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理论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际法理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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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笔者试图通过引入本体哲学思想,从本体论的角度加强对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实现创新。新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也希望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确实希望能够和平地崛起。新世纪的国际法应该为这种正义的、善意的诉求提供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国际法在本体论上至今很大程度仍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法的参与主要限于具体实践层面。过去一百五十多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国际法学界主要是学习与运用国际法,在国际法的发展上面,尤其是法哲学意义的发展上贡献不多。然而,若要真正担当起一个负责任大国角色的话,中国就应该在国际法理论,尤其是本体论上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该把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优秀理念介绍给国际社会,实现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结合,促进国际法本体论的再次质变。

一、本体哲学思想简介

本体,西文的对应词为Noumenon,复数形式为Noumena。在西方哲学史上,本体一词一般用来指世界本质、实体或存在体。古往今来,有诸多哲人都涉足了这类本体论域的、纯粹关于世界本质的思考,只是他们各自使用的术语长期以来并不是一致的。“本体”的词源最早可追溯到希腊文noein(思维)一词,该词的意思是“被思想的事物”或“理智的事物”,是指相对于现象的可理解对象或终极实在的事物。由此可见,现象与本体的区别古已有之[1]。古希腊哲学家以自然界的感性事物为世界本体,如水、火、气等;米利都学派首先提出世界本原问题,开创了本体论研究;柏拉图的“灵魂回忆”、“纯粹理念”等理论实际上也属于本体论域的纯粹思考,他还在其“形式论”中充分讨论了本体与现象的区别问题。巴门尼德最早以抽象的“存在”为本体。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本体范畴,并以本体(或曰实体)为其第一哲学的最高对象,这些观点见诸他在《形而上学》、《范畴篇》等著作中提出的“普遍形式”、“本质定义”等理论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概念影响了近代的一些哲学家的本体观,如斯宾诺莎的实体论等。

“本体”这一概念的明确归功于康德,或者我们可以干脆地说,“本体”(Noumenon)这个词就是康德造出来的。德语中本来有一个表示本体的词:Ding-an-sich,但是康德在采用这个词的同时,又对应于“现象”一词的词根(menon),使用了一个新的词:Noumenon,显然有其特殊的含义。在其所著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表现物,只要依据范畴的统一性作为对象被思维,称之为现象。但如果我设想某物,它仅是知性的对象,而却作为这样的,尽管不是感性的直观,而能将(作为)智性的直观给予;则这样的一类某物当名为本体(只能用智力了解)。”“本体之概念———它关涉于不应被思考作是感性对象,而是只通过纯理智认作是物自身的东西———是绝无矛盾的概念。”可见,康德创造这个术语,是为了把现象与本质区分开来,把探讨现象的认识论与探讨本质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根据康德的界定,“本体”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思:第一,它是超感觉、超经验、超现象的对象,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是感性的来源;第二,它是认识的界限,防止感性直观超出现象界而扩大到物自身;第三,它是理性的理念。

本体论,英文的对应词为Ontology,德文与法文的对应词均为Ontologie。该词最初的源头是希腊文logos(理论)和ont(是,或存在),后来又有拉丁文Ontos作为其词源,意指存在物或存在者。德国学者郭克兰纽最早使用了“本体论”一词以指代形而上学。法国学者笛卡尔把研究本体论的哲学称作“形而上学本体论”。克劳伯把本体论称为“第一科学”,沃尔弗则叫它作“第一哲学”。

应该指出的是,在西文中,“本体”与“本体论”两个概念之间并不像中文表述那样具有一目了然的、严格对应的联系。西文中的“本体论”不仅包括关于本体的理论,还包括形而上学的一般性或理论性部分,甚至有时被用来指整个形而上学。无怪乎有的学者会认为,严格地说ontology应译为“是论”或“存在论”。但就本文的讨论范围而言,“本体论”仅需取其最狭义的含义。因此,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的抽象性质,或曰最终本性的学说,简言之,它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二、本体哲学思想之扬弃

本体哲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法哲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然而,欲将“本体”、“本体论”这一组概念引入法哲学的领域中,必须对这一组概念做出适应于时代的扬弃。这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对“本体”的扬弃,因为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一旦恰当地界定了本体,本体论的界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对于康德的本体概念,可以吸收以下精华部分:第一,本体是独立于意识的、关于事物本质的抽象存在,它是对事物的具体认识(既可以是理性的又可以是感性的)的来源,我们只有透过现象、超越具体理性才能认识它。第二,本体划出了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与非本质认识的界限,后者不能够取代本体成为所谓的“基本理论”。第三,本体是根本的、纯粹的理性理念,它可以指导具体认识和行为。

当然,康德本体观的以下方面是应该予以否定的:第一,本体不可知。列宁曾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是唯心主义者。的确,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存在,包括关于事物本质的存在,都是可以认识的。当时康德提出本体不可知,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论证作为绝对实体的上帝的不可知,将宗教势力排斥在认识论之外,保持自然科学的独立性。但是,如今时过境迁也就没有这个必要了。第二,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绝对对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不存在不可知的事物,只是可知的程度与方式不同。正因为如此,作为对先前哲学(包括康德哲学)的扬弃的唯物辩证法没有采取本体论与认识论绝对对立的立场。本体,在我们看来,一方面是一种抽象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可以被认识并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我们这里引入的本体及本体论概念,是一个经过唯物辩证法批判的概念,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概念。本体,是指独立于意识的、关于事物本质的抽象存在,它是对事物的具体认识的来源,它可以被认识并被用来指导实践。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和理论。

三、本体哲学思想在中国国际法哲学中的运用

在法学领域中引入本体概念,并非笔者的独创。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来看法理学领域的情况。张文显先生在法理学中引入并界定了“法的本体”概念。他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出发点都是它的研究对象的本体性质。法律本体就是法这一社会存在物及其本质、关系和规律。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法的本体论。法的本体论涉及法律的本质是什么、法律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法律内部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如何、法律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等重要问题。关于法律本体问题的回答历来是划分各种不同流派的主要依据[2]。葛洪义先生指出,法的本体论是指关于法律现象究竟是什么的学说和观点,只有弄清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才能正确把握方法论问题的要害和关键[3]。上述界定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对本体概念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没有批判性地回溯本体概念的哲学来源,而仅仅着重于在现代法理学的语境中赋予本体概念以某种重要意义,因而与本文所界定的法的本体概念有一定区别。相比之下,本文的法律本体概念范围更为狭窄一些,只有直接关乎本质的关系与规律(而不是所有基本关系与规律)才能进入本文视野。丁以升先生强调,法律的本体问题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范畴。他介绍并采纳了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观点,认为本体是指本原物,一方面,它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出发点与范型;另一方面,其他事物的存在的合理性必须以它为基础,并向它复归[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了本体概念,他们没有专门解释这一概念,而仅以之说明某些关于“法本原”、“法自身”的基本范畴。

其次,来看部门法哲学领域的情况。陈兴良先生在刑法中使用了本体概念。他认为,所谓“本体刑法学”,是一种自在于法条、超然于法条的法理,它不以法条为本位而以法理为本位。法理的逻辑演绎取代了法条的规范诠释[5]。不难发现,这个“本体刑法学”概念虽然也具有偏理论、重思辨、超实在法的特征,但它实际上不过是借“本体”来谈理论,将刑法法理在一种广义的本体论的语境下单独拿出来讨论而已。直言之,“本体刑法学”就是理论刑法学。应该说,这种做法代表了目前在部门法学中较为常见的对“本体”一词的使用模式,即直观地“借用”。

再次,来看国际法学领域的情况。李家善先生在介绍自然法与万民法的关系时,曾经称Noumena为“本体论”[6]。显然,他无意于仔细探究与严格区分“本体”(Noumena)和“本体论”(Ontology)概念。王铁崖先生在讨论国际法的渊源与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关系时,使用了“国际法本体”的概念,他倾向于认为国际法的原则就是国际法的本体,国际法本体是对应于国际法渊源的范畴[7]。这也是一种对本体概念的直观借用。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在论述国际法的理论问题时,都没有使用“本体”概念;而少数有意或无意使用了这一概念的学者,也并未注意去推敲“本体”概念的真正内涵。

最后应该指出,即使是国外的学者,也鲜有使用带有浓厚哲学气息的本体(Noumena)概念来讨论国际法乃至法学问题的,他们至多在有限的场合使用了广义上的本体论(Ontology)概念。

总的来说,目前在中国法哲学领域内对本体概念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同时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是直观性地借用,即不去界定本体的范畴,而是利用“本体”这个词带给人的直观印象(偏理论、重本原、超实在等),阐述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另一种是解释性借用,即先在某一法学领域内对本体做出自己的界定,然后再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则是引用旧有的哲学(包括法哲学)的本体观,这多半是出于介绍的需要。与前人的做法不同的是,本文所要从事的,是对本体概念的批判性、系统性使用。笔者认为,法的本体,是关于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是一切关于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法的本体论,是探讨法的本质的抽象理论,简言之,它就是关于法的本体的理论。法的本体论是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门,它绝对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法的基本理论”,后者是一个更为宽泛而常用的概念。法的本体论只回答“法是什么”、“法的基本架构如何”、“法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人们可以通过研究法的本体论来更好地认识法的本体,并由此更好地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

相应的,国际法的本体,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抽象存在,主要由国际法的概念、性质、分类、效力依据、渊源、运作模式等最为本质、抽象的范畴构成,是一切关于国际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国际法本体论,就是关于国际法本体的理论。国际法本体论绝不等同于一般所说的“国际法基本理论”或“国际法原理”,后两者是更为宽泛而常用的概念。国际法本体论只回答“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的基本架构如何”以及“国际法如何作用于国际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国际法本体论是国际法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国际法本体论来更好地认识国际法的本体,并由此指导国际社会实践。

四、在国际法哲学中引入本体哲学思想的意义

在国际法哲学研究中引入本体与本体论概念,笔者认为至少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凸显构建国际法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实际上,关于国际法的性质,只有两种学说: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古往今来,无出其右。其他的理论总是在这两者之一或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如,格劳秀斯(Grotius)提出“国际法是自然国际法与意志国际法的结合”,普芬道夫坚信国际法就是自然法,而特里派尔则认为国际法是实在法。再如,凯尔森(Kelsen)尽管指出国际法是实在法,自然法是“非科学的”;但他在建构所谓“纯粹的”法律体系时还是以明显带有自在性的“基本规范”———“约定必须遵守”为体系基础,可见其理论在本体上仍然跳不出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结合的范示。由此,劳特派特仅承认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具有“方法论”上的巨大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这两种学说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认识的基本分类,是国际法本体论的基本元素,构建完整的国际法理论就要从这两大学说入手(当然,这种构建是一个扬弃性的进程,笔者提出的新的自然法概念不同于旧的自然法概念)[8]。

第二,将对国际法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的研究区分开来。实际上,很多国际法学说,尤其是各种新兴流派的主张,并不探讨国际法的本质问题。它们或者从一个有关国际法本质的角度出发,着重探究与之相联系的具体问题;或者干脆避开抽象的国际法本质问题,直接而具体地分析某些国际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实际上,基于同一个本质问题,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新的问题作出新的研究,从而发展为一个新的学术流派,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无论这个新的流派显得多么标新立异,无论其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如何激烈,都不能抹杀其在本体论上的共同性的存在。

比如纽黑文学派,它把国际法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表现,这就意味着它以实在法学对国际法本质的归纳———国家意志是国际法的依据为出发点。但是,它着重研究的是国际法,即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尤其是有关的个人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无怪乎罗斯索尔将它称为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又如女权主义学派,它根本不关心国际法的本质问题,只想说明在国际法的制定与实施中男性思维占了上风并主张提高女性在国际上的权利、地位与尊严。英国学者布朗利在他的名著《国际公法原理》中,直截了当地回避了国际法性质等根本问题,而是使用了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审视国际法并构建体系。

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派学说,但是,如果不能准确地对各种学说予以定性归类,就容易混淆国际法的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让人读得越多越糊涂,甚至找不到国际法的本质问题。显然,各种学说都有其可取之处,也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如果要探讨一个宏观性、基础性的问题,就应求诸于关于本质问题的学说;而如果探讨一个具体层面或角度的问题,关于具体问题的学说作用更大。只有将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区分开来,才能准确地适用各种学说,否则就只能是“盲人摸象”,既无法解决问题,又造成思维的混乱,最终只能导致对国际法以及国际法学更大的不信任和迷惑。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际法杂志》1999年第2期上推出了一个名为“国际法方法论论文集”的专栏,评介了晚近的七大国际法流派(包括实在法学、纽黑文学派、国际法律进程学派、批判法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学、法经济学、女权主义法学等)。在项目计划书中,作者明确指出,这里的方法(Method)并非狭义的确定资料的法学研究方法论,但它也不是关于国际法性质的抽象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对国际法的现状及其成因的更明确的认识,以及国际法的下一步走向。可见,这个“方法”所讨论的,是派生于但并不属于本体论的其他国际法基本理论。无独有偶,很多国外学者把晚近出现的国际法学术流派称为“新方法”(NewApproaches),这也说明这些流派的“新”主要体现在其形式上、视角上而不是性质上。可见,国际法的方法论层出不穷,但是在本体论上,却依然保持了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的基本分类。我们有必要将两者区别开来,并根据不同的需要适用不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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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法涉及的大多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加之存在很多抽象的原则、纷繁复杂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机构，在同学们看来不像学习国内的民商法等与自身生活联系较紧密，所以一部分学生对学习国际法产生了质疑。因此在国际法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国际法、理解国际法的精髓，使学生从被动聆听变为主动“不耻下问”，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尤为重要。第一，教师应该转变以往的纯讲授“理论”知识，而应该“传道、授业、解惑也”。国际法专业的教学不仅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同时也包含了经验的属性。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应担当起学生“指路人”的角色，而且应该注重对学生应用性知识的讲授。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国际性的审视视野。带着这样的维度去学习，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重塑对国际法的学习渴望，收获内驱力。第二，从以往在国际法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导的“填鸭式”向强调学生在国际法教学中的“师生互动”教学方式转变。受传统法律教育影响，当前高职院校法学专业教师在课堂教授时往往重理论而轻实践运用，教师上课的方式大多是机械的照本宣科，学生也是死记硬背一些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不能理解法律制度背后涉及的法理精神，造成了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层面脱轨。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理念，倡导教师在课堂教学模式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的3D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师生互动，将教学、研讨、辩论于一体，既注重实践又注重法律事务能力培养，唯有此，才能真正使学生学有所得并适应国际潮流的发展。

二、教学内容

在谈及教学内容时，首先，不免要涉及对国际法教学时所用教材的选择。当前国际法的教科书种类繁多，针对高等职业院校法律事务专业的特点，笔者比较推荐白桂梅教师主编的《国际法教程》，该书通俗易懂，同时又深入浅出，在讲授国际法上的很多制度时为了便于学生深入理解附带国际司法机构的经典案例，通过案例使学生能够对所学的知识灵活应用。其次，学生课后可以阅读由英国的詹宁斯和瓦茨修订的国际法经典读物《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作为扩展读物，该教材内容体系全面深邃，并给出了大量详实案例介绍和评析，尤其注重实证分析研究。国际法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和层次结构庞杂广泛，基本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而且涉及到的相关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习惯、国际案例不胜枚举，同时也涉及到我们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实践。笔者曾讲授国际法四年，根据经验，可以将国际法的知识分为五个部分，依次为总论（包括国际法的概念、性质、渊源、国际法效力的基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主体论（国家、国际组织、个人）、行为论（外交和领事关系法、条约法、战争和武装冲突法）、客体论（主要涉及领土法、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这些都属于国际法的分支）、救济论（主要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包括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

在开始先给学生头脑中勾勒一个树干结构，这样以后每部分的添枝加叶学生就能轻松理解和掌握。同时，教师可以按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把知识层次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就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要让学生完全知晓，对国际法的总论部分要全盘掌握，例如，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家管辖与豁免、国际法上的责任等等。而对于分论所涉的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条约法、国际组织法、战争和武装冲突法，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基本制度理解即可。由于这一部分是国际法的分支，基本在研究生阶段会选择方向专攻学习，高等职业院校的法学专业学习毕竟不能太专，如果学生对这一部分的某个领域感兴趣可以在以后的继续学习中强化这一部分的知识，因此一定要分清主次。在课时量小而课程容量大的情况下，如果面面俱到很容易导致各章都是蜻蜓点水。在讲述上述知识层次的时候肯定会涉及大量的国际法院国际仲裁机构的案例，这些案例可以让学生下去采取自学的方式进行了解。因此，在选取章节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讲课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过深，学生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其次，将国际关系相关理论引入国际法教学中。国际法的学习和研究不可能脱离了国际社会而孤立。在国际社会中，对国际政治、国际时事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国际法的价值。

因此，在国际法的教学过程中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有助于学生对国际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运用，而且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使知识层面纵横交叉，让学生以更开阔的视野理解国际法制。最后，还要注重国际法和其他部门法知识的互串，平衡好知识层面之间的衔接，使知识过渡自如。在讲授国际法的时候，在很多的场合可以比较其他相关学科。例如，在讲到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时，可以给学生先介绍二战结束后形成的战后格局及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关系，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法庭建立的初衷和目的及审判的结果；在讲到的归属问题时，不可避免要讲到中日关系，包括从1895年后到1972年中日建交直至现在中日建交40年期间的中日关系。只用了解这期间双方围绕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并结合国际法上关于岛屿有效控制的理论规则，才能从国际法的角度对的归属进行客观的论证。国际间各种制度的构建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在讲授某种制度规则时，可以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模式，促使学生对国际法的规则和理论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跨度，让学生了解每一个制度背后的利益和相互关系，避免直线思维。

三、教学方法

受大陆法系影响，我国法学教育重经院哲学和理论讨论而轻实践分析和法律实务训练。因此，应注重将最近的国际热点案例与先进的教学方式综合灵活运用，如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教育、社会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和方法，注重对学生实际参与法律事务、分析解决法律事务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由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于1870年在哈佛法学院时创立，其与苏格拉底教学法几乎一脉相承，主要是通过让学生阅读、研究大量上诉法院的司法案例来学习如何进行法律思维和逻辑推理。在课前教师将本节课所需讨论的案例布置下去，附上涉及此案的必读和选读书目，学生必须事先查阅相关的资料为上课做好充分准备，课堂主要采用对话和讨论方式教学，通过提问、启发、引导学生掌握案例背后所蕴含的法理。在讲解知识点的过程中，引入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鲜活案例，不仅可以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活泼，启发学生的继续思维，而且有利于学生尽快掌握抽象的法学原理，并能灵活运用。选取国际法院的新近案例进行分析研讨，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国际法中某项制度的法律适用，又可以了解国际法院的判案过程及国际法院大法官的思维方式，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例如，在讲到国际海底资源开发中关于担保国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述2011年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所作的关于担保国责任和义务的咨询案件。国际热点时事涉及某段时间在国际社会发生的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如近日的日韩独岛之争、中国和菲律宾黄岩岛事件、中日事件、美国南海巡航等等，这些都和国际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教师在讲授海洋法知识的过程中就可以将这些最新的国际热点问题穿插其中，国家之间岛屿的争端反映了领土的归属原则，有效控制原则的发展理论，美国插手反映了国际海洋法中的海洋航行自由的原则等等。教师可以结合国际热点问题来设计一些案例和问题，同时在班里分组讨论和交流，通过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独立或合作进行分析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对这些问题独到的见解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这样就能寓学于乐，同时又能学以致用，一举两得，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可接受度。

2.多媒体教学法

国际法课程内容庞杂、理论跨度大，还涉及大量的法律概念的比较和分析，单纯使用教师板书、语言、手势等传统方式教学，很多抽象的法律概念学生很难理解。如果我们能借助多媒体教学，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可以将图片、声音、动画等综合利用，用生动、直观的资料将国际法知识演绎出来，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例如，在讲授海洋法关于各个海域位置的时候，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国际海底区域、公海的位置，海湾、历史性海湾的区别，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时，通过引入多媒体可以让学生更直观而非仅凭想象去理解知识，不仅增添了学生汲取知识的乐趣，同时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使用较短的视频资料组织教学，例如在讲到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时，可以给学生插入部分审判视频资料，同时配合国际法理论知识向学生讲解，这样可以将晦涩的审判原则寓于丰富的视频资料中让学生学习，让教师的教学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3.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最初源于医学院对实习医生的培养方式，主要通过让学生亲自参与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如接待案件当事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参与社区法律服务、移民法律服务、监狱和矫正机构法律服务、为残疾人和儿童进行辩护、提供法律援助等来亲自体会法律实务。这种诊所的运作模式主要有内设式诊所和外置式诊所。和其他实践性教学模式不同的是法律诊所教育注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同时认为，道德问题不仅仅是写在书面上的文字，更应该在学生平时的法律服务工作中通过磨练其判断力来提升。法律诊所教育不仅注重法律基本规则和原理的解释，更注重法律人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养成，同时在缝合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空隙，把教学内容与职业实际相结合的运作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考试考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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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法是在世界各国国内竞争法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伴随着商品、资金、劳务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的频频流动以及各国在竞争法领域的合作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和新兴的法律部门,国际竞争法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分支,是调整控制和协调国际竞争关系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和。要对国际竞争法有全面的了解,国际竞争法律关系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本文针对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的概念、特点、三要素等相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析,以期有利于国际竞争法的发展。

一、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的概念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各部门法学均对其倍加重视并把它作为该部门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进行研究。相应地,竞争法律关系是竞争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而竞争法学界也很少有关于国际竞争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法律关系,一般是指社会关系经法律调整后在相关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法学界关于法律关系含义的一般理解,可以认为竞争法律关系是特定社会关系经竞争法调整后而在相关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要给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下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的前提是明确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简单来讲,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国际竞争关系。什么是国际竞争关系,判断标准不同,界定结果也不同。如果以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为标准,那么具有涉外因素的竞争法律关系就可以被断定为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竞争法律关系三要素中任何一个具有涉外因素就可以被断定为国际竞争法律关系;如果依照国际法上对国籍的判断标准来对国际竞争关系作判定的话,则可将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界定为跨越一国国境的竞争关系,即跨国竞争关系;如果以效果范围为标准,对国际竞争秩序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竞争关系也可以纳入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的范畴,也就是说虽然竞争行为发生于一国境内,但行为效果却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竞争关系产生了影响。对于跨国竞争关系和涉外竞争关系被纳入国际竞争法律关系我们都能理解,但对于对国际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实质影响的竞争关系,由于对国际竞争秩序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竞争关系行为发生在一国境内,再加上目前世界各国在立法实践上均以效果原则来作为域外适用本国竞争法的法理依据,将表面上与本国无关联的竞争关系都纳入到本国的竞争法管辖范围内,所以对于将国际竞争秩序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竞争关系界定为国际竞争关系理解起来就相对不太容易。但是在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某些时候国内市场的行为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很容易触动国际市场,虽然一国的经济竞争行为在境内发生,表面上虽然与他国无关,但其程度实际上却对整个国际市场的竞争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候将其纳入国际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并没有什么不妥。如着名的波音-麦道合并案,虽然合并已获得了美国反垄断行政当局的批准,但依然遭到欧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合并案的当事人及合并行为均位于美国境内,但他们的合并将会对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到欧盟在飞机制造市场上的经济利益,对国际飞机制造业的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个时候国际竞争法对这个案件实施管辖权的就有合理的依据,但由于国际竞争规则缺失,出现欧盟域外行使管辖权的局面。

要注意的是,作为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竞争关系既包括横向国际市场平等竞争主体之间的交易性竞争关系,也包括纵向国家或国家组织不平等主体之间在监督、管理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管制性竞争关系。综上对国际竞争法调整对象的阐述,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下一个粗糙的定义,它是指国际竞争法在调整国际竞争关系的过程中在市场主体、国家或国家组织等相关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国际竞争法律关系的特点

国际竞争法律关系是指国际竞争法在调整国际竞争关系的过程中在市场主体、国家或国家组织等相关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不同与其他部门的法律关系,其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范围的特定性

国际竞争关系仅限于经济竞争关系,即两个以上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者,为争夺较多的交易机会,获得较多的商业利润而展开的角逐和较量。即国际竞争关系的调整范围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对于非经济领域的,或非反竞争的行为,则不受国际竞争法的调整。同时这种竞争关系还必须具有跨国性,或者涉外性,或者能够对国际竞争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二)目标的利益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作出市场竞争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商业利益。这种目标的利益性是竞争的本质之所在,缺少利益目标的驱动,市场主体既无竞争的压力,也无竞争的动力,自然谈不上竞争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国际竞争关系是平等的经营者之间为了争夺商业利益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始终与商业活动和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主体的对立性

在国际竞争法律关系中,每个竞争者都带有明确的目标性,并都力图通过有力的竞争行为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竞争者目标的实现,往往意味着竞争相对方的目的破灭。国际竞争关系总是在主体之间利益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保持着动态平衡,维护着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客体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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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当前，在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内容主要体现平等性与合理性两方面。现阶段，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有着积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它利于维护国与国的公平，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一、公平的概况

 

(一)公平的概念

 

在法律中始终追求着公平与正义，但关于公平的概念，在经济学、法理学与政治学中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经济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平等的分配结果。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对公平的阐述是借助蛋糕的等份分配实现的，此时社会主体均获得了同等的利益，公平具有一定的算术意义。在经济学中，此类公平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但在法律领域中有所运用，如：民法中的赔偿制度，利用公平的方法对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进行了分担。在国际经济法中，分配结果中难以体现平等，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交往中各个国家的国力存在差异，因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其权利、义务与影响等各个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政治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平等的获取机会。政治学理论中的平等具有几何意义，此时的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体的财产与荣誉等分配和其地位与贡献等保持着正相关。

 

在法理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自然人与法人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此时，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均拥有同样的待遇。在国际法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反对文明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公然歧视，对于任何主权国家而言，其地位是平等的、独立的、排他的，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均没有特殊待遇。虽然，该理论为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利于公平、有序国际秩序的建立，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仍未能实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国际经济法中公平的概念

 

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主要是指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主权国家拥有平等的地位，各个主权国家均可以参与国际经济法的制定、保持国际经济关系的交往与涉外经济活动的自主管理。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国际经济法规定所有主体是平等互利的、公平互惠的。

 

(三)公平原则的分歧

 

目前，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存在争议，不同学者根据不同角度、依据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构成等进行了阐述，具体的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为公平原则应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对国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研究，殖民体系与后殖民体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的历史原因，因此，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支持，此想法合情合理，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体现了公平与正义。

 

另一种观点为公平原则主要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方主体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并保证其法律地位，但国际经济法中不能将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主要是由于它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进行规范缺乏可行性。

 

二、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

 

(一)构成条件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主要是指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最基本法律原则，此时的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它作为特殊形式表现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经济法中的基本原则，其构成条件如下：

 

首先，彰显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法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之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家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它参与着国际经济法的创设，因此，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便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国家的价值取向。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明确国家的主导地位，强调国家主权的平等性、神圣性，构建国际经济的秩序，承担条约义务等。

 

其次，适用性。国际经济法中的适用性主要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中，国际经济法在任何领域均可以使用，此时的基本原则从整体上把握着国际经济关系，借助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着方向性的引导。

 

再次，稳定性。国际经济关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等，使此关系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等特点。同时，在稳定时期，国际经济法均有所发展。对于国际经济法中的基本原则而言，虽然它在逐渐变化，但在理论支持与实践验证的基础上，基本原则均彰显着法的基本精神，引导着法的稳定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最后，强制性。国际经济法的效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法律法规对特定活动进行着强制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用得到了发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个国家，要遵循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而其基本精神将得到实现，同时也能够保证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

 

(二)主要依据

 

1.体现着国际社会的公理。公平原则彰显着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内涵，表明了国际社会创设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的时期内，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仍为主权国家，并且主权国家的经济制度直接影响着其对外的经济活动;同时，主权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目标为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等。公平原则的确定直接决定着国际经济关系，是其可靠的基石。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要体现公平。因此，公平原则为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目前，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二者面对的国家环境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在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原材料，并对劳动力进行了剥削，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财富的积累，进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其面临着恶劣的环境，此时的发展中国家均曾是殖民地，在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均被控制过，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世界体系虽然被建立，但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自决权仍相对较少，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与控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繁荣，要求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并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对公平有着实质性的要求。

 

3.具备合理的价值支撑。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体现着双重的价值，一方面，关于公平的概念要坚持历史的观点，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有效的结合，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对二者的差异给予考虑，并为后者提供相应的优惠待遇与发展机遇，具体的有贸易倾斜、技术支持与资金援助等;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环境下，国际经济交往要坚持公平互惠，发展中国家要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与决策权，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实现共同繁荣。

 

4.涉及国际经济法的各个方面。在国际经济法的各个方面均要体现公平的理念，通过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制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与意见，同时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关税优惠待遇、咨询服务、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等。

 

三、 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重要性与实践

 

(一)公平原则的作用与意义

 

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借助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实现了发展与壮大，此后，发达国家借助自身的优势再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此时的竞争虽然坚持了公平原则，但在实质上却体现着严重的不公平，违背了公平原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积极利用公平原则，对发达国家的潜在剥削进行停止，并争取实质性的平等，在此基础上，世界经济的发展才能够趋于健康与稳定。

 

公平原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它指导着国家主体对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运用，面对新的情况，它弥补着法律规则;同时，它规范着国际经济活动，对不平等的贸易往来进行着纠正，进而逐渐形成了合理的经济关系。公平原则对于法律的运用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规范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互利是最佳的状态，利于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如果双方过于关注自身的利益，则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与长远发展。

 

当前，国际交往日益紧密，为了保证交往的高效性与合理性，要确定国际经济法原则，以此规范国际交往，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利于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利于控制世界经济的风险;同时，公平原则体现着公平互利的道德理念。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公平原则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公平原则的运用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

 

(二)公平原则的实践

 

1.普惠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展中国家面对着复杂的环境，为了实现公平原则的落实，利用《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对该原则给予了肯定，在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提供优惠的关税制度。

 

在普惠制中，给惠国为发达国家，受惠国为发展中国家，该制度主要是指受惠国在销售产品时，给惠国要接受更为优惠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并推动国际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给惠国的优惠方案制定依据为本国国内法，因而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普惠制规定给惠国要为受惠国提供关税优惠待遇，但并未规定给惠国必须履行此项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给惠国的关税优惠待遇均以自身利益与政治需求来制定，普惠制的形式化较为明显，它逐渐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政治奖惩方法。因此，在国际经济法中要坚持公平原则，进而使普惠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2.S&D条款。S&D条款主要是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它对互惠进行了阐述，即：互惠互利安排。此条款的法律依据为公平原则，其内在精神也为公平原则，表明了公平原则的重要性。

 

根据S&D条款，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但在WTO体制下，优惠待遇受到了限制与转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公平原则，以此维护自身得到合法与正当权益。

 

综上所述，在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要坚持公平原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公平原则是重要的，它是世界经济健康、良性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平等。相信，随着公平原则作用的有效发挥，国际经济、国际关系也将更加和谐与稳定。

 

作者：胡启琛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5年21期

 

编辑点评：

篇(5)

论文摘要：国际经济法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课程设置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首要环节，要合理设置课程，构建科学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法研究生课程设置结构不合理，学期分布不平衡，没有针对性，公共课与专业课比例失衡，忽视学生科研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革我国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几点建议。

一、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法课程设置的现状

从各院校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的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结构与本科基本一样，总学分为30多学分，由必修课、选修课和公共课程组成，必修课和选修课中的专业课几乎各占其一半以上的学分，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各占总学分的大约六分之一，而公共课所占比例都高于必修课和选修课所占学分的比例。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国际经济法研究生课程设置大体与上述统计一致，设置了体现学院特色的“国际法专题研究”、“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专题研究”、“国际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专题研究”、“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原著研读”、“国际货物运输法律与实务”、“国际投资与技术贸易法律规则与实务”、“公司财务与法律”和“ 国际商事仲裁法”等相关课程；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课程设置则将国际经济法课程设置包含在国际法当中，没做细小的划分。华北电力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课程设置表由学位课、必修环节和选修课三大部分构成，其中学位课包括公共课、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课。从课程分布来看，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一年级上学期开设了“国际贸易法专题”、“国际投资与金融法专题”、“国际法专题”和“国际经济争端解决研究”，下学期开设了“法律实务专题”、“专题课程”和“法学经典文献选读”等相关课程。二年级几乎不设任何的专业课程，主要由学生自己支配，撰写个人的毕业论文。

从以上各院校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来看，大体存在以下特点：各院校基本上是按照教学大纲上的教学要求来进行课程设置；对国际经济法细小专业的划分涉及不深；某些院校在学生研一阶段的课程设置密集，实践课设置稀疏等。

二、国际经济法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任何学科的课程设置都是为实现教学目的服务的，国际经济法也不例外。但目前我国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存在严重的脱节，这一点从研究生毕业时的就业状况就可以看出。本专业学生就业时为何屡遭闭门羹，经过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阶段学到的知识为何到了社会上却惨遇死穴·以下从多方面探讨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1.国际经济法课程体系不合理

国际经济法法学研究生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总学分为30多分。其中英语、政治等公共课课时较多，都超过了专业课所占学时，这样学生就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与本专业无关的理论知识的学习上。公共课与专业课设置比例失调是该专业课程体系的明显缺陷，公共课上学生哈欠连连，甚至逃课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长此以往这种潜在的厌学情绪会影响到学生们对专业课的学习。培养单位为了按时完成培养计划，普遍采用减少专业课程门数和内容等方式，导致专业课程数量不足，学分要求相对偏低，不利于研究生宽广深厚专业基础的形成。[1]

以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院课程设置为例，包括国际经济法在内，所有的法学课程都必须在研一阶段全部修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在研一阶段法学研究生的课程压力，学生就会为了修满学分而上课，日甚一日的学习疲惫状态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质量。其他很多两年制院校的研究生一年级的教学大纲上排满了学生的课程，二年级几乎不设任何课程；三年制的很多院校也是如此，研究生一年级的课程很多，任务很重，二年级大量递减，三年级的课程几乎为零。这样的课程设置安排似乎是留出充足的时间为国际经济法研究生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但从整体看来这样的课程安排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2.国际经济法课程内容沿袭本科阶段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生阶段的某些课程沿袭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课程的难易程度没有做明显的区分。以华北电力大学为例，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在研一上学期选过一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但这门课程几乎所有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都已学过，此课程也并没有对本科阶段学到的知识做深层次的挖掘，知识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正如谢安邦教授所说，“研究生教育部分课程内容的高深层级性只是体现在对本科生课程内容在横向层面上作平面式的扩展上，而并没有凸显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上的要求和特色”。[2]

3.国际经济法专业课程划分不够细致

一所院校中专业同为国际经济法的研究生有很多，但是从各院校为其设定的培养方案来看，他们的选定课程几乎是一样的。虽然同为此专业的学生，但在国际经济法具体领域当中每个学生对其关注度和兴趣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国际金融，有的偏爱国际贸易，通过学习每位学生应该都有一个所擅长和热衷的细小领域。但有些培养单位却硬性地为同一专业的学生设置相同的课程，忽视学生的个体性和创造性，培养方案没有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主要表现为课程设置体系中学生的任选课程严重不足，对其进行学分限制。“任选”即意味着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这些任选课程的设置是与学生的专业相联系的，虽然是同一专业，但是更应该关注学生个性特征的培养。

4.实践性课程太少，忽视学生实务能力培养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涵盖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以外，对实务性问题的研究要求也很高。以国际贸易为例，跟单信用证是国际贸易活动中常见的结算方式，通过教学要让学生知道如何草拟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以及熟悉跟单信用证的结算流程等相关问题，当然，这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如果教师没有该方面的实践经验，课堂教学就会流为纯理论教学，如此这般学生上课就会觉得空乏无味，不会将知识学以致用。造成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存在弊端，除此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实践性课程在学生必修课和选修课当中都有涉及，相对而言在选修课中占的比重较高一些。实际上实践教学应该贯穿国际经济法课程设置的始终，案例教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该专业的学生都知道国际经济法相关课程的案例大都来自于专门的国际仲裁机构和wto争端解决机构等贸易实务领域，这些案例牵扯到的背景知识有很多，难度很大，有时候把一个案例搞清楚，进行透彻分析都要花耗很多的课时。于是学生为了简单获得相应的学分再加上培养单位、老师的关注度不够，将实践环节进行压缩，模拟仲裁机构、国际法院、争端解决机构等进行案例分析。双方辩论的实践课程与专题研讨更成为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奢望。

三、国际经济法课程科学设置的建议

设置科学合理的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围绕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完善。

1.强化科学设置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思想意识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要从思想意识上加以重视，只有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才能将有效的行动付诸于实践。良好的课程设置是学生习得本学科知识，掌握知识要领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来说，科学的课程规划能将学生学到的知识从纵向上加以延伸，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在研究生整个培养方案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纲领性的地位，是实现高层次教学目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强化思想意识，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课程内容，将本专业课程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开展。

2.制定科学的学习教材

从根本上设置一套科学合理的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学习教材，为国际经济法研究生开设关注时代前沿的课程，教材编写组应该由本领域内有影响力的资深专家、教授和学者组成。各院校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和针对性的奖励措施，将编写教材的质量优良作为老师评优评先的考核标准之一。另外实务性专家人士也应该参与进来，如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具有较高学习难度领域，在一些案例的编写上应该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士来完成，从而制定科学的学习教材。

3.全方位统筹课程设置，体现课程设置整体

培养单位应学习先进国家在此方面有效的实践经验，如日本的京都大学就是很好的效仿对象。该校研究生阶段的国际经济法课程与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之间有明显的难易梯度，研究生阶段课程安排重在开阔学生思维，拓宽学生知识面，给予其较大的自主空间；加大对专业英语的重视程度，英语课程设置应做到与国际经济法相关领域密切挂钩。

在师资建设上，加大教授和副教授的聘任力度，此领域专家不但应具有深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基础，对相关实务问题要有丰富的经验，热点问题也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改变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做到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双管齐下。国际经济法案例相比其他的法学学科的案例来说难度更大，而且相对来说获取权威、经典案例的途径不是很多，如此一来对上课教师的要求就特别高，因此授课教师就必须利用课下时间收集可利用性强的案例，归纳总结，从而不断积累经验；国际经济法专业对外语水平要求很高，在国际贸易领域，使用众多国际贸易术语和大量商务英语词汇，因此教师应努力提升自己的外语水平，争取各种可以到国外作访问学者的机会，将国外的前沿知识带到国内课堂上来。此过程中也应注意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难度不应太大，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另外意大利在国际经济法方面“演讲式”教学模式也是值得借鉴的不错选择，教师应充分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提倡学生们走上讲台。

从学生自身来讲，首先应定期参加国际经济法相关领域的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等，活跃学术气氛；其次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外语水平和能力，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都要有针对性去学习。

4.优化知识结构，注重因材施教

首先，针对各校具体情况，部分院校应该将不同年级的研究生课程安排做一下协调，松弛有度，合理布局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内容，分散研究生在研一阶段课程过多的压力，删减与本科国际经济法课程重复的研究生课程的学时，课程的科学设置要做到对知识结构的优化。其次，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可采取网络媒体教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定期聘请国外的专家、教授进行视频讲学和面对面讲学，此过程中要重视国际经济法研究生的自我参与意识。再次，培养研究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应仔细阅读国内外本领域最新的文献、专著，关注国际社会热点问题，课上按专题或者小组的形式进行讲解，把课堂表现作为对学生进行考评的参考标准之一，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对国际经济法专业再进行细致划分，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与擅长领域深度细分课程，培养单位要因材施教，体现专业特色与学生特长。

5.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研究生阶段与本科阶段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能力水平层次，研究生阶段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更胜一筹，实践性应该更强一些。但绝大多数院校提供研究生实习的机会很少，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学生到国际法院、仲裁机构、争端解决机构获得实习的机会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因此忽视本专业研究生科研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单位应竭尽全力为学生着想，如可以安排学生在固定时段到一些证券机构或国内比较有名的涉外仲裁、法院等律师事务所进行实习。以上是让学生“走出去”的模式，还可以采用“引进来”的模式，即课堂教学应模拟法庭辩论，将与辨析案例有关的专家、教授、涉外律师以及实务性人士、学者等请到课堂上来，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通过这种“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战略，将学生所学课堂知识与将来的就业紧密联系起来，增强学生的实务能力和实践经验，力争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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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科学生 宪法心理 宪法理论 宪法信仰

宪法学是我国高校法科学生所修的主干课程之一。作为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其开设于法科学生接触法学知识的大一学期。宪法学在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在宪法学教学中，随着理论学习的深入，法科学生会形成自身对宪法的情感、认知甚至是一种内心的信仰，而这都与宪法意识相关。在宪法学教学中，宪法意识归属于心理、观念层面的内在专业素养，并未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法科学生整体的宪法意识较为薄弱。从法学教学本身的要求而言，法科学生具备法律意识是教学目标之一，在宪法学教学中树立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更是应有之义。对于将来致力于我国法治发展的法科学生来说，该群体宪法意识的培育彰显了法治建设的深层意义。

一、 法科学生宪法意识问题的缘起

针对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问题，笔者在教学中以是否系统学习过宪法为标准，划分为低年级及高年级学生的调查对象，就该群体对宪法的态度、评价等反映宪法意识的问题展开调查。在高年级组中，对于“是否有兴趣关注宪法”，20%的学生认为“没有兴趣关注，学习刑法民法更为实用”；对于“是否完整读过宪法”，近70%的学生没有完整阅读过宪法，仅有10%的学生完整阅读过；在“宪法是否和我们自身有紧密联系”的问题中，60%以上的学生认为没多大关系。高年级学生是接受过宪法的系统学习，对主要部门法有较为全面、深入了解的群体。从数据显示看，高年级学生认可宪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对宪法没有过多了解，也未将自身与宪法进行紧密联系。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将来的“法律人”，高年级学生都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宪法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表明即使经过系统法学知识教育的学生，宪法意识仍旧薄弱。

在低年级组中，针对“宪法是否和我们自身有紧密联系”一问，近50%的学生认为没有密切联系；在“获取宪法知识的途径”的问题中，90%以上的学生都提及高中时期政治课程的学习是主要途径之一；对于“是否有兴趣学习宪法”，20%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由于低年级学生尚未接受过专业的宪法学教学，未能从宪法“基本人权保护”、“公民权利保障”的精神中体会到与宪法的关系。高中政治理论影响着该群体对宪法的认识，低年级学生也因此具备一定的宪法意识。

二、宪法意识不同层次对于法科学生的阶段意义

在宪法意识的内在结构中，分为宪法心理、宪法理论及宪法信仰等由低到高的若干层次。在宪法意识培育过程中，各层次的宪法意识在不同阶段影响着法科学生对宪法认识深浅、情感态度乃至内心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一）宪法心理影响研究视角和研究态度

在宪法意识范畴内，宪法心理是宪法意识的初级层次。宪法心理，是对宪法现象的不系统的、直观的、具体的感性认识。法科学生通过高中政治理论的学习，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宪法意识——宪法心理。该时期奠定的宪法心理基础，对法科学生在宪法学教学中的学习将产生一定影响，最为显著的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态度。一方面，法科学生在此前形成的宪法心理主要依附于政治理论，进入到法学专业领域后容易产生研究视角的混淆或偏差。法学与政治学存在学科上的本质差异，基于政治理论形成的宪法心理导致的研究视角偏差，间接影响到法科学生对宪法的态度及对宪法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宪法心理是一种直观、感性认识，其中不乏主体对宪法的初始态度和感受。前期对宪法形成的态度和感受多为个体的感性认识，往往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着法科学生钻研宪法的兴趣。

（二）宪法理论关涉法学知识体系的合理搭建

宪法理论，是相较于宪法心理较高层次的宪法意识，即一种对宪法整体、系统的理性认识。当法科学生从宪法常识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其宪法意识即从宪法心理层次发展到宪法理论的较高层次。宪法学之所以开设于各具体部门法课程之前，归因于宪法在众多部门法中的母法地位。法科学生在大学时期搭建的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添砖加瓦的过程，宪法为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法学精神的最终归宿。在部门法学习中，多数的法科学生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不擅长对法律之间进行联系与比较，其中包括部门法与宪法之间的联系。“宪法学教学所养成的意识，是帮助学生厘清现代庞大法学学科体系的钥匙。”具备宪法理论层次的宪法意识，法科学生才能在各部门法学习中找到宪法的影子，既有部门法对宪法原则规定的具体制度设计，也有对宪法精神的体现。法科学生搭建的法学知识体系将会是一个具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

（三）宪法信仰关乎“法律人”对法治进程的推动

宪法信仰是宪法意识内在结构的最高层次，宪法信仰的树立成为宪法意识培育的终极目标。当前促进宪法实施，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是我国法治工作中的要务之一，国家宪法日及宪法宣誓制度的设立也表明了培育国民宪法意识、树立国家权力行使人员宪法信仰的必要性。多数的法科学生是未来的“法律人”，终究参与到立法、执法、司法领域及法学研究领域，作用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培育，将关系到今后各领域“法律人”宪法信仰的有无。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载体的公职人员，树立对宪法的信仰，时刻将宪法精神铭刻于心，才能够从意识层面运用权力监督的思维适时调整自己行为，以身作则。具有宪法信仰的“法律人”甚至是“宪法人”作为法治建设中的标杆，为社会尊崇宪法、促进宪法实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三、法科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现实困境

公民宪法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法科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也必然经历从观念萌芽、认知发展直至信仰坚定的过程。在法科学生培育宪法意识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研究视角偏差和兴趣欠缺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注意到大多数的初学者对宪法的感受及态度容易局限于此前形成的宪法心理，并存在将宪法学教学等同为政治理论“二次学习”的认识误区，造成研究视角的偏差，对宪法深入研究的兴趣不明显。不可否认宪法学与政治因素的交织，然而初学者宪法意识处于萌芽到发展阶段，其宪法意识在进一步学习宪法的过程中从感性认识的宪法心理发展为理性的宪法理论认知尤为关键。由于法科学生在中学时期大多是对宪法常识性问题的简单理解，形成了掺杂一些不规则认识的宪法心理。从法科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专业性出发，亟需在初学者原有的宪法心理基础上打破局限，摆正法学视角进入到专业领域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思考。

（二）功利化倾向导致宪法理论薄弱

其一，宪法现实运行制度与宪法理论地位的差距。宪法至上的精神和理论始终是宪法学教学中向法科学生授课的重心，但在实践中我国宪法实施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宪法司法化问题尚在探究。法的运行是法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我国宪法未能在司法中直接适用，缺乏丰富、直观的司法案例以供研究，法科学生主要从国外案例及我国的宪法事例中获得对宪法的深度思考。基于功利因素的考虑，法科学生认为宪法在实践中欠缺实用性，对宪法少有深入研究的动力，宪法理论薄弱。

其二，司法考试体系中宪法知识考核比重低。司法资格考试历来是衡量法科学生法学知识功底和法律运用技能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现行司法考试设置的考核结构看，宪法与法理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制史、经济法、国际法、法律职业道德等共同构成司法考试第一卷的考核内容，宪法知识考核比重小，分值低，侧重于现行规定的考核。由此，法科生对宪法的学习方式功利化，仅凭记忆背诵，并未深化对宪法理论的认知。

（三）树立“法律人”宪法信仰的教学目标不明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更多具有宪法信仰的人参与其中。高校的法学教育对法科学生的培养除了要求其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的能力，还应把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情怀、法律信仰作为一项教育目标明确，其中包括宪法信仰的树立。“在当下中国，我们应大力培养精神，培养具有精神的“宪法人”，在法学院中的宪法教学中更是义不容辞。”宪法信仰的树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无法在宪法学教学的短期内完成，客观因素的限制性、宪法意识培育的长期性及内在素养的隐形性致使宪法学教学中对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宪法学教学正是为“法律人”宪法信仰这个最高层次的宪法意识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篇(7)

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第一，从法律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看，如果是大学普通教育，那么除了法律专门课程以外，法律院系还要开设相当分量的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在法律职业训练中，则几乎是提供“纯粹”的法律课目。在前者情形中，由于专业的不同（如公法、私法或法学、经济法等），课程的门类及其内容的深浅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第二，就法律专门课程来讲，课程设置是以现实的部门法体系和法学学科体系为基本依据的，它们最终决定着法律教学内容的置废和变化。但课程体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部门法体系和法学体系。因为有的课程不可能包括法学体系中的全部大小分科；而有的课程则可能会兼跨几个法学分支学科。 此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培养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教学的时间安排等因素。

第三，一般来说，法律课程的设置是以本国现行的法律或法学为主导的，同时考虑历史的和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因素。这既包括部门法方面的课目，也包括一般性较强或纵横跨度较大的课目（如法理学、法律史、国际法等）。

第四，各法律院系之间，由于教师的结构或学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对课程的设置或教学质量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目前高等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委规定的教学计划为指导，分别结合各院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下面以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计划为例，来对其课程设置略作考察。 该计划要求学生在4年中必须修满196学分方可毕业。 其中，课堂教学179分，其他部分（包括社会实践、毕业学习、毕业论文）17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是7∶3.全部课程由政治理论课（20）分、文化基础课（31分）、法律基础课和法律主干课（两类共83分）三部分构成。

法学专业四年的必修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年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汉语外语（一年）体育（一年）法理学中国宪法法学论著导读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第二年哲学国际政治外语（一年）体育（一年）计算机基础民法（一年）经济法概论中国刑法刑诉法民诉法

第三年商法国际私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公法证据刑事侦查物证技术经济管理

第四年律师制度劳改法犯罪学法医学

选修课比较集中地在第二、三年中开设。非专业方面的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国际关系史、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应用数学等。法律专业选修课有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法、立法学、外国宪法、外国刑法、外国刑诉法、外国民诉法、港台法律制度、罗马法、合同法、财税法、金融法、海商法、环境保护法、会计、审计、自然资源法、产品责任法、房地产、国际投资法、外贸管制法、国家赔偿法、知识产权法、犯罪心理学、仲裁、公证和调解、法律文书、司法统计、法律文献检索等。

法学类其他专业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和文化基础课与法学专业相同； 而且主要的法律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也基本一致，仅个别课目的学时较法学专业略有缩减。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将侧重于各自专业的一类课程设为必修。如经济法专业就将公司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列为必修，而这些课目作为单独的课程在法学专业中仅作选修。其他的法学专业（如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情况亦同此类。

（五）教学方法

法律院系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是由担任某一门课程讲授任务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即所谓的讲授法。课堂讲授的主要依据通常是在讲授该课时所用的教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教学方法。一方面，制定法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客观上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对法律规则中的抽象概念和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另外，注释法学家在研究和传播罗马法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教学中进行讲授提供了一个传统。 这种教学“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学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 相反，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教学方法却采取了相当具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普遍推行的“判例教学法”（case method）。 与制定法和判例法的优劣对比情形相类似，讲授法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也正是判例教学法的优势所在，反之亦然。

从中国近年来对法律教育改革的部分讨论中看，有人提出在教学中应广泛推行判例教学法，以改变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而轻实践，或者理论脱离实际需要的被动状态。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为法律院系实行判例教学法提供现实基础。尽管在课堂讲授中，特别是在讲授部门法时，教师往往插入一些经过挑选的判例。但这实质是以举例的方法来补充有关原理的讲授。其目的是让学生具体形象地理解并进而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教学。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吸收或借鉴判例教学法的积极因素，也会成为法律院系今后教学改革的一个内容和方向。

在以课堂讲授法为基本教学法的同时，为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之类的实践活动。即由学生分别担任审判员、原告人（或公诉人）、被告人、律师及证人等角色，来模拟（假设）法庭的审判过程。然而，法律学生在整个四年当中惟一与本专业的实际接触最多的一次机会，就是为期二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活动。这时，要求学生在某一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直接参加所在机构的司法业务工作。它类似于美国法学院的现场实习（clinical programs）。

（六）毕业生水平和就业选择

法律教育的最终结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某种法律职业人员。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层次的法律院系毕业生的毕业水平及其任职资格，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

从国外的大体情况看，德国的大学一般不设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而设法学博士学位。 法律系毕业生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Volljurist）时，才能担任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及政府机构官员。法国的学位制度略为复杂。法律系学生在第二年结束时一般被授予法学专科毕业资格（bachelier）；第四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licence en droit）。博士学位分国家博士学位（Doctorat d‘Etat）和大学博士学位（Doctorat de l’universite）两种。 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者，又须先取得某一法学学科的“高级研究文凭”（简称DES）。另一方面，获法学学士学位者若要从事司法实际工作，还须经过国家司法学院一至二年的实务训练。日本对接受四年法律教育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但若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还须参加相当艰难的国家司法考试， 并对通过者再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而准备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的那些人，则可进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一般为二年）或进而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即它要求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已取得文学士（B.A.）或理学士（B.S.）学位。因此，学生在完成三年初级法律教育后被授予J.D.学位以取代原来的L.L.B.（法学学士）学位。 有的法学院为准备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学生开设了L.L.M.（法学硕士）以及S.J.D.（法律科学博士）学位。但为从事律师职业所须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Bar Examination）仅要求具有J.D.学位。

从学位制度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的学位制度类似，与德、法两国不尽一致，与美国的学位等级相同，但学位层次的含义完全不同。

根据中国的学位条例等有关规定，法学学位也像其他门类学科的学位一样，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其中，硕士又包括研究生和研究生班两个层次。 法律院系的本科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的即授予法学学士学位。然后，毕业生就要在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和从事实际工作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毕业生应参加每年初举行的考试（当然，符合条件的其他在职人员也可以通过考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考生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通常包括政治理论、外语、两门所报专业的主干课和相关的法学综合课共五门。其中，前两门为全国统考课目。口试在笔试通过后进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核准试行的草案，法学学科可以招收以下13个专业的研究生，即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 研究生的培养任务由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律院系和科学研究机构（目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承担。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也需通过入学考试。目前，上述的13个法学学科基本都已招收博士研究生，仅个别专业除外。培养单位分别不同地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八个机构中。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也是三年。

除上述学位教育外，还应提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通称法学双学士）。它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它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 报考的主要条件是已经获得除法学类专业的任何其他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目前开设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主要是一般法学专业和前文提到的知识产权和环境法专业，学制为二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显然，法学双学士教育接近美国的法律教育方式，但两者的出发点仍有区别。法学双学士教育尚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

法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法律职业人员的一个主要途径。并不像日、美等国那样仅培养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实际上，除了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也和法学本科生一样，在就业选择中，面对着一个比较广阔的职业领域，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与法律职业的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而不仅限于法律教育的职业目标所意旨的那些领域。

就目前主要的几个法律职业领域而言，惟一规定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任职资格的职业就是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律师工作，必须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至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目前尚无专门的任职资格规定。因为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限制，对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受过专门正规法律教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来说，那种经历本身就意味着具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但是，近年来中国已开始重视并正在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任职资格的专门制度。假如所建立的任职资格规定能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建立较完善的法律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结论

从中国法律教育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律教育的存废兴衰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法律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法律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法律的作用受到重视的时候，这无疑就为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保障；但若相反，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衰退。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法律教育作用的成效还远不能够像立法那样较快地得到实现。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法学家的水平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各种法律经验材料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因此，连续性就成为法律教育进步和成长的一个内在要求。

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主要围绕着有没有法律教育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教育-一个比较完善的、富有效率的、能够培养出适应21世纪需要的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也还应当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中国法律教育的前景是广阔的，而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

注释：

[1] 近代法治国家，对法律教育给予必要的关注基本上是法学家们的一个自觉意识。这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议题、一般法学著作或法律期刊以及有关的学会或机构等方面。但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法学家的学术活动范围而言，该领域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除少数有素的学者对此问题较为重视外，很少有关于法律教育的论文或著作出版。

[2] 《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五蠹》，《史记·商君列传》。

[3] 在中国法律史上，律博士之创设，有其历史背景。《三国志·魏书·卫凯传》载，“《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法，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4]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89页。

[5] 《唐六典》卷二十一。

[6]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一》。

[7] 《旧唐书·选举志一》。

[8] 《宋史·百官志》。

[9] 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自唐朝即有“明法”一科，专门用以选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法律考试更进入鼎盛时期。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明法”、“新明法”、“试刑法”、“铨试”、“呈试”、各色各样。参见徐道邻《宋朝的法律考试》，载《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志文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