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天文历法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王廷相是明代中叶重要儒家学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为己任，指出：“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 ]他还根据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时，他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问”中说：

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 ]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 ]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 ]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 《论语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 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 《日知录》潘耒“序”。

[9]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

[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 4] 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 7] 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 8] 《思问录》外篇。

[ 9] 《思问录》外篇。

[20] 《思问录》外篇。

[21]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24]梅文鼎：《历学疑问》“李光地序”。

篇(2)

刘正教授的此文首先就阐明了铜器断代的两大立足点。他认为：“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这就为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打下基础。进而，他主张：“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方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

这一肯定是有见地的观点。

今天，学术界已经接受并肯定了陈梦家先生的铜器断代学说。特别是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所主张的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他提出的“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的观点，已经成为铜器断代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操作指南。

最后，刘正教授指出：陈梦家先生的“上述标准和结论对于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以后，从唐兰、白川静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观点和具体年数而已。最近三十年来，对金文的研究随着甲骨学和简帛学的持续热点的出现，也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陈氏此书的出现，将吴其昌发起的金文历法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陈梦家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就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王宇信）

古代中国，先后曾经有过的历法种类从“黄帝历”到洪秀全的“天历”，共有102种。加上西历和火历，就有104种历法。被称为“古历”的有七种：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和火历。《汉书・律历志》上记载的只是前六种。

在已经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作器时间记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历。特别是记载鲁国和宋国内容的铜器铭文，因为鲁历、殷历和周历的换算，我们对此最难把握的是置闰问题。大家知道，闰月是为了维持历法的准确性而产生的一种调解方法，“十九年七闰”的定规是否为周历以外的所有历法所采用，这是不易断定的。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

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

有了这两个假定，为西周铜器断代学研究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立脚点。

验证这两个立脚点的基础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关夏、商、周日食和月食问题的记录。因此18世纪中期，理论天文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我们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诞生以来和今后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比如，根据《（伪）古文尚书》的记载，在夏代少康时生过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据理论天文学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得出结论：夏代少康时代的那次日食发生在西历公元前2165年5月7日的日出后一小时左右。结论的准确无误为我们重新判定《（伪）古文尚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证据。也为夏代少康的在位时间给出了答案：西历公元前2165年前后。

这一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商周金文学术研究中的难点。因此，时值今日，出现的学术研究著作并不多。大致有《西周纪年研究》《西周年代》《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西周铜器断代》《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西周年代学论丛》《春秋i铜器年代综合x究》《先秦年代探略》《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金文断代方法探微》《铜器历日研究》等。

毫无疑问，上述各书以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为这一研究的最高代表和学术经典。

1956年开始，陈氏的著名长篇论文《西周铜器断代》连载于《考古学报》上。后来由于陈氏被定性为分子而中止了论文的连载。因此，中华书局出版的此书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加上若干遗稿增补而成的。其中，遗稿增补而成的部分内容，编辑特别标志为“未完稿”。因此，本论文主要使用他公开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论文为研究底本。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减低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方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

一、 此书在西周历法和铜器

断代方面的贡献

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

在铜器断代问题上，他主张：

西周铜器的分期，对于某些铜器，是可以断为某一朝代的，但大多数的很难按照王朝来断代，有些也不需要。西周12个王和共和，其绝对年代也需作一暂时的拟定。我们曾从种种方法方面拟定了以下三期和各王的年代；

以上凡是整数的10、20、30都是我们假定的。从夷王算起，所定的年代是可靠的。

三个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它们表示西周铜器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初期，是从殷周并行发展形式变为殷、周形式的混合，所以此期的铜器更接近于殷式。在中期，尤其是后半期，已逐渐的抛弃了殷式而创造新的周式，殷代以来的卣至此消失，而周式的S、至此发生。在晚期，是纯粹的新的周式的完成。以上的变更，也表现在花纹上、铭文的字形上和内容上。这对于我们研究西周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意义的①。

陈氏的上述断代，基本上划定了西周的具体的历史年代范围。而对于铭文和断代之间的关系，他是如此处理的：

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可以有以下各类：

（1） 同作器者

凡是同一作器者的诸器，应该都是同时代的，但不一定是同时的。比如，乍册髁钏作诸器都是成王时代的，但也有早晚的不同。

（2） 同时人

有些器提到周公东征，那么它们应该都是成王时代的。但我们应该注意，所谓“周公”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所指；记载周公东征的“周公”是周公旦。记载后人追记或追念周公的，则在周公已死之后。“周公”除周公旦以外，他的子孙世为“周公”。《令方彝》、《作册髁睢贰案嬗谥芄宫，公令……”，此周公是活着的周公旦。《井侯簋》“作周公彝”则是周公子之封于井者铸作祭祀周公之器，此周公当是已死的周公，器作于康王时代或成王的后半期。

（3） 同父祖关系

《作册髁睢肥浅赏跏比耍他作器“用光父丁”，其子作册大“乍且丁宝尊彝”则在康王时。大所作的方鼎所以确定在康王时，其理由如下：铭记铸成王祀鼎，所以在成王后。铭末的族名与髁钇魍，所以是一家之物。大的祖父名丁即令的父丁，所以令和大是父子，父子先后同为铸作册之官，为公尹周公子明保的属官。

（4） 同族名

由上举之例，可知同一个族铭之器，只表明是一家之物而不一定是同时的。1929年洛阳马坡一坑出了五十件左右同具有“臣辰”或“微”的族名的，可再分为几组：

士上 B、卣、尊

父癸 B、鼎、簋、爵

父乙 鼎、爵、卣、簋、尊、觯

父辛 鼎、[、尊

臣辰 B、壶、簋、盘

微 爵、壶

它们虽大约是同时代的，但有先后之别，不都是同时的。

（5） 同官名

官名在一定条件下也指某一个人，如寿县出土“大保七器”都有大保字样，又有召伯，可推定此“大保”实指召公]，其它的称号如“王”“公”“侯”等也可以推定其人。

（6） 同时代

记载伐东夷的诸器，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作同时代的，如《鼎》《旅鼎》《小臣簋》等。

（7） 同地名

在一定条件下表示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如新邑是成王初的一个地名，成王及其后称为成周，则凡有新邑之称者当属成王时。凡有宗周及镐京之称者，都属西周。

（8） 同时

《令簋》记九月才炎赏于王姜，《召尊》记九月才炎锡于白懋父。两器时、地相同，而周器上的令、王姜和白懋父都是成王时人。故可定为成王东征时器②。

最后，他提出这一方法论上的立场：“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③。

他所研究和得出的各王铜器如下：

他的上述标准和结论对于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以后，从唐兰、白川静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观点和具体年数而已。

最近三十年来，对金文的研究随着甲骨学和简帛学的持续热点的出现，也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尤为突出。

陈氏此书的出现，将吴其昌发起的金文历法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 此书在古文字学方面的贡献

此书虽然是以铜器考古学为核心内容的著作，但是陈氏的研究处处立足于对铭文的解读基础上，因此，这使得他的这部著作具有了古文字学、商周历史和地理学、商周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和贡献。具体来说，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金文辞例研究的贡献

在金文辞例的研究上，陈氏注意将辞例和历史结合进行研究。如，对于铭文中经常出现的“大保”一辞，他首先主张“西周初期金文中的大保可以分为三类”，即：生称、追称、族称。然后，他从对辞例的分析和历史事实相结合，提出如下观点：

梁山七器，大保与召公、召白同出，则知此组铜器是召公世家所作，而大保应指召公、《尚书》所称，有以下各例：

《召诰》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保朝至于洛

《君]》 周公若曰君] 公曰君，告汝朕兄保]

《顾命》 乃同召大保] 大保率西方诸侯

由此可知大保、君]、召大保]并是一人。君、保、大保是其官，公是其尊称，召是其封地之名。西周金文称之为召公、召白，《诗・江汉》称召公、《甘棠》称召伯。据君]，周公称保]为我之兄，故《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而《论衡・气寿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④”

在《西周金文中的册命》一文中，陈氏主张：

册命既是预先书就的，在策命时史官授于王而王授于宣命的史官诵读之，则前述甲组诸例的“王若曰”以下的命辞乃是王的说话，其中代名词为“余”乃王所自称。《洛诰》“今王即命，曰”是王之亲命，故“曰”前无“王若”之语⑤。

这一观点十分敏锐而且具有辞例研究的典型意义在内。

第二、对商周史事和人物研究的贡献

如，关于《令簋》铭文中出现的“丁公”，他考证：

铭文三见丁公，即上文的“公尹白丁父”。《令彝》周公子明保，又曰明公、明公尹，保和尹是其官职，公是尊称。以此例之，白丁父之官职是尹，其尊称是公，故可以称丁公。《令彝》称其父为父丁，丁是庙号，此父丁在第5器称为“虔公父丁”，所以此器的公决不是令父。白丁父可能是姜姓齐侯吕常《齐世家》又称之为丁公⑥。

在《册命篇》一文中，他主张王国维的《释史》一文有误，他认为：

王氏以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尹、命尹等为史官之一，是正确的。但将它们与作册、内史、尹氏等同起来，则是不对的。古代官制的研究，固当明其类别与其彼此的关连，但亦应注意主持某一类事的官常有变换，而某一种官因时代不同而改易其地位和性质。作册本是制作策命之人，及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产生，乃兼而为代宣王命之人。

西周中期其权落于在王左右的内史，在西周晚期则尹氏取而代之⑦。

不能不说，陈氏的这一结论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他非常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西周时期管制演变的一格历史过程。

第三，对商周地理研究的贡献

如，有关郯地。他主张：

西周初之郯与春秋之郯不在一地。《齐世家》“桓公二年灭郯，郯子奔莒”，《集解》云：“徐广曰一作谭。”齐桓公二年当鲁庄公十年（公元684年），所以《春秋》庄十曰：“齐师灭谭。”杜注：“谭国在济南平阴县西南。”是谭即郯，在今历城县东75里龙山镇。《春秋大事表》以谭为子姓，当有所本……春秋时期的郯，见载于《春秋》宣四、成八、襄七和《左传》昭十七。《竹书纪年》越“朱句三十五年灭郯，”是在公元前414年。此所灭者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的“郯，故国，少昊后，盈姓。”

今郯城县西南。此郯可能是周初灭郯以后南迁之国，犹成王既伐奄与薄姑，迁徙其国⑧。

再如在《论丰、镐及宗周》一文中，他主张：

就已有的金文材料来说：丰多见成王器，西周初至穆王居镐京的记录较多。宗周、成周之名，西周初期常见，以后也常见。新邑、王，惟见于成王器。武王时的周不见于成王器，成王以后周与成周并见而周多共王以后器。由此似说明武王至穆王较多的居于西土的都邑、册命臣工，而穆王以后较多的在东国的洛邑⑨。

可见，他的商周地理研究是紧密结合商周史和历史文献的。不单单是利用金文史料，而是将金文史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第四，对疑难古文字释读的贡献

如，关于《小臣宅簋》铭文中出现的“甲”字字形，他考证：

甲即甲衣，《广雅・释器》：“函、甲、介，铠也。”《周礼・考公记》“函人为甲”，以革为之。《左传》庄十一“蒙皋比而犯之。”据杜注则是虎皮。《楚辞・九歌》

“操吴戈兮披犀甲。”此器的甲字，则象干盾之形。旧或误释为干，或误释为十。卜辞

卜人名“古”，金文《大盂鼎》“戎”“古”，《庚赢卣》“姑”皆从甲，都与此器“甲”

字相同。西周金文其它的戎字则从“十”，小篆“戎”字则从“甲”。金文甲胄之“甲”

今以为当释为接壤之接11。

而对于已经被学术界考证出来的文字，如《大魇级Α分械摹鳌弊帧K也能从文字写法考虑铜器断代，提出他的见解。他主张：“惟从髯中捶看，应属西周中期。12”

总之，陈氏此书名为西周铜器断代，但是实际上却是以礼制、历法、历史和金文文字考证为中心的铜器断代，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同类著作。至今依然是无法超越的辉煌学术经典。

注释：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38～139页，1955年第九册。

②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40～141页，1955年第九册。

③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41页，1955年第九册。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7页，1955年第十册。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408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⑥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79页，1955年第十册。

⑦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99～400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⑧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78页，1955年第十册。

⑨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73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⑩ 陈梦家：《考古学报》，第84页，1955年第十册。

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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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篇(4)

的《易经》。关系逻辑。正式代表。科学价值

关联逻辑是《易经》的核心逻辑形式，具有动态关联的特点，基于《易经》的符号分析系统cointegration　correlation已经渗透到mathematical　physics、engineering　technology、医学等诸多领域，it在《周易》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实践指导价值和科技谈话的文化价值。relational　logic。formal　representation。《易经》的分析框架和逻辑形式为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约瑟首先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关联式的思考》，但对《关联式的思考》的具体形式和范畴特征没有深入探讨。本文对关系逻辑的具体内容、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提炼，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它有其独特的因果生成逻辑。在这个关联系统中，“概念和概念不属于或包含彼此，它们只是在一个‘模式’（pattern）中。至于事物的相互作用，它不是由于机械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ion）。”[1]374-375“感应”它是一种逻辑关联形式，在这里可以概括为动态关联、协整关联、相对关联和语义类比关联。

在《易经》的演绎逻辑中，动态是其核心要素。“是故太极，产生凉意。两仪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2]595这似乎是一个基于宇宙学的连续世代逻辑，“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3]240：从太极到阴阳到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再到“钱、坤、珍、荀、坎、李、根、对”，它象征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体现了归纳原理的动态演绎逻辑，以这种形式表达了宇宙的变化：“是故刚柔相摩，八卦摇摆，鼓是雷霆，滋润是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夏。”[2]561而这一变化的根源源自《阴阳》。这一极其抽象的符号在《周易》中有多重含义，《周易》中的阴阳既是一个实体范畴，也是一个属性范畴。在实体范畴的意义上,阴阳是宇宙形成和万物生成的性质,，《易传》称之为阴阳之气。在属性范畴的意义上，阴阳反映在宇宙万物的属性和形态上，包括人及其活动，即宇宙万物根据阴阳属性获得自身的属性和规律。［4］

在恒卦中解释了动态和持久性之间的关系，恒卦说：“恒无责，利贞”比它的道长。天地之道是恒久不变的。“福利让你走”，最后有一个开始。太阳和月亮可以被天空照亮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季变化。圣人可以在比他们的道更长的时间后转化为世界。看看他们的坚贞，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万物的爱121-122坚持的基础在于把握和遵循规律的程度。天地的规律在于无尽的周流，它解释了世界发展的循环和规律，辩证地解释了世界运动的动力和持续性。它不仅提出了《动静》，循环之理“[3]132，还提出了《观其所恒》和《极言恒久之道》的方法论原则[3]《周易》呈现出动态的规定性探究逻辑、逐次演绎法、抽象与具体的转换模式等特点当前协整关联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俯仰观察》。阴阳作为《周易》的基本元素，是《俯仰观察》的产物，是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的过程。在《周易》的解释逻辑中，用具体的抽象分类图像的动态序列，从主观性的角度解释对象的运动，使宇宙的运动规律渗透到观察者的内在逻辑中，“在古代，世界之王包牺氏仰望天空，俯视地球上的法律。鸟类和动物的文学作品适合地球，贴近人体。因此，他开始制作八卦来传达神和神的美德以及万物的感受。”[2]607是一种从主体角度象征对象的观察方法。通过对对象的协整观察，对象的轨迹被纳入其自身的分析框架中。”远近投球，拿不同的东西，但只是为了测试阴阳新闻的两端。”246这反映了《周易》探索宇宙万物的逻辑不仅是一个客观化主体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抽象化客体的过程。强调的主体性不是主客体对立分离的主体性，而是主体性以主客体的统一和统一为特征。因此，它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绝对的主观思维，而不是相对的主观思维。”[6]易经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直接对应，它使《《易经》能够实现协整，易经的主体性分析角度能够与宇宙学的完整性相一致，从而建立易经的主体性分析框架，《易经》的协整关联逻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关于《周易》的应用性和科学性，《周易》中有许多相关概念，如“钱”与“坤”、“不”与“太”、“理”与“坎”，相对性概念体现了辩证思维在《易经》中。一方面，它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事物的两极特征。“穷则变和变则通通常都很长。”当事物发展到极限（低端）时，它们会发生变化，从而开始向上发展并繁荣，“通变是无限的，顾客是长的”[5]247。《周易》的认识论逻辑是相对的。从好的一面，我们可以预见坏的一面，从坏的一面，我们也可以预见好的一面。“最后一顿饭不忘危险，生存不忘死亡，治理不忘混乱”[2]622以相对关联的方式预测潜在危机，将事物发展的多重可能性纳入主体分析的范围。

的“泰”卦“言坤在外，钱在内”[3]47，象征着平滑的康泰，“没有”卦“盖乾在外，昆在内”，象征着阳消的闭塞和长阴。这两种卦都由钱和坤组成，而乾下坤的是泰和坤下乾。这两种卦代表事物发展和变化的两个极端。在这里，它们体现了《周易》中的灵活性原则。灵活性和运动性是事物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前提。“灵活性不仅是《周易》中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认识世界的目的。”[2]115天地的形象应该是天地，“太”卦就是天地。正是这种反射使天地交泰和天气变得灵活，而“不”卦在天空和地球上处于固定位置，导致上下交通不畅，阻碍事物发展。然而，当“不”卦关闭时，六爻总是在变化，“时间太晚了，结局很好。”[7]这种上下卦相互变化的形式被称为“上下象易”。此外，还有变化，如乾卦和坤卦中的阴阳完全相反，称为“蒂凡尼早餐”，如“屯”；《易经》中的《卦阴阳爻画》和《湖》中的占卜地点称为“倒象”。这一系列辩证分析的操作方法体现了相对的科学性《周易》的关联逻辑。这种相对论逻辑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批判逻辑，“它不仅为批判思维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为面对真理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和相对论逻辑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屯"卦象征万物诞生,"孟"卦象征万物诞生后的无知和幼稚,"诉讼"卦象征纠纷和诉讼,"师"卦强调军队和用兵。“正如64卦是不同对象和图像的叙述、排列和组合，384中的每一卦都是不同时空条件下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反映。”[9]88-96所有这些都通过图像符号总结了事物和对象的发展在一百年的孤独中，任何使用图像符号（包括图像文字）的人的思维方式都必须是类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选择类比作为他们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推理形式。”[10]易经它以分类和意象两种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并规定了中国传统思维的逻辑惯性。”“变化的意象”，"圣人立象尽力而为","取象类比"和"观物取象"是贯穿"周易"的精神,既有归纳的方法,也有寻求整体"象"的方法。[11] 这种“意象”为表达理想化类比的联想方式，提供了理想化类比的方法论：墨家的“类类予”和朱熹的“以类而推”逻辑方法。《周易》中的“意象”本身就是一种感性表征，其意义是隐喻性的，它不是纯粹的客观意象或现象。“空间理解力与人类的视觉判断有关。它是抽象和图像的高度结合。与人类视觉有关的空间理解能力是人类的创造一种独特的力量形式。[12]理解和扩展这一空间的能力使《以类而推》成为可能，使“类”成为可能“一个类别，将更广泛的分析具体材料纳入分析框架，并有效总结分析对象的发展特征。意向类比的关联逻辑使人类主体实践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庞大式、有序的分析网络，并保证其主动性和灵活性。

。基于《周易》的符号分析系统已经渗透到天文学、历法、数学、工程、医学等诸多领域。这种以符号为一般抽象表示的联想逻辑，绝不是原始的思维方式。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周易》的符号系统远离逻辑的混乱。在《易经》的相关性中，所有事物都以“间不容发”的形式出现。同时，它也不同于西方追求“立法者”的一般观点。《易经》的关联逻辑是以《天地法则》中自由意志的形式实现和谐1）383

的《易经》是观天的产物，《丰卦》是专门研究天文学的占卜：“太阳将照耀，月亮将蚀蚀，天地将空虚，时代的新闻”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始于《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良义和四象》，四象生八卦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汤保发现了冥王星，随后在法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刘子华用八卦研究了太阳系的恒星，并在1939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一颗新行星的预测》，预测木王星是第十颗行星13]300“中国的古代历法还包括更丰富的天文学内容，例如日食和月食的计算以及五星的运行。这些天象的计算不仅重视天文学在中国古代，也是因为它们是检验历法准确性的重要手段。”《易经》是中国科学史上动态关联的一个重要体现，天文学和计时历法。易卦作为一种历法表示体系，已经使用了1000多年。易经中的时间观不同于现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时间观。”《仿佛》的时间远非抽象的，而是闭联的具体集合。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基本条件，即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以非因果和平等的对应方式同时表达，正如我们在同一时间发生的相同思想、符号或心理状态中所发现的那样。”[15]例如，中国古代记录月份的主流方式是将12月与12小时相匹配，这被称为“蒂芙尼早餐”，它以4小时的变化总结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有效地将时间与物体的发展联系起来《周易》的巨大灵活性与阴阳学说和易简的美德是一样的，与天人合一。"[3]230这些都反映了动力学、协整和相对论的相关逻辑。

willhelm Leibniz《易经》的数学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明确表示，他在数学领域的发明深受《易经》中《八卦阴阳论》的启发埃德·波尔称，他的《并协原理》的创作得益于周易太极阴阳学说的启发，并将太极图作为其家族的象征16]中国古典数学的特点是“经商，类万物”“17]138中国古代数学4的发展逻辑与《周易》中“连接诸神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主题非常一致。在这种语义类比和关联逻辑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是在“算数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祥与数字的关系是数字比较的基础。易传的极端数量决定了世界的形象“和‘极端数字知道什么叫做占领’（周易系辞（I）最初是占卜，但数学家可以从数字和形状（图像）之间的关系推导出数字比较的推理方法）。[17]62《周易》意象数论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数学规律的符号系统，用来表达事物自身的变化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意象数论思想被许多彝族学者吸收、研究并不断发展。彝族学者将数学作为分析易乐的手段阿宁和易图试图用形象数字思想分析易学属于组合数学，“最值得注意的是从九宫开始的河洛理数研究的结果。在研究纵横图时，扬雄（公元前58-18年）在太玄中的符号系统的三元数表的意义《周易》中的“非符”、“夏变”和“复杂性”理论是符号分类的原则，以及各种“卦变”“是符号生成的原理，数学等理论的数学意义越来越明显。”[17]59中国一些古典数学家在研究数学问题时可以追溯到河洛书籍。

遵循了“依经为图”的思想并在《勾股圆方图注》中发展了数学图解法，《制器尚象》一书中的“勾股圆方图”、“日高图”和“七衡图”对后来的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易对刘徽的注释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徽（225-295）刘徽还参考周易的“物类形象，如果不是圆的话，那么是方的”思想，在数学研究中对“形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思考之后，他提出了“析理、解体两用”、“李光地”的数学方法论方案（1642-1718）用山谷解了河洛图，焦循（1763-1820）用代数比例解了二项式定理的彝族。易学对数字的形而上学讨论导致古代对数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数学和数学。“[17]59

大学在周易的64个三角形常常被用来解释大壮卦的建筑。《上古穴居》荒芜，后来的圣人改变宫殿和上栋下宇等待风雨。他们身上覆盖着大壮。中国的许多传统建筑、城市规划和园林设计都体现了周易地区的理念。《周易》的协整关联逻辑为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提供了思想支撑，《俯仰观察》的观物方式和《天尊地卑》的主次关系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中国古代建筑的美感也来自于此：“六爻之动，道也三层”[2]565，这是中国传统建筑深层特征的来源。“形成六爻的风格依次象征着土地、人和天，而五根柱子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形成了“九五”塑像。”[13]307《易经》的和谐思想也反映在中国传统建筑的适宜性上，刚柔分，移动和明亮，闪电和篇章。柔得中和上行“[2]199.建筑倡导中和、世忠、得中和尚中。

的《易经》规定了道、形式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形而上学是道，形而上学是谓之器”[2]“从工程技术创造过程、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角度来看，‘工具’不是一种自然存在，但人类工程技术创造活动的产物。”[17]428和“道”是这一技术生产范畴的抽象集合，从“道”到“工具”它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则，也肯定了中国古代工程的“由道”和“有道微笑”的特点，这是中国古代工程发展的重要基础18]易经列举了古人发明的各种器物（如网罟、汽车、船只等），据说这些发明是通过思考占卜符号获得的，从占卜的例子证明了发明的必要性“概念的宝库”1）439

《周易》的整体思想对传统中医有很大影响。周易地区与传统医学关系密切。古代医生认为，“我不懂《周易》，但光谈《太医》是不够的周易地区的阴阳思想、气论思想、安全思想和谐思想对中医药的发展极为重要。这些想法在中医书上随处可见。许多医学书籍的书名都直接加上易学的名字，如清朝茅松龄的《易范医疏》、李雨村的《医易引端》等[1]13]315“易经也是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有质量。六爻是混合的，只有时间和事物。”634-635这直接影响到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后期步骤和过程。在六爻系统和周易五行系统的基础上，中医学建立了五脏、六经循环系统和内脏影像系统。在此基础上，夏洛克·张介宾（1563-1640）开发了瓜氏系统作为类比疾病演变的参考模型，即《以卦象测病情》17]61

的《六爻之动》变化提倡俯仰观察。中医也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四经对应四季，十二经对应十二月，十二月对应十二脉，阴阳调和，这种天人对应的思想反映了协整与相对的关联逻辑，在中医学中渗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医学认为，人体五脏六腑不仅与体表器官相连，而且与四季、五脏密切相关“五脏参天地，联阴阳，连四季，化五段”，指中医辨证的治疗方法。黄帝内经“注重四季、地理、土壤、昼夜对疾病的影响，并注重病变的制约和制约关系。这与西医的“头疼医头、脚痛和脚部治疗”完全不同。[13]317《周易》中的八卦对应人体部位钱是第一，坤是腹部，震是脚，迅是股票，坎是耳朵，离是眼睛，根是手，交换是嘴“[2]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包含在阴阳的分析框架中。中医的分析公式与《周易》中的分析公式相同，《周易》的分析方法非常相似，表现出一种协整和相关性的关联逻辑。

《周易》的逻辑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协整关联、相关性关联和语义类比关联渗透到天文学与历法、数学、工程、医学等诸多领域。《易经》的关联分析框架为科学探究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在分析过程中，包含了动力学、协整、辩证法和因果关系等多个维度。这种分析模式是中国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在经验与先验的统一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包含了中国文化智慧的特点，同时也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当前的科学实践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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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因斯坦在《思考和经验之间的联系》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1952年5月7日，索洛文的信地区的《超逻辑》和《超级逻辑》的概念指出了思维和感官之间的联系，以及直觉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超逻辑和直觉等元素的含义是相似的。

2（1）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从八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遗迹。绘画分为两部分，像男性的根，像女性的阴。因此，它显示了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概念。古代的数字观念，以三为最，三为最神秘。一幅来自一阴一阳的图片被复杂地重叠成三幅，从中可以看出八种不同的形式。“

篇(5)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1995年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请在京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从事碳14测年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座谈,提出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问题。与会学者也认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学科学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备了进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条件。继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对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把200余位学者组织在"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之中,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将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来。"工程"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以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进行研究的状况。采用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形式,以期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三代年代学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一大段,为进一步开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4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各自进行的研究中,在一些关键点上获得突破,建立起三代的年代框架;并对商后期和西周列王的年代进行推断,在年代学研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表。根据夏商周时期各阶段积累的材料不同,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三、为实现上述目标,"工程"采取哪些研究途径?设置哪些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碳14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它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1. 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 对有典型意义的三代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含碳样品,进行常规(液闪)和AMS(加速器质谱计)法的碳14年代测定。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途径及其它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三代年代学年表。

"工程"设置9个课题,最初设置36个专题。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又增设了8个专题,共计44个专题。这9个课题是:

1.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 夏代年代学研究;

4.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论文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自免费

8. 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 总结。

四、碳14测年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一技术来解决三代年代?

自然界存在3种碳的同位素,它们的重量比例是12:13:14,分别用碳-12、碳-13、碳-14来表示。前二者是稳定同位素。碳-14则有放射性。它在大气中存在,在大气高空层中,因宇宙射线中子和大气氮核作用而生成。它在大气中与氧结合成C4O2分子,与二氧化碳(CO2)的化学性能是相同的。因此,它与二氧化碳混合一起,参予自然界的碳交换运动。它因光合作用而被植物吸收、并贮存在植物之中。人和动物需要食用植物,于是也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存留。生物在存活期间,他们不断地从大气中获取这种放射性碳。但是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一旦死亡,它就停止吸收,而且会使存留体内的这种放射性碳不断减少。大约在5730年间,它的含量可以衰减一半。因此,物理学家将5730年称为"半衰期"。由此可知,只要用仪器测出树木、谷物、人骨、兽骨等生物遗骸中现有的碳-14含量,与它原始的碳-14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们在多少年前死亡,进而可以推断与它们共存的遗存(诸如建筑遗址、墓葬或其它遗物)距今已有多少年了。

在考古界用于测定年代的方法有好多种,如古地磁断代法、钾─氩法、裂变径迹断代、陶器热释光(TL)法断代等。但它们的精度不高,误差较大,不能用于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碳14测年技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因技术改进、精度得到提高,使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在"工程"启动之前,我们一些同志就在考虑利用考古学分期成果提供的年代信息,采用碳14测年技术对三代年代进行研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藉考古信息所作的碳14测年,在三代年代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构架夏商周年代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碳14测年技术几十年前就已出现,为何到近年才用于三代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中国在60年代引入这一技术,并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第一个碳14实验室。最初测出的年代数据公布以后,立即受到考古界的普遍重视。诸如当时围绕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孰早孰晚的争论,因测定的年代作了客观的说明,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到了70年代,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越来越多,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几乎都测有一批年代,使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在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得以建立。这一成果非常重要。碳14测年技术引入考古学,被认为是史前考古的一次革命。

可是,当时的碳14测年技术的精度还不够高,误差比较大。史前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文化面貌的变化都较缓慢,这些误差在测定史前时期的遗存时,并不显得很突出。但历史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每个事件都需要用一个准确的绝对年代来说明。如果就这个事件给出的年代,误差达100年甚至更多,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测年的精度还不具备研究三代年代时,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碳14测年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精度大为提高。"工程"实施期间,常规碳14的测年精度已达到0.3%。加速器质谱计的测年精度达到0.5%。另外,采用系列样品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使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换算成日历年时,也提高了精度。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六、什么叫树轮校正曲线?怎么进行校正?

树木在地球上生长时,它的树杆每一年都长一轮,称为树轮或树木的年轮。每棵树的截面上,都可以看到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从树心到外缘数出多少个年轮,即可知道它的树龄有多少年。如果找到一棵大树,在它的断面上数出5000个年轮,说明它的树龄有5000年。不过,实验证明,从这棵大树的不同年轮取样作碳14测年,所得的碳14年代与树轮的实际年代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实际差距从2000年内基本一致,到五、六千年前偏近约800至1000年。因此,各国的科学家们在准确测定树木年轮的年代之后,将碳14年代与精细的树轮年代学方法进行比较,从中找到了误差的规律,并用树轮对碳14年代作了精确校正,这就是树轮校正方法。现在已经可以用近万年的树轮,去校正碳14测定的年代。经过校正的年代代表了被测物质生长的日历年代。

出现上述差异是由于大气中的碳14浓度并非一成不变。诸如太阳黑子爆炸、火山喷发等各种因素,都可以使大气中的碳14的浓度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在碳14年代与树轮年代的校正的坐标图上,出现的是一条曲线(如果碳14的浓度一致、没有变化的话,出现的应是直线)。建立碳14年代的校正曲线,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1965年问世的树轮校正曲线几经改进,综合1000多对由不同实验室测定的数据,建立了统一的曲线和表。1998年建立的高精度树轮年代──碳14年代校正曲线,目前被确认为国际通用。

过去在将含碳标本测得的年代数据作树轮校正时,往往是单个数据与曲线拟合。由于曲线的一些部位作锯齿状,拟合时的范围较大,因而误差也较大。这次改用系列样品测得的若干年代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效果就不一样了。由于若干个成系列的数据的连线也是曲线,将它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成了曲线与曲线的拟合,这使校正误差明显缩小。"工程"中测定了数百个碳样,并用上述方法进行拟合。实践证明,用考古学家提供的、早晚成系列的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将这些年代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其误差比过去大为缩小。这就确保了所得日历年代的准确性与可信性。

七、能否以实例说明上述方法在解决年代方面的作用?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年代,是"工程"中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点之一。"工程"实施过程中,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依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提供了系列样品。三期代表了西周时期的早、中、晚期,分段是指每期遗存中还有相对早晚的遗存。它们的年代跨度从西周初至西周末。这些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年,得到了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一致的年代序列:

西周早期(1) 1040─1006B.C.;

(2) 1015─950B.C.;

西周中期(3) 960─918B.C.;

(4) 935─850B.C.;

西周晚期(5) 852─810B.C.;

(6) 820─750B.C.。

从上述年代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的年代约当1040─750B.C.。这三期的年代早晚有序,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对应、没有矛盾。

诚然,就西周年代而论,靠一个地点测得的年代,还不足以作为西周年代立论的依据。因此在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乃至琉璃河遗址的居住址等相关的西周时期遗存,也依它们的分期作了碳14测年。鉴于这几个地点的早中晚期能够对应起来,所得的年代与遗址的分期一致,也与琉璃河墓地早中晚期测得的年代一致,由此可以说明,依遗存的分期成果而构架的西周年代框架是可信的。

当然,上述年代之准确性,还需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衔接而得以确认。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中的8号墓的测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晋侯墓地的8号墓中出有晋侯苏编钟,钟铭上刻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纪年。从随葬物品可以判断该墓为西周晚期遗存。但西周晚期诸王中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那么,此墓究竟是厉王还是宣王呢?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从墓中采选的木炭和骨头用常规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后得到的日历年为808±8B.C.。这一年代与琉璃河墓地所分第三期(西周晚期)的年代范围没有矛盾。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晋侯苏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十分接近。但这一结果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了晋侯苏钟上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之纪年,从而平息了一场争论;它还把"工程"中测得的西周年代框架与公元前841年自然地衔接起来。这就把"工程"建立的三代年代学框架,落在841B.C.这个基准点上,三代的年表将以此为基点往前延伸。足见碳14测年得到的年代,其可信 度是很高的。

篇(6)

【关键词】阴阳学说，高职语文，阐释

1.阴阳学说是什么

阴阳学说首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内容包括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与转化。除此之外，阴阳学说还与天文、历法等具体学科相结合，成为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基础。阴阳的概念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范畴，战国末期才被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阴阳学说作为一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一枝奇葩，同样受到了阴阳学说的深刻影响。

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和掌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前提。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它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那么，医学专业的高职语文课程是否可以对阴阳学说进行阐释呢？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从根本上讲，中医学与文字学、文学都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劳动实践，这就决定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阴阳学说既属于中医学范畴，又属于汉语言文字学、汉语言文学的范畴。这样，便可从语文视角对其进行阐释，成为医学专业高职语文课的教学内容。

2.医学专业高职语文对阴阳学说的阐释

医学专业高职语文课程是一门基础学科，又是一门工具学科。中医学和语文都离不开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学，并且中医学的发展是受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学影响的。没用充分发展的汉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学，就没有生动准确的中医学表述。反之，中医学的文字与文学表述，是对汉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学的阐释。正是有了中医学的各种概念，才使得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学更加丰富、更加接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从而使语文这一学科的重要性得以再一次显现。

无论是哲学还是中医学，都没有对阴阳二字的本义进行阐述，因此，高职语文对阴阳学说的阐释可以从字源入手，用汉语言文字学的知识进行阐释。

首先对“阴”字进行解析。阴的繁体字写作陰，而陰的本字是侌。金文的侌写作，这是象形文字。而此字又分上下结构：上部分是“含”，包含，下部分是云层。那么，侌的本义就是天空多云，没有阳光。现在常说的阴暗、阴晦就是使用了这个意义。侌的籀文（即石鼓文）则写成：上面是日（太阳），下面是云。云在太阳下面，表示云层遮挡了阳光。篆文的侌承续了金文的字形。当“侌”作为单纯的字件后，金文 再加“阜”（山地） 另造“陰”代替，表示山地背阳的北坡，此时，阴的意义又增加了一个。陰的篆文 基本承续金文字形 ，隶书 将篆文的阜 写成左耳旁 ，将篆文的侌 写成 。此时，陰的形象已基本定型。俗体楷书阴用月（夜晚的月光）代替正体楷书“陰”的“侌”。这就是阴字的演变史。由此可知，阴的原始意义包括昏暗无光和阴坡（水之南，山之北）。其中，侌是声旁，左耳刀是形旁。对阳的解释同样采用这种方法，不再赘述。我们发现阴阳二字的演变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楷书的发展时期。而且阴阳的原始意义就是对立的，这正是阴阳学说理论的根本。

阴阳的本义解析之后，要对四象进行阐释，因为四象在中医学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易与中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体现。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最具有代表性的应用是在易经预测学中，即老百姓所说的六爻。四象指老阴、老阳、少阴、和少阳。那么，四象的理论与中医是如何紧密结合的呢？在《黄帝内经》中写道：“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黄昏至合夜，天之阴，阴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阳也。”中医学的人体经络学说更是发展了阴阳学说，十二经络与奇经八脉都蕴含了阴阳的概念。阳初生为少阳，阳盛为阳明，阳盛到极点为太阳；阳盛到极点就会向阴转化，变成少阴，阴盛为太阴，阴到极点为厥阴，厥阴转化为少阳。这里还可以对厥字等进行文字学的阐述。

这就是医学专业高职语文课对阴阳学说的阐释，把阴阳学说具体化为学生可以接受的语文教学内容。阴阳与四象的理论变得简单明了，为进一步学好中医学打下了基础。另外，很多关于阴阳学说的具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献资料也可编入教学内容，称为医学专业高职语文课的素材。

3.阐释的意义

首先，通过对阴阳学说的阐释，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阴阳学说的内涵。阴阳学说的外延是非常广阔的，只有知其根本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理论，为以后的实践打下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应该搜集整理有关阴阳学说的各种文献资料，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把抽象的阴阳理论与具体的学科联系起来，特别是中医学中的阴阳理论。这样，学生在学习能力会逐步提高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医理论的系统把握，而这正是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其次，有助于医学专业的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诚然，医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是以学好专业知识为主，以掌握专业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培养目标。只有这样，毕业生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才能为我国的医学事业贡献力量。然而，这不等于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不学习语文或者不学好语文，因为高职语文的作用是一种长效机制，它对初中起点学生的人格形成与思想道德素质的养成有着潜移默化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本论文的优势在于：把语文教学内容的设计与专业课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非常好的达到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如果把这种方法推广开来，就会使学生更好地从语文课中获益。

最后，使高职语文成为中医学的得力助手。我国的传统医学博大精深，对于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初中起点的学生来说，无论是汉字的认知，还是语义的理解，以及对中医学体系化的认识等，都存在较多主客观障碍。中医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作为载体的，因此，只有疏通文意才能深刻领悟其中的玄化奥秘。中医学与语文之间的特殊关系，使高职语文成为医学专业中具有特别优势的工具学科，成为中医学的得力助手。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游艺；《天经或问》；气象；影响

游艺是我国明末清初目前，学界对游艺的研究主要是他的著作《天经或问》。游艺的《天经或问》是近代第一本天文学科普读物，但其中也涉及到诸多气象学知识，因此该书也被誉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启蒙之作”。该书受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气象学的影响，并结合中国传统的气象学，对一些常见气象现象、大气光象、天气预报等进行了科学的解释，通俗易懂。乾隆年间，该书前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

目前，专门针对“游艺”与《天经或问》的研究还较少。石云里《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一文中谈及了《天经或问》中的天文学知识以及其在日本产生的广泛影响。王国强在《西学汉籍东传日本述略》中提及了明末清初输入日本的西学汉籍，就包含了《天经或问》。此外，在冯《熊明遇内容解析》中提到《天经或问》中摘录了大量《格致草》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对《天经或问》中的天文学知识进行过研究，但对于其中的气象科学知识涉猎较少。本文旨在对书中气象科技知识进行探讨，以加深学界对《天经或问》的认识。

一、明清气象科技发展概况

至明朝末期，中国古代气象事业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关于天气现象形成的理论较多，但都受到“阴阳学说”的深刻影响。如西汉董仲舒在《雨雹对》中这样写道：“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他认为雨滴是因小云滴受风影响，合并变重下降形成的。明代王逵等也持相似观点，诚如他所言：“故云密则雨降，阳施而阴不能化，则有云则无雨。”

元末明初，娄元礼的《田家五行》记录了很多农业天气谚语。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中的《占验》一节，记载了航海和渔业天气谚语，如“电光西南，明日炎炎，电光西北，雨下涟涟”等。明代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了《测天赋》、《玉帝亲机》二书，收集了许多有关天气的经验性认识，其中的天气谚语集中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些谚语来自生活实践，因难免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不少谚语有不科学之处。

到了明末，我国的气象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人们对于气象的认识较为分散，而且也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天经或问》作为第一本天文科普读物，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像百性普及相关知识，其中也涉及到气象知识，通俗易懂，是中国气象学的启蒙之作。

二、《天经或问》中的气象学知识

《天经或问》共有四卷。卷一共有22图：昊天一气浑沦变化图，黄赤道南北极图，三轮六合八觚之图等；卷二有问答17条，各有标题：天体，地体，黄赤道，南北极，子午规，地平规，太阳，太阴，日食，交食，朔望弦晦等；卷三有问答25条，各有标题：岁差，经星名位，恒星多寡，大星位分，太阳出入赤道度分，经星东移，觜宿古今测异，七曜各丽天，恒星天等；卷四有问答27条，各有标题：分野，年月，历法，霄霞，风云雨露雾霜，雪霰，雹，雷电，霾，慧孛，虹，日月晕，日月重见，风雨徵等。

游艺结合中西科技成果，撰成通俗读物《天经或问》一书，很有独特见解，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流传日本，多次翻印发行。《四库全书》总纂纪昀评述这部书：凡天地气象、日月星辰之运行，月盈日蚀的道理，以及风云、雷电、雨露、霜雾、云霓的变化，都设有问答，明其所以然，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至于星占应验之术，则摒弃不谈。

（一）各类天气现象

“问：雹，冷物也，何以不降于寒而降于暑也？或谓蜥蜴所喷，或谓龙鳞所藏？是乎？否乎？

曰：气之三际：中为冷际，下为地温，上近火热，极冷之处乃在冷际之中。二时之雨，三冬之雪，盖至冷之初际，即已变化下零矣。冬月气升，其力甚缓，非大地同云不能扶势，故云足甚广；二时之云足亦阔，云生缓迟，即雨舒徐，皆变于冷之初际也。夏月郁积浓厚，决绝上腾，力专势迟，故云足促狭・・・沟浍旋盈，盖因其专锐，故能径至于冷之深际。气升愈厚，腾上愈速，人冷愈深，变合愈骤，结体愈大矣。升入极冷之际，骤凝为雹。雹体大小，又因入冷之深浅、云气之厚薄也。雹中沙土，更多于雪；雹体中虚，以其激结之骤，包气于中也。若夫蜥蜴龙鳞之说，则樵木市语也。”

在该书中，游艺在对雹进行解释时很明显的受到了西方“三际说”的影响。在明末清初之际，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对“三际说”作了简要介绍，如利玛窦的《乾坤体仪》将大气分为“暖域、冷域、热域”，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将大气分为“温际、冷际、热际”等，但均未对“三际说”作更为深入的分析。作为最早将西方中世纪气象知识与理论介绍到中国的气象学专著，《空际格致》对大气分层学说进行了相对全面地阐述。依据《空际格致》，“气厚分有上中下三域：上域近火，近火常热；下域近水土，水土常为太阳所射，足以发暖，故气亦暖；中域上远于天，下远于地，则寒。”高一志将大气分为上域、中域和下域，三域的特点分别是热、寒、暖。此处所说的下域，和我们今天气象学里面的对流层极为相似。高一志还提到了下域“暖”形成的原因，“下域近水土，水土常为太阳所射，足以发暖”，太阳辐射中的一部分被地面所吸收，所以高一志认为被吸收的太阳辐射足以使下域“发暖”。“上域近火，近火常热”，高一志的“上域”和现在的“热层”相类似，由于太阳辐射中的强紫外辐射的光化学分解和电离反应，使得这一层的温度随高度的增加而迅速升高。“中域上远于天，下远于地，则寒”，“中域”相当于现在的“中间层”，中间层大气吸收的辐射能量很少，温度随高度而降低，它是地球大气中最冷的部分。

在“三际说”的基础上，对雹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冬天的时候，这些气体继续上升，但是十分缓慢，力量也比较薄弱，只能依靠大地上性质相同的云，此时的云范围较为广泛；夏天的时候，气体越积越浓厚，继续上升，力量较强，直达冷际深处。气体越往上升，越来越厚密，速度也越来越快，聚散变化也越来越突然频繁。当气体进入极冷之际时，会骤然凝结成雹。雹体积的大小，与进入冷际的深浅、云的厚薄程度息息相关。雹中所含的沙土也比雪多，而且雹的中心是虚的，这是由于它是骤然凝结而成当中包含了气体的缘故。至于说，是雹是蜥蜴所喷或是龙鳞所藏，都只是老百姓们的市井流言而已。

现代气象学上认为冰雹来自对流特别旺盛的对流云中。云中的上升气流要比一般雷雨云强，小冰雹是在对流云内由小雹体上下数次和极冷水滴碰撞而增长起来的，当云中的上升气流支托不住时就下降到地面。大冰雹是在具有一支很强的斜升气流、液态水的含量很充沛的雷暴云中产生的。

游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雹的来源，并且指出民间的流言都是不可信的，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

（二）大气光象

《天经或问》中还涉及到很多大气光象。如：

①霄霞

依据《天经或问》，如霄霞，“问：霄，未见天之何色而指也，霞则见天之五色而著也。虽日月星辰不如霞之彩，测步者独不关之者何也？

曰：霄者，天之无云气而青碧者也。天色在五行之外，青亦非其真体壮生。所谓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霞者，云正受日光则透白，虚斜相交则起色，皆假日之光或成五彩也・・・”

游艺认为“霞”是由于云受太阳光照射虚实相交后而形成了五颜六色的光象，这与现代气象学对“霞”的解释极为相似，都认为“霞是由于大气对日光的散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当阳光透过厚厚的大气层时，被大量的大气分子散射。当空中的水汽、杂质等越多，其色彩越显著。

②日月晕

“问：虹是薄雨为日光所映而成红绿也，然则日月四旁时有红白之气围抱成环，谓之日晕，此晕是何？曰：晕乃空中之气直逼日月之光围抱成环，其有缺者、有围者、抱者、背者、薄者、厚者，皆是气所注射，又有一等气在天上，外浅中深如井者，深是气厚处日光所照，一般浅系气薄日照之，故白色如井栏等。”

晕是由于日月光线透过卷层云时受折射作用而形成的。天空中有一层高云，阳光或月光透过云中的冰晶发生了折射或反射，便在太阳或者月亮周围产生彩色光环。大气的厚薄程度不同，日晕和月晕的形状也大小不一。

③日月重见

“问：日月晕，气是也。日为诸阳之尊，有重出为之抗者，此是何物也？

曰：日有重叠，见两三者，以云封日，一层云稍薄能透光，却被日光所射后，边却又有一层黑而厚者，挡住日光，反透薄云故成重日之象。”

这跟高一志《空际格致》中提到的“日有重叠”现象有相似之处。《空际格致》中提到“太阳行时，不拘南北，忽遇润云在旁，其云间日之面为薄，故深受日光及像，其背日之面为厚，故所受之光与像不能通透，乃退而不及人目，与成虹之云相似，致见日有二，其一系本轮，乃真者，一系旁云，乃伪者。正如对镜者必生像于镜内，凡在旁者见一真人与镜中所退宛有二像矣。”由于云层有厚有薄，日光透过薄的云层，遇到较厚的云层时则被挡住了，又反射至旁边较薄的云层形成了另一轮“太阳”。游艺的解释通俗简单，容易理解，即使是不了解气象学的人，读过之后也是一目了然，清楚明白。

（三）风雨预测

“问：日月晕与重出皆雨征也。然晕与重不常见而风雨则常有者，更有何征乎？

曰：气行空中为湿性所碍，不得上升，观之见其弯曲者，雨征也；晓间雾开而复拥者，雨征也；晨起气昏者，雨征也……日出时云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征也；日光暗淡而色苍白者，雨征也……”中国的气象谚语有很多，如元代娄元礼的《田家五行》中涉及到很多用自然现象来预测天气。游艺在《天经或问》中也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总结，并做了简单扼要的解释，便于理解。

三、影响

《天经或问》融合了西方当时较为先进的天文学、气象学、地震学等知识与中国古代传统天文、气象及地震学，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它被誉为第一本天文气象科普读物，形式新颖，一问一答；卷一是各类图集，从卷二开始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向人们普及天文气象学知识。同时还有学者称《天经或问》为中国气象学启蒙之作，简明地解释了各类气象要素、大气光象、风雨预测的知识。正如赵超在其论文《“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论自然气象兴感与诗歌审美意境营造》中所言“风、雨、雷、电、云、雾、霜、雪等自然气象亘古长存，乃为天地之大美，但人类对其审美意蕴的发现却是比较晚期的事情。这种大美一旦为人类所感知，就会为文学创作提供无穷尽的题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第一期）（1）

《天经或问》还在日本引起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成为当时向日本人传播西方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的最重要来源，推动了日本当时天文事业和气象事业的发展。

游艺对中国古代气象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目前学界对游艺的研究还较少，我们应予以游艺及《天经或问》应有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冯锦荣.《明末熊明遇内容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6卷第4期

[2]高一志.《空际格致》.明西洋.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3]游艺.《天经或问》.日本早稻田大学馆藏

[4]何金海，郭品文，申双和，银燕.《大气科学概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刘昭民.《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气象学知识》.中国科技史料第14卷第2期

[6]段异兵.《清代的流星观念和观测》.自然辩证法通讯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