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艺术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篇(2)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篇(3)

关键词:演唱;呼吸;技巧

任何一种歌唱艺术的原理都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在发声、共鸣、吐字方面有些细微的差别。歌曲演唱的好坏在于正确地运用呼吸，良好地运用呼吸，才能达到“字正腔圆”。正确的呼吸方法，可引出口腔应有的发音机能，使发出之“音”自然圆润。歌唱中的呼吸应该是越巧越好，演唱的歌声能使听众听起来好听、动人。“依字生腔，腔随字走”，“以气生字，字随气行”。只有这样才能很有表现力地将富有感情变化的各种歌曲演唱好。

声乐起源于劳动，是我们的祖先在劳动生产这个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它是声音的一种特殊演唱方法和形式，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众所周知，呼吸在歌唱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其重要性有人称之为“动力”，是“关键”。把呼吸做到好处了，歌唱、发声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很多歌唱家对呼吸有过精辟的见解，如:“吸气要深”、“气沉丹田”、“吸气如闻花香”等，至于在“呼气”实际演唱时的“用气”量提的较少，一般人的要求:“气息要保持”、“要控制”、“要结实有力”、“像半打哈欠”。无疑哪种提法，都有道理，大多都是来自实践的总结。下面就多年的演唱、教学实践及多方面的学习，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分别几点说明。

1呼吸在歌唱中的运用

呼吸是发声的源泉。气息从肺部呼出，振动声带发出声音，这意味着呼吸是歌唱的支柱。清朝时期徐大椿《乐府传声》中写道:“凡物有气必形，惟声无形，然声亦有气以出之”。就自己多年的演唱经验也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如同“人是铁，饭是钢”，即歌唱的呼吸是:“声音是铁，气息是钢的道理一样。”这就说明正确的呼吸方法与控制自然的呼吸是一切歌唱方法的核心。失去呼吸的支持，就谈不上歌唱的发声、共鸣、吐字、音色、情感等，歌唱的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歌唱者悦耳的声音是建立在良好的气息运用基础上，声带因受到气息的振动而发出声音。动听的声音必须依靠正常而适度的气息作为原动力。一切声音表现技巧都与呼吸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因为“有气才有声，有声必有气。”如果把歌唱者的发声比做工厂的产品生产，则呼吸系统好比是动力车间，喉头部分好比是成型车间，共鸣器官好比是加工精制车间，也就是说发声活动开始于歌唱者从肺部里发出气息冲击声带而发声，因此，呼吸活动应是歌唱者声音训练诸问题中，首先要引起足够注意的事情。克拉克在《呼吸论》中主张:歌唱者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适当地呼吸。必须把足够的气息吸进肺里然后或快或慢、或柔或强地把气吐出来，以适应所唱歌曲的特定需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歌唱者必须是位专业的呼吸者。”如:(普利斯曼在他的《喉头生理学》中认为:“呼吸是声音的生命”)。

正确的呼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自由的发声活动铺平了道路。而不正确的呼吸往往造成发声不良，因为呼吸运用失当会引起喉部肌肉的紧张。如:韩德森在《歌唱的艺术》一书里强调说:“歌唱需要一种特殊形式的呼吸。”声乐教师们都会同意，每个学声乐的学生要学得正确的呼吸方法是绝对重要的。使吐出的气息柱处于完整的控制之下，这是一切发声技巧的基础。

从文献上看，许多人都同意艺术的歌唱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但为了取得最好的歌唱效果，这种活动必须做到歌唱起来是一种非常自如、顺畅、不费力地自然流露。因此在歌唱中排除有意的做作与任何程度的过分紧张是非常重要的。维克托尔说:“歌唱理论家一般都认为生活中的呼吸是一种自动的本能活动，但是在他们实际运用到声音技巧训练时，又往往要求有意识地对呼吸进行控制，搞不好就会干扰到呼吸的自然活动，对歌唱者造成及其不好的影响。”由此可见，歌唱者必须努力把歌唱时的呼吸习惯和生活中的呼吸习惯协调起来。如果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也就为发展每个歌唱者的声音表现力创造一个最成功的条件。

2歌唱时气息的运用

歌唱时的呼吸是通过歌唱训练而形成的呼吸，建立在人们自然呼吸的基础上，与日常生活的呼吸有所不同。歌唱的呼气是在平躺吸气的状态中加以控制，尽可能持久地保持吸气状态，保持横膈膜和两肋的支持状态;吐气时小腹逐渐收缩，缓缓地吐气，以适用歌唱的需要。歌唱呼吸的训练目的在于不断延长发音持续的时间，获得演唱呼吸的各种技巧。在此基础上，歌唱者要全身“放松”，呈“自然状态”，缓慢地吸气，并利用一瞬间的轻微冲力，像吸气一样的动作唱出每一个音符。

巴尔纳德说:“平时呼吸是一种自动的活动，但歌唱时要求特殊的呼吸，所以要有特殊的气息控制”。爱金说:“歌唱时的呼吸，是与寻常的呼吸有所不同。”它的整个目的是为声音的发出，支持一种长的、节制的很好的空气压力。一口满满的气，常须很快地吸进，并且要在一个控制着压缩情况下，至少保持20s。这样1min的呼吸次数才能减到最低限度。再一点是要以一种留心地控制着的力量把它呼出，因为声音能够把握的发出全靠这一点。

3歌唱呼吸的训练

在歌唱时很多教师和演唱者大都采用“鼻口同时吸气”。在演唱起音时必须用口吸气，以便较好地扩张咽、喉以及气管、主支气管，并使它们的平滑肌作积极的活动。

下面有几种方法，可用于锻炼有关器官在歌唱时发挥其机能。它们是哄笑、叹气、打哈欠、惊讶、喘气法等。

(1)“哄笑”可以发展腹部的肌肉群，像在唱歌时所适应的那样。(韦柯夫:《歌唱者的基础》)

(2)“在歌唱中自由地呼吸最好的实例是拖长音的叹息。”(瓦特尔斯:《歌曲声乐学习的材料》)

(3)“歌唱者的呼吸必须像打哈欠时那样吸的深。”(马尔开西《歌唱者的问题解答和纲领》)

(4)“就像在受到惊吓时那样迅速的吸气，可以发展在歌唱时的快速换气。”(辛德尔:《头韵法与发音法》)

(5)“喘气是加强呼吸活动柔韧性的最好练习。”(威尔逊:《独唱者》)

作为一个声乐工作者，当掌握了一些歌唱呼吸的基础和基本原理，并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还有必要结合歌唱实践，对气息运用的技法和理论，作进一步探索，从而使自己对所从事的事业，有着更扎实的声乐文化素养。

4如何正确运用呼吸达到“字正腔圆”

呼吸广泛地运用于歌唱中，良好的呼吸才能达到“字正腔圆”，正确呼吸方法的运用，可引出口腔应有的各种发音机能，使发出之音，自然“字正腔圆”。

首先是“字正”，“字正”，听众才能听清楚唱的内容，才能引起往下听的欲望。而且字音念准，有利于行腔的圆润，但它是完全建立在正确的呼吸方法基础之上，才能促成听觉上的美感。正确呼吸有利于音域的扩张，声音圆润、流畅;使歌唱的声音富于丰富的艺术表现。王晏卯是这样说的:“在唱腔与道白中，每句都按声调的体系，把字、意表达清楚，观众才能听清，这叫‘字正’”。这里的字音、字意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单纯地把每个字像打字机一样往外打。就是说每字、每句、每个词组都不是独立的

，总是在气息的控制下，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达每一个语意的。因此，每一个单字必须有轻有重，有抑有扬地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腔圆”就是在字正的前提下，曲调要顺畅完整，情绪准确而圆满，符合人物的性格。字正是腔圆的语调基础，字不正，腔也就跑了应表达的意思。总而言之，“字正腔圆”就是要把词音、词意有感情、有声源(气息)地表达清楚。

篇(4)

例如：游戏“抢救伤员”。它要求两名学生用手做成担架，把充当伤员的学生从前线抢运到野战医院。在以往教学中经常会出现个别学生急于求快，未到终点，就将伤员一扔，或抢救中有连拖带拉的现象。所以在游戏开始前，向学生提问：“有些同学，为了比别人快，可能会把伤员连拖带拉或未到终点就将伤员扔下。请问这样的抢救伤员会出现什么后果？经过提问游戏的效果比翻来复去地讲规则要好的多。这样提问学生易于接受，并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有利于教学目的的实现。

徒手操下蹲运动。要求学生做全蹲动作，但个别学生会做成半蹲或蹲的不深。当讲解完动作要领后，用婉转的语气问”有些同学可能会蹲不下去，是不是年纪大了，腿脚不灵活了？“这样的提问，能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明确该节课的要求，效果会很好。

素质练习中蛙跳，要求学生跳过一定的距离。学生练习时，可能跳的很快，但每一次跳的距离却很近。动作质量不高，练习效果不好。所以这种练习最好采用比赛的方式。比如”看谁能用最少的步子完成。“练习中要求每个学生跳完后，马上报出自己所用的步子。教师不断的报出最好的成绩。”好！有六步完成的了，看看谁能跳出五步的？“教师的助威，学生会情绪高涨，积极性大增，把单调乏味的素质练习当作是一种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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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毕业作品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实际上要求艺术家独立完成一次和自己论文相呼应的个展。我的论文题目是“Live Machine”，翻译过来就是“活机器”，论文通过对自己艺术体系的认识与研究，分析不同作品的创作与表达，探讨了关于生命、自由、惯性、局限性、物质性、真实和虚拟、“镜像”与“反射”、平等与尊严、自我、它者与环境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等等一些列问题。它实际上是一次艺术家对自己和作品的认识、深化和发展。

展览之前我自嘲说自己有轻度被迫害妄想症，因为这个展览不但是对我论文内容的阐释延伸或再解构，它还映射了当时我对自我和生存环境的认识、焦虑、怀疑与期望。展期是2009年1月底，由于08年底09年初美国华尔街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全球，这个本来有预言醒世成分的艺术展变成了写实的应景。于是我把展览的题目定为“ ITISHAPPENING（正在发生）”， ITISHAPPENING 指代一个相对的时间范围内也包括漫长和“永恒”的东西在内。比如我用Photoshop制作了一个世界地图的镜像，然后将它变形处理，于是当时我所在的城市墨尔本就位于了这个正方形画面的中心（自我中心注意），画面上整个世界好像从纽约泼洒或者说被缩（吸入）了华街。

另一件作品是截取了老版windows系统电脑屏幕上的箭头和沙漏的标志。熟悉98或2000版windows系统的人都知道当屏幕上同时出现这个符号时候往往是计算机在运算或死机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次激发其它程序我们永远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或发生了什么，而在这种情况下激发新的程序经常会导致计算机超负荷死机，这种不可知和选择的焦虑让人不安。

展览中每一件作品都大概占据一个人的空间大小位置，根据展览建筑结构的特点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又彼此呼应地形成一件大的装置，使观者游走在作品之中或之间，成为其中一部分。观者在不同位置上对不同作品进行的分组直接影响观者对作品的解读与认识。我想体现一种观者、作品、作者之间的平等与尊重。开幕那天气温42度，还是来了几百位观众，多数也是艺术家，几个艺术家组合现场表演了即兴创作的电子合成音乐，像个大party。展览期间我有时候和工作人员一起守画廊里，很多观众在仅仅几百平米的画廊里游走一两个小时，然后又兴致勃勃地与我分享感受，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觉得很过瘾。

我论文里提到的一些作品在这次展览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新的诠释或转化，我几乎不重复自己的创作，所以这个展览更像是对我论文内容的补充和继续。

篇(6)

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是独具办学特色的教学、科研实体，多年来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近年来院教师的教研成绩显著，出版专著10多部，论文和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专业竞赛奖项；学生获国家级、省级专业竞赛奖项50多项，表现出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2007年，开办有新闻学、广告学2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为学校重点扶持学科，2014年入选“湖北省战略新兴产业计划”，是全省高校唯一以新闻学入选该计划的学科。学院目前是该校重点建设的“特色学院”。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7项，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及厅级研究课题30余项，8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科研成果被政府与企业采纳。

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是华中地区最早的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专业设计院，坚持构建技术品牌、关注技术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先后圆满完成多项设计作品，获奖过百项。在风景园林设计、建筑工程、城市规划、工程咨询编制及评估、工程建设监理及园

林绿化施工等方面具有较强影响和实力。

《锋绘》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武汉新闻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大型文化艺术教育类综合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42-1820/J，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2511。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来源期刊，龙源国际期刊网，读览天下网等全文收录期刊。《锋绘》杂志2015年全新改版，主要栏目有：文艺与设计论坛、文艺与设计教育、企业文化、文化产业管理、建筑艺术、建设园地等。

合作双方决定自2015年起借助《锋绘》杂志平台，进一步宣传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品牌和形象，推动教学科研和文化建设，同时由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武汉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为杂志编辑出版和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优质稿件，共同打造优秀期刊，为促进学术科研和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

篇(7)

作者：杨冰莹 张舒

易英认为，当今艺术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舆论效应，无论推崇或抨击，对艺术家来说都不失为一种赢得声望的手段。因此，专业批评家需谨思慎言。中央美院学报《美术研究》执行主编殷双喜教授有感于邵亮关于“未来”的发言，结合20世纪中后期“终结论”盛行的现象，呼吁艺术学院的工作者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和对艺术发展的前瞻性目光。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刊》丁亚雷副教授则回应了邵亮关于此次年会论文集新形式的阐述，根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新出现的一种CSCI遴选形式，提出了利用网络平台等条件来提高学报质量的想法。在当天下午的讨论中，殷双喜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为扩展研讨会的视角，与会人员不当仅限于编者，而应鼓励作者、读者积极参与进来，围绕固定的主题集中讨论；第二，学报论文集在收录优秀论文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本单位推荐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文章；第三，推荐论文时应注明责任编辑，强调责任编辑的作用。殷双喜教授同样强调编辑提高自身学术修养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做学报的不一定是专家，但必须是杂家”，才能避免美术学报视角的单一性，从而达到辅助艺术教育、配合美术史研究的目的。在谈及当代美术教育状况时，他指出目前艺术高校正面临着传统向当代的转型，学报要及时反映这种动向，同时在政治话语与市场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保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王洪义教授的发言“从当代艺术角度看美术学院的局限性与可能性”，归纳了当代艺术的四个特点：思想性大于技术性，形式和美的削弱，艺术的边界模糊，电子技术被强化。他指出了处于其中的美术学院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的欠缺、学生人文素质偏低、行政体制阻碍当代艺术的发展。

对于学院在当代艺术中的可能性，他认为一部分当代艺术是可以进入学院，被学院吸收的，如一些高校已经设立了新媒体、装置、实验艺术等专业；其次是培养多方面的人才，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及材料，尝试跨专业、多媒体的创作，如此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当代艺术有所贡献的优秀艺术家。在艺术教育的问题上，广西艺术学院《艺术探索》主编李普文教授认为当代艺术教育既要保持传统学科的优势，又要引入先进的现代科技和前卫的思想观念。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编辑贾玉宁同样主张折衷主义的艺术教育改革方式，他以“艺术与科技融合背景下的艺术教育探析”为题，提倡传统美术教育与新技术相融合，并指出当代技术发展对传统学院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多元化背景下艺术教育创新势在必行；传统美术教育与新技术融合对美术人才有了新的要求；学院应培养复合型美术人才。贾玉宁的发言，反映了传统艺术向大美术转变的趋势。天津美院的喻建十老师，从教学管理层面对学院教育进行了讨论，他以教学管理者的身份，表达了自己对学院教育在当下担任何种角色的思考，将学院的评卷标准放在当代艺术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质疑，同时也对学院扩大招生而导致学生素质下降表示担心。在探讨如何解决传统艺术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时，他指出东西方社会环境与历史传统截然不同，不可一味以西方为标本，各个美院应建立自己的区域特色。这不仅仅是管理体制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最后发言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编辑祝帅。他首先介绍了《美术观察》的“热点”栏目并提出了“十年美术教育反思”这一议题，他将2001年以来美术教育的特点归纳为“后扩招时代”、“文艺复兴”、“专业化”、“学科升级”四个关键词。“后扩招时代”为艺术教育事业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也导致了生源质量下降等问题，所以“后扩招时代”的当务之急是促使招生数量到质量的转向。接着，祝帅根据当前设计行业饱和、纯艺术市场走俏的状况，提出了“文艺复兴”，用于阐释传统的架上艺术并未被新兴的创意产业所取代。第三个关键词“专业化”针对的是综合性大学纷纷设立专门的艺术学院而忽略了艺术的大众教育问题。第四个关键词“学科升级”则表达了他对学科升级后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储备是否随之“升级”的质疑。代表发言结束后，会议进入自由讨论和学生提问阶段。围绕着纯艺术的发展前景和交叉学科在艺术史研究中的作用等话题，与会代表和天津美院的研究生们展开热烈讨论。殷双喜指出国际双年展与国内艺术展览中架上艺术所占比重的巨大差距，前卫的装置艺术在第三世界进行推广的困难，但同时也肯定了国内当代艺术的新进展。易英则就交叉学科如何应用这一问题给予了回应，他首先指出美术史写作方法大致分为审美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前者多注重形式、风格和鉴赏层面的分析；而后者则从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多角度背景出发，借助多学科进行阐释，因此艺术作品的阐释需要借助其他相关资源和学科知识。

但正如殷双喜所担忧的，跨学科方法的运用能开辟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但也要注意避免由此可能导致的美术史的泛化。丁亚雷副教授则认为美术史并不存在所谓的交叉学科问题，因为美术史学科自其建立以来就具有开放性，美术史写作本身就需要借助文学、诗歌、信件、传记、哲学、历史文献等多方面的材料，所以并不用担心其他学科“喧宾夺主”。在新的艺术形态层出不穷，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传统艺术教育和艺术史研究该何去何从，是每一位与会者乃至整个艺术教育界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在传统学院教育向当代转型的特殊时期，本次会议不仅是各个高校学报的一次深入交流，更是对全国艺术教育及学报同仁的一次提醒和启迪，它昭示着新观念与新思想的到来，同时也倡导作为各大院校艺术动态风向标的美术学报，要保持前瞻性的目光和学术的高度，引领艺术教育与艺术研究进入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