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传播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播学；基本视角；类型描述；传播介质；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126-05

现代的传播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随着人际交往扩大而形成的产物，其学术背景是现代大众传媒，它以现代都市化大众为关照对象，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对信息的传递与系统的控制。而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因此，研究民族文化传播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而且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也将是极具创新性的，它是对历史与现代的连接和传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研究。

20世纪开始，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边缘学科的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丰硕。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属于“传播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范畴，同样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国内外研究来看，从事“民族学”、“民族文化学”、“人类文化学”、“少数民族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人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时，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视角

民族文化传播学科的建构，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沿革；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的形成；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建立的意义。本文在基础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寻找和梳理民族文化传播介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突破口，或者民族文化传播的原点进行研究。研究包含民族文化类型研究，即民族宗教文化传播、民族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形式的传播、民族语言文化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 、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同时还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媒体、多媒体泛滥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非主流文化，由于文化的定性、传播途径单一、传播手段的落后、原始，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备受关注。西方学者斯宾格勒形容人类文化像田野里的花，是在一种崇高的无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说明文化具有天然的多样属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意义，所以本文最终的立足点是文化安全，对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和保护，提出就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民族文化生态。以此作为立足点，民族文化传播学在凸现了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性质的同时，又超越了学科本身的范畴与属性，这是由该学科的对象性、可操作性、现实性、科学性所决定的。另外，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忽略新媒体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当今社会作为民族文化承载者的村寨，许多居民也在使用新媒体，变为网民，变为微博和博客的接受者和者。所以对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的研究，对民族文化活形态和今天存在的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活形态与现代传播的关系研究，也显得很重要。

任何文化的传承都是人的传承，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人的传播，人作为文化的媒介，成为传播的终极介质。人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终极介质，而由于对人的传播研究推到文化场的研究，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即民族文化生存的环境研究，使得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逻辑性和推理性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传播学类型描述

民族文化传播类型分为宗教文化传播、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传播、民族语言文字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几种类型，我们选择几类进行描述。

1.民族宗教文化传播

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本土产生的，与不同民族原初生存状态密切相连的原始宗教；二是从异地进入的，沿着古道、大海等通道传入民族地区，并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特征即多元并存。比如拥有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地区，多数民族并不奉行某种单一的宗教，而往往是兼收并蓄，或以一种为主、多元并存，或不分主次，多元并存。第二，多形混融，即表现为多种宗教形态混合后产生出新的融生宗教，这是宗教混融最明显的体现。第三，表现为宗教功能的混融，宗教不仅行使自身特有的超自然向度的功能，而且同时具有审美功能、政治经济功能、社群伦理功能、信息传播功能、历史传承功能，而且民族地区的宗教往往与世俗生活混融一体。

可以说渗透进了各民族传统生活的所有领域，民族文化同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往往是同宗教的传承与传播结伴而行的。各种各样的宗教祭祀活动，既是宗教仪式，同时也是宗教教育，内容与形式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统一的。正如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杰姆逊所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文化。

2.民族服饰文化传播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独具特色的衣装服饰，服饰是区分民族之间的标志。少数民族服饰隶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范畴，所以说少数民族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传播的表征，是一种民族性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出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总结归纳了人类自然发展规律的公式：人―利用符号―创造文化。按照他的说法，人是“符号的动物”，拥有“符号化的思维”，并且利用“符号化的行为”去创造文化。他认为：首先，人是符号的人，人具有对符号运用和表达的倾向性，具有思维的符号性抽象。其次，人利用符号生活在一个由符号构筑起来的文化世界之中。也就是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和拥有文化之日起，就与符号密切相连，人也就进入了一种符号化的时代，符号赋予了人类能动的创造能力，并且为人类构建起了一个超越于现实物质实体的、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人的符号和符号能力不是人主观地、偶然地创造出来的，符号的发生、形成是人类物质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物质实践的结构功能和主体性在人精神上的内化和积淀。符号是实践结构和功能在人观念领域的形式化和纯化的结果。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被极端符号化的少数民族服饰，其发展的演变展示了少数民族符号化思维的演变。民族服饰就是我们第一个认识不同民族的、最初的符号和最本质的符号。

3.民族的建筑文化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音乐”，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民族文化系统中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建筑文化具有外显性，但在物化的实体之中又往往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外显与内在的有机结合体。民族建筑形态的丰富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与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相一致的、丰富多样的民族建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联系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与丰富多样的生计方式相适应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民族建筑的文化意蕴，首先表现为追求和谐的自然观。中华56个民族的建筑材料多取材于自然的土木竹石，进而使整个建筑也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相融契合，如傣族的干栏式建筑、摩梭人的木楞房。其次，建筑的结构布局因地制宜，巧妙利用自然环境，遵循着与自然环境协调相融的原则。

建筑另一种形式就是敬神祈神的民族宗教建筑。这类建筑中重要的不是人的位置，而是神的位置，不论是傣族轻盈动感的缅寺和佛塔，还是藏族喇嘛寺敦实厚重的殿宇和玛尼堆，都力图营造出一种信仰世界中的神圣空间，从而唤起人们的宗教意识。在民族建筑中，同时还体现规范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建筑不仅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民族建筑的空间布局，尤其是内部空间的分隔充分表达了民族村寨或家庭内部严格的伦理秩序观念。

4.民族语言文字传播

民族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主体所创造、传承、使用的有意义的、符号的集合体。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结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表达、交流与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方式和手段，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它不仅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影响着一个外部世界的沟通与认知。另外，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蕴含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无比丰富的内容，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就是依靠语言文字传承。

语言也是人类最早交流和传播的介质之一。人们为了能够相互沟通，获得信息，最初人们是用一些简单的动作和声音来表达思想与感情，并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就语言而言，其产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先产生出一些表达思想感情的音符，再对这些音符经过确定与组织，最后形成共同使用并明确其意义的语言。

文字的产生，使信息符号得以稳定在固态的物质材料上，为信息的间接传递创造了条件。文字的使用扩大了信息的交流范围，满足了人类远距离、长时间信息交流的需求，将人类的信息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表明人类社会交流的增多，活动范围的增大，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出现了专职的信息传播者，如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图画象形文字。那1400多个单字符号较好地记载和传播了纳西族文化。纳西族东巴称自己的象形文字为“司究鲁究”，即“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图画象形文字，其含意为’留记于树木岩石上的印迹”。

5.民族艺术传播

民族艺术传播即通过对少数民族留存下来的绘画、雕塑、剪纸、乐舞等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其包含、积淀的民族文化及其传播意义。

民族文化传播中，艺术传播是民族文化传播的最早、最普遍、最常见，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样式。现代，少数民族中，还有艺术形式和艺术的活形态的存在，并仍然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传播。而这种传播行为还往往同他们的生活、生产有一定的关系，解读或了解他们的传播行为、生存状态，对于解读和认识、了解、研究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艺术传播中，绘画手段的传播是十分丰富的，如宗教绘画，如藏族的唐卡，驻足长留在不同寺庙之中，传播着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东巴教的《神路图》卷轴画，一幅长10～20米的长卷《神路图》是东巴专门为开丧超荐时用的，内容与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相似，但更显原始纯朴。《神路图》画有天上、人间、地狱三界，并绘有360多个人、神、鬼，以及70多种奇禽怪兽。画面造型准确、色彩丰富、内容繁杂，反映出了现实与精神相交错的广阔场景。东巴画是纳西族古代绘画中一种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遗产。

另外就是剪纸，所谓剪纸，就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

乐舞指的是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类早期的乐舞与先民们的狩猎、畜牧、耕种、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迄今所知可估定年代最早的记载。《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画面仿佛使我们看到先民们在原始乐器，如骨笛、陶哨、陶埙、石磬的伴奏下，欢乐歌舞的情景。 另外，民族文化传播还包含民族习俗文化传播、手工艺文化传播、现代影像传播等等，不一一而述。

三、“人”――民族文化传播的

终极传播介质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人，人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介质。不同的民族，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承载体，从外在的，到内心心理的都体现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浸润的人都在表现和传播着不同文化。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关系到中华56个民族，关系到中华文化的生态建设，深层次上关系到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定，进而是对民族情感和民族权利的最大尊重。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西方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之一。的确，传播介质，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也是“人”的文化进程进步与发展的标志。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也是“人”自我表述的载体，从这个意义来说，传播介质是“人”的延伸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民族文化的传播，民族本身就是介质，就是传播的主体。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点一定是“人”。民族文化传播发生在不同的族群中，传播行为就被生活化、仪式化了，从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传播也成为仪式化的民族生活行为。

文化通过物质载体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向来把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看作根本，上升到观念形态，便是 “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民族文化传播也就是人的传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的文化属性的传播。因此，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研究的基点是“人”，是人对民族文化的彰显，以及人应用技术手段对文化的传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应该理解为创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理论，要以人为本，这正是对于传播理论元点的复归。

四、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与

民族文化传播学 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着自身特定的物质属性，它的价值也是在事物的复杂关系结构中被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构成同样具有关联性、结构性和系统性，民族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文化。基于对民族文化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提出了民族文化遗存形态这个概念，它更注重民族文化构成的在场性，尤其关注民族文化信息依附于其中存储的诸多介质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既有物质的存在，也有非物质的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对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今人类来说，其价值意义都源于对历史文化存留信息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从文化遗存形态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信息的存储介质，诸多介质之间的关系。文化信息通过这些介质的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仅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指向的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信息存储介质的总体生存环境，这也是我们当前应该着重保护的对象。

民族文化遗存形态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各个民族由于自身生活的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环境不一样，会形成独特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中都深深地沉积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像有色气体一样，是一种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精神力量，它烙刻在民族心理上，不可抹灭。传统影响着各民族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等，使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和谐。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定首先必须从文化的历史价值开始，换句话说，就是从对包括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开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对多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也是对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维护与回归。

笔者认为，对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需要解决学术层面的问题是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及对其存在形式的探究；需要解决的实践层面的问题是怎样使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与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谐同步。目前，中国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正在被现代化的双刃剑砍得支离破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以及文化传统产生剧烈的矛盾，甚或是对立。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显得非常的重要。

五、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安全思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执政之基、立国之本、力量之源。同时，文化作为“软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之一，逐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逐渐被外来异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地位而失去了自身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将面临着精神、文化层面的被奴役和被统治。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以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争相展开了文化软实力的比拼，在国际关系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逐渐取代军事和经济力量成为当前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中，谁占领了文化制高点，抢占有更多思想文化阵地， 就意味着在未来国际影响力的比拼和较量中掌握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今天，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已成为全球经济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势不可挡，文化的大冲突日益突出，“文化安全”也应当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一样，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而进行研究，并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

当国家安全开始从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领域扩大到文化等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各国在扩大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战略时，也开始改变过去在其他领域的固有思维，呈现出一种“隐性化”的倾向，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之为“隐性文化侵略”。“隐性文化侵略”是一种潜藏的对思想意识和文化的侵略行为。它依附在各种文化载体上，从深层次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不易发现的，但影响力却是更为巨大和深远的，并且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在体制上它借助了新兴的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电子传媒，其传入途径为：输入文化形式，引导价值观改变，影响生活方式；同时，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还有其传播输出方式：经改造后的民族文化会被误导、谬传、歪曲，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资源破坏、丧失以至消亡。“隐性文化侵略”伴随着经济而来，区域经济的过度开发，使文化承载力降低，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和丧失，甚至导致文化失传。“隐性文化侵略”具有文化侵略的所有性质，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浸润对他国进行的文化入侵。它是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语境下产生的，它改变了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加大了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文化同化，甚至征服其他民族的目的。它是冷战后文化侵略存在的必然演化体，只要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存在一天，文化侵略及“隐性文化侵略”就会存在一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加强，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正在遭受种种威胁和挑战。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一方面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不同民族文化元素、文化资源的使用和保护。由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性特点，强势文化随意使用“非己文化”来为自己创造价值和卖点早已泛滥开来。而“文化侵略”、“文化掠夺”、“文化交流”、“文化全球化”等词汇，包含了更多经济因素和文化产业化因素。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维护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防止隐性文化侵略，应该跨越“交流无界限”的因素而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次和产业化的经济因素去考虑。

[参考文献][1][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

[2][美]萨默瓦，波特.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7.

[3]郑晓云.全球化与民族文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4]张文勋主编.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篇(2)

【关键词】 台湾；改编剧作；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对传统“雅”艺术进行改编成为一种潮流，一系列传统剧作被改编后再度推广，如白先勇在原作基础上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表演工作坊”集体创作的舞台剧《暗恋桃花源》。其创始人赖声川在距首演20周年之时，第五次对此剧进行了再创作。经过改编和重新演绎的作品在大陆上演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观看热潮。

一、代表文本分析

1.《牡丹亭》之表现手段的革新

与传统戏剧依赖唱念坐打、坚持含蓄美学的艺术传统相比，“青春版”《牡丹亭》吸收了部分现代舞台剧的表现手段，舞美、服装、道具、声效极尽精美，在有所突破的同时，创作者尽量保存原著的意旨内涵。这为较少有机会接触到传统剧目的年轻人在心理接近性上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旧时昆曲一唱就数小时，辞藻华美温婉，服装长袍大褂，有着回避演员形体特征的审美情趣，保持它的一成不变是不太符合当代人观赏心理的。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创作者选用秀丽、俊朗的年轻演员，在尽量不改变汤显祖原著精华的前提下，将新版本提炼得更加精简和富有趣味。其脉络清晰流畅，故事丰满起伏，与青年人的欣赏习惯达成契合，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全新演绎了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对女演员配以收腰白披，绣以蝴蝶点缀全身，既突显了女子娇好的身段，灵动的蝴蝶随曼妙的舞姿起伏，又成为梦境的最好注释。传统的唱腔，配合新时代的审美情趣，使得保留了经典本身的创作不失情感底蕴。

青春版不是声光电的种种堆砌，也不是只展示演员身段唱词的舞台格套，更不是摆脱了原著意蕴的误读错解，而是用现代人的眼光、现代人的表达形式、体味、挖掘传统的魅力，并使之与当代时尚恰当结合的典型。[1]

2.《暗恋桃花源》之艺术语言的再加工

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台湾首次公演，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赖声川又将剧本改编为电影获得了诸多国际奖项。就话剧版本来说，经历了五次创作演绎的《暗恋桃花源》，由于时代的变迁、演员自身诠释的情感释放，每一次演绎对观众、演员和创作者来说都有着不相同的内涵体验。这也是创作者一次又一次将该剧搬上舞台的内部动因之所在。时隔首演20年，在大陆上演的《暗恋桃花源》，拥有全新的演员阵容和演出空间，加之观赏者的背景差异，使得整个剧作显示出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气质。

在台湾演出的第四版《暗恋桃花源》，赖声川参考了台湾歌仔戏的形式，其中老陶进入桃花源是吊着钢丝进去的，这是因为这个剧在台湾有基础，在大陆演出时候，不必玩什么花样，呈现给观众一个原汁原味的《暗恋桃花源》就好。[2]

在艺术语言的再加工上，演员针对导演的想法来进行无剧本排练，名字、形式等可能都是最后才确定。此剧创作的年代距今已比较远，所叙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对于年轻观众显得较为陌生。因而，在大陆上演的此剧选择了较为开放和兼容并包的姿态。在排练过程中，很多源于生活的、很市井的语录被加入剧本。除此之外，在不同城市演出时，适当加入的地方方言与当地观众拉近了距离，把本来束之高阁的剧场文化一下子落回生活本身。如在温州演出的《暗恋桃花源》，加入了的越剧元素；在重庆演出的时候，演员使用了重庆方言，并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替换使用了重庆本地的地名作为台词，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传播效果的可能性分析

1.回归的文化符号所带来的差异化效果

对于有着一定媒介素养和知识体系，却又接收了太多文化快餐的人们来说，对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传统文化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文化精品的数量有限，甚至有一定信息亏欠的时候，一部承载了较为丰富传统与现代文化符号的剧作必然会引起广泛关注。观众希望从中获得别样的文化内涵和生命体验。

“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放到传播过程的中心地位，把受众接触媒介的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达到“满足”的过程。因此，受众主动性的选择，对剧场文化自觉自发的体验行为，是吸引部分观众的原始动力所在。

“剧场不光是一个沉重的身体场所，也是一个真实的聚会场所。在这里，审美建构与真实的日常生活独特地交织在一起。与一切物体艺术与媒体传播艺术不同，剧场内不光发生艺术行为本身（游戏），也发生接受行为（看戏），两种行为都是发生在此时此地的真实活动，符号、信息的发射与接收是同时发生的。”[3]

如果按照麦克卢汉对媒介“冷”“热”的划分，剧场艺术由于填充了舞台、道具、灯光、布景、服装等元素，引领观众进入情景空间，因而不需要动用太多的主观想象力，即可较为容易地成为这个剧的一部分，因而我们把它暂归为“热”媒介。然而在另一方面，除却必要的场景提示和装饰性语言，舞台艺术的布景在很多时候具备抽象的语意表达，即含有隐喻指向，因此又要求观众在欣赏时动用智性思考去进一步体会和感悟。舞台布景的双重性也是剧场艺术充满魅力之所在因素之一。

2.准确的市场定位和受众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连续十余年GDP超过7%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而再过十年，中国将有1/3的人口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目前，每年将增加1200万的城市人口，2012年受教育人口将翻一番。[4]186由此看来，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进一步增加。随着资讯时代的到来，个人与大众社会的关系需要媒介这个中介来加以定位。人口的流动、社会阶级的分层、个体的喜好差异等诸多因素使得受众更加细分，这就要求媒介所提供的内容也要有所调整，以适应大众的欣赏趣味。

以上两部剧作的主创人员将演出地点选在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重庆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市民的知识结构和媒介素养等诸多因素都是经过前期考量和调研的，而这些因素也恰恰为剧作的成功上演打下了基础。

在目标观众的定位上，青年人被锁定为主要的观看群体。被誉为“昆曲义工”的白先勇说：“昆曲要打年轻牌，演员要年轻化，观众也要年轻化，大学生是最重要的观众。用年轻演员吸引年轻人，做一出为年轻观众度身制作的戏。”[5]借助互联网、博客等现代媒介的前期宣传，观众已较为明确地定位为白领、高校学生、文艺青年和其他有较高文化层次和一定经济能力的年轻群体。在具体的演出地点上，除了剧院形式，还多次走进高校，掀起了多次“一票难求”的观看盛况。在票价上，80元至1280元较大差距的价位设置，也充分考虑到了收入较低而又想进到剧场观看演出的观众的需求。而事实证明，80元左右的低端票总是率先被抢购一空，而其购买者以学生居多。

观众群体和地缘环境的有机结合、票价的分层及人性化定位，为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为剧作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打下了基础。而利用现代媒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性又使得演出讯息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了最为有效和最为广泛的传播效果。

3.现代与传统的超越与复归

文化传播促成了多元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对多元文化的承载度和包容度同时也检验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在发展进程中都享有其独立空间和受众群，艺术创作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观众与之惯有欣赏的艺术形态也不再绝对的对应。青春版《牡丹亭》与表演工作坊《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等演出的走红，有它所适应的新的传播环境和土壤。当戏剧在新的民间语境中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时候，人们所获得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对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的感受上，更体现在对现代气息、对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的感受上。创作与再创作、保留与继承并行不悖，现代与传统的超越与复归就必然达到和谐的统一。

三、为什么来自台湾？

1.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由于历史、人文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原因，台湾较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蕴。无论是电影、舞蹈、文学或是其他文化形态，台湾文艺工作者所创作的作品长久以来保留了较为纯正的人文内涵，而并非一味向商业倾斜。较为开放和包容的人文环境，以及演出市场的成熟和受众审美品位的长期培养，使得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具备了一个较为纯粹的创作状态，而不必过多担心市场、观众口味等外因。

与此同时，台湾的创作者善于向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取经，使得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并不显得保守。有着传统文化的积淀做底衬，他们可以更加清醒和自信地引入西方元素。在内容和形式的运用上更为自如和灵活。对一悲一戏两部戏剧放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替进行的创作可谓“实验”了，但其实这个构思是来源于赖声川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对希腊“悲”剧和日本“能”剧这两种传统剧的体悟，即“悲剧与喜剧似乎不是反义词，而是一个演出中必备的两种面貌。悲和喜这两种被认为是相反的请局，居然推到极致会变成一种类似的感受。”[6]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影响了不但普通观众、一些专业人士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惊诧。

在台湾，很多创作者还自发承担起了推广东方传统文化的使命，如李安、谭盾、马友友、赖声川、林怀民等。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台湾的文艺作品也就既保留了雅文化的艺术品位，又在吸收现代元素上下足功夫，使得作品典雅不失灵动、兼收却不媚俗。

2.对创作者本身的好奇和关注

由于一些现实因素，人们对台湾的认知多半来源于媒体以及其他的间接方式。对当代台湾文化产品的创作较为好奇。赖声川的“创意工作坊”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如《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等通过网络或光盘销售等途径来到大陆后，即刻吸引了不少的观众，观看者被其用传统相声的技艺说现代事的新奇样式和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所打动。于是很自然地对创作者接下来的作品充满好奇和寄予希望。

作家白先勇早在多年前便以其作品中的“寻根”意象在大陆有着广泛的知名度。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推广经媒体报道后更是为他引来了广泛的声誉。

坚持创作和创新的台湾艺术家还有很多，比如龙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电影导演侯孝贤、蔡明亮等等。创作者本身的知名度和个人影响力为新作的推广还是有着潜在的号召力，大众对其先前工作的认可便是持续地支持其当下的事业。

篇(3)

[关键词]传播 新闻 现状 文化内涵

一、体育传播学的概述

与西方相比，我国体育新闻传播起步较晚。早期来华传教士就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者在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过程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了大量体育传播的研究，比如马约翰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就专门介绍过上海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情况。随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面对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时，传播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被逐渐发现和认识。体育传播学是体育理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也是传播学中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体育传播学具有鲜明的学科边沿性。

二、体育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体育发展都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错误观念，认为文化只能是从内向外传播。导致许多体育类项目如:武术、球类、养生及各种民间游戏等都形成独特的个性，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致使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

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传播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在体育领域，全面、深刻的交融是体育文化保持活力的前提，人类专门设计出各种身体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增进身体健康，并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获得特殊的身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属于人类体育文化的范畴，都是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的产物，而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融，各种体育文化的传播，才能促进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区域性、不同民族性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传播。

1.传播者队伍的建设

以往我国体育传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即由体育记者或者编辑介入，对各种赛事和体育活动进行报道，这种格局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因素，由于长期与体育打交道，容易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于体育圈子之内，忽视其他内容，不擅长或者不习惯开展文化报道，少数体育报道甚至于体育文化传播思路是对立的。因此这一局面应该改变，我国传媒必须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基础上首先完善传播队伍，在报道队伍中充实熟悉文化传播的记者、编辑，负责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记者、编辑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产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高度自觉，并将这一理念注入其传播活动中。

2.传播内容变革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体育文化内涵，并且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不加以整合，容易造成体育文化传播的混乱局面。因此，要加强体育文化的整合，将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作为传播的重点，在这些方面寻找突破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统一”等核心内涵，目前就应成为我国传媒对外体育传播的重要内容。

3.传播策略的选择

采取介绍与诉求并重的传播方式，提升信息传播内容被受众接受的机会。传播活动是内容结合的有机体，单纯考虑传播内容，忽视传播形式，必然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尤其如此。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对外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本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经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发生冲突。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把体育作为提高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手段等等，这些都为我国传媒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只要加以正确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就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传播策略的成功包含两个方面: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所以传媒在开展对外体育文化传播时，应将说理性介绍和倾情式介绍结合起来，但又避免变成另西方反感的宣传，这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策略。转贴于

4.体育新闻传播的平台构建

建立与世界可以匹敌的传媒机构，提升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球体育文化传播之所以受西方主导，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世界顶端的传媒机构。目前，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继续蔓延，除了外界因素外，媒体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靠强大的传媒机构，才能使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好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世界级传媒机构，是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体育新闻传播的不足

1.重竞技轻大众的报道策略降低了体育新闻的可读性

竞技体育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竞争的激烈性，使之成之广大读者的宠儿。各类新闻媒介也以此为报道重点，加以突出和宣传。这是由于，大多数体育新闻报道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满足更多民族对竞技体育的热情，把竞技体育的报道看作是体育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育评论缺失，没有主流报道的声音

新闻的力量是事实，言论的力量是道理，一个摆事实，一个讲道理。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真理就是言论的生命，只有说真话，讲道理，体育新闻传播才能起到旗帜、灵魂和风向标的作用。对于体育新闻来说，体育新闻评论代表了媒体机构的立场和声音，是媒体表述事理，引导舆论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媒体主流和权威的体现。同时，还可以因对体育事件的及时客观的阐述吸引更多民众，使之能从中得到启发。因而，体育新闻传播要增强评论的可读性、导向性，就要求我们对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事情做出快速、及时的反应。如果总是放“马后炮”，已经时过境迁，即使评论文章写得多么正确、多么精彩，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反响。

参考文献

[1]王良义.谈体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教育功能[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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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语言能力；文化能力；交际能力；专业能力

1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的意义

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作为国际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为促进人类健康发挥着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1]。实施中医药“走出去”战略迫切需要加强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讲述中医故事，构建中医药话语体系，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在新时代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实施中医药“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医药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国中医药人教发〔2016〕39号）提出了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鼓励中医药院校培养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专门人才”“培养一批中医药基本功扎实、熟练使用外国语言、熟悉国际规则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中医药翻译、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服务贸易等复合型人才”、“培养、造就一批中医药文化传播高层次领军人才”[2]。该规划中一系列的人才建设任务都离不开对外传播中医药文化，其关键在于提升中医药人才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顺利进行中医药文化技术交流、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能力。提升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不仅有利于探索开展中医药专业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不断提高我国中医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而且有利于中医药领域的国际学术与技术交流，传播中医药文化，推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医药“走出去”战略。

2“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的区别

“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对应的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在语言学领域，学者倾向使用“跨文化交际”概念，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强调人与人通过运用交际技巧和方法适应交际对象、异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使用“跨文化传播”的概念，主要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共享和互动过程[3]。以中医药为载体进行跨文化传播，实现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不仅需要从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跨文化交际技巧和方法，同时也需要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中医药诊疗技术，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医、接受中医。可以说，跨文化传播中医药是跨文化交际的宗旨和目标。

3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研究

跨文化传播研究最终也都落脚在理解与提升人类个体、社会组织和国家的跨文化传播能力[4]。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跨文化传播中最具建设性的要素，任何传播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很多学者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以期更好地测评、培养跨文化传播能力。Byram建立了态度、技能、知识、和文化批评意识4个要素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5]。Deardorff提出了金字塔式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将跨文化传播能力分为态度、知识和理解、技能三个维度[6]。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教授陈国明提出了包含个人特性、沟通技巧、心理调适和文化意识的四维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7]，这些较具影响力的跨文化传播模型要素十分清晰，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及其测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外语界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的研究[8-9]非常多，但很少有关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孙春英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它不是自然而然而存在的，而是通过后天努力培养而成，涉及认知、情感、行为、语用等多方面[10]。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研究基于西方模型，是西方模型的翻版再建，国内学者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内涵和模型未达成一致意见。Deardorff认为，当前围绕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至少可从定义、能力提升和测量等三个维度重新出发[11]。构建语境化的跨文化传播能力[12]是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的新进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语境下研究跨文化传播能力是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趋势，结合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在跨文化场合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现状，构建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4跨文化传播能力构成要素

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在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传播中医药知识、中医药文化所具备的能力，它包含在传播过程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文化能力、交际能力、专业能力[13]。

4.1语言能力

语言作为传播的工具和桥梁，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语言能力指语言知识的掌握和语言技能的运用能力，包含在跨文化场合进行成功交际所需要的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的语音、语法、语义、语篇、语用等能力。中医药院校大学生不仅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译英语综合能力，还要掌握与中医药相关的专业英语。中医有庞大的术语体系，如“阴阳”“五行”“气”“藏象”“经络”，而且中医语言文学色彩浓郁，富有很多排比、对偶、隐喻等修辞手法，表达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增加了异域文化民众认识、了解、学习中医的难度。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只有掌握了中医药术语以及中医药文化的英语表达，才能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比较熟练自如地向目标语民众传播中医药文化，讲好中医故事，提供养生健康咨询以及诊疗服务，让当地民众深刻体会深邃中医文化的魅力，受惠于中医。

4.2文化能力

较强的文化能力是减少跨文化传播冲突或障碍的必要条件。文化能力涵盖文化意识、对中国文化、目的语文化（如社会政治、宗教、历史和地理、社交礼仪、行为规范、生活习俗与价值观等等）、中医药文化的理解、认知、判断及反思的能力。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医药专业大学生只有通过提升文化修养和素质，才能增强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本质和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文化敏感度，理解和把握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在对外传播前要尽量减少两方分化的冲突和分歧点，进行自我改造，增强相似性，减少文化隔阂与阻力，以接近目标文化[14]；在对外传播中保留传播国文化的特色[15]。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要讲好中医故事，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大量的养分，深刻理解其哲学智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充分认识中医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的独特思维[16]。

4.3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是中医药专业大学生运用交际技巧和策略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在中医药对外传播过程中需要有效交际的技巧和策略，包括信息传递技巧、行为灵活性、互动管理、社交技巧[17]。信息传递的技巧包括：仅作陈述而不进行判断地去传递描述性信息；夹杂情感地传递支持性信息,在交流中通过点头、眼神交流、面部表情、身体距离来有效地支持和回报交谈者。行为灵活性指根据交际情境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交际行为。互动管理是在交际过程中依次发言、发起和终止会话的能力。社交技巧指移情和保持身份感，在交际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思想感情并给予正确的回应。这四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动态变化的交际能力体系。传播者要综合运用各种交际技巧和策略，消除异域文化的人们对中医药文化可能存在的偏见和错误认识[18]，有效地传播中医药文化，从而提高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因此，中医药专业大学生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选择有效的交际策略并采取行动。

4.4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人才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中医药专业人才应具备深厚的中医功底，较强的临床实践能力，扎实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并熟练地进行辨证论治。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医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仍被列为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没有进入当地主流医学体系，绝大多数国外本土民众对中医药以及其治疗效果不甚了解，中医药专业人才只有让当地民众及病患了解、体验了中医的明显治疗效果，才能使他们相信中医、支持中医，因此诊疗效果成为中医药在国外传播的重要依据。成功进行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中医药专业人员潜心专研、苦练医术，提升专业素养能力及诊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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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1992年拍摄，1994年正式出品播出的电视剧，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在面临东西文化交融中，所受的各种身份的不认同，歧视，欺骗和更多负面的东西。“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也许，纽约正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是天堂也是地狱。在文献综述中，研究《北京人在纽约》的，有探讨文化主题的，有谈内主人公的，还有谈阶层文化属性的，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大家都在谈文化，东西文化，但是，却没有基于跨文化主题之上进行分析，因此，我想就这个角度来进行探析和探索。

一、重回基本——解读当下的跨文化传播新意

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即跨地域、跨领域进行的文化传播，但究其几个字，还不足以解释跨文化传播，如何用学术语言解释，先来看看不同学者的观点。童兵认为，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从学理上说，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心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这种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传播行为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依赖自己的代码和编、解码方式，而且同时也了解并参与对方的代码和编、解码方式，是一种互动的传授活动。依照这个观点，跨文化交流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而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跨文化”。尹韵公先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思路，他首先指出了跨文化传播并非当下时代的产物，自古以来就存在，同时又指出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与“谁对谁”也就是“谁跨谁”的文化，这与童兵的“跨文化”核心比起来，就稍显丰富。当然，如果仅仅是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作为当下更为明显的跨文化，跨文化传播应该有其新时代下独有的特性，“如果说过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一定的国家或一定的民族还有相当的选择权和自的话，那么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跨与被跨的意味，其选择权和自的空间愈来愈小。”诚然，这个观点确实能够反映出当下的文化霸权，在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一经发表后，各方学者们都纷纷为之探讨，亨廷顿看到了世界上几大文化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也对未来世界的文化前景进行了探索。当今的跨文化传播，从其利弊来讲，都是一场文化的冲突与征服。

二、《北京人在纽约》——爱他就带他去纽约与恨他就带他去纽约的文化冲撞

在剧中，王起明起初是一个在北京有着极为高雅职业的艺术家，他拉大提琴，生活在梦想中，可是，他和妻子郭燕认为在大西洋的彼岸纽约城有着可以实现他们理想的土壤和根基，因此两人决意去纽约寻找梦想，闯出他们自己的生活，当这对夫妇到达肯尼迪机场的时候，瞬间一种茫然、不知所措袭来，他们突然意识到这里的生活好像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拜见了郭燕的姨夫姨妈后，他们又被带到了一处地下室，姨妈拿着500美金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这500美金你们先拿着，以后有了钱在还我。就这样，他们的纽约寻梦之旅开始了。也许，王起明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是的，他是第一代华侨移民的缩影，他们的背后，是无奈和辛酸。

当王起明终于不用在大年三十无论刮风下雨下雪要去送外卖的时候，他坐到了办公室，于是将女儿宁宁也接到了这个理想遍地的国土，可是，没有父母完整的爱，面临者有一个新的继母，对于这个16岁的孩子，在这个大西洋彼岸的陌生地方，彷徨不安，想要妈妈的各种情感，我想，得不到对她的伤害也是深的，于是，她开始以一种极为颠覆的叛逆去试图无声的说明，这就是你们不管我的下场，而她自己，最终选择嫁给一个老头，这种文化颠覆，伦理颠覆，作为一个叛逆期的青年，在接受过传统东方文化之后在去感受西方的各种文化，她彻底的变成一个文化交融下的牺牲者。

三、跨文化传播现今及展望

诚然，《北京人在纽约》只是一个文本分析，原著作者曹桂林本身也是一个旅美作家，因此王起明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缩影，但是，无可置疑，确实反映出的是东西文化冲撞后华人的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奈何。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无疑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变得更加炙热，而《北京人在纽约》只是描述了第一代侨民在文化冲突下的处境，随着更多的华人华侨的兴起，也许唐人街和所有关“唐”，不能说与自由女神像媲美，但是可以做到，平等相待，这些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们需要关注并且探讨的问题，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下，如何做到最大化的兼容，使两个文化都保有并不被侵犯，做到最大意义的共赢，这可能是当今传播需要钻研的成功传播之道，“做好跨文化传播研究是软实力落到实处的关键之一”，“影响力是国际传播软实力的最终体现”。当今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落实传播软实力，发扬我们自身的优势文化精髓，保护地方文化特色，正如最近兴起一时的《舌尖上的中国》，它就是个很好的去传承并发扬我们自身文化的成功典范，让更多的国人加深自己文化的了解，让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开始对中国文化了解。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文化处境将决不再重演。

参考文献

[1] 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D].新闻大学，2004.

[2] 尹韵公.谁在对谁行为——基于跨文化传播的思考[J].传媒观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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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高校校园文化的研究已初成体系，可谓成果纷呈。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性研究，一类是本体研究。就高校校园文化本体的研究又分为：文化视角、教育学视角、心理学视角和传播学视角。本文属于传播学视角，没有细化传播要素，而侧重于传播方式。希冀理论联系实际，用传播的理论深化校园文化的落地，避免校园文化研究偏理论化。孙庆珠在《高校校园文化概论》中说：“高校校园文化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对学生具有教育功能、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与控制功能，等等。这些功能产生的作用都是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结果，没有传播，也就不会有这些功能的产生。”也就是说，没有传播，再优秀的校园文化都是空中楼阁；没有关于传播的研究，再严谨的校园文化本体论研究都将束之高阁。

2.新形势下影响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四个因素

（1）边缘文化对主流高校校园文化的冲击。文化本身就具有多元性，大学历来就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近年来，由于社会教育和大学教育的部分缺失，高校校园文化更多地受到了边缘文化的冲击，以致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失去阵地。

（2）大学生个体性的张扬和主动性的提高。新的时代鼓励大学生独立性和创新性，但这势必打破高校校园文化单向不对等传播的套路。大学生不再是简单的高校校园文化的接受者，而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这拓宽了校园文化传播的渠道，但也增加了校园文化传播的难度。

（3）大学与社会的联动。一方面， 大学是高深学术、高新科技的聚集地，也往往是社会思潮和前沿思想的迸发地；另一方面，只有植根于社会、关心社会发展的大学才具有强大的底蕴和生命力。高校、地方政府、企业的联合互动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探索高校校园文化传播和落地的一条路径。

（4）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部分专家认为，微博和微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传播的方式。传统媒体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新媒体占据了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半壁江山。

3.构建高校校园文化传播模型图

下面就这个模型图做几点说明：

（1）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目的应该是育人，高校校园文化传播必须以“大学育人”为引领。

（2）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播四个主体既是高校校园文化构建的参与者，也是校园文化的传播者，在传播上不存在主客体或不对等的关系。

（3）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播必须打破内部传播的藩篱，注重与社会的联动，形成内部传播和外部传播双翼划动。

（4）高校校园文化的构建和传播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必须要紧紧抓住阶段强化和长效渗透这条主线。

4.高校校园文化传播与落地对策研究

（1）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更为具体、系统和完整，因而必须作为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指针。”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才能建立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家园，不致信仰丧失、存在感缺失。

（2）注重学生群体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共建和传播作用。大学生日益萌发的主动性和个体性促使了学生参与和传播的热情。一方面，学校要适当地鼓励学生参与校园景观设计或学校规划决策，增强学生的母校认同感；另一方面要避免硬性的号召，打消大学生的“反权威意识”，以学生影响学生。

（3）注重校友群体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深化和传播。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也是高校校园文化传播和落地的重要助推力量。首先校友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其次校友是高校校园文化外部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最后校友是高校校园文化与社会的一个重要连接。因此，高校要重视校友的登记和联系，开展校友联谊和校友返校、感恩母校、回馈母校等活动。

（4）面向地方经济和文化，注重学校品牌和形象的塑造。大学精神既要张扬学术独立性更要融合社会进步需求，大学文化既要有教育教学的底蕴更要有引领社会的价值。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播既要立足地方文化、汲取营养，又要面向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价值。反过来，社会的认可和认同又会促进高校校园文化的构建，影响高校文化品牌和精神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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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视觉文化；消费社会；文化形态；传播理念；传播方式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212－02

人类社会生存的环境是由三类环境总体构成：自然环境、社会体制环境和符号环境。显现着现代文化特征的社会，某种意义上说是各种符号系统通过传播而构筑的社会现实。当下，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提出挑战，并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为重要的部分。显然，现代文化正在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作用下，日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

一、视觉文化：一种新文化形态的理解

人类早就有了视觉经验，即看的经验，这也应当说就有了视觉文化，有了视觉文化传播。视觉，亦可视为通俗的“观看”。“观看，可以说是人类最自然最常见的行为，但最自然最常见的行为并非是最简单的。观看实际上是一种异常复杂的文化行为。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视觉。看，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发现的过程。”一切提供观看信息的媒介，如电影、电视、戏剧、摄影、绘画、时装、广告、形象设计、网络视听……甚至X光、虚拟影像都在构筑着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

传播媒介是文化发生的场所，也是文化的物化。在现代传播科技作用下的媒介变革，正使得这一“文化发生的场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触媒介和使用媒介已成为个人与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而这其中，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在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为重要的部分。在视觉研究中，对于视觉传播行为的理解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视觉传播行为，泛指不是由单纯纸质文字媒介和单纯视觉媒介传播信息，而由视听媒介或视听媒介传播信息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传播现象。狭义的视觉传播行为，侧重于纯视觉媒介传播信息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传播现象。本文运用的是广义的视觉传播行为概念。

二、多维视野：不同学科阐释视觉文化

尽管我们前面对视觉文化进行了简单的概括，但我们仍需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一步地探讨对于视觉文化的理解，以期获得跨学科的学科支持。

1.处在艺术学家视野中的视觉文化

从时间上看，对于视觉文化的关注，从事某一艺术领域创作和研究的艺术家和学者，投以了较早的青睐。虽然他们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的领域不一，但是他们都认为视觉观看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发现的过程。

匈牙利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是很早用“视觉文化”来进行电影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早年出版的《电影美学》中就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他也引用了一位艺术大师的名言来增强自己的观点：雕塑大师罗丹说得很明白“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2.处在社会学家视野中的视觉文化

社会学家们对视觉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往往重视不够。实际上，很多社会学家已经较早的敏感的感觉到视觉文化将会成为文化主导。在这方面，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佛・贝尔教授是佼佼者。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一书中说“我坚信，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还说：“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约定审美，主宰公众，在消费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这个时代“视觉为人们看见和希望看见的事物提供了许多方便。视觉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的根源与其说是电影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媒介本身，不如说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孕育了这种新文化的传播形式”。

3.处在文艺美学家视野中的视觉文化

与前面二者相比，文艺美学家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呈现着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文艺美学家对视觉文化的论述较晚，二是文艺美学家对视觉文化的论述更为系统和深刻。在这方面，英国的文艺美学家伊格尔顿的大声疾呼颇为强烈。他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文化符号趋于图像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图像生产深刻地涉及现代社会的政治、科技、商业、美学四大主题。

4.处在哲学家视野中的视觉文化

假如说前面几个领域的学者对视觉文化的论述已经足以令人注目的话，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论述就可以称得有些振聋发聩了。当然，这种的振聋发聩效应的获得决非是学术“呐喊”所致，而是学术“深刻”所在。有人认为，对视觉文化的哲学关注是后现代哲学家们的“专利”，实际却不是。古典哲学家、现代哲学家都在这方面有相当的关注。例如，黑格尔早就指出，在人的所有感官中，唯有视觉和听觉是认识性的感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把握世界的方式不是视觉就是听觉，抑或视听同时动用。海德格尔在30年代就曾说过：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显然，诸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哲学家都打算通过对视觉艺术的考察来发现非对象化、非客体化思维的精妙所在。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位哲学大师是现象学家胡塞尔，他关于“图像事物”、“图像客体”、“图像主题”方面的精辟论述可以称作视觉文化研究的经典。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这么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现代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了视觉文化问题。为什么哲学家，特别是后现代的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了视觉文化问题。为什么哲学家，特别是后现代的哲学家几乎都关注并进入了视觉文化研究领域？这对我们传播学研究有何启发？这是我们在展开视觉文化传播学研究时要慎重思考的。

三、环境分析：视觉文化达观的社会动因

视觉文化为什么会在今天如此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为什么会在今天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视觉文化为什么会在今天引发诸多学科的密切关注？我们需对此进行更为全面的理论分析。

1.现代传播科技为视觉文化建立了媒体平台

德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论及电影作为视觉媒体达观时说，人们有着再现现实的永恒冲动。但是，在电影诞生以前，尚无一种媒体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永恒的冲动。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恩惠，使电影开始满足人们观看现实的深层欲望。这表明，首先是现代传播科技发展并构筑了视觉文化的媒体平台。当今媒体的高度发达，特别是数字化媒体的出现，更是构筑起了视觉文化的全球化平台。

2.消费社会构筑了产生视觉文化的温床

英国学者斯特里纳地认为，消费主义与媒介饱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一旦建立起具有充分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消费需求的增长就开始出现，然后人们就要获得休闲，或在工作道德之外获得消费道德。人们对消费的需要已经变得比生产更为重要。形象与商品的内在联系使得消费社会必然趋向于视觉文化。

四、理论建构：视觉文化传播的新理念

假如说，视觉文化的研究已开始为理论界所关注，那么，视觉文化传播的研究则刚刚起步。视觉文化传播的新理念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

1.视觉文化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视觉文化传播的新理念

诚如前述所言，在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语言符号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而在形象为中心的视觉文化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视觉符号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其间，影视形象符号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格外突出。

视觉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以独特的传播形态表现和完成的。视觉文化的生产对象，已不再仅仅限于那些纯粹物质性的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生产“视觉符号产品”。在两类的视觉符号产品中，人们消费的不只是纯粹的物质产品，也不是一般精神产品，而是将视觉文化的精神产品通过传播的独特方式进入人们的消费领域。

2.视觉文化传播特定的接受条件和接受对象构筑着新的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