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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医学哲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萨伽德的医学哲学的显著特点是案例研究。萨伽德的医学哲学不局限“概念的抒情诗”和“情感的形而上学”,而是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建立起理论体系。他的视阈从传统的医学实验到统计学、科学合作,最后至因特网上的科学与医学。贯穿于萨伽德整个医学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案例是幽门螺杆菌的发现、接受,以及如何成为消化性溃疡的原发病因;除此核心案例之后,还有一些主要案例,如艾滋病、坏血病、慢性疲劳症、疯牛病、海绵状脑病等;另外他还对其它几十种疾病做了简单描述,作为辅证材料。以这些错综复杂的案例作为支撑,从而引起对“疾病解释纲要”、“科学发现”、以及“科学合作”等问题的探讨,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2因果网例示的病因解释学说
“疾病,是生命存在的异常状态之一”;一般来说,推断疾病病因要比诊断出某种疾病更为复杂。萨伽德在医学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疾病解释学说———因果网例示(CausalNetworkInstantiation)的疾病解释学说,也就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解释人为什么会得病”。一般说来,当一个出现系列症状的患者前来就诊时,医学上应该有两类解释:首先,医生要能够解释某些症状的疾病诊断;也就是说,医生根据病人表现出来的某些临床症状诊断出这位病人可能患有某些疾病。其次,医生要能够解释这位病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当病人被告知患上某种疾病之后,除接受正常的治疗之外,病人及其家属还在苦苦追问:为什么会得这种病?面对医生的解释,他们能够接受吗?这类解释与其说属于临床实践范畴,莫如说属于医学科学研究范畴。萨伽德的疾病解释纲要指的正是第二类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萨伽德认为“解释疾病”与“科学发现”密切相关。科学当然不仅仅是一系列所观察到的事实的罗列。统一的认识并非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包罗万象理论,而是来自于解释疾病解释纲要系统。每当出现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医学上的新发现时,往往能够形成新的疾病解释纲要。据此,萨伽德分析了医学史上四种类型的解释纲要:体液学说解释纲要;病菌学说解释纲要;营养性疾病解释纳要;分子遗传学的解释纲要。在古代,科学与哲学混为一体。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疾病是由于体液失衡引起的,这种说法在西方流行有近两千年。《黄帝内经》的解释模式与希氏类似,认为人得病是因为违反天地阴阳变化模式,或因超过机体能力或者邪气入侵。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而疾病解释也日新月异。19世纪巴斯德发现病菌学以后,病菌致病说成为一种主流的疾病致病学说。
20世纪上半叶,人们发现由于缺乏维生素可以引起非感染性疾病,从而营养性疾病成为一种疾病解释纲要。20世纪下半叶,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出现了分子遗传学的解释纲要。这种方式与19世纪中叶以来可得的基于病菌或营养的那些类型疾病解释截然不同。萨伽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因果网例示的疾病解释学说。20世纪后半叶,除了医学取得长足进步之后,一些横断科学、复杂性科学兴起,对因果性的科学与哲学分析,或许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成就。他认为,疾病解释并非描述为演绎推断或统计学推断,而是描述为复杂的因果网例示。科学哲学家亨培尔(CG.Hempel)认为,解释是根据普遍规律解释某事实的一个演绎推理。萨伽德认为,溃疡和癌症的产生并没有普遍规律。另外解释也不是统计的,虽然医学解释与统计密切相关,但是主要病因导致疾病的概率远低于50%,也就是说,一个医学解释并不需要很高的概然性。所以,萨伽德认为,医学解释应考虑为一种因果网例示。因果网例示图说明,疾病的产生不是由单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萨伽德这样论述:“这一网络中的诸多节点不仅仅通过条件概率P相联系,还通过多种为基础而推导的因果关系相关联,这个考虑包括相关P(结果/原因)-P(结果/~原因)、他择性原因和机制。给出这个网络,我们通过例示这个网络,即通过确定哪些因素作用于病人,解释为什么某个病人患某种疾病”。借助因果网例示图,我们可以对疾病的结果进行分析,也就是病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疾病。此外,我们还可以对因果网例示图进行改进,加上权重,也就是写上每一种因素的作用。诉助于因果例示图,我们也可以把中西医致病原因结果起来。我们可以推断出疾病具有概率统计中正态分布的特点,也就是在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处于中间状态,而只有两边少数超常者可能属于疾病患者,而我们人类行为的诸多规则基本上也都是按照中间状态的人群特点而设计的。
3医学发现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系统
“科学”与“科学发现”是两个紧密关联的范畴。萨伽德在医学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科学是一个心理、社会和物理的复杂系统”。某些科学主义者认为新的科学知识是旧的知识逻辑派生。尽管科学哲学家认为不存在一种发现的逻辑;但是,他们认为经验基础与逻辑推导是形成科学知识的前提,存在着辩护与证明的逻辑。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则是建立在“范式”理论之上。历史科学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科学发现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现既非逻辑也非理性,而是一种范式变革、“宗教式”的皈依。在库恩的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出现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之说。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引发了科学作为权力的后现代观点。认知科学家认为知识的增长来源于科学家的精神结构和过程,如斯洛曼(A.Sloman)认为科学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成就。不应置疑,上述三种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它们与实际的科学发现都有些许出入之处。萨伽德站在认知科学的立场上提出了发现的四种模型:“搜索导致的发现”,“提问导致的发现”,“不可知变异导致的发现”和“意外发现导致的发现”;并且得出“科学是一个心理的、社会和物理的整合系统”。由此,萨伽德提出,科学是一个心理的、社会的和物理的整合系统。科学既是个人头脑的产物,又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产物。认知过程的重要单元应当是科学共同体,而并非个体科学家。
4结语
1·1定位恰当,培养目标明确
西方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的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兴起,进入80年代以后,加强人文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强劲趋势。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984年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在《为21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生,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2];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在“明天的医生”(TomorrowsDoctors)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学科特殊学习模块”(humanitiesspecialstudiesmodules,SSMs),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以至包容[3];法国也提出把人文教育与医学各科专业结合起来,培养“不受任何学科界线限制的人”。
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强调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4。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综合上述要求,我们认为国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标主要在于:树立新的医学观念和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全面认识医学与社会;培植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professionalvalues,attitudes,behaviorandeth-ics);依靠人文的知识和方法,发展医学生的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skills)和协作精神;培养信息管理和社区管理能力。
1·2课程设置合理
为增强医学的人文特征,改变医学的“纯科学技术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对医学课程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同时,为了进一步克服因忽视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医预综合征”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学课程,并得到联邦基金,特别是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
美国大学实行选修制或半选修制和学分制教育体制,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教育贯穿前两年半课程,以后的必修课有:医学人权和医生、生物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医学实践中困境的伦理方面、健康和疾病的伦理根源、医学社会史、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学人类学等;选修课有: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医疗管理、生物科学的社会问题等[5]。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1978年已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6]。总的来看,国外的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在北美的医学人文学21个研究生教育点中,也是以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为主干课程[7],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医学人文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法国、日本约为10%-15%[8]。
相比之下反观我国的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仍然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偏少,课程学时大约只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类课程为主,约占人文社科课程课时总数的86·21%[9]。如作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先河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对其80年的课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该校人文社会课程由原来的无增加到目前的9门,但仍不到总课时的5%,且中国革命史、哲学等政治类课程就达5门,并占人文社会课程的73%[10]。
1·3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序惯性和实用性
1·3·1国外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表现出横向的“关联性”,即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呈现出交叉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法学、医学与文学等学科课程被大量开设,这些课程不是孤立地讲授而是彼此融汇一体,并与医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是推进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融合的有力举措,值得借鉴。
1·3·2人文课程体现出纵向的循序发展的“序贯性”,即人文课程在临床前期开设,但并没有在临床前期就结束,而是延续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如日本的医学院前2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开设续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法律、伦理、社会经济的关系[11]。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也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学年时间。
1987年英国的报告建议:医学伦理学应该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和反复进行,应该在临床教育中,按一定的间隔插入一定时间的、由医学以外很多专家进行的、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此外,医学人文教学并没有在本科教育划上句号,而是成为医学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内容。
1·3·3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国外认为,医学教育的核心是病人,医学院是一个专业学院,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实现医学与人文课程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并始终贯穿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病人为中心,二是密切联系实际,很注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
例如,“当代法律与医学问题”主要讨论影响医患关系的法律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法律基础问题,其教材从法律杂志、法庭判决、医学伦理学杂志和医学卫生政策期刊中挑选资料编写而成;再如在基础课中有一门必修课为《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内容包括行为现象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病理学、性心理学以及社会医学、医学发展理论等,并紧密联系地域实际,讨论各种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行为问题,例如上瘾、车祸、青少年自杀等等,同时也为进入临床阶段《精神病学》学习打下基础[12]。国外大学医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都是针对现实问题,针对现实问题是国外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特点。
1·4教学和考核的方法灵活多样
国外的医学院校为了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采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形式已被广泛采用,小组讨论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也倍受青睐,教师通过阅读材料来指导学生,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信息和观点,给学生以最充分的自由度;也有的采取指定学生阅读、实际写作训练、直接的角色示范活动;还有的特别注重教学情境与场所的设置,如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采取直接的讨论方式,如邀请医生———诗人、医生———作家、危重病人、自愿参加临床实验的病人及其主管医生一同讨论,甚至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戏剧表演,以便学生真正投入到情景中去。如日本在大学一年级安排学生“体验实习”,每4-5名学生为一组,通过体验唤起心中的感受,达到西方所强调的“移情作用”[13]。此外,国外评价学生成绩的方法有考试、写论文、讲座及参加教学、研究项目等。
2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对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2·1增进对人文教育的认识,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我国大学院系开始调整,实行了人文与科技教育分离的错误政策,高等教育推行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致使学科背景原本就单一的医学院校又严重削弱了人文学科教育,除“两课”外,医学生与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难以接触,医学教育中也越来越追求纯粹的技术知识的攀升,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和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的侧重,加之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这样,医学院校大学生既在早期社会化机构中缺乏文化素养,又在大学校园内缺乏文化熏陶,真可谓人文教育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反而随着市场经济下功利行为的泛滥,唯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医学教育对于技术的强调进一步加强,“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导致了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
近些年来,这一现状和医疗活动中发生的一些不良事实,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因而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强调医学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观点已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平离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还相距甚远,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的矛盾与困境,最主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说,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人文教育应该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组成,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最值得反思的是,常常热心赞教育的人,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却往往人言人殊,并无共识,因而我们认为人文课程本身没有“受尊重性”(respectability)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赢得“受尊重性”,是使学生向人文教育归心、向心的根本之道。因此,增进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与医学院校的院校长等决策层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克服把目光只集中在技术和设备、忽视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制订明确合理的人文课程培养目标是当务之急。
2·2明确规划医学人文教育核心课程与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效用性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医学人文学科课程仅有医学伦理学一门,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大多为选修,而且大多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盲目开课、为开课而开课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确定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医学概论等,同时可以考虑设置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本科生),目前国内已经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有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医学创新等。
其次,我国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试图让学生学会利用所学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但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近几年我国社会发展很快,学生学的与现实差距比较大,面对现实问题许多学生往往一筹莫展,有时甚至被错误的言行所同化。实践表明,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
这样,才可以避免人文科学与医学实践的脱节,才能提高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及体现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即:将人文知识整合到医学实践中,不是为医学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强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学习的不是文学、伦理、法律、宗教等学科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他们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医疗实践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使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科学、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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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古代哲学“精气合一”到中医学中精、气涵义分离的演变,揭示了中医学中“精”与“气”的根本区别在于:“精”为人体最基本的物质基袖与本原而无调控之用;硕士论文“气”为调控维护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而不是最 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本原。古代哲学气分阴阳、阴阳和则万物生化的辫证调控思想在中医学得到充分合理的继承。中医学“气分阴阳”最大的意义是在气为人体调控之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人体之气的调控之道。
中医是古代哲学科学化的产物之一,又通过其科学哲学化不断丰富和充实古典哲学的内容并推动了古典哲学的发展。“气”、“精”与“气分阴阳”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与指导思想,中医学对它们进行了演变和传承。
1.古代哲学的气、精及中医学涵义的演变1.1哲学之气的涵义与精气合一古代哲学之“气”的涵义是非常复杂的,气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摄了广泛的义项与外化形式。曾振宇川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的“气论”分门别类地加以剖析。认为古典哲学之“气”是一个模糊、驳杂而游移的概念,具有泛生命性、泛伦理道德性、直观性和前逻辑性等“四大特质”,其内涵与外延都不清晰,只是一个“前哲学”的概念。这种中国古代哲学中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的特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气学理论是诊释自然、生命、精神、伦理、社会、人事等多维世界哲学规律的思维载体,“气”的概念虽然“辞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却以它“大一统”的独特优势达到了古人经世致用与认知追求的价值目的。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释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要而言之,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气,是指占空间,能运动的客观存在”。去粗取精后可以看出,气的最终涵义有“元素与本原”物质之义[4〕,一方面气为天地万物之基本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本体“元素”,是 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具有构成万物的“质料因”;并且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调控、维系着万物发展变化从而具有“动力因”。另一方面气为宇宙万物之“本原”,为化生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这种“元素与本原”的观点反映在古代历代“气本论”哲学思想中。持“道本论”的道家、持“理本论”的程朱理学家在认识气方面,则否定气的“本原”部分,把道或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但保留了气“元素”部分的涵义。古典哲学中也有“精”的概念,但与气的概念基本是统一的困,如《管子》有“精也者,气之精者也,”“一气能变曰精”,《淮南子》有“烦气为虫,精气为人”,可见精与气概念的统一性,有时精是指气的精华部分,总属于气的范畴,所以哲学中常“精气”并称,都是存在于宇宙中运行不息且无形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元素与本原”物质,如《易传?系辞上》说“精气为物”。古代哲学精气的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对人体的本原与物质基本的认识无疑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1.2中医学中气、精涵义的区别与关系中医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体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中医学之气、精主要指人体之气、人体之精,它本身的精气概念是为了自身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而生,所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医学的人身之气“是人体内的活动力很强的运行不息的、无形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气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内的新陈代谢,维系着人体的生命进程。气的运动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故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其运动来维系和调控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在人体这个系统中,气是一个具有调控动力作用的流通物质及信息的载体。中医学人体之气的概念的形成源于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法与观察体悟,并受到古代哲学精气思想的渗透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之气的“元素”的部分含义,以“元素”中的“动力因”特点为主,即主要表现为调控作用,作为“质料因”的涵义是不完整的,气只是基本物质之一,并不是“最基本物质基础”,气是不断运动的,不能直接凝聚为人体脏腑和代谢形体等有形物质,只能通过其不息的运动来促进和调控精、血、津液等基本物质的化生。正因为如此,人之本原也不可能来自于气,中医学之气已无“本原”之义。人体之精的概念,《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7版中的定义是“由察受于父母的生命物质与后天水谷精微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精华物质,是人体生命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狭义上讲,精为来源于父母生殖之精、即先天之精,如《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这是人之本原的含义;广义上讲,它包括生殖之精、水谷之精、血、津液、髓等一切精微物质,且“精一般呈液态储藏于脏腑之中或流动于脏腑之间。”所以精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如《素问?金匾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学人体之精的概念源于古人对“生殖之精”的认识,并受到古典哲学中精气思想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中精气“本原”与“元素”的双重涵义,但它继承的“元素”部分的涵义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其中的“质料因”,而没有“动力因”,也就是说精只构建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没有推动、调控、维系作用的含义,这和气的“动力因”为主的特点形成互补。看来古代哲学之“精气合一”的气学理论渗透到中医学中,其气的“本原”与“元素”的涵义被作了新的调整与分配,中医学人体之气主要是继承了“元素”中“动力因”的涵义;而人体之精继承了“本原”和“元素”中“质料因”的涵义,这样中医学精与气的涵义与作用有了不同而分离开来,从而构建了人体大致模型:在以精为最基本物质与本原的基础上,以气为人体信息调控、维系的物质力量。因为气的无形性、不断运动性的特点与精的有形性、相对静止内藏的特点,二者因而构成阴阳关系:气为阳,精为阴。二者互相化生、互相依赖而存在。一方面气可化精,气可通过调控运动促进精的生成;另一方面精又可化为气,精虚则无气。
2.古代哲学“气分阴阳”思想及中医学对其传承2.1古代哲学“气分阴阳”的思想及意义气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与元素”,它化生天地万物,并推动、调控、维系万物发生变化的
《最年轻的科学》在中国已经出版过几个翻译本。但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每个与医学相关者阅读,似乎与作者刘易斯·托马斯(1913—1993)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关系不大。
如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书是作者对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所作的最切近、最全面的观察。将医学作为“最年轻的科学”,是本书最主要的话题。作者认为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作为医学基础学科的生物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的突破性发展,才使真正理解疾病的成因和治疗的机制成为可能,而此前的医学主要依赖的是经验、猜测和心理安慰。在哈佛医学院教学医院的实习经历,使作者意识到:“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却无法改变它们的大多数的进程。作为一种需要学问的职业,医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个非常无知的行当。”
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学家曾说(《现代外科基本问题》,人民卫生出版社1950年):“以往在外科学界里,我们作了很多不必需或无意义的工作,我们曾信靠和应用许多的方法或药物,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依据真理,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新兴的东西,或是传统遗留下来的习惯,我们若用真理作标准,重新衡量这些东西时,就可以发现很多错误。”——这种古今中外良医的共同自省精神(也是一种科学精神),正是责任感(仁心)和学识智慧(仁术)的另一种体现。
找到真正的病因和彻底治愈,是现代医学不同于传统的“猜想医学”的地方。现代医学中的许多进展,像发现抗生素,看似偶然和运气,但其背后,是许多人长年累月枯燥、艰苦、耐心的实验,巨量知识的缓慢积累,否则就不会有那些“偶然和运气”。例如,作者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关注过内毒素,而对此讨论多次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不说研究过程曲曲折折,只那“关于内毒素的及其生物及化学性质的科学论文已有千万篇之多,不时还有关于这方面很长的综述文章,常是论述某一个特殊方面,例如综述伤寒菌的细胞壁内脂(实际上就是内毒素)的化学结构。只是这些综述,就浩瀚得使任何一个读者都难以招架”。
如今医学科技(仁术)日益昌明,但医者的仁心呢、科学精神呢?“那个渊博通达的、慈祥的家庭医生哪里去了?(一些医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不把病人当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关心”,“内科医生那贴近的、令人宽心的温暖的触摸,那安慰与关怀,那连病家的狗也编织进话题中去的闲闲的长谈,正在从医道中消失。这独一无二的微妙亲切的关系要做得恰到好处并非易事。这要求最优秀的医生,最真诚的友情”。一些医生全靠检测仪器和药物侍候,让病患误以为今天的医学科技能治愈一切,或者把传统医学神话化或神秘化,结果医疗费用大增,医患矛盾尖锐……
作为基层医生,我不能不想到中医。自《黄帝内经》始,前人就已经严格区分开医学与巫术,《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都表明中医学是极其重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是在不断自我扬弃和前进的。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不能片面夸大或贬损谁,要发扬各自的积极因素,或说中医要在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继承基础上现代化——科学殊途同归,医学亦然,正如学通中西的学者吴宓所说(《论》,1920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
去年的金秋时节,纽约气候宜人,风光无限。我来到已经走过250年漫长岁月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禁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两个半世纪以来,哥大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不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有众多的海外各国留学生在此读书深造。近百年来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学术界的那些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不在少数。随口数来,即有、冯友兰、张伯苓、蒋梦麟、蒋廷黻、陶行知、陈鹤琴、顾维钧、宋子文、徐志摩等,不下几十位;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今,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更多。漫步在哥大古典而又现代的校园,不时会迎来华族学子自豪而又惬意的笑脸。可以讲,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文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鉴于此,结合该校创建250周年的隆重庆典,2004年9月10日至11日召开了“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匠心独具,意义深远。
讨论会共收到近40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学术、为人、社会贡献及其与在哥大受教育的关系,其中有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有学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教育、法学、外交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之丰富,涉及人物之广泛,前所未有。有不少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就是哥伦比亚太学的毕业生,他们重返母校,回忆当年的学习和生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探讨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联系,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内容丰富,新意迭出,让人眼界大开,可以讲为拓展和深化今后的留学生研究开创了一个极好的新途径。从中国留学生研究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舒新城先生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开启了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先河。三四十年代零星地有一些研究留学生的论著出现,但并没有形成气候。20世纪50到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制约下,留学生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推进下,尤其在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带动下,留学生研究逐步“火”起来了。到2000年前后,不仅研究的论文、专著成批涌现,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大有创新,研究的群体队伍也初步形成,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近两年,在香港、纽约、天津、徐州、珠海等地先后召开了5次规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再进一步向前发展,困难很多。哥伦比亚大学这次研讨会以一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研究的平台,中美学者坐下来在一起做认真深入的探讨,应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好方法。以往我们按国别、按地区、按社团、按事件,按学科等来研究留学生,成果颇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会议按学校来研究的方法则更进了一步,非常值得提倡。对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名牌大学加以专门的研究探讨,无疑会将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引向深入。与此同时,中国选派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也可对那里出国和回来的留学生加以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假如这些重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梳理清楚了,留学生的研究自然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还应该指出的是,以中外著名大学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留学生,不仅使留学生的研究具有了世界性,会增强我们从中外文化的双重视角或曰从世界文化的大视野来解析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和行为,而且有助于中外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客观地讲,中国留学生本身就是受母体文化和异体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识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土”“洋”互动的结果。一般我们讲中国留学生学贯中西,就是指他们的文化结构具有了世界性,或者说他们是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中国文化复兴。因此,留学生的研究必须有世界眼光,必须有世界意识。在这次哥伦比亚太学的中国留学生研讨会上,许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兼通中外文化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研究肯定是“夹生饭”。所以应该呼吁和倡导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关键词: 中医药研究生学术论文 英语摘要 语类分析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语类分析
语类分析是篇章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Thompson,1999;Hyland,1999,2004a,2005a,2005b;Paltridge,Starfield,2007)。语类是为实现某一交际目标,得到特定交际社团公认的语言交际类型(葛冬梅、杨瑞英,2005;庞继贤、叶宁,2009)。语类分析主要在语篇层面结合功能进行,目的是阐释学术文体的语篇推进结构和语言特征,体现了学术文体写作的规范要求。
语类分析学说认为,每个学科的语类都有自己的特点,都遵循该学科的写作要求,都采用相似的范式和步骤安排结构和语言形式,学术论文作者通过适当的语步构建学术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所在交际社团的承认(Swales,1990)。当前有许多论文对期刊论文摘要的语类分析(如刘胜莲、魏万德,2009;余莉、梁永刚,2006等),但学位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在语篇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不尽相同(Hyland,2005b),需要认真研究。
(二)摘要研究述评
学位论文摘要是位于学位论文正文之前对论文整体内容进行概述的独立学术语类。《MLA格式指南与学术出版准则》(1998)对论文摘要的要求是长度不超过350字,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结论。英语摘要,在中医药研究生学位论文中,除标题外,是唯一用英语写作的部分,其质量直接影响着论文的整体质量,是评判研究生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目前对学术论文体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论文引言的研究。普遍认为引言的组织结构与整个论文的结构基本一致,即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Create a Research Space),包括导言(introduction)―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四个语步,即I-M-R-D模式(Swales,1990)。在导言部分,Swales(1990)有详尽的语步分析,如下表1(改动自黄婷婷、许明武,2003)。目前对于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三个语步的语步分析较少。
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已经成为学术论文体裁研究的通用分析模式,为学术界所公认。而国内大多数对学术论文体裁的研究,也沿袭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对论文的引言部分进行体裁分析,而鲜有用此模式对学术论文的英文摘要进行分析。实际上,摘要和引言属于不同的体裁,Graetz(1985)认为论文摘要由四语步构成,即问题的提出(problem)―方法(method)―结果(result)―结论(conclusion)。Bhatia(1993)认为,摘要由以下语步构成:(1)介绍研究目的;(2)描述研究方法;(3)总结研究结果;(4)讨论研究结论。因此,学术论文英语摘要区别于引言,一则在于摘要由于字数限制,较少涉及研究领域的前期研究成果,侧重点在于提出问题和介绍研究目的;而引言部分必须从文献综述入手,否则很难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无法开展下一步的讨论(徐有志等,2007)。二则摘要语篇较之于引言语篇,更需要有效提供研究结论,而不宜占用过多篇幅展开讨论。因此,一方面,鉴于国内对于学术论文摘要部分研究较少,而另一方面,学术论文摘要区别于引言,在第一语步和第四语步有其独特特点,所以,有必要借鉴Swales(1990),Graetz(1985),Bhatia(1993)等前人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国际上对学位论文摘要的研究,包括对机械工程、西医外科学、应用语言学文、社会学的研究,当前对中医药英语摘要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偏误分析(如段平、顾维萍,2002;戈玲玲,2002;王高生,2005),没有对硕博士学位论文摘要的研究,也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对中医药期刊论文摘要的语类特点进行考察。
二、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的语料是中医药硕士学位论文英语摘要(500字左右)、中医药博士论文英语摘要(500―1000字)、中医药期刊论文英语摘要(50―100字)各20篇。以上论文从中国知网期刊论文库和硕博士论文库中随机抽样。论文上传的时间在2009年、2010年及2011年。为了保证本项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结合中医药类学术论文实际,在对论文进行编号后我对语料进行预分类,分类标准如下。
(一)理论研究类
就某一时间内,作者针对中医药类某一专题,对中医理论进行分析梳理,或者对大量前人经验、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如文献综述、医案研究、名家经验总结。
(二)实验研究类
在实验室中,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较为严格的变量控制,观察假设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从中探索中医药作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受试往往为实验动物。如观察某经典方对受试的治疗效果。
(三)临床研究类
在临床研究中,或在临床实际运用中,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较为严格的变量控制,观察假设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从中探索中医药作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受试往往为患者。如观察某经典方对受试的治疗效果。
同时,根据Swales的CARS模式,并借鉴黄婷婷、许明武(2003)的研究方法。我对论文摘要进行四大语步的分类:导言(introduction)―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判断摘要的文字的语步范围,来自于该文字使用的关键词和关键句型。
三、研究结果和讨论
(一)语步及体裁分类
通过对语料进行初步分类。分类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论文英语摘要写作模式。首先,理论研究类是区别于其他学科领域论文的特有类型。由于中医药研究重视对传统医学知识的集成和积累,因此文献综述、医案研究、名家经验总结是不可或缺的论文体裁,而其他学科领域中,尤其在理工科和西医学术论文中,除期刊论文可以有文献综述的体裁,一般不允许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论文以纯理论研究的形式出现,因而在摘要中也不会出现理论研究的类型。
其次,通过实际分类发现,在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中普遍存在混合研究的情况,即介绍和讨论理论背景后,通过实验室或者临床应用证明理论指导下对受试进行实验,或者对患者进行施治的情况。而期刊论文摘要由于篇幅所限,往往选择省略对理论背景的讨论,使用直接描述实验或者临床应用的写作策略。同时,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也存在省略背景讨论的情况,只对实验过程或者临床作用进行讨论。
最后,可以发现,在类型分布上,硕士学位论文学位摘要的种类数量比较平均,以理论研究稍多;而博士学位论文明显以理论研究加实验室研究的混合研究类较多,可以推断,博士论文在理论深度上要求更高,博士生也更多参与实验室研究工作,故而此类较多。同样,因为大多数博士论文的摘要中会包含理论背景,临床研究类的论文数量较少。期刊论文除不存在混合研究外,在其他三种类型中分布平均。这可能和期刊论文的篇幅有限有关,侧重点往往只在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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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步分析
1.理论研究语步分析。
通过对理论研究的基本语步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理论研究类并不遵循Swales的CARS模型,往往只有导言部分(introduction)。另外,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虽然长度不同,均涵盖导言部分的三大语步,即M1:建立研究领域(Establishing a territory);M2:建立研究地位(Establishing a niche);M3:占据研究地位(Occupying the niche)。以硕士学位论文A7每段开头为例:
The virus pneumonia is a commonly significant disease in clinic (M1 S1) .
That the Chinese medicine treats virus pneumonia has the unique superiority and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M2 S4).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Xuanchangfeiqi Tang on virus pneumonia and its clinical utilization rule of ventilating lung (M3 S1).
在期刊论文全文中有相似语步,以C2为例:
Di dang Decoction, a classic prescription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was used to treat stagnated blood syndrome in ancient times (M1 S1).
Recently,physicians have found that interior stagnant-heat syndrome is manifested in many kinds of internal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so the prescription can treat diseases of different systems (M2 S4).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recent clinical reports of Didang Decoction (M3 S1).
2.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语步分析。
在具体语步分析中,我们发现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语步极为相似。硕博士学位论文均采用IMRC的结构,即introduction(objective)―method―results―conclusion的结构。有两点值得注意:(1)与表1进行对照,论文作者在摘要的导言(introduction)部分只阐明研究目的(Outlining purposes),达到占据研究地位的效果(Occupying the niche)。但很少有作者提及Swales的导言部分的其他语步。(2)IMRC结构与Swales(1990)的IMRD结构略有不同,讨论部分(discussion)为结论部分(conclusion)所替代,实际上印证了Graetz(1985),Bhatia(1993)的观点,可见摘要语篇篇幅所限,作者往往选择突出研究方法、步骤和结果的策略,而省略导言语步和讨论语步。
3.混合研究语步分析。
首先,在三种英语论文摘要中,在期刊论文摘要中混合研究数量为零。我认为,并非期刊论文的实验过程和临床应用没有结合理论,而是在语步中理论并没有体现。
同时,博士学位论文英语摘要的语步特点最完整,使用IMRD或IMRC的语步推进模式,对理论研究部分的描述最全面。以博士论文B9为例,有清晰的元语篇标记(meta-discourse)完成语步转换: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holds that ...(第二段第一句)
In experimental research,we reproduce the mouse model of ...(第三段第一句)
然而,并非所有的元语篇标记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十分明显。在博士论文B19中文摘要中,然而,并非所有的元语篇标记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十分明显。在博士论文B19中文摘要中,原作者在首段介绍感染性肺炎的定义和分类,提到此病“一般属于中医风温、咳嗽等范畴”。第二段的元语篇结构为:
“本文分为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两个部分。理论研究方面,运用温病学理论、认识感染性肺炎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重点探讨中医与现代现代医学之感染性肺炎在病因、病理认识上的契合点。”
第四段出现对应的元语篇结构:
“临床研究方面,根据症状表现,对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收治的105例感染性肺炎住院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总结临床用药,结果显示,感染性肺炎临床常见证型为痰热壅肺与风热犯肺型;最常用具有宣降肺气以透邪的中药属解表、清热、怯湿、止咳、化痰等类。”
在英文摘要中,相对应的原作者的表述为:
Pneumonia is classified under Feng-wen,or Ke-sou (cough) categ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Literature study showed that both conventional and TCM shared similar views on causes and pathology of pneumonia.However,in terms of treatment,TCM has its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currently still being recognized as clinically effective.
对比后可发现,原作者的中文摘要中用第一段中对感染性肺炎的分类代替了对本文结构的阐述。而临床研究部分合并缩短至理论研究之后。我检查全文,此后的段落中,只有对研究意义的阐述,而没有对临床研究中更详细的阐述,如中文摘要中涉及的患者人数、所在医院情况,都没有再提及。由此可以判定,原作者虽然对中文摘要的语步和元语篇功能具有有效应用,然而该意识没有顺利转移到英文摘要中,导致英文摘要内容空泛,语步不清晰。
最后,我们发现,和实验研究、临床研类的语步不同的是,硕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中混合研究的语步更多出现讨论部分,或者讨论和结论并存,更符合Swales(1990)的IMRD的语步推进模式。主要原因是篇幅容量足够进行讨论,以及论文评审的要求。
四、结论与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医药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语类分析从两个方面体现复杂性。首先,在前人研究中(Swales,1990;黄婷婷、许明武,2003),也发现类似的语步分析。但前人研究并没有对论文进行分类,中医药论文类型复杂,除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长度不同造成内容取舍外,中医药论文本身也有理论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和混合研究分类,刘胜莲、魏万德(2010)指出,国外论文摘要的IMRD语步出现频率很高,而国内论文作者常省略方法语步,或者将方法语步和引言或结果语步并合,而我们发现,在中医药论文摘要中,理论研究甚至会省略方法、结果、讨论等多语步,实验研究部分有独立式的结论语步。此外,在论文抽样中没有出现混合研究的期刊论文摘要,原因可能是篇幅所限无法展开导言(introduction)部分,只能完成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语步推进。因此,中医药学术论文英语摘要除IMRD语步推进模式,还有I及IMRC语步推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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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的语类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和归类,对中医药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在教学中应当注意规范学生对论文写作语篇规范和论文分类的意识。同时,由于选取的语料数量有限,抽样样本较小,而不能和摘要作者进行交流,不能了解论文摘要建构过程。最后,论文作者可能的中医药文化背景和教育经历可能对语篇建构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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