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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学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关键词:体裁 非文学文本 笔译能力
非文学文本是一种重要的体裁形式,在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分文学文本笔译能力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文章针对其特点和组织构架对其进行了分析如下:
一、非文学文本和非文学笔译的特征
文学文本是以语言为载体来表达作者的感情和反映社会现状的体裁,具有强烈的艺术情感。文学文本的主要体裁包括我们平时所说的散文、诗歌以及小说等。文学文本通常虚构的成分较多,作者可以自由的在作品中表达个人情感。而所谓非文学文本,实际上就是除了文学文本以外的绝大部分文本,通常包括新闻,法律类论文,政治经济类论文以及金融与科技类论文。要了解非文本笔译的特点,就要先分析非文本的特点。非文本笔译的特点如下:首先要做到按照规范书写,用词避免嗦重复,并确定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其次写作目的要明确,具有固定的读者群;非文本体裁需要翻译的文章包含大量的信息并且时间较短,因此多采用明确的分工方式;非文学文本译员要善于利用有用资源,采用多种方式来完成翻译。
二、基于体裁的非文本笔译能力的基本构架
随着文化的发展,体裁被引进到语言学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非文学文本来说,其书面形式与口语形式都是在特定的交际目的下进行的,因此具有特殊的体裁特点。体裁作为一种能够辨别的交际事件,其结构固定且完整,专业性和科学性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非文学文本的特点相吻合,因此我们采用体裁理论来建立和分析非文学笔译能力的结构框架,大致可以分为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两部分。
非文学笔译能力的语言层面是指翻译者对词汇、语法以及语篇的掌握能力。翻译者要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掌握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以及结构差异。而基于体裁下的非文学笔译能力主要是指译者要确保原文的体裁完整;而非文学文本的社会层面是指译文不但要保持原文的结构,还要达到其用于交际的目的。这是因为非文学文本是为社会服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存在实际意义。因此非文学文本是否实现了交际目的是评价译者能力的重要标准。同时,非文学文本的社会层面还研究了翻译者的沟通交流能力以及其自身品质问题。
三、基于体裁下的非文学笔译能力分析
(一)双语能力与语言翻译能力
双语能力是非文学笔译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只有掌握源语言的词汇用法,语法运用以及语篇构成的特点,才能完成基本的笔译。双语能力是笔译者实现交际的基础;译者的翻译能力包括其在技巧以及专业知识两个方面。即译者要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翻译技能,并通过自身的技能实现语言之间的互译。
(二)体裁分析和识别能力
体裁分析能力即在体裁上保持两种语言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专业的笔译人员必须具有体裁分析能力,了解每个过程的语言特性;而体裁的识别能力是指译者要具有识别社会职能、交际目的以及读者的范围的能力,即最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需求。
(三)工具应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这两种能力要求译者要具备利用外界条件的能力。其中工具英语能力即其对专业书籍,语言辞典以及多媒体资料的应用;而团队协作能力是指其与周边人员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翻译任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四)个人综合能力
基于体裁下的非文本笔译要求译者具有很强的个人综合能力。其中包括自我评价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其中自我评价能力是指译者能够在完成翻译后对自己所翻译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在总结中不断的进步;组织能力即其对翻译过程的设计以及翻译能力的体现,组织能力是译者具备的核心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调节作用,是保证翻译顺利进行的基础;而心理素质也是译者必备的重要能力,心理素质的优劣可以严重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水平,是有心理素质好的译者,其综合能力才能得以体现,才能更好的完成翻译。
(五)专业知识能力以及专业扩展能力
要更好的完成笔译,译者要掌握多个领域范围内的专业知识,翻译通过语言实现,而语言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如法律论文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应,商务论文需要译者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等。掌握专业的基础知识是完成翻译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译者还应该善于扩展自身的能力,使掌握的知识充分的发挥。业务扩展是译者能力的体现,是其创新精神的体现,当然能力的拓展要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译者通过不断的学习,专业知识和业务拓展能力逐渐增强,才能确保翻译的顺利进行。
四、总结
关于非文学文本的笔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非文本文学具有专业性,时效性和真实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裁形式。译者要具备一定的个人能力才能做好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才能使这种文本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与个人。
参考文献:
中新网7月1日电 据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中国华侨大学在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两地开设了“学士”和“硕士”级的招生,至今已培养出一批批华教事业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达“智民学校”第4楼的多功能会议室里,举行了华侨大学文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当天出席者除有雅加达的13位男女学员和来自泗水的3位,还有由华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学院副院长率领的一行4人及各界来宾。
首先由雅加达组的付若玫的论文题“汉语,印尼语构词法对比研究”拉开核心的教授们的审阅与辅导。随后,黄万秋的“印尼华人马来文学中的闽南语言研宪”,邓金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印尼华文师资培训研究”等相继展开。教授们在此期间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审阅。
最后才轮到泗水的班长顾长福,他的论文题目是:“海子诗歌的文化解析”。同时他也写了一首题为“那棵树就是您,华侨大学”的短诗并当场朗读於表达对“华大和众多教授们”的感恩。 (顾长福)
[关键词]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权主义;德里达;文化文本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78-01
在西方世界无论是权力的构造还是知识的建构都是通过语言来建立的,语言本身即作为权力象征也作为权力的载体,女权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权力批评话语体系自然要先对准语言这一权力载体,针对语言的言说展开批判。以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查·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批评为标志,诞生了新的女权主义诗学批评方式:后殖民女权主义诗学批评。这种批评冲出了文学文本疆界的羁绊,向更广阔的文化文本批评进发,使文学批评承担起了更为实际的实践中的性伦理政治任务。同时,文化文本批评也成了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独到的特色。
一、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传统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的女权主义批评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当时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形成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与符号学批评一派,在英美形成形式主义女权批评一派。法国的女权主义主要致力于对相对于男性理论的女性理论的建构,恢复女性说话的权力,对父权秩序语言的意指系统进行解构。英美女权主义文论也注重语言的研究,但是其重心是建立一种正确的文学与现实的反映关系。不像法国女性主义者那样致力于针对父权秩序语言的颠覆,而是注重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在原有的文学语言结构的内部寻找妇女文学传统,或重构妇女文学语言。
无论是女权主义早期的弗吉尼亚·沃尔夫、西蒙·波伏娃,还是后来的英美和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她们的文学批评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文学文本展开的,并没有打破文本的疆界,进行更具体的现实文化探讨。
二、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正是从对德里达的翻译解释入手,斯皮瓦克开始了她以解构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诗学批评生涯。当然,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同样受惠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她在《他者的世界》里亲口承认德里达的著作对自己有潜在影响并多次将德里达称为自己的老师。《论文字学》的翻译在斯皮瓦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1967年该书发表,斯皮瓦克随即阅读,大受启发,此后历经十年的时间,斯皮瓦克成功地将这部划时代的晦涩的法文著作译成英文,并为此书撰写了长达80页的译者前言,阐述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至今为止,斯皮瓦克仍然是德里达思想的最准确的阐释者。解构主义因为斯皮瓦克的成功译介在北美很快普及并且掀起新一轮的理论狂潮。
总之,斯皮瓦克的女权主义批评更多得益于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解构思想,这点对斯皮瓦克后殖民和女权主义理论中的“知识暴力”和“属下”论显然深有影响。解构从此成为斯皮瓦克批评策略的根基,她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都是通过对其他理论的解构后才显现出来的,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就源于她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解构。即使对德里达本人,斯皮瓦克也同样进行了解构。斯皮瓦克点出了德里达理论的诡辩性和游戏特征。她用德里达的解构策略解构了德里达!这种客观的态度源于她对唯物辩证法的诉求,斯皮瓦克理论的驳杂由此可见一二。
三、解构策略中的文化文本批评
斯皮瓦克认为解构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建立有争议的文本或问题的“权威真理”的意义上产生“积极的知识”;解构也不能理解为一种思想批评或者是“暴露谬误”的形式,相反斯皮瓦克的重点是揭示设想、战略和雄辩。由此来建立并调和一种既定的叙述,而不管是政治的、文学的还是历史的。所以,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总是在关注被压抑的边缘者的实际生存状况,她不断地考察有关殖民地女性的历史档案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境遇下女工们的真实生活。她关注的焦点总是以女性为基础的,但是批判的立场却能随着批评的现实需要而不断更换,无论是站在、精神分析、还是新历史主义的立场上,她都能通过解构的策略将这些理论为自己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诗学批评服务。
关键词:中学;文学社团;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10-0056-04
文学社团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补充,是学生提升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出台,中学文学社团建设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笔者自工作以来,一直从事中学文学社团栏目工作,形成了一些思考,并于2013年和东台市实验中学合作申报了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生本的初中文学社团建设研究”。在此过程中,笔者梳理了学界同人撰写的与之相关的研究论文。本文拟从“中学文学社团活动特性与基本内容研究”“中学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关系研究”“中学文学社团对素质教育及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研究”和“中学文学社团的推进策略研究”四个方面,对中学文学社团的研究状况进行归纳。
一、中学文学社团活动特性与基本内容研究
(一)中学文学社团活动的特性
有两篇文章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邹国春的《校园文学社团建设的四项原则》认为,校园文学社团应遵循四项原则:组织性原则――保障开放性原则――前提活动性原则――根本整体性原则――目的[1]。丁春锁的《语文新课程视野中的文学社团》则指出,“文学社团活动作为语文教学的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具有课外活动的一般特点,又具有其特殊性”,即“主体性”“活动性”“开放性”和“群体性”[2]。其他文章或多或少也有论述,但基本没有超出上述范畴。
(二)中学文学社团活动的基本内容
较为集中地对此进行论述的依然是邹国春的《校园文学社团建设的四项原则》,他认为文学社活动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基本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1.举办文学讲座2.指导课外阅读,并提出要组织一年一度的文学采风活动,举办文学晚会、辩论会,鼓励学生参加影评、征文比赛[3]。
其他文章则多是以某所特定学校文学社团开展的活动进行概述总结,例如郭志贤的《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浅谈中学校园文学社的建设》以该校“俊园文学社”为例,将活动总结为定期编印社刊,每季度举办现场作文竞赛,小记者采访,每学期组织一次课本剧展演,组织系列讲座,走出学校服务社区等[4];杨建秋、沈根元的《加强文学教育,区域性推进中学文学社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则以浙江桐乡中学文学社为例,指出文学社活动的基本内容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出社刊”“踊跃向外投稿”“向学生推荐不少于10本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等[5]。
二、中学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关系研究
语文教学注重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培养,文学社团要求参与学生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多读多写多说,因而与语文教学形成了密切的联系,是语文教学在课外的重要补充。
邵天伟的《校园文学社团活动与语文教学》一文中指出,文学社团可以巩固和扩大学生在课内所获得的知识,加强语文基本功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可以发挥学生语文方面的爱好和特长,发展学生的个性[6],因而是开展语文课外活动的一种深受学生欢迎、行之有效的好形式。
刘兴华的《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互动》主要探讨了构建高效益的初中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互动模式,认为文学社必须在语文教研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所有语文教师都兼任文学社的辅导教师,语文教学与文学社团活动都要做到“以人为本”,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7]。
潘进福的《文学社――语文教学的良师益友》则指出,文学社是语文先驱者的摇篮,是语文与生活的结晶,是语文素质教育的走向,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延伸,是老师与学生情感的桥梁[8],对语文教学有深远的影响。
从这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不难看出,论述者均注意到了文学社团对学生语文学习的重要影响,认为文学社团是语文教学的有力补充,是语文教学工作者必须关注的方面。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之余,有义务有责任对文学社团建设予以更多重视。
三、中学文学社团对素质教育及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研究
(一)心理素质教育功能
赵冰的《校园文学社团活动的素质教育功能》认为,校园文学社团活动能培养学生自信、自强的心理素质,并能逐步积淀成为一种稳定的内在素质[9];丁春锁的《语文新课程视野中的文学社团》认为,文学社的活动是学生自愿参与的,因而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在活动中“能较好地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这有助于他们增强信心,重新认识自我”[10];陈光明的《中学生文学社――语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则指出,文学社活动能让一些差生发现自己的价值,进而激发起自身的内动力,对学习充满希望和自信,积极向上,改变落后面貌[11]。
(二)创新功能
赵冰的《校园文学社团活动的素质教育功能》认为,开展文学社团活动是实施创新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学生参观访问、调查采访、听文学讲座鉴赏名著名篇、写作中的字斟句酌等,都激励着创新意识,“学生获得某种成功之后,会体验到创新的欢乐,从而进一步激发起创新意识,并使学生变得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形成创新习惯”[12];周国正、夏雨娟、夏小娟的《学生社团建设:文化立校的重要载体》则指出,社团是“创新能力体现的文化载体”[13]。
(三)美育功能
李秀明的《校园文学活动的作用及发展对策》指出,校园文学活动具有很强的德育功能和美育功能,在活动中,学生参加文学作品的欣赏、阅读、评论、创作及演出实践,会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陶冶情操,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并且,文学活动本身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抒感缓和焦虑情绪、转移苦闷心情的手段,让学生看到自己周围环境中就有许多美的事物,崇高的人物,能够真正启发他们对身边现实发生的事件进行思考,从而达到德育和美育之目的[14];赵冰的《校园文学社团活动的素质教育功能》认为,校园文学社团活动具有培养学生审美品格的功能,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审美活动过程,能够使学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逐步地既形成一种审美的能力,又积淀成一种审美的品格素质[15]。
此外,李秀明的《校园文学活动的作用及发展对策》则指出,教师及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学生的作品了解学生的思想情感,应从中提取信息,反省自身存在的不足,以便及时改进[16],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
四、中学文学社团的推进策略研究
研究者对中学文学社团推进策略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争取各方支持
郭志贤的《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浅谈中学校园文学社的建设》指出,领导重视是社团的坚强后盾,优化队伍是社团的有力保障[17];邵天伟的《校园文学社团活动与语文教学》提到,文学社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赢得校领导支持,教师群体(特别是同组教师)支持,家长、学生支持,此外,还要争取名家指点[18];王霜玲的《浅探学生文学社组织的指导》认为,配备常务指导老师是提高文学社活动质量的必经途径[19]。
(二)规范组织形式
王霜玲的《浅探学生文学社组织的指导》提出,要办好校园文学社团,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文学社团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出成果[20];胡秀芳的《中学生社团的现状分析与发展思考》指出,文学社团建设要“规范制度,明确导向”[21];刘兴华的《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互动》认为,文学社要建立一个完整而富有弹性的文学活动体系[22],使文学社活动有章可循;郭志贤的《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浅谈中学校园文学社的建设》则提到,规范有序是社团的坚实基础[23]。
(三)丰富活动平台
邵天伟的《校园文学社团活动与语文教学》指出,文学社的活动除举办写作专题讲座、写作欣赏与会诊等常规活动外,还可开展读书心得会、朗诵会、名著(或影视)研讨会、演讲会、名家书法赏析、小品演出、采访、与作家见面等等活动,并争取发表园地[24];刘兴华的《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互动》认为,文学社团活动要注重实践性、综合性、趣味性,要面向生活、面向校园、面向社会,多实践、多动笔,寓教于乐[25]。
(四)培育文学骨干
胡秀芳的《中学生社团的现状分析与发展思考》指出,文学社团不仅要提供学生社团活动的时空,还要对社团骨干加强指导,要创设条件,培养骨干[26];郭志贤的《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浅谈中学校园文学社的建设》认为,文学社团要凸显主体,培养骨干,要使学生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展现[27];刘兴华的《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互动》则指出,要充分发挥文学社干部的作用,要定期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使其在文学社团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28]。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学界对中学文学社团的研究,较之以往有了一定程度的推进,除了单篇论文外,也有几篇硕士论文以此为研究对象,例如刘欣荣的《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文学社建设》对文学社团的管理形式、评价方式进行了研究,康辉的《中学文学社团活动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策略研究》探讨了文学社团活动如何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等,但总体而言,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关注度依旧不高,直接以中学文学社团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篇,其余多是对高校文学社团或其他种类社团的研究。而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中,和初中文学社团相关的研究几乎缺失。
二是大多数研究文章或以某校或某一地的文学社团为样本,在对其活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概括提升,缺乏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或泛泛而谈理论,未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导致研究层次不高。这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大多数研究者还未找到契合点。
三是对文学社团活动的研究还显得不足,活动开发尚缺乏体系性、层次性,从而制约了文学社团相关活动的开展,也影响到了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四是研究视野还未打开,例如,文学社团与地域文化、校本文化的关联,文学社团的管理、评价、激励机制,文学社团中教师的作用等,都是可以研究而且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相关文章对此几乎未作关注。
以上种种,应该成为未来中学文学社团研究关注的方面。
参考文献:
[1][3]邹国春.校园文学社团建设的四项原则[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2(5).
[2][10]丁春锁.语文新课程视野中的文学社团[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8(4).
[4][17][23][27]郭志贤.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浅谈中学校园文学社的建设[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4(5).
[5]杨建秋,沈根元.加强文学教育,区域性推进中学文学社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教学月刊(中学版),2003(12A).
[6][18][24]邵天伟.校园文学社团活动与语文教学[J].语文教学之友,2008(1).
[7][22][25][28]刘兴华.文学社团与语文教学的互动[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7).
[8]潘进福.文学社――语文教学的良师益友[J].教学与管理,2002(5).
[9][12][15]赵冰.校园文学社团活动的素质教育功能[J].中学语文,2001(3).
[11]陈光明.中学生文学社――语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1999(6).
[13]周国正,夏雨娟,夏小娟.学生社团建设:文化立校的重要载体[J].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2005(5).
[14][16]李秀明.校园文学活动的作用及发展对策[J].三明师专学报,1998(1).
时间
内容
沟通渠道
负责人
第一阶段:资格申请与认证
2005年1月24日
2004年秋季学期课程终结考试成绩查询
平台
学生
2005年1月底至2月底
阅读《学士论文写作手册(学生版)》
平台查询(见“学士论文”栏目)
学生
2005年3月14日至3月18日
确认完成毕业申请后,根据成绩查询结果,高级英语文学文化模块和高级英语专业模块六门课程平均分达70分(含)以上、取得全部课程学分的学生提交“学士论文写作申请表”并确定论文选题(请注意:选题确定后不得更改)。
平台
学生
2005年3月14日至3月22日
总部完成“学士论文写作申请书”审核,批准论文选题。
平台查询
总部
2005年3月14日至3月25日
缴纳“论文写作课程学费” (注:3月25日为缴费截至日期,此日期后未缴费的学生的论文平台将于4月1日被关闭)
邮局汇款
学生
4月4日至4月8日
指派论文辅导教师,论文写作要求及模版。4月8日学生可以查询分配导师结果。
平台
总部,学生
第二阶段:论文写作
2005年3月19日
论文初稿写作指导面授辅导课
自选
总部主讲教师与自带学生
2005年3月21日
论文初稿写作指导VOB节目
网院之声
总部主讲老师与全国学生
2005年4月8~5月23日
与导师联系,收集项目原始数据,进行论文一稿的撰写。
自选
辅导教师与学生
2005-5-23前
提交论文初稿
平台与纸介
学生
2005年6月14日
查询论文初稿反馈
平台
辅导教师、学生与总部
2005年6月18日
论文初稿反馈及二稿写作指导面授辅导课
自选
总部主讲教师与自带学生
2005年6月20日
关键词:家族意识 文化选择 集体无意识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金瓶梅》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成熟的家族小说诞生之日起,优秀的家族小说就层出不穷。20世纪上半页,随着五四的兴起,迎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家族小说的第一个繁荣期。在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期间,富有家族意味的小说不断涌现,历史感和文化感都非常厚重。从数量看,这一时期家族小说的篇目远远超过之前历代家族小说篇目数量总和,即使和八九十年代以《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作品为标志的家族小说的第二次繁荣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质量看,现代家族小说形象鲜明,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能通过某一家族的兴衰成败和人物的命运浮沉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整个文化的变迁。而且家族文学文本中文化冲突的营造,更成了呈现、阐释作家特定时段文化取向的视角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此项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
一.国内研究概况
从五四以来对家庭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的热点,但近两年有降温的趋势,似乎这个话题在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很难开出新的范式了。而从近几年的文学史研究看来,有关家庭问题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很少能找到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虽然也有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家族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但他们主要是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分析,探讨中国家族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很少触及到家族文化。作家与文学作品长于文本分析,但在理论方面相对的薄弱,而且不够系统。研究状况大致如下:
一.二十世纪80年代前,几乎不涉及现代家族小说的研究。
关于家族的研究,历来在史学领域格外受重视,内容涉及史料梳理、典章制度、家族结构等多个方面。而对家族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文本的研究进行得较晚些,最早将小说与家族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的是政治学家萨孟武先生的《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1977),但此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著作,实质更接近于社会学随笔。但是这也称得上拓展了家族小说研究的新途径,有开这一领域的风气之先的意味。
(二).二十世纪80年代后,现代家族小说的研究热闹非凡,成果突出。
1980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上下都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文化热,对现代家族小说进行整体式探讨也成了研究者们的学术自觉。李玉臣、许祖华、李永东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家族小说的论文。对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话语解码、生成机制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其中鲁迅小说家族意识研究14篇;张爱玲小说家族意识研究16篇;巴金小说家族意识研究10篇;林语堂小说家族意识研究5篇。这些足见学者们对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研究的重视。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决定了中国家族小说的繁荣昌盛,也决定了家族小说相比于其他小说而言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及特殊意义。从具体研究看,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较多,涉及文化研究的却很少。
1.从研究专著看:有曹书文的《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梁晓萍的《明清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楚爱华的《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刘卫东的《被家叙述的国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研究》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各具特色,有从个案研究着手的,有从家族文化的大背景研究家族小说的传承流变的,既展现了宏观剖析,又显示了微观缕析。这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借鉴推崇的,但他们主要是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分析,探讨中国家族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大多长于文本分析,且均为个案简析,零星散乱,不成体系;对家族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审美特征缺少深入系统的探究。提及的篇目相当有限,而且不够系统,不够深入。
2.从单篇论文看:涉及家族小说中文化研究的也很少。赵园的《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谢伟民的《文化转型期的悲剧人格――论现代长子形象的悲剧性及悲剧意义》已触及到家族文化的有关课题。此后又有张伟忠的《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李金涛的《巴金的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严家炎的《五四与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对家族文化的复杂意蕴以及作家的矛盾心态的研究探索。董锋、张英魁的《当代女作家家族小说中女性形象分析》、杨爱芹的《母亲形象的错位与异化―焦母与曹七巧合论》、赵德利的《女神与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之二》等或从女性作家的主体身份着手研究,或从经典文本进行比较解读。
二.现代作家家族意识研究的意义
虽然家族小说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整个研究领域目前对家族小说研究的维度比较单一,基本限于意识形态批评,研究者以作家的生平为评论逻辑起点,以揭批家族罪恶、弘扬反叛主题为旨归。但从文化原型、创作母题的角度研究家族小说,从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中破译文本的文化意蕴,对中国现代作家家族意识研究作整体关照的学术成果尚无。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文学意义。
(一).通过对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的研究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心理结构,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发展的关系。进而来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从而更能够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禁锢之深,以及处身于这个原型结构中的个体从传统文化、家庭中彻底背叛、出走之艰难。
(二).对于已经跨入新世纪门槛的当下中国文学来说,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焦点意义的文化问题,对现代作家的家族意识的重新定位,则是现代人解决危机最普遍也最切身的途径。从时空维度上讲,就是保持自我在时间、历史、传统和社会中的“深度”。从空间维度上来讲,就是寻找“在家感”、“重建本土感”。这样的研究必然也是非常富有现实意义的。可以引导我们从古典中寻找现代文化之根,使文学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本项目通过对现代家族小说中作家的家族意识的研究,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的重视与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日益丰富起来。以期为当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难能可贵的是,陈定家能够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研究的是网络文学生产问题,他的新作《文之舞》则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文本问题。作者没有面面俱到地论述网络文学,而是从网络文学的生产研究转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网络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中观或微观的问题。作者苦思冥想,把书名定为“文之舞”,“文之舞”即“屏文之舞”或文本之舞,是“互文性理论支撑下超文本的系统关联与普通贯通”,较好地概括了网络文学文本的特征。在作者看来,“超文本”和“互文性”是理解网络文学的核心关键词,它们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改写了“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对于“超文本”与“互文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更凸显“互文性”的意义和作用,他说:“从文论视角而言,如果说‘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词,那么互文性作为体现超文本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作者不仅指出了“互文性”之于网络文学的重要性,而且在互文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将“互文”“互视”和“互介”集于“文之舞”一身:“……网络写读者,常常无意于品鉴文本韵味的深浅和浓淡,他们更关心的往往是信息的新旧与多寡。网络写读,是声音与画面交相并作的文本舞蹈,是视觉与听觉回归本性的复合与狂欢。这就是我们所谓集‘互文’‘互视’‘互介’于一身的‘文之舞’,……”从“超文本”到“互文性”,从“互文”到“互视”“互介”,可见作者的研究是步步深入,体现了他的独到思考和创新,值得网络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肯定与学习。
二网络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网络文学文本,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文本,还有声音、图像等文本超链接在一起,并与历史上其他各种类型的文本“互文”。所以,研究网络文学,单凭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是不可能的,它必然涉及到图像学、技术美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式。从事网络文学研究多年的陈定家对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近几十年来,文学研究从学科化封闭走向跨学科开放、从技术性‘区隔’日益走向人文性融合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一种大的时代潮流,从一定意义上讲,互文顺应了这种潮流,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不仅顺应了当前的跨学科研究潮流,而且其也是出于网络文学文本自身特点的需要。这一点,作者也有清醒的认识。在看到赖泽民将耗散结构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结合起来写出《人类历史科学原理》后,他不免有这样的感慨:“虽然某些观点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以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历史与哲学,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试探一番的学术路径。事实上,网络文化就是一个标准的耗散结构系统,值得好好总结和反思。”这种跨学科研究,必然要依据并突破传统的“互文性”研究,“通常意义上的互文性研究,着重考察文学与文学自身的关系,即文学作品与文学遗产、文学史、文类传统的关系,以及作品自身所携带的文学记忆和读者文学‘阅’历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的互文性研究,陈定家也非常重视。在他看来,互文现象在传统文学中也存在,但是互文性不是传统的文学特征,“互文性,从根本上讲,它只是传统文本的一种尚未完全开发的潜能,在‘绝对联系’的意义上说,超文本只不过是互联网成功地开发了传统这种‘互文性’潜能的副产品而已”。可以说,“互文性”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联系在一起,而“超文本”又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分别开来,正如作者所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载体变化造成的‘文本转向’,在传统文学的线性文本向网络文学超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学理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由此可见,考察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是网络文学互文研究或网络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基于网络文学的超文本和互文性的特点,网络文学理论研究必然要涉及技术、传媒和影视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文之舞》中都有体现。互文性革命是建立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所以研究网络文学必须要了解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在当代的艺术生产过程中,“赛博文化利用技术手段、技术材料、技术方式,从艺术生产的操作层面不可抗拒地渗透到艺术生产的观念层面”,作者宣称“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支配着当代艺术生产”。可以看出,技术是了解和研究网络文学的重要维度。离开了技术维度,许多网络文学新现象是无法解读的,比如上海中学生梁建章的“计算机诗词创作”,这些诗作跟传统诗人作品之间的差异在哪里?以写出《背叛》的“布鲁图斯一号”为代表的写作软件,能否颠覆传统文论有关知人论世的论述?人工智能能否“诞生一种全新诗学或文论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网络文学理论研究的难点所在,也是研究的新方向所在。在网络文学中,技术往往是与传媒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往往把“互文性”“超文本”“互联网”三个概念不加区分地用在相近似的语境中,“实在是因为它们在许多场合具有几乎相同的特征和秉性,专就文本而言,三者的相似性或同一性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相互替换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所以,作者在著作中由“互文性”到“互介性”的论述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超文本和超媒体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图形化与声像化的步伐”,所以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互文现象非常普遍。作者以“百家讲坛”节目为例,详细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互文,认为该节目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发挥文学的特长,运用设置悬念等说故事手法让文学经典大众化;另一方面利用强势媒体的图像化优势,运用视听元素做到讲解、形象、画面和音乐的结合,取得良好的观看效果,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4]203。不仅有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互文,还有影视与影视之间的互文,比如张艺谋的《十面埋伏》与李安的电影,《武林外传》与金庸影视剧等。根据这些艺术现象,作者进行了理论提升,认为米尔佐夫创造的“互视性”是“互文性在影像世界的翻版”。既然文学与影视之间存在互文现象,那么可以说从影视的角度看网络文学,是研究网络文学的一个新视角。但如果缺乏图像学知识,我们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的。
三理论写作的限度与互文性
看完陈定家《文之舞》一书,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书中涉及到的网络文学的具体作品并不多。如“互文性语境中的文学经典”一章,分析的作品有不少是传统文学经典。当然,研究文学经典不可能绕开传统文学经典,但是读者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网络文学经典,以及网络文学经典的包括影视化在内的互文现象研究。还有“身体写作的互文性阐释”一章,所涉及的例子不少是诸如秦巴子的《身体课》、卫慧的《上海宝贝》和绵绵的《糖》此类的传统形式文学作品,也让读者有看完“互文性语境中的文学经典”一章的遗憾。造成此种遗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目前对网络文学是否有经典有较大的争议,也有作者刻意为之的选择,作者在“后记”中就说:“本书有意回避具体的网络文学作品,是因为笔者下一本《中华网络文学史》将会大量分析和评介网上的名作名家。”不可否认,作者这样处理肯定有一定的风险,容易引起读者的批评和诟病。但换一个角度看,作者这样的选择正是彰显了理论写作的限度与互文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互文性概念,它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娃在《词语、对话与小说》中是这样阐释的:“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性文本”,“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可以说,作者独立完成的文本是不常见的。学界注重运用“互文性”概念去分析文学文本、图像文本以及包括服饰、饮食在内的文化文本,而较少去分析理论著作的文本。实际上,许多学术著作不仅与其他作者的著作有一定的互文性,而且与自己的著作也存在互文性。互文性理论,不仅能够指导人们去阅读各类作品,也同样引领着学者们有效地去进行理论写作。在陈定家看来,《文之舞》可以看作是《比特之境》的演绎和补充,《文之舞》与《比特之境》之间存在一定的互文关系。如《比特之境》的“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技术文化背景”与《文之舞》的“后现代症候:从‘互文性’到‘互介性’”,《比特之境》的“文学生产的网络化问题”与《文之舞》的“网络文学关键词:超文本与互文性”,《比特之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与“互文性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等等。当然,这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演绎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