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贸易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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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功能提升，城市更新，公共空间，黄浦江

国际经验显示，滨水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参与全球竞争、应对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功能提升的重要战略空间。黄浦江两岸地区是指从吴淞口至徐浦大桥，沿江第一条主干道以内区域，规划控制面积约74平方公里，河道长约42.5公里，岸线长约85公里。自2002年上海启动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以来，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土地功能置换、滨江环境整治有序推进。当期，随上海进入建设“四个中心”和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具备水景、岸线等优势资源的发展空间，黄浦江两岸地区将在上海推进结构调整、功能提升、布局优化、环境营造、造福民生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因此，立足于上海城市转型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需求，研究黄浦江两岸地区的功能提升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城市滨水地区的功能转型与提升

近几十年来，滨水地区的开发和再开发成为许多城市应对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回顾西方发达国家滨水区的功能转变历程，滨水地区转型与城市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在工业化时期，工业革命为港口城市带来发展机遇，岸线被港口设施和工业侵占，滨水功能与城市功能被分裂。到20世纪中叶，随着铁路取代水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内河港口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发达国家滨水区由于港口外迁、旧城衰退、水环境污染、功能单一等原因而被废弃。但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 许多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和开放空间越来越少,一度被忽视的城市滨水空间因提供了难得的建设用地，而迎来了再开发的历史性转变。以商务和游憩活动来复兴城市滨水空间的计划成为许多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像美国的巴尔的摩内港、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内港的开发都是城市滨水空间复兴的成功例证。

从国际经验看，伴随着滨水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日益融合，未来城市滨水地区的功能趋于多元化，表现为生态功能、景观功能、休闲功能、文化功能、商业功能和旅游功能等多重功能的有机融合。

图-1 国际滨水区的主要功能

2 黄浦江两岸地区功能转换的历程回顾

黄浦江两岸地区的发展始终和上海城市功能转变息息相关。上世纪30年代，黄浦江将上海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带入了世界重要港口城市的行列毕业论文格式，沿江地区贸易业、金融业高度发达。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里，黄浦江承担了上海工业发展的支持功能，两岸地区出于产业功能的需要，建设了大量的厂房、仓库和码头等生产性设施，为上海确立最大工业城市的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时期，由于黄浦江沿岸被大量生产功能所占据，导致了滨水空间与城市生活的割裂，使得城市功能难以向江边延伸，严重影响了城市活力和环境品质。

以功能岸海新一轮发展的焦点和地标，上海开始逐步形成了浦东浦西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布局优化和国际航运大型化的发展，黄浦江沿岸原来以工业和码头仓储为主的功能布局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据统计，2001年黄浦江沿线地区港口及其他对外交通用地近5平方公里，沿线工业仓储用地超过25平方公里，两者合计超过30平方公里，占据了黄浦江两岸大量土地和岸线资源。与此同时，随着浦东的开发与崛起，上海开始逐步形成了浦东浦西齐头并进、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黄浦江从一条“城区边缘线”一跃成为连接城市腾飞两翼的主动脉。为了进一步推动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2002年1月上海正式启动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综合开发规划控制范围从吴淞口至徐浦大桥，涉及浦东、宝山、杨浦、虹口、黄浦、卢湾和徐汇等7个行政区。由此，沿江地区的整体发展战略初步形成，黄浦江从传统的生产、航运功能加快向以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生态休闲为主的综合服务型功能转变。根据《黄浦江两岸地区规划优化方案》，黄浦江两岸地区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结合黄浦江两岸用地调整和功能开发，改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开辟活跃的公共活动岸线，创造具有强烈都市特征的滨水景观，形成水与绿的南北向滨江景观带和休闲旅游带，是黄浦江成为“人民之江”。

世博会选址在黄浦江沿岸，无疑对推动浦江两岸地区功能转换起到了巨大“媒介”作用。以2008年世博园区展馆建设和“迎世博600天行动”的开展为标志，围绕世博会的举办，黄浦江两岸地区整治与开发建设加速。一方面，配合世博园区内主要场馆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世博会范围内1万余户居民和272家企业完成动迁，世博园区及周边的江南造船厂、浦钢集团、耀皮玻璃、龙华机场等大型企业也相继搬迁，由此推动黄浦江中段和南段的土地置换，为两岸地区功能重塑和空间再造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以“迎世博600天行动”为契机，完成世博周边区域、黄浦江水域及两岸纵深地带的环境整治美化工作。

总体上，自黄浦江综合开发以来，沿江地区原有以工业厂房、仓库码头为代表的生产功能不断向高端商务和休闲文化功能转变。突出表现为：

（1）生产功能逐步向外转移。相关统计显示，自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以来，动迁单位约三千家（不含世博园区），完成土地收储约600公顷站。其中，浦钢集团、耀皮公司、龙华机场、上海水泥厂、上海铁路南浦货站等大中型企业的搬迁，促进了沿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为沿江产业形态向服务经济转型腾出了空间。

（2）高端商务功能日渐凸现。2002年以来黄浦江两岸共完成土地出让面积约155公顷，服务于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建设，为金融服务业、航运服务业、商贸物流业等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供给平台。

（3）城市复合功能初具雏形。黄浦江公共旅游码头功能加速提升，老码头等滨江文化休闲项目开始发挥功能，外滩英迪格酒店、外滩源、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东方体育中心、古民居等一批商业文化功能性项目加速建设或投入运营。

3 黄浦江两岸地区功能提升的战略优势

从“后世博”时期起，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加速重组，一方面，发展重心由中心城区加快向郊区新城转移毕业论文格式，试图打破长期以来的“单核心”城市空间结构；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各区发展重心逐步向滨江地区，凭借因产业结构调整和功能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黄浦江两岸地区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黄浦江两岸地区具备多要素有机融合的独特优势

黄浦江两岸地区是城市建成空间与自然空间的交融地带，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拥有独特的滨水景观优势。黄浦江具有自然生态和景观功能，通过滨水岸线继承、调整和再生相结合的改造开发，打造连续、可达和高品质的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可形成开阔、舒缓的滨水空间形态，实现水域、人文、建筑和空间的平衡，有利于将黄浦江两岸打造成为城市的“生态空间”和“门户”景观。（2）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黄浦江作为上海的母亲河，凝聚着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近代工业文化、航运文化、金融文化、西洋文化、民俗文化等在此繁衍滋生，众多历史文化遗存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3）拥有高端的土地经济价值。黄浦江两岸地区绝大部分位于中心城区，按照城市级差地租衰减规律，属于城市地价的峰值区，只有土地利用集约化和单位效益产出很高的经济单位如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大公司的办公机构等才适合在此配置。基于这种独特地理位置和“稀缺”的资源禀赋条件，滨水区域既能满足城市自然生态的需求，又具备商务商业、旅游休闲、城市景观、文化活动等多种职能，使得黄浦江两岸地区具有重要的地标意义和经济开发价值，具备了实现生态价值、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应有机结合的天然优势。

3.2黄浦江两岸地区承载着“四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

黄浦江两岸地区承载着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外滩-陆家嘴地区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以金融服务为核心的高端服务功能已形成高度集聚状态，集聚了上海3/4以上的金融机构；北外滩地区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域，集聚了3000多家航运相关企业，航运功能性机构和要素集中布局，国际航运服务规模和能级得到快速提升。随着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进入加速提升阶段，外滩-陆家嘴、北外滩等重点区域的发展将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并带来以金融、航运、贸易为龙头的高端商务以及为之配套的其他高端服务业的加快集聚。此外，徐汇滨江、虹口滨江等沿江区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速。这些重点功能性区域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极大推动黄浦江两岸地区加速形成以金融、航运、贸易为核心的高端服务功能集聚态势，进而形成“四个中心”建设与黄浦江两岸开发互动融合的发展格局。

3.3黄浦江两岸地区是承接世博后续效应释放的直接区域

世博园区位于黄浦江两岸，世博会的成功召开，带动了黄浦江两岸地区的开发建设。凭借地理区位便利，在世博后的新一轮发展中，黄浦江两岸地区将成为接受世博效应辐射的先发地区，世博精神、世博理念、世博经验的延续以及世博园区后续开发，将引领和带动黄浦江两岸的品牌形象、服务功能和国际化程度加快提升。一是世博会展示的绿色低碳理念、人文关怀理念、文化传承理念等城市发展理念，将在黄浦江两岸地区开发建设中率先得以实践，这将极大丰富黄浦江两岸地区新一轮发展的内涵。二是世博园区的后续开发建设，为黄浦江两岸地区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极和发展引擎，将极大拉动会展、商贸、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滩金融集聚带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形成联动、呼应、互补的发展态势，推进黄浦江两岸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功能转型，进而完善上海中心城区服务经济的空间布局。

4 黄浦江两岸地区功能提升的价值导向

与西方国家滨水区域的复兴再造有所不同，黄浦江两岸地区的发展不是以复兴衰落的城市中心区为主，而是上海响应时代变革、应对全球化竞争、落实国家战略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进行的经济社会转型、空间形态重构和文化特色重塑等过程在空间上的一种反映。主要表现为黄浦江两岸地区的发展要与城市发展战略制定、城市整体结构重构、城市功能转型以及城市形象特色塑造等战略性活动相伴而行。

4.1经济价值：响应上海提升服务经济能级的需求

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总体定位。随着《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意见》的出台，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进入加速推进期。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上海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2009年，上海人均GDP达到11563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达到59.4%和55.7%。按照OECD的标准，一个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毕业论文格式，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60%，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超过60%，则标志着这个经济体开始迈入服务经济时代。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上海已经处于经济形态向服务经济转变的重要阶段。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推进黄浦江两岸地区的开发建设和功能转型，是加快城市转型发展和功能布局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依托丰富的文化、景观资源和突出的中心区位优势，发挥外滩-陆家嘴、世博园区的带动作用，激发城市中心黄金岸线的潜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黄浦江两岸地区的不二选择，是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推进服务经济发展的战略响应。

表-1 上海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2005-2009年）

年 份

人均GDP（按美元计算）

（美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

2005

6413

51.60

55.60

2006

7381

52.10

56.75

2007

8946

54.60

53.51

2008

10815

56.00

55.04

2009

11563

篇(2)

论文内容提要：金融服务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迅速发展，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印度、爱尔兰等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浦东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浦东陆家嘴和张江已经形成金融机构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的集聚效应，浦东应发挥已有优势，通过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扩大市场准入，加强财政扶持和人才保障，加快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异军突起。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所属的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2005年的《金融服务外包》（OutsourcingFinancialServices）报告对金融服务外包所下的定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即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把IT服务、后台服务和业务流程等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以合同形式发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以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分散经营风险。金融服务外包包括金融信息技术外包（ITO）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BPO）。金融ITO（ITOutsouring）,即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是指金融企业以长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术服务商向金融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技术服务，主要包括应用软件开发与服务、嵌入式软件开发与服务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服务等。金融BPO（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即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是指金融企业将非核心业务流程和部分核心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主要包括呼叫中心、财务技术支持、消费者支持服务、营运流程外包等。从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服务外包起步于金融ITO，成长壮大于金融BPO，发展趋势是金融KPO（KnowledgeProcessOutsourcing，主要帮助客户研发解决方案，并作为企业决策重要依据，锁定高度专业技能及知识密集型核心业务，包括评估研究、投资研究和技术研究等）。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浦东,在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发挥已有的优势，着眼于发展高端的金融BPO，推动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一、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当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格局是：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一）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

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是指企业为降低成本,保留核心业务和提高竞争力而将自己的部分业务委托给外国企业的一种商业行为。全球金融服务机构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将原来自我承载的业务转交外包商，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迅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总量为1.2万亿美元，其中输出境外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量为2100亿美元。许多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建立离岸交易及服务中心来提高本机构整体的效率。金融机构除将业务外包给服务商外,也会把一些业务交由海外附属机构来完成。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在2004年后的五年内,美国金融服务业将有3560亿美元的业务外包到境外。离岸业务将在近几年内持续增长,到2010年离岸业务市场产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20%。据金融研究公司TowerGroup的调查及预测,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38.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4%。一批世界超级金融机构，包括美国运通、GECapital等都向海外大规模地外移了客户呼叫中心与软件开发业务。

（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

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商务流程已经实现了标准化，考虑到成本的需求，将其业务流程中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国外其他的服务公司运作，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转移到其他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数据处理，进行24小时互动的服务支持，使国外商务公司低成本完成整个商务服务工作，从而使企业资源得到最佳分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经营风险，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

面对蕴含大量商机的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市场，越来越多具有接包能力的国家正在成为美欧日金融企业理想的海外转包地。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最主要承接国是印度，爱尔兰等。以印度为例,据有关专家预测，截至2008年，全球100家大型金融机构将会向印度输送超过100万个后台与技术工作职位，约占全球金融业职位总数的15%。预计印度的金融服务外包收入将从初期的20多亿美元猛升至240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已经形成以印度市场为核心，同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新兴服务外包市场的整体格局。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行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为56％，2005年总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了主题为《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的报告,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其内容主要有:印度企业重视变革管理,由董事会负责制定的外包和离岸业务发展战略,并有专门机构负责;所有企业都准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外包业务受到法律的监管并享受到一定的优惠措施;承包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通信成本低的区位优势,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重视合同和约束;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四）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体系中，中国正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并认为有机会成为继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务外包中心。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就曾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其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二、上海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

浦东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世界服务业转移的乐土。浦东陆家嘴和张江已经形成金融机构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的集聚效应。2007年底陆家嘴已集聚中外金融机构493家，张江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也已集聚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交通银行、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部门，其中银联一期全国信息处理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以及平安保险客服中心与后援中心已经入住并投入使用，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初见成效，浦东有希望在承接国际金融服务外包转移上抢占先机。

目前，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正在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同时积极落实商务部提出发展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把握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落实“千百十工程”的机遇，积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加大引进跨国公司金融服务机构的力度，加快构筑第三方服务平台，集聚和培育自主品牌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将使浦东在提升服务外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目前从综合环境和产业发展的成熟度而言，浦东拥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于2003年3月开发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信息服务机构集聚区。基地自建立以来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成功引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上海中心、中国银行信息中心上海、中国银联产业发展基地、中国平安保险全国客户服务及后援中心、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上海）、上海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研发和数据处理中心等。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的战略定位是：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世界，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前台服务功能相呼应，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及金融后台服务，为金融机构的前台服务提供支持。目前，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集聚了众多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软硬件建设齐全，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金融软件外包服务企业集聚走在全国前列

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上海浦东软件园作为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国家级产业基地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软件外包企业，目前软件园内已入驻企业294家，包括HP、IBM、毕博、塔塔、印孚瑟斯、花旗软件、金仕达、新致、中国银联等一批国内外大型软件企业及研发机构。入园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数据通讯、信息安全、芯片设计、软件出口、金融证券、医药、电信等各个领域，尤其是芯片设计、信息安全、软件出口、系统集成等已在园区形成产业群落，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金融后台服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内已经形成了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集聚，拥有众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中心或银行卡业务中心，如中国银联、平安保险呼叫中心和营运中心、汇丰数据中心等。同时浦东还吸引了一批新型金融企业入驻，落户在浦东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研发出了手机支付功能，并申请了国家专利。浦东新区金融后台服务部门的集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并逐渐吸引了一批专业金融外包服务机构入驻浦东新区，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聚效应，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四）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首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金融后台服务和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上海市政府2006年8月10日《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将上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的目标，并明确提出支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以及建设金融后台服务示范基地的目标。浦东新区政府也于2005年12月28日印发了《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其中在对金融信息服务产业的支持方面包括：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予以奖励；新引进金融机构自建办公房土地出让金优惠；新引进金融机构购房补贴；对新引进金融机构高管进行补贴；新引进金融机构的税收补贴；为金融机构高管子女设立“专项教育基金”；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形成地方财力部分予以补贴；中介服务业其利润形成地方财力部分给予财政补贴等。更为重要的是，浦东新区于2005年6月21日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可能突破现有的政策体制障碍，获得巨大发展机遇。

当然，浦东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方面拥有众多其它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由于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配套条件还不够完善，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

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还面临一些体制，主要是：金融后台服务机构法人化市场化存在体制障碍、市场准入的限制、外汇监管限制、人才不足的限制以及缺乏接发包专业和必要的财税政策扶持等，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加以突破。

三、推动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与政策建议

（一）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力争经过5-10年的努力，把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真正发展成浦东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使浦东成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创新发展的主要基地之一,成为亚太地区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承包和转包中心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通过重点引进国内知名金融机构的银行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知名金融信息服务企业、跨国银行的地区数据处理中心，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达到一定规模。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善，形成符合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需要的交通设施、通讯系统、产业配套完整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环境优美、生活设施完善、具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围、适合高科技人才生活与发展要求的现代生活社区。

（二）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1.建设一个基地——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根据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和优势，建设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这一基地将具备以下四大基本功能：

产业集聚创新功能：集聚金融信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形成国内外金融信息产品的技术创新中心、业务创新中心和运营机制创新中心。

金融后台服务功能：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后台核心业务向上海集中，形成国内商业银行的跨行信息交换中心、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服务相呼应，形成完善的金融后台服务功能。

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功能：承接以欧美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数据处理业务的转移，为上海发展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挥示范作用，促进上海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发包中心。辐射带动功能：通过整合浦东的金融服务资源，以张江为核心枢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升级。

2.搭建一个平台——金融服务外包专业服务平台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专业化服务”的指导方针，搭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将提供四大服务。

项目服务：主要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人才服务：适应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专业性人力资源的需求，搭建人才服务平台，旨在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库。

投融资服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搭建投融资平台，构建由市、区以及张江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解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确保重大项目和功能项目的引进。

政策咨询服务：重点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业政策、融资政策、财税政策咨询服务。同时，制定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需要的行业技术标准，建立和完善外包服务企业的资格审查和信用评级制度，制定合理完善的服务商市场准入机制，构建规范的行业发展平台，促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3.发展七大类（6+1）业务

根据目前浦东现有的条件和优势，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应积极发展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银行卡业务、客户服务、财务和会计服务、营销服务、营运业务以及研发设计等七大类（6+1）业务。

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系统灾备中心和征信管理中心为核心，积极引进各大金融机构的灾备机构和建设中小金融机构灾备共享平台，发展灾备业务；引进国内外重要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系统，发展包括清算、结算、金融基础数据库、客户数据管理中心等业务，发展以数据集中为特征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处理业务等。

银行卡业务：以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网络数据交换中心为核心，引进国内外具有竞争力、名列前茅的银行卡中心，发展信用卡的流转业务（收单、信息转接、资金结算等）和市场拓展业务（发卡、客户信息管理等）；力争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银行卡后台数据处理中心之一。

客户服务：客户服务是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业务之一，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收集客户信息的渠道,一方面它通过电话、传真、E-mail、短信等多种途径主动为客户服务；另一方面它在内部管理功能上，通过知识库管理对金融范围内的业务、信息、资料、政策等内容进行采集、审核、归档、,通过工作流程系统实现包括咨询、投诉、业务申请、预约、外拨、知识等在内的信息流转，从而在客户业务处理、主动式服务、内部管理和整合服务渠道等多个方面得到全面优化。随着高科技的运用，金融服务外包呼叫中心，将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引入视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实现多媒体综合服务，使呼叫中心在功能上发生质的飞跃。

财务和会计服务：打造金融服务外包财务和会计服务，其目的专注于金融服务的核心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资金业务及结算业务处理，兼顾支付控制和风险管理及总账会计核算。同时，核心平台提供相应的数据处理、分析和挖掘功能，提高金融财务服务业务管理和服务能力。

营销服务：建立金融营销服务是适应现代金融服务外包的需要，是为确保金融营销工作顺利进行和既定营销目标实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服务营销理念的建立及营销文化的形成、金融营销战略和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业务流程的完善与再造、统一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差别化的营销和服务机制、产品创新机制、综合量化的考核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配置机制、风险控制机制等一系列业务。

营运业务：建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营运业务，业务范围涵盖金融服务外包业所包涵的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主要功能是对外承接外包业务，同时将所承接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分拆、集成和转包。

研发设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设计金融服务的新产品、新服务，以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专业化、精细化、多样化发展的需求。

4.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大力开拓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把大量国际金融后台业务吸引到上海。通过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内容涵盖金融数据处理、信用卡数据处理、贷款数据处理、金融数据分析、客服业务以及开展金融服务外包论坛等等，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支持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建议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十一五”期间张江高科技园区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暂行办法》、《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十一五”期间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结合张江高科技园区特别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支持基地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定位，着眼于发展中高端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支持基地引进发展银行卡业务、数据业务、客服业务、财务服务业务、销售业务、营运业务和研发设计业务，努力把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建成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化示范基地,形成产业规模大、竞争优势强、经济效益好、品牌效益高的产业集群，使之成为国内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主要试验田和集聚地，成为上海建成亚太地区离岸外包业务承包和转包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第三方服务平台，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服务、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咨询服务、项目接发包、投融资等市场化社会化服务，政府对服务平台建设和营运费用给予资金补贴，对使用平台服务的企业给予经费补贴。

第三，将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扶持政策延伸到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即凡入驻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经认定后享受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政策，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第四，扩大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国资、外资和民营企业在注册登记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对待，给予支持和便利。工商部门可在企业的经营范围内，写上“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涉及增值服务的金融信息企业，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经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外商独资从事离岸金融外包业务的企业实行备案制或放宽审批权限。

第五，建议将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目录，同时建议浦东新区政府牵头，联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制订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规范发展。

第六，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给予财政扶持。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的企业经认定后享受财税优惠政策。对所认定企业的营业收入实行免税；利润总额所得税按照15%的比例征收；对企业的研发经费给予一次性补贴；从事数据中心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免除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七，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保障。支持企业境外引进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对其引进的海外高端人才实行安置补贴，同时实行“一次审批、多次有效”的出入境便利措施；对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形成的地方财力给予奖励补贴；鼓励归国留学人员到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创业，政府在税收减免、资金扶持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篇(3)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它们以彼此的共同性和互补性相互联结。产业集群的崛起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产业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而现代服务业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多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国民经济新领域。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是指现代服务业企业、支撑机构及政府等参与者在地理上围绕某些产业而集中形成一个网络，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商业关系支持各参与方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其内容包括供求关系、共性技术、共同市场导向、共同的劳动力市场和地方性文化等。

现代服务业是连接、融合城市经济的基础产业。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城市都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城市服务能力，可以为建设现代城市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现代服务业促进城市要素、产品和信息的流动，成为各产业关系的重要“剂”。全球最著名的两个国际化大都市——纽约和伦敦——都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集群，推动着城市功能的升级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由于城市定位和发展模式的不同，纽约、伦敦两个大都市现代服务业集群形成的途径与机制各不相同，发展类型和结构特征也存在差异。

本文主要探讨国际化大都市（纽约、伦敦）现代生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和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并从微观视角探讨国际大都市现代生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在研究国外现代生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大都市现代生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二、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兴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1980-2000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升至63%。其中，主要发达国家达71%，中等收入国家达61%，低收人国家达43%。服务业吸收就业的比重也呈不断增长趋势，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高达80%以上。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比重在加大，主要工业国均达50%以上。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的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于城市具有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特性，能带来较高的要素收益。城市产业集聚的形成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持，尤其是生产业的强有力支持，它的完善和发达程度对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大都市通常被作为大多数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的首选地，这不仅是因为大城市具有资本丰富、人才集聚、市场完善的优势，而且完善和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也是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大都市的城市中心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地，以金融和商务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形态构成了城市中心的核心产业。以伦敦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伦敦Canary商务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闻名的银行总部以及金融和商务产业的集聚地，该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数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9000个增加到2001年的57000个，其中金融和商务服务业对就业岗位的增加量贡献最大。在纽约曼哈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占纽约该类就业总数的80%以上。至2001年，曼哈顿集中了纽约金融保险业就业岗位的91%，证券和商品合同就业总量的98%，以及专业和技术服务就业的89%。目前，现代服务业集群主导着国际大都市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及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

一个城市融入全球经济或者说融人全球城市网络绝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往往会具化到某一个或某几个特殊的空间，比如纽约与全球金融产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曼哈顿（华尔街）来进行的；伦敦与全球金融产业的联系也是通过金融城来展开的。因此，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和地方经济之间所发挥的“界面”功能，其具体的承担者往往是一个或几个特定空间内高度集聚的生产业。集群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三、国际化大都市与现代服务业集聚

（一）纽约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际中心城市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美国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且大都集中在大都市（见表1）。

20世纪50年代，纽约市政府为了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催生了以金融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集群。纽约强化生产业的主导地位，引导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一方面，纽约依托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实现传统产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电子、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强化生产业的主导地位，发展金融、商务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行业，使产业呈现多样化发展和融合性发展态势。

纽约的生产业高度集中于曼哈顿。曼哈顿是纽约市的中心区，总面积57.91平方公里，占纽约市总面积的7%。目前曼哈顿的经济增长量占纽约市总经济增长量的82%，其地产估价约占纽约地产估价总额的53%。曼哈顿中央商务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达到鼎盛，主要分布在曼哈顿岛上的老城(Downtown)、中城(Mid-town)。老城的华尔街CBD金融区集中了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和几十万就业人口，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中城是豪华居住区，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建筑都坐落于此，许多非营利的办公机构（如研究部门、专业团体、政府机构等）都集中在中城。相关的专职事务所（如房地产、广告业等）和商业服务业也迅速聚集发展起来。

纽约属于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集群发展模式。纽约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也刺激了面向全球的市场需求，从而诱导了曼哈顿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形成。从空间布局看，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贸易集群是大银行、金融、保险、贸易公司的云集之地。金融服务业在曼哈顿聚集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巨额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不仅投放于曼哈顿的街道和码头等基础设施，而且投放于高级住宅区和办公大楼，这使得曼哈顿一直保持先进和现代的设施，为现代服务业集群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曼哈顿存在大量提供金融服务和消费金融服务的人群。在曼哈顿的居民中，大多为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成为金融服务供求的主要客体。曼哈顿的就业人口又向一些部门集中，以2001年为例，金融保险业就业占了17.27%，信息服务业占了8.35%，零售业占了6.76%，房地产租赁业占3.95%，教育服务业占4%，专业技术服务业占14.37%(见图1)。就业人口向金融服务业及相关产业集中，反过来又推动着金融服务业不断发展，从而吸引了更多的金融服务消费企业在曼哈顿集聚。

（二）伦敦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

金融业的发展对大伦敦地区和英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支撑伦敦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大都市区分为伦敦城、内伦敦和外伦敦地区，伦敦商务区主要集中在伦敦城外和内伦敦西区的西敏寺两个相对独立的中心节点区。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在模式上与纽约存在很大的差异，形成了城市中心、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的多点发展模式，而且伦敦金融区发展不仅突出了现代中心城市对管理决策、金融控制和要素集聚的要求，更强调产业集群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即强调综合功能和生态功能。

1．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伦敦是金融服务业非常发达的城市。一些金融服务供求的原则被提出，而且金融业和国际商务活动的活跃最终使伦敦率先成为欧洲的国际金融中心，1870-1914年，伦敦金融中心达到鼎盛，这使伦敦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英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的调整给伦敦金融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英国共有金融服务企业12228家（1997年），其中大伦敦金融区就有5430家，占总数的44.4%。1989年伦敦市总产值中，生产服务业产值比重为40.8%，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品生产与运输部门（包括部分物流业）的产值比重只有23%，

2．伦敦城市规划引导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多点式发展。在伦敦城市规划中，突出了金融中心的特点，致力于建设能够集中商贸活动的特别分区。进入20世纪后，制造业的就业与居住人口逐渐外流，伦敦的国际商务机构大量增加，向原有的住宅区方向逐渐扩展，并在西敏寺城区形成了与伦敦城金融中心相对应的以公司总部和专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商务活动集中区。为了在保护中心区历史风貌的同时进一步适应商务办公区的膨胀需求，20世纪70-80年代，伦敦形成了以泰晤士河码头区为代表的新城市化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伦敦第二个中央商务区。这是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不同于纽约的显著区别，出现城市中心、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的现代服务业集群多点发展的新模式。

3．金融创新成为推动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不竭动力。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规模是非常大的，500多家银行中（至1991年），外国银行有470家，拥有的资本总额达1000多亿英镑；800多家保险公司，其中170多家是外国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每年外汇成交总额约3万亿英镑，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外汇市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伦敦主要是靠金融创新和保险技术创新，以及与金融相关产业的全球标准来维持金融中心的前卫性。在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的发展下，金融服务业的功能被日益扩展，金融业作为工业的金融服务者和信贷提供者的传统角色，已经被扩展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上的现货贸易或期货贸易所替代了。为此，金融创新的发展非常迅猛，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技术不断出现。在金融服务工具和技术不断创新的情况下，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加强。

（三）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模式的比较

通过对纽约、伦敦两个国际大都市中央商务区内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这些著名的服务业集群在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特征。另外，纽约和伦敦这两个服务业集群在规模、专业化、国际化等方面还有很多类似之处。

1．业务规模很大。纽约曼哈顿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华尔街金融服务业集群，是全球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2005年，纽约三大产业产值构成比为0.2：11.4：88.4，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8.4%。同年，纽约第三产业就业构成中服务业就业比重为89.3%。可见，纽约已呈现明显的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也有很大的规模，伦敦金融区的GDP占伦敦GDP的14%，占整个英国GDP的2%，其中伦敦金融和商业服务部门的产出占总产出的40%。

2．具有专业化特色，即服务业集群以某一服务种类为主。如纽约华尔街的金融服务业集群、伦敦城市中心的金融服务业集群等。现代服务业专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都注重加大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培养，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以满足服务经济对专业人才的要求。

3．具有国际化特色。不论是纽约还是伦敦，其服务业集群都是高度国际化的，集群中有大量的国外公司人驻。大量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总部的集聚发展，使得总部通过一张由现代电子通信技术和空间旅行路线交织而成的巨大活动网络，能够对全球生产进行控制管理，强烈的市场需求诱发有关服务性企业的崛起和发展，从而促使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

4．逐步向多点式方向发展。发达国家服务业集群的布局，最初主要是集聚在城市的中央商务区，之后逐步向中央商务区之外的其他区域发展，形成多点式甚至是网络式的区位发展模式。

四、现代生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生产业不同于其他非服务类产业的特点在于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同时性、开放性、易逝性和异质性。服务的这些特征，显示出服务过程对服务产业水平的重要性。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都体现在服务过程之中。因此，服务的质量和差异化更多取决于无形服务过程所蕴含的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对生产业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知识资源，其获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二是企业与外部的知识共享，包括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或其他企业甚至其他国家间的知识共享。大量研究表明，知识（包括隐性知识）的价值在于共享，如果不同的部门相互共享各自的经验和知识，将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由于知识累加的速度日益加快，科学技术朝着综合化的方向发展，拥有有限资源的企业要提高知识资本化的速度和效率，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满足知识创新的要求。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许多大公司，其中包括GM，IBM和3M等，它们在新产品开发时都以自我研发为自豪，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开始朝着不断综合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大多数企业再也无法从其内部创造出它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为适应技术变化的要求，企业间建立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联系网络成为知识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已经变成了一种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活动。这是因为，企业通过与外部环境的广泛合作，不仅可以获得企业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更主要的是新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获取。

如果一个组织网络能够实现团结协作和友好合作，知识资本的存量就会不断增加，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样的组织必须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如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生产的专业化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良好的创新氛围等。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透过组织结构性的安排、制度性的设计等机制，以加强三者的资源分享与信息沟通，提高知识资源的运用效率与效能。对于现代生产业来说，由于其隐性知识在整个知识资本中的重要性，以及隐性知识转化对于各主体间地理接近性的要求，这种“新的合作机构”就会显示出其中各知识主体间地理上相互靠近的特点。而从内部组织结构和主体关系来看，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协同变得非常重要，学术界的研究知识与产业部门的战略融合在一起相互协调发展，整个组织网络显示出显著的“生态模式”和“网络关系”。因此，现代生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出于其内在的服务业基本特征和知识共享要求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合作机构”，这就是“现代服务业集群”。国际大都市生产业集群的形成都是基于对获取隐性知识的需要，并且期望这种隐性知识最终能够转化成企业的持久竞争力。

隐性知识的学习和传播具有相当的难度，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过程，常常依赖于在特定情境条件下人们之间近距离、面对面地交流。产业集群这种区域企业结构方式为这种隐性知识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而且，由于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使这种隐性知识的学习不仅在生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发生，而且也发生在企业员工与客户之间。由于集聚效应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与这些顾客的紧密接触中所进行的知识交流又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反过来，隐性知识的交流又可以成为集群创新机制形成的推动力，集群内企业通过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改进服务质量，创新服务种类，从而带来生产业集群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

集群内的知识资本化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创新的过程，因此创新行为的发生和知识具有密切的关系。当代的创新活动是由厂家和用户在交流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过程中相互作用所推动的。根据知识螺旋模型，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本身就存在内在的互动机制，而这种互动的规模，随着本体层次的上升而扩大（见图2）。在国际都市中，无论是金融业集群还是商务业集群，集群内部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互相演化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进化，并促进整个服务业集群的创新机制，激发新的创新产品和思想，形成不断循环的自激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新能力逐渐成为现代服务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源泉。

五、结论及启示

集群化是国际大都市现代生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它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功能，成为支撑国际大都市发展和创新的核心要素。本文通过对纽约和伦敦两个国际大都市生产业集群的考察，发现现代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高度依赖于城市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产业网络、人才积聚等基础条件，而且现代服务业集群对外部知识、信息等要素的使用更多，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更大。同时，本文还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国际大都市现代生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探讨了以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合作研究机构对生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集群内部创新系统知识流动与转化机制。

本文的研究对中国国际大都市（如上海、北京等）现代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1)全面推进服务业模式创新与服务产品创新。国内大都市在促进高技术型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人才优势，针对服务业发展需要的关键技术及关键领域，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运用高科技手段，创新经营方式，不断开拓新型服务市场。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相关政策，加快企业研发中心的设立，提高研发水平，加快生产业发展，促进高端产业集聚发展。(2)积极规划和适时调控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国内大都市应从生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建设好诸如总部经济区、金融区、会展区、旅游基地、物流基地等重点集群，充分发挥服务业的产业聚集效应。加大招商力度，吸引外商管理部门、代表处、技术支持与服务部门、销售与采购部门及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等，努力占据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为服务业集聚创造外部条件。(3)促进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合理化。国内大都市应通过增强城市副中心的功能来提升中心城的整体实力，进而避免由于城市核心区负荷太大而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对服务业中的不同行业进行合理空间布局，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调。(4)吸引与培养高素质的服务业从业人才。国内大都市要从战略高度，建立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快营造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鼓励各种智力要素、技术要素参与利益与股权分配。在扩大生产业发展规模的基础上，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服务人才。(5)推进生产业集群融人全球产业价值链。服务业集群的发展也必须与全球产业链或全球市场的大背景相结合，只有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区域产业集群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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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Eswaran,A.Kotwal.TheRoleofServiceSectorintheProcessofIndustrialization[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2,(68).

[3]江静，刘志彪．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业发展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

[4]杨亚琴，．国际大都市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5]唐珏岚，国际化大都市与生产业集聚[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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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权益收益率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9－0014－04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What should the government do facing the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enter into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4 listed banks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07,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banking marke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shares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ROA or ROE is U-shaped. We suggest that compared with adjust the 25% upper level, the bank industry can benefit more from adjusting the 5% lower level.

Key Words: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ROE

一、理论与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金融贸易体系的发展和国内金融业的开放，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始逐步进入中国银行业。从第一阶段试探性的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到第二阶段积极购入优质股份制银行股权，到如今全面进入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而外资机构的进入，是否改善了银行的效率，其对国内银行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面对国外提出的“进一步开放银行入股比例”的呼声，管理层应当如何应对？本文通过对已引资银行的绩效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首次对银行引资策略的修正进行了探讨。

关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对本国银行业的影响问题，理论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Claessens, Demirgüc-Kunt和Huizinga 2001, Demirgüc-Kunt, Levine, and Min 1998, Dages, Goldberg和Kinney 2000, Levin 1996）认为战略投资者和外资银行的存在可以在宏观层面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从而增强本国金融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通过示范效应为外资流入本国提供渠道，增强市场活力。同时行业竞争还可以促使本土银行积极进行改革，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从而营造更好的储蓄投资环境，银行业的多元化也促使管理层提高监管效率，与国际接轨。而从银行治理的微观层面来分析，Claessens和Lee（2002）认为引入战略投资者可以改善银行的经营行为，对银行的改革有着重要作用。战略投资者改善银行业绩主要表现在，首先，海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帮助改善银行经营，例如引入更成熟的风险管理机制和业务流程。此外，新投资者还可以带来新的人才，提高银行自身的人力资本（Buch 1997）。其次，本土银行可能由于固有的制度因素而绩效难以提高，例如过多的政府干预，低效的公司治理以及缺乏适当的竞争压力。Shirley and Walsh（2000）认为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更有效的管理经营和管理团队，股权的相对分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干预的问题。

反对者认为（Litwack 1995，Gros和Steinherr 1997），战略投资者某些时候并不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器”，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境外资本的快速撤离会进一步加剧危机的效果，且相比而言，资金撤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关于国内银行业的研究，董彦岭（2008）指出中国银行业的某些战略投资者实际扮演的是“投机者”的角色，参股中国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李嘉诚基金和美林证券都是具有短期趋利性质的财务投资者。刘煜辉(2006)认为在中国银行改制过程中，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意愿并不强烈，其往往只关注银行本身的控股权和潜在的转让价值，对于银行的长期建设并不关心。

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同样存在争议。郭研（2005）通过分析国内13家银行1993年到2002年的面板数据，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体现了“竞争效应”和“技术示范效应”，银行的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和费用率均有所下降；而叶欣（2006）分析了1995-2004年的银行横截面数据，实证结果显示外资的进入能够带来正的边际利息和利润水平，郑鸣（2007）利用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产生争议结果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总体时间段差别，由于政策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业也呈现阶段性，2002-2005年以及2005年至今，外资银行的进入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与2002年以前都有较大差别，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有所区别。二是样本选择的差别，除去样本银行的选择差异以外①，不可忽视的是，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在2004年才引入战略投资者，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更是在2006年才开始引入外资，“处理组”的变化会导致结论的差异②。

本文借鉴Bonin（2005）和Claessens（2001）的模型框架，以1992-2007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数据，重点分析了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对于银行业盈利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即对资产收益率和股权收益率并不是简单的正或负的影响，而是呈现二次型特征。这说明盲目引资反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更好地实现引资的效果，相比扩大25%的“红线比例”，修改5%的下限比例将更具实际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92-2007年，选取的样本银行为中国目前上市的14家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3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两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深圳发展银行等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选取上市银行作为样本的原因是，首先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的绩效会存在结构性差异（Asokan2006），而绩效差异产生的信号传递（Signaling）效果也会影响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决策，因而可能在回归中产生有偏的结果。其次上市银行作为银行业的第一梯队，分析结果将更具代表意义，同时财务披露审计标准更为严格，相关数据的可得性较高。回归分析中银行层面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数据库（Bank Scope Bvd Database），宏观层面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Wind），同时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作为补充数据来源③。

（二）变量的选取与定义

1.因变量

借鉴Bonin（2005）和Claessens（2001）的研究成果，本文选用资产回报率（ROA）来度量银行的盈利能力，这也是金融文献中评估银行业绩运用最广泛的指标。由于本文选取样本为上市银行，我们还选用股东权益收益率（ROE）作为比较指标，ROE是衡量内部财务和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作为判断上市公司盈利的依据一直受到证券市场各机构的关注。

2.外资进入变量

目前文献中衡量外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程度的变量共有两种。第一种是采用外资机构进入的数目，第二种是采用外资机构进入的资产份额。Claessens（2001）研究发现，当本国银行对外资进入反应迅速时，用前者作为刻画外资的进入程度较为合适；如果本国银行对外资的进入反应较慢，采用后者度量更为合适。本文选择银行的资产份额（FOR）作为刻画变量，主要是由于国内银行的分支机构覆盖面较宽，本土客户群相对稳定，同时经营机制不够灵活，因此对市场变化反应相对缓慢，这与郑鸣（2007）的实证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3.控制变量

借鉴Bonin（2005）、Claessens（2001）和Berger（2006）研究银行绩效的变量选择方法，同时考虑到国内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在两个维度选择了控制变量：第一类是宏观经济的控制变量，包括年度GDP、人民币汇率（ExR）、通货膨胀率（IR）和央行法定利差水平（IM）①；第二类是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银行的总资产和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三）计量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14家上市公司样本银行1992-2007年的时序和横截面数据，由于各银行开设时间并不统一，因此所得数据是非平衡面板数据②。回归分析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具体选择的是随机效应模型③，为避免异方差影响，回归采用GLS的分析方法。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EFi,t=α＋β11FORi,t+β12FOR+xkHk,i,t+δlQk,t+εi,t

其中EFi,t表示第i个银行第t期的效率变量，包括度量盈利能力的ROA或ROE；FORi,t表示境外投资者t期在第i个银行的资产持有比例；Hk,i,t表示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Qk,t表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与政策建议

表1 外资持股比例对国内银行业盈利水平影响

注：括号中为回归变量的稳健t值，***、**和*分别对应1%、5%和10%的置信水平

我们运用Stata9.1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关于模型的选择问题，我们对回归模型作了Hausman检验，p值显示接受原假设，即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

从回归结果看，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中国本土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地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境外投资者比例的上升，本国银行的盈利能力（无论是以ROA还是ROE为参照指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外资的持股比例的拐点约为11%。这与Kocenda和Svejna（2003）以及Grosfled和Tressel（2001）的研究结果相似。比较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由于郭研（2005）、冯伟（2008）等的文献中并未引入二次型变量，因此无法作直接的比较分析，但从外资进入程度的描述统计看，本文结论与现有文献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无矛盾。2005年外资占样本银行的资产比例为6.29%，外资持股比例较低，且一直处于拐点以左，因此从1996年到2005年，外资持股比例的逐年提高，本国银行盈利能力呈现下降趋势。

出现“U型”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股权结构的原因，在外资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外资股东搭便车（Free Rider）的行为增加，其对参股银行的长期经营效率并不关心，同时较低的持股比例也注定了其对银行的经营行为影响较小。

二是进入时间的原因，本国银行在引入外资的初期一般不会单纯追求资产收益率（ROA）的增加，而是更关心如何提高资产质量，降低贷款损失率，因此会相应提高损失准备或增加股本，这都会造成盈利率的降低。Unite和Sullivan（2003）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为更直观的分析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比例影响，我们将银行的盈利能力ROA（或ROE）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用如下曲线表示，根据参股比例的不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A：参股比例低于10.6%④。此时，股权改革有一揽子的成本（体制文化变革成本），而同时过低的股权比例无法激发其积极性。战略投资者或选择“搭便车”的管理策略，或演变为“战略投机者”进行短期的套利行为。因此，此种情形实际上是一种“合作不经济的协同陷阱”。

图1外资参股比例与银行ROA关系

B：参股比例位于10.6%～21.3%。此时，战略投资者拥有了一定的股权比例和话语权，投资管理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其相应的正向影响可以逐渐覆盖改革成本，这种情形是协同合作的酝酿发展期。

C：参股比例位于21.3%~25%。此时，战略投资者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其领先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所激发的“示范效应”也得以发挥。这是协同合作的蜜月期。

D：参股比例位于25%以上。虽然目前管理层并没有放松管制“红线”，但根据模型结果，仍可以认为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协同效应得到进一步放大。

我们可以看到“10.6%”的参股比例是激发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协同拐点”①，过低的参股比例可能会导致战略引资的失败，花旗银行4.98%参股浦发银行几年后又选择分手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在战略引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参股比例是促进后续协同的必要条件，而管理层目前的指导性文件中给出的参考比例是5%，我们认为应该适度予以提高。同时，虽然更高的参股比例可以更大的提升银行盈利能力，但我们并不认同“完全放开银行准入门槛”的论调。如果仅为了提升盈利能力，而失去银行控制权是得不偿失的行为，过去“用市场换技术”的失败不能在银行业再次发生；过大的外资比例还可能存在一定的金融隐患，危害国家的金融安全，毕竟通过战略引资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提升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才是开放的根本目的。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政策的修改，首先应提高战略投资者的入股下限，而上限的修改要相对谨慎，可适时采用“试点加推广，从城市商行到股份制银行再到国有银行”的模式进行。

四、结论与拓展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国内银行的盈利指标与外资进入程度的相关性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因此，为避免战略投资者演变为“战略投机者”，管理层应当提高战略投资者的入股下限，避免“用脚投票”的搭便车行为，真正达到“引资又引智”的目的。

从分析方法上看，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滞后性，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声誉的建立和盈利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在注资后能立刻完成，而滞后期的不定性可能会导致结论的偏差。由于目前大量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业只有2－3年时间，相关比较分析难以进行，这也是将来需要重点跟踪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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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arke R G,Cull R,ShirleyM. “Bank privat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mmary of lessons and finding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5,(29): 190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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