行义);城邦也一样。一个城邦必须有类似人们所称为义士、哲人、达者的诸品德，只有正义、勇毅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进而达到幸福”。而在现当代通行的政治理论中，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共同体的国家观念丧失了主流的地位，国家被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或者利益集团为争夺利益而斗争的场所，国家的最终目标被确定为保障和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权利被置于至高无上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现当代整个政治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作为最终的价值归宿的。

1．2经济学取代伦理学在政治理论中的地位

在西方，对政治学的解释首推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政治学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在于何种生活方式;其次要研究何种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的帮助人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伦理学既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又提供着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而对于发展经济和贸易等问题，则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其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伦理目标。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首要的价值也在于道德而非利益。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传统理论承认了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价值，但是承认这一价值的原因则在于道德，所以，对衣食的追求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践行道德。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更是明确地说明道德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只有行为符合道德、以追求道德完善为目标的人才能称为君子，而不理解道德只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人则是小人。但近代经济学产生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倒转:在传统社会，对经济的考虑是在伦理框架之下进行的，发展经济是为了促进道德的发展;在现当代，经济学则取得了更高的地位，道德观念或利益分配的正当性问题往往被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来考量，探讨道德与正义问题的目标则在于维护经济发展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道德自身内在的合理性不断弱化，对其合理性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是否有利于整体经济或个人利益的发展与保障之上，道德规则成为理性经济人“出于深思熟虑的自身利益而期望的应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规则”。与之相伴，政治理论与伦理学的相关度不断下降，“政治对‘道’的疏远甚至背离不时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现实，随之出现的是政治与伦理的两分式理论思维模式的逐渐凸显……(这)在近代以降的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发展中是一种清晰可辨的趋势”。而经济学则成为与政治学紧密相关的学科。这充分表明，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本位理论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

2利益本位理论相对主导地位确立的原因

利益本位理论逐渐获取相对的主导地位，是社会现实发展变化与理论变革双重作用的结果，而这两者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主要表现为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2．1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是简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其次是满足生活所需的各种手工业。而由于农业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天然限制，商贸活动难有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在传统社会，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而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在农业技术没有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农业产出相对稳定，因此，传统社会的经济水平也就相对固定，很难有大的发展。这就导致在传统社会，主要的利益问题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其核心则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分配问题，而扩展利益的问题并不突出。发展经济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农业生产上，而只要农业产出提高，手工业和商贸活动也自然会随之相对繁荣。所以，在传统社会，除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基本上都处于解决温饱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低水平的较为平等的状态;而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单一且狭窄，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途径较少且难度很大，人们的利益欲求很难无限发展，所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较为简单。在这种情况下，轻利的道德观念自然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也就容易建立起以道德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新的富饶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农业产品和工业资源;科技的不断创新使得物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而广阔的殖民地则提供了市场和原料来源，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充足的资源，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商贸活动迅速发展扩大，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变大。这就导致利益问题的重心从分配逐渐转向了利益的扩展上。原本以轻利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就越发不适应现实而遭到批判，新的更适应人们追逐利益的道德观念随之建立。如韦伯就认为新教入世苦行主义道德规范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他总结道:“新教入世苦行主义……有把营利欲望从传统主义伦理的抑制中解放出来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捆绑在人们营利冲动上的种种枷锁，不仅使这种欲望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

2．2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大大提高，这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科学的力量，也打破了许多固有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天文学、医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宗教神学理论的正确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知识体系开始从宗教逐渐转向科学。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观念的勃然兴起。人们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也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来理解和掌握。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主义也逐渐从客观世界(自然界)领域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的领域，并最终产生了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科学化的结果，一方面直接促进了现实世界中的科技革新，从而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为人们追逐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各种宗教和神学理论的神圣色彩，使宗教理论的说服力大大降低，这也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神圣和道德色彩逐渐消失，裸的利益逐渐被视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君力和等级制难以再得到神学道德观念的维护，人们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解越发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政治权力和上层等级特权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国家机器被解释成以特定利益取向为价值基础的工具。与等级制相伴的僵化的道德礼仪制度遭到摒弃，随之而来的是原有道德观念崩溃而新的道德观念未建立时的暂时性道德失序。其次，弱化，人类社会愈加世俗化。失去了神学信仰的支撑，各种道德观念对于人的感召力和约束力大幅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异扩大的耐受力。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加剧，而统治阶级只能愈发依赖于法律及暴力等政治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导致人们通过正常途径改造现实的希望落空，进一步催生了革命理论的兴起，从而也就必然使原有的以社会稳定为目标的道德体系受到冲击。再次，按照科学主义的观念，道德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人们开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认为道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得到广泛认同的规则，而“人类道德的发展一步一步跟随着经济上的需要;它确切地适应着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意义之下，可以也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所以道德在本质上仍是指向利益发展或协调，这就导致道德与利益在价值上的先后顺序发生了倒转。最后，随着道德感召力的下降，人们对公共权力运用以及社会利益分配等问题的正当性探讨逐渐与道德分离。新的政治理论渐渐摆脱了道德观念的影响，开始在新的概念体系上建立起来，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成为政治正义观念的基础，而这些概念往往通过利益上的价值来阐释其合理性。随之，经济理论与公共领域的联系愈加密切，而道德则逐渐被限定在个人领域，作用空间和重要程度不断遭到压缩。总之，在现实和理论双重作用之下，在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逐渐取代道德而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因素，利益本位理论已取得了相对的主导地位。

3对利益本位理论的反思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是伴随着科学知识不断积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逐渐发生的，是人类思想理论和现实社会进步的表现和结果。首先，原有僵化落后的道德观念被打破，新的政治正义观念得到确立，政治生活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原有的贵族等级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政治地位愈加趋向平等，最终随着普选制的建立，人们获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其次，人们摆脱了落后的宗教理论和强权政治的禁锢，思想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逐渐确立，迷信愚昧开始被科学理性的观念所取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从对来世的期许愈加转向现实世界，改造和完善现实世界的动力和信心增强。再次，知识的积累、科技的快速进步与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彼此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一方面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利益的扩展，另一方面对利益的追逐本身也是促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动力。然而，尽管新的理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当然，应该看到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理论的作用并不是影响现实的唯一因素，而且对理论不足的分析也不能无限扩展。比如，理论上确立利益本位并不表示承认现实中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正当性，更不表示对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的认可。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利益本位理论确实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利益与道德之间反向关联的消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本就存在的逐利野心，或者说，这至少减少了一个有助于抑制人们逐利野心无限扩张的制衡观念，更容易让人迷失于物质追求之中。而当利益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常常就会出现亚当•斯密所论述的情况:“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向美德的道路。”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的强调和对物质的追逐与享受，促使“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性’的存在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日益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二是对于个人利益保障的重视以及权利至上的观念，在客观上刺激了个人主义的失衡式发展。人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导致集体感与自我奉献观念削弱，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理性但却冰冷的利益关系占据了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由于利益关系通常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利益取向的社会关系很容易使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加深。因此，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获得同样程度的发展。当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已经愈加凸显出来，这也会进一步导致利益本位理论的消极作用被放大。从如今的状况来看，人类所具有科技水平还没有有效解决资源缺乏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充足的资源，资源缺乏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在不远的将来，这很可能导致人们的经济发展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所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将经济发展状况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有着潜在的重大问题的。而在具有普遍的逐利倾向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如果经济发展问题难以解决，政治不稳的状况势必会更加突出。所以，当经济发展出现难以克服的问题时，以利益为本位的理论必然需要进行新的改造。

4向道德本位理论的批判性回归

实际上，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的相对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道德认知观念的变化造成的。我们对道德概念认知上的不足是导致低估道德价值的重要原因。近现代科学主义兴起之后，人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地忽视了对人类主观世界的反思。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解释道德的起源，而不再从人的生命意义或价值的角度来看待道德问题。诚然，我们不能为所有人的生命意义确立一个标准的答案或目标。事实上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在这个看起来虚幻缥缈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确实是道德的一个重要起源。道德所要应对的是价值判断方面的问题，而要衡量任何一个事物或观念的价值，我们都需要一个先在的正当的目标，只有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价值才是有益或正当的价值。而所谓道德，单纯从理想的定义上来说，就是指有益于生命完善和实现生命价值这一目标的准则或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目标，我们才能以此建立整个价值体系，也即道德体系。因此可以认为，道德就是源于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思考。将物质生活或物质享受作为生命的最终意义是一种充斥着动物性色彩的观念，以此建立道德体系就无法将人类与动物进行本质上的区别，人类也就仅仅是一种能够更好地满足自身物质欲望的动物。这显然不是一直以来的道德观念的本质涵义，也不应成为我们所确定的道德观念。从逻辑上来讲，假如一切都随着生命或者物质存在的终结而消散，那么承担目的和意义的物质载体就不复存在，一切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人类道德的核心应该在于寻求超越于物质存在的生命价值，在于寻求短暂的生命过程背后所蕴含的永恒意义。因此，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道德产生于对这个目标的理解，道德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价值或规则;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物质利益不可能是最终的目标，也不可能成为道德上的最高价值，物质利益只是实现道德的一个手段。抛开对于道德的形而上的解释，我们也应该重新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进行评判。我们在承认当前人类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也要反思其道德上可能具有的不足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实现本质上的绝对公平，因为我们无法对每个个体的价值及其应得进行绝对准确的评判。所以，每个人所应得的价值不可能仅仅从自身能力出发就得到完全的合理性证明。实际上，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状况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种偶然性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种偶然性在道德上的不完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责任、义务与共同体的观念。人类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多层次的共同体之中，而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是这种多层次的共同体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身的能力只是无数因素中的一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共同体中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成就了自身的状况，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正是源于他人的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的“合作”———实质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的状态———才取得了优势地位，因此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应该认识到自己对于这种共同体具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具有感激之情进行回馈。而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点。倡导政治理论的价值基础向道德本位回归，并不是让传统社会中的落后政治道德理论“死灰复燃”，也不是全盘否认利益本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倡导对之前已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以重新发扬道德的积极作用来弥补利益本位理论的缺陷。这里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引导人们思考生命价值的问题，重新理解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将完善道德这一目标置于追逐物质利益之上;二是引导人们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避免对个人的孤立理解，在承认个人能力作为利益分配标准正当性的同时，认识到他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彼此尊重相互的价值和所得，使对个人利益的保障与赋予个人的责任相协调，从而进一步树立更注重社会平等的观念。

5结语

篇(3)

（一）、政治学科教学中德育片面发展

高中政治学科教学中的德育还存在一些片面发展，表现在:第一，偏重智育，轻视德育。以高考为指挥棒，以应试教育为核心，以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学生，有才无德的学生也被认为是好学生；第二，过分强调道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道德品质形成过程；第三，只管学生在校的表现，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发展；第四，重视所谓“优生”，漠视所谓“差生”[1]。政治学科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表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政治课教师不注重思想观念的革新，德育方法因循守旧

有些政治课教师不参加培训进修，拒绝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理论与实践能力得不到提高，教学中只能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不能把传授理论知识同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结合起来，不能用恰当的理论阐明具体的事实，不能用生动的事例来感悟、激励学生理解知识。而德育方法单一，依旧是集中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内心的需要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这样的观念与德育方法很难使学生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

（三）、教材单一，未整合其他德育资源

目前的政治课本大部分都是人教版的，过于单一，未立足于本校实际，没有乡土性教材，这样在教学中势必会与学生的实际脱离，致使教育的实效性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中也没有充分整合特殊的节日资源，例如，一些传统的节日、法定节日、历史人物的诞辰、历史事件纪念日等节日资源，这些资源蕴含了丰富的德育资源。德育也应该与家庭教育、社会资源整合，充分发挥政治课德育的功能。

（四）、政治课德育实践面临困惑

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目标与学生的道德实践严重脱节。本来应当是充满生机的德育变成了没有主体能动性、枯燥乏味、令人厌烦的说教，这必然会引起学生对教学内容与教育行为的排斥，也收不到良好的德育效果。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在利用科技时，丢失了自我价值与精神，导致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这些负面结果给政治课的德育实践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

二、立足现状，优化政治学科德育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通过政治学科对学生进行的德育遇到了上文提到的一些问题与困惑，为了促进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作者在总结多年政治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学校德育资源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一）、立足现状，以学生为本，优化政治课德育目标

课堂教学是政治学科教学的主要方式，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主要途径。在进行德育时，要使德育目标与学生的实际、政治知识内容体系相一致，不能使德育与政治理论知识失衡。要处理好智育与德育的关系，发挥政治学科的德育优势，把政治理论知识教学与德育结合在一起。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制定德育目标，例如在进行价值观教学时，既要依据教材，使学生树立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德育目标，还要以学生之需为本，对学生进行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的道德教育。充分挖掘教材德育潜力，依据教学计划确定行之有效的德育内容与目标。

（二）、提高教师素质，运用灵活的德育方法

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使命感，还要善于吸纳新知识。为人师表，通情达理，为学生树立正面榜样。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德育方法，从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识别和抵制形形的错误思潮，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德育工作中要注意内容的选择和方式的运用，切忌空泛、虚假、唱高调。要将理融于情中，使学生对所接受的教育可感、可亲、可信[2]。

（三）、理论联系“热点”，加强德育的实效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既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生机、活力，也冲击了部分人们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政治教学中，要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社会的“热点”、“敏感点”联系起来进行讲授，能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增强良好的德育意识，反之会使学生产生逆学心理。

（四）、创新德育方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良好的德育方法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教育、自我教育的习惯。而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有规律性的，都要经过知—情—意—行的发展过程。德育实效性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对教学方法进行革新，以下是创新的德育方法的例子：

1、事例结合法。

就是在讲某一知识点时，为让学生很好地理解知识并进行德育教育，而与有关的事例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最重要的是选取的事例是可以引发德育思考的事例，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教学达到智育与德育的目标。例如：在讲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的特征时，可以结合当今贸易保护主义的例子进行教学，使学生既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加强了道德建设。

2、社会实践法。

学生由于不太了解生活，致使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因此教学中让有条件的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让学生去接近生活，了解生活，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例如：社会调查法。在讲到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时，对学生来说较为抽象。因此让学生去进行社会调查，在社会上寻找真实的例子，以此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进而为下一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教学铺路架桥。

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不仅有以上两种德育方法，还有故事导入分析法、远行德育法、讨论法、辩论法等等。

（五）、把德育寓于政治教学各个环节,做到德育系列化

政治课教学是由备课、上课、辅导、考试等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要加强政治课的德育实效必须把德育寓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德育做到经常化、系列化。备课，要结合教材内容确定德育要求和德育方法。课堂教学。要把知识教学和德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则去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课外辅导和考试。在课外辅导中把德育寓于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中,学生既感兴趣,又能收到较好的德育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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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选题、素材、写作套路和后期修改这五个方面提出小论文写作的指导策略，用“多”“亮”“实”“顺”“美”等美妙的“音符”，谱写政治小论文的华美乐章！

一、提供撰写角度，突显一个“多”

同一个主题，同一份素材，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现立意。

1. 政治学科角度

小论文的撰写要始终紧扣教材知识，思想政治学科的教材知识是写好政治小论文的理论基础。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文化生活》等相关知识，由此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在学科理论观点的指引下选择小论文撰写角度，有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严谨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例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天蓝了 水清了——记马渚镇沿山村生态村建设》《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和《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三篇文章曾获余姚市高中学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一等奖。三篇论文的共同点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调动了《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知识，如科学发展观中涉及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经济中涉及的宏观调控等知识，对素材的解读回归于课本，避免了空洞说理，因此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2. 时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坚持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也应适应时代要求，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现实问题。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盗版的世界“学问”大》《绿色奥运 绿色希望》和《似曾相识燕归来——小手机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论文，以盗版、北京奥运会和手机等当年的热点问题为载体，不仅引发了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注重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把新闻引入课堂，让学生逐渐积累撰写政治小论文的新鲜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要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政治学科的独特性，富有研究价值。笔者发现，近几年获得一等奖的小论文一般都有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如本校学生所撰写的《姚剧——姚江文明的瑰宝艺术》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骄傲》两篇小论文，挖掘了余姚地方传统文化——姚剧这个文化资源，从姚剧的起源和发展为主线进行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菜，榨出道理来》和《小杨梅 大道理》两篇小论文，选择闻名中外的榨菜和杨梅两种余姚特产，从它们的起源、现状和未来展望等角度进行撰写，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余姚本土产品的魅力；《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同样的土地 不同的财富》《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四明山经济发展的“春天”——论四明山“农家乐”》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摇钱树》等小论文，以余姚的梁弄灯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农家乐”和塑料为撰写角度，告诉人们这些产业是如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由于学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写政治小论文，得心应手、有话可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以本土资源为素材，倡导“生活化”教学，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知行的辩证统一。

二、帮助学生选题，突出一个“亮”

帮助学生选好题目，是教师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重要一环。小论文的题目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简洁、最准确和最新颖的文字告诉读者本篇文章将要阐述的问题，使人阅读之后一目了然、过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识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课余阅读报纸杂志和上网了解时事资讯的时间并不多，教师可结合政治学科实际、社会现实问题、地方人文特色和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方面来为学生选题提供素材，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为文章选择一个好题目，可以对整篇文章起到点睛的作用。政治小论文的“眼”，应该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为20字左右。若学生以提炼小论文的观点作为标题，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仔细研究背景材料，认真领会材料要说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联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第三，将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论文的观点，确定标题。例如，本校一位学生以余姚特产——杨梅为主题，立题为《小杨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对比鲜明，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中获了奖。

三、指导学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显一个“实”

题目确定好之后，紧接着下一步，教师应指导学生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小论文虽小，材料也不可少，充分占有材料是写好小论文的前提。教师在辅导中要注意提醒学生：题目不同，搜集资料的范围、重点和途径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可让学生从以下两个途径搜集和占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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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生 政治学科 学术语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学生答题规范化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和暴露出来。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高考考查学生的各种能力最终要通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试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测试型的题目，对学生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这需要学生根据平时学过的概念、原理，用恰当的政治学术语言，去解释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哲学问题、政治问题［1］。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既是教师长期忽略，也是学生所普遍欠缺的。

1.存在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他们写作业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中心词”,“他们了解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词句将之表达出来！”……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一个问题即――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政治教师来说，他们自己在如何使用学术语言这点上也是完全不自觉的。他们很少去分析自己在传达特殊含义和达到预期反应与回答时运用的技能，也很少会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达语气和立场时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对于很多政治老师来讲，老师只是关心学生懂了没有，忽略了对政治学术语言的掌握。只有当语言被怀疑是学生所存在的问题的内在原因时，它才成为讨论的主体。

2.分析原因

2.1 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言要求的课，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对政治课来说，要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就必须注意对学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表达水平越高，其思维的逻辑性就越强。因此，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表达要清楚、流利、严谨，政治术语要准确。而政治学科强理论性、强抽象性的特点，使很多学生望文生疑，难理解，失信心，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政治术语。另外，政治课还是一门时事性非常强的课，提供的资料大多是当前发生的重大经济现象和社会生活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对当前的重大时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运用其中的学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2.2 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

2.3 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中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3.解决方案

林德福尔斯曾说过“在如何观察和看待我们所教的孩子这一点上，存在着不同的做法。……但在语言领域，孩子们却是超级健康的有机体，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们会不断地茁壮成长。我们不应试图消除孩子们的语言“问题”，而应努力培养他们持续而突出的语言发展能力”［2］。学生进入高中后，政治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能力呢？

3.1 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政治教师在政治术语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切忌顾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质。政治课学术语言的积累首先应该从课堂入手。

3.2 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学生去积极思考、观察和研究。只有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的在课堂上大胆地与教师、同学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与探讨，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多读、多讲、多议、多辩，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讲议给予真诚的肯定，热情的鼓励，给他们成功的体验，让他们在教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取得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的滋养，提高讲话的信心和勇气。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3.3 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如利用课堂前几分钟讲读当前发生的重大国内外时事新闻，或让学生课外阅读，收集新闻进行讲演。那些与时事热点、实际生活及综合学科相连的语言，也就是政治课的学术语言。如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股份制、一切从实际出发、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国体、政体、自由等术语，在实际中运用得多，在考题中也经常出现，熟练运用它们，有利于提高答题精确度。

篇(6)

一、教育科研课题的主要来源

1.从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寻找课题

我国教育正处在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有许多突出的现实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和解决。如：在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教与学、教师与学生、教材与教学的关系？网络信息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习和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学校、家庭、社会应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2.从教育部门的科研规划或课题指南中寻找课题

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为便于指导教育科研工作，提高教育科研管理和实施的效率、效果，通常会定期或不定期对教育科研的发展作出规划，推出教育科研课题指南。如：广西教育学院教研部2013年课题指南及申报方法，为我们指出了科研的指导思想，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申报的办法。我们了解了这方面的信息，就可以找到相关文本，看看其中有没有自己感兴趣且适合的课题研究。如：广西学校、家庭、社会参与教学工作的研究；互联网对广西学生的影响及其德育功能的研究；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评价方案；初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评价方案……

3.从教育期刊的征稿启示或选题要点中寻找课题

我国有上千种正规的教育期刊。有的会在刊物上公布征稿选题，这些题目大都是一些当前乃至今后我国教育界必须思考和探讨的重点或热点问题。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选取某个题目来做。当然，这些题目一般比较宏观，它主要是提供选题方向和领域，我们可以采取“抓大放小”的办法，将宏观层面大的问题化为中观或微观层面小的课题来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自己或他人成功的教育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中提出研究课题。在学习教育理论或他人研究成果时，只要我们联系实际积极思考，有时也可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或感悟，从而发现和提出研究课题。

二、撰写教研论文的选题途径

政治教师撰写教学科研文章，首先要考虑写什么，即慧眼识材，确定课题。选题是写文章的关键。

1.在实践中选题

教师的主要实践无非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教会学生如何接受前人知识，并又以何种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学。这也是政治老师写作最主要的选题途径。教师平时在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教学现象，要参加许许多多的教学实践活动，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有方方面面、众多的课题可供我们去发现、挖掘及选择。只要做个有心人，要写的选题是容易抓到的。

2.在教材中选题

教材尽管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的依据，但由于教材本身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即教材与生俱来的“滞后性”和实际保存着一段“必不可少”的距离。所以我们政治学科的教师要时常更新，把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材料、新问题、新内容及时地告诉学生，弥补教材上的不足。在知识的“滞后”与“前卫”上保持了一种较好的平衡。事实上，一切教材都只能是“旧的”，所以要想在教材中选题写点东西，只要你稍加寻找，不难发现可写的题目。

3.在热点上选题

在不同时期，政治学科的教育教学研究均有其热门课题，如：爱国主义教育、科技教育、道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当前的研究性学习、多媒体问题、说课问题、教学反思，新形势下的课程改革等等。若能瞄准热点，选取合适的突破口会很容易成功。抓热点，须抓紧时间。假如稍有耽搁，热点就变成了“冷点”，或落后于人，写成的文章便缺乏新颖性，杂志社就不会采用了。

4.在冷点上选题

在政治学科的教学上，每一个时期总会有些问题被教学者忽视，成为研究的冷点，就抓住它进行探讨研究，写成文章。这样可能成为异军突起。我的观点是：人云亦云我不云，别人不云我就云。其实，冷与热是相对的，有时还会相互转化。例如：培养学生“说”的能力问题，似乎是语文学科的专利。其实不然，每个学科都应通力合作共同培养才有效。这个被政治教师所忽视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政治课上如何培养学生“说”的能力，这样的文章一定新颖。

5.在常规上选题

政治学科的教材变化和教学改革始终跑在其他学科之前，这对教师的教学研究提供了选题的有利条件。当然，这种研究不能离开课程标准、教材、教法及学法等常规课题。例如：那些做人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尽管都是些老课题，但，只要有新见解、新观点、新突破、新思维，仍是好文章。

6.在时政上选题

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教育是政治学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实，在政治教学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贯串着党的重大事件和党的政治活动。殊不知，政治课教学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和加强党的政策教育，提高学生政治素质和增强爱国热情，培养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国人，这是政治教师的天职。就这方面的选题也是不少的。

7.在试卷上选题

考试一方面是检查教师教得如何，另一方面是通过考试检查学生学得怎样；第三，经考试后发现教和学中的一些问题，如：教学中的重点、难点讲透了没有，学生掌握到什么程度；还能反映出学生的审题能力、解题方法、技巧掌握得怎样，等等，大有选题可研究。

8.在观察中选题

政治教师在平时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甚至生活中要有“洞察一切”的眼光，通过对学生、班级、学校、社区，以及对任何一件事或某个问题的观察，联想到某一问题，认为有一定价值，便可作为课题，写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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