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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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郑传贵.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J].理论前沿，2004（5）.

④何朝森.农民工调查报告[J].中国经济报告，2011（3）.

参考文献：

[1]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2]郑传贵.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J].理论前沿，2004（5）.

[3]何朝森.农民工调查报告[J].中国经济报告，2011（3）.

[4]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0（4）.

[5]韩雪.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初探[D].硕士论文，2011.

篇(2)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阻碍着他们外出发展的步伐。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报告显示他们呈现5个特点：

――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42.3%的人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最高，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09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17.9和3.4个百分点。

――多聚集在第二、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

――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

――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

全总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6个亟待破解的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个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2%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后，16.8%的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时，88.2%的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7、14.6、29.1、9.1和30.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度不高。

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36.5%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34.7%，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和企业能够密切相融。96.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16.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他们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

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全总调研建议，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需求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来说,首先在就业意愿上就显示出极大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就业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打工赚钱、回家盖房、娶亲养老、供养孩子上学等;新生代农民工则完全摆脱了为最基本的生计而外出奔波的宿命,与之替代的是“从学校刚毕业,出来见见世面,增长见识”、“锻炼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不愿待在农村务农,到城市中享受城市人的生活”、“到外面学点技术”、“实现自己的梦想”等等。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追求、自我发展的意识格外强烈。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在2010年6月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就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在建筑业中呈下降的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则显示,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所占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通过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和技能分析

(一)受教育水平

按照国家统计局2009年公布的数据分析,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占到了26%以上,其中21-25岁年龄段的比例则达到31.1%,远远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就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从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别高于半文盲、文盲、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而从90年代开始, 则是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成为最高。所以,与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受教育水平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数人都已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这不仅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报刊、书籍以及网络来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来为自己利用。

(二)职业技能水平

通过上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分析也可以看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初中刚毕业就选择外出打工。因此,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就成为决定他们前途的重要因素。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达到了36.9%,高出老一代农民工14个百分点;而对于从农村走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务农这项基本的生活依靠也可以是他们最基本的技能,而调查数据则显示: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从事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从来没有务工的经验。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教育水平为主、职业技能水平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以高,但是,他们目前的职业技能水平仍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意愿中的工作岗位的要求。

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政策导向

(一)市场需求

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公布的信息数据来分析,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到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还不到30%。同时,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需求占到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也只有20%左右。所以,在市场国际化、竞争激烈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背景下,知识和技能逐渐取代以简单体力劳动而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标准。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如果不能有效的提高,就很难满足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求。

(二)政策导向

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供求失衡,这就需要相关政策的介入对其实施积极的干预,促使劳动力市场从失衡转变为供求平衡。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主要从技能水平上下功夫,目前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主要分为三类: 1.委托模式,即政府委托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学校进行常年培训;2.定点模式,即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两地政府牵手,有目的进行培训;3.订单模式和联合模式,即政府和企业联合,根据企业用工需求,由政府牵线搭桥,对企业用工进行培训。此外,政府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时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回乡创业等。从而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四结束语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乃至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角度出发,对其就业取向、素质技能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政策的导向,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研究其就业问题。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仍然十分严峻,无论从其自身还是企业、政府都应积极寻求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最终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篇(4)

关键词：农民工 新生代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6-5954（2011）04-068-03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进城务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其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达到14533万人。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通常我们也将其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与之对照，本文中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称为“上一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已经成为制定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迫切需求。

2010年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基础上，对河北、辽宁、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陕西等10个省份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60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观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和结构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487万人。

按从业时间定义的就业选择来看， 20~2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的比例为各组最低，外出从业的比例较高，仅次于16~19岁年龄组，说明较为年轻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从业的倾向明显更高。

（二）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地区分布显示：从输出地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1.4%、38.2%和30.4%。从输入地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

（三）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

在较为年轻的外出农民工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而上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26.9%。同时，由于年龄的关系，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结婚。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更多政策上的关注。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

从文化程度来看，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别是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15.4%）、平均受教育年限（9.8年）以及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30.4%）均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和在外生活的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懂农业生产，“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很低

从外出从业的时间看，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从业时间已经达到9.9个月。上一代农民工在外出从业之外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为29.5%，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仅为10%。换句话说，在2009年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而且，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看，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从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出从业的劳动强度较大

表1显示，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不同，44.4%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同时，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服务行业的比重较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行业时，不仅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而且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较安全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

（三）新生代农民工跨省外出的比例更高、初次外出的年龄更小

新生代农民工中，2009年跨省外出的比例达到53.7%，高于上一代农民工6.9个百分点；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大中城市务工，选择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7.4%，高于上一代农民工9.9个百分点。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0.6岁，而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3.7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八十年代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21.1岁，1990年之后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17.2岁，这意味着很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的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

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328元，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43元。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人民币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及其比重分别为8218元和51.1%。

（五）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居住在单位宿舍、上网和看电视成为主要业余活动

从居住情况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及“与人合租住房”的比例高达43.9%和21.3%，分别高出上一代农民工16.7个和5.3个百分点。这说明，自主住房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定居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业余时间安排上，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46.9%和52.1%，说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更多地受到网络、电视媒体的影响。

（六）已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将子女留在老家

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并且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但受到居住条件的限制，超过40%比例的夫妇仍然是各自住在集体宿舍、工地工棚或生产经营场所。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合同签订率低、部分岗位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社会保障参保率低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4.4%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在需要防护措施的工作岗位上，防护措施较为齐全的仅占35%。当遇到劳动纠纷时，新生代农民工最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解决问题的比例为39.9%，高于通过“法律途径”（占25.1%）和“政府”（占19.8%）的比例。表2显示了主要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仍然很低。

（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

由于平时工作的强度比较大，约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经常加班，超过1/3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有较大的工作压力。相较于工作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当前收入水平感到“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分别占到41.3%和3.3%。调查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于职业发展目标，有25.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掌握专业技术，有一技伴身”，还有2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当老板”。

（三）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

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合计为22.8%；而“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自己是“外地人”甚至是“农民”的比例分别为87.9%和68.5%。但是，在选择“如果要比较生活状况，您会和什么人比”时，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居民”的比例（为23.4%），仅次于“城里的农民工”的比例（为23.6%）、高于“农村的亲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乡里的人、老家县里的人和说不清”的比例。这意味着，当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会更加强烈。同时，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只有30.6%和5%，高于“很不幸福”（为3.2%）和“不太幸福”（为7.7%）的比例。

（四）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对于未来的打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分别占到8.1%和37%。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并且女性比例偏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认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依次是“收入太低”（为67.2%）、“住房问题”（为63.2%）、“社会保障不完善”（为24%）、“老人无法照料”（为20.1%）、“子女教育问题”（为16%）。

四、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问题和新诉求，将对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会，政府应根据城市基本情况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上的诉求，最终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从制度上和规划上整体考虑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在制度设计上，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低交费、低水平、广覆盖、可接转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帮助协调切实解决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使其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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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3年，三次产业产值分别达161.8亿元、4352.3亿元、14986.5亿元，产业格局呈现出典型的“三二一”模式。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行业均得到优化调整。第二产业中的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现代制造业同比增长10.4%，高于工业平均增速；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金融业同比增加11%，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9.5%，高端服务业增速也高于三产平均增速。

1.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决定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行业选择

李志伟、仉媛（2015）通过对北京市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指出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多；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尚有一定空间，但由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增多，该吸纳能力仍有限；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则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可见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主要应该在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寻求自己的就业岗位。

2.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的空间定位

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明确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从而进一步优化北京的产业结构，将制造业、汽车、石化、劳动密集型商业等进行外迁，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吸纳农民工较多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诸如北京动批、大红门批发市场等劳动密集型商业更多的是吸引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必将影响着这些人重新进行行业或就业区域的重新选择。

3.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层次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终将有助于就业结构的优化，客观上需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及市场对农民工群体就业能力的需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从而促使就业层次提升，反过来，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应该是“弱势群体”，需终生注重自我竞争力的构建

一直以来，学者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关注更多是将这一群体归于“弱势中的弱势”的层面进行研究，笔者希望改变这种被动的、片面的认识，应该客观、全面、多元地认识她们，更多的给予她们尊严与尊重、赋予她们机会与空间，她们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将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北京外来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中如保险经纪人、医药代表、环卫工人、服装厂工人、塑料厂工人、电子厂工人等，不乏工作业绩突出、能力不凡者。总结她们成功的经验不难发现，往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自我就业竞争力。

1.重视自我职业规划和上升空间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虽然有年龄层次、文化程度、家庭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如果能够充分重视自我职业规划和上升空间，则能够比较主动的选择自己的工作行业和地域，为了预期的上升空间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有助于就业竞争力的持续。

2.注重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提升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3.3%，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同样具备自主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条件，但有的却由于自己的价值观偏差、主观能动性不够等因素，影响其持续的自主学习能力的维持。即便出现好的工作机会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错失良机。

3.具有性别意识和竞争意识

受传统家庭观念“女主内、男主外”的影响，女性农民工承担家务劳动成为一种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男性大都不承担家务劳动和某些生产劳动，而实际上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大多女性农民工会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则女性农民工又会承担更多的再生产的活动，使得女性农民工的压力增加。强化社会性别意识，让她们意识到不同性别在各种行业中存在着差别，以便恰当发挥其性别优势，使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尽可能做到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分工趋于平衡。同时，培养竞争意识，又会促使她们在工作中的付出换取相应的社会认可与回报，促进其就业能力的提高。

4.深入领会和掌握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内在力。通常会直接决定着人们的就业机会能否获得。然而，这常常是她们就业之初所欠缺的关键能力。对于具备大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可以凭借其相应的毕业证书作为找到工作岗位的砝码。但对于其他人员，则需要进行自我进修或政府或企业提供的培训，以便适应岗位职责需要。

5.拓展潜在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潜在能力和综合素质通常是在环境发生改变或恶化时，她们表现出来的承受能力、具备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处理危机事件和人际交往的能力等，这些将实质上影响着她们在工作岗位中走得长远的问题。

三、发挥“政府——社区——企业”三方主体的助力作用

1.政府要“有所为”，充分发挥好政府的经济与社会管理职能

政府应充分发挥财政的手段，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等手段，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和竞争力的构建。如，首先，政府结合当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及市场需求，围绕构建就业竞争力的五个要素开展短期、中期培训，政府应给予在培训专家库或人员及资金上的资助和支持。其次，完善地方面向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并在缴费方面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使她们能够有能力参保、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再次，在政府统筹安排、制度许可的情况下，对参与提供培训或吸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的机构、企业或个人给予税收上的优惠，鼓励社会多方主体参与。此外，政府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服务，解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没有渠道了解就业信息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供需市场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2.社区要充分发挥好网格化管理的作用，做好片区女性外来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

社区作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平台，除了服务好本地常住居民外，可以通过网格化管理将外来人口容纳进来，特别要额外关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让其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为生活和就业提供服务。

3.充分调动企业在吸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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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租赁；需求特征

一、引言

在我国，随着老一辈的农民工年龄的逐渐增大，并开始退出建设社会的舞台。紧随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中尤其又以他们最具特色，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自我意识较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年龄、性格、见识上有多少不同，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同样也面临着和老一辈农民工一样的问题――住房问题。

而就现实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仅现在是城市住房租赁的主力，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是城市租房租赁的主体。因为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个人收入相比起现在的房价，多数人都是只能“望房兴叹”。对于农民工住房保障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成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需求明显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他们的新需求的探析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特有的住房需求、行为偏好来对该群体的租房行为进行详细论述。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即将承担未来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有必要对该群体的住房租赁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搞清楚新生代农民工租房需求的最新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将来住房租赁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具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特色”和“过渡性”。但国外的学者对于本国的劳动力人口迁移研究也很多，西方国家在其城市发展和工业进步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了解决数量众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居住问题。Alonso认为住房位置、工作地位置和个人收入这三个变量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个人收入较低的人往往选择的住房位置偏僻，距离工作地较远。他的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租赁选择行为作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Simmons则更多的是站在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发现住户选择居住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该区域中诸多社会因素影响的，如该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整体经济实力、本地常住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种族隔离等。另外，国外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城市化过程中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的难题，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自助安置”理论己经成为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世界性计划”，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低收入移民群体最基本住房问题的方式来安置他们。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柴海瑞（2008）指出农民工群体一直存在着住房保障缺失的问题，由于城乡隔绝、城市环境、个人素质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政府不顾及的灰色群体。吕萍、周滔（2008）分析了农民工住房政策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指出解决好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问题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前提，同时利用“成本―效益”原则来分析出将农民工放入住房保障体系，从经济角度看也是效益大于成本的。李伟东（2009）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上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城市的文明，而现实的户籍制度导致的藩篱却把该群体从形式上将其与城市隔绝开。城市管理者在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宣传，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农民工一样，无法有效的获取国家政策信息，保护自我权益。

三、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及现状

（一）人口特征

根据2015年成都市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推测，成都市现有农民工总体规模为195万左右，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为27.8万人，集中分布在第三产业和建筑业、制造业。该区农民工主要为本省20～40周岁的青壮年，职业身份以工人和服务人员为主。而老一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退出，新一代青壮年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根据调查情况看，16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3.7%，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2.9%。从性别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的农民工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数量开始逐年上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的比例为63.4%，女性为36.6%。

（二）教育特征

在受教育程度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们大都是在1990年以后开始接受教育的，该受教育阶段的保障体系相对于90年以前更为有利，九年义务制教育实行也更为彻底。所以，在此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借助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机会，其受教育程度不仅明显高于他们的父辈，甚至也高于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80后农民工。在此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初中学历教育的人数，占到64.4%；拥有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28.9%，而通过将此数据与该区的老一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

（三）行业分布与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方面，在成都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资报酬比不上北上广这一线城市，但是由于成都市经济近几年的持续走高，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都工作所获得的工资报酬也是在持续增长的，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增长7.2%。

此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较高的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行业与第三产业，占到了79.4%，而在建筑I从业的人员比起老一辈农民工大幅下降，从老一辈的27.8%下降到了9.8%，这说明了成都市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从业已经大量的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已经与这两个行业相关的配套行业。

四、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需求特征

相比起老一辈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务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如以前的农民工一样以生存为目的，他们更在乎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这就造成该群体就业的不稳定性，跨行业跳槽也十分普遍。同时，该群体对于城市的认同度很高，虽然仍然是农村户籍，却表现出较强的城市居住意愿。这就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住房需求的特殊性。

（一）较高品质的住房需求

这是对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走访调查后，发现的一大特点。与在一线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并不明显。相反，居住在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的是月租金，500～600元的住房，占到调查对象的62.1%，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租房方式相同的是，该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大多选择合租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住房需求。

这也侧面说明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选择较高品质的正规住房，而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愿意去住工棚或是选择非正规住房（如地下室、床位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成华区生活的成本较低，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这也是西部多数城市的特性。另一方面，在成都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薪水较老一辈更高，有能力承担较高品质住房的租金负担，这两方面形成了他们选择较高品质住房的物质基础。而抱有城市化价值观的消费理念，也让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的居住需求不仅仅停留在“遮风挡雨”这个层面上，而是要求更高的水平，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二）换工作较频繁，住房需求波动大

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与所在企业或是老板签订了一年期以上合同的人数占调查总数的46.3%，但是在调查中表示了自己有2次以上跳槽经历的人却占到了总人数的56.7%，而表示想在未来一年内更换工作的人，也有48.8%，另外选择视情况而定的人数占17.3%，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作更换很频繁，比老一辈农民工更容易更换工作，他们更加倾向于高频率的流动，住房需求的波动也是很大的。从2016年1月份到2017年1月份的时间段里，成华区住房租赁市场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波动，第一次是2016年的1月～5月，第二次是2016年的10月～2017年的1月，这两次租房量波动的时间与笔者调查到新生代农民工较集中更换工作岗位的时间大致是一致的。

（三）弱储蓄意识的住房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从小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下长大，他们对于城市的向往和认同度也远远比老一辈农民工更高，他们也拥有着留在城市居住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可是他们的收入总体来讲还是处于社会的低位水平，此次调查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6.3%，3001元/月～3500元/月的占27.4%，3500元/月以上的仅占6.3%。这样的现实让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以后能在成都买房，大都持否定态度。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既然并没有脱离农民工这个身份，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往往并没有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在调查的人群中，企业给予住房公积金缴纳的人只有5.9%，这样的现实就迫使他们放弃在城市买房的远期期望。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新生代农民工便基本没有储蓄意识，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存的钱对于买房来讲是“杯水车薪”，那么还不如活在当下，选择较好的租住环境，所以大多数成为了“月光族”，住房需求更强调当下的舒适性和方便性，不会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为了储蓄而在住房条件上进行自我剥削，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租房的时候，更多的会进行“享受型”的消费。

（四）交通位置优于工作地位置

成华区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对住房的区位要求上，并没有将“住所与工作地的距离”作为第一参考的因素，而是将“交通便利性”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在该群体看来，成都市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么大，跨行政区上下班其实是很方便的。近年来，由于成都市城市基础交通建设的加快，交通便利，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经过比较发现，以交通位置优先的原则，是最有性价比的，一方面交通便利的地方比起工作地的租房价格便宜，因为工作地往往在市中心，而成都地铁通到的地方却包含很多城市边缘区域。而除开工作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也比老一辈农民工有了更多的娱乐选择，周末和朋友聚餐、出游等活动，对于这些90后为主的年轻人来说是必需的，所以这些新生代农民虽然散布比较零散，但大都离最近的地铁站或公交站不出20分钟的路程的位置选择租房。

五、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租赁的需求上呈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的不同，该群体的租房行为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自己内心需求的影响，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行为更多的是“本我”的一种表现，老一代农民工为了给家庭累积财富，不惜靠剥削自身来积累出自身家庭发展的资金，其中压榨自身的住房条件就是重要的手段，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在信息化的时代下长大，他们有着80后、90后一代追求自由和个性，在老一代农民工承担了家庭资金的原始积累后，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并不承担过多反哺自己农村家庭的任务，加上较高的收入和成都市相对低廉的租金，让他们有条件去追求高品质住房；工作的不稳定又导致他们更换住房频繁，难以形成长时间的租赁合同；选择住房时，更多的考虑交通便捷性而非距离工作地的远近；而迫于高房价而产生的弱储蓄意识，则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放弃了在成都扎根的想法，转化成对现在租赁房屋的享受型消费。在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所呈现出的住房需求特征，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的新变化，这对于研究该群体住房租赁行为的变化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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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immons， J.W. Changing Residence in the City-A Review of Interurban Mobility[J] .Geographical Review，1968，58.

[3]莫言峰.住房保障惠及农民工须迈三道坎[N].中国经济时报，2007-10-16.

[4]吕萍，周滔.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认识与对策研究――基于成本一效益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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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1]，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相比城镇新增劳动力而言，其文化素质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只能在收人水平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而就业的不稳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步履艰难。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我国未来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冷暖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

职业教育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等。从政府方面来看，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富余劳力转移的同时，政府理应努力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是，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教育体制，教育资源分配明显偏向城市，尽管国家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教育长期发展滞后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7.11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63.56元，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9.74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5.5元[2]；城乡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直接导致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教学环境与条件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实际需要，导致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较低，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而限制了农民工进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职业教育往往被忽视。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低6973.89元，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低4057.14元[2]。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滞后，总体规模较小，与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不适应[3]；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整体偏低，其较差就业的稳定性，较低的收入水平严重影响了他们转移性就业。从企业方面来看，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用工企业理应加强员工的职业教育培训，然而实际情况是，用工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积极性不高。企业由于受资金、人员、机构、生产状况等影响，开展农民工培训多为岗前安全及规范教育，多数中小型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仅有的少量教育培训也只是围绕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职业技能展开，对农民工缺少企业精神、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常识等方面教育，未能从企业和农民工的长远发展来看待职业教育培训问题。从社会培训机构方面来看，社会培训机构的快速成长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社会培训机构的比例依然较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社会培训机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较高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用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拒之门外。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旺

职业教育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重要途径,较高的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意味着较高的收益。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教育无疑是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梦想的主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愿望异常强烈，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相当多的实用技能培训收费较高,对于大多数进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经济门槛；另一方面，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找到合适的培训时间；另外，许多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职业技能培训缺少针对性与实用性，培训方式不够灵活，培训地点离农民工较远，进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有效需求不足。

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水平的途径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

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着未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它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因此，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布局出发，必须夯实农村基础教育。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环境与条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格局，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农村基础教育，不断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质量与水平，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与农村义务教育相衔接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发挥输出地政府在引导性培训上的作用，强化输入地政府在办学条件、用工需求、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满足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同时，也为输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储备了大量人才；而伴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转移性就业能力增强，越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投入，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政策激励措施，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或奖励等多种政策激励措施，吸纳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之中；同时要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职业技能鉴定，落实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另外，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实时的市场需求信息、培训、就业一体化信息服务。二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体作用。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本培养意识，强化岗位培训责任，使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企业要与培训机构密切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企业定岗培训；大中型企业还要联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建设一批农民工实训基地，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培训机构的有效对接，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及农民工的不同素质,合理设置培训内容，确保职业技能培训市场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同时也要尊重农民工自身的意愿,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努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能力。

（三）进一步完善培训资助政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职业教育培训资助既是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引导全国培训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农民工增加培训需求的重要途径。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有利于帮助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减轻个人培训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自己的职业技能，而且增强了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培训资助政策，建立农民工培训直接补贴的配套政策体系，实行社会统一的国家资助扶持政策，为有培训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办理和发放农民工培训卡，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基本标准，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公平合理[3]，真正把国家提供的优惠和帮助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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