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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区域。探讨在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弱化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一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弱化;原因;治理
1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主动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环境和社区的责任。
从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责任不是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在自由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是企业最主要社会责任的原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司作为一个组织,不再是只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其存在是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的,它还应对建立和维持它们的更大的社会负责。企业如果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则同样会被社会所拒绝,所以说作为一个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可从一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1)从宏观上看,跨国公司是负责任的经济全球化的责无旁贷者。跨国公司作为能够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的组织形式,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在世界总产值、国际贸易总额和国际直接投资等全球重要经济指标中所占的比重持续增加。
(2)从微观上看,跨国公司利益实现机制改变。跨国公司为保证其现实效益,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因素,而必须考虑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跨国公司率先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正是适应这种利益实现机制的改变。
2在华跨国公司弱化社会责任的原因
2.1从跨国公司本身来看
(1)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特点和作为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的本质,促使跨国公司甘冒牺牲社会责任的风险。
在全球化经营过程中,跨国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短期内通常由于其滞后效应又很难看到付出社会责任成本后所带来的直接收益。因此,虽然一些跨国公司明明知道忽视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的信誉影响,但是面对实际成本压力或者说企业追逐利润的本质,使得企业仍然可能会做出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行为。另外,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其规模经营效益,需要不断扩张,以至于有些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同时也可能出现监控失败,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能会出于自身经营目标的完成而采取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
(2)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也存在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差异。
一些管理者缺乏长远的眼光,不能看到承担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长远利益。还有部分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歧视心理,这些跨国公司在原材料选取,产品使用及服务等问题上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即优质产品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较低劣的产品销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2.2从我国来看
(1)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市场监管体系不成熟,执法不严,违法处罚力度不够。
中国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零散,法律条款具有政策性和指导性,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新《公司法》第5条明确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这只是个原则性条款。这些分散性的法律法规在规范和监督跨国公司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方而仍存在缺陷,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相应的法律执行和监督不力,违法而没有得到严惩,犯法得到的收益远大于违法成本,对于跨国公司没有约束作用。
(2)跨国公司在华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制衡也是导致一些跨国公司弱化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国家,除了健全的法治环境以外,还有许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经营行为发挥着制约作用,如众多的机构投资者、行业协会、劳工组织、环保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人权组织等。而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尚未成熟,民问团体、行业协会的力量很小,作用很有限}而消费者对跨国公司触犯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也往往是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加以抵制,而根本淡不上对跨国公司的利益制衡与责任监督。
(3)中国社会大环境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屡禁不止的弱化社会责任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对在华跨国公司实行的超国民待遇,跨国公司在屡屡出现违法问题,和个别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的认识和优待有关。其次,中国经营环境造就了跨国公司本土化的经营策略,某些跨国公司效仿国内企业对政府采取特殊沟通的方式,有些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适应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经营策略。再者,中国消费者盲目崇拜名牌和国外品牌情况突出。
3完善在华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议
在华跨国公司弱化社会责任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各方面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强化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促使跨国公司积极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政府到民间努力营造一种公平守法、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至关重要,以下是针对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治理提出的几点建议:
(1)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加强执法力度,约束在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加强监督、环保、劳动等方面的立法,法律规定应尽量详细,可操作,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从而尽可能地将社会责任范畴的内容纳入到法律之中。要完善《劳动法》、《工会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各专业技术领域的相关法规,这是加强对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的行为监管,督促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另外加大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将成为实现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后逆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线。因此,可以在立法上设计较重的法律责任,通过提高跨国公司因违背应尽社会责任而应承担的违法成本,来预防或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2)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目前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绝大部分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法律框架和社会期望建立起来的,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因索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因此从制度层而来看,首先要在建立认同的正式制度,由国家权威机构出面,与跨国公司及利益相关者团体协商,在遵循中国现有各项法规、标准基础上,参考主要国际社会责任内容,制定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标准和行为准则。
(3)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国家社会责任激励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虽多属自愿,但政府的积极引导对于促进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都不是旁观者,政府在强化社会责任实施机制方面可开展许多工作,对于违背社会责任标准行为进行道德劝导,及时纠错和惩罚不道德行为。完整的法律机制,应该包括约束与激励两方面。建议由政府推出系列优惠措施,包括荣誉激励、政策激励、政府采购优先等,鼓励跨国公司在华采取积极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当然,这些激励措施不应超出法定的范围和标准。
(4)加强宣传,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和披露机制,鼓励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对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监督。
切实保证对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强对跨国公司生产经营行为的监控,及时纠错和惩罚不道德行为;为此,应加大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应该加强对与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各审批机构、合作机构、执法机构行为的监管,严惩各种腐败、违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监管部门须建立投诉系统,畅通举报渠道,定期公布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所有企业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黑名单。
肖海林,1962年5月出生,湖北省仙桃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成功申报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国家“211工程”第三期重点建设学科和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中国市场学会、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和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首批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0年获中国管理学最高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专家提名,2012年受邀为海尔集团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颠覆性管理创新“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提供专业咨询。
1984年和1987年分别在中国农业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曾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旭教授指导下从事学位论文研究。2003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是该校1986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首位提前一年毕业博士和2004年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两位博士之一。200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全优出站,同年9月按高于知名学者的人才引进政策调入中央财经大学工作至今。1987年至2002年先后在湖北省科委、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等单位工作,从事战略情报研究、外资引进与管理、企业管理等工作,担任过四家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
二、研究领域
2001年进入学界以来,一直致力于战略管理、市场营销、颠覆性创新管理、企业持续发展、管理理论、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跨国资本与中国传媒市场等研究。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社科规划、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上海市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纵向科研项目,同时主持和参与各类企业委托项目近40项。
三、研究成果
在学界首次提出并论证:企业管理的主题是企业持续发展而不再是成本导向的效率的观点;企业持续发展的三维特征论;企业持续发展的LCT模型;三个基本维度全面管理的统一与共生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三叶草型企业模型、三叶草型管理模型、三叶草型控制模型、三只眼型企业家模型等观点;长青企业的特殊性质论与三种资本构成及其缪尔达尔循环论;现代企业粘性管理论;企业最优产权安排的逻辑转变论、竞争力导向论及动态变化论;超级竞争下最优业务组合战略的逻辑转变论、企业业务组合的乘除效应论以及应当是归核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统一与共生而孰优孰劣之争是伪命题的观点;以核心能力、产业平台、制度平台和市场权力为核心要素的持续竞争优势四面体成长管理论;创新行为对宏观经济整体发展与微观企业个体发展的价值差异论;现代企业要发展思维不要生存思维的心智转变论;不连续技术创新的风险特征、风险结构和风险核对表;中国传媒市场境外资本的分布与行为特征等。
四、主要论著
1、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生成机制和管理框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企业管理范式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3、不连续技术创新产品的消费者感知风险与购买意向――基于市场化初期3G手机的实证研究,载于《中国管理思想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
4、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要径和工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5、破了定律企业必败――中国十大失败企业的反思,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5日。
6、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四面体结构模型及成长管理,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7期。
7、企业增长、企业发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8、企业持续发展的生成机理模型――基于海尔案例的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
9、长青企业――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学术月刊,2004年第11期。
10、韦尔奇时代GE的产业平台战略,经济管理,2004年第13期。
11、以竞争力为导向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
12、企业管理:主题演进与范式流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1期。
13、超级竞争条件下企业整体管理的基本维度与共生型控制模式:一个描述性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
14、管理心智的十大转变,企业管理,2008年第7期。
一、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几个亮点
1.从生理、心理角度关怀老年华人的健康状况。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老龄化研究中心暨社区医学系的学者以波士顿的177名华裔老人及上海428名条件相当的中国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对比分析了上述两组老人的健康问题与沮丧症候的关联程度,进而得出尽管移居国外后需要面对种种挑战,但与不曾移民的同龄人相比,美国老年华人的心理更为健康,而在两组老人身上,各种慢性病均与沮丧症候的累积有关等结论。研究还表明,文化因素更有可能影响中国老人对健康服务的利用(如看牙医),而同化程度(degree of accuhuration)会对美国老年华人利用同类服务产生作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工作学院D.w.L_Lai的Impact 0fCulture 0n Depressive Symptoms of Elderly Chinese Immigrants和Effects of Service Barriers on HealthStatu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等文,则分别探讨了文化因素、医疗服务障碍因素等对加拿大老年华人健康的影响。
2.关注华人青少年移民适应当地社会的过程。美国旧金山大学教育学院的c.J.Yeh在Development of a Mentoring Program for Chin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Cultural Adjustment一文中,以新近从中国大陆地区移民到美国的32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引入一种名为“同龄人顾问计划”(Peermentoring program)的研究模式,在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中,观察这32名高中生与由美国当地所高中的学生充任的“同龄人顾问”(Peer mentor)之间的互动情况,建议学校辅导员、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心理健康专家对移民青少年提供辅导。而在Chinese Immigrant High School Students’Cultural Interactions,Acculturation,Family Obligations,Language Use,and Social Support一文中,C.J.Yeh等学者则认为,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流利程度,对于缓解他们适应全新环境时的焦虑情绪至关重要。此外,学校还应为移民学生提供各种论坛,让他们参与各种社交场合,以便他们与操英语的同学展开充分的交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家庭与儿童生态学系的D.B.Qin在Doing Well%Feeling Well:Understanding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Chinese ImmigrantAdolescents一文中,以两组中国移民家庭为对比样本,分析“尽管亚裔美国学生的成绩普遍较高,但他们通常在心理与社交适应方面表现不佳”的原因,涉及家庭教育方法、父母期望、亲子关系等方面。
3.透过各种社会现象思考华人的相关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主任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The Hispanic Challenge一文,聚焦美国社会族群的融合状况,重点讨论美国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的相关问题,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华裔,如提到在非美国出生的外来族群中,墨西哥裔为数最多,约占27.6%,华裔和菲律宾裔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别约占4.9%和4.3%,还建议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掌握包括中文在内的至少一门重要外语,以利于了解一种外来文化,并方便与该文化的族群人士交流;2001年,美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获第73届美国奥斯卡4项大奖后,各国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该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K.Chan在The Global Return 0厂the Wu Xia Pian(Chinese Sword―Fighting Movie):Ang Lee’s“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一文中,讨论了该片所建构的中国意象(Image 0f China)及男女平等的可能性,认为导演李安在影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家长权威进行了冲突性解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Klein的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A DiozporicReading一文,则从海外散居者(Diaspora)的视角,分析了导演李安呈现的电影语言和美学模式,探讨了他与中国故乡、与其他散居海外的中国人之间的各种联系。此外,Xiaochun Jin和MunyiShea等学者则分别透过治安、就业等社会现象,思考了华人的相关问题。
4.重视应用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地理学方法的应用上,加拿大瑞尔森大学Lu Wang的Global Connectivity,Local Consumption,and Chinese Immigrant Experience一文,通过对多伦多华人移民消费偏好的分析,揭示了族群特征及族群文化对移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的s.Y.Teo在Vancouver’s Newest Chinese Diaspora:Settlers or‘Immigrant Prisoners’?一文中,从海外散居者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两个概念人手,对新近从中国移民到温哥华的技术型移民(skilled immigrants)展开研究,分析其在异国他乡语言、就业、婚姻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随后提出了“他们是移居者?还是为再次移民而暂居温哥华的‘移民囚徒’(immigrant prisoners)”的问题。在考古学方法的应用上,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室的A.H.Harris在Additions to the Archaeological Fauna of the Former Chinatown Section Df ELPaso,Texas一文中,考察了美国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E1 Paso)一处19世纪末唐人街遗址的出土物件,并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华人葬礼习俗等问题提出了看法。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B.L.Voss的The Archaeology 0厂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一文,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圣
何塞(San Jos6)马克大街(Market Street)唐人街的考察,对同化模型的理论和方法论提出质疑,认为历史的证据表明,该华人社区的居民并非总是生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格格不入中。此外,F.Lau和D.L.Li等人还分别将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应用于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
二、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1.对弱势群体给予持续关注。上文列举的论文中,关注华族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在相关国家生存、发展问题的占一定数量,主要从医疗卫生、心理健康、学校教育、家庭培养、社会责任等方面人手,探讨帮助华族老年人维系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辅导华族青少年适应移民后新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等问题,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分析其原因及各种后果,并从社会学与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角度探讨对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较显著的社会价值。今后,此类研究中所折射的人文关怀精神,将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2.华族研究的触角更为细致、灵敏。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触角几乎深入到相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体健康到族群适应性,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等,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将具有国际问题研究色彩的华侨、华人研究,置于国家社会稳定、族群和谐等框架内加以讨论。此外,从上文列举论文作者的姓氏看,部分作者本身即为华族的可能性很大,如B.Wu、D.w.L.Lai、C.J.Yeh、K.Chan和Xiaochun Jin等,他们大多供职于所在国家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具备一定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而由于其华裔背景,他们也较多地以与自身族群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旨趣,进而与其他族群学者一道,共同推进所在国家华侨、华人研究在广度上与深度上的不断拓展。
3.“学科”痕迹淡化、“领域”意味增强。时至今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应用已屡见不鲜,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为基调,讨论华人社会变迁、家谱个案、侨乡纽带以及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等主题的论文相对为主流,如J.C.Dorsey的Identity,Rebellion,and sociafJustice among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uba、)M.Williams的Honk Kong andthe Pearl River Delta Qiaoxiang、Wei―Wei Zhang的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oncept 0f“GreaterChina"以及Sheau―yueh J.Chao的Tracing Their Roots:Genealogical Sources,or Chinese Immigrantst0 the United States等。此外,如前所述,国外华侨、华人的研究学者还广泛应用了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可见,今后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痕迹可能会趋于淡化,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兼容并蓄的研究领域。
三、国外华侨、华人研究可供借鉴之处
1.秉承人文精神。当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经济议题或相近的方向上,如有学者曾指出:“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下,关于华商和华人经济状况的研究最为泛滥。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几年内关于‘华商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论文及相关著作竟达数百种,造成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经济要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仅从经济视角出发,不可能圆满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就华侨、华人的研究而言亦然。前文提到,近年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论文已越来越多地将关注重点置于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身上,致力于探讨对其提供帮助、辅导等的途径与方法,进而达成社会稳定与族群和谐,其中体现的人性关怀的价值认同值得国内学界参考。
2.重视微观发掘。上文引述的论文在文献发掘、数据整理、案例分析等方面无不做足文章,论文作者及其团队通过经年累月的不懈积累,较为细致、全面地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成果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科研价值,推动了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发展,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界多少存在由急功近利心态导致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相信若能在科研过程中,注意借鉴国外同行的细致认真,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微观发掘,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整体水平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论文关键词 监狱警察 职业风险 监狱工作
法治是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博弈选择,从现有的监狱工作要求来看,监狱执法水平与社会效益被置于反映着社会法治质量的平台之上,监狱警察作为一种职业,其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在社会期望中被放大,监狱警察的职业要求愈来愈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新卖点,因而,职业的风险困扰着监狱警察,建立监狱警察职业风险防范体系刻不容缓。
一、当前监狱警察面临的主要职业风险
近年来,监狱押犯数量不断攀升,押犯结构不断恶化,狱情形势日益严峻,警察警戒看押的压力与日俱增,即要开展斗智斗勇的罪犯改造工作,又要时刻防范罪犯的自伤、自残、自杀、脱逃、暴力袭警等违法违纪、甚至重新犯罪行为;社会形势与国家治理任务对监狱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工作标准之高前所未有;而监狱警察队伍的发展却并未与这种形势任务相适应。大量非专业警察的涌入,培训量不足,队伍凸显出专业技能不足、业务水平不济的现象,监管与改造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三种局面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警察职业风险。从当前的局势来看,警察的职业风险主要表现为:法治安全风险、人身安全风险、执法风险、廉政风险四大类。
(一)法治安全风险
监狱执法依据严重不足是监狱警察职业安全最大的危险因素。除了因势因时而作的监狱法几款简陋的条文以外,在实体法上,监狱警察几乎无法可依;在程序上,我国还没有以国家法的形式出台监狱执法具体的规范性条文,仅有的司法部长令或者司法部文件大多是粗犷原则性的,只能依据各省、各监狱单位自行制定没有普遍约束力的内部文件,监狱警察执法仿佛是在“走钢丝”。没有详尽的法规,又在强势的社会舆论高压下失去“公平、公正”的监督,监狱警察的执法风险犹如狂风中的枯叶。
(二)人身安全风险
是指监狱警察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引发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状态的风险。当前罪犯的构成日趋复杂,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及涉黑涉毒犯罪日益增多,罪犯一般刑期较长,又不适用假释,其本身的凶残性、盲动性决定了他们为逃避法律的制裁,有时会不惜铤而走险,把监狱警察作为攻击目标,暴力袭警甚至杀害监狱警察以达到脱逃的目的,给监狱警察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三)执法风险
是指监狱警察履职过程不当而引发的职业风险,主要是失职、渎职行为及其他因未严格落实制度而引起的行政风险、法律风险。对社会普通人来讲,一次失误可能是几句领导的批评,而对监狱警察来讲,一次失误可能意味着监管安全事故,意味着严厉的纪律处分,甚至意味着个人职业生涯的结束乃至严重的刑事责任。
(四)廉政风险
是指监狱警察因经受不住各种诱惑而引发的行为失范、贪污受贿等职业风险。监狱警察因职业特性,长期处于直面罪犯的第一线,接触社会阴暗面多,受诱惑的机会自然就多,自身难免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在监狱有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监狱警察面临各种诱惑的考验。
二、监狱警察职业风险产生的原因
监狱警察职业风险产生的诱因很多,但究其本源,除了立法的原因之外在于其本身的特定属性、社会形势需要,以及警察自身的缺陷。
(一)监狱警察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职业风险的特定性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警察是国家刑罚的具体执行者,担负着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的任务。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与罪犯间因法律身份的设定而自然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执行者与被执行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因刑罚的强制执行性和惩罚性而必然在一定层面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渴望自由的天然冲动与限制自由的法律要求之间的对立;恶习本性难改的人之自然惯性与国家监狱工作以改造人为宗旨的价值追求的对立等,都决定了监狱警察与罪犯间改造与反改造的对立必然在一定层面上长期存在。这一对立也决定了监狱警察的职业风险与生俱来,具有特定性。
(二)国家社会对监狱工作更高的要求与法制不健全的交互作用使得监狱警察职业风险进一步凸显
客观上,法制的不健全,使得监狱警察在实施执法与管理行为时就出在风险当中。法制超越人治是历史的进步,依法行刑与管理是监狱文明的体现。但法制的缺失给监狱警察带来极度的困惑与无奈。罪犯过度维权、无理维权、打着“维权”的幌子对警察的日常管理进行对抗等问题不断出现,加上一些不客观公正的媒介传播,给警察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三)少数监狱警察执法能力之不足造成了监狱警察执法风险的频现
面对监狱工作更加规范、更加严格的要求,监狱系统强化了警察的素质教育,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差距依然存在。主要是警察的后续教育与执法能力培养脱节;基层警力配备仍明显不足,监狱警察工作负荷仍较重,“职业倦怠”问题突出,易导致警察履职中存在精力不集中的情况,面对突发时间没有很好的体质去应对,受伤牺牲、失职渎职的可能性增大。
三、有效化解监狱警察职业风险的对策措施
化解警察职业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立法、执法与保障上,具体可以分为五类:
(一)强化警察职业风险意识教育,构建监狱警察职业风险预警机制
教育警察既要清醒地看到执法风险的客观存在,更要坚信执法风险的可控性。通过组织警察学习狱内案件和狱情通报,使其准确把握当前狱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和防范意识,从而自觉深入了解罪犯思想动态,积极有效加以应对。同时,立足于“早预防、早发现、早化解”,要探索建立监狱警察职业风险预警机制,最大限度的将风险减少到最低。具体做法是:全面疏理监狱工作中可能存在的职业风险,根据监狱警察不同层级、不同岗位职责,分类评估其职业风险程度,划分好带有共性问题和具有个性色彩的职业风险类别,根据不同的类别和不同的对象,进行科学评估,有的放矢,并建立防范和处置于一体的职业风险排查、控制、预警、化解、责任追究等机制,努力是监狱警察的职业风险可控、在控。
(二)进一步加强执法制度、机制建设,强化执法保障
规范监狱管理,切实加强执法管理标准化工作,对警察日常执法行为明确执法条件和程序,做到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并且突出可操作性,并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争取认同与扩大共识。建立执法保障体系,尽快制定对违纪罪犯切实可行、能真正起到震慑效应的约束手段,惩戒、处罚措施。对于罪犯的自伤、自残、自杀、脱逃、打架斗殴、暴力袭警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界定急需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让警察明确职责,区分权责。
(三)增强警察教育培训的针对性、系统性,不断提高警察的法治意识和执法能力
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警察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坚持公正执法、执法为民,严格依法办事,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执法过程始终。加强执法工作标准化管理,对警察日常执法规范用语进行统一固定,避免罪犯钻警察执法用语不文明规范的空子。积极为警察自我学习创造条件,鼓励警察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工作需要,积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断提高自己运用新知识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教育警察树立终身学习的新理念,每年让警察制定一份学习计划,监狱积极联系有关机构,为警察学习创造条件,引导警察将有限精力尽可能地用到提高素质能力的学习中去。推进分层分类分岗位大练兵活动,将实际工作中需要的能力作为练兵重点,以工作实践检验练兵成效,不搞运动战,以实绩促实效。同时,围绕业务要求,细化考核标准,强化考核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降低执法风险。
(四)坚持从优待警,加强对警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断提高警察的心理调适能力
通过积极争取警察编制、科学配置现有警力、依靠科技进步解放警力等方式提高警力使用效能,缓解警力紧张的状况,尽量消除超负荷工作的状况;定期对全体警察进行体检,落实年休假制度,适时安排休整,缓解警察的心理紧张状态,确保警察的身体健康。积极推动教育改造工作社会化,积极与社会各界进行沟通和联系,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并为警察参加健康的社会交往创造条件,不断提高警察的职业认同感。为每一名警察建立心理档案,准确把握其心理素质和人格基础,进行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通过合理认知教育、心理调试教育、应激训练、放松训练等,帮助警察掌握心理学的各种调适方法,增强其内在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应变能力和心理免疫能力。
关键词:高职;培养目标;反思
作者简介:吕明(1964-),男,安徽金寨人,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7-0009-02
一、问题的提出
高职教育不仅是教育大众化的反映,更是伴随着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客观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发展高职教育,是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第一线劳动者素质的最有效途径。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却不是强国,主要还是制造低端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真正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库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1]而且一个极为尴尬而危险的事实是:我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90%的出口是贴牌,靠廉价劳动力、资源高消耗和环境牺牲为代价赚取低端国际产业链的微薄利润,这绝对是一条缺乏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这就势必要求与之相匹配的人才支撑。高等职业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担负起自身的责任。
虽然历经20年大发展,但有关高职的争议不断,高职的社会认可度还不高。但高职作为培养技能型、实用型、操作型人才的教育类型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同时,由于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日益凸显,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职院校的就业导向考核及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而对毕业生就业率的重视,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双重推力使得办学目标和导向愈益简单归结为一个目标:基于动手能力的学生就业—就业率日益成为高职教育的主轴。至于职业岗位的稳定性和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职业转换及人生路径规划等只能存而不论。
一直以来,国家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而反观当下的高职教育现状,在目标定位、办学模式、培养方案等各个方面,对照国家对高职的要求及企业的现实需求,无疑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二、高职教育的目标思考
当今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价值观混乱,诚信缺失,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泛滥,对财富的无限掘取,对资源的无节制掠夺,权利、金钱成为主导价值取向,无处不在的这种社会氛围的浸染,严重腐蚀着个人和社会的灵魂,也对包括高职在内的教育领域产生巨大污染作用。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社会良心、人格净化、人才培养,改变单面人和单面社会,赋予人和社会以精神和灵魂,无不要求学校和教育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而职业教育是教育事业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部分,理应有所作为。
(一)大学是学生精神培育的殿堂
价值观多元化,功利主义盛行,人越来越物质化。精神,尤其是高尚精神匮乏是最大的问题。高职生的普遍现状是:缺乏正确的人生目标定位,学习动力不足。更多的只是考虑未来赚钱的多少并以此作为衡量个人价值和成功的标尺。就学校来说,注重学生职业技能培育,强调与学生就业岗位直接相关的实践环节和动手能力的教学,就业压倒一切。家长考虑的不是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而是好不好找工作、能不能找到好工作。
从社会到学校到家庭,充斥的都是对权力、金钱和物质的崇拜,对国家社会民族的责任、对真理崇尚追求,成为稀缺品。环球网2010年6月18日的调查结论令人震撼:超过60%的中国人承认自己拜金,超过95%的人认为中国人拜金严重。这应该使我们警醒。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也应该有大学精神。教育必须回归本位、本职—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是传道—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以及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诚信、责任、奉献、人格、良知、创造之道。大学应该是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高尚利他精神传播和养成的主阵地。大学作为社会的良心,必须坚守固有的本真信义美德善道,营造好文化氛围浓郁的和谐校园软环境,以健康理念构建学生的精神家园。
“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2]这种智、强、独立、自由、进步,不仅是精神,更是责任。高职院校理应在这种精神和责任的培育上下工夫。确立起对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和责任意识,思想的自觉,才能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自觉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结合,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二)克服有知识技能没文化的状况
当下的教育,一个最大弊端就是:不是培养完整的人,只是培养工具人。一切向西方看齐,言必称美国,说比谈高科技。整个社会都有实现跨越式发展与赶超欧美的内在冲动。引进资金技术,不断提高GDP,成为各地区各领域不遗余力的追求。事实上这一过程,也是我们丧失自身民族文化的过程:母语可以不作要求,没有硬性规定,可以错别字连篇,语句不通,但外语却不能不过关—外语等级证书成了大学生毕业和就业的必备条件。由此大学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外语的学习与考级考证。遗憾的是工作后,大部分人却从来用不上外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轻视、丢弃母语而靠外语的学习掌握发展起来的。说到底语言都只是一种文化承载工具和沟通交流手段,重要的是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专业技能和专业资格及技能证书也是如此—学生毕业和就业的必备条件。这种极端功利的教育,使得学生越来越远离文化。如果说文化,也基本集中在网络文化、快餐文化。对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高雅文化,只是处于学生个人兴趣爱好层面,因此造成多数大学生对基本文化常识的无知。
人生与社会不能只靠科技存在与发展。美国的强大最根本的也在于其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丢弃得差不多了:大学之前主要是应试教育;大学阶段,除少数文科专业,基本不作要求。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礼仪、尚德谦恭、慎独自省、修身养性、诚信知耻、仁爱包容、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先忧后乐、天人合一的和谐智慧和理性启迪的深邃内涵基本不被认知。我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力阻西方的政治西化、分化和文化入侵;另方面却自我矮化,盲崇西方,一切都是拿来主义。须知,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当宏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微观的理论、观念、心理、意识、方法、态度、价值判断等都失去自身的根基而以我们本应拒斥者为标杆时,我们又怎能确保不被西化、分化?为此,一是必须营造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为主导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主流文化和媒体不能成为假恶丑伪科学颓废文化生活的阵地和载体。二是要大力弘扬、切实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有根基有内涵的文化人。特别是注重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对个人品质的修养教化作用。要象重视外语一样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只有真正掌握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有根基和精神脊梁。三是对西方的优秀文化的引进学习吸收,不能局限于物质和技术层面,还应注重更深层次的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
社会发展与重构绝对不可能是在整个社会只是就业率乃至就业质量从而只是以物质价值作为主要甚至唯一衡量指标的环境中实现。同样学生也必须全面发展为本。学校要为学生的未来和全面发展着想。培养的人,不能局限于职业人的角色。完整的人必定具有三种角色:家庭人、职业人、社会人。必须引入人文思维和人文关怀,使学生具备人文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三)突出育人功能,走出功利主义误区
教育说到底其功能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不能沦落为各类企业的人力资源培训与简单的劳动力供给机构。职业教育必须走出把学生只是当作被加工、被塑造的产品的歧途,走出被企业和社会短暂需求而牵着鼻子跑的短视行为。以人为本,是把学生当作人而不是当作流水线的一个匹配环节、束缚于机器设备的听话、出活的工具人来培养,要把学生真正培养成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能极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丰富身心健康的人—成人,然后才是成才。
为此必须破除一切唯就业论。人才培养不能局限于学生就业找到工作。特别是现在对高职的评估,学生的就业状况成为极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其实就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政策、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区域特点、企业用人观念及发展情况、学生的择业和创业观念等多种因素。学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把就业作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好坏和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是不合理的,是推卸责任掩饰自身不作为的懒政行为。
同时,学校内部的考核机制也必须走出极端的急功近利误区。不能一切以数字说话:每年要求发表多少论文,到帐多少科研经费,完成多少课题、专业及精品课程建设,以此作为考核教师的硬性量化指标并与教师的岗位、晋升、待遇、收入直接挂钩……数字无处不在,而且都可以一票否决。而教师们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这种刚性的严重影响自身收入和前途的考核指标上。恰恰在教书育人的基本功能和环节上形成脱节:一方面是教师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钻研教学和育人上;另方面学风淡薄,校园里充斥着商品和商业化氛围:为了和岗位零距离对接,学生更关心的是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打工、经商、创业而积累工作和社会经验,主要的精力和兴奋点也不在学习上。甚至于大学里还不得不对学生在文明礼仪、团队精神、集体主义、心理承受能力等中小学生就应具备的素质进行补课。
此外对动手能力的误解,就是工作导向:拉之能来,来之能干。所以注重学生的顶岗实习和真实的工作环境,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强调与岗位的零距离。知识的传授是片段的—任务驱动,项目化、模块化教学,不讲系统和联系,只讲实用和岗位够用为度。专业所对应的某一岗位用不上就不讲不学—在实际就业中学生适应性差,专业对口性、一致性低—而这也导致毕业生调查中常见的一个尴尬问题:学的东西没用。而且由于专业及课程设置的滞后性及严重割裂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学生未来岗位转化及持续发展受到局限。知识必须整合,应突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育和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教学也必须多为学生未来宽领域、多口径岗位转换和社会适应性考虑。尤其是要注重学生自我发展动力、自主学习能力、健康和谐心理的激发培育。
大学应该有一种坚守精神,不能随波逐流,要有独立人格,做引领社会风尚的正向典范。切实加强内涵建设,营造和谐育人环境,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特色专业;创新
特色专业建设问题是当前高等学校专业建设工作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格局中,高等农业院校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人才培养任务。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加强本科专业建设,按照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新兴交叉、社会急需的原则,择优选择和重点建设特色专业点,引导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办出特色。为此,笔者结合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专业建设的实际,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和体现数理分析的特色,为“三农”行业及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高素质经济管理人才。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竞争力和高等农业院校特色的创新教育活动。
一、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实践
经济学专业创办于1994年9月,于2009年6月通过评审被确定为湖南省特色专业,形成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三个大的专业方向。三年来,专业教师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中心,扎实有效地展开了特色专业建设的实践。
1.着力科学研究与专业教学结合,突显数理经济分析特色
经济学专业建设立足于当前经济热点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突出以“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将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经济理论与实践统一,着力农村一线调查和数据获取,培养学生对数据进行统计和数量分析的能力。如在进行“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社会调查能力,采取分层次、分阶段的方式:第一阶段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堂讨论,使学生明白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一般商品波动和农产品波动的共性与个性;第二阶段引导学生在学院资料室和学校电子图书馆查找中外相关文献,了解国内动态,把握当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之处,探寻我们在进行“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研究中的突破点;第三阶段指导学生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问卷的预调查发现和修正设计中与实际不符合的地方,通过团队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探讨确定调查问卷;第四阶段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带领学生从事农村的一线调查,让学生掌握农民和农村干部对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认知、预期和建议,使学生具备对基层经济现象的强感性认知;第五阶段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采集和描述性统计,并与数量经济学团队密切协作,使学生掌握Eviews的软件使用和数据处理方法,进行计量实证的回归分析;第六阶段引导学生对“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价格波动”进行理性分析,撰写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并通过课堂讨论,提升报告和论文的内涵和深度,争取在专业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第七阶段将感性认知和理性思考形成简洁和可操作的对策建议,为调查地区和相关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参考,切实服务于基层和整个社会。
2.着力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培养数理经济分析思维
为把素质教育融入到专业教学中,实现培养学生数理经济思维这一核心目标和特色,经济学系对专业教学计划和激励机制进行了改革和修订。一是通过推进学分制、降低必修课比例、加大选修课比例、减少课堂讲授时数、增设社会调查等,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拓宽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二是改变数量经济学单一上机实习模块,将上机实习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书本练习和模拟问题的设计,使学生了解计量软件及操作的基本性能,对思考问题进行模拟设计;其次对自己设计的模块进行社会调查和数据采集,掌握数据的采用方法,学会处理数据和对数据基本特征的把握;第三是再回到实验室,将模拟模块付诸实践,做好数理经济学的分析。三是改革激励机制,引导数理经济分析思维创新。经济学专业为体现自己的特色,重点对通过英语六级和考取研究生的学生给予奖励,特别对学生发表的数理经济方面论文,利用模型解决“三农”、企业和政府实际问题的大学生创新项目等给予相应的资助。
3.着力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结合,强化数理经济分析技能
经济学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目标之一是训练学生将一般知识和数理经济分析技能有效结合,为社会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和综合型人才。为此经济学专业在两年的实施中着力于理论教育与实践的结合,强化学生数理经济分析的综合技能。具体而言:一是精炼教学团队,增加提高学生数理经济分析技能的新课程。根据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的需要,组建了由教授领衔,副教授和博士为骨干的教学团队,形成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三个特色领域,促进了专业基础课、主干课的教学研讨、教学经验交流;为强化学生的数理经济基础性技能,新设置了行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课程。二是鼓励教师积极开展专业教材编写和研究,探索经济学专业特色的经济学系列教材。目前组织和撰写了本科生、研究生用宏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等体现数理分析特色的专业教材。三是依托创新实验班,大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和数理经济分析技能。创新实验班的培养计划更注重实践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增加实践环节的课时,专门设置了创新实践课程,设计了包括社会责任培养、专业素质培养、团队精神培养、求职和考研指导等内容的创新实践方案;实行导师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课题研究,开设了导师与学生互动的创新实验班讨论、创新理论与方法等创新类课程,组织了学生假期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和创新性数量模型设计与应用实践,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四是开辟实习教学基地,创建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平台。近两年以来,经济学专业加强产学研密切合作,拓宽大学生校外实践渠道,与社会、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实习、实践教学基地,新开辟了“望城工业园示范区”的实习基地和“湖南御邦大宗农产品交易所”基地。利用这些实习基地,集中组织学生进行以理论经济热点、产业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特色为主题的专业实习和统计计量分析,提高了学生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理性分析和数理经济分析的技能,确保学生实习任务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顺利完成。
二、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绩效
1.经济学专业平台建设逐步提高,研究特色与成绩显著
经济学省级特色专业确定以后,结合经济学学科和学位点建设,学院领导深谋远虑,精心规划和指导,采取多项积极有力的措施,全力推进经济学科与专业建设。通过不懈努力,目前专业已逐渐形成了以学科负责人、博士生导师为核心,优秀青年教师为骨干的专业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团队领衔人在科研、教学等方面充分发挥了领军作用。三年来,专业教师的研究主要沿着理论经济、应用经济和数量经济学三个专业领域展开,在高层次,高级别课题申报和高等级成果奖励获取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绩,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省部级课题12项,横向课题2项;年在研项目科研经费60万元以上。出版专著3部,100余篇,其中CSSCI论文30余篇,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1项,校级奖3项。 转贴于 2.经济学本科创新型人才培养成效明显
经济学省级特色专业对经济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明确,规划思路清晰,措施有力,管理规范、工作扎实,目前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三年来,在过级及证书方面:2006级经济学创新班全部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和省计算机等级考试,有16人通过英语国家六级考试,通过率为53.3%,其中500分以上的有7人;1名学生通过雅思考试,3名学生获得证券从业资格证,4名学生获得银行从业资格证,7名学生获得普通话二级甲等以上证书。07级创新班四级和计算机省二级通过率为100%,六级通过人数为26人,通过率为86.7%;9人获得机动车辆驾驶证,12人获得会计从业资格证,6人获得普通话等级认证,1人获得证券从业资格证,1人获得银行从业资格证。08级经济创新班英语四级一次性通过27人,六级一次性通过17人,并有7名学生的分数在550分以上;计算机省二级通过率100%,其中还有6名学生通过了计算机国家二级。09级创新班,目前湖南省计算机二级过级率为80.95%,英语四级过级率超过80%。
在保研、考研和公务员方面:2006级经济学专业共有14人考取了西南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学校研究生,其中1人被英国利兹大学录取,3名学生进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2007级经济学专业共有9人考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大学、湖南大学等学校研究生。
在科研与创新方面:2006级有6名学生参与导师省社科基金、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研究,有7名学生主持或参与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研究,有3名学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创新实践活动有8名学生被评为“优秀”;2007级目前有多名学生在《当代经济》等杂志共发表了4篇论文,在 《郑州日报》等新闻媒体发表了10篇报道,主持校团委创新课题6项,教务处创新课题1项;2009级主持校团委创新课题2项,教务处创新课题1项,省级创新课题1项。
3.重视目标管理和过程,专业教学研究成果丰富
本着“既重视目标管理,又重视过程管理”的思路,结合评估指标体系和学院的实际情况,修订规范教学管理文件,通过教务处的学生评教系统及教学督导相结合的方法,健全了质量监控体系,加强了教学管理体系、教学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的建设。2009-2011年,经济学特色专业取得校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立项5项,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2项,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省级创新实验项目2项。获得湖南省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各1项;获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教材奖2项;主编或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6本,研究生“西方经济学”省级精品课程的建设也按质按量顺利完成。
4.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和服务地方经济突出
基于学校特色和本专业建设需要,我们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成果显著:一是主持研究了多项与“三农”问题相关的科研课题。近年来,专业教师围绕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粮食安全体制政策、现代农业建设、湖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获得了大量富有积极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决策者制定湖南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二是积极创建产学研基地建设。如在怀化等地区开展农科教相结合研究与实践,在醴陵市进行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建设,为湘大集团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策划,创建了新型的企业运作模式等,为当地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又先后在长沙、浏阳、望城、宁乡等地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有力地保障了实践教学环节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三是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科技三下乡”服务、“双百”工程建设。将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知识与技术传送到千家万户的农户手中,为指导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引领市场经济下农户经济和农业专业化组织的发展出谋划策。
三、进一步推进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建议
1.加强经济学专业平台建设,精炼教学团队
继续加强现有经济学专业平台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加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引进与培养,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高水平教学科研队伍。加强科研方向的凝练,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重大项目及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横向项目的立项,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激励教师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提高CSSCI、EI等的收录数和引用率;通过学科平台的建设和专业教学团队的精炼,带动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实现经济学特色专业办学能力、办学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学特色专业的全面、可持续、健康发展。
2.加强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优化精品课程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重视引导学生了解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树立扎根基层、奉献自我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培育其专业责任感,鼓励教师将科研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深入基层和企业生产一线,指导学生开展学术型实践调查和研究,提高经济学专业学生对经济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以科研促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加大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的建设力度,实施“精品、优秀课程建设工程”,以精品课程、优秀课程为核心建设课程群。
3.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开展丰富多样的探究性实践
本科阶段适宜开展的研究型学习活动有:专业研讨课、实验室科研探究课、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等,目前已开设了专业研讨课、大学生科研训练实践。下阶段拟依托农业经济管理省部共建特色实验室和我院优势师资力量,开设实验室科研探究性课程,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探索获得技能的增长和知识的构建,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适应社会能力和就业能力的目的。
家庭档案资源是我国国家档案资源的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角度分析家庭档案资源建设面临的困境,思考新形势下如何加快推进家庭档案建设,提出通过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法。
关键词:
档案资源;家庭档案
1国内家庭档案资源建设研究现状
我国对家庭档案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已取得丰硕成果,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关于家庭档案的意义、作用和功能的研究;第二,关于家庭档案管理理论的研究;第三,从信息化建设方面研究家庭档案;第四,从档案资源建设方面探讨家庭档案建设;第五,关于家庭建档实践探索的研究。国内对家庭档案的研究主要从家庭档案概念、范围、特点价值、功能、分类、管理等方面展开,而对于资源体系建设的研究较少,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顶层设计层面来思考的就更少了。2008年,国家档案局提出“两个体系建设”,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理论研究步伐加快,除探讨如何加强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外,还提出加强非国有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拓宽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范围。与之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黄项飞的《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创新思维》、袁姣英的《家庭档案与国有档案的关系刍议》、张敏、苏建功的《对家庭档案与两个体系建设的认识》、王小兰的《“十二五”期间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发展战略之我见》、胡燕的《我国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多元化探析》、王萍的《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体制外档案资源建设思考》等。
2家庭档案建设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2.1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理论要求
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前,应首先明确几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国家档案资源?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认为:“国家档案资源,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总和。”[1]这一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档案资源的来源包括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另一方面,其形成对象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根据这一概念,我们判断一种档案是否属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不能仅看它是否具备“国有”属性,社会组织和个人形成的材料也应包括在内,还要看它是否具有“保存价值”,即是否具有满足某种需求的价值。其次,什么是体系建设?体系是一个科学术语,是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体系建设就是设计一整套制度,按照规定把指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实现最佳优化和配置。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就是对整个国家档案资源科学安排、合理分配,使档案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种建设,不仅着眼于目前,更要提前科学规划,满足将来需求。弄清以上两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家庭档案,它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内的各个成员,在从事家庭事务和某些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记录并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使用的各种资料,如日记、书信、手稿、照片、录音带、录像带、磁盘、证件、凭据等等。以上定义说明家庭档案在来源上,是由家庭成员也即个人形成的,在价值属性上具有保存备查价值,这种保存价值对家庭有利,也可能对国家社会有益。一般认为,家庭档案虽不像国家、集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产生的档案那样肩负历史使命、承担社会责任,但家庭档案在传承文化、反映社会历史、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档案资源的“来源”属性,家庭档案虽非“国有档案”,但亦应包括在国家档案资源建设范畴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档案正从“资料时代”走向“资讯时代”,档案的主要功能从以为书写历史、证明历史、收藏历史等服务为主,向现实信息、资讯要求、未来发展转化。这些都要求加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建立完整齐全、种类丰富的资源体系。建设开放的档案资源体系是科学发展档案事业的新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档案部门的新任务。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指出:“凡是涉及人民群众的档案,凡是人民群众需要利用的档案,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用的档案,都要纳入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他提出,全国档案系统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到档案工作体系中,把人民群众作为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是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范畴的理论基础。
2.2家庭档案资源管理现状不容乐观
我国一直偏重国家、集体档案,轻个人家庭档案,家庭档案保存保管缺乏科学指导,档案损毁、丢失现象严重。湖南省档案局于2014年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在家庭档案收集方面,26.7%的被调查者注重档案收集,55%的被调查者只收集自认为重要的档案;在家庭档案整理、保管方面,只有32%的被调查者比较认真地进行了档案分类并加以保管,完全没有保存档案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22%。调查结果说明,家庭档案保存状况堪忧。随着档案工作形势的变化及人们对于档案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一些地区的档案部门逐步认识到家庭档案的意义 并积极探索实践。但总的来说,我国家庭档案管理处于自发、无序、无为状态,缺少国家层面的参与。
2.3家庭档案资源结构出现新变化
新形势下,现代家庭档案相对于传统家庭档案有了较大区别。传统的大家族演变为多个小家庭,与之相应的是家庭档案内容由家族的家谱、族谱转变为家庭成员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交档案和个人成长及生活经历档案。档案载体形式更加多样化,由单一的纸质档案转变为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声像视频档案等多载体并存。与此同时,家庭档案数量成倍增加,保存方式各不相同,这些都要求加强家庭档案建设的理论研究,要在国家层面确定家庭档案的地位,把家庭档案建设纳入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之中。传统观点认为,家庭档案是个人或者家庭所保存的档案,在整个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中无关轻重。如今,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家庭档案的地位,明确家庭档案生动反映了家族的历史变迁,其作用是国家档案所不能取代的,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充实国家档案资源体系。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既要接收官方档案,又要接收民间家庭档案,改过去“单轮驱动”为“双轮驱动”的接收方式,既充实国家馆藏,又有效保护民间家庭档案[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有利条件下,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契机下,在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要求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家庭档案在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地位,积极推动家庭档案工作,在档案工作法律法规中明确家庭档案资源属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使广大档案工作者能理直气壮地推进家庭档案建设,做好家庭档案宣传,提高全社会家庭建档的积极性,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做出贡献。
3家庭档案资源纳入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的具体策略
3.1完善家庭档案管理体制机制
从管理学角度看,体制指的是明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根据中办、国办《意见》的要求,要不断完善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机制,树立大档案意识,充分认识家庭档案在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体制内,可考虑在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各级档案学会中设置家庭档案管理机构,专门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家庭建档工作;可扩大现有业务部门职能,突出家庭档案管理的重要地位。 《档案法》提出,“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这一要求主要侧重于“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随着社会转型,家庭档案大量产生,公民档案保管意识不断增强,档案部门应顺应时代变化,及时转变自身职能,延伸服务的广度。《档案法》明确规定,档案部门对个人或家庭保管的对社会和国家有价值的档案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和指导权;对个人保管的档案在安全保管、寄存出卖、移交捐赠等方面也有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家庭档案管理,档案部门不能缺席、更不能缺位,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家庭档案管理体制机制。
3.2建立健全家庭档案工作规范标准
目前,《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条例》,虽未明确提出“家庭档案”这一名词,但对于个人保存的档案有法律要求,主要体现在移交、捐赠、寄存等方面。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相关规定,综合制定家庭档案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提前介入工作,加强监督指导,要制定出本地区家庭档案收集范围与整理保管要求,内容要涵盖家庭档案的收集与鉴别、保管与保护、提供利用等方面,特别要细化家庭档案的门类和载体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档案工作规范标准既要确保公民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家庭档案的安全,也要符合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在国外,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立法中规定了档案管理机构对具有重要价值的私人档案拥有强行登记权和优先购买权,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档案部门拥有强行登记权,但规定了档案部门可以优先购买或征购,并有权代为保管有价值但保存条件恶劣的个人档案。档案部门行使优先购买或征购家庭档案的权力或代为保管时,必须保护作为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家庭档案不受侵犯。
3.3探索家庭档案资源管理模式
一是立足传统模式进行创新。目前,很多研究者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比较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比如,进行家庭档案登记、档案部门代为保管家庭档案,等等。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家庭数量庞大,且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异,因而推行整齐划一的家庭档案保管模式并不现实,需根据国情省情,寻求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管理模式。笔者建议,以传统管理模式为主,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仍以各个家庭为单位保管家庭档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家庭档案建档标准指南,通过现场培训、远程培训等方法指导家庭建档;以村、社区为单位对家庭档案进行统一登记管理,摸清本地保管的重要档案家庭,可通过征集或购买方式征集入档案馆,或重点指导家庭档案保管。二是积极实践新管理模式。档案部门应根据各地开展家庭建档的实践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实践家庭档案管理新方式、方法。遵循“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社会管理家庭档案的工作模式。如,在明确档案所有权的基础上,建立家族家庭档案馆、家庭档案服务中心等,采用国家拨款或经费自筹的运行管理模式;开发家庭档案管理软件,建立家庭档案数据共享模式,实现家庭档案管理的信息化。
参考文献:
[1]毛福民.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全面加强国家档案资源建设[J].中国档案,20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