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全球气候变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最近这几年，大家觉得天气一下子就变热了，原本凉爽的秋天现在几乎要到10月下旬才开始，8月份最热的天居然达到了40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人类自己惹的祸。

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CO2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短波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变暖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复杂的潜在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随着温度的升高，副极地地区也许将更适合人类居住；在适当的条件下，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能够促进光合作用，从而使植物具有更高的固碳速率，导致植物生长的增加，即二氧化碳的增产效应，这是全球变暖的正面影响。但是与正面影响相比，全球变暖对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将更为巨大和深远。

主要危害有以下几条：

(1)低地被淹：(2)海岸被冲蚀(3)地表水和地下水盐分增加，影响城市供水（4）地下水位升高。全球变暖对人类有很大危害，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首先是人类要树立环保意识，在没有这种意识的前提下做什么都是无用的。

第一，根据全球气候变暖来看主要是臭氧层空洞所造成的，那么人类就应该减少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品。

第二，就是多植树造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让自然的天平更加倾向大自然。

篇(2)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博弈论：技术转移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008-04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问题愈受关注。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对各种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研究和验证，但是人类需要开始共同努力以减缓气候变化趋势。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减排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发达国家转移低碳环境友好技术(Low-carbon Environmentally-sound Technology，EST)给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后者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可以延缓全球变暖趋势。EST是有利于减少碳的排放，能减缓或消除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EST具有局部实施而全球受益性，即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该技术，全球各国均可享受到该技术所产生的环境效益。EST国际转移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将促进EST国际转移作为重要的内容，“巴厘岛路线图”中也明确了“发达国家将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众多国家对EST特性的不了解等原因，目前该类技术国际转移仍处于困境中。本文将对此类技术转移尝试建立起博弈模型，分析重要影响因素并探讨相关促进政策。

1　博弈模型的建立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满足两个基本假设：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②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EST技术转移行为不满足上述两个假设：①主要参与人数量非常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②基于转移客体(技术)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因而，对于EST转移过程中的理性有限参与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博弈论成为了最佳方法之一。

1.1建立完整概念模型

定义如下EST国际转移主要参与人：①技术受让国、转让国分别定义为该国所有个人、法人、合法组织的集合，具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所有公民；②政府定义为所有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政权机构，负责制订政策、管理国家；③公民定义为所有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集合；④企业定义为直接转让或者受让技术的组织。根据各参与方关系建立完整概念模型如图1。

1.2建立完整博弈模型

基于技术转移双方均为自由决策，没有联盟的特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转移EST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模型中假定条件如下：①所有参与人都是理性人，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②同一国的公民与政府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互相博弈；③技术转让国和技术受让国就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进行直接博弈；④技术转让企业和技术受让企业之间就技术转移(转让和受让)进行直接博弈；⑤企业决策过程中不受公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基于公民对其政策支持率大小的考虑，会接受公民诉求的影响，并将采取措施对企业间的技术转移进行支持或者不支持，满足公民的需求。

政府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企业行为制订政策，其态度为{支持，不支持}中的一种；公民针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作出回应，为{拥护，不闻不问，反对中的一种；企业采取的行动为{转移，不转移}中的一种。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的政府进行宏观博弈，转让双方企业进行微观博弈，均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见图2。

1.3国家之间宏观博弈分析

宏观博弈即政府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就是转让双方政府，分别采取支持或者不支持技术转移的行动。转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受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宏观经济收益和公民支持率，并付出补贴费用。

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分析出：①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因为在受让国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收益大于不支持转移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在受让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收益大于其不支持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②因为转让国政府总会采取支持态度，那EST转移是否成功开展，仅仅取决于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后者若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宏观收益，但是得付出补贴费用；后者若不支持，将仅仅获得低公民支持率；③因此，博弈均衡将可能在(支持，支持)和(支持，不支持)中产生，具体是哪个结果，取决于受让国政府的收益1(=高公民支持率+宏观收益-补贴费用)和收益2(=低公民支持率)之间的比较。

作为技术受让方的发展中国家中，如公民的环保意识相对低一些，当政府采取一项支持EST引进的政策，带来的公民支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付出的补贴费用较多的时候，如果技术引进带来的宏观收益也不足以抵消补贴费用，政府将宁愿不出台支持政策，结果形成了技术转让方政府支持转让、受让方政府实际上不支持引进而技术转移最终不发生的局面。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转移方面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企业转移该类技术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后者却没有很大兴趣引进。

但是如果出现如下情形，将可以出现(支持，支持)的结果，并最终促成环境友好技术的转移：①技术引进国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引进国政府在出台支持环境友好技术转移政策时能获得较高的公民支持率；②被转移的技术本身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扩散性，技术被引进后，经过引进方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带来较大的技术扩散成果和宏观经济收益；③在支持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受让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资金大幅度增加。

1.4企业之间微观博弈分析

微观博弈即企业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是双方企业，分别采取转移或者不转移技术的行动。参

与方的支付函数是在技术转移项目中获得微观经济收益，其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转让国企业用i表示，受让国企业用j表示。

从表2可以分析出，只有在uj>=0且ui>：0的情况下，才出现(转让，引进)的均衡结果；其余情况下，出现(不转让，不引进)的结果。一般情况下，ui和uj有如下表达：

ui(P)=P-(ci+ci)-S(ri)・s'-ti-Gi(1)

uj(P)=B(rj)-(cj+cj)-P-tj+Dj(2)

其中，c为交易价格，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转让成本，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转让成本，s(ri)・s'为技术转让而减少的出口销售额s(ri)与销售利润率s'的乘积，t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G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管制费用；B(rj)为受让方获得的增量收益，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受让成本，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受让成本，乃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Dj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补贴资助。

因此，对于某个拟定交易价格P，只有ui(P)≥0且uj，(P)≥0，才会出现纳什均衡结果(转移，引进)。

2　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企业间EST国际转移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①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等；②国家层面的国家税收、管制费用、补贴资金水平等；③国际社会层面的环境项目补贴水平等。另外，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政策成为了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状态和社会实际情况，对上述因素变动影响技术转移均衡状态的情形进行分析：

(1)随着时间延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变暖”意识都将增强，各国公民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率将增大，发达国家政府对技术输出的管制费用将减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技术引进的补贴资金将增加，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转移的成本降低，技术交易量会增大。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效果将增强。

(2)发达国家作为技术转让方，对本国企业输出技术减少税收、取消管制费用，能大大促进企业降低转让报价，提高交易成功、转让顺利的机会。

(3)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受让方，对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进行项目贴息、专项补贴等财政支持，或者减少税收，也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引进报价，提高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产业化的机会。

(4)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引进企业提供的补贴资金能促进交易成功的机会，但补贴比例较小时，效果不明显，如果集中力量支持重点项目或者重点企业，效果将更显著。

(5)国际社会的支持资金，对促进技术转移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效果要强于支持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6)企业作为利益实体，进行涉及EST技术相关项目投资决策时，考虑到公众“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意识水平将对其未来环境友好产品的市场容量、销售价格甚至获得利润的影响，可适度调低预期此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要求。

(7)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影响着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如公众认同程度高，将大力支持有利于技术转移政策，而反对不利政策。

(8)由国际社会提供，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自筹资金，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教育培训、媒体宣传，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将博弈论方法应用到低碳环境友好技术转移研究中，成功建立起双层、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了国家间宏观博弈和企业间微观博弈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要求，国家层面的税收水平、项目管制或补贴资金水平，以及国际社会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项目支持资金水平是主要直接影响因素；双方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而成为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篇(3)

现代气候变化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引起地球平均气温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过去150多年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增加，1901年以来，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从1978年开始可以获得的卫星数据表明，北冰洋冰层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减少更快，超过7%。北极冰冠的体积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这段时期内，北极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7℃。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存在“吉登斯悖论”①现象，我们称之为“青蛙效应”，意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等到灾难来临时，人类再想应对它，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议题的原因。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为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民都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抑制全球变暖趋势。③气候变化风险的间接性、不可见性使得有些国家只关注于当前利益的获取，忽视气候变化带给未来的风险。短视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国家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却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少数国家原意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短视和冷漠也加重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指人人都应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主张权、责、利相对称。④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环境权利，公平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代内之间是这样，代际之间更应该如此；第二，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所有人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承担补偿自然的责任，以实现利用和保护的平衡。环境公平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大类，代内公平又分为国际公平、区域公平、阶层和群体公平。⑤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日益增多，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地生产环境不公，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国与风险受害国、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存在的环境不公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日益复杂。

（一）气候变化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

代内环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间同等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强调同代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进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气中排放工业废气，理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免“吉登斯悖论”现象的出现。然而有些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但他们同样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与思想会导致全球范围代内环境不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发展本国经济、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加害者。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将导致全球变暖，影响气候变化，并且这种风险具有无国界性，也即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则由全球社会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排放国正是利用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将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摊给全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国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风险对于自身而言是无形的、间接的、不可见的，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放弃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而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这种将风险分摊的现象尤以某些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发达国家将某些排放工业废气严重的企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转移局部气候变化风险。风险分摊的做法对其他未过多排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公平，构成国际社会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一国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在工业化进程中损害其他国家享有环境之益的权利，拒绝承担环境之害的义务，这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导致全球环境不公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全球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又成为“吉登斯悖论”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公民个人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的议题，也即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公民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风险发生后应该如何解决，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如何来预防，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出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预防原则”。为什么公民缺乏气候变化的预防意识？尽管公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存在的风险，但绝大多数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日常习惯，以减轻这场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如驾车、乘飞机、乱砍乱伐等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或是降低环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许就因为每一个公民的这种行为对于整个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终将汇合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关 注自身利益的满足，将个人行为会带来的风险转移给整个人类承受，在每个个体看来，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为风险很少只针对个体发生，通常受害者是一个群体。错误观念的导向下公民的行为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

（二）气候变化的代际环境正义问题

代际环境正义是指当代与后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问题上保持恰当的比例，既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过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无资源可用，破坏甚至毁坏他们的生存基础，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使当代人生活在贫困中。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还是国家，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发展经济，甚至通过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排放废气污染物等途径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忽视后代人利用资源和享受环境的权利。同时当代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但却不采取解决措施改善大气质量，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的风险转嫁给后代人承担，也称为风险继承，使后代人承担未能获得相应收益的社会成本，造成环境代际的不公平。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其影响也将是代际传递的，因此会产生环境不公的代际传递。②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使得人类在排放温室气体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气候变化将给未来产生的各种风险，人类将风险留给后代人，自己享受发展的成果，将后代人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当代人认为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他们总在避免承担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不愿采取行动改善气候状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排放温室气体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酝酿代际环境不公问题的过程。环境不公是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决气候问题引发的环境不公问题，必须不断推进和深化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二、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克服“吉登斯悖论”，就一定要让言语变成行动，发展出能有效治理气候变化的政治。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应该有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而第二阶段必须将气候变化政治化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①

（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有一个过程。1960年代中期，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向政府提出报告：二氧化碳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70年代初，科学家开展一系列气候问题研究，呼吁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予以重视，这一时期主要是科学家致力于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政治议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视。1985年在奥地利的菲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赫（Villach）召开的“评估CO2及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及有关影响”的国际会议，就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选择进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决策上加以重视。在1988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气候问题已经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有来自48个国家的300多名科学家、政治家以及联合国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核战争。多伦多会议后，政治家不能不对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关注和科学上的共识作出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科学背景和政策建议的评估报告；频繁召开国际会议，高层政治家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为控制和减缓气候变化采取对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标，等等。这些努力导致了1990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开始，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此，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而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异常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②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逐步纳入政治议程，这是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一阶段。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实际上也就是将气候变化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使其进入公众视野，即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风险将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组织、社会团体、国家认识和了解。风险公开化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恐慌，改变原有的“气候变化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体的”观念，时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自觉改变日常行为习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风险公开化有助于减轻环境不公，欠发达地区的公民和政府将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温室气体排放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督促国家和个人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各种行为，从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处于环境不公平的状态；温室气体排放者将逐渐意识到“短视行为”和“以本国为中心”等观念的错误性，在发展的同时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从而避免自身遭受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进入政治议程，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这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广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国际会议还仅限于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就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达成一致意见。

（二）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要求国家和政府成为重要的活动者，因此吉登斯认为第二阶段就是要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在国家内部，为实现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政府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政府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的“计划”①，即制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政策方案，将气候变化与政治联合并稳定于政府活动中。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的“计划”可以使政府宏观把握、约束国内各行业、各地区、各社会团体等主体之间的行为，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有节制的利用资源实现环境不公问题的解决，促进环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二，政府应该注意保持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平衡各党派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以及各行业之间利益，维持政策稳定执行，打造某种类型的跨党派框架以推进放眼长远的政治。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仅有国家内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部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功治理。尽管目前气候变化已经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但是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大、进展慢、效率低等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以一纸不具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收场，国际合作难度大。国际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谋求各自利益，存在国际性的环境不公问题，无法实现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而言，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各国的责、权、利关系不确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国通常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在环境权益上实现责、权、利的平等，环境权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内的责、权、利关系更加的不明确，国际合作将更加的困难。

但是，合作共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国际合作更应该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将气候变化融入国际事务；保持国际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统筹各国行为，避免部分国家将气候变化的风险转移或是将风险继承，减少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实现国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时政策稳定有利于各国更好地适应和持续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动能将推动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这是今后国际合作发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标杆；推进新国际制度的创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边机制并赋予其一套有法律强制力的监管措施等等。②国际合作应该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约束力，重要的是保证治理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只有在避免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合作。

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二阶段还要求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双边行动和协作形式。要想有能力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参与进来，“吉登斯悖论”的解开也有赖于提倡、促进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到改变日常不良行为习惯的行动中来，而不仅仅依靠恐惧使公民行动。建立多边协作机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将气候变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护环境权、生存权等权利意识；将治理气候变化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指导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如果公民能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见的，威胁气候的行为总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威胁人类社会，而每一个公民终将不能避免风险的危害，“吉登斯悖论”将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将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规范，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公民可能减少每周驾驶SUV的次数，减少私家车辆的行驶路程等等，这将平衡公民之间、公民与后代人之间的权益，缓解环境正义问题。如果公民能够意识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将最终使风险危害自身，意识到环境正义问题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着因他人行为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时候，公民将产生反抗倾向，形成利益群体共同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生存权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气候变化机制，督促其他群体采取措施改善气候状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公民社会的能量，动员个人行动，建立多元治理、多层治理模式是气候变化的政治化的一个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社会、国家内部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尽管气候变化风险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啸造成导致约25万人丧生，很多人不会对它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袖手旁观，以致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气候变化的政治必须处理“吉登斯悖论”，促进治理行为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将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篇(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 工业 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 经济 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 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 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 金融 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 历史 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 发展 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 经济 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篇(5)

关键字：轻量化、结构优化、高强度钢板、CAE、新材料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8-01-01

前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已经受到了全人类的广泛关注。并且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其对能源的消耗与燃料燃烧产生的废气正严重污染着人类生存的环境。所以在汽车设计及应用领域，各汽车生产及开发企业也在竭力研发新材料、应用新技术手段。绿色环保已经和汽车的安全性、舒适性等提到同等重要的程度。

1、轻量化的手段：

在汽车设计及开发领域，能够使用的轻量化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材料及工艺的应用，如以铸铝材料代替铸铁材料，多应用于发动机和底盘零部件；以树脂材料代替钣金材料，车身的外覆盖件；以高性能材料代替低性能材料，多应用于车身结构的钣金件。

二是结构优化，应用专用的结构分析软件，如Nastran、Abaqus、Ls-dyna、Hyperworks等对零部件及车身等复杂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做到满足强度、刚度、碰撞安全性等性能要求的前提下，重量最轻、结构最合理。

2、新材料的应用：

2.1、树脂材料在整车开发中的应用：

车用树脂材料，随着技术的进步，应用范围更加广泛。2001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树脂材料的应用占整车重量的8.2%，尽管后来没有统计数据，初步推算，应该为10%以上。

树脂材料为统称，在乘用车中应用最多的为PP复合材料和玻璃纤维强化后的PA材料。PP复合材料主要用来代替钣金结构。

在要求刚度特性的情况下，相同重量的PP复合材料和钢板相比，刚性要高1.7倍左右。所以在相同的刚性特性下，重量可以降低到60%。达到了轻量化的目的。

另外、树脂材料的翼子板，其变形后的复原特性、耐腐蚀性、美观性、成形性等都优于钣金材料制作的翼子板。

PP复合材料代替铝合金材料，典型例子为进气歧管。因为树脂材料流动性好，可以使管壁更薄；内表面光滑，可以减小进气阻力；与铝合金相比，导热性差，可以防止进气温度的上升，提高充气效率。缸盖的气门室罩壳等零件也由铝合金材料更改成PP复合材料。

2.2、铝合金材料在整车开发中的应用

铝合金在整车中的应用主要是发动机及底盘零件、外覆盖件、车身结构件等。铝合金材料在发动机方面的应用非常普遍，这里不再赘述。

铝合金材料在底盘零件方面的应用。

簧下质量的轻量化设计，不仅在燃油消耗率、整车动力性方面有优越的性能，同时能够降低整车的重心高度，提高整车的运动性能和操纵稳定性能。日产汽车的SKYLINE（V36）车型的前后悬零件运用了大量的铝合金材料。

但是，根据使用部位及对承载能力的要求不同，成型工艺也不同，如上图中的悬架的上下摆臂，对静强度及耐久强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通常要使用6000系的高强度合金锻造而成，如6061-T6材料。如下图3为日产SKYLINE车型的福车架，图4为日产SKYLINE车型的前、后悬摆臂。

铝合金材料在车身及外覆盖件方面的应用：

车身的主要功能保证乘员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空间。这就需要车身能够满足如下的几个基本性能：

1） 具有足够的尺寸，并保证一定的刚性，目的是保证舒适性、及NVH特性；

2） 能够保证正常使用时的耐久特性，目的是保证安全，降低维修等使用费用，保证一定的使用寿命；

3） 出现碰撞等事故时对乘员的保护特性，保证乘员的安全。

图5为奥迪TT车型的车身结构，其中铸铝材料的重量比为22%，铝合金框架结构的重量比为31%，铝合金板材的重量比为31%，钢材的重量比为16%。

在车身活动件设计方面，铝合金板材在机舱盖内外板、车门外板、尾门及行李箱盖外板等方面，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主要性能要求为冲压成型特性和抗凹性等。5000系（AL-Mg系）合金和6000系（AL-Mg-Si系）合金都能满足性能要求。主要机械性能见下表。图6为铝合金材料在发动机舱盖上的应用。

2.3、高强度钢板的应用：

根据国家标准的定义，热轧钢板的抗拉强度在490Mpa以上、冷轧钢板的抗拉强度在340Mpa以上的板材，都叫做高强度钢板。如下图中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和SN特性曲线，高强度钢板的静强度及疲劳耐久强度都好于普通的材料，所以在相同的受力条件下，使用高强度钢板的结构重量就会降低。

尤其是为了确保整车在受到强烈冲击后能够保证有足够的乘员空间，要求在尽量小的变形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吸收能量，车身的前保险杠、纵梁以及B柱等部位应用高强度钢板已经成为必然。

高强度钢板在到2005年，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板的应用比例已经达到50%。下图为日本富士重工的斯巴鲁IMPREZA的高强度钢板分布图。

3、优化设计的应用：

汽车设计过程中，所使用的优化手段以CAE分析为主。整车在设计过程中，要经过多轮的优化分析。与轻量化最密切相关的CAE分析主要有刚度分析、静强度及耐久强度分析、碰撞安全性分析。

以车身为例，刚度分析主要为车身的弯曲刚度及扭转刚度分析，弯曲刚度低，则影响整车的强度和NVH特性，扭转刚度低主要会造成车身的开口变形过大，密封胶撕裂及开口部位耐久强度等特性。下图为弯曲刚度和扭转刚度的实例。

静强度及耐久强度主要是以底盘零件及车身局部优化为主，主要目的是考核整车在路面状况恶劣情况下的冲击强度及疲劳耐久强度，如果底盘件受冲击发生大变形或者断裂，则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如果车身耐久优化不合格，则会出现局部开裂，影响正常使用。下面为底盘件及车身耐久强度优化的实例。

结构优化对整车的碰撞安全特性影响巨大，因其与人的生命安全相关，所以在整车开发过程中，安全性优化总是第一位要考虑的性能指标。除C-NCAP所要求的正面碰撞、偏置碰撞、侧面碰撞等试验内容之外，行人保护、柱碰等性能的优化也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下图为碰撞安全优化分析的实例。

4、结论：

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的恶化，要求各行业都把节能减排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汽车行业无论是生产还是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量都非常大，所以轻量化设计、降低能源消耗也成为整车开发的重要目标。轿车开发中的轻量化技术应用，树脂材料、轻质铝合金材料的合理应用，和国外相比，尽管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伴随着CAE分析优化技术的发展，也将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成为整车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篇(6)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北京100193）

摘要：作物生产潜力的研究对提高作物产量、评价地区粮食的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能力，以及为合理进行农业生产规划提供依据。气候变化（包括温度、降水、日照时数等）和极端天气（如干旱、洪涝和暴风雨等）已经对农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综述了目前国内外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的研究方法，以及气候变化对中国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潜力的影响，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以期为提高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潜力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作物生产潜力；气候变暖；研究方法；影响

中图分类号：S3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508

Summary of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Zhang Yaoyao, Liu Jiangang, Yang Meng, Chu Qingquan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increasing crop yields,evaluating foo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region, as well as rational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lanning.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unshine hours)and extreme weather (such as drought, floods and storms etc.)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agriculture.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limate change on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domestic andforeign, an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hina’s major grain crop (wheat, rice and maize) potentialproduction, and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 in the present studies, aiming at providing atheoretical basis to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boost.

Key words: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 Global Warming; Methods; Effects

0 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及其对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尤其是近10 多年来全球范围的气候异常给许多国家的粮食生产、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深刻影响[1-2]。农业对天气和气候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包括温度、降水、光照和极端天气（如干旱、洪涝和暴风雨等）。有研究表明，温度增加扩大了作物生长区域范围[3]、延长了作物生长季[4]、缩短了作物生育期[5-6]、调整了种植结构和作物种植熟制[7]。但不同地区作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是不同的，如冬小麦生长季内增温1℃，其生育期在欧洲延长约10 天；在日本中部延长约8 天[8]，而在中国华北地区缩短约4 天[5]。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明显增加，玉米的早熟品种将逐渐被中、晚熟品种取代；西北地区负积温减少，喜温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越冬作物种植界限北移西扩；华北地区喜温作物生育期延长，种植区域逐渐扩大[9]。这些变化为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提供了机遇，可能提高单位面积作物生产能力、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潜力[10]，但会使原有作物发育进程加快，生育期缩短，光合作用受阻，呼吸消耗加大，导致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下降[11]。因此，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气候变化对不同作物的生产潜力影响差异也很大。光、热、水资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作物的生产潜力，理论上作物生产潜力与温度、日照时数呈正相关；与降水关系复杂，在缺水地区呈正相关，在水分充足地区降水过多可能会引起负作用。因此在诸多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其对农业的影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12]，尤其是在那些以农业为根本、高度依赖农业的发展中国家[13]。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和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作物生育期、产量和粮食安全的影响[14-15]，也有学者分析了作物生产潜力时空间变异评价以及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产量差的影响[16]，但关于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影响的综述还较少。气候变化通过改变作物生长发育进程中光、温、水的匹配状况，对农作物的生产潜力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整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综述气候变化对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以及研究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的方法、问题与展望，为进行农业结构调整、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和制定农业发展长期规划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 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的研究方法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模型模拟和观测实验影响2个方面[17]。模型模拟方法包括统计分析（回归模型）和作物生长模型模拟。观测实验方法主要用于研究气象因子变化对作物生理生态、形态结构及化学组成等方面的影响，分为田间试验和温室/人工气候室实验2种方法。

1.1 实验室模拟方法

关于CO2浓度升高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多采用田间试验或顶部开放温室，通过人为控制CO2浓度来研究其对作物的影响。Leadley[18]率先论证了开顶式气室(OTC)在观测试验研究方面的可行性，徐玲等[19]利用这一装置研究表明CO2浓度增加有利于春小麦增产。借助各种实验模拟装置和监测技术，可在人工模拟CO2浓度增加的大气环境中对作物生长发育、生理生态及形态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分析作物对CO2倍增的反应机理等。但在这种人工控制性试验中温室内的温度、湿度等微气候条件与自然条件差异较大，观测到的作物对CO2浓度变化的响应结果与自然条件下作物对CO2 浓度的响应结果不尽相同[20]。因此，FACE方法和设施应运而生[21]，即在田间设置一定面积的FACE 处理圈，直接输入高浓度CO2来进行研究。FACE方法是在自然状态下研究作物对CO2浓度的响应的理想方法之一，其不足之处是不能同时模拟CO2引起的升温。直接实验模拟可以获取许多重要数据，用来评价因果关系或检验假设等，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但鉴于时空尺度变化和气候变化对作物影响的复杂性，该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2 作物生长模型模拟方法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理论性强、机理明确，不受时空间、品种和栽培技术差异等的限制，因而在资源生产潜力评价中应用广泛。目前已经有至少100 种不同的模拟模型，应用较为广泛的有DSSAT 模型、WOFOST、APSIM 模型以及EPIC 等[22]。利用作物生长模拟模型进行作物生产潜力研究，一方面可以计算不同情景下的潜力产量，如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灌溉条件下的气候生产潜力、光温水肥生产潜力等；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作物模型估算环境因素（土壤、天气）、生物因素（品种）和技术因素（耕作方式、种植密度、施肥和灌溉等）对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Verdoodt等[23]模拟南非干旱地区作物的光温生产力、水分限制下的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得出光照、温度是不同生产系统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最大生产潜力往往取决于降雨量，因此干旱可能会使作物生产系统变得非常不稳定，进而影响产量。国际半干旱研究所(ICRISAT)利用Cropinfo 模型对印度尼西亚地区小麦、水稻、棉花以及油菜产量潜力及产量差进行了研究。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优点是能对任意地点（土壤、气候）作物产量潜力进行预测，综合考虑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缺点是需要收集大量数据进行品种特性参数校正，包括气象数据、土壤数据及作物管理数据等。另外，作物生长模型的开发是以假设单位区域面积内环境条件在水平方向上一致为前提的[24]，因此更适用于小面积的作物生产潜力估算[25]。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气环流模型(GCM)和作物模型相结合成为评价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最基本方法，如Moriondo等[26]用区域环流模型(RCM)评估极端气候对冬季和夏季地中海农作物的影响，得出近年来极端气候的变化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对作物产量、潜在产量以及整个农业生产都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之后的大多数研究中，作物模拟模型开始与作物估产区划、空间数据库及空间信息技术相结合[27]，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模拟模型与GIS结合，系统的模拟结果全部可用GIS地图来表示；二是模拟模型与INTERNET技术结合。

1.3 经验-统计分析

这是一类建立在气候与作物之间的非动态的经验-统计关系基础上的数学模型。一方面，为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潜力的影响，需以当前和未来的气候、环境及社会经济为基准，构建未来气候情景：第1 种方式是综合构想，即统一假定未来增暖或降水变化趋势，但只适用于范围较小的区域性研究；第2 种方式为（时空间）相似构想，主要是通过历史相似或类比法获得；第3 种方式是大气环流模式构想。这是目前模拟全球气候变化过程最可信的方法，但鉴于模式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各类模式间模拟/预测的结果差别很大，因此根据其结果所作的影响评价差别也很大，可比性较差[28]。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潜力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经常需要同时分析多种变量因子与相应的数据，主要通过模型模拟来研究，包括经验统计分析和动态模拟方法。研究气候变化和产量的关系，通常采用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分析、方差分析和周期分析中一种或多种组合[29]。如根据年平均温度和降水量建立的Miami 模型和改进了的Thornthwait 模型；半经验半理论模型，如Chikugo 模型。利用气温和降水变化与作物生产潜力的关系式，可对气温、降水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作定量评估[30-31]。

2 气候变化对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

2.1 气候变化对冬小麦生产潜力的影响

过去40 年的气候变化对中国南北麦区影响截然不同。北方麦区冬小麦的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经常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所以气候变暖、气温升高可能对这些地区的冬小麦产生有利影响；但对于南方地区，气候变暖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使气温超过冬小麦生长的最适范围，冬小麦生育期缩短，影响干物质积累时间，致使潜在产量下降。有研究表明，在作物品种、耕作措施、土壤特性不变的条件下，中国南方麦区模拟的1961—2005 年冬小麦光温潜在产量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54.1 kg/(hm2·10a)；北方麦区大部光温潜在产量增加，但总体也呈略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11.1 kg/(hm2·10a)。虽然冬小麦生育期内降雨量明显减少，但春季降雨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因此降雨量变化对北方冬小麦产量潜力影响不大，1952—2005 年中国北方冬小麦气候生产潜力变化趋势与光温潜在产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32]。由于总辐射的下降以及积温增加使得冬小麦生长季缩短，1961—2007 年华北地区冬小麦潜在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河北下降趋势最明显，河南次之，山东的德州、惠民和临沂等极少数站点呈上升趋势，每10年下降175.0 kg/hm2[33]。还有研究表明华北地区不同年代冬小麦不同品种的光温生产潜力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当前品种的下降幅度较高；不同年代冬小麦不同品种的雨养产量均呈不显著增加趋势[32]。同时，日照时数减少也会对冬小麦光温潜在产量产生影响，全国大部分麦区日照时数缩短会对冬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产生不利影响[34]。总体而言，冬小麦的潜在产量是温度、降雨和日照时数等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近50年气候变化对华东、华中和华南区域小麦总生产潜力都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东北和西南小麦总生产潜力都产生正面影响[9,35]。

2.2 气候变化对中国水稻生产潜力的影响

温度升高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温度升高对东北、西北地区水稻生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南地区，再次是华东和华北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最小。东北地区水稻生长期内光、热、水资源同步，且昼夜温差较大，水稻种植面积明显北扩[36]；虽然水稻生育期缩短，但光温潜在产量呈增加趋势，这是由水稻生长季内≥10℃积温逐渐增加造成的，但这种增加趋势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虽然东北地区水稻生育期内降雨量呈减少趋势，但气候生产潜力由于受自然降水的影响较小，仍旧呈明显增加的趋势[37]。在南方稻区，单季稻的产量略增，主要得益于CO2的增益效应；但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双季稻（特别是早稻）将大幅度减产，原因是温度升高缩短了水稻生育期和光合时间、增加了呼吸消耗，同时对水稻抽穗扬花和籽粒灌浆不利，这些负效应明显超过了CO2的增益效应[38]。石全红等[39]研究表明，自1980 年以来南方稻区早稻光温生产潜力均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其中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增幅最为明显，而湖北、湖南2 省增幅较小；气候变化对南方稻区水稻光温生产潜力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一季中稻和晚稻的影响，影响的主要区域有东南部的浙江、江西、福建3 省以及西北部的湖北、河南两省。胡清宇[40]指出，江淮地区近30 年水稻光温生产潜力呈线性下降的趋势，递减速率为每年24kg/hm2。另外，极端性天气/气候导致长江中下游稻区（夏季极端高温）和东北稻区（夏季极端低温）产量波动性加大[41]，光照日数和有效辐射强度降低也是水稻减产的普遍因素[42]。

2.3 气候变化对中国玉米生产潜力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中国玉米生产的影响因不同产区而异。温度升高和作物生长季延长对部分高纬度地区、高海拔地区（尤其是黑龙江省）的玉米生产总体呈有利影响，但是对其他玉米主产区的影响总体上仍以减产为主。钟新科等[43]指出，近30 年来中国春玉米气候生产潜力倾向率为-887~1689 kg/(hm2·5a)，东北地区西部、黄淮海地区北部及黄土高原部分地区的气候生产潜力呈减少趋势，黄淮海平原南部及南方大部分地区呈增加趋势；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倾向率为-589~1768 kg/(hm2·5a)，除黄淮海平原北部呈减少趋势外，其他地区夏玉米气候生产潜力呈增加趋势。陈长青等[44]报道，在气温不断升高的情形下，1971—2007 年东北地区春玉米的光温生产潜力呈增加趋势，但由于各地区降水的差异，东北地区春玉米的气候生产潜力在各地区间变化差异较大，相对于20 世纪70 年代，21 世纪以来南部地区气候生产潜力降低，而中部地区增加。黑龙江省玉米光温生产潜力伴随着温度的升高，表现为增加趋势，每年增长52.675 kg/hm2；气候生产潜力则随着降水量的减少而呈减少趋势，每年减少45.446 kg/hm2；气候生产潜力的减少则主要归因于有效降水量减少和作物需水量的增加[45]。张强等[46]研究表明，尽管整个黄土高原年平均温度呈升高趋势，但玉米生长期内的温度反而有所下降，因而玉米光温生产潜力呈下降趋势；受降水变化的影响，除陕西省外，其余地区年代间气候生产潜力均呈增加趋势。黄川容等[47]以黄淮海平原气象数据、土壤数据和作物数据为基础，应用WOFOST作物生长模型，得出黄淮海平原夏玉米光温潜力、气候潜力均呈现下降趋势。

3 未来气候条件下作物生产潜力的变化

关于未来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是在CO2 浓度倍增的前提下模拟进行的。IPCC 第4 次评估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的气候变暖背景下，各国农业生产都将出现大幅度波动，粮食供给的不稳定性明显增加。如果不考虑CO2的肥效作用，以中国现有的生产水平和保障条件，预计到2030 年中国种植业产量可能减少5%~10%[48]，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均以减产为主（主要原因有温度升高、旱涝加剧、水资源短缺等）；到2071—2100 年，中国冬小麦生产潜力将下降10%~30%，玉米和水稻生产潜力也将分别下降5%~10%和10%~20%[49]。郑国光等[50]也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下降，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1 世纪后半期，中国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年产量下降幅度最多达37%。熊伟等[51]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CO2的肥效作用，未来中国小麦、水稻和玉米生产均以减产为主，灌溉可以部分地减少减产幅度，如果只考虑CO2的肥效作用，3 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将以增产为主。

4 问题与展望

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目前尚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当所有其他因素，如土壤肥力、土壤水分和杂草、病虫害能很好的控制时，天气和气候决定了作物的产量潜力。其影响因素不仅有温度和CO2，太阳辐射、降水、蒸发、温度、日较差、风等也对作物生产潜力有影响；其影响程度不仅与气象因素变化幅度、时空间分布有关，还与所在区域原气候条件及其农业生产水平相关。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土壤类型和土壤特性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作物对生长条件的响应也是非线性的，因此作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在时空间分布不同，这将取决于区域、季节和作物类型，而且不同方法和模型之间统一性差、可比性差。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的研究以站点观测和模型模拟为主，代表性不足，缺乏大面积多年连续的能代表区域特点的相关资料、数据，这种以点代面的方法造成潜力分析结果失真，应以多面多点的田间试验、模型模拟与宏观区域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生产潜力。同时科学家应加强在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方面的研究，开发极端气候事件的防御及防灾减灾技术，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体系，加强适应技术的集成与应用推广。中国地域广阔，种植类型、作物类型多种多样，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且以负面影响为主。但作物产量的变化不仅与气候变化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物田间管理。因此应充分认识各气象因子的变化规律及其对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通过调整种植结构、选用适宜的品种和栽培管理等措施，趋利避害，提高作物的现实生产力。

参考文献

[1] 秦大河,丁一汇,苏纪兰,等.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评估(Ⅰ):中国气候与环境变化及未来趋势[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01):4-9.

[2] Piao S L, Philippe C, Yao H, et al.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on water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J]. Nature,2010(467):43-51.

[3] Song Y, Linderholm H W, Chen D, et al. Trends of the thermalgrowing season in China, 1951- 2007[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limatology,2010,30(01):33-43.

[4] 徐铭志,任国玉.近40 年中国气候生长期的变化[J].应用气象学报,2004,15(03):306-312.

[5] Liu Y, Wang E L, Yang X G, et al. Contributions of climatic andcrop varietals changes to crop product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since 1980s[J]. Global Change Biology,2010,16(08):2287-2295.

[6] Tao FL, Yokozawa M, Xu Y L et al. Climate changes and trends inphonology and yields of field crops in China, 1981- 2000[J].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2006(138):82-92.

[7] 赵俊芳,杨晓光,刘志娟.气候变暖对东北三省春玉米严重低温冷害及种植布局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9,29(12):1-8.

[8] Yoshino. The effects of climatic variations on agriculture in Japan[M]. Assessments in Cool temperature and cold regions,1988(1):725-868.

[9] 熊伟.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的模拟研究[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

[10] 杨晓光,陈阜.气候变化对中国种植制度影响研究[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4.

[11] 刘颖杰.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产量的区域影响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12] Kurukulasuriya P, Mendelsohn R. How will climate change shiftagro- ecological zones and impact African agriculture? [J]. WorldBank, 2008(01):4717.

[13] World 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Agriculture forDevelopment[M].Washington D.C: TheWorld Bank,2007.

[14] Miraglia M, Marvin H J P, Kleter G A, Battilani P, et al. Climatechange and food safety: an emerging issue with special focus onEurope[J].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2009(47):1009-1021.

[15] Olesen J E, Bindi M.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for European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land use and policy[J]. European Journalof Agronomy,2002(16):239-262.

[16] 江抒琳.浦城县气候和土壤时空变化对耕地粮食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0.

[17] 孙白妮,门艳忠,姚凤梅.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评价方法研究进展[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7,32(06):165-168.

[18] Paul W L, Bert G D. Open top chambers for exposing plantcanopies to elevated CO2 concentration and for measuring net gasexchange[J]. Plant Ecology,1993,104-105(01):3-15.

[19] 徐玲,赵天宏,胡莹莹,等.CO2浓度升高对春小麦光合作用和籽粒产量的影响[J].麦类作物学报,2008,28(05):867-872.

[20] George Bowes. Facing the inevitable: plants and increasingatmospheric CO2[J]. 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1993(44):309-332.

[21] Lieffering M, Kim H Y, Kobayashi K, et al. The impact of elevatedCO2 on the elemental concentrations of field- grown rice grains[J].Field Crops Research,2004,88(02):279-286.

[22] 王纯枝,李良涛,陈健,等.作物产量差研究与展望[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9(06):1283-1287.

[23] Verdoodt E, Van R, Van A W. Modelling crop production potentialsfor yield gap analysis under semiarid conditions in Guquka[J].South Africa. Soil Use and Management,2003(19):372-380.

[24] Schulze R. Transcending scales of space and time in impace studiesof climate and climate change on agrohydrological response.Agriculture[J].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0(82):185-212.

[25] Olesen J E, Bocher P K, Jensen T. Comparison of scales of climateand soil data for aggregating simulated yields of winter wheat inDenmark[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0(82):213-228.

[26] Moriondo M, Giannakopoulos C, Bindi M. Climate change impactassessment: the role of climate extremes in crop yield simulation[J].Climatic Change,2011,104(3-4):679-701.

[27] 褚庆全,李林.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农业上的应用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3(01):22-26.

[28] 林而达.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模拟[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

[29] 石全红.南方稻区水稻产量差及缩减产量差的技术需求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2.

[30] 陈浩,罗怀良,李勇.气候变化对四川省盐亭县主要农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3):100-104.

[31] 陈峪,黄朝迎.气候变化对东北地区作物生产潜力影响的研究[J].应用气象学报,1998(03):59-65.

[32] 宋艳玲.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研究[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2.

[33] 李克南,杨晓光,刘园,等.华北地区冬小麦产量潜力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作物学报,2012(08):1483-1493.

[34] 杨再洁.品种更替和气候变化对华北冬小麦-夏玉米生产力的影响[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3.

[35] 田展,梁卓然,史军,等.近50 年气候变化对中国小麦生产潜力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3(09):61-69.

[36] 王媛,方修琦,徐锬,等.气候变暖与东北地区水稻种植的适应行为[J].资源科学,2005(01):121-127.

[37] 张旭光.气候变化对东北粮食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7.

[38] 金之庆.论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A].中国气象学会农业气象与生态学委员会,江西省气象学会.全国农业气象与生态环境学术年会论文集[C].中国气象学会农业气象与生态学委员会,江西省气象学会,2006.

[39] 石全红,刘建刚,陈阜,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产量差及分布特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01):33-39.

[40] 胡清宇.近30 年江淮地区气候变化对主要作物生产的影响[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2.

[41] 刘娟,杨沈斌,王主玉,等.长江中下游水稻生长季极端高温和低温事件的演变趋势[J].安徽农业科学,2010(25):13881-13884,13901.

[42] 潘根兴,高民,胡国华,等.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1(09):1698-1706.

[43] 钟新科,刘洛,徐新良,等.近30 年中国玉米气候生产潜力时空变化特征[J].农业工程学报,2012(15):94-101.

[44] 陈长青,类成霞,王春春,等.气候变暖下东北地区春玉米生产潜力变化分析[J].地理科学,2011,31(10):1272-1279.

[45] 王秀芬,杨艳昭,尤飞.黑龙江省气候变化及其对玉米生产潜力的影响[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12(05):25-29.

[46] 张强,杨贤为,黄朝迎.近30 年气候变化对黄土高原地区玉米生产潜力的影响[J].中国农业气象,1995,16(06):19-23.

[47] 黄川容,刘洪.气候变化对黄淮海平原冬小麦与夏玉米生产潜力的影响[J].中国农业气象,2011(S1):118-123.

[48] 陶战,蔡罗保,杨书润.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的可能影响及对策[J].农业环境与发展,1994(03):1-7.

[49] 钱坤,刘和俊,吕凯,等.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粮食作物生产的影响[J].农技服务,2011(10):1485-1486.

篇(7)

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见诸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其后这个提法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大会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o“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这一切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责任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悄然打响，这对我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中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了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如何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国的能源以煤为主，缺油少气，这是国情，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的选择有限。在电力中水电占20%左右，火电占77%，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甘环境的威胁不容忽视。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耗的主体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中国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难于令人满意，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以2006年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首先，中国是一个极具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而发展低碳经济是抵御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挑战的积极措施。中国有责任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作出贡献。

再者，中国能源相对贫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过高的国情也使我们必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否则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和不可持续的。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按常规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赶超的机遇，这也是我们必须抓住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

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端正认识，提出正确的引导意见。例如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低破经济的是英国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国能源正从自给自足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2003年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迫在眉睫，提出创建低碳经济的思路应运而生，而我们的能源问题和高碳排放带给环境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英国轻松，我国政府基于这点坚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包括制定指导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货等措施来引领低碳经济发展，这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采取促进低破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只有这样，中国向低碳经济转换才有现实的基础。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能经济”。但现阶段太阳能发电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多数地区风能发电成本高于煤电、水电，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目前离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取的商业化目标还很远，以大量消耗粮食和油料作物为代价的生物燃料开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粮食、肉类、食用油价格上涨。从世界范围看，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能达到世界电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化能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破经济”、“低破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它在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转向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便利是现代商业营梢和消费生活中流行的价值观。不少便利消费方式在人们不经意中浪费着巨大的能源。如我们经常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经常饮用的纯净水，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不仅制造了过多的垃圾，产生了白色污染而且过多消耗了宝贵的石油能源。据计算，全国减少10%的购物袋可节省能耗1.2万吨标准煤，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