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环境法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环境法博士生培养之特点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针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具有不同的培养要求。比如本科生的阶段，应当主要强调对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在硕士生的阶段，应当更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教育;在博士生的阶段，学生一般为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群体，除了需要继续加强专业教育外，培养其学术科研能力是最主要的目标。

 

环境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二级学科，其博士生培养相对于法学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也具有以上特点。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明显的“实践导向”性 ——必须紧密结合实践，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作为研究目的。因此环境法博士的培养，要兼顾“理论”与“实践”。这就决定了环境法学博士点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必须立足于自身的特点。

 

我国环境法博士生培养已有二十年，但整体效果仍不理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历次全国法学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均排第一，是国内较早设立环境法博士点的法学院系，因此通过对其培养方案进行考察、反思，将有利于提供普遍性的借鉴。

 

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之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每个招生年度都会出台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笔者在2010年9月入学时，也收到了学院教务下发的《法学院2010级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内含环境法的具体方案)。这一培养方案与笔者入学前、后年的方案相比，在细节上或有区别，但大体保持了稳定。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内容共分十一项，它们分别是：适用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学习年限;培养方式及主要培养环节学习进度要求;知识结构和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资格考试;学术讲座、社会实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科学研究和学术：学位论文工作及要求。这十一项中，除了“适用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学习年限”等目标性、概括性规定外，其余项分别以强制、非强制要求两种方式，对环境法博士生的课内、课外培养进行了规定。

 

根据以上培养方案的规定，一个已正式被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一般来说需要在3年内完成所规定的学业任务—— 其中第一学年需要完成所有的课程学习：第二学年之初，在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后，教研室会组织论文开题，之后博士生即进入毕业论文的具体写作过程;第三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末，环境法教研室将组织博士论文的“预答辩”工作，博士生将根据“预答辩”中老师所指出的问题，继续完善博士论文，并预备第二学期5月份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顺利通过答辩，则将获授博士学位。

 

上述3学年的安排可谓紧凑。在此期间，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除了必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外，还应当修满包括公共课、方法课、专业课、选修课等在内的23个课程学分并通过考核，应当在学校承认的期刊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的学术论文，并应当通过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将无法顺利毕业。除了这些强制性规定外，环境法的博士生还可以进行许多自主学习安排，比如积极争取国外联合培养机会、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自主申请学校研究课题、努力发表更多学术论文，等等。

 

由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区分课内、课外，区分强制、非强制，因此博士生的最终培养质量，一方面固然与培养方案有莫大关联，另一方面也与博士生在培养方案“管辖”之外的个人能动性密切相关。

 

三、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之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使博士生“掌握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掌握本学科领域全面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可以说，这一目标囊括了政治、道德、专业素养等全面的要求。虽然尚难看出这一目标是否能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跻身世界一流法学院行列”的自身定位相符，但可否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对培养方案进行评价的首要依据。

 

从整个培养方案的具体设计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形式和程序均规范、完整，对于3年的学习期而言，它强制要求的任务量适中，而培养内容也体现了较高的针对性，比如要求完成的23个课程学分中，环境法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主文献研读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前沿问题研究、能源法等专业课程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在课堂教学上给专门教授环境法专业知识提供了较大空间，体现了将培养重点集中于环境法的“专业性”要求。如果能严格按照该培养方案完成学业任务，那么中国人民大学的环境法博士生基本上都能达到上述培养目标。

 

但结合自身的学习经验，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仍未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作为在教育部2004、2009年两次正式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均排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应是“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的，但是从培养方案本身，尚难看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比如除了通过论文答辩外，博士生只需要修满学分、发表2篇论文、通过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即可顺利毕业，这相对于更为“高标准、严要求”的兄弟院校，可能还是宽松的。

 

2.专业课程设计有待优化。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的博士生必修的专业课程包括环境法方法论、环境法学主文献研读、环境法学前沿、法学方法论、法学前沿等，它们涵盖了方法、文献、前沿课几大类，因此结构安排基本合理。但是目前这些课程的功效并不明显，比如其中的方法课，由学院开设的“法学方法论”主要由本院各学科教授进行“讲座”式大课教学，而“环境法方法论”的授课体系也尚未成熟，博士生其实很难从这些课中领会一套明晰、行之有效的研究 “方法”;此外专业文献课对基础、经典文献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其实不利于扎实学科基础。因此，为了提高培养针对性，有必要优化课程设计。

 

3.“教学相长”的格局仍未形成。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专业承担教学任务的主要有三位老师，其中两位博导、一位硕导。虽然教师人数少，但却需要同时为本科、硕士、博士生开课，此外还必须指导学生论文等等，可谓任务繁重。但是如果教学任务过于繁重，确实不利于老师们更游刃有余地安排教学、科研工作，也不利于学生们更好地从老师长年的科研沉淀中充分汲取知识精华。因此确实有必要减轻教师负担、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实现“教学相长”。

 

4.培养及考核机制仍流于形式。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博士生培养进行强制要求并直接干预的有三个事项——修满课程学分、通过候选人资格考试、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其实鲜有学生因未修满学分、未通过资格考试而无法毕业，因此这两个机制恐有“流于形式”之嫌。较有实质意义的考核机制其实是论文答辩，但由于论文答辩已到培养“末端”环节，万一学生无法顺利通过答辩，那么学院即便想再加大培养力度，也已经有些“于事无补”。因此如果学生培养质量不佳，那么培养及考核机制流于形式可能也是部分原因。

 

5.自主学习的引导机制仍然不足。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固然与教师的课堂教学，以及学校、学院的考核机制密不可分，但在3年时间里，毕竟仍然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的自主学习，一方面与每个学生的自觉性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学习氛围有关系。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中，在强制考核机制之外，对于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引导学生们“勤学、好学”的良好学风的生成，其实关注不够。这必然直接影响大环境中学生们的求学状态以及最终的培养质量。

 

以上问题如不解决，固然可能无碍于方案“目标”之实现，也无碍于博士生们顺利毕业，但如果要提高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必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

 

四、如何完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

 

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水平，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改革，比如限制招生人数、限制在职人数、更注重考生综合科研能力等。相信这些举措将在不同程度上提高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为了更具针对性地应对分析指出的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在完善培养形式的同时更注重培养质量。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除了仍未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外，更在一些重要培养及考核机制上“流于形式”。因此，形式规范固然需要继续坚持，但在此前提下，仍然需要注重培养品质。真正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可能并非在于是否修满学分、是否通过候选人资格考试、是否记诵了更多知识点，而主要在于是否开拓了知识广度和深度、是否在学风做派上更为严谨和扎实、是否提高了独立思考和科研的能力，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无异于是在“低水平重复”前阶段教育。因此，在继续完善培养形式的同时，应当更为注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2.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更好地结合。针对目前课程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改革目前法学院内的“讲座式”大课教学(尤其是方法课)，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其分为小班，由多位较为固定老师分班讲授，再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授课班级;此外环境法各专业课也可以继续优化，方法课的授课体系应当更为成熟，并真正能够将老师们多年的科研经验传授给博士生，此外环境法主文献课应注重基础、经典文献的研读，着力于提高学生的“读书能力”以及 “分析、利用材料”的能力，而非仅仅开阔视野。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可以考虑在专业内、兄弟院校之间开展“环境法博士生沙龙”等活动，努力培育优良学风以带动博士生的学习质量。

 

3.减轻教师负担，提高学生科研参与度。从各方面考虑，如果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就有必要考虑减轻教师负担。由于笔者硕士阶段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专业，因此发现博士生与硕士生，甚至与本科生的课程之间多有交叉，因此对于一些较为灵活的课程，比如热点前沿课，其实可以面向不同学生群体统一开设，在强调博士生主导、主动的前提下，一个班里既可以有博士生，也可以有硕士、本科生，思维灵活的本科生、具有专业基础的硕士生、需要追求精专的博士生之间，完全可以互动、互助，也可以避免因为授课重叠而给教师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是除了前沿课之外，基础理论课、文献课等“精专”课程，仍然应当坚持博士小班授课，在这些课程中，要强调博士生的参与程度，比如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专题演讲等等。如此，才可以使“教、学”都更精炼、更分层次、更灵活。

 

五、结语——关于完善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启示

 

以上对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所做的评介，难免不全面、不深入。但是该方案存在的优缺点，能折射出当前我国环境法博士生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唯有继续立足于环境法学科的特性，继续在各环境法博士点培养方案中贯彻质量要求、促进课堂与课外的结合、促进“教”与“学”的良好互动，方可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环境法博士培养的质量。

篇(2)

【论文关键词】：排污权；排污权交易；环境法

【论文摘要】：排污权交易从理论探讨阶段发展到实践应用阶段，已逐步走向成熟。文章从权利构成、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分析法学等角度来思考排污权交易，并力求在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法调整对象等方面得出新解。

排污权交易，从理论发展的成熟到实践应用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与环境法，乃至法与其调整对象的整个社会关系。

排污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是与产生排污权的制度紧密相联。如果说，自然权利比如自由平等这些固有权利，即使法律不对其进行规定，也不失为权利之一种。但是排污权属于法律规定才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的存在是与法律规定的特别制度相依存的。

一、排污权的产生背景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

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但是，排污权交易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一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它施行前的成本投入是有关的。排污权交易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之下，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避免"祸水东引"，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允许排污交易的决定，并且这样的成本投入也直接影响着污染物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篇(3)

    论文摘要:目前,资源与环境法课程已经在资源环境类专业中开设,这门课程虽说是法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对于资源环境类专业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利于丰富教学授课形式,有利于学生了解常识,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法制教育,有利于完善资环类专业的科学体系,有利于大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等等。 

    一、引言 

    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世界人口的迅速膨胀,全球的环境急剧恶化,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的退化,水资源的缺乏,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等……中国作为全球的一个发展大国,更是面临这样的环境问题,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了367万平方千米,并且还在增加。荒漠化也在迅速扩展,每年由于酸雨的破坏造成50亿美元的损失,并且殃及其他相邻的国家。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每年由于水、气的污染,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这还仅仅只是间接损失。若是更为详细全面的考虑,直接经济损失2-3倍,甚至10倍。环境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国民尤为关注。为此,我们国家将保护环境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资源与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一种边缘学科,也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涵盖了伦理,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知识,所以在高校中开设资源与环境法是很有必要且具有意义的。 

    二、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的作用 

    (一)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利于帮助大学生了解环境法常识 

    资源环境法中有许多基本的常识问题,人们通过资源环境法了解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了解了这方面的常识,详细分析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如此恶劣,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 

    意义。 

    (二)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环境法制教育 

    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助于强化学生的法制教育。环境问题如此的严重,进行保护和管理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法律手段用其强制性,权威性等特征,成为主要手段。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更容易的约束其破坏行为,在高校开展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助于完善资源环境类专业的学科体系 

    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助于完善资环类专业的科学体系,资环类专业课程开设多方面学科,而资源与环境法内容与其密切相关。如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农用保护,总体规划等解决环境问题,涉及了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要加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相关知识学习……要想保护环境,纯粹的自然学科知识远远不够,因为它涉及到了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所以,社会科学的知识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以及资源与环境法教育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法律意识,知识水平等能力的提高等重要作用。资源与环境法应该作为高校的一门必修课开设,去增强大学生的保护环境的意识。 

    (四)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利于大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 人类要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推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大学生扮演着主要角色,通过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树立大学生价值观、环境观、伦理观。积极开展资源与环境法,有助于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而如今,许多高校正在扩招,校园就得增设面积,校园就得规划,其中包括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引导大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比如说,爱护花草树木,垃圾分类投放,尽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等等。在实践过程中养成保护环境的日常行为习惯。 

    (五)开设资源与环境法有助于优化校园环境,创建“绿色大学” 

    “绿色大学”的创建,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的保护环境,保护我的的校园。在环境幽雅,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校园环境下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知识。古语曾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创建好的校园环境,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和谐价值观有机的结合,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可以只让创建“绿色大学”只注重形式,要付出实际行动,让校园成为学生们发展的良好平台。 

    总之,在高校中开设资源与环境课程非常有必要。在资源与环境法课中,有些比较抽象的理论,所以可以采用非富多彩的方式授课,寓教于乐。大学生代表着祖国的希望,进一步加强校园环境的改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在我们加大立法执法和宣传力度的同时,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加入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改善客观生态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蔡守秋.论环境安全问题[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1,(5). 

    才惠莲,王宗廷.高校环境法制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1). 

    金瑞林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4)

自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环境权初探》以来，关于环境权的讨论至今已有25年。众多学者都加人了环境权的大辩论，而且大部分关于环境权的论文都涉及到公民环境权论题。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我国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公民环境权定位为法律权利;90年代，又有学者将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定位为人权、应然权利和基本权利;21世纪初，又有学者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习惯权利。

1.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权利论的代表是蔡守秋。论文百事通早在1982年，蔡先生就分析了环境权的产生过程，并得出下述三个结论: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环境权的提出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环境权这个规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第二，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环境权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第三，有关环境权的理论正处于发展时期，我国的法学工作都应该为建立环境权的科学理论作出贡献。总之，蔡先生将环境权视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弱势地承认了环境权与人权的关联。在他看来，环境权只是在发生学上与人权相连，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

2.20世纪90年代的应然权利论

20世纪90年代应然权利论的代表是吕忠梅教授和陈泉生教授。吕教授从传统法律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出发，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应有权利。用她的话来说:“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一项新的权利。”吕教授主张，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吕教授的环境权利理论设计倾向于将环境权具体化，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她实质上将环境权民事权利化。

3.21世纪初期的公民环境权学说

公德近是21世纪公民环境权论的一位代表，在谷德近看来，环境权的实质是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他因而反对把自然、后代和人类整体视为环境权的主体。他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他眼中的习惯权利是一种制度事实，由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支撑。公民环境权只能是习惯权利的理由有:(1)环境权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2)环境权依靠社会习惯得以保障。

徐祥民教授是义务先定论的代表，义务先定论者则从根本上否定公民环境权的存在，主张环境权是一种以环境义务的先行履行为存在条件的人类权利。。在徐教授看来，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论述的以对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使用为内容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公民环境权论者所主张的公民环境权不能构成对那些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权利的制约。徐教授主张，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在他看来，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而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所谓自得就是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体来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因此，在徐教授看来，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以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为实现保护环境目的的手段是正确的。新晨

二、关于公民环境权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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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复合型；法律专业硕士；培养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4-0184-03

本科为非法学的法律专业硕士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1]与本科为法学的法律专业硕士或法学硕士相比，本科为非法律专业的法律硕士培养重在突出复合型特点。在20多年的法律专业硕士人才培养中，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社会认可度低。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法学教育在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2]这直接影响到法律专业硕士教育未来的发展。如何加强法律专业硕士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应成为高校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重要n题。

一、培养复合型法律专业硕士是法律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一）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复合型法律人才

法治社会的建设有赖于法律复合型人才。[3]过去，一些政府部门在行使职权时，没有依法办事，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就是政府及其他部门领导或工作人员依法执政能力不足。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深入，法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司法机关及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法律人才。法律专业硕士教育的初衷就是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以及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需要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4]不同行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有所不同，有行业专业背景的法律人才更是各行各业所急需。要依法行政，行政人员不仅要懂得行政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巧，还要懂得法律理论和知识。这样，他们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才不会违反法律，才能维护行政权威。我国从非法学本科生中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意义才会突显出来。

（二）是培养法律理性和科学思维的需要

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法律人更应该具有对法律理性的认知。[5]法律的理性认知不仅需要全面的法律知识和基本理论，还需要其他科学知识的辅助，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环境法的研究离不开环境科学理论的支持。对同一个法律规定或法律事件，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社会阅历有关。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任何其他学科知识对法律的理解都是有益的。运用其他学科对法律的理解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正是这种多学科知识的融入使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更加理性、科学。

（三）是法律职业发展的需要

现代科学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呈现出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6]随着法律科学的发展，许多法律部门对法律人才的知识 、能力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律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逐渐增强，如科技法、知识产权法、环境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就是在刑法中，也涉及科学技术的运用。法律职业者在处理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没有相关的科学知识是很难胜任的。李昌钰在为史密斯涉嫌案（1991）辩护中，为了证明史密斯没有实施，他就运用了法国洛卡德提出的微量物质转换定律。德国2002 年公布的《法学教育改革法》确定法学教育目标为培养“具有全方位工作能力的法律人”。这体现了法律职业的发展趋势。

社会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法律专业硕士教育在培养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方面具有优势。许多国家的法律人才培养是通过在其他本科非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中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来实现的。徐显明教授认为，法律职业的高素质要求和目前法学教育的低起点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7]我国进行法律专业硕士培养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并顺应了国际上这种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当前复合型法律专业硕士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我国法律专业硕士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难以实现当初设立法律专业硕士教育的初衷。

（一）各学校在培养目标定位上没有突出复合型特点

我们从各学校制订的培养方案中看到，有的按照本科为法学专业的法律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的甚至就照搬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标，即使有在培养方案中突出复合型的，也在实施过程中走了样。这些学生在学术上达不到法学硕士的要求，在实践能力上又不能与本科为法学的专业硕士相比，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实际上，非法学本科的法律专业硕士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具有复合型的特点。如果这种优势在培养过程中得不到体现，那他们的就业空间和发展空间就会很有限。

（二）在教学内容和环节上没有突出本科专业背景的内容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不太合理，与本科专业的结合不足，本科专业知识在法学的专业学习中被忽略甚至被舍弃，不能像培养目标中所规定的那样将两个专业的知识进行有机结合。法律硕士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以法学一级学科为基础，缺乏复合型课程的安排。对学生本科专业背景在法律学习中如何运用还没有好的方法，本科专业与法律专业出现两张皮现象，两者没有融合到一起，有违培养目标。现实是将法律专业硕士向“纯法律人才”方向培养，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知识能力的多方面要求。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沿袭法学硕士教育模式，甚至是照搬法学本科的教学模式

法律专业硕士与法学硕士在学位上处于同一层次，但规格不同，各有侧重。这就要求我们在培养方法和手段上进行改革，注重复合型和实务型人才培养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传统的法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脱离社会实际，学生普遍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我们不仅要为法律职业培养人才，还要为政治、经济、管理等岗位培养人才，这是法治国家的需要。复合型不是两个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强调真实的融合，做到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现在教师讲课是就法律讲法律，没有引导学生将知识融合，本科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四）目前高校复合型法律师资严重不足

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需要复合型法律师资。过去，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方面，即使教师不具备“双师型”资格，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也可以通过“双导师”制加以弥补，即由实务部门导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导师在两个知识领域融会贯通才能做到，而由两个不同专业的导师共同培养很难达到实际效果。没有复合型教师的指导，完全靠学生自己去领悟，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三、复合型法律专业硕士培养机制创新

以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和实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开始试办时就要求“学位获得者应具备较坚实和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素养，掌握较宽广的法律实务知识 具有宽口径、复合型、外向型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应将法律知识与本科所学的知识有机融合，培养多种职业能力。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难点在于学科壁垒的突破和不同学科知识逻辑的整合，以构建学生复合型知识体系与能力。[8]可见，改革的方向就是如何将本科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对法律的理解中，即在本科知识与法律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符合复合型法律专业硕士的培养机制。

（一）招生体制改革要体现复合型

招生单位要根据师资和专业优势，确定人才培养方向，选择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学生。招生考试应采取全国性统一考试和学校选拔相结合的方法，适当放宽学校和教师的选择权。在考试内容上，要将本科知识与法律知识结合，注重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最后根据本人意愿 、专业兴趣、就业方向等因素，以及社会需要和学校专业发展实际等情况，确定所招的学生。

（二）课程体系要体现复合型

课程体系决定学生未来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为了实现培养复合型人才目标，需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课程整合、专业课程的衔接，需要突破按照学科设置专业方向的传统思维，突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与基础性的相互融合，创建一个有机衔接、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体系。在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应当充分利用他们在本科所学的专业背景。应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针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合型”这一特点设计课程体系，确定教学内容，并结合优势资源开设突出学校特色的课程，实现课程设置的专业化、多样化和功能化。

为适应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每门课程教学内容的取舍上，应注重基础性、实践性、选择性、先进性的结合；应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在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注重学生对现代科技知识的掌握；培养学生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要强调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和创新知识的能力。[9]首先，应开设法学通识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精神、法律基本理论。其次，要针对非法律本科W生的特点，根据学生兴趣和本科专业情况，开设特定方向课。特定方向课要结合本科专业特点，如本科为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选择环境法方向。在环境法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环境科学有关的理论分析环境法是否科学、合理，环境法是否反映了环境科学的最新成果，环境法能否有效保护环境等问题。通过这一过程，学生对本科知识学有所用，对环境法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设立非法学本科的法律专业硕士的初衷。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要体现复合型

作为职业化教育，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就是要让学生获得一名法律职业人所必须具备的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思维能力。现在，许多学校法律专业硕士教学仍是大班上课，不分方向，只是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才根据指导教师的要求，确定论文的方向。由于学生本科教育背景不同，我们认为应尽早划分专业方向，以便于在教学中发挥学生本科专业的优势。这样有利于因材施教，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由于法律专业硕士生源绝大部分来自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法律实践经历，对理论需求不强烈，对学习理论也没有兴趣，反倒对实践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建议采取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即在第一学期到实习基地先实习，再回到学校进行理论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理论，这样针对性强，效果会更好。

课程教学内容应以问题为导向，设若干专题，针对每一个专题，要求学生写一个专题报告，作一次专题演讲，分析一个案例，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这样能达到提高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的目的。在学习《环境影响评价法》时，我们设立一个环评项目，将环评的内容、程序、评价方法、存在问题、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知识贯穿起来，训练学生自觉地将环境科学知识运用到环境法律的理解中，同时在具体案例中对法律加以运用，这种理解会更深刻、全面。这样的学习，不仅能使学生学到知识，还能使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完成书本知识向自己知识的转化。

（四）实践环节要体现复合型

在法学实践中，要强调多学科知识的运用和多种能力的培养。为此，在实践部门的选择上，我们除了要求学生在法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实习之外，还要求学生到有相关学科背景的行业部门实习，如有环境科学背景的学生，要求到环境企业、环境执法部门进行实践。我们安排环境法学生到市环保局实习，跟随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现场执法，让学生了解环境执法的真实情况；安排学生到企业协助参与环境管理工作，让学生理解企业对环境保护的好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这种多方面的实践有利于促进学生复合型能力的培养。

（五）师资的培养要体现复合型

在教师队伍中，有一些是跨学科的教师，他们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但也有许多教师从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是学法学的，知识结构单一。学校要鼓励教师跨学科攻读学位或进修，教师要主动学习相关知识，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如经济法教师要熟悉经济学知识，把握经济学在经济法立法中的运用，这样有利于教师对经济法的理解。这样，教师在指导学生经济学与法学方面，才能得心应手。

复合型法律硕士培养就是要发挥他们本科所学的非法学知识的优势。如果本科知识没有得到运用，那么学生的水平达不到本科生的要求。法律硕士只有把所学的法律知识与原有专业知识整合起来，融会贯通，并运用于社会实践，才能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具有竞争力。我们应通过创新培养机制，使复合型培养目标得到落实，为社会主义法治培养出卓越的法律人才。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Z].学位办[2006]39号.

[2]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Z].教高[2011]10号.

[3] 林泰，黎学基.中国法律硕士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8）：70.

[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Z].学位办[1995]36号.

[5] 卓泽渊，法律人的价值精神、法律信仰和法律理性[J].中国法律评论，2014（3）：53.

[6] 吴云助.地方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9（5）：49.

[7] 蒋安杰.法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专访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显明[N].法制日报，2013-06-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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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环境司法 环境法 价值

环境司法指的就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司法活动,也就是指司法机关在环境法律指导下做出的对程序、权限与职责的明确规定,以及对案件纠纷的解决、矛盾的化解等过程。换而言之,就是指司法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所发挥出的功能和作用。而环境法价值指的是,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环境法在其社会作用发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用性与满足性。同时环境法也是所有环境法律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先导,对我国司法机关对正确方向的坚持、对环境司法实现公正的思想来说,其起到了价值指引与保障的作用,对我国环境司法的实践来说,其指导意义十分重大。

一、环境司法的含义

环境司法指的就是各种与环境相关的司法活动,也就是司法机关在环境法律指导下做出的对程序、权限与职责的明确规定,以及对案件纠纷的解决、矛盾的化解等过程。或者说是在司法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所发挥出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广泛的应用司法救济途径与方法,不仅对增强司法权威来说十分有利,还对环境的权利与利益起到了有利的保护作用,补救所遭受的损害,惩处违法行为,及时、合理、合法的将矛盾冲突进行化解与处理。作为解决纠纷与化解矛盾的特殊通道,环境司法能够将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足加以弥补,任何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都不能超越其权威性与强制性的特质。因生态环境污染以及破坏导致的各种行政、刑事以及民事冲突与矛盾急切需要使用环境司法手段,将其能动性充分的发挥出来,进而使生态环境的持久良性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永续安宁得到保障。

二、 环境法价值的含义

环境法价值实际上意义上指的是,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环境法在其社会作用发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用性与满足性。首先,它强调的是作为调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环境法应当将其具有的“有用性”这一功能发挥出来。然而这种有用性的体现需要以环境法的实施、适用、实际效果的获取为依据,实际上是对环境法外在价值的反映。另外,环境法律发展具有的一般规律,以及自身具有的内在特质与基本精神都会在环境法价值中得以体现。并且环境法天然的特质就是体现在这些本质与基本精神上,在其本身上就将实施与使用环境法时带来的必要性的实际意义与效果排除了。总而言之,一方面环境法价值可以通过环境法在对外部现实社会的作用下,将其功效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会以自身的内在精神特质为立足点,与内外价值相融合进而形成整体并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

三、环境法价值对环境司法具有的意义

作为所有环境法律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先导,环境法价值对我国司法机关对正确方向的坚持、对环境司法实现公正的思想来说,其起到了价值指引与保障的作用,对我国环境司法的实践来说,其指导意义十分重大。首先,环境司法的先觉醒性因素就是环境法具有的价值精神以及其内在的规律。环境法能够得到良好适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环境法本身上具有的那些良好价值精神。环境司法活动在恶法下是不会真正良好的。另外,司法过程以及结果判断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环境司法者内心确认以及价值认知的影响。徒法是不能自己运行的,就算环境法律规范制定的再好,没有司法机关和司法审判人员对适用性的实践,就不能使其制定的初衷与期待的效果在社会中得到实现。

四、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背离的表现

篇(7)

论文关键词：环境权 法理基础 独立性

国际上对环境权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弃物是侵犯人权的行为。由此，环境权是否应当是公民基本权利成为各国研究的重要问题。美国和日本的发达国家先后肯定了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应当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和保护。这种观点，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得以确认。在我国，环境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的部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民法等传统的法律在保护环境上的不力。经笔者统计，至2009年6月中国现行的各类各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多达7500多个。另外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就将修订100余项重要的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从基础性的《环境保护法》到大量单行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资源保护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环境评估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等，法律规范和标准不可谓不多。然而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形势严峻。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环境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缺乏先进性。从宏观上，虽然学界对环境伦理价值观念的研究已有了较大突破，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反思，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提出，再到当前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中国已有了构建先进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新的逻辑起点。然而，对构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的核心理论——环境权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我国经由蔡守秋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环境权概念，蔡先生、吕忠梅先生、唐澍敏先生以及陈泉生先生等对环境权的性质的认识各不相同，在环境权具体内容体系上也有各自看法。甚至有部分学者对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基础概念的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环境权作为环境法体系的基础概念地位也正被逐渐淡化。”还有学者“从‘权利——法益’的关系”的角度进行追问，认为环境权并非权利，而只是法益。

然而否认环境权，缺乏环境法律保护的基础性权利的理论架构，必然使得目前我国保护环境的各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甚至存在出现制度上的冲突。因此环境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是必须证明的问题。

一、环境权存在的法理基础

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中权利体系的建立深受自然法思想的影响。自然法学思想从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道德因素。自然法作为一种正义观，为环境权的建立提供了支持。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是人类世界主义思想的根据。自然法把一切人联系起来。环境秩序作为自然秩序具体表现的一种，也必然体现自然法上的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观念、代际原则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的观念无一不是自然法上正义理念的体现。当这种环境秩序的正义需要有具体制度加以维护时，在环境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正必然产生对一种权利的渴求，即环境权。

有学者批评环境权其实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口号，难以冠以真正的权利之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认同。我国宪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植物；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权利的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便是宪法为保护环境提供的制度基础。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各法律部门所保护的具体权利，应当从中找到根据。但必须明确，宪法性的权利与各部门法对具体权利的规定是有区别的。例如人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人权不只是宣言，对人权的具体保护却是通过诸多部门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宪法的规定，对人权进行保护的法律规范之间就可能失去内在的统一。同样，将环境权作为宪法性权利予以规定，并非只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为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宪法的制度基础。因此，正如吕忠梅先生认为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对于这样一种被部分学者认为只属于自然法正义观，过于抽象而无法实现，进而否认其存在的权利，在当今发达国家是如何进行具体化保护的呢？“欧洲发达国家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是：通过一系列程序性权利作为工具手段以加强道德性的集体共享权和限制财产性的个人权利。”例如《阿尔胡斯条约（1998）》中规定的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获得司法救济权是环境问题上的特殊程序权利。且美国对环境程序权利的确认与保护，为我国对环境权的保护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2年审结的塞拉俱乐部诉莫顿（SierraClubv.Morton）案到联邦最高法院2000年对地球之友有限公司诉兰得洛环境服务公司（Friends of the Earth，Inc，v.Laidlaw Environmental Services，Inc）案，逐渐放宽对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的要求，从而实现对环境权的保护。这种变化，从根本上看，是自然法理念下的环境权向以义务为本位的环境法作出的挑战。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将对环境的保护通过对法律义务强调来进行，而对检举和控告的具体司法操作程序并未作更细致的规定，主要通过政府管理权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这无疑是一种以义务为主的立法模式。我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存在的诸多困难，正是由于缺乏以自然法理念为基础的环境权。这恰恰是我国环境问题在法律保护方面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独立的环境权

批评环境权独立性的观点，主要有将环境权划归为人权，或者认为环境上的秩序和利益可以通过其他权利得以保护。对此，笔者也不认同。

环境权的确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与人权产生了联系。但是因为环境权比人权更加具体，其对各种具体法益的保护，使得其享有了独立于广泛意义上人权的独立地位。不能仅仅因为其具有人权的某些特点就将其局限于人权的一种。因为所有的法律权利，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看，均具有保护人权的意义。“人权并不是处在高于其他权利的效力地位之上的一种权利”“包括环境权在内的所有种类的法律权利在很大的范围内丰富着人权”。此外，即便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人权，如李艳芳先生在90年代初期对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进行的研究，那么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将具有独特现实意义的环境权利从广泛意义的人权中剥离出来，建立新的权利体系，是有利于实现建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并且从人权的角度看，人权不是抽象的，是实践的具体的，那么它必然通过实践中的权利加以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便如同民法中对物权的保护一样都是人权的具体实践。

环境法律关系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且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得以实现，而最终又表达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通过私人间利益的分配体现出来。有学者对公民环境权的独立性提出质疑，认为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述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入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及相关侵权理论尽管在发展，但并不能满足对环境的全面保护。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动植物资源浪费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并不直接体现在某个公民的具体财产权上。例如：气候变暖、酸雨、物种减少、臭氧层破坏。但是这些变化对公民利益的侵害是无可否认的。若根据财产权却难以获得有效保护。这正是环境权的社会性的一面。正如有学者提出，环境权具有公共意义的性质。社会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民法是以保护私权为目的，强调意思自治。但是，民法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从未放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建立环境权概念，并未冲击民法的权利体系，其与民法的关系是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