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这里背靠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脉，面临着广阔的华北平原，山前一条小河潺潺流过，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人。在这里，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北京猿人”、“新洞人”、“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等不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存，这些人类遗存跨越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涵盖了人类演化史中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集地质变迁、生物演变、人类进化三位一体的珍贵遗存，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是闻名中外的史前人类遗存宝库。

周口店镇的龙骨山和太平山等处，从1929年发现震惊世界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后，经几次发掘先后出土了距今50万年至1万年前的古人类的遗骨、遗物、遗迹和古动物化石，其中包括近200件人类骨骼（代表40个男女幼个体）、上万件石器、数层灰烬和200种动物化石。遗址有龙骨山50万年前的“北京人”、10-20万年前的“新洞人”、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点共计27个，总面积约4km?。这是迄今世界同时代遗址中出土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也是世界人类祖先头盖骨化石发现地。在科学研究、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88年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团在考察报告中称其“具有世界意义”，表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它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如今，猿人洞、山顶洞、田园洞等古人类生活过的洞穴仍保存完好。科学家们发掘出的各类化石展出在猿人展览馆中。探访周口店，看到这些古人类生活留下的痕迹，就能帮助我们勾勒出人类祖先的生存场景。

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于2011年7月开工，历经三年多的建设，已于2014年5月18日对外开放。新馆建筑面积8093平方米，限高9米，是老馆的8倍。建筑层次分为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上面积4813平方米，地下面积3280 平方米。新馆创意源于“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劳动工具――石器。建筑线条简约、粗砺、刚毅，多折面的面与面之间形成锋利的石器“刃口”结构。建筑由南向北逐渐降低，与周边山脉天际线及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新馆是集科学研究、藏品保护、科普教育、文化交流、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收藏、保护和研究周口店遗址历年来考古发掘实物，宣传、弘扬中国古人类悠久历史的遗址博物馆。新馆采取基本陈列、临时陈列和遗址展示相结合的展陈体系，使用“实物展陈与互动体验相结合、文物展示与场景再现相结合、传统展陈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表现手段，从“发现、研究、保护”三个层面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展示。新馆设有序厅、临时展厅、4个常规展厅和4D影院，涵盖了基本陈列、临时展览、互动展项、模拟场景、纪念品销售、公共服务等内容。

篇(2)

关键词：福建三明市、漳州市；重点文物保护；万寿岩遗址；漳浦文庙大成殿；漳州林氏宗祠；考察报告

中图分类号：G26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001—03

福建省三明市与漳州市境内各包含有前六批由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公布日期依次是：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简称“国保”单位6处和14处（见[1]，[2]），漳州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见[3]222页）。笔者一行3人，老中青结合，于2012年11月6日至12日对其中的5处和11处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就这次考察所见到的现状，着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4处“国保”单位作如下报告。

一、 三明市的万寿岩遗址（5批）得到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万寿岩遗址位于三明市岩前镇岩前村前村西北的那座石炭岩孤峰。1999年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不知道那里的文物会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学年代上的一段空白。由于石灰石是炼钢需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辅料，好多年前三明钢铁厂就已购买这座孤峰，作为生产石灰石的基地，成年累月的挖掘，山已掏空过半。1999年，有人发现其中混杂着一些似乎像化石之类的物品，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经逐级上报和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初步判断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址。当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贾兰坡院士等专家学者对万寿岩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华东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原来福建省只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比这要晚十多万年，贾院士还亲笔题词：“这个遗址很重要，必须保护”。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同志，于2000年1月1日对省文化厅关于万寿岩遗址的保护建议，果断地作出批示，批文中的第一点是：“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现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爆破，保证配合省文化厅做好洞穴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2001年万寿岩遗址成为第5批“国保”。在国家、省、市三级政府部门调拨资金，大力支持下，使得该遗址得到了整体保护，并且建成设施完善，馆藏丰富的“万寿岩遗址博物馆”。

经三明学院友人朱同志与遗址博物馆的事先沟通，博物馆吴馆长亲切接待了来自远方近八旬的同宗长者，热情介绍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砍砸器与刮削器等石制品及巨貘与中国犀等动物化石，他还亲自引领我们前往参观通常并不开放的万寿岩遗址的主要洞穴船帆洞，在该洞内有距今约两万年的人工石铺地面，露出来的面积约120平方米，属国内首次发现，世界罕见，大开眼界！各级政府和领导如此重视万寿岩遗址的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二、三明市的博物馆迁出正顺庙（6批），令人鼓舞

正顺庙地处沙溪河畔西岸，三明市列东大桥北侧的鲤园中，坐北朝南，始建于700多年前的南宋绍定6年，即公元1233年，是为祭祀谢佑将军而建。元明期间屡次重建，清代以来也几经修葺，它是三明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主殿7米开间，宽约21米，进深约25米。1984年三明市设正顺庙文物保管所，负责保护管理，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4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国保”。长期以来，正顺庙作为三明市博物馆供市民参观游览，当我们在博物馆开放时间到达时，大门紧闭，询问门卫，方知博物馆正在搬迁中，现在不开放了，等以后搬到新馆才能开放。又经三明学院小朱入内，向博物馆某负责人说明来意，该负责人当即表示欢迎，并招呼旁边一位工作人员去打开庙门，请我们进去察看，此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主殿已空无一物。该工作人员则称：“博物馆展品已全部迁出，庙宇原貌将逐步恢复”。

三明市文化部门采取“庙”、“馆”分离的措施无疑是对重点文物单位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保护。国内不少地方，常将古庙宇、古民居作为博物馆或展览馆，实现对它的管理与保护。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或暂时的方式，但古庙宇与古民居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古庙宇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与博物馆或展览馆有本质差异。因之，三明市将博物馆迁出正顺庙的举措十分正确，大有助于实现文化上的和谐，令人鼓舞！

三明市前六批“国保”除顺昌“宝山寺大殿”（6批），此行还去过的其余3处：“泰守尚书第建筑群”（3批），“建宁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旧址” （6批）和永安“安贞堡”（5批）都保护得很好，足见三明市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漳浦文庙大成殿（6批）现状令人担忧

漳浦文庙大成殿位于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文庙内，文庙建于明洪武2年（1369年）。现仅存大成殿，建筑面积约460平方米（见[2]382页）。从网上得知，该文庙在绥安镇的后沟巷。

我们沿后沟巷往返数次，并未发现任何疑似文庙的房屋，迟疑间，一路过老妇称：“汝身后，即孔庙也”。细察刻，见身后侧旁有一对紧闭红门，门内似隐约可见古建筑之屋顶，却无足够的门缝可窥及之，敲门又无人回应。这时看到门右侧前方有一间尚未完工的小平房，很可能与院子相通，它有一扇朝向院外的窗户还没有玻璃，只有一根稍粗的横杆将窗户分成上下两部分，杆离下面窗杠约半米，探头往里看，仍瞧不见院内。遂决定从窗户下半部分钻人一探究竟，自然年青者先行，中老年者再鱼贯而入，果不其然，室内有门通向院中，大成殿尚在，还算完整，与[2] 382页的照片相比无明显变化，殿内是什么都没有了，殿外只有漳浦县人民政府1979年8月12日立的漳浦县文物保护单位“漳浦文庙”的石碑。离开时，一位女子突然来为我们开启那紧闭的红门，看来还是有人为“国保”看堆的。

漳浦文庙大成殿是2006年批准为“国保”的，6、7年又过去了，现状依然如此，甚至连一块漳州“市保”的碑都不曾立过，这怎么能不令人担忧呢？

四、漳州林氏宗祠位于漳州市芗城区振成巷

漳州林氏宗祠系漳州县林姓氏宗族合建的大宗祠，亦是接待本宗赴考来往生员之所，因供奉林氏始祖比干，又称比干庙。始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明代建筑，清末曾有修葺。原建长为三进院，规模宏大，现仅存二进院的四方殿（大殿）和东侧的回廊（见[2] 381页），据其他记载可知，前仍高挂多块明清状地、探花（如林士章等）的牌匾。林士章系明嘉靖探花，任南京礼部尚书，万历33年赐三间五楼十二柱式石牌坊一座，石牌匾两面分别刻楷体字“尚书”与“探花”，矗立在宗祠附近。解放前宗祠还曾作为华南小学。

尽管漳州市地图没有标出振成巷，询问一番就找到了，而林氏宗祠则无人知晓。环绕振成巷两侧小巷及与之平行的洋老巷一周，也未见任何与宗祠有关的标志物，只见一座挂有巨锁的顶天铁木栅栏门洞之二层楼房。从栅栏缝隙可看到其内杂乱的院落和移动破旧的古建筑。虽无法攀越，也拍不到建筑物的全貌，但仍可拍到有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6月10日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林氏宗祠的石碑的清晰照片。此时隔壁一间小店的女店主好奇地出来看着我们这一行人，她说：“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所在，主人是谁，似乎有人在养狗。”昔日曾经辉煌过的林氏宗祠竟沦落到这般田地，实在令人忧虑！

然而，漳州市对“国保”并非不重视，其前六批“国保”，除平和“南胜窑址”（6批），华安“南山宫”（6批）和南靖“德远堂”（6批）外，所去过的另外9处：“东山关帝庙”（4批），“漳州石碑坊”（4批），漳州“江东桥”（5批），漳浦“赵家堡—华安堡”（5批），“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福建土楼”（5批），龙海“林氏义庄”（6批），龙海“天一总局归址”（6批）与漳州“中国工农东路军领导机关旧址”（6批）都保护得不错。存在某些问题，特别是“林氏宗祠”，应该只是个案，它可能具有诸如“产权”之类的复杂背景。相信依靠国家文物保护法等予以因应，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妥善处理和解决的。

根据实地考察，可以判定“林氏宗祠”有关介绍那一段中所提到万历赐给林士章的石碑坊恰好就是位于芗域区香港路双门顶的“国保”；漳州石碑坊（4批）包括的两座石碑坊中主要的一座与另一座之相距28.5米，则是14年后万历赐予另一位官员——石碑坊与其临近修文西路2号的“国保”；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共设一个文物管理所并与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均在文庙内且大门朝向马路，十分醒目。这里也可看到由芗域区人民政府和漳州市旅游局监制的“唐宋古城历史街区”的中英文介绍，内容中只指出街区内有“国保”2处（明代石碑坊两座，漳州文庙）。因此，一旦2006年新增的“国保”临时宗祠得以整修开放，必将更加凸显这个历史街区以及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原貌与风采，其社会效益及对旅游业的推动不言自明。

[参考文献]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辑委员会 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至第五批）第Ⅰ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篇(3)

关键词：校本课程；体验式；活动周

课程改革的大潮中，不断涌现出新颖的体系架构和灵活的课程实施形式。我们学校经过调研，决定在“齐鲁文化课程”上另辟蹊径。既然突出地方文化，为什么不可以走出书本，走进富有文化气息的山水名胜呢？古人尚且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何不也让学生去亲近故乡的山水田园、名胜古迹、文化场馆，去身临其境地感受、体验呢？据调查，学生甚至家长，对家乡的政治经济了解不全，对于历史文化更是一知半解，只有不到50%的家长到过全市所辖的五区三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做出了走出校园，走遍淄博的社会实践课程的设想，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

根据课程方案的设置要求，校本课程一般都是每周安排一节课，一学年为36～40课时，我们创造性地打破了这一限制，集中一周时间参与课程实践活动，既保证了课程课时总量，同时又能极好地协调各种教育教学资源，保证课程效果。这种集中的活动，便于组织，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家长也因为学生能四处走走看看，增长见识而十分满意。在确定了以“走遍淄博，探寻齐鲁文化”为内容，以“实践活动周”为形式的活动模式之后，我们着手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初步感知阶段

我们以班级为单位，提前一周布置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作为实践活动的开端，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对家乡各区县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内容进行收集整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民间采风、倾听家长或村居长者的讲述等形式，以小组为单位，对各自收集的资料进行整合，制作成诸如粘贴报、报告集等文字书面材料，更鼓励制作成PPT等形式进行直观地展示。与此同时，任课教师也要进行积极准备，每人详细地梳理一个区县的资料，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T课件。周一的课程表按照区县名称命名，分别安排张店区、临淄区、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沂源县和高青县、文昌湖度假区和高新区等七个板块，教师这时俨然成为各区县的“代言人”。课堂分三步完成，首先集中学习学校整理印发的材料；其次是由教师集中展示自己负责的某一区县的相关资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学生展示自己搜集并制作的相关素材，并进行开放式的交流。在我们的实践中，教师都对学生收集的相关资料感到吃惊，因为很多甚至连教师也未曾听说，同时也为学生那种探究的热情、资料整理的细致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实践体察阶段

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是学生真正的体验活动时间。根据周边区县的地理方位分布，我们设计了三条不同的路线：A线向南以淄川、博山、沂源为一线，分别选定蒲松龄纪念馆、淄川博物馆，博山的赵执信纪念馆、文姜祠广场、沂源博物馆、江北第一溶洞、齐长城遗址等景点，并在沂源县进行采摘活动；B线向东北历经临淄的中国足球博物馆、齐国历史博物馆、齐都古国遗址、桓台的王渔洋纪念馆、高青的引黄工程、黄河浮桥等景点；C线向西经过文昌湖度假区，到周村的古商城大街、淄博体育中心、高新区、山东理工大学、中国陶瓷馆、淄博博物馆等主要站点。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沿途经过的大型企业、重点国道省道、重要的地理地标性建筑、以及相关的地理历史背景等都由随车教师及时讲解。周五上午集中安排学生参观代表了齐鲁文化精髓的山东省博物馆。

整个活动过程，从中国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到淄博现代的繁荣发展，从悠久的陶瓷文化到享誉世界的足球文化，从王渔洋到蒲松龄，从黄河岸边到齐鲁国界，走遍淄博，历经古今。这样的活动，对学生是全新的课程，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感受了家乡的秀美，领略了地域文化的魅力，那种以故乡为荣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三、总结提升评价阶段

外出探究活动于周五上午结束，周五下午返校后，学生进行总结交流，填写实践活动记录表。利用周末把活动中的感悟整理成考察报告的形式，在自己的空间、博客上。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学生在网络上交流心得，把自己拍摄的照片起上一个靓丽的标题，在班级宣传栏办起了小小的摄影展。总结中，学生有太多的感慨：终于见到“母亲河”了；我们家乡原来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原来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家长这样说：我们四十多岁了，都没有机会走遍淄博各地，感谢学校和老师们给了孩子这次机会，孩子们归来的讲述让我们都知道了很多，学会了很多……在学校层面，组织了“探寻齐鲁文化”的图片展，优秀实践活动报告展等活动。同时，我们对每个学生在活动过程的表现进行评价，对表现出色的学生进行表彰。有效的评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成就感，让他们认识到这项活动作为“课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高了课程实施的力度和效度，落实了课程的育人效果。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样的实践类课程是课程体系建设中的有益探索，丰富了课程内涵、创新了课程实施模式。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善于创新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这种“另类”校本课程，是符合教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的，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上做出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魏书生，陶继新.种好心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4.

篇(4)

古城的迷人魅力

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令全世界瞩目的。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历史名城的罗马、雅典、马德里，还是风景迷人的西西里岛、爱琴海诸岛，甚至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米兰，都堪称建筑的博物馆、艺术的宫殿，似乎每一座城市、每一幢建筑都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历史。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等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同众多著名的广场和历史街区交相辉映，构成了欧洲独特的城市风貌。高品味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欧洲许多古城至今仍保持着迷人的魅力。

同时我们注意到，尽管欧洲的城市风格各异，特色鲜明，但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尽可能地将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风貌完整地保存和展现出来，城市也因此而更显神韵。例如罗马是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城，存留着大量的代表性宏伟建筑，因此城市体现出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神韵，使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耐人寻味；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雅典，城市风貌体现出现代气息和历史文化内涵交融的特点；具有鲜明民族文化传统的西班牙古城马德里，处处可以感受到现代科技、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三者合一的独特气质，科学合理的绿化、交通系统，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在历史名城建设中得到合理诠释；位于欧陆最西边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展现的是另一番海滨城市风情，虽然经过18世纪大地震后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不算多，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配上保存完好的文化古迹的点缀，足以使里斯本称得上是风光迷人又不失典雅文化品味的魅力城市。欧洲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惜和保护意识，实在令人佩服和惊叹。

完善的保护体系

这个体系令几乎所有人都有了一种保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扩展的，体系的关键就是立法。在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几乎每确定一个保护概念，随之便会有一系列相应的法规、条例、政令等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层面做出相应的规定。欧洲历史文化保护的立法思路非常明确，它强调保护工作不是独立进行而是多元的，将保护与资金、住宅建设、税收、政府职能、公众参与等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整个体系使得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保护体系涉及到的制度、环节，如保护内容的形成及确立、保护机构的职能、保护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体系等，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从而为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历史保护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法律均规定，文化遗产部门管理遗产，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其工作：城市规划部门主管古城保护及城市景观保全等内容；旅游部门只负责历史文化遗产的促销，不参与遗产的

直接管理。在资金保障体系方面，资金补助的规定是保护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立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对象的资金补助额度和数量，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通常是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款项数额巨大；同时以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投资的方式也存在；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定也为文化保护提供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等，使资金得到有效保障。据统计，近年意大利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平均每年在50亿欧元以上。可以说，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同其连贯严格的法律、健全的保护机制、高效的管理机构、充足的资金保障所分不开的。

严肃的保护手段

为了一座文化古迹，不惜付出大代价。

与完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相对应的是严格的法律措施和保护手段。意大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名城相当多。古城建设，政府不以破坏历史文物为代价，而是要完整地保留了文物的遗迹原状。对城内遗迹的保护，修旧如旧，即使有翻新，也要求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让人能够分辨。意大利政府将48％的国土规划为景观保护区，只有经过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认可，保护区内才能开发建设新项目。50年以上的建筑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其建筑物外部结构属于政府，任何房屋开发商和商店经营者、居民，所购买的只是房子内部的使用权，但不拥有对建筑物整体改造的权力。房子的维修按国家制订的法律进行，不能自作主张，任何未经同意而进行对登录建筑的特殊建筑艺术或历史特征的拆毁、改建或扩建均属刑事犯罪，任何未经同意的行动都将受到处罚。

希腊的雅典虽然没有能够像罗马一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希腊政府为了保护雅典卫城的环境风貌，拆除了卫城周围的所有现代建筑，雅典的重要历史地区，任何建筑活动必须事先报文化部批准。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雅典1991年建立了先进的城市地铁交通系统，并且限制汽车进入卫城。此外，据说在希腊萨洛尼卡市有一座长1000多米的陆地旱桥，建桥的原因只是因为桥下有一大片古罗马征服时代的遗迹。为了保护古代遗址的原貌，又不破坏城市规划，希腊建筑师在这里建起一座奇怪的旱地大桥，让大道从古迹上方凌空而过。大桥的造价虽然大大超过公路的造价，但是它保护下来的却是无价的历史古迹。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样有着严格的保护手段，体现出政府和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马德里市中心区划定了5个历史街区，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市中心的古建筑进行任何改动，并且每隔20年必须按照原来模样重新进行维修和粉刷，否则将课以重罚。马德里对历史街区的维修改善制定了长期的实施计划，不急于求成，仅第一期（34．5公顷，756幢楼，11878户居民）计划的时间就长达4年。

得到的启示

欧洲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几种趋势：

1.保护内容：从对历史建筑保护到历史环境保护；

2、保护体系：从以立法为核心到公众参与；

3、保护方法：从单一保护到整体保护；

4、保护目标：从历史留存到价值重现。

广东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个以及2个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一些古城的历史格局和风貌被破坏；较多历史保护区被挤占；一些历史街区内的人口密度过大，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普遍缺乏对文物古迹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大拆大建，毁坏了大量尚未列入保护等级的遗迹和一般性历史建筑群；“旅游开发性破坏”和“建设性破坏”较严重，人为随意改变历史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其逐渐丧失历史原真性；管理机制不健全，政出多门，部门协同配合不够；公众历史保护意识淡薄，历史文化保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通过考察，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和宣传以及对有关人员的培训。通过宣传和培训，提高有关领导及专业人员对名城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保护意识，掌握历史文化保护的正确方法，树立整体保护的观念。同时，还要合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正确的价值观，使民间自发的保护意愿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行动。特别是那些反映传统风貌，体现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建筑群，以及有纪念价值的遗址等，已经构成了当地群众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涉及到当地民众的民情、民风和历史文脉，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保护。

二、以立法为核心，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完善历史保护的法制体制工作，做到有法、有政策可依。欧洲大多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的方式，使完善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相比之下，我国的保护体系显得单薄的多。在广东，更是缺乏较系统的地方管理体系，因此保护起来显得较生硬和空泛。建设部已于去年2月颁布实施了《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并且正在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草案）。根据这一形势，广东积极酝酿出台有关条例、配套政策和有关指导性文件也势在必行。通过制订政策法规，尽快填补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体系中缺少的环节，真正建构起一个健全的保护体系。

要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和岭南历史文化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保护的基本原则，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名镇（村）保护的主要内容，完善保护规划和建设的管理规定，积极建立专项资金保障机制和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机制，强化管理机构职能，规范政府行为，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市、县在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法规的前提下，也应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制订相关规定和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改善、资金筹措等相关政策的研究，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政策。

三、以整体保护理念指导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和实践

广东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侨乡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城镇风貌、历史文物古迹、民居建筑、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等资源，都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进行有效的保护。但是，目前在我们的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实际工作中，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部门没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整体保护理念，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建设的关系。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离开对其保护进行城乡规划和大规模开发建设，最终必将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只有充分考虑到影响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因素，并合理地对历史文化遗产再利用，赋予新的内涵，才能使历史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认为，在整体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应该特别注意把握好以下“四性”原则：一是原真性。在进行文物建筑保护时，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真实保护所遗存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和全部历史信息；在保护历史文化地区和名城（镇、村）时，不得破坏历史文脉和肌理的连续性和逻辑性；二是可读性。在整治和改造时要在历史遗存上真实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加建和改建部分要与原貌有所区分，要做到“可识别”；三是整体性。不仅保护遗存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环境，特别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的环境，珍惜不可再生的历史风貌；四是可持续性。要通过历史保护激活历史环境价值，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力再生，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利用中保护，将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

四、引入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理念，广泛拓展保护的筹资渠道

篇(5)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组织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抢救中国古建筑的普查工作。曾对正定县城的古建筑进行多次探访和考察。他对正定的许多古建筑做了很高又十分科学的评价，确定了一些建筑的建造年代和历史价值，为后来大批文物的『修旧如旧提供了详实资料和科学依据。

二一二年初，在梁思成考察时所居住的隆兴寺方丈院内，河北省文物局正在打造一个关于他的纪念场馆，如何更好地铭记、追思、传承、弘扬？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说，希望能集思广益，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场馆的策划中

1933年的四月，本是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时节，但因为日本发动大规模，此起彼伏的枪炮硝烟掩抑了春日明媚。

这个四月，32岁的梁思成带着绘图生莫宗江，第一次从北京出发，坐着满载“武装同志”的火车前往正定，如今只有二三个小时车程的路，他们用了近一天。

这个四月，对于正定来说，注定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梁思成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调查和记录了正定古城的文物，确定了其非凡的价值，并为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一路追寻、一路传承，梁思成在全国考察古建筑的足迹就是一条建筑文脉，而正定城，以其时间跨度大、种类繁多的古建曾经令他先后三次驻足、细细调研。

近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徜徉在正定，目光投向那些古老的遗存，仿佛看到梁思成一次次凝神注视它们的眼神。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一次次凝视，这些珍贵的遗存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一个学者的风骨

上世纪30年代，三十几岁的梁思成雄心勃勃，要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建立中国建筑的学术体系。

肩负寻找历史的重任，为攀登中国建筑史的学术高峰，这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行走在中国大地，遍地荆棘，却坚持向前。

中国古代建筑过去处于混沌状态，经过梁思成等这一代学者的科学整理，终于拂去身上的尘埃，重现光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192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去的一本书――《营造法式》重印本。此书为公元1100年宋徽宗时期将作官李诫所著，是北宋官式建筑的营造手册。梁启超在寄给儿子前，曾仔细阅读过此书，他在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就是这本书，日后伴随了梁思成一生，为他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门。

1928年，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各地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国内学者却无力从事研究。

“我们自己的文化，有可能被别人拿走。”梁思成认识到研究本国历史文化的迫切。回国后的他，在命运抉择的时刻，把学术研究转到几乎空白的中国建筑史。

想要梳理出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脉络，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摸清“家底儿”，弄清楚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古代建筑遗存，以及它们都是什么朝代的什么建筑。只有在调查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通过实例分析不同时代建筑的特征，从而建立起中国建筑史的完整序列。

1930年，在北平东城区朱启钤家的四合院里，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了，旨在系统整理中国建筑史资料，追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沿革。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梁思成的加入为中国营造学社新增了一位真正意义的建筑学家，带来了现代建筑研究的理念与科学方法。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侵略的魔爪，开始伸向华北。营造社骨干成员梁思成意识到，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华北的古建筑全部调查完。否则来不及了！

1932年起，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荒郊野外、密林深处，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一座又一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测量、拍照、绘图，年轻的身影在这些古老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活力十足。

天津蓟县、河北正定、山西大同……兵来匪往的荒野中，非常不和谐地行走着这些背着测量仪器考察古建筑的学者。半数时间，他们穿行在中国大地；半数时间，在流亡中将学术成果涓滴汇集。

一次又一次的意外、惊喜、骄傲，散落在中国各地的古建筑，被梁思成这位执着的学者一一发现、拍摄、测量，并记录在他的考察报告中。他以精辟的论述唤醒了国人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否则有可能中国近二十处最早的建筑物，都将遭到损坏，不复存在。

在正定，追寻梁思成的目光

历史上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的正定，自晋代至清末，一直是郡、州、府、县治所。悠久的历史为古城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而第一个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发现这些遗产宝贵价值的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在正定考察的过程其实是对正定古建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过程，在梁思成考察后，正定古建的价值才真正得到确认和重视。

正定能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处文物成为国保单位，梁思成功不可没。

1933年4月16日，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正定，原定两周时间，由于战乱，缩短为7天。对于这次考察，梁思成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写道：“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

1933年11月，梁思成偕夫人林徽因再次来到正定，“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这次考察“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1963年，梁思成已是世界顶级建筑学家，他不顾年事已高，又一次兴致勃勃地考察了正定的古建筑。此次考察，他提出很多权威性的宝贵意见，为正定的文物保护指明了方向。

“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

三月初，空气中已经有了些许早春味道，这使得隆兴寺在庄严、静穆之余，多了几分生机和灵动。

穿过天王殿、大觉六师殿遗址，就是当年梁思成寄予高度评价的摩尼殿了。同行的正定县文保所的程亚玲介绍，摩尼殿布局奇特，立体结构重叠雄伟，富于变化，在我国现存古代早期建筑中实属罕见。

当年，梁思成被这座古朴、精致的建筑所深深吸引，在这里绘图几大本。

梁思成对摩尼殿评价甚高：“寺中现存古构中，以摩尼殿为最大、最完整、最重要，它在寺中所占的位置极为重要。”

他如此描绘摩尼殿的结构：“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楼，这式样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见，而在遗建中尚未曾得到者。”

他也谈到对这种结构布局的感受：“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手捧《正定调查纪略》的复印本，看着梁思成当时拍的一幅幅图片，根据那些描述，一一望向摩尼殿的抱厦、檐柱、斗拱、塑像、壁画，粗犷的梁头、硕大的斗拱、平稳地前伸的屋檐，连我这个外行人，也能感受到这座古建筑的不同凡响。

想象着79年前，梁思成边凝视这些珍贵文物，边对照和揣摩那个曾经被他称作“天书”的宋代《营造法式》，在那一个个碰撞的瞬间，应该是有着比我多得多的惊喜。

关于摩尼殿的建筑年代，1933年梁思成考察时，县志中竟无只字提到，但他根据摩尼殿的建筑形制判断:“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1978年摩尼殿大修时，于内槽阑额及斗拱构件上，多处发现墨书题记，记载摩尼殿建于北宋皇 四年（公元1052年），梁思成的判断与此正相吻合。

在隆兴寺内的西侧，有一座单檐歇山顶的楼阁，那就是转轮藏阁。阁楼内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可以转动的藏经书架，为北宋遗物。当梁思成第一次登上转轮藏阁二层时，便“发现藏殿上部的结构，有精巧的构架。”他称赞“转轮藏殿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转轮藏殿梁架的结构，可以说是建筑中罕有的珍品”。

开元寺钟楼：“金元以前钟楼的独一遗例。”

走进开元寺，一眼望见的便是寺院西北侧高高的须弥塔。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密檐式方塔，形式古朴，稳重端庄。

须弥塔的东侧是一座两层的单檐歇山式楼阁，这就是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钟楼。进得钟楼，沿着陡峭的楼梯上到二楼，即可看到一口悬挂的巨大铜钟。这口铜钟高2.9米，口径1.56米，造型古朴，是唐代遗物。

忍不住用手拍打铜钟，铜钟发出雄浑、悦耳的声音。仔细观察，铜钟面朝游人的一侧光滑明亮，估计有不少游人同我一样 ，一边想象着唐代工匠铸钟、悬钟时的高超技艺，一边小心地去抚摸这个历史的珍贵遗物。

这座钟楼是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时一个“意外的收获”。他称赞钟楼结构“其风格与我已见到诸建筑迥然不同，古简粗壮无过于是。”因此断定“这个建筑物乃是金元以前钟楼的独一遗例。”“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正定城内有四座塔，都始建于唐代。梁思成从“形制”上分析，对这四座塔都有评价。称开元寺须弥塔是“正定的塔中之最古者”；称临济寺澄灵塔“清晰秀丽，可算塔中上品”；称广惠寺多宝塔“也许是海内孤例”；对天宁寺凌霄塔则分析了砖木混构，下疏上密的特点。

阳和楼：“全部的结构就像一座缩小的天安门”

正定古建筑素有“九楼四塔寺”之说。这九楼中第一便是阳和楼。

我们站在正定历史文化一条街上，在程亚玲的指认下，试图找到被梁思成盛赞“全部的结构就像一座缩小的天安门”的阳和楼当年的位置，想象它曾经的威仪。

笔直宽敞的历史文化一条街两侧一律是青砖灰瓦的仿传统建筑。路西侧有一个敞开式的建筑――阳和楼戏台，当年就是在这个位置，阳和楼跨街而立。如今除了“阳和楼”这一称呼外，已丝毫看不出当年的影子。

阳和楼是正定城池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正定全城的一处标志性建筑物。梁思成描述阳和楼“其布局略似北平的天安门端门”，待梁思成详细观察了殿身的梁枋和斗拱后，“我们心花怒放，知道这木构是宋式与明清式间紧要的过渡作品”。于是他推断，无明确记载始建年代的阳和楼虽多次重修，但其当“是金元间的作品，殆无可疑。”

令人十分痛惜的是，阳和楼拆毁于“”时期，和其相连的关帝庙和楼址砖台也在“”时期被拆毁。据说，梁思成惊闻此事后痛心地说：“如果有机会，别忘了重新修复。”

如今，正定已经有了修复阳和楼的规划，不远的将来，这一历史名楼将重现于正定古城的历史中轴线上。而让它能够重现的科学依据，主要来自梁思成考察时所拍的照片和精心绘制的图纸。

文庙大成殿：“不要擅改，以存原形”

正定县文庙坐落在一条小小的街巷，门口悬挂着“正定县中小学德育基地”的牌子。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建筑，建于五代时期，结构简洁疏朗，用材奇大，为我国现存文庙大成殿中时代最早的一座。自1996年正定县文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这里即进行了抢险加固和保养修复，1998年6月1日，这座儒学建筑正式向游人开放。

大成殿是梁思成第一次来正定最后一天下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现的。当他进入文庙后，“好一座大成殿，雄壮古劲的五间，赫然在眼前。”“从外表看来，一望即令人惊喜。五间大殿都那样翼翼的出檐，雄伟的斗拱，别处还未曾见过。”“建筑构架如此的简洁了当，如此的合理化，真是少见。”关于此殿的始建年代，梁思成经过考察，断定说：“以此殿外表与敦煌壁画中建筑物相比较，我很疑心它是唐末五代遗物。”

当时正定女子乡村师范学校驻在文庙内，梁思成当即告诉引导他们参观的校长，这大成殿也许是正定全城最古的一座建筑，请他保护，“不要擅改，以存原形”。

由于梁思成对正定古建筑的特别关爱和高度评价，大大提高了正定人对古建筑的热爱和保护意识。如今，梁思成考察过的主要建筑都基本得到了保护和修缮。

1994年，正定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曾经令梁思成“雀跃高兴”的精美文物在吸引更多关注目光的同时，也成为正定人引以为傲的精神家园。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他的精神

2012年1月27日，北京“梁林故居”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拆除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网上有人惋惜悲叹：梁思成保了京都奈良，却保不了梁林故居。

而2012新年伊始，在正定隆兴寺一侧的方丈院里，一个有关梁思成的纪念展馆正在被河北省文物局和正定县文保所精心谋划。

在这个梁思成三次考察正定入住的四合院里，人们将能够近距离亲近和感受梁思成等那些学者们的理想和精神，读懂他们的追寻与传承。

对于这个纪念展馆，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说它最终传递给众人的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物展览，更应该是重建文化归属感、弘扬民族精神的一个标志，是一份庄严的历史责任。

言谈中，建筑专业毕业的张立方流露出对梁思成这个先辈的深切景仰，他说：“在梁先生身上，体现最多的是两个字：感情。对国家的感情，对民族文化的感情，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心存责任心和敬畏心。而这些，恰恰是当今时代最需要弘扬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去追求物质的东西，有一天突然发现没有自己的文化了，这会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所以，对梁先生这些大师们，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他们的精神，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无疑，在正定，梁思成的精神正在得到很好的传承。

建国之初，梁思成提出了建设新北京的设想：“在北京西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把旧城规划为文化游览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给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今天，梁思成的建城设想将落地正定。

2012年， 正定古城抢救保护大幕正在开启。河北已经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对正定古城保护规划和抢救工程进行论证，进一步明确了正定古城整体恢复历史风貌的基本思路及2012年抢救保护工程任务。

2月15日，副省长宋恩华在正定古城抢救保护汇报座谈会上强调：“一定要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好、利用好，一定要把灿烂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拥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名城正定，将坚持“以古为韵、以文为脉、商旅互动、文旅共荣”的原则，严格限制新建筑，逐步修复古景观，使古城成为文物保护、文化交流、旅游休闲圣地，重振“三关雄镇”之风。

正定新区选择在正定古城东侧，滹沱河北岸。新区突出打造行政中心、会展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等，构建科技含量较高的全新城区。

不久的将来，正定古城与新区文脉相通，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和谐共生，这正是梁思成先生期待的建城蓝图。

左：梁思成手绘的隆兴寺建筑图稿。每次考察，他不仅要为建筑物留下影像，最为重要、最为繁重工作是为建筑物留下完整测绘稿。

右：梁思成拍摄的隆兴寺慈氏阁东南转角铺作及角梁（上）和隆兴寺转轮藏铺作（下）。梁思成评价：“转轮藏殿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转轮藏殿梁架的结构，可以说是建筑中罕有的珍品。”

1933年4月16日，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正定，居住在隆兴寺方丈院东厢房内。对于这次考察，他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写道：“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

隆兴寺大悲阁内矗立着的“千手千眼观音”， 是隆兴寺的象征。像高21.3米，立于2.2米高的须弥石台上，周身有42臂，是我国现存古代最高大的立式铜铸观音菩萨像。始铸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有3000名工匠参与铸造。

隆兴寺摩尼殿内的倒坐观音高3.4米，秀丽恬静、优雅端庄。根据碑文记载，此像是在明朝嘉靖年间重塑，距今近500年。

左：1933年梁思成在正定转轮藏殿檐下测绘。尽管在赴美留学前因车祸使一条腿留下残疾，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古建考察中“飞檐走壁”。

右：林徽因在正定开元寺钟楼内檐上层斗拱上测绘。1933年11月，梁思成偕夫人林徽因再次来到正定，“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这次考察“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内供“千手千眼观音”的大悲阁在1933年梁思成考察期间，“大已破坏到不可收拾，而纯三方丈已在须弥座上另建砖龛了。” 1999年，大悲阁经修缮恢复了宋代风貌，两侧的御书楼和集庆阁也一并恢复，如今，三阁并立，巍峨壮观。

已被拆毁的阳和楼曾是正定的一处标志性建筑物。梁思成在《正定调查纪略》中形容：“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如今，正定已经开始规划重建阳和楼，梁思成考察时所拍的图片和精心绘制的图纸是重建它的主要依据。

1933年梁思成拍摄的正定隆兴寺。隆兴寺内建筑成群，主要建筑由南向北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着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实例，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定文庙大成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1933年梁思成考察时，将其定为唐末五代遗物。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于北宋皇四年(公元1052年)的摩尼殿建筑独特，为海内孤例。梁思成对摩尼殿的十字形结构惊叹不已，称“只在宋画里见过”。

建筑手法保留着突出宋代特点的转轮藏阁，采用了大弯梁和插柱造手法，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梁思成称赞其为“建筑中罕有的珍品”。阁内置放着我国现存最早的转轮藏。

被梁思成评价为“海内孤例”的广惠寺华塔，当时“颓坏得可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99年完成修复。

七十九年前，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期间，拍摄了大量反映文物建筑当时情况的照片。

七十九年后，我们沿着梁思成的足迹，在同样的地点，重新按下相机快门。

七十九年间，正因为有梁思成多次探访和考察所作的科学评价，才使得古城正定重现光彩，

大部分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

2012年，正定古城抢救保护大幕正式开启，正定古城将重塑千年之美。

这应该是对梁思成其人其精神最好的纪念和传承。

篇(6)

巴贝加耳磨坊是一处保存良好的古迹。它曾是一座真正的、古罗马人用动力驱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流水作业线工厂。该工厂的遗迹无须发掘，规模庞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人们极大的注意力往往都放在像寺庙一类的艺术古迹上，而对像工厂这样的技术遗迹往往完全忽视了。巴贝加耳磨坊遗迹的重要性只是在法国考古学家费尔南德·贝努瓦于1940年发表了对该遗迹的考察报告之后，才为人所认识。

巴贝加耳遗迹的意义重大，因为它对可称为有关古罗马帝国衰亡的技术论一说提出了质疑。该理论认为，由于利用了廉价的奴隶劳工，从而阻止了古罗马人开发其他可利用的能源。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没有这些能源是完全不可能的。

人们只要沿着马车道向下行走100余米，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坐落在山坡上的这个大型工业结构的遗迹。巴贝加耳磨坊是一座大型面粉厂，其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它的规格很单一，驱动那些磨石的动力来自16台水车。它们8台为一排，平行安排在一起，每排水车依山势而建，因此水流可从一级水车跌落到下一级水车，依次驱动各级水车，然后经过山脚的排水沟，最后排到500米远处的一块沼泽地。

这个工厂的设计十分巧妙，它们利用一个单一的屋顶连成一体，形成一个真正的工厂。水力分配也非常巧妙。因为皮带传动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传动产生的摩擦力都会使负荷太大，因此使用单台水车来驱动那么多的机器根本是不可能的，多个石磨机只有当每个磨石都有自己的水车提供动力才有可能。

谁是巴贝加耳磨坊的伟大设计者呢?设计这座工厂的工程师应该享有伟大设计者的称呼。在阿尔勒的阿利斯坎普墓地，至今仍然保留着一块与该工厂建成时间大致吻合的墓志铭。这块墓志铭赞美着当地一位著名的水利工程师——昆塔斯·C.贝尼格纳斯，说他“聪明过人，在机器制造和修建水渠方面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但是，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就是他建造了巴贝加耳磨坊。但是，人们仍然一厢情愿地认定，巴贝加耳磨坊就是他建造的。

爬上山顶，人们就会看到，在山的另一边有一条浅沟，沟上横跨着一条由拱架结构支撑的典型古罗马水渠，这条水渠给巴贝加耳磨坊供应水源。再往下看，另一条水渠与第一条水渠并排在一起，它的大部分都被第一条水渠遮挡住了。在山脊上，西边的水渠拐了个直角，继续向西延伸了17千米，给阿尔勒的古罗马城阿莱拉特供应饮用水。东边的水渠笔直向前延伸，穿过山脊中专门打通的隧道，到达整个磨坊综合结构的上部终点，为它提供水源。

非常清楚的是，巴贝加耳磨坊有一条专门供它使用的水渠。尽管磨坊水渠与城市饮用水水渠之间的确切关系仍然是人们研究的专题，但最新的研究似乎表明，首先，水渠修建起来是给城市供水。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它再也不能供水了，原因可能是水质变坏了或是水渠由于碳酸钙的沉积而被堵塞(大多数类似的水渠都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争论仍在进行。有人认为，新的水渠修成之后，原来的水渠被专门用来给磨坊提供动力用水源。因此，巴贝加耳磨坊的修建可能是专门用来开发利用水力资源，因为那儿的水量、水质用于工业都非常适当。

从山脊隧道中穿过的水渠刚一露出地表，就在Y字形的分叉点分成两个支流。曾经有人这样认为，由Y字形分叉点环抱的三角地带是一个源头水库(确保水流的均匀供给)。但现在，这种假设被认为不大可能。这个磨坊综合结构(此时水流注入其中)本身顺山的斜坡而建，形成一个约42米长、20米宽的长方形结构。该磨坊由两排厂房构成，谷物实际上就在厂房内碾磨。两排厂房中间有一条辅助通道，驴和骡子通过这条通道送进粮食，并运走一袋袋面粉。两排水车分别安装在两排厂房的外墙，每台水车又装在一个用石头垒起的长方形水车池内。水车池一个紧接一个，逐级顺山势呈序列而建。安装在外墙外的水车与各厂房之间的间距很明显，但并不完全统一，有些水车池比其他水车池要长。下侧的墙壁并不完全平直，毫无疑问，这些差异是由于山坡坡度变化不均造成的。

出现的其他参差不齐的现象大部分是由于整个工程难以全面修复造成的。在整片遗址保存下来的厂房墙壁中，没有哪一处的高度在1.5米以上。据考古研究，当时很多厂房的上部结构都是木制品，很久以前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修复人员既要有鉴别能力，又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种要求在修复古建筑时是常见的。然而，研究人员在此面临着另外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即从山顶到山脚的标准倾斜度使每一级地基的坡度为300，但要安装那八台水车，水流递降的坡度要更陡一些才行。修复人员在修复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各种权宜之计，如把磨坊上部修在足够高处，把底部的水车修在底层等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磨坊底部的高度，增加水流的倾斜度。尽管最后三座厂房的布局明显不同，而水车安装中的这一差异可能会在这三座厂房的建筑中反映出来，但现在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古罗马人是怎样解决水流与地面倾斜度不一致的问题的。

每台水车宽0.7米，直径为2.1米，安装在一根轴上，车轴从水车池穿过墙洞(现在还有一两处仍可分辨出来)进入厂房。车轴在厂房内会通过一对齿轮与一个垂直车轴相连接。垂直车轴向上穿过顶板，在上面的地板上带动玄武岩磨石(直径为0.9米)进行碾磨。这种传动装置因其他古罗马磨坊而广为人知。在这里，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使用这种齿轮传动装置是否会增加旋转的速度和提高碾磨的效率。

这一部分的空白更为巴贝加耳或许最捉弄人的谜投下了神秘的色彩：磨坊产生多大的动力?它能磨出多少面粉或磨出了多少面粉?最后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取得一致，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磨坊是否昼夜都在工作。而且，磨石的大小是已知的，但它们的旋转速度并不知道。不过，即使是一个假定的生产数字，也至少能提供一个有关其数量级的大致情况。

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罗伯特·H.J.塞林在1983年根据水渠1米／秒的流速(每秒排放0.3立方米的水)以及水车每分钟旋转10次，效率为65％，做出了最新估计。塞林计算出，这种水平可以产生大约2000瓦的动力。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兰德尖酸刻薄的评论：“按现在的(还有点使人压抑)比较，一辆小型摩托车的发动机(250立方厘米)就能产生大致相同的动力。”这么大的动力，只要传动装置安装适当，就可以带动磨石使其达到每分钟30转。这样，在1小时内完全能磨出大约24千克的面粉，而对整个巴贝加耳磨坊来说，一天就可以磨出9吨面粉。考虑到由于粮食运送迟缓耽误了时间、维修、水力不足、机械发生故障、休息和其他的干扰等等因素，停工期为50％，根据塞林的计算，巴贝加耳磨坊仍然可以“每天生产4.5吨的面粉，这足以供给12500的人口，每人每天平均消费350克。这完全与有关公元4世纪阿尔勒人口规模的估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