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机制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律机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二)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权利只有边界和范围，没有等级之分，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人不可能凭据哲学的方法对那些应得到法理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排列。”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立法只是个无限接近事实的状态，仅仅通过立法不可能完全解决权利冲突，解决权利冲突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对冲突关系进行利益衡量，找到平衡点，实现权利配置最大化。2003年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实际操作中，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改的范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是实现林农的承包经营权，而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基本处于“无法自主”的状态。在法律无法准确界定公益林承包户经济权利，又需要维护生态利益的时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就成为了现实中对受损利益做出的替代，间接维护了权利的平等和正义。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制建设的缺失

(一)立法的缺失

我国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立法，主要存在以下缺失:1.基本概念不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只是停留在学术探讨阶段，没有得到统一明确的界定，其目的、价值以及制度顶层设计难以进一步落实。2.权利义务不一致。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相适应的，权利不应大于义务，义务也不可大于权利。当前，森林生态受益者的收益远远大于支出，甚至没有支出，而森林生态保护者的生态责任却极其严格，管护责任也没有与管护效益相挂钩。3.权利救济乏力。“无救济，无权利”，法律规定了公益林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但是如何保障该权利不被侵犯，权利被侵犯了应当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去救济，没有明确的规定。4.重视程度不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始于本世纪初，2005年，国务院就将生态补偿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内容，2010年，又将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可是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这除了现实条件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生命力不是在于是否对生态保护者的个人利益牺牲进行了补偿，而在于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补偿。2012年，除了中央财政，已有27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偿一共达到了184亿元。这个数字虽然比最初投入翻了几番，但是平均到18.7亿亩的公益林，每年每亩的补偿金额平均只有7元钱。这个标准不仅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也与林地的经济效益严重脱节。例如补偿标准位于全国中等水平的安徽省，集体所有的公益林，2013年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年每亩15元。而出租林地的年租金是每亩25元左右，商品林种毛竹的年收益约每亩500元，分别是公益林补偿的2.5倍和50倍。按照2012年安徽省的惠农政策，种粮农民每年每亩耕地可获得的直接经济补贴不下于77元。畸低的补偿标准，体现了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公平正义的缺失。长此以往，公益林管护质量必将下降，这又会产生与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意义南辕北辙的效果。

(三)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

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不同利益、不同权利的平衡，有时候不得不有所取舍。从目前的情形看，在协调经济与生态利益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首先，经营者意志被忽略，无法把握利益平衡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公益林承包到户，在名份上是优化了产权，激励了公益林管护，可是公益林的经营严格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中，对于生态效益的转化，经营户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一刀切，违背了利益协调的现实性。利益协调的基本准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是在我国，除了简单划分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公益林，不管林种，不论区域，甚至不跟踪生态效益产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再有，维护经济生态平衡没有多样举措，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独臂难撑。森林生态发展并不是一味的“堵”和“禁”，合理的经济利用不仅不会破坏森林生态，还会有利于森林环境保护，激励林农保护森林。《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是承认并允许对公益林进行相适应的经营开发的，然而，政府对公益林的管理政策始终是“管严管死”，公益林经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三、对策建议

(一)维护正义，加快相关立法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和最高成就。但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不是如何确证这一点，而是如何达成这一制度美德。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正义，关键就是要厘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中各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给予合理补偿。首先，实现立法的完整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临的现实经常是“无法可依”、“有法不明”。实现其立法的体系化，就是要深化该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制度内涵，围绕制度价值，细分权利义务，完善权利救济。其次，增强具体规定的可操作性。及时清理、修改和完善现行的规范，使之更加合理，也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森林法》规定违法进行采种、采脂活动的，要依法赔偿或被处以罚款。但是我国《森林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如何才是合法采种、采脂，也没有统一的关于采种、采脂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再有，落实现有权利。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阻碍权利的实现，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保护生态，不代表停止经济发展。公益林是可以适当经营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为经营户创造适当经营的条件，而不是一味“管严管死”。

(二)尊重市场，完善激励举措

我国林权结构比较复杂，林地属性只区分国有和集体所有，但是林木权属包括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地使用权又逐步与所有权分离，个人对公有属性的林地又享有了带有明显私有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在产权私有化的情形下，保障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无价格产品供应，需要的是政府有效的参与和调控，根本方法就是对私人产业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通过利益的引导、收益的差异化进行激励。所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当是根据实际情况，充满差异的。首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要尊重市场规律。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能够具有市场价值，个人才会有动力对公共事业进行投资。作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公益林经营户有权参与生态补偿市场，促进生态产品合理价格的形成。其次，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当前，完善补偿责任的重点，就是要使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收益支出相匹配，同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主体，让生态提供者的权利具有明确的请求目标。再有，管护责任要实现软着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分林种、生态价值、碳汇量的增长情况等，实现补偿差异化，促进管护主动性，更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意义和目的。

(三)加强实践，探索补偿新形式

美国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律的经验来自于社会实践。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补偿实践提供的有益经验。当前，国内外都纷纷开展了很多生态补偿创新实践，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很有借鉴意义。这些经验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购买，比如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4%的德国公益林，完全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我国在贵州省也开展了试点，由政府收购个人投资营造的重点公益林。二是公共事业补贴，如福建省综合参考生态公益林数量及其对流域的贡献大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按每年每吨用水量承担生态补偿金。三是生态补偿一体化，根据近期一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报告，在全球287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中，有61个是与流域生态服务直接相关。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一是落实补偿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参与，政府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创新实践;二是生态补偿应当逐步实现一体化，让各类生态资源能够共享生态收益;三是补偿实践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各地发展实际水平。

(四)结合国情，协调现实利益

篇(2)

关键词：采购法律制度竞争市场

政府采购是政府影响国民经济的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并根据国际惯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制度。

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由于缺乏统一、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自为政，环节多，单价高，采购方式不规范、不透明，导致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尽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颁布实施有关规定，但由于其效力低，内容差异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三公”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世界各国管理公共支出的一个共同原则，因为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机关使用纳税人税款和其它公共专项投资签订的买卖合同。在采购中必须对纳税人以及社会公众负责。因此。要求政府采购依据的法律、政策、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预审和评价投标的标准等都必须对社会公开，以便公众和检察、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监督。

效率原则也是各国常见的采购原则。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管理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要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能大幅度的节约开支，强化预算约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市场机制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

三、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功效

政府采购是政府与供应商之间进行的交易。由于政府是市场中的最大消费者。而且政府采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竞标过程中执行严密、透明的“优胜劣汰”机制。所有这些都会调动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积极性，而且能够促使供应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改善售后服务。以使自己能够赢得政府这一最大的消费者。所以，供应商竞争能力的提高叉能够带动整个国内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

四、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作用

1.提高供应商的竞争能力

政府采购的方式很多，有公开招标、两阶段招标、寻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多种方式，其中公开招标是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但不论是采取哪种方式，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都要遵循竞争性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政府可以邀请到很多的供应商、承包商或劳务供应者来竞标，形成一种有利于政府的买方市场，从而使政府能够获得比较价格利益和更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各供应商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而在众多的供应商中崭露头角，被政府“相中”。

2.给整个市场经济注入活力

政府采购必须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这三条原则可以维护供应商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供应商的参与热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并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繁荣。

首先，政府采购遵循公平原则。具体来说，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竞争主体准人的公平性，即允许所有有兴趣的供应商均可参加投标；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即资格预审和评标的标准要一致；三是供应商获取信息的公平性，即所有参与投标的供应商都应平等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完全信息。

其次，政府采购遵循公开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通过严密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来体现的。由于政府采购的批量大，对经济的影响也大，所以采购活动的程序、过程一定要体现透明、公平的原则。公开的采购程序一方面具有可预测性，使投标供应商可以计算出他们参加采购活动的代价和风险。从而提出最有利的竞争价格：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内部交易”或“黑箱操作”，从而增强潜在投标商参与采购并中标的信心。

再次，政府采购遵循公正原则。其核心是“标准的统一”。该原则要求采购部门给予所有的供应商相同的待遇。而不应该存在歧视性。它是提高供应商广泛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有效保证。

3.有助于我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由于国内政府采购市场的不断完善，调动了国内供应商的参与积极性，并促进其竞争能力的提高，这种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供应商步人国际市场；二是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对等性来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双边或多边条约的优惠待遇参与国际竞争，使供应商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多锤炼的机会，提高国际竞争实力。

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也是必然趋势。虽然我国没有正式声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实际上国外供应商早已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我国政府机关采购商品或服务的领域也早已延伸到国外。

4.有效防治腐败

首先，政府采购制度，能克服以往分散购买的弊端。可有效地防范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政府采购，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而且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种支出纳入统一账户，受到财政部门全方位监督。它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招标。这一方式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基础，通过招标广告，公开采购信息，使有能力的企业，都有机会参与竞争。

其次，统一的政府采购，特别是公共招标方式，可以依托于法制而明显地提高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和严密性，减少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径的土壤。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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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我国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关键词】 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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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如地理标志、传统知识、技术秘密、遗传资源等却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 我国如果希望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本国具有知识产权优势产品的竞争力， 不为他人轻易获取、模仿， 只有依靠本国完善的国内立法。只有通过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国内保护制度， 才能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在相对滞后的状态下获得相对优势， 保护国内市场， 支持相关产品的国外竞争;同时也可获得他国的尊重， 使得外国对我国设置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有所顾及。首先， 完善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改变目前地理标志保护双轨制下立法冲突、管理冲突的状态， 应当以专门立法模式保护地理标志，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法》， 对地理标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 国外许多具有地理标志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地理标志保护专门立法。如果我国产品以自然品质特点与完善的立法保护相集合， 发挥品质优势、环保优势、与易于识别的标志优势， 则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突破他国贸易壁垒， 参与竞争的能力将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 对传统知识通过技术秘密法、商业秘密法严格保护。目前发展中国家拥有宝贵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被发达国家不断窃取、盗用或以低廉价格利用着。而我国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方面的多处于立法空白状态， 使得我国含有传统知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如同没有保护的婴儿， 随时面临被剥夺、盗窃、复制、侵犯， 使得多少年传承下来的知识瞬间失去。因此， 希望使得我国外贸增长具有持续性， 传统知识的保护刻不容缓。第三， 建立严格、完善、可操作的遗传资源保护制度。我国的生物遗传资源曾令人骄傲。我国拥有高等植物30000 余种， 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目前遗传资源在管理、获得、管理方面都存在着空白， 而一些发达国家扮演着“生物海盗”的角色。为保持我国在遗传资源上的知识产权优势， 应立即产生有关专门立法，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政府批准， 不得向国外提供遗传资源或进口遗传资源， 并规定专门的管理机构、进出口程序与渠道。对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及弥补如果希望依靠国内私人的力量来跨越外国以国家力量， 行政的量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是不现实的。但目前我国企业面临外国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 都是凭借的私人的力量去面对， 结果是极少数能够成功跨越， 大多数是黯然离开。实际上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紧迫的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的政府、进出口企业和各种中介组织紧密配合， 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导、服务、协调、补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实施其知识产权战略时， 政府对与知识产权发展有关的产业公权介入，资金支持、服务咨询的特点十分明显。发达国家尚且如此， 我国政府、中介组织更是应当加大投入。我国应对外国反倾销贸易诉讼中的“四体联动”机制值得借鉴， 在“四体联动”工作机制中，企业， 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 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联合行动， 应对外国的反倾销诉讼。实践证明“四体联动”机制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上述机制仅适用与反倾销诉讼。对于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的问题， 我国不能等到大量案件扑面而来时， 才考虑对策。应当尽早建立由较高机构负责并资助， 行业中介、服务咨询机构广泛参与的支持机制; 且该机制应制度化， 具有长期性与可靠性。综上所述， 我国只有本着对内自我完善， 对外积极反击的方针修缮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才能做到私人、社会、国家协力合作的机制， 才能有力地支持我国的相关产业突破国外法律障碍， 使我国与知识产权有关产品通行于国际市场， 取得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最大化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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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天津滨海新区 服务外包 国际服务贸易 技术性贸易壁垒

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在环渤海区域及我国的发展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当下，“全球性的服务外包，已成世界大潮”①，而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服务领域贸易壁垒的一种新形式，正逐渐地对天津滨海新区的离岸服务外包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何应对服务外包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己成为天津滨海新区对外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 天津滨海新区服务外包中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天津滨海新区在开发开放过程中，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遭遇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

1.1服务外包是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新的增长点

服务外包被称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通常是指跨国公司将原来在内部从事的非核心服务活动，发包转移给外部专业服务提供者去执行，以降低成本和提升竞争力的一种业务安排。②

2006年， 我国商务部启动了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千百十工程”， 将滨海新区所属的天津市认定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天津滨海新区抓住国际服务外包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已有包括渣打、摩托罗拉在内的服务外包企业近70家。服务外包已成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新的增长点，成为推动新区服务出口的重要引擎。

1.2天津滨海新区服务外包中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天津滨海新区以承接国外的离岸外包为主要业务，限制滨海新区服务外包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十分广泛，例如，在建筑、教育服务中对外国专业服务人员的资格认证、教育学历证书等设置不合理要求，在通信、运输服务中对运输工具及相关设备设置较高的技术标准，在旅游服务中设置严苛的环保要求等。以WTO为依据，可将涉及服务外包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统分为：

1.2.1服务技术法规标准壁垒

服务技术法规标准壁垒，多以包含或引用有关标准或技术规范的文件为载体，涉及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卫生与健康、服务规则、计量、知识产权等方面，具有强制性。由于各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技术实力和风俗文化均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各国服务技术法规标准的覆盖范围因国而异，制定手段和制定水平也有所不同。服务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差异，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服务外包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1.2.2合格评定程序壁垒

合格评定程序是指以服务技术法规和标准为依据，对进出口服务进行检验、认证，以确定其是否符合要求的程序。由于合格评定程序以技术法规和标准为依据，若标准和法规有差异，则合格评定程序必定有所不同；即使标准及法规相同，各国的合格评定程序在表现形式和运行体制上也有差异，如泰国合格评定程序分三种类型，而欧盟则表现为八种基本模块和八种变形模块的组合 ，合格评定程序壁垒当然不可避免。③

1.2.3信息技术壁垒

信息技术壁垒是指与贸易有关的信息表述不衔接、不接轨、不符合进口国的要求所造成的贸易壁垒。④各国由于市场准入程度、信息技术水平等差异，极易在服务外包领域形成信息壁垒，如：合格认定程序等信息不透明、技术标准更改等信息传递不及时、信息传递受阻等。

2. 技术性贸易壁垒给天津滨海新区服务外包造成的损害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天津滨海新区服务外包的发展，给新区的服务外包造成了不同层面的损害。

2.1国际层面

2.1.1增加了新区服务外包项目在国际市场的准入难度

服务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面广、形式多样，会增加滨海新区服务外包项目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大量服务外包项目会由于未达到国外相应的技术标准或技术法规，而无法进入甚至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尤其是在商务、建筑工程、教育、金融、健康等服务项目中，普遍对服务人员的资格设置壁垒，要求必须具有服务对象国家的执业执照，不承认我国的学历和资格认证，而有些人员资格的获取，需要多年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滨海新区服务外包项目进入国外市场的难度。

2.1.2危害滨海新区服务外包交易安全

世界各服务贸易国由于服务产业和技术水平发展不平衡，对服务质量的要求也不一致，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变化频繁，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出口企业对其技术法规和标准理解不一且往往应付不及，不得不被动地陷入发达国家以保护公共健康安全为名的贸易制裁中。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因频繁引发与别国的贸易争端，而危害滨海新区服务外包的交易安全。

2.2国内层面

2.2.1降低了滨海新区服务外包的竞争力

首先，滨海新区的服务外包企业为达到国外日渐苛刻的市场准入门槛，不得不逐步增加承接离岸服务外包项目的交易费用，其中主要是高昂的取得和维持国外服务质量检验和认证的费用，以及创新技术、更新设备和培训服务提供者所需的适应性费用。交易费用的增加，势必使新区服务外包的成本升高、竞争力下降。其次，一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滨海新区服务外包项目的限制，往往产生连锁效应，极易导致多个服务贸易伙伴国对滨海新区服务质量的不信任，造成信用危机，损及滨海新区服务外包的竞争力。

2.2.2增加了滨海新区内部的市场压力

滨海新区所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现因国外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受阻而向国内非正常回流，这既构成了对国内服务外包业的竞争压力，也因劳动力的激增而加重新区内的就业压力。加之，我国服务贸易准入门槛较低，国外高标准服务外包企业、项目、人员的大量涌入，更使滨海新区内部的市场压力雪上加霜。

3. 天津滨海新区应对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对策

如前所述，天津滨海新区在服务外包过程中遭遇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为此，应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构建天津滨海新区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联合应对的法律平台。

3.1完善应对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体系

第一，加快服务贸易专项立法。具体步骤是：首先，根据GATS的相关规定和ISO、IEC制定的国际标准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其次，针对新区服务外包只能以《对外贸易法》（24-28条）共五条笼统规定为法律依据的现状，制定具体细致的专门的服务贸易基本法；再次，着手制定服务外包热门行业的专项单行立法，对基本法的不同方面进行更明确的规定；最后，为适应不同门类服务外包执法、司法领域的多种需要，在不与基本法和单行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较为具体和灵活的配套措施实施细则。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并争取与主要发包国达成国际或区域互认，以减少服务外包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3.2建立支持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体系的标准化信息机制

时至今日，技术性贸易壁垒涵盖范围涉及安全、环保、信息技术、社会、职业安全、反恐等诸方面，可谓复杂多变。为此，必须建立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联动预警体系”，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联动预警体系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收集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快速反映机制和咨询服务机制四部分，这四个部分环环相扣，产生联动效应，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具体而言：

第一，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收集机制。该机制通过WTO出版物、官方公报、贸易措施谈判等信息窗口，发挥驻外商贸研究及科技参赞处等机构优势，利用国内外同行业协会的交流，专门负责及时收集、整理、跟踪国内外最直接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库，为风险预警提供信息支持。

第二，技术性贸易壁垒风险预警机制。该机制包括情报快报和进出口预警两个子功能，通过分析从信息机制获取的国外贸易措施信息，主要针对可能发生的危及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发挥监控防范作用。

第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快速反应机制。该机制负责针对预警机制的警报，联合相关企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和有关法学专家进行群体决策，及时向服务企业提供法律应对措施。

第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服务机制。通过该机制可以查询国内外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网上答疑和项目指导，针对服务外包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具体情形对症下药。

3.3建立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体系的性能评价机制

服务业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体系建立的同时，需要设置一套相匹配的客观的性能评价机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成本与绩效的工具，制定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技术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对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体系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进行测评，掌握不同环节的质量状况，以有的放矢地完善服务外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体系。

注释：

①金鹏，《试论滨海新区服务》，载于《当代经济》2008年第2期（下）：第96页.

②同上.

③王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3月：第19页.

④孙娟，《论国际服务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第8页.

参考文献：

[1] 金鹏，《试论滨海新区服务》，载于《当代经济》2008年第2期（下）.

[2] 李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贸易壁垒》，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3] 李玫、赵益民，《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技术法规体系的建设》，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年版.

[4] 刘冰，《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法律对策》，载于《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5] 宋明顺、杨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 宋晓倩，《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分析》，载于《第八届WTO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年版.

[7] 孙娟，《论国际服务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

[8] 唐炎钊、朱小聘，《我国服务领域的标准化问题探析》，载于《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9] 唐炎钊、朱小聘、陈泰颖，《服务领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机制研究》，载于《厦门科技》2007年5月.

[10] 王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3月.

[11] 肖乐群，《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服务贸易壁垒法律问题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

[12] 杨昌举、宋国军、胡品洁，《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3] 杨树明，《非关税贸易壁垒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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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患沟通 问题 对策

医患沟通是指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中，坚持以医生为主导，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医患双方围绕着疾病、健康、心理、服务、诊疗等社会心理因素，将人文与医学紧密结合，通过多种有效途径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良好的互信合作关系，最终以维护健康、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医学发展为目标。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及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医患沟通逐渐成了医疗服务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临床实践中，不再只是单单注重知识、注重医技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人文情怀、关注态度的问题，要弘扬和继承人文精神，讲究人文关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医学教育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尤其是在医学的人文教育方面尤为突出，就我国目前状况来说，要想真正实现有效的医患沟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医患沟通不畅的原因分析

1.法律制度分析

站在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医患沟通不畅的成因，主要概括为以下的方面：

一是医患沟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到位。目前，我国对医患沟通适用和调整的法律尚未建立，临床过程中所面临的履行告知的标准、要求、界定及范围，医疗特权的免责及范围，具有知情同意权的主体地位的排序等问题，都还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是明确的法律条款，以至于造成医患双方在临床实践的司法过程中常遭遇到困惑及尴尬的场景。

二是医患双方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不平等。目前，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对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及主体地位平等权有所规定，但是，就作为医疗主体的医院及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对患者的主体意识依旧落后，缺乏对现行法律中有关医患沟通问题规定条款的清晰认识，缺乏主动沟通的意识，仍以“家长式”、“权威式”的行事方式为主，为医患沟通不畅埋下了隐患。

2.医疗体制分析

目前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经费投入难以保证医疗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医疗机构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必须依靠医疗收入来弥补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以“利”为主的观念，即医务人员的收入增加，患者的费用就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减少，患者的费用就降低。除此，现阶段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国家不能分担患者的过多负担，在医疗费用中个人支出占的比重较大，患者的经济负担沉重，这种医疗制度导致医患双方在涉及到经济利益时往往处于对立面，以至于患者可能将矛头指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将其作为自身发泄的对象，成了当前医患沟通的主要障碍。

二、研究促进医患沟通的对策或可行性建议

1.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快医患沟通的立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医患沟通的立法和行政工作。通过立法或法规的形式来完善现有制度的缺陷，建立“患者安全和医师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机制，确立有关患者诊疗中安全的原则以及医生发生重大医疗事故必须马上报告的原则等。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患者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制度，培养患者的医学知识，缩小医患间的认知差距。吸收借鉴国际上通用的“监察人”制度，在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加入医疗机构的“监察人”制度的设立，即由法律指定的第三方中立者，依法收集信息，定期通告给全社会，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是改革司法诉讼制度。首先要控制诉讼频率，初期可将医疗案件交给专门设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最后再通过设立诉讼前检查机制或法院立案机制，对医疗事件进行审查，避免患者滥用诉讼权，遏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控制诉讼赔偿额，取消法律中关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确立实际损失赔偿额及限额赔偿的原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必须修改法律中关于知情同意权的部分规定，对医疗义务的标准进行修改，以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通过立法保障仲裁机构或司法部门决定患者或受害人需要多少必要的信息的相关权利的行使。最后O立简易审判程序，由专门审理案件的法官组成医疗事故法庭，通过其积累的经验、技巧、知识等，加快案件的处理；另外经被告、原告的同意，可遵循简易审判程序，双方采取和解或协商的方式解决。

三是通过法律设立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目前解决医疗事故的司法诉讼方式具有效率低下、费时费力等缺陷，为弥补这一缺憾，有必要通过法律设立关于医疗仲裁及和解等非诉讼解决方式，即引入第三方---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ADR）。除此，还有一种综合性ADR方法，虽然ADR的方式多样化，但主要的还是以仲裁和调解的方式为主，综合性ADR方法即多种ADR方法的混合使用，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例如在“调解仲裁中”，必须先采取调解的方式，调解不成功才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

2.完善医疗体制

一是全面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和保险法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面的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以商业保险为模式，规定医务人员必须与赔偿责任挂钩，医疗执业责任保险费由医务人员个人风险储蓄金和医疗机构固定保险费两部分组成。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医保药品品种，优化了药品的结构，医生给药更加的方便，有利于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其经济负担，为医患沟通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积极扩大新农合和医保的覆盖面，大力发展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增加卫生服务的供给量，平衡医患之间的供求矛盾，尽力解决患者“看病难”的问题，提升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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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春燕，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制体系构建：理论与路径选择，[期刊论文]，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

[3]李沛然，刘永忠，刍议当前医患沟通中的困境与对策，[期刊论文]，中国卫生产业，2015年2期

[4]朱国蓉.贾雨晨，影响医患沟通的因素及改善对策探究，[期刊论文]，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

[5]洪明，医患关系中红包现象的医学伦理学再探讨，[期刊论文]，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年2期

[6]张立军，徐存，浅析当前医患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理论观察，2015年6期

[7]蒋步锦，医患沟通现状分析及探讨，[期刊论文]，中国医药导报，2010年34期

[8]李海云，张建华，姜良美，影响医患沟通的障碍分析及对策探讨，[期刊论文]，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6期.

[9]焦峰，王晓燕，张建，梁立智，关丽征，宋晓霞，医患沟通障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B市5家三甲医院的实地调查，[期刊论文]，中国医院，2011年6期.

作者简介

徐昆利，1993，汉，云南省曲靖市，硕士，就读于云南大学专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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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硕士；实践教学；改革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21世纪法学教育的闪光点之一。2009年开始，法律硕士从仅招收非法学专业的应届学生改革为允许法学本科应届生报考，从而出现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两个专业的区分。由此，法律专业硕士层次的培养就出现了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三种。

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统称为“法律硕士”，其目的着眼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实务部门工作职业群体。而法学硕士则主要着眼于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

长期以来，“法学研究生教育的任务都明确规定为教学科研部门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即法学硕士），缺乏研究生层次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渠道和制度设计”。法律硕士的引进，为我国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模式。然而囿于研究生教学、培养方式的守旧思维，各大高校并没有探索出一条与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情况和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趋同，法律硕士的法律实务能力及职业能力要求也并未在教学及培养方案中予以体现，这一弊端可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层面予以反映。

一、法律实践性教学简述

法律实践教学是指通过讲授法律实务技能、观摩法律实际运用、分析法律事实及诉讼证据、分析案例、法律实务实习和办理案件等亲身体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专业方法、应用能力、职业经验的教学活动。简言之，实践教学就是要通过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法培养、训练学生的职业专长和职业（技能）能力的教学活动。

二、法律硕士专业实践性教学之不足

鉴于法律硕士（法学与非法学）专业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学生现状的不同，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应当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应当体现在实践性教学活动占整个专业教学活动中的比重不同。由于教学模式僵化、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创意等诸多原因，我国既有的实务教学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对法律高端人才的需求。

（一）实务型师资的严重缺乏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师资是制约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大学之大，非因其高楼馆舍，而在于其大师也。”对于学校而言，核心的生产力在于教师，缺乏一个良好的教师队伍，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成一大诟病，这一点在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尤为突出。其一，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多，各大院校的招生规模基本在50人以上，政法院校的招生规模更大。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明显快于学校教师的增长，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其二，与法学硕士不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教学对实务型导师的需求较大。而受高校法学硕士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对教师考核制度的影响，高校教师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数量极为有限。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以学术型教师讲授所谓的实践性课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实践教学沦为走过场与纸上谈兵。

（二）大班教学效果不佳

受师资、学校教学设施的限制，加之学生人数众多，法律硕士专业的授课多为大班教学，这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以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为例，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一个教学班由一般三个行政班组成，上课的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如此一来，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资源便严重不足，教师也无法进行深入的讲解，教学之间的互动也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够有幸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性教学不同于理论讲授，只有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充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实现教学效果。否则，学生仅仅观摩其他学生的法律实践，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庭审的效果别无二致。以模拟法庭为例，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前需要对案情及庭审相关程序进行学习和规划，方能熟悉庭审的流程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参与其中，扮演某个诉讼参与人才能真正地学习到庭审的相关技能，这一点是消极地作为一名“观众”的同学无法企及的。

（三）实务课程教授沿袭传统教学模式

我国高校现行的实务课程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弊病，这是制约我国法律实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其一、沿袭专题形式的理论讲授。对法律硕士的培养，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区别以外，在教学方法上与法学本科和法学研究生教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本科“填鸭式”理论灌输或者以法学硕士“专题教学”为主，其他形式的法律实践训练较为少有，不具常态性，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职业化教育的实践要求。其二、案例教学停留在分析层面上。案例教学帮助我们了解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并得出法律结论，具有深化理解的功能。然而，在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中，案例教学的运用较为守旧，仅仅停留下“分析”上。在这种案例教学中，所提供案件的案件事实是已经确切知道的，在案件描述中已经对案情做出了认定，而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仅仅在于对既有事实进行分析、定性并给出法律意见。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任何裁判作出的前提都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相对于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法律结论而言，如何从纷繁的证据资料中提取案件事实并加以评断，显得更加重要且难于把握。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教会学生做简单的法律判断，无法教会学生提取案件事实并通过举证实现诉讼目的，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对案件的综合把握能力。

（四）文书写作教学效果欠佳

某法学家说过：“笔上功夫和嘴上功夫是法律人赖以生存的两项技能。”文字表达能力的一个主要体现就在于法律文书的写作水平。然而，与法学硕士一样，法律硕士专业学生也鲜有人能熟练地进行法律文书写作，更何谈深谙法律文书写作之道。原因在于，虽然各高校均开设有法律文书的课程，但多采用理论化的授课方式，讲授的内容也多是“法律文书学”，而非“法律文书实践教学”。学生虽完成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后，却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写过法律文书，教师也不会针对学生写作的文书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没有针对性地教学和实践，学生写作的法律文书自然也难以符合规范。

三、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异化的管理体制缺陷

诚如前文对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弊端的分析，其实践形态已背离了其培养目标，这一异化反映出法律硕士培养深刻的管理体制障碍。

目前国内的法律硕士培养通常由单设的法律硕士学院集中管理，在毕业论文写作前的第一、二学年，学生所学课程完全相同，也无对应的指导老师，对学生学业的管理停留于研究部及法律硕士学院的统一行政管理与课堂教学安排，而不是个性化、体现法律实务要求的个性化指导。到了最后一年的论文写作阶段，才由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导师库中选择相应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由于导师与学生间接触时间短、接触机会少，谈不上相互了解，更谈不上有何感情，因此对论文写作指导、实务指导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甚至出现个别不尽责的导师忘了自己有这么个学生、忘记指导从而影响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的情形，其荒唐可见一斑。这种培养机制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有研究生部及一个法律硕士学院管理，也有论文指导教师，但最后成了似乎谁都在管、谁都没管的状态，在这种培养体制下，其实践教学出现前述种种弊端自然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这一体制下法律硕士培养毫无特色可言，都是统一的模型塑造，难以培养出创新性特色法律人才；同时导师队伍也缺乏激情，更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逼出导师在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方面的潜能。因此，现行的法律硕士管理体制亟待进行改革。

四、法律硕士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的特色专业方向——西南政法大学的改革实践

针对前述法律硕士培养中实践教学的弊端及培养管理体制的缺陷，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广泛调研、讨论，尝试进行改革，这一管理培养方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律硕士培养管理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以优化机制并激发学院积极能动性

各法学二级学科所属学院在研究生部统筹指导下，制订并实施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目标明确的法律硕士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主动吸引法律硕士优质生源。研究生部负责各类别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动态竞争，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

各学院应以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为目标，根据本学院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研究生部根据各学院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的实际成效引导各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各学院之间形成法律硕士生源的动态竞争机制，方案实施后的前三年为培育保护期，此期间由学校根据各学院的师资情况、学科发展水平，统一分配法律硕士研究生数额；三年期满后由学生报名选择各学院特色专业方向，达不到30人报名人数的学科将取消法律硕士培养授权。

（三）分类培养，凸显各类法律硕士培养特色

各方向法律硕士培养方案除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作一般性规定和要求外，还应根据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两类法律硕士不同的生源特征和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习实践、论文指导等方面进行不同的特色化安排。

以我院（刑事侦查学院）为例，我院的特色在于证据调查、科学证据及司法鉴定实务等，为此为院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证据应用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以法律硕士（非法学）的课程为例，其特色性、实务性体现尤其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及例证可以看出，西南政法大学对法律硕士培养方式的分流改革及特色化培养方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法律硕士培养重法律实务的培养目标，而且推进了培养管理的实质性、竞争性、合作性与有效性，而且百花齐放，不仅发挥了各学院学科的积极性及特长发挥，更能满足实务部门多样化的人才细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王琪，董玉庭.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及相关问题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24卷第4期.

[2] 2009年国务院学位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适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3] 胡弘弘，谭中平.“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4] 何洪奇.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部分法硕培养单位实践教学为视角[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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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教育 法治意识 培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025-01

公民法治意识也是一种外在的价值象征。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秩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所以人才是法治的目的。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在国家的法治理论研究和社会法制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面可谓成果丰硕，然则法治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法治理论研究和制度机制建设的相关成果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换句话说，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双重推进并未实现国家同等法治化的目标诉求。缘何？国家法治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权利，而法的运行和实现必须以“人”作为主体展开，因此，转变研究视角，以公民的法治意识培育为基本出发点，进而着眼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运行规律，在理性选择诸如文化引领、道德维护、秩序建构等方面的路径基础上，最终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脚步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1.对公民法治意识生长的条件以及功能的剖析

所谓法治移植论不能忽视一定的条件，要顾及移植体和被移植体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从根本上避免中国的法治发展发生致命的病变；所谓法治自发论，过于强调条件，忽视了条件的可变性，特别是忽视了培养条件和创造条件方面的努力，是一种对法治道路的偏离。同时，法治意识对一国的法律创制、法律运作、法律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成为法治的关键。所谓纯粹的制度设计论，因为忽视了主体的意识，可能导致恶法亦法、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司法腐败的并发症。

2.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方法

在中国，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生成与扩张除了市场经济的自身培育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对权力观、法治观的弘扬和推动。所以，我们不可能等到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自发形成的时候再去着手建设法治，而只能是靠政府自上而下对法律和法律观念的普及和灌输，由此加速公民法治意识的生长。同时，公民自身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高，反过来又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法治建设的步伐。因此，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是让法治成为公民的信仰，培育的途径是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更新，培育的方法是推进“培养教育”和“观念改革”，以期重塑中国社会法治精神。

3.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途径

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路径应当考虑将“政府主导推动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国家培养型”模式与“社会自发演进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自发启蒙型”模式相结合，在双向互动的资源模式下寻求中国特色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路径。在具体的体例安排中涉及到：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教育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调控机制。本文在问题阐述中更多的想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只有知道了“是什么”，才会更好的知道“怎么做”。

（1）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

发挥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教育机制的有效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什么才是适切的公民法治意识教育。这一问题可以有众多的讨论角度和分析视野。事实上，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主角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公民，这种公民身份的性质和内在的人格特质决定了公民法治意识教育的方向。为了培育公民法治意识并使之真正的成长与成熟，对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应更深入的分析一下。首先，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层面斫灿Ω檬且恢帧霸炀凸民的教育”。其次，公民法治意识培育应该是一种“对公民的教育”。所谓“对公民的教育”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种教育或培育模式的贯通性和长期性。培育的范围要设定在法治主体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如果出现断层，则延续性无法得到保障，法治意识也无从谈起；如果与社会实践相脱节，法治意识仅停留在美好的理想层面，则国家法治和社会法治的预设目标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谈无意。

（2）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宣传机制

建立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应当明确，法治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活动是法治主体在吸收外界信息下的一场信息交换和观念的活动，其基本的过程可如图示中标注的那样，法治意识生成的基础条件是，外在信息的介入与主体性身份的介入，当两者结合之后便意味着意识产生的开始，这是一种生产认知的活动，是对外在客观信息的知识形成与内在主观认同的知识接受的互动形态，法治意识的生成本质上讲是主体性活动的结果。作为具有客观特质的观点形态的公民法治意识，其不会主动的发生作用，而是要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达到作用对象的，这便是要进行公民法治培育中的宣传、教育。这一过程结束之后则产生与前述过程互动的反向动态，即：法治意识主体在形成的法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自我的法律行为价值和规范，抑或是法律观念，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和具体的实践行为中。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成长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议题。论文的完成并不代表问题的结束，论文的思绪仍在沿着某个方向渐行渐远，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研究旨在探索使适合我国法治发展要求的公民法治意识得到成长，除了实践之维，法治理念、法律文化的深层关联如何得到更好的逻辑解构。

参考文献：

[1]王学俭，郭卫.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社会主义构想及实践的反思――兼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J].甘肃社会科学，2010（03）.

[2]王学俭，李永杰.民主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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