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鸳鸯蝴蝶派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美国学者梅泰・卡利内斯库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三者带来的产物――历史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1]梅泰・卡利内斯库是从肯定、否定性界定入手来区分现代性的,他认为历史上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现代性。一种是发源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的理性精神(包括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现代性,它是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动力,即肯定的现代性,这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就是传统中认同的现代性。在此种现代性中,人们坚信现代民主政治、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进步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种则是否定的现代性,即美学的现代性,它是对现代性的超越,是对现性、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罪恶和灾乱的反思与批判,是对高度工业化的负面效应的抨击。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现代性,它们形成了一个既矛盾对立又相互制衡的结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对理性精神、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有序的制度等现代化进程持正向、乐观、肯定态度的现代性与批判物欲的膨胀、道德伦理的沦丧等负向因素起批判作用的审美的现代性相辅相成。而审美的现代性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现代性的时域来考察,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从就已经开始了。外敌的入侵,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打破了人们“天朝大国”的迷梦,而且在思想上使人们从封建桎梏中惊醒。自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开始不断萌芽、发展,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文学与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现代性整体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是低下的,一直没有达到审美现代性出现的基础,并且从封建的古代性中慢慢成长起来的现代性也不能真正地就脱胎换骨,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在逐渐成长的期间难免带有传统的封建的遗痕。另外,无论任何知识都应该是一个不断“绵延”的过程,新兴者都不能完全割断与母体联接的那根脐带,因此在对“现代性”理解中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决绝态度的现代性,是过多地突出了“现代性”的比较意义,是过分地夸大。它与割裂传统的二元观点都忽视了传统对现代性的生成所具有的合理性意义。哈贝马斯曾强调,现代性就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变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断裂”。这种在过渡时期的现代性有着既不同与古典性又不同于完全的现代性的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现代性。我认为这种观点才真正代表了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

如果从这种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出发来考察萌芽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原先曾被“五四”文学精英们口诛笔伐的、一直以来在历史上为人们误读的流派的真正意义与价值。鸳鸯蝴蝶派发展到称帝时已经初具规模,成了一个跨越近现代文学的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它的兴盛是伴随着外国先进知识的冲击而发展起来的。外国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迷梦,科举制度的废弃把他们从一个尽管荒诞但还有梦想的迷梦中抛到了现实中。在这个过渡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人在政治上抛弃原先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伦理道德,提倡西方的君主立宪,提倡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另外,随着政治与文学的分裂,近代知识分子们走出了象牙塔,他们只得靠传统载体之外的努力来获得自己生存的物质基础。而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引起自身价值的重新发现,推动人格的独立,从此主体开始了自我觉醒。那些受过外国熏陶的清末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当时封建文人放荡不羁的文化特性,又有外来先进文化的观念,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有着自身的嗜好,他们在旧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上如鱼得水。现代报刊的发行则给他们以充足的经济保障,稿费制度的诞生也为鸳鸯蝴蝶小说的兴盛添了一把火。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让这些文人们不能走梁启超所谓的小说救国的模式,先天的孱弱也让他们避开政治的锋芒,剑走偏锋,在不触动政治高压线的前提下,在温柔的爱情、武侠、黑幕中寻找自己的精神王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比封建文人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文人参与政治热情的低落导致了五四精英分子们对他们的批判,事实上并非完全如他们所言,鸳鸯蝴蝶派文人全都是所谓的“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儿”[2],他们中间有着许多像包天笑、张恨水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文人,这些文人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爱国行动中,并且在历史危机时刻他们也能挺身而出,拒绝发表日本人的广告,刊登大量的爱国小说,宣传抗日运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周瘦鹃在“五四”――1919年出版的抒写亡国之痛的小说《亡国奴日记》的封面上写着“毋忘五月九日”。他还曾经写过《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许多救国文章。因此,从这里来看,这些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们并非全如五四精英们所斥责的那样,是“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儿”,但是也不尽如现代知识分子所持有的那种精神理念,可以说这是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有朦胧意识的开始觉醒的近代知识分子。

从文学作品上来看,在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发展中,鸳鸯蝴蝶小说的确起到了一种过渡作用。不可否认,正当中国文学在孕育中破茧而出的时候,鸳鸯蝴蝶派也在亲近西方欧美文学,装修自己,并跟随时代的步伐,加入到新文学的阵地中,对通俗小说的变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鸳鸯蝴蝶派虽然始终没有脱下章回体标志的外衣,但保留了它传统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的特色,以及固有的趣味性所起到的消遣娱乐作用。作者们对西方文学和文艺思想并不反对,并且在不断地吸收借鉴。有些人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深受其影响,并有意识地吸取了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营养自己。周瘦鹃说:“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例如法国大作家巴比斯等的作品……意外地获得了鲁迅先生的赞许。”鲁迅赞许他的翻译“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愉悦人之二亩,足为近来译事之光”[3]。周瘦鹃的翻译包括了两个半世纪的西方短篇小说,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各国文艺思潮的概况,还可看出不相同流派的艺术风格。他翻译的长篇小说有《福尔摩斯别传》、《情案》、《红颜知己》等。通晓日文的包天笑在晚清时翻译了很多作品,如《苦儿流浪记》、《青灯回味记》等。他的文字流利生动,深为读者喜欢。此外还有程小青、陈小蝶、胡宪生等。鸳鸯蝴蝶派翻译的小说在中国窥探西方文学之初是起过重大作用的。西方文学的进步思想和艺术表现对他们的创作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在小说中保留了章回体形式,但在开卷时的“话说”和结尾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及类似的一些套话都废除了。传统故事有头有尾地叙述,而他们多取故事发生的原因,最后续写故事的结果,或者有头没有尾,戛然而止。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他们的作品有了大段大段的心理刻画和外部的环境描写。他们对外来的技术也并非是盲目吸收,而是重在“为我所用”,把中西方文学艺术结合起来,使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特色的和西方艺术结合,充满了生机。从鸳鸯蝴蝶派的整个发展来看,后期张恨水的小说极具这一特色,张恨水“仔细研究翻译小说,吸聚人家的长处,取人之有,补我所无”。[4]但是外国文学章法技巧的引入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外表,其实在精神内核上他们还是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以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为例就可以窥见一斑。这部煌煌百万言的小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当时北京的特殊社会风俗、文化人情世俗、三教九流,他的描写皆鞭辟入里、惟妙惟肖。在这部作品中张恨水明显地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人物大多是一些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又都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引力,在他们身上也都留有了传统的伤痕。在小说中作者大量地铺排古言诗词,语言典雅隽秀,充满文学魅力。作品中也有传统文人的癖好――花鸟虫鱼,在作品中又遵循着“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传统教训,在淡淡的禅意和空明的氛围中一步步地走进了对人生对社会对永恒的感悟,提高了小说的审美趣味。虽然小说在文体上不时还引用传统章回体的章法,但已有了改进。晚清的通俗小说创作虽以长篇为主,但在鸳鸯蝴蝶翻译小说之后,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翻译,在刊物上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这些短篇小说短小精粹,截取一些生活事件的精彩片断,从一个不显眼的社会角落里表现小人物,提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逐渐转到精细的人物心理刻画和环境刻画上。这完全具备了现代小说的雏形,从现代短篇小说体裁的发展看,鸳鸯蝴蝶派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在获得了时间的优势来评点鸳鸯蝴蝶派的缺点,全面否定它的价值时,其实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放在当时的历史境地中全面考察才能真正发现它的价值与欠缺。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先驱重建文化体系的的努力,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从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考虑,鸳鸯蝴蝶派的兴盛的确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从古典性向现代性转变的中间阶段。任何完全否认或者夸大它的价值都是一种偏激。

参考文献:

[1]周宪.后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性[A].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C].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41,42.

[2]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9.

篇(2)

[关键词] 主流电影 早期电影 类型片 商业性

界定 “主流电影”这一概念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而它的出现总会与“主旋律电影”捆绑在一起，不过两者并不对等，或者可以说，主流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和前进，同时也是电影商业性和艺术性的更高层次的探索。不同于主旋律电影的是，主流电影从形式和内容上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契合，有很多研究者曾对“主流电影”下过定义，比如“应当专指市场主流电影，即在产量、样式和票房上占多数的商业电影”[1]，“主流电影指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融合了商业电影的技巧，在电影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它是主旋律与娱乐片彼此整合的结果，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电影，不仅包括小成本制作，也包含投资巨大的大片，只排除搞形式探索的纯艺术片。” [2]当然，这些定义的侧重点不同、立论核心不同，很难片面的判断对错，但可以看到的是，主流电影应该是核心价值观与商业机制运作下的产物，它既比主旋律电影有市场效应，又比商业电影具备主流价值观念，两者俱齐才可以被称为中国的主流电影。

如同这几年出现的主流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非诚勿扰》一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中国早期电影结束了摸索阶段进入到迅速发展的状态，随着电影工业的壮大，电影院、电影公司、电影教育机构的建立，有着同样价值观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的影片并不在少数，本文将从类型片的角度梳理分析中国早期的主流电影。事实上，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类型片的生成不是昙花一现，而它成为主流电影也是有必然性的。早在1914年的《申报》上，上海的东京活动影戏园打出了广告 “各色历史争战滑稽侦探爱情等片已陆续到申”。而这种分门别类的特征并不是无本之源空穴来风，类型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需求与电影工业进程。电影作为一种可以从中获取利润的投机事业时，它的商业性也就被制片商所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电影这门艺术形式的商业包装和加工，因此，“即电影的商业化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类型化倾向”[3]，也顺势理所应当的被看作民国时期的主流电影。根据李道新的研究，仅在1922—1926年中国无声电影的“探索时期”，其电影创作的“新生面”，便被主要归纳为“新闻纪录片”、“滑稽短片与《劳工之爱情》”、“关注现实的社会片”、“追求幸福的爱情片”、“劝人向善的”、“关注非战的战争片”与“回叙过去的稗史片”等内容[4]，因此，通过前人的研究可以有力的证明，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主流电影多为类型片，并且较为集中于社会片、家庭、爱情片、古装片、武侠片。

社会片是在新与旧的道德规范中寻求着一种人道立场的平衡对人生困苦进行疏解，既有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也有对小知识分子群体的理解，更有对于改良主义新思想的思考，而郑正秋也对此提出过明确的态度：“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5]可以看出，因为社会片的内容多来自于社会与民间，关注民众生活才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较为主流的社会问题中心，因此在这种见解下，洪深、侯曜、欧阳予倩、等人创作出了《天涯歌女》、《伪君子》、《迷途的羔羊》、《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桃李劫》等一系列社会片的代表作品。虽然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编导们所代表着的不同思想流派，无论是受文明戏影响的旧民主主义思想，还是代表西方先进思潮的改良主义，他们都把视野投射到国家、家庭、生活中去，对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提出了严肃的思考和批判，而这些影片一经上映，纷纷引来了社会的热议。

篇(3)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礼拜六》杂志在当时十分畅销。编者之一的周瘦鹃曾回忆说:“民初刊物不多,《礼拜六》曾经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着。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拥进去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①《礼拜六》第1期的销量曾达到2万份,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1921年复刊后,《礼拜六》在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反复打出“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读《礼拜六》”的广告用语,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思想内容方面的游戏性、趣味性等“落后因素”,《礼拜六》一直遭人非议,认为《礼拜六》所刊发的作品都是写谈情说爱、风花雪月的,是庸俗、低级的,甚至有论者指出:“《礼拜六》的编者周瘦鹃、王钝根等人用一些的语言、香艳的故事,去回答读者的来信。他们竟然会发明什么‘爱情日历’,去迎合读者的庸俗趣味。这实际上是在麻醉青年的进取精神,使他们消极颓废,脱离现实斗争。”②客观来说,《礼拜六》杂志为了吸引读者,在编发作品方面确有迎合读者庸俗趣味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礼拜六》以休闲、娱乐为宗旨,开中国都市文艺周刊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礼拜六》以降,从刊名、内容到版式模仿《礼拜六》的刊物比比皆是。除周瘦鹃自撰自编的《半月》外,还有闻野鹤、赵赤羽等在1921年主编的、由礼拜花小说周刊社每周日出版的《礼拜花》,胡寄尘、严独鹤等人编的《七襄》,包天笑在1922年3月至1923年1月主编的、由大东书局出版的《星期》,海上漱石生编辑的、由锦章图书局于1914年出版的《七天》,等等。至于借鉴模仿其办刊思路而创办的小说半月刊、月刊则更多,如《礼拜三》、《礼拜花》,等等,以致蔓延开来,成为一个文学流派――“礼拜六派”。茅盾就曾说过:“用他们那一派最老的刊物《礼拜六》来称呼他们,较为合适。”③周瘦鹃在《礼拜六话旧》中也说:“《礼拜六》两度在杂志中出现(《礼拜六》曾停刊近5年),两度引起上海小说杂志中兴的潮流,也不可不说是杂志界的先导者。”

客观来讲,在报刊如林、市场竞争激烈的出版界,每一种报刊都应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即在市场和读者中占有一席之地。报刊的直接消费者是读者,因此,所谓报刊角色的社会定位、市场定位,实质上最后都归结为受众定位,而受众定位,又与刊名的设计有着或隐或现、或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准确、恰当的刊名有助于揭示刊物的内容、体现刊物的特色,有助于迅速、有效地吸引读者。《礼拜六》的刊名就非常耐人寻味,可以说,它的风行与其刊名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礼拜六》的得名,编者周瘦鹃说:

《礼拜六》是周刊,由我和老友王钝根分任编辑,规定每周六出版;因为美国有一本周刊,叫做《礼拜六晚邮报》,还是创刊于富兰克林之手,历史最长、销量最广,是欧美读者最喜爱的读物。所以我们的周刊,也就定名为《礼拜六》。④

另一创办者王钝根在《礼拜六》的出版赘言中曾有过论述:

或问:“何以不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固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来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

周瘦鹃和王钝根对于“礼拜六”的解释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引用,并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创作宗旨最经典的阐发。其实,“礼拜六”这个名称凸显的就是这本杂志的传播特点,即定时在每周六出版,其构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杂志的名称来看,《礼拜六》是当时唯一一份以一个时间概念来命名的杂志。这一刊名,一语双关,既提示了周刊的出版周期,又隐含了期刊的休闲内容。《新潮》杂志主编罗家伦认为,周刊是文化发展时期传播知识、宣传主张的“利器”。因为日报出版的周期短、时间仓促,除了几条新闻外,其余的很难编辑完善,而且每天的新闻,又很难有连贯系统的报道。月刊的时间相隔又太久,容易使人等得不耐烦,而且对于一些大事的评判和记载,又显得过迟。只有周刊可以兼有以上两种出版物之长,避免了以上两种出版物之短,因此传播效果更好。清末民初的报刊大都是月刊、旬刊、日刊,《礼拜六》的这种周刊性质,为当时报刊所罕见。当然,这在今天大概算不上什么特点,但在当时算是一大创新。民初至“五四”前的主要小说期刊,以《中国期刊篇目汇录(第三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所列,共20种;月刊最多,有13种;季刊2种;日刊2种;旬刊1种,不定期1种,而周刊只有《礼拜六》一家。

其次,“礼拜六”这一刊名在着力宣扬一种周末休闲的生活方式,强调“礼拜六”的时间内涵,其策略是首先在读者中构筑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即以一周为周期的时间观念,平时工作,周末休闲,然后再强调周末读《礼拜六》是一种最佳的休闲方式。也就是说,在构筑一种新的生活时间观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这一时间观的日常秩序之中,使自己成为读者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这样的日常生活是适应上海这一新兴都市的生活节奏的,这样的生活节奏是外来的而不是传统的。虽然王钝根关于“礼拜六”的“赘言”曾被茅盾批评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⑤,但上文中所述几种周末休闲方式未尝不是当时都市市民周末生活的真实常态,对比可见,把阅读《礼拜六》作为当时周末的休闲方式是较为明智和合理的选择。

再次,“礼拜六”这一刊名贴近市民心态,充分显示了《礼拜六》编辑对读者心理需求的洞察。《礼拜六》的读者定位是上海这个大都市中收入稳定、文化程度较高、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多有闲暇的市民阶层。20世纪初,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现代都市,孕育出中国第一批新兴市民阶层,他们有自由的观念和独立的经济支撑,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是城市消费的主体。现代化与商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市民阶层在紧张、高速、拥挤的都市生活和工作之余,急切地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消费方式,如何消闲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指向。闲暇之余,追求放松解脱、移情宣泄的心理动机,成为市民文化的大致走向。《礼拜六》提倡休闲、娱乐、消遣的办刊理念,与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不谋而合;《礼拜六》编发的一大批标以“言情”、“写情”、“哀情”、“怨情”的小说如应运而生,适时地满足了上海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

刊名虽小,但与刊物的关系重大,作为“期刊眼睛”的刊名,是办期刊首先要确定的。它是符号,又超越一般的符号,它是编辑总体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突出编辑构思、体现办刊宗旨、形成刊物风格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更与读者定位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礼拜六》刊名的设计,既从读者的阅读时间切入,也从帮助读者设计安排休闲、娱乐的生活开始;既提示了出版周期,又暗含了杂志的休闲意味,这应该说是“礼拜六”这一刊名的独特之处。

注 释:

①④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转引自郑逸梅《关于〈礼拜六〉周刊》,《书报话旧》,上海: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163页。

②《“礼拜六派”批判》,转引自魏绍昌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64页。

③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载《新文学史料》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篇(4)

谭元春与锺惺七律创作技法的对比

论海子诗歌中的“土地”意象

刘纳学术思想及风格论略

西门豹首创漳水十二渠考辨

启功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致辞

启功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讲话稿

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和版本考述

史记对“赵氏孤儿”的选择与改写

《佛经故事》数据库:民俗学者的问题与方法

对“美学”与“艺术”若干问题的反思

论书籍刊刻序跋文的特点与价值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序跋研究综述

《逸周书》“原始格言”文体初探

香草美人——《离骚》比兴生成初探

论尼采思想的“美学转向”

简析殷璠诗论中“来”与“体”的关系

上海时期鲁迅形象的多维建构

“英模制度”的生成:历史塑造与文学书写

事境之活:诚斋体的另一种解读

1079年的诗歌与政治:苏轼乌台诗案新论

从《第七天》看余华小说叙事策略的转变

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文体研究史略

美国英文期刊《中国文学》目录汉译:1987～1993

明代词人马洪生活年代考

清代才女王贞仪《德风亭初集》三篇作品辨伪

尚书八诰中“我小邦”和“小邦周”诸语的考察

周作人研究的资料工作述评

争取自我的自由与尊重他人的自由——试与周作人对话

从《前茅》到《恢复》:“戎马”生涯“书生”气

殖民主义语境与“满映”中国电影人的历史审视

古代“文统”的“拟构”历程及其价值重估

“别立新宗”:王富仁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视野

梁启超对于康有为“大同之说”的选择与叙述

“画图”中的民初女子世界——以《游戏杂志》为例

有声之思——冯至《十四行集》诗思与声情互动关系探析

在大小传统之间——“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宏观背景出版视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多维思考

友情的转型及其意义——论唐宋之际赠答诗的变迁

从刘勰的通变观看宋词辨体论与破体论之得失

变通与执守——苏轼与朱熹哲学、史学思想差异探析

尼尔·波兹曼与互联网——对波兹曼电子文化批判的反思

从选诗学看王渔洋唐诗观:以《唐人万首绝句选》为例

新诗音韵的探测:20世纪上半叶诗歌朗诵的功能与意义

《檀香刑》的人物设置与“龙椅”“骨头”赏赐的艺术用意

逍遥、证道与家园——丁耀亢《化人游》中之“化”与“游”

都市空间与现代激进文学地理的建构——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

篇(5)

比如，在旅行途中

适合读小说，构筑一段段故事

把这些过往的人群

想象成一阵穿堂风

吹散日益枯萎的生活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通常需要诗集

一个人在酒店，适合用诗意

对抗黑夜中，属于孤寂的部分

那些忧伤的皮肤，会在一夜苏醒

会被诗句治愈，在阳光中

譬如朝露，和异乡的飞蛾一起

构筑起夏天最后的抒情

通常，这是在平淡如尘的生活中

发生的读书事件。如果小概率事件发生

比如车祸，比如航空气流

我不得不拿出圣经。不是像美国电影里

证人出庭时的例行公事。按在扉页上的时候

我按住的，是自己隐秘处

不可言说的不确定性

发霉的书

江南的梅雨时节，那些书上的霉斑

像一场盛大的仪式。其中那些艳丽的书本

和空气混合之后，暗红色在散发开来

像是一个番号，在书的队列里鹤立鸡群

这些颜色就是战争的血浆，常常让我感到悲戚

只有一本书是例外，因为最后的部分已经发霉

洛丽塔将会永远躲在花园里

在鳏夫的视线里，慢慢发育

最终长成一个健康的姑娘

生儿育女，也许以后还会快乐地

那些模糊掉的文字，让她永远

不必在十七岁的圣诞节难产而死

线装书

低矮的屋檐上，燕雀低飞

以不规则的弧线，飞出

他们自己的航线。也藉此

丈量我手中的线装书

它像一个审查者，盯着

这些破旧的文字，想咬碎纤维

作为建筑材料，在巢穴中再生

这书或许是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孤本

也可能在家中，一直以来只有这一本

每当我问起这些的时候

一向健谈的爷爷，会合上正在看的武侠小说

告诉你古龙如何描写一击致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挑选

最有政治隐喻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他或许是想让我变成最沉默的一位

只需要注视那些低飞的燕子

任他们产下幼仔，任他们飞往北国

我常常这样幻想：在不需要线装书的年代

他已经学会了将顺序打乱。有些历史

可以重新构架，有些字体可以重新编排

有些脊骨可以抽出来。鞭打出一些新的文字

篇(6)

作为当下国内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郭敬明自出道以来就伴随着无数争议。如今，迈入而立之年的他，又多了一个称号――新晋导演。2013年6月27日，由郭敬明执导、改编自其同名小说的电影《小时代》登陆各大院线，据悉，票房已经逼近3亿元。一边是打破各项纪录的数据，而另一边则是排山倒海的质疑，有影评人公开表示：《小时代》的炫富和堆砌达到一种病态的境界。

影片讲述从中学毕业到大学期间的一段时光。绛紫色的帷幕掀开，四个有着精致面庞的女孩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里开启了她们的故事。“灰姑娘”林萧、“女王”顾里、“女神”南湘和“奇葩”唐宛如，十足类型化的角色搭配。除了林萧（杨幂饰）因扑倒一杯咖啡而意外被聘用、顾里（郭采洁饰）和顾源（柯震东饰）的分手，可算作强度稍大的情节，其余就是四个女孩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闺蜜之间分享友谊的温暖、倾诉各自的爱情遭遇……她们的故事就像宇宙中的尘埃，真实存在，却难以轰轰烈烈。

若以常规电影标准来要求，《小时代》有太多的不尽如人意，故事散漫，杯水风波，一些段落冗长乏味，一些段落又嫌用力过猛。比如影片的情节是一场奔跑――当女孩们丢掉高跟鞋扛着纸箱从高速公路奔向时装秀场，画面和音乐大肆铺排，大有将她们所有的理想和未来押注于一场奔跑的架势。

【多维解读】

1.电影应该能开启民智

当年中国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在《影戏话》中曾经说：“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锁钥也。”然而在郭敬明的导演处女作《小时代》中，作品将炫富和堆砌达到一种病态的境界，这种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社会思潮显然是不可取的，这种对青少年的毒害无异于让他们去吸食“精神鸦片”。对于“三观”还未定型的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人生犹如快速成长的幼苗，不良思想的侵袭，会减慢这棵幼苗的成长进程，甚至让这棵幼苗夭折。

青春是美好的，但同时也是短暂的，抢占广大青少年思想阵地上的制高点成为了为政者不可忽视的重任。青年蓬勃健康成长，则会让我们伟大的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则会让我们的国家充满希望，才能看到我们民族光明的未来。因此，让广大青少年在思想和灵魂上受到启迪，养成不卑不亢的为人品质和乐于奉献的时代精神，就成为了新时期广大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不可推卸的重任。

2.远离政治文化商人

郭敬明代表着一种绝对世俗化的文化倾向，他远离政治与现实的议题，专注于自己的商业写作事业，现在又投身到电影创作。但不管他注意力怎么转移，他的核心架构一直没有变化――他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都在全力构筑一个由物质与情爱组成的虚像生活空间，精致、奢华、浪漫、感伤、柔美、魔幻。初执导筒，郭敬明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几个空间调度相对复杂的长镜头，都好像炫技一般提醒观众――我能行！但影片仍旧顽固地将其风格贯彻到底，那是郭敬明从小说开始便着力营造的一种空中楼阁般的气息：浮夸、奢靡，带有不真实的梦幻感。从演员的选择到场景的设定莫不如此。据说影片将上海顶级奢华的公寓、会所之类通通拍遍，但组合到一起后却有让人不知置身何处之感。郭敬明还以自己为样板或标杆，践行着他所理解的那种生活。他显露了对物质的裸的崇拜，从他的微博、文章、言语等，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奢侈品、豪宅，并且在多个场合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正名。这些举动其实都在进一步加剧社会公众对他的不满。

篇(7)

去买车的时候，4S店的销售小姐恨不得帮我做主，她说开红色车显得活泼，见我没什么反应又猛推荐绿色的，说这款草绿色不仅洋气而且娇艳。车这种东西都分了性别，我偏不，我偏要搞得自己像个花木兰，开了个又肥又蠢的灰色家伙回去。

男人认为女人抽烟一定是一件居心不良的事，对于开车的女人，开红车绿车黄车的女人，男人也肯定会认为，来路不明芳心寂寞。对男人来说，开车的女人只有两种，第一，有男人但面目模糊。第二，男人买来送给她的。这两者都说明，这个女人跟男人之间是有某种不够单纯不够善良的关系。男人喜欢这样认为，他们喜欢在一些事情上搞圈地运动，房子，车子，烟酒茶，足球都是他们的，如果其间夹杂了某个桃红柳绿的身影，他们就会变得愤怒或者神经起来，他们就要用历史上最愚蠢的“宝贝”二字来标榜自己的权威性。

宝贝这两个字是所有记性差、名堂多的男人的绝技，除去初恋的“王”可以连名带姓存活在记忆里，打第二个女人开始，后面的都叫宝贝，叫“宝贝”不仅显得贴心甜腻并且柔情，而且永远不会出错。宝贝们除了应该在具体的男人身边，还应该出现在某些抽象性感的场合，并且用集体的方式出现，才有意思，才够劲儿。

车展，没有美女模特是办不下去的，美女们还要穿得尽量的少。去看完深圳第五届的车展，甜腻死人。再好的车，劳斯莱斯边上没有美人也是冷冷清清，另一个展位，一个小破M6趴了两个清凉车模就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上百个亢奋的雄性动物用手机、DV、数码相机疯狂拍照。可怜那两个貌似大方的MM，被闪光灯闪得几乎失明，天知道她们心里是否已经开始盘算着要跟主办方要求提高待遇了。

比这还恐怖的是世界杯，这场男人的游戏因为有越来越多足球宝贝的身影变得面目可憎起来。CCTV5本来是一个多么严肃的频道啊，连女主持都难得一见，当然许多年前的宁幸阿姨和沈冰姐姐曾展露芳容，但是很快，到处都是西装领带帮派了，今年唯一的重大改革是，CCTV5整了几个足球宝贝，往台上一站，脸上涂抹着别人的国旗，裤子短得看不见。

网络上媒体里铺天盖地的宝贝秀就更多了，好像随便逮着一个什么牵强的理由就能折腾出一场声势浩大的宝贝秀。老三样是，港姐亚姐环球姐，新三样是超女猛女刚烈女，电视做了杂志不能落后，杂志评了报纸不甘寂寞。你叫了黑白棕三色美女就敢做环球小姐，我就去刚果拉几个厚嘴唇妹妹号称世界级别；你点子多借了几件奇怪的衣服就说是青年模特大赛，我路子野，炒了一锅小龙虾，就是龙虾节宝贝秀。如此这般林林总总，也不能总是责怪选美活动太多，男人们就好这口。

搁十几年前，男人称呼女人是小心的神圣的三个字“女同志”；再过了些年，胆子大时髦些的喊“HI，小姐”；再后来鸳鸯蝴蝶派的说：妹妹，飞沙走石派的说：小妞。最后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男人对女人的称呼终于变成暧昧温吞伪善神经的两个字：宝贝。带着一点挤眉，带着一点弄眼。很显然，宝贝被符号化了，说起宝贝你总是能联想到大腿，大波妹，和大群美女扎堆。只要能在视觉上尽量地冲击，服装上尽量地辣妹，谁管你什么星座，什么口音，什么专业，什么背景。脸蛋是天，三围是地，内容是空气，涩女郎里是四个个性分明的女孩，最后能让男人惦记的就只有万人迷了。你打算原谅那些用肾上腺思考的男人们吗？当然可以，除非他们以后再也不叫我们宝贝。我有个把很好的男闺密，给女友或者老婆电话的时候从来没有好口气，大多是一个字：喂。每当有神秘电话的时候才会鬼鬼祟祟地窝在角落里，要死不死地哼哼：宝贝，是你啊。女同志们，现在你们知道被称呼为宝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了吧？这表示，第一，他想泡你，第二，他泡你的途径不够光明。

不是你不够美貌，而是他们仅仅看见了美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关掉电视，打开书本，如果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他还是能无比迷恋，那么让宝贝这个没脑子的词靠边吧。

现在开始，拒绝做宝贝，那些攀比美貌的事情，我没有时间；

现在开始，拒绝做宝贝，如果你觉得我真的很不错，请叫我天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