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广东自贸区由“幻想”到“现实”。自上海自贸区获批以来，全国涌起申报自贸区的热潮。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广东申报自贸区已呼声很大了。据悉，广东自贸区方案已初步成形，包括白云空港、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和深圳前海在内的四个区域将集体打包申报自贸区。珠江将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将香港、澳门等地有效结合，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财权下放”将给珠江沿岸城市更多的自主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同时将为珠江经济带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自主性。

沿边、沿江开发是机遇。总理9月4日在广西视察时指出，“我国开放发展走的是由沿海向内陆不断扩展延伸的路子，由东向西推进是发展趋势，当前在提升东部沿海发展层次和质量的同时，特别要做好内陆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这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9月21日总理又批示：“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珠江沿岸的几个省区发展一直处在不平衡状态，这将成为撬动这种不平衡的杠杆，为珠江沿岸的经济开发带来新的机遇。

西江港口联盟再出发。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1月7日，以“加强港航产业协作，推进流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的西江港口联盟2013年会暨西江港口发展交流座谈会在广西梧州市举行。在西江经济带即将规划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各港航企业自发紧密合作，力求将西江干线建成标准衔接的水运大通道。

篇(2)

笔者认为“市场体系建设”也作为创新改革的一部分，因为创新离不开完善的市场激励和保护机制。而在国家与企业创新层面，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创新主体热衷于寻找政策机会和“搞关系”、而不愿真正创新的状况，则是下一阶段决定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产业上来看，节能环保概念从无到有已经成为最具持久性的新兴产业题材，对于其他几大新兴产业，信息通信、电子商务、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都获得了“383”方案的点名支持，尤其在国资重组的大背景下，民营资本进入边缘垄断行业（金融领域的互联网金融或油气领域的页岩气开发等）、以增量创新带动整体行业发展的政策利好或将是三中全会后股市题材轮动的重要因素。

创新机制的转变是关键议题

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没有专门论述创新改革，关于创新机制的内容分布于市场体系建设、人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事项中，因此为了更好地对比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下限”以及“383”方案的“上限”，笔者通过分拆整合将两份改革意见中有关创新机制的内容按照“市场体系建设”、“国家创新改革”和“企业创新改革”分列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环保概念已经从无到有成为顶层设计不可忽视的重点问题之一，很有可能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单独提到的新兴产业之一，这也是“节能环保”题材未来成长的政策基础。

具体来看，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十年前重视的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建设，并特别提到了信用体系的建设，这不仅为后来电子商务和物流等行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政策基调，也带动了包括资本市场评级、信贷市场评级、担保机构评级和个人征信、债券市场评估、贷款企业评估、担保企业评估在内的多元化信用服务市场的建立，当然目前我国在“物流”领域的建设依然存在短板，并成为制约“电商”等新兴业态发展成长的阻碍，因此其是否会被再次写入会议公报将是值得物流板块的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而在“383”方案中，市场体系的建设重点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跨地区知识产权纠纷应由第三方法院裁决”对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有着重要作用，不过此举对地方利益的冲击较大，因此可以看作是本次创新改革的“上限”之一。除此之外，“383”方案还特别提到了信息通信、电子商务、新能源、电动汽车、金融这五个领域的创新问题，相信无论哪一点被写入会议公报都会引发市场热炒，毕竟在这样一份顶层设计的方案中很难出现几个具体行业领域的名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几个领域中包括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三个（信息技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再加上此前提到的节能环保，可以看到七大新兴产业的政策预期依然明确，尤其在国资重组的大背景下，民营资本进入边缘垄断行业（金融领域的互联网金融和油气领域的页岩气开发等）、以增量创新带动整体行业发展的政策利好或将是三中全会后带动股市题材轮动的重要因素。

发挥市场对创新风险的定价评估机制

在国家与企业创新机制方面，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在于突出企业和市场在科研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毕竟当年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科研型事业单位存在，无法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要求，这也是当时会议公报提出科研单位企业化转制的背景所在。十年之后，改革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市场化的企业创新已经成为主流，但却出现了新的值得担忧的问题，并成为扭曲我国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性因素：

篇(3)

南阳 生态文明 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一种系统性、内生性的理念和思路，体现了系统辩证的思维。十报告相比，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上更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治理的艰巨性。

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证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是根本性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并突出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制度的含义是：凡是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的规定和准则，都属于生态文明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和谐统一。1、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动力。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伴生产物。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方式转变正在开展。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正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满足群众追求幸福生活回应。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能够实现人们的期待，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从追求生活水平提高转变为提升生活品质。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过去过多关注经济指标，而忽视了环境建设，制度建设更是滞后。要破解这一困局，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3、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以带来“制度红利”。为了完成节能减排发展的目标要求，企业往往需要更新生产设备、投资污染物处理设施以及加大资源环境管理力度等。这些活动在短期内会带来成本的上升，但是在企业跨过短期成本增加的“卡夫丁峡谷”后，长生产经营成本会降低，从而导致竞争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效益也会在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逐步显现。这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红利”。4、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永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美丽中国令人神往，天蓝、水清、草绿、城美的理想很诱人，而环境污染严重的现实却很残酷。我们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造了太多不够美。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让“美丽中国”写满神州大地，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行动的标准，保证生态文明建设有据可依。

二、南阳加设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对策南阳市提出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国梦――南阳篇的伟大实践，为绿色崛起提供了强大动力。“三个南阳”其中之一是建设“大美南阳”。大美南阳指的不仅是环境美等外形的美，更是指内在的美，是人文精神之美、社会心态之美。当前，南阳市正以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为统揽，不断提升中心城区“两度两力”，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勃勃生机。1、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牢固地树起生态理念。南阳市被环保部确定为第五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省辖市，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南阳应该持续转变领导方式，树立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贯穿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用生态文化引导群众，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自觉选择节约环保、绿色消费模式，从每个生活细节做起，携手迈向生态文明的美好生活。2、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和核心水源地，南阳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径选择上，也要符合南阳的实际，突出南阳的优势和特色。南阳要构建“两山两水”生态系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要突出南水北调沿线生态走廊建设，要勇于担当，全面落实生态建设任务，负起保护之责；善于运作，打响品牌，争得支持，推动地方加快科学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走好南阳路子，创造南阳经验。3、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重要的是生态产业的培育和打造。只有加速产业生态化，生态文明建设才有生命力、才有持久动力。南阳市要走“两不三新”之路，在不以牺牲粮食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突出有南阳特色的茶叶、花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打造农业集群，加快新型农业现代化进程。要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突出新能源、新材料、光电等新兴产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4、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充实完善南阳的生态环境立法。在国家层面，需要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完善有关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法律体系。当前，我国的地方环境立法工作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地方颁布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法规还存在与本地实际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地方特色、立法技术落后等多方面问题。要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予以改进和完善，使地方的生态环境立法，成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制度的有效支撑。5、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完善南阳生态环境技术标准体系。我国目前已形成由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及环保部标准共同构成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地方生态环境标准是生态环境技术标准体系中不可缺少一部分。自70年代年我国第一项环境保护标准以来，历经40余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标准数量大幅增加，标准体系日趋完善，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大家对我国PM2.5的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差距已有切感同身受，反映出我们的有些标准已明显滞后于时展。南阳在这方面必须大力加强、迎头赶上。南阳在生态文明制度方面还大有可为，比如对下级政府考核怎样体现绿色和环保理念，生态文明政策创新等。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南阳作为地方政府不能缺位，必须发挥历史主动性和担当精神，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徐琦.中国环境报，2012-11-12.

篇(4)

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出炉。公报提出，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将建设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这明确指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直以来，产权不清、归属不明的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影响效率、平等和稳定三大施放目标，如果不改，要打造中国经济制度的升级版是很困难的。

公私边界清晰最重要

此次公报提出的“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将建设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的土地政策，明确指出了未来的大方向，这和笔者之前的预期基本是一致的。其实，上述政策早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有提及，定调也已经很高，但是5年下来，实施落实情况不好。建设统一的城乡用地市场，并不意味着会将所有的农村建设用地推向市场，只会推出符合规划的部分，农村集体仍有权自主开发，再说，现在建设用地并不缺少，但是浪费太过严重。

30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引发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变革，30年改革成就有目共睹。但在目前，这种土地制度却饱受诟病，为什么？

通常，一项政策的好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经济效率、社会平等、政治稳定。现行关于土地的基础制度、政府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一级土地市场运行的制度，均存在问题，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在效率、平等与稳定三个方面有难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很低，单位面积的GDP产出仅有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大量土地被浪费；土地制度导致的高房价以及强拆等则造成了分配不平等和社会稳定等问题；此外，对宏观经济，以及居民扩大消费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问题。这种制度不改的话，我们要打造中国经济制度的升级版，是很困难的。

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产权明晰。公私的边界不清楚，公权侵入到私人领域，什么意思？如果私人可以有，公共可以有，尽可能保证私人所有，有利于提高效率。对于私人的权利，我们要维护它的公正性，维护私人权利运作的平等性。私权不要侵入公权，公权也不要过分地侵入私权，特别不希望凭借着拳头、武力，凭借着去掠夺别人。

其实现代的私有制变化很大，可以对土地限制用途，限制私密范围，限制自由交易权，还有土地占用税差别税率。因此，笔者赞成实行一种多元化的土地制度，该国有的国有，该私人所有的私人所有。

“集体土地入市”需配套改革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意味着农地流转形式将进一步多元化，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目前还不太好断定是允许农地入市，或者只是延续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说法，允许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参与开发经营。

不可否认，“集体土地入市”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趋势，由此可以解决现行土地制度的多种积弊，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甚至可以说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素质，其重大意义不可估量。但是，由于体制的积弊太深，而以往的改革配套程度又低，致使这项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比如说，集体土地分农用地与建设用地两个部分，其入市的条件要分开来看。

集体农用地的入市，其实一直存在，只是未将农地承包权入市而已，而所入市的则是土地的短期使用权。长远看，短期的使用权可以入市，“长久不变”的承包权也可以入市，且后者的意义更大。但从目前农地使用权入市的情况看，已经有一些令人忧虑的地方，突出问题是因一些土地流入主体的经营规模过大，而产生了另一种“规模不经济”现象，以及一些土地流入大户试图利用农地转变用途获取未来暴利的某些投机行为。

在当下的某些政策文件中，把集体建设用地分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村宅基地），主张将前者入市交易。

笔者看来，这个意见很是脱离实际，因为农村干部与农民很容易把农村宅基地“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监管这种行为的成本很高，以致会使政策失效。再说，每一个村都有一些所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果将其入市，意味着全国新增了几十万个非农建设点，这不成体统，还不如不改。

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

三中全会在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可能会有所突破，包括继续进行农地的确权、颁证、登记工作，继续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之外，通过信托、抵押等方式将其与金融创新捆绑在一起，从而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益。

当下，很多人对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解就是一个“放”字，很是错谬。事实上，如果在土地的用途管制、权属管理以及逐步取消土地指标审批和年度计划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没有得到强化，把各类土地简单推向市场，会导致很大混乱。

也就是说，对土地制度改革，是有可能在规划管理体制和用途管理方式做出改革的情况下，放松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定，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但是，耕地不能随便转成建设用地，这是不能含糊的。

我们知道，市场比政府“聪明”。简单来说，如果有好的农地产权制度，有更自由的农业市场环境，农民自己会选择适合的农业技术路线。我们的农村土地制度成了支撑灌溉农业发展的一个“政治基础”；有这个制度，农民就只能接受政府倡导的农业技术路线。在少数地方，农民有较大自由权，就不选择灌溉。据笔者调查，河北一些地方之所以不种小麦只种玉米，就是为了拒绝灌溉成本。如果农民获得土地产权，农民更有可能较全面地计算成本，选择合理的农业技术路线。

此外，土地流转改革的方向是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那土地流转改革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要有程序上的公正，要健全法规。在流转的交易环节上我们不能搞强制，一定要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现在这点做得还不够。政府有义务给农民提供相关信息，让农民根据更充分的信息对自己的土地有一个确切的评价，不要让他们上当受骗。第二，失去土地又怎么办？要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社会保障。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启动内需，但收效甚微，有观点认为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收入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增长。

如何让农民成为消费的主力，让农民富起来，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问题。根据货币流通公式，在货币流通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交易量增加，而货币供应不增多，可有利于防止通货膨胀，另外还能增加效率。

篇(5)

一切公平正义、文明和谐、幸福美满，都是由步步艰辛、刀刀见血、短兵相接的博弈得来。没有利益博弈，就没有社会进步。

在2013年那个万众瞩目的带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愈加疾风骤雨式的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博弈，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矛盾白热化。而在四天会议结束后，多年博弈，一锤定音。

这场博弈中，政府行政干预的本能冲动输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隐藏在《公报》数千字中看似不起眼的一句用语，让所有“懂行”的人欣喜若狂。明白中国多年来市场力量貌似蓬勃实际倒退的人们知道，“决定性”一词几乎可谓彻底标志了中国绝不会再走回头路，基于GDP与政绩利益的政府对经济大规模行政干预亦将迅速退潮，吴敬琏们对于改革停滞的忧心忡忡烟消云散。

这场博弈中，某些明显的部门利益集团输了。“单独二胎”的实施，将逐步扭转中国愈加危险的人口结构倾向。中央并未低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空前绝后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空前绝后的代际断层，不加遏制即将演变成无可阻挡的人口危机。“00后”和“10后”将为老龄化付出多大代价？

这场博弈中，以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输了。这些本由政府作为出资人、由国民利益均享的国有企业，过去多年渐成脱缰之马，似乎忘记了国家才是他们真正的股东。享受着巨额补贴、赚取着巨额利润的同时滋养着巨贪。所幸，“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似乎意味着这种好日子很快到头。2020年，是否能真的实现国有企业为国民所有，而不再凌驾于“老板”头上？这个遥远的年份，又让人多了一份期待。

一锤定音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令人备感温馨，心情舒畅。这些年来，中国GDP突破50万亿元，蛟龙下海神十上天，高楼大厦新城林立，城镇化速度全球史上最快。可是，人们始终未感到自己是命运共同体，始终未感到幸福感的溢满，甚至有许多人从未对所处城市泛起丝毫归属感。大小城市，高楼林立，可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依然未能实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在为基本生存条件挣扎，看着商场里的奢侈品，却为日用品感到囊中羞涩。

归根到底，过去许多年，中国更多时候还是在玩着“富人的游戏”。过去许多年，博弈的天平，始终很少向穷人倾斜。

篇(6)

进攻型增长转向谨慎型增长

进攻型增长也可以表述为激进型增长，中国过去30多年，更加明显的是过去10年，中国的银行业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盈利能力。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每年基本上是20%甚至30%的增长率，从工商银行的年报可见一斑。这是一条高速增长之路，而这样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总理上台以后推动了“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克强经济学”的内容其实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总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要减速，第二个是经济管制要取消，即所谓的利率市场化，第三个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上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政府将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总量投放和信贷投放上，但是，现阶段的宏观调控改变了做法，改为对经济存量的结构调整。在宏观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要发展，就要始终跟随实体经济发展的步伐，与之共荣共辱。因此，经济减速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也要放缓脚步。然而，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曾困扰中国银行业的问题，现阶段有可能会死灰复燃，那就是未来几年中国银行业的存量贷款问题。这是因为，由于宏观经济发展减速，一些不良贷款的风险就会逐渐显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经济大投放的时候，一些贷款开始逐步到期。加之中国经济下一轮结构调整将不可避免，而结构调整要向过剩产业宣战，必然就会有不良贷款出现，所以银行业的高速增长之路不可持续。

同质型增长转向差异型增长

现阶段中国的银行业面临诸多问题，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唐双宁同志，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的银行业毫无疑问成果辉煌，但是另一方面它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特色不足，中国银行业走的是同质化的道路。同质化道路主要体现在无论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亦或是城市商业银行，它们的发展都依赖于拼关系、拼规模和拼客户。从工商银行到浦发银行再到最南方的兴业银行，从区域结构来说，它们都是瞄准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其收入结构也都是一样的，即利润85%以上来自于信贷和利息收入。国内许多银行的业务、金融服务、金融产品都表现出一种同质性的增长趋势。这种同质性增长显然不合理，也不可持续。同质性增长的理论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通货膨胀理论中曾提出，如果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在人群中便很容易有盲从行为。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伯特·席勒就提出了著名的动物精神理论来形容同质性增长的弊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阐述了个体的理性容易带来集体的非理性的道理。

与国内不同，国外商业银行的发展往往遵循的是差异化增长的路径。比如汇丰银行，从诞生至今，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曾说过，工商银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国际上主要的商业银行发展经验为借鉴，认真审视了国际成功商业银行20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的发展模式。比如汇丰银行，其产品和服务特色化明显，汇丰银行的主营业务是零售，从地域来讲，主要的发展区域在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招商银行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招商银行的成功之道就是其拥有特色鲜明的发展战略，走的是特色化的道路，它成功避开了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竞争，而将目标定位在中小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公司金融、消费金融、私人金融、财富管理和农业金融等，致力于打造中国的汇丰银行。因此，未来中国的商业银行想要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差异型增长道路是明智之选。

革开放以来，从中国规模最大的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到规模最小的农村商业银行，其领导者都有一个很浓的情结挥之不去，就是规模情结。它们都想把自己的规模尽可能做大，将“规模做大”作为其主要的努力目标，多少年来一直如此。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曾在1937年发表了名为《企业的性质》的文章，文章阐述了企业产生的原因，即和市场相比，企业能够降低成本。但是科斯所述的企业是有边界的，如果企业规模无限扩大至基本接近于市场规模，那么它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当然，银行的规模型增长有其优势，规模经济效应确实会为商业银行带来短期利润的增加，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商业银行盲目做大规模并不是一件好事。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例如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默斯均认为，商业银行的规模不宜过大，这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共识。这里，对中国的银行家而言，牵涉到一个价值观念的颠覆。

中国银行业未来要找对正确的努力方向，就应该首先进行价值标杆的重构。从本质上讲，中国的银行业要持续发展，不应该片面的追求规模大，而要将发展的重心转向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企业风险管理，以及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系统。其中，公司治理是重中之重，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要提高效率，就要发挥董事会的战略指导作用。具体而言，首先，董事会要发挥战略渠道作用，这绝对不等于董事长要发挥战略渠道作用，因为董事会制度的生命、核心和最强大的战斗力就在于其独立性。从美国公司制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独立性越强的董事会就越有生命力和竞争力。其次，董事会发挥主导作用不等于控股股东发挥主导作用。现在国内商业银行往往存在，以维护董事会的利益为借口，委派股权董事对银行的利益进行干扰的现象。总之，中国银行业的价值标准要有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不要盲目追求规模，而是要追求公司治理之强大、追求风险管理制度之先进、追求信息系统之完备。

资本推动型增长转向知识推动型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靠信贷推动的，即不断地向社会提供贷款以维持利润的增长，但伴随金融全球化发展，现阶段这种资本推动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首先，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而言，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知识和技术的革新。几百年前，威廉·配第就曾说过：土地是劳动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就是说土地和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保证。之后，阿罗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罗默提出国家的经济增长靠知识和技术等。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银行业的增长也要靠知识，要从资本推动型增长转向知识推动型增长。其次，现在银行业推行的“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资本的数量和资本的质量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银行业的资本质量一定要是普通股和流转收益，普通股占比应该在85%以上，这是一个硬性标准。普通股流转收益是真金白银，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较强，但是国内银行的股东分红也较多。中国A股市场现有的规模，不可能再持续支持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融资的扩大，因此，商业银行仍然依靠信贷规模的扩大来维持增长的状况将不复存在。

同时，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发展要取得先机，不能依靠贷款，而是要靠知识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会伴随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变得异常激烈，商业银行除了在规避风险损失方面要重点关注以外，不能仅仅依靠贷款、靠利率、靠价格优势来赚钱，而是要靠一种综合的竞争能力，这就是知识。银行的发展要与实体企业的发展相互促进，要走资本推动型增长向知识推动型增长转变的道路。

政府主导型增长转向市场主导型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增长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从大银行到小银行，其发展和增长都有政府的支持。包括民生银行，实际上都有很浓的政府色彩，至于城市商业银行，大多数都是属于当地市委市政府监管。银行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到底是由政府来主导还是由市场来主导，几百年来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最早17世纪初英国的重商主义，到后来的重农学派，以及亚当·斯密，穆勒、马歇尔，到后来到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一直到斯蒂格利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和学派有很多，争论也层出不穷。但是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凡是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好的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浙江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中国银行业下一步的发展可能要从政府主导型增长转向市场主导型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中国金融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关国有资本改革，国有资本既要保持活力，又要控制其影响力。因此，国有资本要在一些垄断领域逐步地退出，而民间资本要逐步进入生产要素。近期，银监会最近也有一些动作来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学者们和政府监管者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只有民间资本的发展和民间资本活力的迸发，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提到：“要让一切有利于生产要素、劳动、土地的活力迸发，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的生产要素充分地涌流。”因此，单单靠政府的投资并不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把民间的活力激发出来，政府不能代替民间。

在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中国的民营银行必定会诞生，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是必然的趋势。而且，近五年到十年，中国的信贷规模必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都在增长，虽然近几年经济保持低速增长，但是整体趋势仍然是向上的。“克强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城镇化的概念，还有一个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和城镇化要依靠信贷资金推动，信贷资金的推动就要求资本相应跟上，企业也会面临股份自然稀释的问题。但是这是改革的方向，因为利率市场化以后，资本市场的价格放开，银行业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政府主导的模式也需要改变。

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依赖型增长转向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依赖型增长

篇(7)

2013年，世界经济继续处于政策刺激下的脆弱复苏阶段，维持着“弱增长”格局。IMF预计，2013年世界经济将仅增长2.9%，为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推动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为稳固，截至2013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已连续十个季度保持增长；欧元区经济触底回升，逐步走出衰退，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但发达国家“低增长、高失业率、高赤字、高负债”并存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善，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速仍低于潜在水平。

与此同时，201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继续放缓。IMF预计，201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速预计为4.5%，低于上年0.4个百分点。新旧交替之际，2014年全球经济整体的增长态势如何？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何种风险，全球经济复苏是否具有重要的助推力量？2013年11月19日，在《财经》“2014：预测与战略”年会上，美国金融学会原主席、美联储顾问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等就此展开了探讨。

他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2014年全球经济不会出现强劲复苏，美国不论何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都会对新兴市场产生影响，但各经济体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各自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像中国这样外汇储备巨大但资本账户未全面开放的国家来说，影响可能会较小一些。

全球经济弱复苏

2014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在诸多中外学者看来，仍然会延续2013年弱复苏的格局。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中，美国形势最好。余永定在2013年11月上旬结束了对美国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期间他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官员等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他认为，美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微弱复苏，2013年继续此前持续微弱复苏的趋势。

2013年12月底出笼的宏观数据，增加了美国经济向好的乐观：11月份个人消费支出和耐用品订单数据均环比大增；截至12月21日，当周初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幅创逾一年最大；房地产市场继续维持复苏态势。鉴于经济整体向好，美联储在12月份例会结束后，把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2%至2.3%上调至2.2%至2.3%，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则扩大至2.8%至3.2%。

尽管如此，余永定认为，与2012年的数字相较，美国的经济复苏仍然较弱，是一种疲软的，而非强劲的复苏。美国历次经济衰退之后的复苏都比这次强劲得多。余永定认为最好的一个数字，是失业率在不断下降，现在已经降到7%左右。从经济危机之后，只有失业率这条线是在逐渐下降的，而失业率是美国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如果是和欧洲、日本相比，就更能够看出美国表现最好。但是，不能排除在2014年美国经济依然会出现问题的风险，较大的一个风险就是美联储如何退出。2013年6月，当伯南克吹风美联储将要退出量化宽松时，市场出现了一些动荡。因此余永定判断，美联储不会急急忙忙退出，因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是不稳定的。

外界也注意到，美联储在2013年12月宣布，从2014年1月开始，其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将从850亿美元削减至750亿美元。虽然美联储只是对其量化宽松（QE）规模做了“微小”调整，但这意味着牵动市场神经的QE退出计划“靴子”落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降低。

彭文生判断，全球经济将会同步复苏。从2013年二季度、三季度的数据来看，已经体现为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同时出现正的增长，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正的增长。彭文生据此认为，这一态势可能会延续到2014年。导致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的两大推动因素，一是财政方面，过去两年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财政紧缩，是抑制总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014年财政紧缩的力度会比过去两年明显降低，这是对经济的一个支持。另外一个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好态势，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出口拉动。

与余永定一致，彭文生认为即便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其总体的增长力度还是比较疲弱。美国经济有两个问题并没有变化。第一是大幅的货币扩张没有带来通胀，只会促进资产价格上升。第二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中产阶级消费不足。美国现在促进经济复苏的主要政策是货币扩张，货币扩张最主要的传导渠道是通过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则持有财产的人得益，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加大了贫富差距，又抑制了总体的消费力度。而这反过来加大了货币宽松的力度，最后靠货币宽松来促进经济的复苏。

道格拉斯·戴蒙德则认为，全球复苏的动能，包括美国、欧洲跟日本还没有完全出现。因此，最大的问号是世界的复苏是不是继续使得欧洲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好？会不会使得破产的银行更少？他的判断是不一定，欧洲银行系统在资本化的方面还有一些长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美国的“迎头风”量化宽松政策，放弃量化宽松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对它进行清理才可以使量化宽松的退出比较顺畅。

在他看来，QE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购买长期债券，影响了人们对于长期资产证券未来的预期。量化宽松本身不重要，但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了美联储零利率的政策会维持多久的预期。量化宽松的信号效应是巨大的。

因此，退出量化宽松不是很紧要的，如果人们认为利率还会长期保持低位的话。问题在于，在未来如果美联储再想把短期利率提升，在巨大的资产负债表和储备金面前，可能会带来问题。因此，最大的危机、风险是把长期债券卖出并提升利率的时候。一旦提升利率，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不稳定。而对于短期经济复苏，他则较为乐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当美国经济继续好转，而美联储真正开始退出时，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是否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余永定的看法非常肯定，他认为，当美联储开始着手退出，或者仅仅当它表现出比较明确的退出意识，美国国库券价格就会下跌，也就是国库券收益率会上升，美国整个经济体的利息率也就会上升，这种上升将会对全球造成重要冲击。

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增长，但提高利息率，就对新兴国家的经济造成增长上的不利影响。如果该国的经济增长也不行，资金会大量外流，国家货币会大量贬值。唯一手段就是资本管制，但资本管制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阴影下，发展中国家再开放市场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如果不把内功做好，也将会面临严重的挑战。

黄益平也认为，2014年可能进入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的活跃期。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要开放资本市场和开放资本项目管制。但目前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对于资本流动或许并非是一件幸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段时间做过一个分析，说如果中国开放资本项目，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将是一个什么概念？结论是在开放期间中国会出现净资本流出，总量相当于中国GDP的4%-8%。

感受到非常大压力的新兴市场，主要是印尼、印度和巴西等国。学者们认为，它们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财政赤字比较大；第二，通胀压力比较高；第三，经常项目逆差比较明显；第四，外汇储备比较少；第五，国内的宏观经济相对不稳定，比如通胀压力比较高；最后一个，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比较高。

相对而言，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他们建议中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比如汇率的灵活度要提高；第二个方面是尽量消除国内已经存在的一些风险和一些失衡。最需要做的是改变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地方性的债务，最后会转化成金融的风险。

彭文生亦认为，2014年货币环境的波动性可能会大幅度增加。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影子银行的大幅扩张，而影子银行大幅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前错配，依靠的是短期负债和短期融资。

彭文生建议，控制影子银行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审慎监管，控制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泡沫；二是从货币政策来讲，市场的利率不能长期平稳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导致人们预期短期的融资成本总是在一个很低的地方。这本身就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现在应对的利率周期策略应该与美国相反，要控制金融风险，利率要高一点，提前释放风险。

道格拉斯·戴蒙德认为，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者意识到，在其他经济体投这么多钱并不是太安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他们看到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短期债务的危险性所在。现在投资者对短期融资可能更加谨慎，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谨慎了。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和美国的资本流动是不一样的。有一点他感到比较乐观，就是新兴市场资本的流动在过去的三年到五年，并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 资本项自由化需谨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金融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未来目标，但在2014年存在上述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条件下，与会学者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论谨慎。

余永定表示，“我看不出来中国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他赞成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方向，而且认为，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一直在推行渐进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策略和方法步骤都基本上是成功的。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他的理解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国际形势，特别是要结合我们国家内部的金融形势，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采取渐进的方式，要因地制宜，不要教条主义，既不要左的教条，也不要右的教条，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余永定强调，他在美国调研时问了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们一个问题，美国通过实行量化宽松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现在也没有通货膨胀，为什么还要谈复苏的问题呢？余永定发现，其实所有人的答案依然是害怕通货膨胀。还有一个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业界人士认为，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的扭曲，过低的利率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泡沫，最后体现为资产泡沫上涨。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又在回升，这时候中国应该警惕，应该在有一道金融长城的保护之下加速我们的开放，然后条件成熟时再打开，才能将开放带来的冲击降低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