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论文摘要探讨了现代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战略，从加强农技培训、进行技术组装、抓好示范典型、加强基础建设和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050kg/hm2，提高了60%以上。4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投身于农村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结合本省本地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篇(2)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期间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对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有助于客观地分析全省各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各级政府制定出正确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因此构建一套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更加客观、科学地展开评价工作。

1农业科技创新概念和体系分析

1.1 农业科技创新概念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通过应用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工艺、生产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整个过程；是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在内的动态过程[1]。

1.2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科技创新本身处于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关系之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包括：即农业科学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具体构成如下：

政府处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开端[2]。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民生，因此，农业科技创新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相关资金、人力等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展开，营造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利环境。发表论文。

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是农业科技的创新主体。他们在推出科技成果的同时，又能反馈给政府相关的农业科技创新信息。他们与农业科技中介、涉农企业等相互合作，提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农业类人才。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扮演沟通的角色。他们沟通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和涉农企业间的技术流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3]。

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处于农业科技成果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福建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机械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4]，在一定意义上,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涉农企业是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基本单元。在市场经济中，涉农企业能更好的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或整合。他们可以实现良种、技术、加工、销售、管理、信息等全程服务的组合。

农户位于整个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末端。农民使用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工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收入。同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农户也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他们可以参与到项目研究的实践中。

相关机构在整个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发表论文。相关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等的大力支持，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顺利实施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意义。

综上，农业科技创新就是在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科技、科研机构供给农业科技、企业推广农业科技、农户应用农业科技中实现的[5]。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各司其责，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推动着农业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2 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根据上述系统各主体之间的持续性，将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如下。

2.1.1农业科技创新投入A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在农业科技创新环节中占据首要地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证，这里将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金投入A1

A11：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比重=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额/全省财政支出总额。

A12：农业R&D支出占全省GDP的比重=农业R&D支出/全省GDP总额。

（2）人员投入A2

A21：农业R&D人员占全省R&D人员比重=农业R&D人员人数/全省R&D人员人数。

A22：农业技术人员占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农业技术人员人数/全省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3）支撑力量投入A3

A31：全省农业科研院所比例=全省农业科研院所个数/全省科研院所总数。

A32：全省全国重点院校农业类比重=全省农业类全国重点院校个数/全省全国重点院校个数。

A33：全省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数=农技站个数+畜牧兽医站个数+农机站和经管站个数。

A34：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占全省技术人员比重=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全省技术人员。

A35：科技中介机构数，包括技术信息服务中心、风险投资服务机构、贷款担保机构等各类科技中介机构。

A36：农村科普示范点，截至到日前的农村科普示范点个数。

2.2.2农业科技创新产出B

（1）农业科技创新的技术产出(B1)

B11：平均R&D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农林牧渔类）=发明专利授权数/该地区R&D人员

B12：平均R&D人员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该地区R&D人员

(2)三大效益产出（B2）

B21：已应用成果占成果登记比例=已应用成果数/成果登记总数。发表论文。

B22：成果、技术开发收入占总经费比例=成果、技术开发所得收入/技术创新投入总经费。

B23：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当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

B24：优新品种覆盖率（占总面积）=全省优新品种种植面积/全省农业土地总面积

B25: 绿色食品增加率=（本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

B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本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B27：受灾面积减少率=（本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

以上建立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融合了上文描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在实证分析中，只需要通过福建统计年鉴和相关数据报告的说明获取数据，运用适当的评价方法，即能对福建省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1]李哲敏，信丽媛等.浅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J].山东农业科学，2008（6）：118-121

[2]周建锋.论我国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错位及其矫正设想[J].科学管理研究，2005（23）：86-90

[3]曲卫星.关于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探讨

[EB/OL].(2007-06-28)[2009-03-27]http://www.ntem.com.cn/ntem/showa.jsp?informationid=202689&classid=2007064

[4]福建科技年鉴2007年

[5]高布权.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功效[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522-526

篇(3)

 

0引言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重要论断[1]。随着全球化竞争的不断扩大，引进吸收和科技创新成为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途径。所谓科技创新就是对新知识、新技术发明创造和应用的动态过程，它是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根源和直接源动力，也是衡量科研院所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尺度[2]。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一个科研单位、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超前制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有效提高区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实中，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一直是人事工作者较为棘手的问题，而且国内对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工作的研究较少，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工作一般都从科技基础、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创新效益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价[3]，虽覆盖面广，但评价体系繁琐复杂，评价时需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且评价周期长，不利于科研单位科技创新评价工作的开展[4]。专利和论文作为科技产出中的重要指标，其拥有量可以反映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也是科研院所综合科技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本文拟运用统计计量法对专利和论文的刊表量、引用量以及等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予以概括，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 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力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1.1农业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科技投入力度低

 

我国的农业科研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设立，而不是按照自然资源和农业生态区域分布设立。而且，国内从事农业科技创新研究的单位众多，学科专业设置存在低水平重复，各科研单位在自身封闭的系统内活动，多学科交叉项目较少，造成有限科技资源极大的浪费，也使得农业科技创新综合水平低。

 

农业科技投入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必要条件。但国家财政一直以来对农业科技的公共投资都处于较低水平，仅占农业GDP的1%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极大延缓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步伐[5]。科技投入结构不合理，难以集中使用，导致农业科研单位的试验条件，基础设施，科研力量以及经费资助方面，都与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创新的要求相距甚远。

 

1.2科技创新人才缺乏，科技成果结构不合理

 

现有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结构矛盾已成为制约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一般型农业科技人才相对过剩，外向型、复合型以及高尖端人才缺乏，尤其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前沿领域的人才高度缺乏。人才结构分布不均，高中级农业科技人才主要分布在省部级农业科研单位，而县，乡(镇)的高级农业科技人员则极其缺乏[6]。农民受教育程度有限，科技文化素质较低，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进展。

 

由于科技人才结构不合理，致使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自主创新领域缺乏相应的核心技术，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以及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明显不足。在成果结构上，单项技术较多，综合性、集成性研究成果较少;在提高产量方面的技术较多，农业功能拓展性成果少;低水平重复技术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成果少[7]。

 

2 论文、专利产出在创新能力分析中地位

 

科技论文是衡量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论文的数量可以直接反应出该科研单位、科学家、机构或地区科学产出的能力。论文影响力，即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可以间接的反应该科研单位在科技交流中的作用，也反映了科研成果对该地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8]。所以，科技论文产出是评价科研主体创新能力真正价值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专利也是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区域科技核心和经济价值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的拥有量既能反映出科技成果的原始创新能力，又能映射出科技成果的转化潜能。而专利的质量和专利转化能力，是城市综合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看出，专利在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中的科技产出中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科技论文及专利可以准确的反映出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同时，对论文和专利统计，可以有效降低科技创新评价的投入、评价周期较短。若能客观、全面地对科研单位论文和专利进行评价，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出不同地区科技创新能力间的差异，才能有效地推动区域农业科技及经济的发展。

 

3 论文、专利计量统计评价体系的分析

 

3.1论文、专利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科研创新能力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推动国家/地区，科研单位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目前农业科研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主要集中在科技人力、研发成本、知识产权、绩效及文献计量等方面，共6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组成[9]。虽覆盖面大，但统计周期长，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大，指标中对论文和专利的统计，只注重数量的分析，而在发表论文、专利的学科分布、基金资助情况以及论文、专利的引用情况等方面的统计研究较少。在评价方法方面，农业科技统计方法较为单一，且未能准确、科学地反映出公益性科研单位科技创新能力间的总体差异以及科技产出发展趋势。

 

3.2论文、专利计量统计及主成分分析

 

3.2.1科研单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所构建的科技统计指标主要反映农业科研院所主要科技产出指标，包括论文、专利产出的5个一级指标，并一级指标之上，对进行分析构建二级统计指标(见表1)，从而构建适合农业体系科研活动客观实际的科技统计指标体系。在二级指标方面，主要是根据农业科技创新中，科技产出中论文、专利数量、质量以及学科分布、发展趋势进行设计。

 

表1 论文、专利视角下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论文 论文产出数量情况X1 论文数量总体评价X11

 

趋势X12

 

论文质量情况X2 SCI/ EI /ISTP期刊收录数量及比例X21

 

SCI/ EI /ISTP期刊收录逐年趋势X22

 

CSCD期刊收录数量及比例X23

 

CSCD期刊收录逐年趋势X24

 

论文分布情况X3 论文学科分布情况X31

 

论文体裁分布情况X32

 

专利 专利申请授权情况X4 专利申请情况X41

 

专利授权情况X42

 

专利分布情况X5 专利类型分布情况X51

 

专利学科分布情况X52

 

3.2.2 主成分分析

 

为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一般都会设定多个指标，这也导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为把原始指标组合成较少的综合指标，仍能较好的反映样本各指标的变化，所以引入主成分分析，以减少信息的损失。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方法如下：

 

用F1的方差表示第一主成分，若F1不足以表达原指标的信息，则构建第二主成分F2，并依此类推分别构建第三、第四.....、第P个主成分。

 

3.2.2.1 主成分模型

 

其中a11.....，apm为X的协差阵R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X1，....，Xp是原始指标的特征向量值。

 

3.2.2.2 主成分分析法步骤

 

先对样本数据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计算原始指标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R。R表示各测评指标间的相似状况，发现各原始指标间的信息重叠程度。计算R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率Q和因子载荷矩阵A。

 

据累积方差贡献率大小确定主成分个数，并用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A计算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则：(i，j=1，2，....p)，最终求得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最后由主成分方差值及其方差贡献率构建综合评价函数方程，并得到不同地区的综合评价值F，确定不同地区、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能力。

 

4 小结

 

农业科技创新涉及指标较多、资料收集难度大，统计过程较为复杂，因此，对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过程难免会对指标的选取兼顾不全。若涉及指标较少会影响科技创新评价信息的完整性，但涉及指标过多会增加统计难度。本文以论文、专利等角度探讨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从而较为客观地评价农业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能力。当然，本文所提出的评价指标是否能完整的反映科技产出信息，能否科学地反映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篇(4)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篇(5)

参考文献是说我们在论文撰写的过程当中引用和借鉴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用的地方要做标注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的编著，然后在论文的末尾依次列出参考文献。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采编收集的关于农技推广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借鉴分析。

农技推广论文参考文献：

[1]郭文瑞.基层农技推广中的语言沟通技巧[J].安徽农学通讯，2007（13）：179.

[2]王思斌，谢立中，马凤芝，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社会工作，1996（2）：54.

[3]许莉娅.个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9-64.

[4]谢春香.试论农机推广中与农民的有效沟通[J].农业技术与装备，2006（2）：4-5.

[5]李亚男.农业推广沟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4.

[6]陆迁，王秀娟.加强农技推广的双向沟通[J].农村经济，2001（3）：38-39.

[7]何蒲明.农业技术推广如何走出困境[J].农业科技竹理，2005（5）：89-91.

[8]曾研.社工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2：1-3.

[9]吴易雄，晏红安.平江县创农技推广新模式[N].农民日报，2009-08-31.

农技推广论文参考文献：

[1]乔方彬，张林秀，胡瑞法.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推广行为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1999（03）：13-16.

[2]胡瑞法，孙顶强，董晓霞.农技推广人员的下乡推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11）：29-35.

[3]陈秀兰，何勇，曾维忠.农业科研人员技术推广的意愿研究——基于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0（02）：263-268.

[4]田桂山，张正河，程景民.中外农技推广人员业绩评价比较及对策[J].世界农业，2003（07）：35-37.

[5]王移收.试论农技推广人员及农民思维定势的改变[J].湖北农业科学，2005（06）：13-14，+26.

[6]熊明华.我国农业推广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J].农村经济，2004（07）：70-72.

[7]孟成民，魏旭娇，陈然，等.浅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推广人才培养[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9-11.

[8]王慧军.依靠管理创新深化我国农业推广体系的改革[J].农业科技管理，2001（03）：41-45.

[9]林清山.加强福建省农业推广体系建设的思考[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28-30.

[10]姚文山，张劲松，庄文才.广东省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J].广东农业科学，2005（06）：104-107.

[11]吕珂，徐世艳，侯倩倩，等.加快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研究[J].农业科技管理，2007（06）：94-96.

[12]王春霞，贠谦吉.基层农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2010（08）：377，+385.

[13]唐文金，周红兵.农技推广队伍的问题、成因及对策[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7（10）：103-105.

[14]杨曙辉，宋天庆，陈怀军，等.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若干热点问题探析[J].农业科技管理，2010（03）：90-93.

[15]陈伟民，汤红东，陈金凤，等.我国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广东农业科学，2010（06）：287-288.

[16]陈斐，康松，康涛.试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和对策[J].科研管理，2004（01）：23-28.

[17]李立秋.完善农技推广体系要把握的重点[J].农村工作通讯，2007（11）：12-13.

[18]王法坤.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探析[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06）：51.

[19]熊尚鹏，付文杰.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与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J].农村经济，2005（06）：51-54.

[20]郭予光，杨家荣.对新农村建设时期农业推广工作的思考[J].安徽农学通报，2007（19）：122-123，+131.

农技推广论文参考文献：

[1]宋彬彬，贾天慧.引导农民推广农业技术的思考[J].科技致富向导，2012，（33）.

[2]罗斯.浅谈当前乡镇农业技术推广[J].四川农业科技，2008，（01）.

[3]童泽平，鞠磊.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经济，2009，（02）.

[4]蒋和平，等.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现状及改善对策[J].农业科技管理，2012，（09）.

[5]吕剑红，等.创新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思考[J].农业科技管理，2011，（05）.

篇(6)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关于开展第八届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58号)精神，现就做好全区20*年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聘范围

按照农业部、人事部《关于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教学科技人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有关问题的通知》([l993]农(人)字第52号）和《印发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任职资格评审实施办法的通知》([1994]农(人技)字第4号）的精神，凡20*年12月31日前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从事农学、园艺、植保、土肥、畜牧、兽医、水产、农业机械化、农业工程等专业技术推广工作且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报评审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职务。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大学本科毕业担任高级农艺师职务(含高级畜牧师、高级兽医师、高级工程师，下同)，并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5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者：

（1）能分析本学科国内外发展趋势，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提出本学科推广研究方向，选定具有重要实际意义或开创性的推广课题。

（2）能创造性地解决重大、关键农业技术问题，并取得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推广成果。

（3）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能够指导国家重大推广项目。

（4）培养出较高水平的推广科技人员，具有培养指导农业技术推广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能力。

2、对于不具备本科以上学历或未达到任职年限破格申报推广研究员任职资格者，必须在担任高级农艺师之后取得下列成就之一：

（1）获国家发明奖或科技进步二等奖，或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以上的主要贡献者（“主要贡献者”是指在项目中承担主要工作或关键工作，或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的人员，不论有无证书）。

（2）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以上的主要贡献者。

（二）专业理论要求

1、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理论和技术，了解相关专业及系统工程、计算机应用、经济管理等专业知识。

2、在本专业领域有较深造诣，是本专业学科带头人之一。

3、对本专业理论技术有创造性研究，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

4、熟悉有关前沿理论在本专业国内外应用情况。

5、具有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

（三）业务工作经历和能力要求

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须具备下列条件之2项：

1、曾提出过有重要学术和实用意义的推广课题，在推广科学前沿进行开创性的工作。

2、曾编写出具有较大影响的科学论著。

3、负责指导过国家重大推广项目或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

4、主持或为主参与制定本专业技术推广规划。

5、举办过高层次、高水平的科学讲座，能指导高中级农业技术人员工作。

6、解决过重大农业技术推广疑难问题。

（四）工作业绩要求

1、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编公开出版的全国性或省级农业学术、技术推广教材20万字以上。

（2）在国家级学术技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文章5篇以上。

（3）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提交学术论文3篇以上。

（4）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全文4篇以上。

（5）正式出版过不少于10万字著作的作者。

2、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以上的等级内额定人员。

（2）获部、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以上的等级内额定人员。

（3）主持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取得显著成果，推广面积和技术水平达到规定要求，并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以上的主要贡献者。

（4）主持的国家级推广项目，经部级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5）主持研制开发的实用技术有2项以上重大改进，经部级专家鉴定通过，已在全国推广，并取得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三、推荐名额

全区推荐总名额为25名。县及县以下岗位职数核定内的申报人员原则上不占用推荐名额。

四、上报材料

（一）各县市在推荐上报人选时，需呈报下列材料：

l、由人事、农业行政部门正式行文的推荐报告2份。报告中应清楚介绍整个推荐过程，并注明推荐人选的排序、是否占用指标等情况。

2、20*年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推荐确认表（见附件1）1份。严格按单位类别和专业填写，由人事、农业行政部门共同签章。

3、20*年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推荐人选情况一览表（见附件2）1份。此表严格按照备注中说明逐项填写。

4、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20*年在岗情况统计表（见附件3）1份。认真按照表中要求逐项填写，由人事、农业行政部门审核并签章后上报。

上述文件、表格需文字性材料和软盘（1张）同时报送。所有表格采用统一格式。

（二）推荐人选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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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措施

一、 农业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创新和推广转化体系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的机制尚未健全和成熟，地方农业高等院校与地方政府、涉农企业和涉农协会等之间科技与推广工作的衔接与合作缺少实质性的进展，部门、区域、协会、涉农企业和学校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彼此之间的融合和互动效果尚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通畅。资源整合能力和资源有效利用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致使经济、社会效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还比较薄弱

相对于国家重点类农业院校或科研院所，地方农业高等院校在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平台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的差距。地方农业高等院校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农业高等院校，其拥有的人才资源、设施设备资源和资金投入等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建设还非常落后，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差，导致转化率低下。

（三）科研导向存在偏差

在科研成果评定上，层次与数量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认为SCI、EI越多，就代表你的研究水平越高。这种导向上的偏差，带来了高校科研重论文轻应用，重成果轻转化的尴尬局面。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近几年来学术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数据表明，高等院校用占全国16%的研发人力、不足10%的研发经费，产出了全国66%的国际论文，而这些论文包括科研项目的成果真正用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比例非常低下，大部分论文和科研成果只停留在纸面上，只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没有真正的落地生根，没有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四）科研选题偏离生产

由于农业高等院校的科研项目主要来自国家各部委、省、市政府的各种基金、项目，使得大部分农业高校科研人员投入过多精力用于面向政府项目的申报、论证、检查、验收、鉴定等非研究性工作，没有很好地面向农业生产和市场的需求设计课题，忽视了市场需求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导致科研项目与农业生产实际相脱节、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存在极大困难。再加上政府项目绝大部分还未能完全与生产、需求和市场相对接，多为基础研究项目，应用型研究项目的比例偏少，因此这些科研项目完成后取得的科技成果，也就难以应用于农业生产，难以更好的服务于市场需求。

（五）农业高校的科研成果推广转化动力不足

农业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的首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他们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科研工作和学生工作之余，很难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后续的科研成果推广和转化上来，并且，农业高等院校对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重视不够。由于农业科研成果的特殊性，一些直接经济效益不高，但是社会效益大的优秀科研成果很难通过市场推广出去。一些应用前景较好的科研成果，却由于教师、科研人员对技术、需求、市场和农业生产不熟悉，导致了这些优秀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加上农业科技成果社会公益性强、经济获益较慢，而使用成果的主体多为实力较弱的农民和中小涉农企业，它们无力支付高额的成果转化费用。

（六）农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欠缺

一项农业科技成果要想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经过小试、中试等几个阶段，而农业高校的大多数科技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转化经费投入，使得科技成果难以进行中试，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已经成功转化的我国高校科技成果中，转化资金靠高校自筹的56%，靠国家财政拨款的26%，而风险投资仅占2.3%[5]。成果转化前期缺少必要的资金投入进行中试，成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二、 农业高等院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措施

（一）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是实现科技成果顺利高效转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或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特色制定符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理顺各种关系、畅通转化渠道、提高转化效率。地方农业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要充分整合涉农企业、相关单位、涉农协会和兄弟院校等各方资源，彼此间充分合作，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质量。

（二）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力度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是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应出台必要的优惠政策并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的力度，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地方农业高等院校、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农业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建设，为其提供相关人才资源、设施设备资源等，鼓励和支持产、学、研结合平台建设，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三）制定必要的激励和考核政策

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是促进农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提条件。首先，要在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科技成果鉴定以及科研奖励等方面，将开展产学研项目研发、应用型课题申报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内容纳入其中，并制定详细的考核指标体系，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在整个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改变以往只重论文轻成果、重科研轻转化、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评价体系。其次，在利益分配上，要加大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分配比重，加大对从事公益性强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人员的奖励力度，鼓励农业科技人员走出校门，积极向农业生产一线推广新技术、新理念、新成果，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优质的科技服务。

（四）以农业市场需求作为科研立项的基本依据

农业科研立项也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即要以农业市场需求为导向，这样的农业科研立项才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没有市场需求的供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要将农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做好，首先要转变观念，要紧紧围绕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学研究要始终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打破传统的从选题立项、科学研究、成果鉴定到奖励申报的一条龙观念，杜绝农业科技项目在选题时的盲目性和重复性研究，要深入农业生产实际，做到科研目的性强，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矛盾和问题，使科技成果推广转化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小结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而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绝大部分来自于农业高等院校，因此只有不断完善农业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才能使农业科学技术更好的服务于现代农业生产，才能更好的提升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1]靳玲品，李双群.提高农业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10，2（2）：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