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硕士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6-06 15:21:25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美术硕士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高职学院，户外写生，教学尝试
一．户外写生在高职学院美术类专业教学中的作用
户外写生是艺术类及所有相关专业学院所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涵盖风景色彩写生、生活速写、素材收集、摄影、创作练习与构图练习等。户外写生不仅仅是色彩风景写生课，也不是单纯的速写课，它是学生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手段，是学生获得创作灵感的重要方式，是理论与实践、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结合，是培养合格美术人才专业技能不可缺少的实践环节。不可否认，对艺术创作来说，生活体验是艺术创作的基础，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户外写生课，就是引领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捕捉感觉，去观察自然，到生活中去感悟生活，为学生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引导学生逐渐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培养学生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高职学院美术类专业户外写生教学的现状
根据高职学院教学大纲的要求，户外写生课程在整个基础课教学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一般被安排在一年级下学期，在基础素描、色彩、设计基础课程之后，衔接二、三年级的专业课程。以往的户外写生课教学主要以色彩风景写生教学为主要内容，重点研究色彩风景写生的技能技巧，从而忽略了学生的专业特色，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特征不明显。硕士论文，教学尝试。笔者认为，作为高职学院的美术类专业，目前我们的户外写生课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沿袭原有绘画专业的教学模式
美术类专业的基础教学一直以来都是沿用工艺美术教育的模式和体系。所以目前的户外写生课程在相当程度上沿用了纯绘画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模式。户外写生课以风景写生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整体的观察方法，透视规律的认知，运用色彩色调描绘、塑造形体和进行空间关系表现的训练，水粉技法的应用训练，构图能力的训练，观察力和表现力的培养。通过风景写生的学习，学生掌握风景写生的基本规律和表现技巧，能够运用水粉画的干、湿等画法，以及不同的色彩与色调塑造、表现各种形体及其空间关系，从而达到训练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捕捉物象的能力；从取景构图、色彩关系方面训练学生的绘画能力。但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角度来衡量，传统的风景写生课不能满足专业发展的需求，即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的作用和效果不大。对于高职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来说，美术类专业的户外写生课，除了通过传统的写生训练，提高学生对色彩的观察能力、准确的描绘能力以外，还应加入新的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全面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未能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
高职学院以培养高技术、高技能、专门职业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硕士论文，教学尝试。高职学院更加注重对学生技能的培养，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作为高职学院的美术类专业，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和其他学院的美术类专业也是不同的。所以，在户外写生课的教学中应突出高职学院的特点，除了教给学生基本的专业知识外，还应着重于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应从学生具体的专业方向出发，教会学生有取舍地搜集资料，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在实际工作岗位中的实战能力。
（三）与专业教育结合不够紧密
我院美术类专业主要包括平面广告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动漫艺术设计及影视广告设计。目前的户外写生课教学对于所有专业的学生大多采用的是相同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也基本相同，主要突出的是一般性的写生问题，诸如风景写生的基本规律、基本构图的训练，与学生所学专业联系得不够紧密。这也是大部分高职学院户外写生课教学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户外写生课以色彩风景教学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面对复杂环境的构图能力，理解在自然环境中的光与色彩的关系等，主要还是从纯绘画的角度提高学生的色彩绘画能力。这种教学内容更适宜于专业的艺术学院，对于培养以高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学院来说，户外写生课的教学内容应有所改革，应该把基础的写生能力与学生所学的专业方向紧密结合起来，突出户外写生课在具体专业中的应用能力。
（四）教学组织形式有待改进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多是沿用原有绘画专业的一套模式，这样下去会影响艺术类各专业教学的发展方向，影响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正常接轨，学生在两套观念前也会不知所措。所以要针对各专业的具体要求，对基础课程中户外写生课训练进行新的探索，重新定位。在教学观念、内容、方法及手段上都要突出“专业课程”的内涵。如在学院美术类设计专业的“户外写生”专业教学中，就要突出“设计”的内涵。设计教学应强调的重点是创意，创意是设计的灵魂，也是对基础课教学方向的定位。教学中，通过对视觉语言基本元素的理解，以感性而丰富的客观物象为出发点，以个人主观意念为表现目的，使学生尽快地从考前训练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对色彩进行再认识，养成多方位、多角度的思维习惯，从而达到设计素质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创新意识的培养。硕士论文，教学尝试。
三．美术专业户外写生教学的尝试
我院对艺术系2006、2007、2008级学生的户外写生课进行大胆的尝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的户外写生课进行改革：
（一）户外写生教学方法的定位
户外写生在各高职学院的绘画基础教学中，已成为重要的基础训练课程。户外写生课程训练应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方向，适应培养现代美术人才的需要。使专业教学更能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与社会需要相呼应,以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这是各高职学院相关美术系部基础课教学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在户外写生课教学中，我们应突出高职学院的特点，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进行教学。不同专业其教学内容、教学重点也相应地有所侧重。如对于设计类专业的户外写生课应强调“设计构成”的元素，如形体构成元素，色彩构成元素，这样就相应地要求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在写生过程中，对于画面的组织和控制要更有理性，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地表达对象，这样学生就能从对自然的模仿中释放出来。对于色彩风景写生要以分解色彩的色块、色点来表现，并且色块、色点的大小有变化，形式多样化。硕士论文，教学尝试。风景速写，主要以点、线、面的构成形式来表现自然，其用线可以分为竖线、斜线、折线等多种样式。硕士论文，教学尝试。如将房子、草垛等概括为点，将田野、天空概括为面，将道路、远山等概括为线。平面广告设计专业的户外写生课教学应突出装饰性造型的培养，让学生逐渐地从光影与空间中走出来，追求平面、简洁、含蓄、夸张、变形和抽象，强调学生的个性化表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户外写生课教学中，我们主要培养学生解决用快速的方法记录和表现的能力。课程以风景写生为主，调整后以现代建筑风景和特色民俗建筑或室内陈设速写为主，表现手法上从水粉色彩画改为水粉、水彩淡彩画为主，这样的调整使教学对快速表达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对素描、透视的课程具有很强的承继性，对于快速表现技法课程具有很强的支撑性。户外写生教学的同时还要吸收新的教学方法、研究新的教学思路、不断创新，把新的知识和方法贯穿到整个专业教学中去。允许学生在写生中见仁见智，充分自由地表达想法，开拓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独特的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
（二）户外写生的教学准备
一谈到户外写生，首先要考虑写生地点的选择，因为户外写生教学是在具体的写生点进行的，而教学大纲在这方面并无具体规定，又缺乏规范的参照物，户外写生中有关地点的选择、教学的安排，一直都难以规范，易出现随意性。从美术类各专业特点来考虑，写生地点应因专业而定，如影视动画专业写生练习地，无需追求太多的奇山异水，教学写生的重点是集贸市场、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公园和民俗风情集中点；平面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学重点是色彩能力与构成要素及风土人情的训练和表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其教学重点是以表达物体的基本特征、组成内部空间、建筑特色为主，强调形体透视变化规律；而影视广告专业把重点放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摄影素材的收集上，在户外写生过程中，注重不同环境、不同光线的艺术语言表达。
我院艺术系经过实地考察，在福建的武夷山、太姥山、平潭岛，江西的婺源、三清山等地长期建立了户外写生实践基地。硕士论文，教学尝试。这些固定基地的建立，使得教师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写生，教学也就能进行得更加顺利，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三）完善写生作品考核标准
在户外写生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定期对学生作业进行点评。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完成好作业。写生结束后，各写生基地要有户外写生教学总结，各专业学生举办户外写生作品展览。让学生整理自己所搜集的资料，根据写生的感受与体会，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小幅的创作，以展览的形式向学院汇报户外写生的成果，同时教研室要认真组织，严格对学生写生作品进行综合评定。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对户外写生的思考和认识。同时也是对教学效果的一个检验，为户外写生教学积累宝贵的经验。
户外写生课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高职学院的户外写生课要有自己的特点，既包括传统课程的要求，还应突出职业技能的培养。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与内容，才能在户外写生课的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翁诞宪.油画风景[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2.
[2]宫六朝.水粉风景教学问答[M].河北美术出版社,1997.
[3]孙文忠.浅谈山水画的写实性[J].新美术，2001,3:84-87.
[4]马英，李玲玲.建构完善的建筑专业课程设计评价体系[C].2002.
[5]周岩.构图概念与构图分析[J].中国美术教育.2002,1．
[6]范杨.写生写性放笔直取。[J].美术观察，2002,2．
[7]张新权.思索与实践[J].美术观察.2003,3．
篇(2)
1.地方师范院校音乐艺术硕士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以重庆师范大学为例
2.回忆我“音乐硕士”的学业历程
3.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研究
4.山东省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
5.我院首次颁发音乐硕士、学士学位
6.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
7.有关高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问题的若干思考
8.音乐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初探
9.综合性大学艺术硕士(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之研究
10.音乐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现状与思考
11.上海音乐学院第一个音乐硕士诞生
12.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的研究生教育情况
13.关于高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及质量的探讨与思考
14.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硕士培养解析
15.中美德音乐表演专业硕士教育的并置比较
16.台湾师范大学在职音乐教学硕士培养模式探究
17.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现状之反思
18.我国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使用调查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
19.积极探索 勇于实践 积聚能量 服务社会——记流行音乐作曲与理论硕士研究生论坛
20.从NBPTS音乐教师专业标准谈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硕士的培养
21.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的创新
22.浅议英国的音乐表演硕士教育
23.音乐教育研究的社会调查方法应用探索——基于108篇硕士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
24.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
25.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量化分析的可行性
26.回忆我“音乐硕士”的学业历程(上)
27.关于艺术硕士(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思考
28.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的创新
29.2000-201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综述
30.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假劣之风当遏止
31.新疆音乐学硕士点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32.中美艺术管理硕士研究生入学要求比较之思考——以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为例
33.儿童钢琴音乐在硕士研究生论文中的研究状况综述
34.中美音乐学科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之比较及思考
35.社会现实下的分享与抗争——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入学、教学与毕业要求
36.音乐硕士研究生扩招现状与分析
37.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探索——基于108篇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
38.留美硕士座谈音乐治疗学
39.论音乐学硕士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
40.高师“音乐艺术硕士”(MFA)培养的若干思考
41.民族音乐学方向硕士论文的社会调查方法审视
42.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硕士点介绍
43.简论加强音乐硕士导师队伍建设
44.学术的探讨 人生的启迪——王耀华老师一堂普通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的记录与感想
45.音乐专业艺术硕士教育教师调查问卷简析
46.音乐学系92届硕士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
47.音乐专业艺术硕士教育学生调查问卷简析
48.普通高校音乐艺术硕士[MFA]培养的定位思考
49.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态度调查研究——以音乐舞蹈生为例
50.我国音乐教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51.我国应当设立音乐表演类硕士专业学位
52.音乐治疗的临床操作规律
53.音乐艺术硕士教育研究中的标志性参数
54.论艺术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平台构建的学科价值与意义——以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学术活动周为例
55.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的动态致变因素分析
56.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舞台表演实践的教学保证
57.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问卷的调查分析
58.《民族乐器演奏》选修课程在高校音乐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中设置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59.音乐专业艺术硕士课程设置研究的数学实证
60.音乐学硕士“声乐教学与研究”方向专业课程改革探析
61.赴美留学生马淑慧获音乐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
62.武汉音乐学院2003届硕士研究生毕业
63.音乐学硕士“声乐类研究方向”名称需准确和规范
64.中国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获准开展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工作
65.吉林艺术学院喜获音乐学、绘画艺术(油画版画)两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66.高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
67.長江師范學院艺术硕士(音乐)学科简介
68.来自汾河畔的歌声——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硕士研究生杜兵印象
69.艺术硕士(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调查与思考
70.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方法现状分析——基于五所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定量研究
71.音乐类硕士学位论文的定量评估
72.音乐节奏与英语节奏的共性研究
73.聚焦多元选题理念 彰显传媒音乐特色——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综述
74.中西音乐专业艺术硕士教育现状比较及启示
75.音乐艺术硕士需提高文学修养
76.思考与实践——表演方向硕士研究生的西方音乐史教育
77.技巧·修养·境界——音乐“专业硕士”学位教学的三个基本追求
78.对吉林大学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思考
79.从博硕士论文看流行音乐传播的研究
80.皖西锣鼓——中国传统音乐的一支奇葩——读田耀农先生的硕士论文《皖西锣鼓研究》
81.高师“音乐艺术硕士”(MFA)培养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82.高等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社会导师”的可行性研究
83.音乐殿堂里解译密码的行者——记徐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健
84.中央音乐学院一九八七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试题
85.《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序言
86.大陆电视音乐传播的价值观调整
87.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
88.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改革
89.音乐训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90.四川音乐学院表演专业首届硕士研究生举行毕业音乐会
91.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访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
92.民族器乐演奏专业的就业形势
93.“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师资培养模式与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报告
94.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
95.关于歌剧《党的女儿》中音响运用的实践与探索
96.春花秋实 继往开来——武汉音乐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97.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谈研究生教育
98.为了一个承诺,呈一片赤子之心——高佳佳教授
99.聚焦区域音乐文化研究 促进音乐地理理论建设
100.开启心灵 共筑前沿——访著名音乐心理学教授周世斌
101.面向移动终端的普通高校音乐教学云平台构建研究
102.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
103.音乐与情绪诱发的机制模型
104.中国传统音乐在高校存在方式的反思
105.北京市音乐旅游资源分布规律研究
106.音乐疗法配合长强穴按压对初产妇产程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107.音乐疗法在失语症康复中的应用
108.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转型经验的梳解与借鉴
109.音乐干预在痴呆症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110.高师音乐学硕士生课程结构失衡的审视
111.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访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
112.中国当代音乐学家
113.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概况
114.“学生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课”现象之探究
篇(3)
0引言
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成果就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伴随科技对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调整，越来越多的工业设施、工业设备被淘汰，工业闲置空间成为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工业废弃的产生伴随着昔日繁华的老牌工业区的没落，同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工厂倒闭等经济问题、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城市人口外迁等城市问题、税收减少等政治问题、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如何处理大量的工业废弃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一个综合性难题。尤其在二战后，工业变革日新月异，工业废弃的产生以几何体增加，在处理这些工业废弃的过程中各国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对工业废弃的处理经历了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销毁、销毁重建、回收再利用、综合性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渐渐认识到工业废弃物是人类社会自身历史的见证，工业建设过程中的成果与遗存属于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工业遗产的概念由此而来。
1工业遗产研究成果概述
工业遗产的理论依据是工业考古学，是一门包括调查、考察、记载保护工业遗迹的学科，目的在于从社会史和技术史的角度评价这些遗迹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学者相继引入工业考古学的概念，并对本国工业遗产展开研究。我国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开始于21世纪，2006年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中国工业遗产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管理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伴随着工业考古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工业遗产的实践也在不断推进，相关的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纷纷成立，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于2003年通过并提交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下塔吉尔》，明确了工业遗产的定义、内涵、工作原则与技术方式和形态分类，成为目前各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指导性章程。工业遗产被定义为：那些在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方面有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组成。它们由建筑物、机械、车间、制造场、工厂、矿场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所、仓库、店铺、能源生产和传输设施、交通设施所组成，与工业相关联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礼拜地和教育机构都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
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开发的实践，主要以四种模式为主：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景观公园改造模式、艺术创意介入模式和综合开发模式。
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是指将该工业遗产所在建筑、厂区等，再造为同一主题的博物馆或美术馆，或者把工业区连同周围的自然环境，建成生态博物馆，原工业设备、机器、工具等制品就地展示，如意大利罗马的蒙特马尔蒂尼中心博物馆、巴黎的奥塞美术馆。
景观公园模式，指利用原工业遗产与城市记忆的链接，保留一定的原有工业设施，在原工业遗产所在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整理规划，建立城市公园。
艺术创意介入模式，指利用工业遗产原有的特殊美感和空间特色，如工业设施的历史斑驳痕迹或工厂建筑宽敞高大的厂房仓库，把工业遗产改造成为艺术空间，北京798艺术区就是利用大型厂房的包豪斯建筑风格，重新注入艺术功能。
综合开发模式，往往在一个区域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中出现，如德国鲁尔区的“工业遗产旅游之路”的策划，把没落的德国鲁尔区改造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包括亨利钢铁厂露天博物馆、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奥伯豪森中心购物区，区域内的废旧铁路和旧火车车皮成为社区儿童艺术学校的表演场地，焦炭厂被改造成餐厅、儿童游泳池。在工业遗产的实际改造中，往往采用综合开发模式，涵盖工业博物馆、景观公园、艺术创意介入等模式。
短短50年间，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工业遗产相关的法律、制度、组织、学科渐渐建立起来。对工业遗产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最开始的时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目标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观念的转变，工业遗产改造的重点变为对遗产的保护和对历史记忆的保留。
2台湾地区工业遗产研究概述
工业遗产，台湾常使用的说法是“产业文化资产”，强调其所具有的价值涵义。台湾地区大多数工业遗产形成于日治时期，日本占领中国台湾的50年中，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把台湾作为日本的物资补给地，大量搜刮台湾的盐、铁、糖、粮，并由此兴建配套的铁路运输系统。日本退出台湾岛之后，给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存，主要以大型厂房、工业设备、铁路为主。20世纪后期，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影响、岛内产业结构的更迭和转型，工业遗存遭到闲置或废弃。
台湾地区开展工业遗产保护起步较早，1981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成立，1982文化建设委员会公布施行《文化资产保存法》，正式开启台湾的文化资产保护。1998年，台湾“行政院”成立文化资产委员会，确定工业遗产的内容、分类、范围，利用工业考古学的方法建立工业遗产调查操作手册。
在工业遗产评估和调查的基础上，文建会开展了三个计划：1998年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2002年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计划、2002年产业性文化资产保存计划。
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具体指向铁道艺术网络及五大创意文化园区。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是指把闲置的铁道仓库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坊和艺术展演场所重新规划，具体包括台中20号仓库、嘉义铁道艺术村、枋寮F3艺文特区、新竹铁道艺术村、台东铁道艺术村、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五大创意文化园区是指，2002年，台湾文建会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在全台范围内选择了四个闲置酒厂和一个仓库，具体指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产业遗产再利用为创意文化园区，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与商业机制的连接。
台湾早期的工业遗产保护是出于环境整治和日常维护需要，并且以观光商业利益为重，忽视工业遗产本身的社会文化功能、历史文化价值。2000年之后，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开始推行一系列文化资产“再利用”主题活动，特别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大量古迹和历史建筑受到很大的破坏，工业遗产再次受到重视。
笔者在台湾学习期间，重点考察研究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走过台湾知名与不知名的很多文化创意站点之后，发现台湾的工业遗产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创意产业多是从工业遗产出发，缘于台湾历史古迹的缺乏和工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工业遗存;第二，台湾铁路的记忆贯穿整个台湾当代社会，工业遗产中的大部分资产或直接或间接都会与台湾铁路产生联系，“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阿里山窄轨铁道”、“盐铁专线”、“台铁便当”等，从火车站、铁路线路、铁路仓库、铁路制造厂、铁路餐饮服务等等，台湾地区都把其纳入文化资产，并进行主题开发、品牌管理，台湾铁路不仅从交通地理上串联全台湾空间结构，还从文化记忆上搭建台湾的时间意象。所以对台湾铁道文化的研究就拥有了，了解当代台湾文化的意义。
3台湾地区铁道文化再生历程概述
台湾铁路，自1837年刘铭传建立第一条铁轨以来，已经有180年的历史，期间承载客运货运，对台湾经济发展和大众交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20世纪末，台湾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大众运输系统的进步，都让百年台铁原有的功能逐渐被替代，2005年台湾高铁运行之后，台铁的实用功能锐减，多条支线凋零直至废弃。
对于包含台湾记忆的台湾铁路，台湾地区没有选择粗放式的销毁或丢弃，而是在多方势力介入台铁的留存与保护研究之后，最终确认借由台铁原有的功能与条件打造文化艺术观光路线，让台铁的功能延续，生命力拓展。
3.1大陆对台湾铁道文化研究综述
大陆地区对台湾工业遗产和台湾铁道文化再利用的研究早已有之，多零散见于建筑、城市景观、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类的论文期刊。如石颖川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城市工业遗产的人类学思考——西直门火车站的变迁与历史记忆》(2010年)从社会学角度讨论铁道再利用的必要性;林双毅的硕士论文《城市铁路废弃地景观更新设计研究》(2013年)中提到台湾铁道文化开发。还有一部分论文以某一个铁道艺术村为案例，从一个角度讨论研究，如范丽的硕士论文《旅游开发与既有建筑再利用研究》(2013年)，从改造的背景、策略、使用评价角度研究“台东铁道艺术村”;樊丽媚的硕士论文《台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13年)通过对台湾的工业遗产现状进行普查、分析和总结，提到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并从建筑类型和改造类型分析“台中20号仓库”和“嘉义铁道艺术村”;王蕾霰、周波在论文《台湾产业遗产保存与再利用实践研究》(2015年)中详细讨论台湾对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认识和实践，以“台东铁道艺术村”为例，论述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的缘起;赵红霞的硕士论文《面向文化创意产业的台湾工业遗产再利用研究》(2015年)从空间结构、建筑类型、改造手法、改造理念等角度分析“台中20号仓库”;李星敏的硕士论文《铁路废弃地的景观更新设计对策》(2015年)从景观更新的角度讨论“嘉义铁道艺术村”。由此可见，把台湾铁道文化作为单独的主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目前还没有出现。
3.2台湾铁道文化再生实践
台湾人的铁路包含的是浓浓的化不开的世代记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台铁衍生出的产业链上下游基本上可以涵盖50%的台湾文化营造，台湾人喜欢并擅长开发铁路文化，例如，制造铁路用铁的铁厂工人，用铁路部件废弃物组装成的装置摆放在台北市政府广场;铁路运输过的木材和旧铁轨为主体建成的“宜兰罗东林业园区”;铁路旁边原来用来存储货物的旧仓库、职工宿舍、办工场所，改建成艺术园区，如台中20号仓库铁道艺术村、新竹市铁道艺术区、枋寮F3铁道艺术村、台东铁花村、花莲铁道商业街区;台铁便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品牌，铁路途径的台东县池上地区，为过路的台铁旅客准备的池上便当，成为众多游客的旅行的目的;很多火车站本身就是历史建筑，由于台湾地区历史上被众多不同的政体治理，期间留下的痕迹，又以火车站的建筑样式最为明显，如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日式风格明显的集集火车站、花莲火车站、平溪线十份车站，巴洛克风格的台中火车站，原住民元素突出的台东火车站、台东海端火车站等等。
3.3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项目
“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是台湾文建会推行的“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铁道艺术网络利用各个火车站闲置的仓库改造为艺术家创作的工作坊及展演场所，借由此带动台湾文化艺术发展。2000年，位于台中火车站后方的20到26号仓库成为铁道艺术网络的第一个运营点，开放仓库给艺术家进驻，其中的20号仓库免费开放给大众参观，并同时作为展览和休憩的场所，之后台中的铁道艺术村被称之为“台中20号仓库”。继台中的铁道艺术村之后，陆续完成嘉义、枋寮、新竹、台东四处铁道艺术村的建立，2009年又推动花莲铁道艺术村的规划运营，自此台湾铁道艺术网络串联起由“点”到“面”贯穿整个台湾铁道东西南北的艺术创作网络，并借由此网络整合台湾艺术创作活力、地方文化特色、交流互动方式及相关观光与产业资源。
4结语
250年工业文明历史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都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迹，而工业遗迹所具有的现代气质恰当的契合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所以社区、社群、记忆、城市意象被带入到推动现代社会的视野中，台湾铁路工业遗产的改造试图回应社区诉求，首先致力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合二为一的现代呈现，然后才是对文化发展、产业转型、经济提升、环境改善的显现作用。台湾工业遗产的改造为大陆提供了一种参考，即“微小叙事”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把细微的情感和社区的需要作为从工业遗产到文化发展的立足点，把深入挖掘地方文化，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呈现，方能让工业遗产活化再生。
篇(4)
【关键词】需求 调整 整合 挖掘
To readjust curriculum content continuously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mand. Unearthing one’s own potential and making qualified Intellectual
------the experien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Ma Li
【Abstract】The teach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needs to readjust curriculum content continuously according to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mand, the accurate supply-demand relation, unearthing one’s own potential, reorganizing various aspects of resources and making qualified Intellectual.
【Keywords】DemandAdjustmentConformityExcavation
1．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挖掘校内资源，调整课程内容。我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是从1998年争取到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儿童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专业方向。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培养目标是1998年制定的，即培养社会需要的儿童文学理论人才。其根据是全国专门搞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才奇缺。比如我省是儿童文学大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辽宁儿童文学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成绩斐然，不仅在创作数量上创历史新高，而且获奖种类与数量亦是盛况空前。从1987年起至今，辽宁省儿童文学奖共有五种，获奖人数达160人次以上；覆盖了国家级奖项十一种，获奖44项，获奖人数99人次；获国际儿童文学奖四项，7人次。辽宁小虎队堪称是辽宁儿童文学的一块品牌，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有相当的影响。小虎队的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但是全省搞理论研究的人才少之又少，只有几个，远远不能适应及时进行批评，发挥指导创作的作用。其他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不如辽宁。为了补充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人才，一些高校开始培养儿童文学硕士生，浙江师范大学还成立儿童文学系，培养儿童文学本科人才。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大不仅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还招收儿童文学博士生。在这种形势下，应该说我校设置儿童文学方向，培养儿童文学的理论人才，正是应时代之需。
从1998年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中国儿童文学和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都很快。从创作上看，动画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一个抢眼的亮点。现在打开电视，儿童最喜欢看的就是动画，中央电视台有动画部，无论是中央一套的“大篷车”节目，还是各省的电视台都在黄金时段播动画，西方和日本的动画遮天盖地涌向我国。我国也成立了几个动画基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把动画当成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来做，有越走路越宽的趋势。现在意大利要和中国合作，他们看好了中国的市场，韩国利用2006年4月在杭州举办国际动画界和高峰论坛的机会，公开招兵买马，充实他们的创作班底，以便加入国际动画的竞争。我们国家的动画要搞上去，除了要有好的创作队伍之外，还要有好的评论队伍。可是现在我们极缺这样的人才。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向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我们今天培养的儿童文学理论人才必须具有欣赏与批评动画的能力，以便发挥批评指导创作的作用，来促进我国动画的发展。动画批评包括动画剧本和制作两方面的批评，以前我们所开的课大都是侧重文学文本批评的课程，比如中外儿童文学理论课、世界儿童文学史课、中国儿童文学史课、中外儿童文学作品选读课等。而关于动画方面的课没有专门开过，在动画制作的评论上涉及美术方面的知识，这是我们搞文学的人所缺乏的。再加上2005年开始，我开始主持2005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与传播研究”，其中涉及到动画的研究，为了适应当前儿童文学批评的需要，为了完成好教育部课题，我们开始调整教学计划，增加动画欣赏课。
具体做法是，在美术与设计学院董院长和任课教师张君的支持下，从06年11月11日开始，我和学生一起听美术与设计学院张君老师开设的动画欣赏课。请张君老师给我们开阅读书目，我们边自学、边听课，很快弥补了我们这方面知识的不足。以后学生可以通过跨学科选课的方式修学分，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对校内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儿童文学人才的培养。经过学习，研究生赵岩承担了教育部课题的动画研究部分的子课题，并以这个子课题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经过她的刻苦努力，于2008年6月已经完成子课题的研究任务，完成硕士论文《论新时期国产水墨、剪纸、木偶动画电影艺术的民族特色》的撰写，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除此，她还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关于儿童电影以及动画评论的论文《儿童电影的新探索》（《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民间艺术和传统艺术对中国动画片风格的影响》（吉林艺术学院学报《艺术设计》，2007年第6期）。时间表明，我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和科研的需要，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培养社会上需要的有用人才的做法是正确的。
2．根据社会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增设新的教学内容。近10年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最快的除了动画以外，还有图画书。自从电脑和电视发展起来以后，世界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现在波隆纳国际儿童文学创作博览会上最成气候的文种就是图画书。西方的图画书最早始于英国，比如碧丽克斯•波特女士的图画书《兔子彼得》就是较早闻名于世的图画书。到了20世纪，图画书已经成为西方一种流行的儿童文学文种。这里所说的图画书不是前一阵子中学生手里传看的日本漫画之类的，而是无论就文字文本还是图画而言都已十分成熟的精良艺术品，为儿童喜闻乐见。我国台湾的图画书也比较发达。从21世纪初开始，北京与上海的儿童出版社开始运作图画书的出版，而其余各省的少儿社以及有关单位大都出版小学生画报、中学生画报之类的刊物，比如广西少儿社、武汉的一个图书集团都有不同类型的少儿画报，辽宁也有《小学生画报》。这些刊物因需求量大，发行量就大，经济效益好，红红火火。有的儿童文学理论家据此预言，说21世纪图画书将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当绘本和图画书创作蒸蒸日上的时候，对它们的评论却跟不上。很少有专业批评的声音。辽宁少儿社的一个编辑室主任李姊昕说，她们社出的一些儿童读物（包括图画书）没有人进行理论批评与指导，少年儿童在选择读物的时候非常需要有人指导。这就为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绘本或图画书是综合艺术，对它批评同样需要向动画那样，既进行文字文本批评，又进行美术方面的批评，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它的解读同样需要专门的阅读策略。以前我们也没有这门课。但是社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它也是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决定先对现有的课程内容作适当的调整，增加有关绘本欣赏的课程内容。比如在2005年下半年开设的中外儿童文学名著选读课上，我们就增加了图画书阅读的教学内容，结合阅读具体的图画书，讲图画书的阅读策略，学生很感兴趣。2006年春季上学期选这个课的学生共39人，有文学院一些专业的研究生，也有外语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的研究生。我之所以敢于增加这样的教学内容，就是因为我于2004年7月－8月在台东大学讲学期间，接触过他们所里的大量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图画书。我从台湾回来买了一些图画书，在台湾收集图画书阅读理论的有关资料，看过台湾儿童文学硕士生关于指导小学生及其他们的家长进行图画书阅读的硕士论文。此外，我校图书馆也备有相当数量的图画书。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发自身的潜力来上这个课，效果比较好。我还将进一步积累自己的经验，不断完善这部分课程内容。最近几年，国内的彭懿粗办了图画书阅读的理论著作，更丰富了我们的教学资料。目前图画书在全国推广的工作意境巍然成风。
篇(5)
关键词：教科书；使用取向；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023-13
一、引言：教科书的使用
近年，各国相继推行课程改革，以切合世界发展的需要。然而，教科书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教科书都是教学和学习的最重要素材 （McCutcheon，2002；Westbury，1985；黄显华、霍秉坤，2005；叶兴华，2009）。一般估计，教科书的形式可能会随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而改变，但仍是难以取代的工具（Foster & Nicholls，2008；陈月茹，2009）。因此，教科书研究一直备受重视（如石鸥，2013；教育研究院，2012）
1992年，Weinbrenner （1992）讨论教科书研究时，认为当时教科书研究有三类缺失：1）理论上的缺失s直至现在为止，缺乏详尽而公认的“教科书理论”。教科书的教导和方法上的功能仍未能充分了解。2）经验上的缺失s对师生在课堂上或课外应用教科书的情况所知甚少。3）方法上的缺失s在教科书研究的领域中，仍未能设计出一套可信的探究方法和工具，亦未能发展出一套必要的分类方法。有关教科书之课题复杂，牵涉层面极广，教科书的研究仍有待继续开发。然而，经过20年，教科书研究已有一定进展，包括理论上的研究（如范印哲，2003；Pingel，2009；Mikk，2000；蓝德顺，2006）、实证上的研究（如叶兴华，2009；杨国扬，2013；王世伟，2008）、方法上的探讨（Nicholls，2003；王玄雅，2005；张芬芬，2012）。
在上述三方面的教科书探讨中，实证上的研究特别受关注。近二十多年来，实证研究大致可分两方面：一是教科书的内涵，它包含多样而繁杂的内容、无数富有争论的议题、各式各样的设计；二是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尤其是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和影响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因素（如Sosniak & Stodolsky，1993；Brown & Edelson，2003；Remillard & Bryans，2004；Stein et al.，2007；Llyod，2008；Tarr，2008；洪若烈，2003；叶兴华，2009，2012）。关于教科书使用，引起众多问题。一方面，它被视为是教学的重要的资源；另一面，教师因过度依赖教学指引或教师手册引发教学和学习的问题。洪若烈（2003，P177-178）认为，依赖教科书从事教学并不足够，因为没有教科书可以提供学生学习所需的一切材料，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此，必须认真探讨教科书使用的问题。
本文聚焦探讨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况及问题。首先，本文介绍过去20年教科书使用的研究成果；其次，从上述研究成果中分析教师使用教科书所展现的问题，结症在于教师过度倚赖教科书；最后，分析解决问题的取向，建议必须关注教师专业发展。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从而理顺解决的取向。
二、教科书使用研究综述
如上所述，中外学者对于教师使用教科书之研究，近年如雨后春笋，数量甚多。研究题目包括教科书使用之情况、教科书之使用模式、影响教师如何教教科书之因素等。本文作者于ERIC、台湾及香港{1}，检索“textbook usage”（“教科书使用”）一词的相关论文，简单以表列出（参江恬仪，2009；叶兴华，2012；杨国扬，2013；Son，2008）（见表1）。
上表（见表1）已展示近年教科书研究的焦点，学者不仅重视教科书内容分析，而且渐趋重视教科书使用的研究。综合上述学者的看法，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分三类使用教科书的取向；另一种是分两类使用的取向。分三类取向的包括：一是按教科书施教；二是主要按教科书施教，但加入其他教学材料；三是主要按自行编制的教学材料，以教科书辅助。这三类取向的划分，与钟启泉、崔允t（2003，P90）归纳教师使用教材的三种模式相近：1）“教”教材：属传统观点，认为教材就是学科内容；教师侧重指导学生学习教材所提供的系统化知识。2）利用教材“教”：教师按自身的实践与研究，探讨学科课程与教材，利用教材作教学资源。3）不使用教材：以教师或教师群体自主编制教材。
另一种教科书使用取向的分为两类：一是完全依照教科书――教科书是教学的主要或唯一资源；二者是参照教科书――调整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只是一种而非全部的教学资源。这些教师并未完全依照课本，而视需要选择、重新组织以及增加教材内容。对于这两类教科书使用者，洪若烈（2003，P180）详细分析两类使用教科书取向的特点。首先，他认为若教师完全依照教科书，会把教科书视作课程，会完全依照教科书教学，大致遵循下列步骤：1）概览教科书单元和课次，决定各单元和课次的教学时间；2）掌握教师手册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组织；3）运用教师手册的教学计划、教学活动和评量；4）使用教师手册提供的内容和活动，进行教学；5）按教师手册评量学习效果。按这种教学取向，教师是权威，掌控课堂的教学活动：教师教学内容主要按教科书，学生依教科书学习；教师的教学方法备受限制，通常是阅读课本与回答问题。课堂内，教师为教学的中心，教科书则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述和问答。受依赖教科书决定教学内容的影响，大多数教师采取传统的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注重讲述、问答、知识，保证完成教科书的内容，学生较少批判或应用所学知识。
其次，若教师只视教科书为参考工具，会认为教科书的内涵不一定全部重要或有用，会视教科书为教学的有效工具，因而选择或调整。教师参照教科书的教学形式，多采取下列步骤：1）检视教科书和教师手册，选择列入课堂教学的主题和单元；2）考虑学习者的兴趣和能力，删减或增加单元的内容；3）决定主题和单元的教学次序和时间；4）使用教师手册或教学指引提供的活动，自行设计教学活动；5）使用其他图片、影片、幻灯片、录音带、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洪若烈，2003，P181）。
此外，研究显示教师使用教科书，仍偏重依赖教科书；教科书仍是教师教学最为重要的工具，一般教师仍高度依赖这种教学工具。相对而言，一些国外研究指出，教师并非全部全依教科书教学（如：Stodolsky，1989；Sosniak & Stodolsky，1993）。
三、教科书使用所衍生的问题
一直以来，教科书是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甚至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全部（洪若烈，2003）。教科书是教师最重视的教学材料，这情况于华人地区更为明显（Lam & Lidstone，2001）。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提及，内地地理科教师更把教完教科书内容视为教学的目标和专业责任。美国Educatioinal Products Information Exchange （1977）曾进行大型研究，调查12 000位教师的意见，显示课堂教学活动近90%与教科书有关。该研究发现：1）在课堂中，平均62.5%的教学时间与教科书的架构和序列相近，而且，不同校区也出现相类情形；2）54%教师曾接受使用教科书的培训，其中25%由出版社提供，15%由学区教育顾问提供，以及14%由其他机构提供；3）教师很少使用其他教学参考资料，只有30%使用本地发展的课业和测验等教材。Yager（1992）的研究也发现，美国90%以上的老师在90%的教学时间中，都使用教科书教学。可见，教科书是重要的教学工具。NCES（2003）研究七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学课堂的教学情况时，发现各国教师普遍都使用教科书或相关习作纸，如澳洲：91%；捷克：100%；香港：99%；日本：92%；荷兰：100%；瑞士：95%；美国：98%（NCES，2003，p.114）。杨国扬（2013，P43）研究分析高中教师实际使用审定本教科书之比重，发现考试科目及艺能科目的教师皆在中高依赖度上呈现较高的比例 （见表2）。教科书明显是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然而，教师依赖教师书则引发连串教学问题，以下分述之。
1. 教科书之习写与背诵
一般而言，教科书指最有代表性的官方读本，根据学校课程编写。因此，学生只要熟读教科书，便可应付考试。亚洲地区学生较重视考试，容易更注意标准答案。教师于教学时依赖教科书，使学生和教师都重视知识，讲求记忆，以应付考试要求。因此，偏重使用教科书课本内容，易于造成习写和背诵的学习取向。台湾一项研究显示，小学学生学习的主要型态，主要是依据课本进行教学活动和习写习作（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4-17）。叶兴华（2011，P64-65）对这种现象分析甚详：“……教师之所以如此重视教科书内容的习写与背诵，恐与我国公民中小学长期以来仰赖纸笔测验有关。为了追求纸笔测验评分的公平性，测验题目多以封闭且固定式的答案为主。在此种评量形态下，为了让学生获取高分，要求学生背诵教科书内容，习写习作或不断练习测验卷。”虽然，习写和背诵是学生学习不可或缺的方法，但着重运用相类方法，则容易使学习流于表面而缺乏理解。
2. 照本宣科
教师偏重使用教科书教学，容易偏好使用讲述，甚至照本宣科。叶兴华（2009，P294）针对台湾五位小学教师进行研究，深入了解他们使用教科书的情况。结果显示，教师最常使用教科书的方法是讲述教科书、针对教科书内容设计问答。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8）也有相类研究结果。他们对小学教师教学深入研究，发现小学课室教学多采讲课传递教科书内容，提问也主要是复述教科书内容的答案。周祝瑛、陈威任（1996，P20-21）的研究也有相类发现，教师主要以讲述教科书为教授课程内容。他们进一步分析讲述与考试的关系，认为它直接传输内容，有助学生应付考试。然而，这种教学法在高层次思考学习、学习保留、提升学习动机等，均较其他方法逊色（陈健生，2004）。
3. 教科书未能照顾学习差异
教科书为教师、学生、学习提供重要的教学内容；经政府当局审定后，能提供一般教师教学需要。然而，这类教科书难于有多种版本，难于照顾不同学生的需要。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曾分析：“……在教科书编写时，作者和编辑需作出取舍，他们定必以人数最多的中游能力学生组群为编写对象；故教科书在理念设计上就根本未有顾及最好和最差学生的学习需要。”这种情况使教科书未能照顾个别学生的需要。再者，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依赖教科书，更强化了个别学生未受照顾的现象。近年，各地均推行普及教育，不同程度、不同能力、不同性向的学生均聚首于同一课室之中，更容易突显个别学生的需要。教师依赖教科书，更难于照顾学生的差异。
4. 教科书未能切合教师需要
除教科书学生用书外，教科书还包括教学指引、教师手册、备课用书、教师专门用书等，这些都有助教师教授课程内容而设计。对于初任教师、不熟悉课本内容的教师等，这些资料能协助教师教学。而且，教学参考资料不仅提供有效教学方法、学习经验设计、学生学习评估等有详尽分析，可以协助教师教学前掌握教学的可能情况（叶兴华，2011，P64-65）。这种情况，在学生数目较多的课堂，尤为明显{3}。然而，教学指引建议有时过于理想，不切合课堂内使用（周祝瑛、陈威任，1996，P21；叶兴华，2011，P65）。台湾一项研究显示，因某些实作型、课程涵盖众多专业领域的科目课程（如家政、生活科技、艺术生活、信息科技概论、美术、体育）未依据学科特性作设计，教科书设计无法切合教师教学需要，便会减少教师使用教科书（杨国扬，2013，P77）。
四、教师转化教科书
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视教科书为唯一的教材，会使教科书成为专擅的工具（tyranny of the textbook）（Jobrack，2012），引发弊端甚多。黄政杰（2003）颇全面地描述这些弊端，包括：教科书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忽视其他多元的教材；教育沦为知识的记忆；忽略知识的分析、应用和评鉴；忽略实践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教学方法流于讲述；评鉴限于狭隘的知识内容；教科书成为教育标竿和教育成就的衡量标准。要解决这些问题，教师是关键的人物。诚如Sosniak & Stodolsky （1993，P272）所言：“课程改革遭遇的问题，责任不在教科书；教科书也不必然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教师是教学的经理人，透过传递教科书内容，掌握学生进展。可见，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影响课程改革的成败。”教科书属“书面课程”，必须经过教师转化为运作课程，才能提供学习机会，以成为学生的经验课程。
一般学者都认为，教师使用教科书是教学中重要课题。教师必须善加运用教科书，但亦应懂转化教科书内容，以切合学生学习需要。周仪（2002）强调，教师善于解读和运用教科书，才展示教师从“教材的传递者”转变为“课程的设计者”，以至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究者”。杨国扬（2013）亦认为，教师在教学中是教科书内容忠实的传递者，还是把教科书透过教学转化成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研究者必须深入探讨。换言之，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教科书的能力，有助于教师摆脱课程、教科书束缚，从而恢复教师专业自主。目前，内地、台湾、香港的学校教室中，教师是课堂中的主导者，教科书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最主要的资源；自然而然地，教师如何转化教科书内容，也是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物。
谈及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关键角色，不少学者着力甚多。Silver（2009，P29）探讨数学教学时，认为教师在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经过两个重要步骤：教师拟定课业（tasks）、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使用的课业（见图1）。他强调教师在这两个步骤中，扮演关键的角色。Remillard（1999，2005）特别强调教师与课程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四项：教师与课程以及教科书之间的关系；脉络对教师计划课程（planned curriculum）的影响；课堂中课程受教师本身、学生和脉络的影响而形成的运作课程（enacted curriculum）。因此，Remillard（2005）建立的基本架构包括教师、课程、教师与课程间的参与关系、计划课程和运行课程等四个部分，同时突显脉络和学生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见图2）。Remillard（2005）认为，教师在设计“计划课程”时会展示其调适的能力，又在施行“运作课程”时展示其转化的能力{4}。
按上述学者的分析，教师于教科书与学生学习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教师把课程计划及教科书内容加以转化，以不同方式呈现教学目标或内容，从而协助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对教科书的观念极为重要。陈柏华（2007）曾整理教师的教材观，以说明教师具不同观念会衍生不同使用教科书之模式（见表3）。若教师认为教科书即教学内容，其运用模式会倾向照本宣科；若教师认为教科书是提供学习机会，让学生思考和建构知识，则运用模式会倾向探究和学生自主。
五、建议：回归教师专业
毋庸置疑，教科书在学校教学中占着无可取代的地位{5}，诚如石鸥（2011，P362）所言：“除了教科书，人们很难找到其他开启民智、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外在世界被熟悉与认知，主要是通过教科书。教科书为当时的学生和民众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教科书一课一课，一页一页地把这世界从不同角度（历史、地理、文学等）展示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就是手捧着这些课本成长起来的。”然而，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便会形成未能照顾学生需要、照本宣科、只鼓励记忆背诵的学习方法等现象。本文作者认为，要解决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必须从教师专业入手，加强他们转化的能力。
1. 教学要素之论述
本文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从而理顺解决的取向。
（1）教科书与教师教学 要提升教科书的作用，除教科书内容和审定机制外，教科书的应用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然而，一直以来，师生在课堂上应用教科书的研究甚少（黄显华，2005，P187；Weinbrenner，1992），近年逐渐增加，且已取得一定成果（参：杨国扬，2013；教育研究院，2012）。要处理教师使用教科书问题，应先探讨教师和教科书之关系。教师群中对教科书有三类意见（Grant，1987，P7）：
教师甲：我不会用教科书。我准备所有教材，因为我比任何教科书编者更了解我学生的需要。
教师乙：我教学时不能没有教科书。我视它作处方；若一页接一页地教授，准不会出错。
教师丙：我觉得教科书很有用，我教学时经常使用它，但并非所有时间都用。
Ben-Peretz （1990，p.57）在《教师和课程的相遇：把教师从教科书的专横统治解放出来》一书中指出，教师处理课程材料时有三种角色。本文作者加以修订并列述：
1）教师是传递课程内概念的人：教材是课程设计者传递课程概念的工具，是防范教师（teacher-proof）教学偏离课程的材料。教师的角色只是按本子办事，照本宣科；教师能否合法地调适，备受争议。
2）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动者：教师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具影响力；因此，课程设计者应采用工作坊（workshop）和培训把教科书的精神转给教师，然后让他们发挥。
3）教师是课程设计者的伙伴：选取和转化教材于特定的教学情境；因此，无一套预设的特定教材，教师根据教育目的因时制宜地阐释和调适教材。
Ben-Peretz（1990，P57）强调，她探讨教师与课程关系时采第三种角色的视角。黄显华、霍秉坤（2005，P191）把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模式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型教师：他们由课程设计中选择适当的概念和技巧，利用教科书和学生一起探讨，为学生提供学习经验。他们虽然不是学科专家，但以专业知识调适教科书的材料。第二类是依赖型教师：他们不重视学生的兴趣、疑问和困难；他们最关心学生完成教材的速度，只以学生能记忆教本的内容为评估学生成绩的方法，很少评估他们能否理解概念、这些概念和其他学习范畴（包括学生生活面对的问题）的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他们只关心教科书中一页、一章、一册的安排。第一类教师是教科书的主人，第二类则是教科书的奴隶。
Woodward & Elliot（1990）探讨教科书应用和教师专业发展时指出：“虽然不是所有教师都依赖教科书，事实上是所有学校内很多教师都有不同程度地采用教科书。”他随即警告：“教科书的使用或过分使用对教师专业发展不利！”近年，越来越多地区采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如内地、台湾），而且加入大量支持教学的资源。因此，教师选择的教学材料不限于教科书，也可选择参考书、测验卷、多媒体教材、挂画、地图、简报等教学辅助资源。然而，教师如何选择多元化的教学材料，仍视乎他们的转化能力。
除转化教学内容外，教师宜结合多元化的教学法，以增加教科书的效用。比方说，结合讲述与讨论，藉问题提升学生的记忆力，也可激发学生达致更高层次的思考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Sternberg & Williams，2010）。Sternberg & Williams（2010）提出七种师生互动层次：1）拒绝问题；2）重复问题当做回应；3）承认不知道或直接回应；4）鼓励学生寻求权威型的答案；5）考虑其他选择的解释；6）除解释外，考虑评估解释的方法；7）除解释外，考虑评估解释方法及后续评估行动。他们认为，教师运用的层次越高，越能鼓励学生发展认知技能。相类的教学技巧，都有助于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教科书。
整体而言，教师应视教科书为一种而非唯一的教学资源，增加补充教材；按个人认知转化教学内容；并结合讲述、问答、讨论、问题探究等方法，以协助学生既掌握基础知识，又从事批判思考等高层次的学习。
（2）教科书与学生学习 Ben-Peretz，M. 在《教师和课程的相处：把教师从教科书的专横统治下解放出来》一书中，设计一套课程分析模型。模型由四个基本度向（dimensions）组成：教材、学习者、脉络、教师。对“学习者”的说明和各个子度向如下：
1）对学习者的观念：学习者是否有机会参与主动发现学习？学习者期望从教科书中获得知识。
2）学习者可获得发展的机会：教材提供认知能力的发展机会；教材提供情意能力的机会；教材提供心理肌动发展机会。
3）计划的教学重点：每个学习者是有特殊兴趣和需要的个体；学习者被视为一群体的一分子，有共同兴趣和需要。
4）风格：学习者被视为可以在不同的学习环境，无论是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的环境下学习；学习者被视为需要高度结构性的环境下学习。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提出认知理论认为，影响教科书学习成绩的因素包括：
1）教科书的特性；
2）学习者所采取的认知策略：学习者用以把课本内的内容放置在脑袋里的方法。这些信息处理的策略不只是指初期所需的注意力和把信息概念化（encoding），而是学习者如何意识和控制自己的思考和学习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
3）在课文中安插一些有关问题，可有效增加注意力和学习时间。引导学习者在阅读时自行提出有关问题可加强学习效果；
4）选择性地注意和处理自课本内结构所界定的重要信息。教导学习者找出和应用课本中的内在结构可提高学习效果。
Lonka，Liudflom-Ylanne & Maury（1994）建议此类培训不应只注重学习策略的表面行为，而应重视引导他们对各种不同学习策略的效果在概念层次上加以理解。Weinstein & Mayer（1985）提出van Dijk & Kintsch（1983）模型和Mayer（1984）模型都可提供此类培训的概念工具，可提高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元认知（meta-cognitive）意识。在培训的过程中，应让学生面对多种不同的学习情境，并引导学生在需要时修订其学习策略。
（3）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除教师和教科书的关系外，另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以下是教师与学生关系的三种教学风格（Grant，1987）：
教师甲：学生是接受安排的；我是教师，是最有学识的。我有责任去决定最佳的教学方法，学生需按指示去学习。
教师乙：我根据教科书和课程纲要所列出的方法教导学生。
教师丙：我尝试找出最适合学生的方法，且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运用。在这种教学风格下，我的工作包括：1）估计学生的目的、学习风格、爱好和厌恶、强项和弱项；2）在课程纲要所列目的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教法和教材；3）决定如何采用、修订、取代和不采用教科书提供的方法和内容（黄显华、霍秉坤，2005，P189-190）。
Barker（1992，P38）认为如能协助学生有效地使用教科书，则能够提高学习成果。这一策略包括下列程序：
1）阅读前期：引导学生考察出版时间、目录、图、表、字汇表和附录，教师亦应和学生一起探究书本内容可能出现的偏见。
2）阅读期：迅速阅读内容一次，对全书的格式、写作风格和整体面貌有所了解。在正式阅读时，理解、聆听、反应和其他指导的提供都可以诱发学生去理解探究学问的方向。换言之，引导他建构一套思考的框架。
3）阅读后期：反省性讨论，应用性活动，词汇和概念的建立和发展，与相关的课题作有机的联系，都有助于课本的理解。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指出，大量研究显示：
1）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以阐释和记忆教科书的内容；
2）鼓励学生利用语意建构（semantic mapping）技巧和列写大纲，建立课本内容间有意义的关系；
3）学生应了解在某时、某地、某原因和方法，应用何种学习教科书的策略。
除培养学生自行掌握学习策略及教学内容外，亦应强调学生相关的经验。鲁洁（2003，P9）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教材所给出的话题是不是能调动起儿童已有的经验和体验，使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对他们有意义而不是漠不相关的话题，怎样让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发现问题，怎样激起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和需要？”本文作者认为，这是所有老师使用教科书时，必须替学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2. 教师专业能力
毋庸置疑，教师使用教科书的转化能力，直接影响学生学习。因此，学者提出改变教师对教科书的观念及提升他们的转化能力。洪若烈（2003）认为教师宜建立使用教科书的正确观念。教科书不是圣经亦非教学的唯一资源。他认为教师必须摒弃只教授教科书内容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强调提升教师选用教材的能力十分重要，而且更需按学生情况调适教材。他们列举教师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1）能充分了解学生的特点，包括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风格、动机和习惯；
2）能分析和掌握课程的精神、目标以及评核要求；
3）具丰富的教学内容知识，理解学生在学习某些内容、概念或技能中可能出现的学习困难，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教学；
4）掌握丰富的教学知识，能灵活运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以达致课程所要求的目标；
5）能按学生的水平和兴趣，调适教学目标及要求；
6）能洞察和好好规划一整个的学期，以致一整个学年的课程，从而按部就班地逐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果；
7）能利用评估资料改善教学，促进学习（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
叶兴华（2011）与林智中、余玉珍（2013）有相近的看法，认为要求教师跳脱教科书自行设计课程，耗费时间，且无必要。然而，教师必须在使用教科书时，除适度增删外，尚应有效转化教科书内容，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经验。他强调要使教师有效使用教科书，更有效的方法应为：培养教师教科书使用的能力，能以课程纲要为基准，学生学习为依归，增删、转化教科书的内容（叶兴华，2013，P66）。叶兴华v2009，P291-297）曾以课堂观察研究五位小学教师，发现许多优秀的教师，在掌握教学参考资料后，会结合教科书内容、个人教学经验、进修所得，从而设计帮助学生学习的运作课程。
在这方面，外国研究可提供更多启发。不少研究显示，虽然外国教师仍参考教科书施教，但并非全部教师将教科书视为权威而完全照本宣科。Stodolsky（1989）观察39个班级的五年级社会科与数学教学，发现教师并非受教科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控制。Sosniak & Stodolsky（1993）观察四位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形，发展教师并非完全依赖课本，而是选择、重新组织、补充教材内容。有些教师更根据个人判断，将他们认为成绩稍逊学生单独抽离出来，以较简单的课业或阅读材料代替教科书。Baumann和Heubach（1996）调查研究小学教师使用基本的阅读教材，发现教师采用部分教师手册建议的教学活动，同时补充其他教材，以完善教学材料的内容。Grossman & Stodolsky（1995）的研究发现，数学、外语、科学、英文、社会等学科的教师对教学及教材之应用，略有不同。整体而言，数学科老师最遵守课程要求及教科书内容，他们最依知识的序列，最愿意与其他老师共同拟定考试题目，最赞成按学生能力差异分组v见表4）。这显示美国教师自主度较高，也具专业能力自行决定。
六、结 语
本文探讨教师专业在教科书转化的重要性。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显示教师专业成长仍有待加强。本文作者认为，针对教师过度依赖教科书的问题，仍需分析教科书、教师、学生、学习等因素之关系。然而，教科书的问题仍应以两条脚走路，一为改善教科书的质素，一为改善教师使用教科书之能力。诚如张侨平、陈叶祥、黄毅英v2013，P129）强调：“一方面，我们需要课程的设计者v包括教科书的编者）能对学科的发展采取尊重的态度，且能给学科很大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要具备能力搭建起学习内容和过程能力之间的桥梁。”唐淑华v2010）更直接地谈及两方面缺一不可：“因此除了一方面要求老师在课堂中应进行有意义的教学转化之外，教科书编辑者与审定者也应各自发挥其专业角色，使得由上至下的各层级转化皆可以得以实现。”
注 释：
{1} 国内论文繁多，且本会议主办者提及期望更多不同地区之论文，故针对西方、台湾及香港之论文。
{2} 下述研究回顾，仅为简述，且只提“教科书使用”相关的结果。
{3} 亚洲地区的班人数较高；一般使用教科书更方便，但亦较难使用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
{4} 应用Remillard（1999，2005）架构的研究很多，如Chau（2014），Brown（2002），Remillard（1999），Remillard & Bryan（2004）.
{5} 教科书在学校教育扮演重要角色，这情况于重视考试的东方社会尤为显著。本文强调教师在使用教科书时必须具备专业能力，以转化教科书内容，从而加强学生学习。本文作者认为教科书的素质仍是重要的课题，只是本文不加探讨而已。
参考文献：
[1]Alverman，D.E.. Teacher-student mediation of content area texts[J].Theory into Practice，1989，（2）：142-147.
[2]Armbruster，B.B. and T.H. Anderson. ‘Textbook Analysis，’ in Lewy[C]//A.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urriculum. Pergamon，1991.
[3]Bagley，W. C.. The textbook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In G. M. Whipple （Ed.），The textbook in American Education （30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Part II）（pp.7-26）[M].Blooming，II：Public School Publishing，1931.
[4]Barker，R. P.. The frequency and extent of textbook usage among Arizona high school social studies teachers[M].Michigan：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1992.
[5]Ba？拶er，N.. A case study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achers’ views of their and students’ textbook usage and of mathematics textbooks’ characteristics[D].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s of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2012.
[6]Baumann，J. F.，& Heubach，K. M. . Do basal readers deskill teachers？：A national survey of educators’ use and opinions of basals[J].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1996，（5）：511-526.
[7]Ben-Peretz，Miriam. The teacher-curriculum encounter：freeing teach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exts[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8]Brown，M. W.. Teaching by design：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 practice and the design of curricular innovation[D].，Evanston，IL：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2002.
[9]Brown，M.，& Edelson，D.. Teaching as design：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e ways in which teachers use materials so we can better design materials to support their changes in practice. Evanston[M].IL：The Center for Learning Technologies in Urban Schools，2003.
[10]Chall，J.S.，& Conard，S. S.. Should textbooks challenge students？ The case for easier or harder textbooks[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1991.
[11]Chau，Y. L. . Teachers’ use of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textbooks in Hong Kong：Implications for meaningful learning[D].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2014.
[12]Educational Products Information Exchange Institute （EPIE）. Report on a national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st used by teachers and learners[Z].no. 76 （NY），1977.
[13]Foster，S. & Nicholls，J.. Textbook. In G. H.，McCulloch，& D. Crook （Eds.），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pp.598-599）[M].New York：Routledge，2008.
[14]Freeman，D. J.，& Porter，A. C.. Do textbooks dictate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J].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989，（3）：403-421.
[15]Grant，N..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extbook[M].London：Longman，1987.
[16]Jobrack，B.. Tyranny of the textbook：An insider exposes how educational materials undermine reforms[M].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2.
[17]Kon，J. H.. The thud at the classroom door：Teachers，curriculum decision-making in response to a new textbook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D].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1993.
[18]Lam，C. C.，& Lidstone，J..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syllabus：Case studies from Brisbane secondary schools[J].Education Journal，2003，（2）：61-83.
[19]Lloyd，G. M..Curriculum use while learning to teach：One student teacher’s appropriation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8，（1）：63-94.
[20]Lonka，K.，Lindblom-Ylanne，S.，& Maury，S.. The effect of study strategies on learning from text[J].Learning and Instruction，1994，（3）：253-271.
[21]McCutcheon，G.. 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 solo and group deliberation[M].New York：Educator’s International Press，Inc，2002.
[22]Mikk，J.. Textbook：Research and writing[M].NY：Peter Lang，2000.
[23]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Teaching mathematics in seven countries results from the TIMSS 1999 video study[M].Washington，D.C.：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3.
[24]Nicholls，J.. Mtehods in school textbook resear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Teaching and Research，2003，（2）：11-26.
[25]Nicol，C. C.，& Crespo，S. M.. Learning to teach with mathematics textbooks：how preservice teachers interpret and use curriculum materials[J].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2006，（62）：331-355.
[26]Parker，W. C.，& McDaniel，J. C.. Bricolage：Teachers do it daily. In E.W. Ross （Ed.），Teacher personal theorizing：Connecting curriculum practice，theory，and research （pp. 97-114）[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7]Reints，A. & Lagerweij，N. . O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M].Tiburg：Zwijsen，1989.
[28]Remillard J. T.. Examining key concepts in research on teachers’ use of mathematics curricula[J].Review of Education Research，2005，（2）：211-246.
[29]Remillard J. T.，Bryans M. B..Teachers’ orientations towar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learning[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4，（5）：352-388.
[30]Remillard，J. T. & Bryans，M. B..Teachers’ orientations towar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learning[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4，（35）：352-388.
[31]Remillard，J. T.. Curriculum material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form：A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eachers’ curriculum development[J].Curriculum Inquiry，1999，（3）：315C342.
[32]Remillard，J. T.. Examining key concepts in research on teachers’ use of mathematics curricula[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05，（2）：211-246.
[33]Sherin，M. G.，& Drake，C.. Curriculum strategy framework：Investigating patterns in teachers' use of a reform-based elementary mathematics curriculum[J].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2009，（4）：467-500.
[34]Silver，E.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s：what might we learn？[J].ZDM Mathematics Education，2009，（41）：827-832.
[35]Son，J. W.. Elementary teachers’ mathematics textbook use in terms of cognitive demand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a mixed method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M].East Lansing，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2008.
[36]Sosniak，L. A.，& Stodolsky，S. S.. Teachers and textbooks：Materials use in four fourth-grade classrooms[J].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1993，（3）：249C275.
[37]Stein M. K.，Remillard J. T.，& Smith M. S..How curriculum influences student learning. In Frank K. Lester，Jr. （Ed.），Secon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319-369）[M].Gweenwich，CT：Information Age，2007.
[38]Sternberg，R. J.，& Williams，W. M..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2nd ed.）[M].Merrill：Pearson Education，2010.
[39]Stodolsky，S.. Is teaching really by the book？ In P. W. Jackson and S. Haroutunian-Gordon （Eds.），From Socrates to software （88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pt.1）（pp.159-184）[M].Chicago：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1989.
[40]Tarr，J. E.，& Papick，I. J..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mathematical preparation of middle grades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T. Watanabe & D. R. Thompson （Eds.），The work of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s：Exchanging ideas for effective practice，AMTE Monograph 1 （pp. 19-34）[M].San Diego：AMTE，2004.
[41]Weinbrenner，P.. Methodologies of textbook analysis used to date. In H. Bourdillon （Ed.），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Methodologies of textbook analysis （pp.21-34）[M].Amsterdam：Swets & Zeitlinger B.V.，1992.
[42]Weinstein，C. E.，& Mayer，R. E.. The teaching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n M. C. Wittrock （Ed.），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Vol. 3，pp. 315C327）[M].New York，NY：Macmillan，1986.
[43]Westbury，I..Textbook selection：pedagogical consideration. In T. Husen （Ed.），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pp.5231-5233）[M].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5.
[44]Woodward，A.，& Elliot，D. L.. Textbook use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In D. L. Elliot & W. Arthur （Eds.），Textbooks and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pp. 178-193）[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45]Yager，R. E.. What we did not learn from the 60s about science curriculum reform[J].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1992，（8）：905-910.
[46]王世伟.小学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8.
[47]王雅玄.社会领域教科书的批判论述分析：方法论的重建[J].教育研究集刊，2005，（2）：67-97.
[48]石 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科书启蒙之研究[C]//“教科书百年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教育研究院，2011.
[49]石 鸥.教科书评论・2013[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0]江恬仪.小学教师数学教科书的使用情形及影响因素之个案研究[D].屏东：屏东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9.
[51]吴心怡.小学教师教科用书使用情形之个案研究[D].台北：台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2.
[52]吴莉蓉.台中市小学艺术与人文教师对艺术与人文教科书之使用现况与意见调查研究[D].新竹：新竹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4.
[53]周仪.小学教师解读教科书的方式[J].台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15）：115-138.
[54]周祝瑛，陈威任.中学日常教学活动之生态研究（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委托专题研究成果报告）[D].台北：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1996.
[55]林智中，余玉珍.教科书的局限与改善方法：香港的经验.[C]//石 鸥.教科书评论・2013.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5]柯华葳，幸曼玲，林秀地.小学日常教学活动之生态研究（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委托专题研究成果报告）[D].台北：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1995.
[56]洪若烈.小学教师之教科书使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之探讨[J].国教学报，2003，（15）：175-192.
[57]范印哲.教材设计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8]唐淑华.一国两“制”？从“一纲多本”与“一纲一本”论争探讨台美教师对课程发展与教材设计的不同解读教科书研究[J].教科书研究，2010，（2）：63-92.
[59]徐伟民.小学数学教科书使用之初探[J].科学教育学刊，2013，（1），25-48.
[60]教育研究院.开卷有益：教科书回顾与前瞻[M].台北：教育研究院，2012.
[61]张松圳.云林县小学教师对自然与生活科技教科书评选与使用满意度之研究[D].嘉义：南华大学硕士论文，2013.
[62]张芬芬.本文分析方法论及其对教科书分析研究的启示[C]//教育研究院.开卷有益：教科书回顾与前瞻.台北：教育研究院，2012.
[63]张侨平，陈叶祥，黄毅英.从教科书分析带出教学启示：以小学数学的一个课题为例[C]//石 鸥.教科书评论・2013.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4]陈月茹.中小学教科书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65]陈明耀.台北市小学体育科教科书使用现况与教师意见之调查研究[D].桃园：体育学院硕士论文，1999.
[66]陈明耀.台北市小学体育科教科书使用现况[J].公民体育季刊，2000，（3）：34-41.
[67]陈柏华.小学教师教材观比较[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68]陈健生.讲述教学法[C]//霍秉坤，余慧明，陈健生，李伟成，陈锦荣，林德成.教学：方法与设计.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
[69]陈淑蕙.屏东县小学闽南语乡土语言教科书使用现况之调查研究[D].屏东：屏东师范学院公民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0.
[70]陈雅美.台北市小学音乐教师教科书使用之研究[D].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12.
[71]陈嘉鸿.南台湾高中英文教师对高中新英文教材之意见及使用现况之研究[D].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9.
[72]陈庆升.台北市小学教师对小学英语教材之意见及使用现况之研究[D].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73]黄千玳.公民中学表演艺术教师教科书使用现况与意见调查研究[D].台北：台北艺术大学硕士论文，2008.
[74]黄良微.南台湾高职英文教师对英文教科书的看法及使用现况[D].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75]黄政杰.重建教科书的概念与实务[J].课程与教学，2003，（1）：1-12.
[76]黄儒杰.公民小学教科书选用方式及其合理性之研究：以台北县市为例之初步调查[D].台北：台北师范学院公民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77]黄显华，霍秉坤.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修订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78]黄靖如.台北县小学教师国语教科书定位与使用之研究[D].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学，2009.
[79]杨国扬.高中审定本教科书使用现况及影响因素之研究（教育研究院教科书发展中心计划成果报告）[EB/OL].http：//naer.edu.tw/ezfiles/0/1000/img/49/78-NAER-10 1-10-G-2-01-00-1-01.pdf，2014-11-3.
[80]叶芳慈.教师教学风格与教科书使用方式之研究[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9.
[81]叶兴华.台北小学教师之教科书选用之研究[J].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学报，2009，（2）：33-72.
[82]叶兴华.我国中学小学教科书使用问题及促进未来教科书使用之道[J].教师天地，2011，（174）：62-68.
[83]叶兴华.五位小学教师教科书使用之分析[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
[84]叶兴华.现行编审制度下公民中小学教师教科书使用之研究――16位教师的访谈分析[C]//教育研究院.开卷有益：教科书回顾与前瞻.台北：教育研究院，2012.
[85]廖靖绮.中学英语科教师教科书使用与教学法运用两者互动之研究[D].台南：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
[86]管晓真.桃园县中学综合活动学习领域教师教科书使用行为之研究[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87]刘昭宏.教科书在中学理化教学中的应用之个案研究[D].彰化：彰化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3.
[88]潘业丰.屏东县中学数学教师教科书使用情形之探讨[D].屏东：屏东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9.
[89]鲁 洁.回归生活――“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与教材的探寻[J].课程・教材・教法，2003，（9）：2-8.
[90]钟启泉，崔允t.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师范生读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1]简彤纭.台北市小学音乐教师专业知能与艺术与人文教科书使用之研究[D].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7.
篇(6)
一、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60年代后。港台地区逐渐开始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等国学者的画论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陆学者的一些重要论著，几乎均有出版，有的甚至后来还被多次再版发行。196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将黄宾虹、邓实编选的《美术丛书》1947年全四集增订本影印出版，同时，又有《百部丛书集成》的编者严一萍加入，将《美术丛书》增加至五集，1975年又增加至六集。1967年9月，台湾中华书局对余绍宋的《画法要录》初编二编分别以精装2册和平装4册的形式做了影印发行。1980年11月。又以平装二册的形式再版。进入70年代后，像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等著作又先后受到重视。1972年，台北京华书局将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影印出版，1982年又再次发行：而1975年，华正书局也分别于1975年和1984年影印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画论类编》。至于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则分别有台湾世界书局1974年和1984年影印本。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翻印出版，风行东南亚各国，1984年，台湾华正书局也翻印出版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两卷本）。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陈传席的《六朝画论研究》。
与大陆不同的是，港台地区的艺术史论学者，多半都有留学或游学欧美的经历，因此，译介欧美学者的相关成果不仅增强了彼此间学术联系，也是对学界学术视野的拓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绘画理论研究。这里姑且择其要而述之。1982年。台湾学者姜一涵、张鸿翼选译卜寿珊《中国文人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书中的第一章、第二章，并以《北宋文人的绘画观》为题发表于《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1卷2期：1988年。童元方翻译了卜寿珊的《山水为题：宋人绘画所辟的途径兼论诗与画的关系》，登载于香港《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1984年，张保琪翻译了高居翰的《中国文人画理论中的儒家因素》，发表于《美术史论丛刊》总第11期。
二、港台地区的古代画论研究
与日本、欧美等国及大陆地区一样，中国港台地区的画论研究者多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员。像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都扮演了重要的研究角色。
1.台湾的画论研究
（1）溥儒《寒玉堂画论》《论画》
被誉为“渡海三杰”之一的画家溥儒（1896-1963）赴台后，曾著有《寒玉堂画论》和《论画》二书。溥儒出身皇族，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基础，工诗文，精书画，又曾饱览宫内旧藏书画，无论其创作还是绘画思想，都对传统体悟甚深。根据他在《寒玉堂画论》一书前的自序可知此书写于1952年9月，所论多为具体的绘画技法问题，但溥儒行文时，常喜引经据典，观点也多沿袭古人，谢巍称其“文字古奥玄虚，乃借论画发挥”。“论用笔”和“论敷色”两篇。则有独到之见解，体现了溥儒个人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根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所述，《寒玉堂画论》最初发表于1956年6B台北刊行的《学术季刊》。1966年，安国钧编选的《寒玉堂画集》由台湾中央书局影印出版，该书除了选录“溥心畲遗作展”（台中图书馆1964年举办）中40幅精品外，还在书后附有《寒玉堂画论》。1975年，学海出版社辑印《寒玉堂画论》一书。书后附有溥心畲授徒画稿十四种，原为其门人胡文琮珍藏。
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溥儒的手写本《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752页），书中收录《论书》《论画》和《获麟解》三文。《论画》一文写于《寒玉堂论画》之后，即1957年中秋，系“经数年深思熟虑而作，乃其绘画理论之精蕴”。文中对于传神、写意、气韵、笔墨、设色等均有所阐发，更似为阐述画理之作。1974年，世界书局又进行了再版。
1994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溥儒的《寒玉堂诗集》，书中不仅收录其诗作。还将《寒玉堂画论》和《寒玉堂书法论》列入其中。而《寒玉堂书法论》。包括“论书体流变”和“论书画相通”两篇。实为《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中的“论书”和“论画”二文。
（2）庄申《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
1959年6月。台湾中正书局出版了《中国画史研究》一书，全书收录了庄申撰写的13篇画史研究论文，其中《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一文，后被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收录。通过剖析董其昌、莫是龙的“南北宗论”的理论缺陷，继而提出了对中国山水画的新的分宗法，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可以分为李派、院派、唐宗派和元明派。其中，元明派自“四王”以后“遂分为虞山、娄东二大派，前者宗王原祁，后者宗王晕。其势至今仍胜于前述三派（指李派、院派、唐宗派）”。
（3）徐复观《中国艺术的精神》《石涛之一研究》
在台湾地区，最享誉海内外的成果当属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的精神》。这部由台湾中央书局1966年首次刊行的著作共有十章，除了前两章论述孔子、庄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外，另外八章均是关于古代画论的探试他认为：“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他还说：“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与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这一观点，固然失之偏颇，却也体现了它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对于历代画论的解读，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给人无限启发。此书后改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迭经多次再版重印。而在大陆地区，则分别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三种。
1968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了徐复观《石涛之一研究》一书，他从对“一画”的解释入手，在阐释石涛画论的同时，也批驳了以往一些有关石涛画论的错误观点，同时，他还探讨了石涛的生年以及其晚年弃僧入道的问题，此书堪称石涛研究的专论。1973年，台北学生书局又出了此书的增补版。在将原书中《石涛简谱》删掉的同时。又加上了《石涛与问题》。
（4）姜一涵《石涛画语录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海内外学者对石涛及其《画语录》均给予更多关注的时期。或许是受学界这一研究风向的影响，1964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的姜一涵（Chiang I-Han）完成了硕士论文《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其后，他对于石涛的《画语录》用力颇勤，在台湾《艺坛杂志》连续发表了《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续一至续十三）、《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后记――怎样阅读画语录》等系列论文。1981年10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其结集出版，书名为《石涛画语录研究》。1982年8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该书再版发行。在再版“序”中，姜一涵对这些研究中存在的得与失做了检讨。
（5）高木森的画论研究
曾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读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高木森（Arthur Mu-sen Kao，1942-），70年代后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师从美国中国美术史泰斗李铸晋教授学习艺术史，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1982年，他在《美术学报》16期上发表《论气韵生动》一文，在辨析中外学者对“气韵生动”释义的同时。认为“‘气韵生动’只是六法之一，也许比其他五法重要一点，但绝不是五法精备之后才出现的境界”。至于他所理解的“气韵生动”。则是“画家不论是画人像、动物或鬼神，若能表现丰厚的肉体，使之充满活泼的生命力。而且使肉体的举止高雅和谐。便得其法”。至于“气韵生动”的西文译法。他赞同艾威廉的译法，即“Reverberation of the life breath，that is，the creation of movement”，“这个译文译成中文便成‘生命气息之回响，也就是动的显像’。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略作修饰使之更近于谢氏原意‘the vital life breath and elegant movement’”。高木森的观点。角度新颖，有自己的创见。该文后被收入其名著《中国绘画思想史》第三章中。题目是《画论的启蒙――论气韵生动及其衍化》。而在这部由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的著作中。高木森侧重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画论的发展，阐述了从先秦至20世纪的中国绘画思想历程。1995年，高木森又在《美育》66期上发表“文人画理论之集大成――生熟巧拙争辨识，心性妙理费文章”一文，进一步显现了他对于明代后期绘画理论的兴趣。该文认为从嘉靖到万历时代，正是唯心画论高涨的时代，而“‘返璞归真’（回归真朴的本心――良知）正是此期画论的重心”。同时，这一时期的“画论有下列五大要点：唯心论、情趣论、生拙论、兴趣论和分宗论。皆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为下一世纪前五十年的人文思想和绘画奠定坚实的基础”。到了万历和天启时代，固然是画论家辈出，但是“这里出现的有趣现象是人们一方面要为文人画建立正统地位，一方面要加速文人画的分化”。该文后来则被收入其另一部著作《明山净水：明画思想探微》中。本书着重探讨了明代绘画思想的发展过程。
（6）白适铭的《历代名画记》研究
1995年。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白适铭（Pai Shih-Ming）完成了硕士论文《张彦远的成书与士人绘画观之形成》，作者“循着《历代名画记》的记叙，联系唐代文化背景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探讨了滥觞于晚唐时期的‘士人绘画观’的形成过程、精神旨趣。并说明其理论架构”，而经过这一番探讨，作者认为。“张彦远作为士人阶层之一员，其所著《名画记》蕴含着新兴的‘士人绘画观’”。该文后被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朵云》杂志“《历代名画记》研究”专集。1999年，白适铭又撰写了《那个时代：围绕于张彦远的政治・士人・著作三者之关系》（《s代名画记》とその时代：张彦远たぉける政治・士人・著作三者のがりふげべて）。该文发表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美学美衍史学研究室研究纪要》20号，体现出了作者对《历代名画记》研究的延续性和浓厚兴趣。
2.香港的画论研究
在香港地区，中国古代画论同样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这其中，又尤以国学大师饶宗颐和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前讲座教授高美庆博士为最。
（1）饶宗颐的画论研究
作为国学大师，饶宗颐（1917年8月9日-）的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在古代画论方面，虽然所撰写多为论文，但所涉及的均为画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到明清文人画。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到诗歌、词与画论的关联，他均有所涉猎。
在《札移》一文中，针对前人多注意《历代名画记》有关寺观壁画中人物、经变部分的记载，他则专注于其中关于山水的记载，“略举之，加以疏说，以补唐代画史之不及”，此文曾连载于1987年8月10日和19日的香港《大公报・艺林》版。在1986年所撰写的《张彦远论画分疏密二体》一文中。他提出“从张彦远的理论，不管密也好、疏也好，必须从‘用笔’方面著力，这是中国画的特色”。而在其1988年所撰写的《从明画论书风与画笔的关联性》一文中。他认为“明代各家。深有悟于书、画一揆之理，故造诣往往突过前人。此一关捩，至为紧要”。在《诗画通义》中，他从“神思”、“图诗”、“气韵”、“禅关”、“度势”、“行恕钡确矫娣直鹇凼隽耸歌与绘画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原载于1973年八卷三期《故宫季刊》上的《词与画》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画和词也有彼此相需的密切关系”。因此，“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曲子词和画的关联之突出的地方，画人如何运用词意以入画。画的原理与技法又如何被词人加以吸收作为批评的南针”。1975年，他又撰写了《方以智画论》一文，对于这位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饶宗颐深刻地意识到了其绘画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以上若干见解。在明季画论中应有其独特重要性，不亚于董（其昌）、莫（是龙）之说。尚有待于抉发耳。”在《龚贤“墨气说”与董思白之关系》文中，他说：“有人认为半千这种强调黑白明暗的处理方法，是受到西洋镂刻版画的影响，却很难说。”此外，他所撰写的《明季文人与绘画》《晚明画家与画论》等文也均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研究专论。充分体现了这位国学大师对于明清文人画、遗民画的真知灼见。成为从事艺术史论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2）陈仁涛《金匮论画》
古钱币收藏陈仁涛（1906-1968）于1946年后移居香港，随即又开始了书画收藏，闲暇之余。著有《金匮论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金匮藏画集》《金匮藏画评释》《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等书籍多种。特别是《金匿论画》（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版）一书，所收均为其鉴余随笔，包括论画宗南北、论院派、论文人画等文，特别是其中的“论画宗南北”一文，又被收入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一书。文中，陈仁涛在辨析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基础上，进而认为“画宗南北之说，乃一时之激言，而非千古之定论，尤非玄宰持论之本旨。学者取其长而去其短以会其通可耳”。
（3）高美庆《石涛画语录探源》
篇(7)
[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