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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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新的理论范式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广泛使用。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也有极大的适用性，且已在家族企业史、商人商业信用、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等研究领域彰显了魅力。

经济学以纯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诸多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思考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因素存在严重的缺失。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同样存在局限。社会资本理论正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以调和两者人性预设上的对立而产生的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其在多学科交流的学术背景下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广泛运用于研究中。然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对该理论的回应却是迟缓而微弱的。其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会资本作用凸显。本文力图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作用的基础上，阐明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该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一

社会资本研究方兴未艾，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lieu)首先对社会资本进行先驱性研究。他认为“社会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根源，社会资本则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与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的，即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久性的社会网络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SColeman)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分析和界定，指出社会资本有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其中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所决定，因而信任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 Putnan)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则建立在对意大利政府进行长期调查的基础上，最终使该理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地位、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比科尔曼更为关注“信任”，他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却从文化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深人研究，他在界定社会资本时同样肯定了信任的重要性。总之，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包括从宏观的制度层次、中观的社群单元和组群单元层次以及微观的人际间行为来定义和分析社会资本。尤需重视的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进行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张其仔把社会资本的概念仅仅局限于社会网络固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张其仔的概念则抓住了我国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这一最核心的内容，对理解和把握我国特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集中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儿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一种资本，是因为它具备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并且都具备了增殖性质。但是，三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区别。物质资本是一种有形资本，因而最早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是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历证书、学位证明等物质形式加以证明，而要增强社会资本只能通过无形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等形式起作用，这些形式是只能感知却无法看见和无法触摸的。二是可测量性与不可测量性。在经济学中，可测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成为是否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一个重要要素。物质资本的可测度性勿庸质疑，人力资本也逐渐通过人们的预期性增强其可测度性，因而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然而要明确社会资本的测度性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三是可转让性和不可转让性。物质资本具有可转让性，物质资本转让出去之后便与原所有者发生了分离。社会资本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非个人物品性质，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在于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一个人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转移给他人。

正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而且不可测量，也无法转让，因此，人们难以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察觉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种种作用。当我们进人经济史研究视野时，对社会资本进行考察的意义便同样显得格外重大。

二

在探讨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之前，我们首先应考察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关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十分强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成为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在于儒家伦理难以使人们形成合理性的经济伦理，难以形成适合于理性化经济行为的心态和特征。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冲突，因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的观点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主流思想”地位后，受到强烈质疑。余英时从文化角度阐明了儒家思想并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杜询诚利用近代中国实业家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史料驳斥了韦伯的观点。著名经济史专家帕金斯更是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韦伯命题”的有力反击，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张其仔的《社会资本论》正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合理修正。他认为儒家伦理的关系取向所代表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个体理性，是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构理性。因而，儒家伦理重视关系取向正是把社会资本纳人到了个人行为函数中，所考虑和处理的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仍然是理性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所不同的是，他把社会资本当作了一种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

对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妄下定论，但是由韦伯理论而引发的儒家伦理大思考却表明，儒家伦理强调社会优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显然与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着内在统一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人的信用问题。信任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普特南、福山等众多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研究者都十分强调信任在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国的乡土社会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抹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相互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是亲缘关系，包括家庭、宗族及姻亲关系等等。所指出的“差序格局”社会，以“己”为中心，“己”代表的是家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信任也会因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按亲疏关系呈现“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信任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圈内，一旦走出亲缘关系圈，对关系圈外的成员是极度不信任的。林语堂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福山则强调中国是一个低信度的国家，认为中国缺乏一种亲缘和地缘关系圈之外的成员信任，缺乏一种普遍式的社会信用。但是，当我们进人长时段的经济史视域去考察时，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亲缘和乡缘的范畴。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以16一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国商人的“诚信”与“不欺”是普遍式的、超越家庭圈的。唐力行和朱英等人通过对近代商人的研究指出诚信观念为大部分中国近代商人继承了。此外，近代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的成立也突破了血亲地缘的限制，并加强了与政府等势力集团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杜询诚的考察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能人”首先要能周旋于官府和洋人之间，以求得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和交易上的便利。同时还需要有钱庄和银行的关系和背景，这样企业的资金和融通才有保障。可见，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基于亲缘地缘基础上的既定的狭窄的人际关系网络。

信任的产生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社会信任形式已远远超出了亲缘和乡缘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么社会资本理论的最基本要素—信任，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找到原形和依据，因此，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也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合理的结构性背景。

三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与我国社会经济伦理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并且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实际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是勿庸置疑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研究视域进行探析。

(一)家族企业史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指出，家族企业的突出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并且企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扩大了的准亲缘关系网络之上，包括同学、同乡、朋友等。企业可以利用关系网络节约交易成本，并建立信息交流网，这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很大影响。家族企业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亲属和准亲属关系网络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范畴有不断扩大趋势。近年来，经济史学者对我国明清传统家族企业以及近现代华商家族企业进行了较多研究，肯定了家族企业利用特有的家族式管理方式和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不少家族企业已经建立的与区域文化和亲缘关系不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关于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明显不同的产权不清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会有阻碍作用的问题，学界有较大争议。但家族企业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筹集资金、共同协作、抵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非家族企业难以发挥的优势，并通过网络达到了增加企业收益的目标。若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必然会给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范式。

(二)商人、商业信用研究

中国商人、商业信用问题倍受史学界关注。正如前文所述，余英时、唐力行和朱英等学者对中国商人的诚信观念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日本经济史学专家加藤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我国宋代商业信用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大概到了客商和铺户的利害关系很紧密，深感尊重信义相互有益的时候，得到牙人的帮助，成立了赊的买卖关系。赊的信用联系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同时商业也由于赊的信用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姜锡东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信用的兴盛始于宋代，普遍存在于流通领域并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此外，谢秀丽的考察发现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人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商人、商业信用的确立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把商人、商业信用置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范畴内进行阐述，也必将给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三)商帮、商业组织、商业网络及其市场网络的研究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是以家族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商帮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建立了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浓厚的乡域观念使商帮各行业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联系。同乡组织也是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合作的重要机构。近代的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建立了比亲缘和乡缘关系网络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建构更是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联号的经营、相对固定的往来客户群体以及商人侨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商业网络都是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例如龙登高的江南市场考察指出，外地商人落籍定居，经营网络随之变化，侨居异地之后，商人把侨居地与祖籍地的业务有机联系起来，建立联号，构成了有机的营销网络。当商人扩大了侨居地业务之后，往往需要招徕亲友或接受同乡前来协助合作。随着业务的扩展，有些同乡亲友又在其他地区侨居下来，从而使商业网络不断扩大。张忠民对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研究表明，商人和商业资本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混杂、交织，在某种情况下，似乎较之经济关系更为鲜明和突出，并且又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在香港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讨论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专门对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的探讨，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远不止在企业制度发展史、商人商业信用、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等研究领域内，其他诸如城市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研究同样具有极大的适用性。总体上说，社会资本理论从理论范式上给中国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