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 汉语习语英译 归化 异化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化2011年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技能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探索与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号：GPA115024）。

一、在教学中研究汉语习语英译策略的重要性

在汉英翻译课理论教学中笔者常常会遇到学生对于汉语习语翻译策略的争论。汉语习语涵盖广阔，意义丰富，包括成语、谚语、典故、双关语和歇后语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彰显了汉语言的文化特色。汉语习语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自己的宗教渊源、民俗文化渊源、历史渊源和文学渊源。其语言表达生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和短语，展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从事英汉习语翻译需要了解汉语习语和英语习语之间的不同文化内涵。一般来说，习语和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宗教、地理、风俗习惯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把汉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再现出来，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保存并传播出去，在翻译课教学时研究汉语习语的英译至关重要。传授学生运用合理的科学的翻译策略对汉语习语进行英译既能够提高翻译质量，较为真实完整地传播中国文化，又能满足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猎奇的心理，消除他们对中国文化理解上的障碍，提高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增进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

二、“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基础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都可以用来翻译汉语习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可追溯到德国的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1813年6月24日，他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长达三十多页、题为《论翻译的方法》的论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即翻译的目的是使外国译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译者不仅仅要自己看懂原文，还必须使原作者进入与译作的读者直接对话的范畴；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即译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填补读者不懂原作语言的空白，把自己在认识原作中获得的印象传递给读者，把读者送到陌生的原作发源地，从而使读者根据译者提供的语言形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原作的真正含义。美国学者韦努狄把这两种途径称为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他也是美国翻译研究领域在“归化与异化”问题上发言最多也最响亮的理论人物，主张翻译的“异化”策略。美国语言学家奈达主张翻译的“归化”策略；中国的钱钟书也主张翻译的“归化”策略，而鲁迅则推崇翻译的“异化”策略。翻译汉语习语，异化是一种简单的、清晰且有效的方法。虽然世界上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共同点，因为人们的情感和社会经验都有相似之处。习语既然来自人们的生活，也会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汉语习语和英语习语在字面上的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上都很相似。由于在语言的长期发展过程会出现一种语言借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一些习语和谚语在汉语和英语中还表达出完全相同的意思，所有这些为异化翻译策略提供了可能性。

三、倡导学生用异化的翻译方法翻译汉语习语

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保持和忠实于原汉语习语的内容。译文的忠实性在翻译中一直被视为较重要的指标之一，在翻译中再现的原文的内容和结构正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优势。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保持汉语习语中的民族风味。因为大多数中国习语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要想在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习语中的中国文化特色，多用异化翻译策略当然要好一些。在汉语习语英译中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更有助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没有翻译，很难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自古以来，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而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汉语习语广泛存在于不同类型的文体中，如旅游材料、新闻、广告，甚至存在于我们同外国人的口语交流中。它们与中国的历史背景、经济生活、地理环境、习俗和联系紧密。异化翻译策略有利于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在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会不断地互相学习。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国习语的内涵也慢慢地被理解和接受，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翻译的译文也会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经常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种文化会有实力占主导地位，而另一种文化则会屈居第二，而成为弱势文化。从目前来看，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例，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要明显大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它反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强大的经济地位。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文化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化的发展。现在，中国文化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应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汉语习语包含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的时代，它为异化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世界上更多的人愿意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汉语习语英译中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策略将有利于转移和迁移文化信息，满足文化交流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人们对异国情调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由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田琼. 翻译的阐释学派及其启示 [J]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朱明胜.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J] 宿州学院学报.

3廖七一.多元系统 [J] 外国文学

4杨晓骏. 英语习语翻译与文化异同比较 [J] 考试周刊

篇(2)

关键词： 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失语 中国文化导入 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肩负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跨文化交际，关注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话题，提倡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紧密联系该文化背景、补充相关文化知识，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这门语言，毕竟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一些学生了解到更多西方文化，明白了更多英语表述背后的故事的同时，却无法用英语恰当表达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信息，造成“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我们不应忘记，无论是汉语“交流”，还是英语的“communication”一词，其所表示的交际行为都是“双向”的。 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上对待中外文化不应“厚此薄彼”，很有必要在课堂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使跨文化交际双向互通。

一、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与“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产生。

在我们迫切地想了解西方文明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也开始了在他们眼中的神秘国度――中国的探索之旅。我们经常说：“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可是我们目前的大学英语教育却是“让学生了解西方，让西方误解中国”。当我们能用英语流畅地谈论我们对西方传统节日的理解，能对国际热点话题侃侃而谈，能对种族、环境、能源甚至人权等问题如数家珍时，又有多少学生能用英语准确表达或解释“庙会”、“清明节”、“《西游记》”、“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医、中药、针灸”、“秦始皇兵马俑”，以及回答出“为什么中国叫做China？”这样带有历史文化背景的问题？

由于以往英语教学西方文化含量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多层面交流障碍(主要是“理解障碍”)，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含量几近于空白的状况，对于国际交流的负面影响则更为严重。我们不难观察到，许多有相当英文程度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当西方同行怀着敬意探询Confucianism／Taoism(儒／道)的真谛时，我们的学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更有甚者，一些中国学者不知令西方人也十分崇敬的孔夫子的英文译名是Confucious，还有人闹出将Mencius(孟子)奉为异国圣者而译为“门修斯”的笑语。有些博士生有较高的基础英语水平，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但是一旦进入英语交流语境，立即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在日常汉语交流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底蕴就显得苍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基础英语教学的一大缺陷。［1］

因此，有学者概括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学生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到位，无法用恰当的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交际的失败或低效，从而造成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这就是“中国文化失语”现象。［2］这无疑是过分强调对英美国家文化的学习而忽略对中国文化的输入而造成的。

二、“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出现的必然性与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首先，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重视的是目的语的教学，几乎所有的英语课本的课文都是围绕西方国家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的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其次，课堂上教师的教学也紧紧围绕书本，讲解文章的结构、词汇、句子分析，很少或基本不补充相关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或风俗的内容，为了公外四六级考试或专业四八级的过级率而更多地讲解的是应试技巧。此外，不少学生也没有主动地意识到学英语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学英语仅仅是为了过级顺利拿学位或是考高分作为将来找好工作的敲门砖，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出发点。这些都必然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产生。

学习一门语言是以交流为目的的，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交流的是不同的文化，或者是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想法、观点和产物。

中国加入WTO已七年有余，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也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举国上下尤其是北京人民都在努力学英语迎奥运，这是中国第一次迎接来自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一次盛会，也是一次绝好的展现自己滔滔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大好时机。作为国家未来栋梁之才的中国大学生们更是肩负着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重大使命。此时，怎么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介绍一个蕴含浓郁东方特色的中国变得尤其重要。曾有人说道：“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先不去探讨这话出自哪位哲人之口，也不去谈论它的准确性如何，但至少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度正日益凸显着她不可被世界忽视的一面。

因此，在大学英语课堂导入适量的中国文化，让学生接触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信息的恰当英文表达，在真正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能得心应手，这既是实现英语学习的交际功能所需，也是将中国推向世界大舞台的必经之路。 并且，这应该成为我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

三、将中国文化导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之路与“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消亡之路。

通过学习Krashen的“输入假说”和Swain的“输出假设”，可以得出两种假设的理论意义；继而通过探究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输入和输出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英语学习中的输入与输出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输入是输出的必要前提，输出是输入的目的，反过来对输入具有反拨作用。因此，根据此理论，以下将从两大方面来探讨此标题中的“改革之路”和“消亡之路”。

（一）从教材、教法、教师、学生谈起。

教材――是我们目前课堂学习英语的最主要的途径，它是“输入”的工具。因此教材的编写很重要。教材中强调中国文化的英文表述，对学生掌握于此相关的信息尤其必要。例如，可在每单元后附上与该单元内容相关的中国文化专题，或者编写专题小测验，让学生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并激发学生“输入”更多的相关信息去解决此类问题，逐步减少“中国文化失语”。

教法――是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的因素。它是辅助“输入”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教师的教法对学生接受信息的多寡和深浅是极其相关的。要让学生对教师所教授的中国文化感兴趣，并愿意自主地去自学更多内容，教师的教法就凸显了它的作用，例如教师的语言是否幽默、形式是否吸引人、信息是否具有时代感，等等。

教师，是英语教学的主导。他为学生“输入”信息的种类、多少、方向提供直接作用，并且为学生“输出”的信息进行检测和纠正。例如，笔者在讲授英语课文时，每次遇到中国的传统佳节，如端午、中秋等，都会将此类信息在课前进行归纳，课上讲解，以帮助学生在下次遇到此类表述时不会“失语”。再有，在讲到跨国婚姻的课文时，将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婚俗进行专题讲解，学生兴趣大增。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多看CCTV-9的介绍中国文化类的专题节目，多读“Beijing Review”之类的杂志书籍，大量收集、积累、输入中国文化的英文信息。因此，要让“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走向消亡，教师的对中国文化的强调和对学生的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教师自身也不能忽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学习和重视。

学生，是英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学生要既能“输出”又能“输出”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英文信息，其作为英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肩负着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等交流的重任。因此，教材的使用、教法的实施、教师的引导，最终都应在学生身上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要想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不再出现，学生是最重要的力量，也是走在最前线的队伍。

（二）从整个大学英语的教学制度谈起――考试体制。

中国的各类考试体制都重在检测学生对英语技能的掌握，而忽略了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为了克服“失语”现象，可以从考试体制入手，把对中国文化的要求列入考试大纲，这样学生对此的学习会更有动力。与此同时，在平时的英语考试中，教师可以运用不同的形式来检测学生对此的掌握程度，例如口头作业、课程小论文、小组讨论、专题报告等。这样一来，学生会更有目的性地去学习更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英语知识。

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2007年最新版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教学性质和目标”是这样要求的：大学英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3］为了使跨文化交际双向互通，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加强中、西方文化的导入，将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相结合，以便学生具备基本的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达到语言学习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篇(3)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植于人们心里太深、太广。开放与审视间，东西方文化相遇，强烈的冲突，在时间与过程中融入。艺术不再静修、传承，而是内在的躁动、迷茫、找寻。现代的写意国画不再对笔墨精神尊重，体现的是极富实验意味的非笔墨的水墨性语汇。具象、意向、抽象沉淀于中国文化的现意国画中，我们将如何认同它的存在。

关键词：现代艺术 新的思维 传统文化 游戏性

中图分类号：J222.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绘画艺术家追求诗、书、画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强调文化的修身，人格的升华以及画的言志。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外来文化的渗入，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地理解就更加支离破碎。当发展到 “后艺术”时代时，艺术作品的语言剥离了原有的传统风格与样式，已经没有了原有的意义指向。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到以往封闭的一元化传统中去了，相反，单纯地模仿西方的现代艺术，嚼西方已经嚼过的残渣，对于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建也是软绵的支撑，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建只有在开放的可能性之中才能获得有益、持续、内在的推进，坚持传统文化拒斥现代艺术，会造成艺术现代性的“紧张与不安”，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文化封闭，阻断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新构建，掩盖现代艺术真正的内涵，对艺术的本质造成新的遮盖，进而构成对中国艺术现代性的阻碍。

在现在一个无序、混浑的开放环境中，作品的表现语言更加多层次、复杂化，在视觉语言上形成了熟悉的陌生作品表象。传统中国画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文人的整体修行与参悟。当写意国画还没有从传承的历史精髓中走出时，一下子又被卷入了经济、文化、社会大变革的都市众流中了。当画家在内观静修以求境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一概销亡，使人不再心性归根灵感，境界也不再为文人所套，国画的写意也出现了游戏性。“新文人画”也应用于经济背景的媚像，大文化将一切都改变为西洋快餐。但开放的社会又为画家的创造性与表现上提供了更加深邃的空间与自由表达。现意国画必须以中国新的理性观念来自觉思考、阐述、表现当代文化的概念，现意国画需要重新定义关于写意国画时代美学问题，重新审视自由的表象。

一 中国文化精神理念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现意国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游离在理想与现实、自卑与发展超越之间，有的已经获得了自我价值。这就是中国艺术领域的现意国画发展，是时代对中国文化的新要求，是世界文化互动的需要。近几十年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文化，科教等诸多领域的成就是说明了我们发展的一面，但在西方四通八达，处于领先的文化传媒中，东方古老的文化往往被歪曲，西方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化仍然充满傲慢与偏执。由于西方文化观念随改革的涌入在很多层面已经影响中国文化艺术并且使得新生代对传统文化结构认同松懈及群体意识漂移。如果中国文化不强化现代文化观念，不建立适合发展的现代艺术新系统的转变，将会出现所谓的迷茫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是以政治，哲学，道德，宗教信仰等为主体结构的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前进过程中，它们失去了很多，以至于显得极其脆弱。现意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取得成就的背景下社会组成元素之一的觉醒。对中国传统理性表现范畴的破茧成蝶，一改之前文人懦弱自守、隐忍怕事的酸腐气息，现代的艺术家斗志昂扬、锐意进取，在当今世界文化浪潮新格局下现代中国写意国画将会显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形象。

现代的艺术家大多放弃了传统的毛笔，采用一些现代的新手段，但艺术家各自不同的艺术联想，对传统接受学术观念和自我都造成了一种挑战。现意国画以理解为相互冲突的矛盾，写意文化的意义被相对单纯化了，不是一套不变的形式和材质限定，甚至不是中国文化式中国哲学的必然外化。现意国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或许是一种文化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在经济哲学下是难堪的边缘身份。只有在认清自我的文化身份前提下，才会获得新的、真正的开放语言。如何在当代艺术的传统高度上去评判这些艺术家的创造性语言建构并就意义和价值作出合理的评判。

二 新的思维的自由

现意国画在挣脱传统文化的锁链之后，面临的却是开放空间与时间下的独特魅力，堆积着各种概念的文化饕餮，刚脱离过去的写意国画又要面临新的文化迷茫，首先，写意国画摆脱了内在的传统文化束缚和外在延续正统、权威的俗流，写意国画在现代文化自律性的发展中不会被以往的规矩所固定。其次，写意国画在摆脱以往水墨表性传承上的束缚时，也割断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结构的认同感，因而产生出独立、不安、焦躁的心态。这时的自由犹如另外一滩泥浆使其陷入不能自拔。前者将开拓出新的时代水墨笔韵与文化的结构秩序，后者是艺术家在思考的同时回避某些自由。已求获得社会的普世要求或赞许，为媚俗而放弃艺术的本性，去顺从己为社会所认可的要求与属性，最后会回到原始既定的环状程式化中。

传统写意国画文化中的隐喻、清高、清柔等文人性格制约着水墨的开拓、进取，并导致近意国画日趋衰落之势。当某些文化形态从其主体分离后，大多由于其本身文化特性或非文化因素的限制而偏激执着走向牛角尖。

新文人画家在试图把写意国画从传统画的理性和审美标准中予新的面孔及新的寓意时，由于艺术中文化思维决定的艺术形态，和自我心理上的文化反应原因，以致现在也还未形成自由而积极、向前的新文化群体。以往传统写意国画注重表现过程的体验是理念性程式化，充满自我内在诉求与对话意味。那么现意国画则是观念性，多元化的，有着严谨的秩序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世界多元文化的茫然而出现自我矛盾的表现。现意国画传承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意义，可贵的是写意国画通过对现代艺术多元化表现形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探索，在新的领域中获得了更为广泛，厚重、宽域的意义，它建立于广袤的中国民族现代意识的发展与开拓中，以雄浑、强健、阳刚之气构筑积极向前的文化新形态，和现代审美的新的标准。

三 作品要素解构

综合材料在作品中应用，就理论的确定，新材料的应用对传统写意国画审美评判标准变化产生了巨大地推动作用。现代艺术创作上的追寻别于以前的艺术媒介，中国现意国画也力图超越文化和艺术边界，在强调自我文化精神和意义时又在突破原来的设定和不被经验所束缚。现意国画对宣纸、水的酣畅、墨韵的破坏就是对传统审美意味和价值的质变过程，使得现意国画对传统的穿透更具睿智的力度，水墨的传统寓意也因而失去了其存在的方式。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也因此发生了质的改变。只是在传统绘画语言上有了质的突破，在材料应用上有多样的选择时，现代水墨写意化发展才有新的意义。

多元化的表达取向。艺术作品思维的非永恒性、瞬时性、变换无常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雍容、睿智的精神寄托，在面对现在开放的中国，艺术语态展演出的是变化多端和错综复杂，作品思考的是自身文化身份与现实的多元文化关系。存在和所处的文化位置面对的是强烈的对抗性和挑战性，艺术成为个人自由思想的表达。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的外来文化发现，作品从精神内涵与绘画的工具和语言都出现了新的表达语式，这也正体现了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下的艺术语言表象的多元化。中国传统的笔墨建构中国文化，宗教意味使得写意国画在现代文化观念转变中举步维艰。当现在的多元化在各个学术领域成为现实时，水墨的空间也得到了极大扩展。写意国画的表象也从单纯纸本表述发展到当代观念性的艺术形态展现。现意化建构形式成了传统。现代元素结构的秩序打散、分割后的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元素单体自然形态显得积极活跃。在多元化的浪潮下，也极大冲洗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和相背。现在写意国画的装置作品则是东西方文化对现代艺术认同的铸就。直接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观念，而不必在形上做过多表述。

视觉上的思维。艺术符号是在传递的瞬间得到心灵上的升华。现意国画反传统的横向思维，无疑是传统更深层次地思考，作品符号不再是儒、道、释心智体验。有序的图与底的优化、聚集着强力的释放能量，笔墨间建构的中国墨传递的积累和压迫感形成作品高能量的视觉爆发量，成为感知整体特性的张力点，又是为艺术家情感释放的深邃无形空间，整个主体意识与自然客体意象通过视觉的维度及形态得到增强或弱化。

对比的等量。绘画元素的关系放入表现性视觉审美评判。在多数情况下，写意国画的绘画元素和表达语言方式经过目的性的组合排列后，构建成某些暗示的动向和趋向远动。现代水墨国画元素的比对不在构于传统的黑与白、浓与淡的比对，作品表达出的是决裂于传统的撕裂、拼贴或者非水墨用具的手段，表达出符号强弱、动静的对比，画表象张力得到强化。有助于绘画元素的不同对比变化和点、线、面的对比变化。因而产生了视觉上的重量、方向与力度，构建成一种感官上的内外张力。

复合性的表象。在写意思维过程中，通过对客观的形象表述。抽出对客观本质的理性认识，以主观无限的感性形态超越现实中有限的自然形态，绘画语言的表象具备了多重寓意。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潜意识通过形态、神韵、意境、境界、观念等的复合去体会艺术作品从内在需要到外在综合的表现。作为现代中国写意国画的语言表达要突破传统的“参禅悟道”，又不能失去自身的本源，作品的表达不是再追求技法显现和笔墨间的文化内涵。当现意国画割裂传统的表象之后，表达出的是另一种静谧、空荡、自由和神秘。作品本身溢出困惑、新奇、奋进的无绪表象。注重以单纯原则及多重意义的笔墨色彩视觉形式的抽象表述构建出现代新的中国神韵和趣味。

线的情感性。无论是在传统写意国画还是在现意国画中，线的语言表述都有理性与感性、冷与暖、硬与软，张与驰等多种表现形态，柔弱性线条用韵律跳跃为特征来展现其多样化。刚的线条则显得强劲有力，犀利劲锐。线条的程式化在逐渐消失但其简洁形态和表现力却在日益中加强和发展。

四 对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抽出

传统写意曾以保守、柔弱的理性情感，复杂的文化意象和表述形式建构成独有的艺术。古今文人阶层都把水、墨的本身特性加以道德理念的迎展。将作品赋予人文的高尚品格，但在西方世界却是一种缺失绘画属性的思维形式与活动。现意国画是求索时空里凝聚的视觉美、纯粹美、形式美等多方面表象，表达出来现代艺术与时代同等进取。具有了强烈时代情感和新时期躁动不安的特征。对于中国来说，现代艺术与时代、空间的关系从未有过这样紧密的联系。淡泊明志的审美依然是一些现意国画画家内心割舍不掉的精神主体。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科学的不断发展，其理性秩序会进一步加强，人的内心审美也会向外拓展变化，以抽出物质本质的形态来表达强烈的视觉形象，同时运用新材料、新手段等媒介来传递出时代的音符。实现现意国画的感悟并融入到世界的文化中。

中国文化是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而现代各种艺术是现代文化空间的新主体形态。由于东西方各种精神、文化地相互碰撞、融合，使现意国画自觉地加入了西方文化元素。西方艺术的思维方式也为现意国画增加了新的视角。西方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也为构建新的现意国画提供了丰硕的理论。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在穿越了保守与传统后获得了新的内省力，借助当代文化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内蕴和精神需要。

参考文献：

[1] 徐银哲：《论中西文化与中国画的发展》，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2]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3] 傅士卓：《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几股思潮》，《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2004年。

篇(4)

关键词： 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⑥郭磊：《十六到十七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学西传――以〈四书〉译介为中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篇(5)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篇(6)

关键词：礼乐文化；中国文论；知识形态；和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form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as originated from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which was rooted in classical Chinese view that Man be in harmony with Heaven and that Heaven noncorrespond with Land. Thus classicization of poetry with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influenced the intellectual form and productive means of literary theory. As a resul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hich was generated from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naturally calls for a harmonious situation， that is， harmony between beauty and goodness， Man and Heaven， and reasoning and percep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of the view of values and the view of appreciating beauty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tellectual form; harmony

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知识门类的文学理论，今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论其命名“诗学”还是文论，多是以现代学科体制下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理路来认知和思考，但中西文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根基，如此横向移植未免削足适履。先秦礼乐文化是中国文论知识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也是贯穿中国文论的根本的、内在的文化精神。不仅中国文论的主要命题、范畴籍由此生，中国文论的价值观、目的论、知识生产方式也受其规约。在礼乐文化的认识阈（(episteme)中呈现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值得展望的方向。

礼乐文化素来是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治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文论界也偶有人关注中国文论中的礼乐因素，但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认识阈，甚至将中国文论的诞生还原到知识尚未分化的先秦时期的混一状态，将文论视作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和承载方式，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原始气象和内在规律，目前尚不多见。即便在较少的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知识背景的研究中，也存在轻视文论自身的知识自律性的倾向，这难免变成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近期出版的博士论文《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1］，在考察礼乐的思想与知识谱系及其发展演进，梳理礼乐的思维构型、文化基因、精神品格等方面颇有新的探索，也显示出对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关系的关注。但是，该论著研究的切入点和重心，则更着力于对礼乐文化本身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同样的话题以相反的进路再做探讨。质言之，以中国文论为知识本体，初步勾勒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论发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生成形态。中国文论第一个明确的诗学观是《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今人可见的中国文论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是《孔子诗论》，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集是《诗经》。这三个“第一”都与礼乐文化密不可分，又蕴涵中国文论的初步建构，并对后来文论的推衍模式、理论特征等产生了本源性影响。

1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礼乐文化是对中国远古从五帝到夏商周时代文化的概括，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框架。作为文化系统，礼乐一直贯穿于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道德观念，礼乐既是上尊下卑的纲常伦理，又逐渐作为君子之“德”的体现，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制度，礼乐在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鼎盛之世，成为西周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承担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统一秩序的政治重任。“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2］礼乐文化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演化框架，也为春秋以来文化变化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和文化背景。

在古代文献中，礼乐文化以礼、乐、文三个概念为核心。“礼”本义指礼器、文物典章，也指仪式中人的一套程式化动作或表演；“乐”本义是舞乐及其带来的快乐；“文”本义是仪式中文身之人即巫，也指整个仪式的审美性外观。礼、乐、文既分别代表仪式中各自本来的意义，又都用来表达仪式的象征性内容，因此也可以以部分代全体的修辞方式作为礼乐文化的代表。《礼记》中写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3］这里，礼、乐、文成为原始宗教仪式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论“文”指“经纬天地”（《春秋传》），还是“错画”（《说文》），在礼乐文化中，后世的各种“文”如政治、宗教、哲学、经济、美学等知识门类是整合在一体之中的，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知识秩序的建立也产生于礼乐文化中。“诗言志”、《孔子诗论》和《诗经》、《论语》都无可争议地受制于礼乐文化，也丰富、体现、传承着礼乐文化。《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礼”、“诗”、“志”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发生时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几个重要范畴。

“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山纲领其重要性在孔子诗学开篇便得到了体现。《孔子诗论》第一简便是继续推演这一观念：“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第二十简：“其离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变，人不可以‘角干’也。”在孔子看来，诗如果偏离了“志”就会有逾礼的可能，因此读诗可以纳志，遵守礼仪规范在前，符合道义在后。

这里首先要廓清“诗言志”的“志”为何意？“诗言志”一般认为产生于尧、舜时代。“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4］今人对“诗言志”的理解多依《毛诗序》和郑玄的解释，认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按照现象学理论，这种解释没有还原语境，是比较含糊的。如果将“志”理解为“天意”、“天之意志”，就能够解释虞舜登基的隆重典礼为什么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因为只有传达这是天意，并且将天意反复咏唱，才能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国语·周语下》：“德音不衍，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墨子·天志篇》：“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将“志”解释为“天意”和这两段文字是相容的。［5］有学者从人类学跨文化比较视野广泛考察了诗的缘起，并逐一分析梳理了学术史上对“诗言志”研究后，指出：“诗”言寺，即“寺之言”，“寺”假借为“志”，因此诗、志通用，诗即是志。因为“寺”是祭司，也就是古代社会沟通天人的巫师长。［6］134-196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古代社会的巫师长往往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即王、帝。看来“志”更可能是天意，“诗言志”时代的“诗”则是沟通天人的巫语，当然也许会具有一点“文学性”。

事实上，三代用诗是制度化的，诗、用诗是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服务于政治，采集来的民间诗歌并不是直接进入各种典礼，而是要经过雅化的制作过程。同时，还有大量“献诗”的乐歌应制。这些诗歌的内涵和价值旨趣自然受到礼乐政治的渗透和规约，从这个意义上看，采集民间诗歌除观风俗、知兴衰等为天子治国提供信息外，同时必须合礼合乐，不能“言志”的诗歌是不能进入庙堂的。三代凡举行典礼，必然要合乐、行礼、用诗，缺一不可，不同场合、不同等级的典礼其合乐、行礼、用诗也不同。据《祭统》、《明堂位》记载，天子用《颂》；据《礼记》记载，两君相见用《大雅》，大夫、士宴享用《小雅》。用礼、用诗的顺序则为，在堂上升歌完毕，奏《南陔》、《白华》、《华黍》等笙歌，间歌《鱼丽》，笙《由庚》等，最后合乐，《周南》三章，《召南》三章。

作为中国第一个诗学观，“诗言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现在的“文学性”观照文学的发生，也许中国文学的最初形态不只是“言志”之诗，凡情感激荡之语、“杭育杭育”都可算做文学的雏形。而中国文学理论一开始就确立了诗与“志”的同位关系，将天意（神）凝结在语言中，与降神之乐舞一起，承担起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从最初的沟通天人以保社稷到后来的符合礼乐规定的个人志向、理想，贯穿了鲜明的关怀天下意识。到孔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的“志”已经可以与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道”相提并论了，“志”的天道意味逐渐被教化的人之道所代替。正如许倬云指出的，“孔子这一次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将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7］。当礼乐从原始宗教领域进入社会政治、典礼仪式、人生礼仪时，乐、礼与诗歌实现了广泛结合，也确立了中国“社会政治与艺术相依”［8］的文化范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取可施于礼义”，删订当时的许多诗歌，呈现给后世一部“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诗三百”。［3］1936当我们从文学本体论去阐释《诗经》时，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认为，文学就应该与音乐、政治、道德教化密不可分，诗首先是承载礼乐教化的有效工具，也是礼乐政治的有机部分，和“审乐知政”一样，“采诗”也是为了知政。

2礼、乐二要素中，乐影响产生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向神表达心意的乐是最先使人们组织成一种社会性群体的有力纽带，成为古代社会的灵魂，人们的社会整体感在集体乐舞中被强烈唤起。乐首先也主要以其特殊的音调成为沟通人神和人人的纽带。人类学研究表明，动作语极少能表现抽象概念，音调是人类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情感的最早的工具之一。人类可以采用音调极为确切地表现极为复杂的内心情绪，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是音乐性的，做到这一点“跟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内心的激动可以借助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的发音表现，甚至可以细致地表现”。［9］因此，乐是三皇五帝时代的重要政治形态。《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黄帝之孙颛顼有《承云》之作，《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虞舜喜欢音乐歌舞，还直接从事音乐创作：“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尚书·益稷》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其传曰：“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这便是后来使孔子迷醉“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商代君主、国号、地名则往往以乐器来命名，说明乐也是商代的政治形态。

礼乐在上古是不可分的。但最早“事神人之事”的礼乐外在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或者说，最早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的目的诉求隐于“乐”的表现形式中。“乐”得到某种格外地突出。江文也先生言“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10］为了“神人以和”的共同目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和诗必须相得益彰，“八音克谐”，因此乐的特性必然制约诗（歌词）的某些形式，如句子长短、词语发音等。能够和乐相配的诗歌便可以“永言”，反复咏唱，更易于传播，不论从和神的目的还是从教化人的功能都获得了更充沛的生命力。

鲁迅曾说，最早的诗歌是“杭育杭育”派。这即指诗歌的有调无词形态，可见最早的诗歌实际上是歌，有声无义，有调无词，当然也可以说，诗就是歌，歌的因素远远大于后世研究中重视的诗歌的语言内容意义。这也是乐能够和诗歌关联的重要原因。当然，语言文字进入诗歌，带来了“乐”内容的丰富化和确切化，形成后世习见的诗歌。如果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那么，语言文字的进入显然为诗歌的接受带来了某种障碍，也同时逐渐使诗歌分化为有词有调直至有词无调。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生阶段，合乐是优秀诗歌的重要标准。除了符合乐的句式，语词本身的音韵也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合乐的限制最终影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诗经》中重言、双声、叠韵语词非常普遍，仅重言就有如：关关（雎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交交（黄鸟）、（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呦呦（鹿鸣）、泄泄（其语）、习习（谷风）、（南山）烈烈、（南山）律律、（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大车）槛槛、（和铃）央央、（我心）惨惨、（忧心）奕奕、（劳心）博博、（忧心）忡忡，等等，这样普遍的重言和《诗经》中大量出现的双声、叠韵，也许不是上古诗歌的全部面貌，其因孔子而被选入《诗经》中，对后世诗歌、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音乐美的追求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重言、双声、叠韵并非古代诗人的修辞匠心，而是汉语言本身的诗歌功能的再现。 “摹声作为人类最早的言语能力之表现，不仅在汉语直接催生了‘重言’模式，而且又间接地孕育了足以显示汉语诗歌潜能的另外两种模式——双声与叠韵。这三种模式的交互作用和错综组合，为汉语创作中的韵语——韵文形式奠定了音乐美的基础。”［6］376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韵语在上古时代非常发达，古人的理论著书，有全部使用韵语的，如《老子》。有部分使用韵语的，如《荀子》、《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等。文告和卜易铭刻等，也掺杂着韵语。［11］

汉语的韵语特点使其很容易和乐，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艺术发生形态。《诗经》中有不少明确标为“歌”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韵语特征：“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夫也不良，歌以训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念”（《小雅·四牡》）；“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虽曰非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等等。这些诗句的“歌”特征都表明了上古诗与乐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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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是鸟兽和一般自然现象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的投射，是古人“立象尽意”的象喻思维的体现。“象”作为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特征，不同于印欧民族的文字仅是语言的机械表达，而是以“精神直接面对概念”，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dt）因此称汉字是“思想的文字”。“象”、象喻思维与汉语言发音的音乐特征一起，共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生特征。“进一步的证据则是中国人把书法视为传统艺术这一重要而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及古代文字作为权威性经典所具有的统治性影响。……由于其创造是建立在对种种‘踪迹’的观察上，中国字倾向于比任何拼音文字都更好地投射出自然的迹印，并因而揭示出语言是一个由不同符号组成的系统。”“几乎每一部中国古代文本都是一部互文（intertext），……中国的互文作为踪迹却总是引导人们回到起源，回到传统的源头，回到道与儒的伟大思想家那里。”也就是回到宇宙自然的原初和谐秩序中。这样，汉语言文字“以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可以更容易也更有效地颠覆形上等级制”。［12］对“形上等级制”的“颠覆”就是消解等级制，是“和”。

上古礼乐文化反复强调的正是“和”，乐作用于社会就是和同。《礼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庄子》外篇《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3］21-22《荀子》：“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13］28看来，汉语言发音对自然之声的“和”与书写对自然之象的“和”都具有“与天和”的伟大思想，对乐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复杂的平仄韵律，对象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奇特的立象尽意特点，二者共同构成了汉语的诗性特征。

和乐的诗歌可实现孔子“克己复礼”的教化目标。《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要求以诗感志是礼乐教育之起点，以礼制约情志是礼乐教育之主体，以乐完成情和礼的统一是礼乐教育的终点，即诗、礼、乐统一。《诗经》中选入了大量歌功颂德、赞美君主文治武功、弘扬道德美、展现道德理想的作品。在《论语》、《诗论》中，孔子都非常注重对诗做道德意义的诠释。孔子虽然也注意到了诗歌客观上具有承载科学知识的作用，但这个认识被淹没在其道德教化的根本目的中。《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除此之外，孔子还是反复强调礼乐教化。上博楚简中有《民之父母》14支简，藉孔子答子贡提问，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于“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以皇于天下”。篇中尤其用力论述所谓“五至”“三亡”之道，乃是透过无形式、超越形式的心、志，使礼、乐之教于全天下。

孔子诗教要达到的目的并不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而是更进一步追求人格独立、“天人合一”、“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境界。孔子认为，《诗经》礼乐文化熏陶培养出的文人会具有“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人格气质，而作为“道德之器械”的周礼对个人而言，也是要培养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君子，这种君子就是社会的栋梁。所以，孔子教化个人的最高标准是成就“君子”人格。因此孔子对那些只知礼乐的仪文形式而不求礼乐的形上精神的人，一再进行批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表现形式，仁才是礼乐的本质和生命所在。到后来中国另外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中，更将天文、地文、物文和人文一言以蔽之曰“道之文”，“文”并不是专指作为“心之言”的人文，“心”也不是人文之最根本的来源。换言之，不是“文言志”而是“文言道”，如此，才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由此可见，礼乐不仅是中国文论最为根本的论述工具（道），也是中国文论最为基本的学理逻辑：一切文都是礼乐之诗，礼乐即文之道，人文价值的高低以其距礼乐、道的远近而定。摒弃这其中过于僵化的对周礼的推崇，其所蕴涵的对理想人格的培育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诉求，正是中国文论最有生命力的承当、干预精神的体现。可以说，中国文学理论在发生时就已经规定了优秀的文学应该同时具备修身和济世救民的双重功能。

3孔子删定《诗经》并大力提倡“不学诗，无以言”，其实质是有选择地将部分诗经典化，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家文化权威的身份自觉，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强烈的干预社会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干预社会与文学自律并不矛盾。中国学问的根本精神，“从来就强调为己之学”［14］。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是“为己之学”？就是读书做学问不是为了父母、为了邻里、为了国家、为了任何其他人其他事，只是为了让自己明善知理，成就为人，或为我之求知而求知。这与国家主义下的学术观，要求读书报国、科教兴国等等是迥然异趣的。因此孔子的济世之志实则是治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17《正始条》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孔子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其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则焉。”天下是文化概念，国家是政权概念，读书为学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非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国家兴亡，老百姓无法负责，那是施政者的责任。故庄子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嘲笑那“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是不能逍遥的小麻雀。孟子也云“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己之学，正是天下之学。也正因此，礼与乐能够阴阳相倚和谐归一，即善与美能够兼顾，艺术与教化能够并行，艺术自律与干预社会能够兼容。这正是中国文论价值观的根本特质。

中国文论推崇像君子一样尽善尽美的文学艺术，换言之，好的文学要像君子一样“天人合一”、“美善相乐”。钱钟书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指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就是中国文评的特点，如《文心雕龙·附会》云：作文须‘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或什么气、骨、力、魄、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等等用来评论文章的术语，都显示着这样的特点。”［15］孔子孜孜以求地追求这种君子化的文学观。他用“比德式思维”将诗变成修身、济世、治学的基本策略和话语方式，并据此删选、裁定诗歌经典，将经典的接受日常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孔子的“比德式思维”是用拟人化眼光看待自然事物，并寻找其和人的道德品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概言之，是将自然物变成道德境界的象征。《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将山水拟人化，以山水的自然特征象征仁人君子的高尚人格境界，开儒家比德式思维之先河。在这种思维下，孔子又将“兴”奉为人格修身的起点，文学的艺术自律与社会功能据此联结。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由于兴不仅是诗歌创作修辞方法，更是引譬连类的神话思维的体现。［6］422这样的修辞方法本就来源于象征的神话思维，人和物能够自然地发生类比关系，因此中国诗歌创作中象征手法的兴盛、孔子解诗时的“比德式思维”就是自然的了，中国出现同时作为创作方法和修身之道的“兴于诗”就是必然的了。这种不同于抽象理性的思维方式“是稽古式思维定势的派生物”［6］422，又具有象征思维无限开放的特点，因此有丰富的内涵。

这种比德式思维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按德里达的观点，西方是语言中心主义者，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文字优位的文化，则强调人之用文，人就是意义的本源，文字所显示的意义，就是宇宙天地万物之意义。由此看来，中国文字、人之用文形成的文学、书法等与人生命的贯通是自然而然的；而这一切都是贯通于宇宙天地万物的“道之文”，因而应该追求合乎“道”本性的不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者，万物之奥”；“道法自然而为化”。《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著名的“三不朽”中，将立人与立言（著书立说）作为到达不朽的方式。文的人化、文的不朽、文的育人、文的乐感、文的存道，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人对“不朽”之文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古代经典特别的引注发挥爱好、中国文学理论重视原典阐发、轻视个人创造的重要原因。

“诗”的经典化、日常化、修身济世意义和解诗的比德式思维，使“诗”作为文体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最终成就了诗国美誉；作为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献中都表现出引诗用诗的特别嗜好：“考古人赋诗，据从《左传》、《国语》所获资料，自僖公二十三年至定公四年（公元前637—前505）约百年间，共赋诗六十七篇次，用诗五十八篇。计颂一，大雅六，小雅二十六，风二十五篇。计往来交际之国，共有鲁、晋、郑、宋、齐、秦、楚、卫、曹、株十国”。［16］唐诗宋词的繁荣自不必提，这种引用古诗并将其当作古代圣贤理性范本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在后来中国叙事文学出现后，小说中也往往会突然出现“有诗为证”，章回体小说的回目也俱为诗。

对诗歌的嗜好已然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审美风格，影响到中国文学理论臧否作品的审美观。即使被有些学者看作中国现代性文学起源的《红楼梦》，小说的诗化风格也迥然有异于西方小说的叙事。在《红楼梦》中，诗词歌赋随处可见，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质和诗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全面浸润，使得《红楼梦》“天然一段风流”，中国“味道”极其醇厚。“《红楼梦》……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诗体小说。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像盐溶于水一样，无间无痕地遍及全书。它表现在情节结构的安排里，也渗透在人物性格和环境细节的描写之中。冷雨敲窗、清灯照壁、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戏彩蝶、泣残红、诗、螃蟹咏，处处是生活的真实描绘，处处是情味的挹之不尽。如果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考察，即使在以戏剧、小说擅长的西方文学里，这样抒发内在感情与反映外在生活的统一，也只是作家们不可企及的理想，还没有一部别的小说达到这样完备的高度。”［17］这段批评依据的审美标准正是对中国文学诗化风格的极力推崇。

以服务于典礼而采制的诗，以对乐的感悟来评价诗的中国开端之文论，加之对不朽之文的重视，中国文论往往极其珍惜笔墨，因此只言片语的品诗语言形成了中国文论的含糊感悟形态。在著名的孔子韶乐“尽善尽美”论之外，《孔子诗论》第二简论《颂》：“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易，其思深而远，至矣。”是论乐；第三简论《国风》：“其言文，其声善”则兼论文乐。可是后世之人却无法想像这“乐”究竟如何“安而迟”，如何“善”。再如，孔子说《诗经》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在先秦各门类知识整合于礼乐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含糊感悟形态和对不朽之文的追求与象喻思维、比德式思维一起，为文学理论的知识扩容提供了可能。新理论的诞生无需颠覆旧理论，新旧理论、各门类知识都是礼乐文化这同一棵树上不断生出的枝叶，其扩容、增殖特征和西方文论截然不同。中国后世注诗越注越多，对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范畴反复研究，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范畴为纲、抉精发微的独特面貌，真正成了“不说诗，无以言”，论证、推衍诸子与经典（今天还可以加上西方理论）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其知识生产与扩展自身理论空间的基本方式。

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本源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差序格局的宇宙秩序的体现，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天然便具有对和谐秩序的诉求，这种和谐既是天人和谐，人伦和谐，审美与功用的和谐，也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当我们从文化互补意义上思考这些规定性，可以清醒地看到西方学术界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性异化，因此，我们也许不必为某种“扩界论”、“终结论”盲目忧心，而应该认真研究中国文论生成、扩容、发展的自身规律，梳理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重估中国文论的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1］ 夏静．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86.

［3］ 钱玄，等.礼记：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1：500.

［4］ 黄霖，等.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先秦至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5］ 顾祖钊.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7.

［6］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34－196.

［7］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8.

［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

［9］ 爱德华·B. 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0.

［10］ 江文也.孔子的乐论［M］.杨儒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1］ 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3.

［12］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6.

［13］ 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21－22.

［14］ 龚鹏程.国学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15］ 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M］∥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9.

［16］ 黄振民.诗经研究［M］.台北：正中书局，1982: 294－295.

篇(7)

大力倡导发展旅游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构筑新的支柱产业已经变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导向，中国旅游业由此步入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作为旅游文化传播重要载体的英文导游辞，在我国入境旅游中无疑承担了文化大使的重任。一名优秀的英文导游可以通过高质量的英文导游辞使外国的游客对中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推动入境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可以通过旅游交流，友谊更加深厚长久。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合作的跨文化背景下，高质量的英文导游辞能更好的满足对外介绍中国旅游及文化的需求、高质量的英文导游辞创作也就需要运用理论知识进行不断的创新。

二、纽马克翻译理论

英国翻译家纽马克指出功能文本并不只是单纯具有某一种功能，而往往是以一种功能为主导，其他功能处于次要地位形势的文本。导游辞主要功能是信息功能，但同时也兼有呼唤功能，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应该采用跨文化交际法，通过中西方文化对比，使游客可以更好的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汉市黄鹤楼和归元寺等人文景点的旅游文化。同时纽马克认为，对于以目的语言和文化为归属的信息文本，应采取能给予译者充分的自由，可以创造性地重新组织句法，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的交际翻译法。

三、武汉市著名人文旅游景点英文导游辞导游辞的创作

导游辞的创作不仅要求结构严谨、层次清晰、主次分明、文字流畅，还要求知识性强、口语化讲解、充满趣味性、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思想和文学品味高。以下主要从资料收集、口语化表达、跨文化交际、突出中国特色这四个方面来谈武汉市著名人文景点英文导游辞的创作。

1.资料搜集

作为一名优秀的英文导游，要想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就需要对旅游景点及景点周围的情况非常熟悉。旅游景点相关的英文网页资料就可以为导游提供丰富的信息，体现在导游辞讲解过程中就是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服务，能积极应对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另外，要注意培养辩证的学习意识，参考学术界跟英文导游辞创作的专著、相关论文，可以有效地发现现有景点英文宣传资料的问题，避免英文导游辞创作常识性错误的发生，使英文导游辞内容更准确。

2.口语化的表达

就掌握的中英文景点资料而言，多采用描述性语言客观陈述，是一种书面语言。在现场导游的过程中，导游需要对游客进行面对面讲解，需要采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例如，在《武汉游旅游精华指南》手册中对归元寺这样介绍：系佛教禅宗寺院，约在1658年落成，基址在明代汉阳诗人王章甫的“王氏葵园”的翠微峰下的风景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寺内的罗汉堂和藏经阁是不容错过的精彩部分。Guiyuan Buddhist Temple， a Zen Buddhist temple，was founded in 1658 on the residue foundation of Sunflower Garden Owned by Wang at the foot of Cuiwei Mountain. Arhat Hall and Sutra Collection Pavilion are great appeals to Visitors.这样的介绍是采用书面语言客观的陈述事实。而在英文导游的导游辞中，对归元寺概况的介绍就更口语化，表达也更主观、生动：Guiyuan Buddhist Temple is located at Cuiwei Street in Hanyang district， it’s a famous relic of Wuhan city. It was first built by Baiguang Buddhist in the year 1658 and was destroyed and rebuilt for several times in history. The temple is famous not only for spreading Buddhism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but also for the perfect architecture， the excellent sculpture and the rich collection of Buddhist document.

3.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中西方互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本身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所以，在英文导游辞的创作中，可以通过中西方文化对比，把游客熟悉的本国文化迁移到中国文化的介绍，使游客了解这样的文化差异，并对中国文化留下深刻印象。一般导游会这样介绍黄鹤楼的起源：“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当时吴主孙权处于军事目的，在形势险要的夏口城。即今天的武昌城西南面朝长江处，修筑了历史上最早的黄鹤楼。”采用纽马克跨文化交际法可以译为”The Yellow Crane tower was first built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The Yellow Crane Tower has been built in 223， for more than 1 270 years before Christopher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Sun Quan，the King of Wu built the earliest Yellow Crane Tower on the Town of Wuchang.”这里运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类比“三国”真正所处的历史时期，让外国游客更清晰地把握到“三国”的时间定位，显示黄鹤楼的历史悠久。这里如果只是用“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一笔带过，即会让缺乏背景信息的游客难以对时间有一个具体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运用中西对比的同类意象往往在导游词中还可以表现为人物、地点、历史时期及事件等。

4.突出中国特色

外国游客更多的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性感兴趣，尤其是中国人文旅游景点所体现的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等宗教文化的神秘性和独特性。因此，英文导游辞中应该含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例如，在武汉市归元寺的讲解中，可以向游客介绍佛家斋饭是僧尼和香客信士的主要食物。很多海外游客对归元寺的佛家斋饭感到新鲜和好奇，可提醒游客在归元寺附近品尝佛家斋饭：The Buddhist vegetarian food is the main food for Buddhist and the pilgrims. Without any green onion or garlic， this vegetable dish is in the shape of meat dish， thus given a meat dish name. Tourists can have Buddhist vegetarian food at the Guiyuan Buddhist Te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