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哲学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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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天文学；科学哲学；真科学

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起

从众多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在少昊氏时，人人私下研习天文，都搞起了沟通上天的巫术，致使天下大乱。颛顼帝命令重、黎二人“绝地天通”，禁止了平民与上天沟通交流。之后与天交流的权利就专属于天子，也只有天子钦定的巫觋才有资格去沟通上天。从此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就成了皇家的专属品，而天子也开始拥有了对“天命”的解读权。这也就是中国漫长天文学史的开端。

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我国天文学至于夏商周代时已经有了一定水准的历法。特别是到了周代，已经有人开始观测流星、行星等天象及星辰。相比于上古时代，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传统的天文学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二十八星宿体系确立，而且在历法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我们古人开始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在这一时期流传了大量人们观测流星、彗星等天象的详细记录。这些都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宝贵资料。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天文学大框架建立之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天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不仅历法得到统一，二十四节气，浑天仪等天文知识以及天文学仪器的进一步发明使得我国的天文学一路高歌猛进。到了元朝，由于铁木真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辉煌帝国，我国古代天文学甚至传到阿拉伯等国，可谓是盛极一时。明清时期，中国开放了千年来“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使得我国古代天文学有机会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质疑

也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服务于皇室，很多中西方学者就质疑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甚至有些激进派的学者直接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入伪科学的深渊。在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这个精华显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构成每一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总体上便构成总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都是人们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用“理性方法”整理概括的结果。此外在科学的本质与功能上，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思想。按照马克思的观念，我们反观中国古代天文学，这是一门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无数古代先贤们定历法、造仪器、编文献来研究这浩渺天空中天体运转的奥秘。这分明就是在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对社会发展变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便是航海。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根据天文学中观测到的星辰位置，发明了具有指向的“司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为日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大家觉得航海之术离我们日常生活过于遥远，不能说对社会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该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了吧。中国古代天文学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石器时代，人们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粗放的耕作模式导致了极端的低产。不过正是伴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历法的完善，节气的确立，使得传统农业高度关注农时后，精耕细作的优良方式才逐步趋于成熟，造福了无数黎民百姓。如果说马克思的观点太过于阳春白雪，那当代科学哲学界的泰斗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精辟分析了科学的两种基本用法，堪称下里巴人式的真知灼见。第一种是可以依靠它来振兴国家，第二种是某种积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古代天文学及推动了航海时代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同时，它又大力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在价值意义上来讲也是毋容置疑的“好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中国古代天文学是真正的科学呢？

参考文献：

[1]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张之沧.科学哲学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4.

篇(2)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正文】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 ）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 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 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 ）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 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 ）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 ）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 ）他指出， “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 ）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 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 ）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 ）由此可见， 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 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 （［6］，p.218 ）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 ［6］， 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 ” （［6］， p.222 ）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 （［7］，p.228 ）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 （［5］，p.158 ）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 刘＠①jùn＠①jùn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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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篇(3)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05

当今科学哲学领域既没有形成重大的方法论观点，也没有出现在影响和声誉上能与孔德、波普尔和库恩同日而语的人物。科技哲学式微，甚至有走向终结之忧。何以解忧？唯有实现科学哲学的转向。无独有偶，西方心理学正日益卷入“康德式难题”：标榜科学，但总遭致怀疑；屡遭怀疑，却总被寄予厚望。纷乱中，西方心理学也在寻求转向。

所谓“转向”，就是改变原有主题和观念， 实现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换。心理学脱离哲学，但不能够回避哲学，尤其无法回避对科学作哲学反思的科学哲学。叶浩生先生主编的《心理学通史》中，言及流派历史，则必讨论科学哲学背景。因此，科学哲学的转向势必影响到心理学对研究主题、研究线索和路径的选择。

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主要转向： 社会-历史转向、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本文循着科学哲学转向和西方心理学史的脉络，试图逐一解析科学哲学转向对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及心理学的反响。需要强调的是，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很多学科，尽管各种纷争激烈，但都一定程度走向了兼容并蓄的整合进程。因此，科学哲学的三大转向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并存。

一、社会-历史转向与心理学人文社科化

就现代科学哲学而言，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实证主义摒弃了一切理论成见和形而上学，认为直接观察的事实才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建立了静态的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论。西方心理学在其引导下，在追求科学身份上走出了关键一步。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心理学却走了极端：铁钦纳将高层次心理活动排在研究之外；华生使心理学失去了意识。尽管，第二代和第三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借鉴了稍微温和的逻辑实证主义。但是，西方心理学在20世纪初的科学划界标准是绝对的实证标准。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在此标准下被置于非主流。这一标准至今还深入人心。

事实上，科学哲学不是研究科学家应该如何做，而是描述他们实际怎么做。于是，历史主义将科学因素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反对超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反对静态分析与机械“积累观”，从而推动了科学哲学与人文解释学、科学社会学以及认识心理学等一大批学科的相互渗透。在历史主义影响下，弗洛伊德在其生命后期越来越认识到心理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性质；第二代和第三代精神分析学派认识普通人的动机、情绪和人格， 用以理解人性及社会文化生活。这也直接影响后来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

心理学流派时期，心理学对社会-历史转向所做的回应还不够充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界开始了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并反思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思维模式，认识到心理和意识的社会历史特征。Gergen就指出，人的心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缺乏一般物质所具有的不随时空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因果关系模式不适合心理学。Sampson甚至直接提出要从自然主义模式向社会文化模式转变，以实现一场“范式”的革命。

如今，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转向社会文化模式的心理科学观，承认心理学的文化历史特性，承认心理学知识和理论观点必然反映特定的历史文化内容。在研究方法和线路上，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还大胆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社会-历史转向惠及心理学的各个学科，使心理学的说明力和解释力更强，为心理学争取到更多的合法地位。

历史主义转向强调科学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该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历史分析法、历史观察法和发生学法等历史方法在本质上是辨证的，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逻辑”要合法得多。然而，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轻视真理性，可能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趁机而入打开方便之门。要警惕西方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但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二、文化转向和心理学文化主义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在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和历史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是由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共同汇成的一股洪流。历史主义转向将科学主题注入历史社会维度，为科学理性加入多样的价值理性；文化主义转向则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意义来解析。换言之，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社会历史局限，预示着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曹天予认为，科学哲学中，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要淡出，历史、社会和文化方法要兴起。

自冯特建立科学心理学以来，一直以科学主义的逻辑语言为标榜，预言要以物理学语言统一心理学，追求实验方法的精致。这种对人自然品性的追求使心理学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窘境。在何去何从的路口，文化转向无疑为拯救心理学开出了一剂良方。

通过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文化转向为心理学开疆辟土，极大地扩展了心理学的研究视域。同时，文化转向也为当代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人类行为的新方法论。因此，Pedersen指出， 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维度，它的意义就像三维空间之后发现的作为时间的第四个维度。

文化转向除却为心理学带来全新的主题和研究线路外，还为心理学注入了一种“文化反思精神”。通过心理学文化反思，对每一种心理学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现实和土壤予以全面的理解。从文化学的视角， 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使用概念、心理学者的生存方式、心理学常识性、心理学民族性和心理学理论等元素置于文化框架下进行具体而细致的文化学分析和探讨后， 揭示出心理学各个元素的逻辑、理性和理智层面的自然科学品性遮蔽下若干重要的文化特征， 将被遮蔽的文化品性彰显出来， 还原心理学本来的真实面目。

因此，心理学文化转向一方面在尝试去回答“心理学到底是什么”、“心理学向何处去”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心理学自我批判和挑战现代心理学的重大体现。实际情况也证明这种转向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虽然文化转向为心理学向广度和深度迈进开创了局面，但是能否作为心理学的一种归宿和终极目标，目前还不便枉下结论。

三、后现代主义转向和心理学多元化

科学哲学的前两次转向是从框架内部修补过度追求科学理性造成的缺陷， 试图继续捍卫科学的理性与进步。后现代转向则直接告别理性，否认科学经验，消解基础主义和实在论。

实现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有不同方案：修辞语言学转向、认知转向、女性主义转向、价值论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转向和信息哲学转向等。同样，后现代心理学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社会建构论或社会建构心理学、叙事心理学、解构心理学、多元文化论思潮、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等。

现代科学哲学是一种对待科学的信任态度。后现代科学哲学则拒斥科学，是一种不要科学的科学哲学；同样，现代心理学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认为心理具有客观规律。后现代心理学反对实在论，消解了客观规律。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为应对科学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方向；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则为分析人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女性视角、弱势群体视角和建构主义视角等。

在评价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时，哲学界一直对之莫衷一是。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也颠覆了整个科学哲学。在分析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时，关于其存在前提、理论构想、观念转换和未来发展等问题， 学界也是议论纷纷：一是持科学主义的反对态度，认为心理学的后现代倾向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倾向。二是以人文主义立场肯定后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和价值，认为其正在并终将发生显著和深远的影响。三是折衷主义， 既肯定进步与合理的成分，又持观望态度。

就该问题的评价，赫根汉认为心理学应该积极接纳多样性和包容差异性；如此这般，心理学将继续是一门令人激动的学科。因为，所有正确的观点，不管是经验的还是非经验的都得到聆听，并被接受为可行的解决方法。后现论将对心理学理论差异的宽容推向极致，人们可以在概念与逻辑、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修辞与叙事、应用与实践等不同的层次和水平上对理论展开评价。

四、结语

通过对科学哲学转向和西方心理学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科学主义的浪潮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也使西方心理学走上历史的舞台。同时，科学主义也使科学哲学陷入困境，同时也让西方心理学面临合法性危机。

其二，“科学的逻辑”无法解决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历史主义转向和文化转向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有其逻辑必然性。人性既有物性，也有历史性和文化性。强调人的自然性，不能排斥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其三，后现代主义不是科学哲学的最终归宿；后现代心理学也不是西方心理学的最终出路。只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视角来整合性地看待哲学和看待人性。这是时代的要求和趋势。

其四，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以及心理学随后的回应都是主题的转换：转向理解历史性、人文性和非实在性。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 但并不能相互替代。

心理学在科学哲学的指导下既取得了成果，也吞噬了恶果。但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进行的几次重大转向，无疑是学科内外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三次重要的转向是大势所趋，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步骤。紧随其后，西方心理学作出的转向选择在研究对象的扩展、方法的深入和线路的选择上体现出巨大的进步。这也为更好地认识人性积累了大量的知识。

篇(4)

关键词：幼儿哲学；儿童文学；幼儿园哲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03-0174-02

幼儿园的哲学教学要考虑到幼儿思维的独特性，哲学在幼儿园的实践之途，不应仅仅是中小学哲学教学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与其他年龄阶段的哲学思维特点不同，幼儿的哲学思维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具体性，并富含童话式的幻想性。而儿童文学与幼儿哲学思维的特点正相契合，因此，幼儿园的哲学教学可借助儿童文学作为中介和桥梁。

一、儿童文学对幼儿园哲学教学的独特意义

自儿童哲学产生之日起，便与儿童文学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普遍地表现便是儿童哲学教材的呈现。很多教师运用一些富含哲学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儿童哲学教学，如儿童哲学的创始人李普曼教授创作了儿童哲理小说《哈利的发现》以进行儿童哲学的实践，马修斯利用儿童文学中的幻想故事来进行儿童哲学的对话，丹麦的Mr.Per Jespersen利用丰富的丹麦童话资源进行儿童哲学的教学，我国教育工作者在选择编制教材时也大都选择以儿童文学作为儿童哲学教学的载体。究其原委，儿童文学对幼儿园哲学教学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呢？

1.儿童文学符合幼儿的哲学思维特点。相较于儿童哲学，幼儿哲学与儿童文学或具有更多契合之处，这是由幼儿的哲学思维特点决定的。幼儿总是以疑问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种怀疑和思考是自然的、浑然天成的、原始的，这种思考不是建立在逻辑推理上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幻想性的、诗性的思考方式。这种幻想式的趣味和诗性的人文色彩正是儿童文学所具有的特点。另外，依据心理学提供的思维发展阶段模式，3～6岁幼儿的思维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的特点，他们尚不具备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儿童文学为幼儿构建了一个具体、直观的童话世界，这主要体现于儿童文学作品中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和具体的故事情节，它们将幼儿带进了一个奇幻的、趣味性的、诗性的世界，这正与幼儿的哲学思维特点相吻合。

2.儿童文学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考，这也是为何儿童文学作品被大量地用作哲学教学实践的直接原因。例如，在寓言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中，往往隐含着深刻的内涵，即寓意，而寓意不是唯一的，这正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式思考。例如，《乌鸦和狐狸》，我们很难说乌鸦笨或者狐狸狡猾，乌鸦固然有其可怜之处，狐狸的身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精明。除了原本就包含着哲学思考的寓言性儿童文学作品，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也更加关注哲学思考，甚至作为一种创作的题材。作者有意识地将哲学式的思考加入作品，以疑问和探索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世界，或关于生命的思考，如《世界为何存在》、《妈妈我为什么存在》；或关于周围事物的探索，如《梦是什么》；或对于自然事实的疑问，如《动物绝对不应该穿衣服》，等等。利用这些富含哲学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哲学教学，简单易行又富有乐趣。

3.儿童文学与幼儿哲学的结合符合幼儿园教学规律。《幼儿园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的学习是综合的、整体的。在教育过程中应依据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学习的兴趣与特点，灵活、综合地组织和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使幼儿获得相对完整的经验。”因此，在幼儿园进行哲学教学时，可以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另一门学科进行，儿童文学相较于哲学在幼儿园的教学而言，是一门更加成熟的学科。鉴于此，我们便可以借助儿童文学这门相对成熟而又关系密切的学科进行幼儿园哲学的教学。

二、如何借助儿童文学进行幼儿园哲学教学

幼儿园的哲学实践不但尚无较成熟的体系，而且既有的幼儿园哲学教学探索在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课程组织实施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将儿童文学引入幼儿园哲学实践，可以对幼儿园哲学教学的几个重要方面提供新的思路。

首先，在幼儿园哲学课程的目标设定中，重视幼儿的情感体验。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儿童哲学是一种思维训练项目，其目标应是将儿童塑造成一名良好的思考者。首家哲学实验幼儿园的创始人彭琨认为“3～6岁是一个人形成思维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进行哲学教育，对其一生的思维成长会打下很好的基础。”由此可见，哲学在幼儿园的实践目标是训练幼儿的思维。然而，《幼儿园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园的教学内容都应发展幼儿的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等各个方面”。除了技能性、知识性的目标，幼儿的情感体验和良好态度也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幼儿的哲学思考尚处于启蒙阶段，相较于思维训练的目标，培养幼儿对哲学思考的兴趣和习惯更为重要。因此，以儿童文学这一充满奇趣的媒介传达哲学思考，让幼儿在故事中体验丰富的人生哲学，并培养热爱哲学思考的习惯，应成为幼儿园哲学教学实践的首要目标。

其次，选择适宜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选适合的不选难的。一提到哲学教学，家长和教师就会有种“高深”、“艰涩”的印象，但未必越深奥的故事、越高深的道理就越适合幼儿哲学的教学，一些经典的故事，比如《灰姑娘》、《狐狸和乌鸦的故事》也可以挖掘出丰富的哲理。其次，选幼儿喜欢的故事。将故事带入幼儿哲学的现场，其初衷就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所以在选择故事时，教师也应以幼儿的兴趣作为参考。一个幼儿喜欢的故事，教师可以带领幼儿以各种形式再现故事，表演、人物分析、故事创编，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对故事进行更深入的哲学思考。

最后，构建故事化的幼儿园哲学教学实施方法。在幼儿哲学实践中，我们也常常借用儿童文学的文本作为中介和载体，但这种借用主要是对儿童文学具体篇章的利用。相较于儿童文学篇章的媒介作用，儿童文学的形式力量则更为强大。基兰伊根曾提出“故事的形式力量”，是指在教学设计中参考故事的形式。“为什么幼儿甚至成人总是对故事充满了兴趣？这是因为故事中充满了奇趣的喜剧色彩，使我们或高兴或伤心或兴奋或悲伤，而这一切都源于故事中的二元对立性。”借助故事的形式力量，组织实施幼儿教学活动，让幼儿在课程中切身的体验一个故事，这样的课堂会激发幼儿的主动性，从而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总之，儿童文学为哲学在幼儿园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方向和路径，认识到二者的契合之处就不至于使幼儿哲学的教学陷入单纯的思维训练。对于幼儿而言，在思维训练的过程中体验思考的乐趣、让幼儿爱上思考，这远比思维能力的训练更重要。借助儿童文学这种中介让哲学教学更加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这样的幼儿哲学实践之路才更显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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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振宇.儿童哲学诞生的哲学基础[J].学前教育研究，2008，（7）.

[3]蔡桂茹.论儿童哲学教育开展中的三个问题[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7，（1）.

[4]张建鲲.庞学光.论儿童哲学在中国的普及[J].全球教育展望，2006，（9）.

篇(5)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王冠。在采访中，我们常常碰见许多孩子对哲学有着特别的兴趣，苏格拉底、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开始走进他们的眼帘，他们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些疑问，其实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的“天问”。这些“天问”，蕴藏着无穷的创造的种子，暗含着人格健全的指引，静静引领着学生学会批判和扬弃，它们是清新活泼的儿童、少年心智与陌生新鲜的大千世界相遇时发出的哲学性质的追问，正如学者周国平所说：“这是人类精神的永恒的灿烂现象，但在每个人一生中却又是稍纵即逝的短暂时光。”

只是，老师们做好抓住这短暂时光的准备了吗？教育实践中，老师们或是对与高考无关的哲学没有涉猎，或是把哲学简单地当作思想政治课的一部分。即使在儿童哲学课被引进中国十多年的今天，许多人仍然对儿童哲学存在诸多疑问：儿童能不能学哲学？儿童哲学是否等同于哲学知识的传递？儿童学习的哲学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哲学专业有何不同？……

面对种种疑问，本期我们特别约请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成尚荣研究员谈谈他的研究，也欢迎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加入到儿童哲学教育的研究和探索中来。

一、教室里飞来了飞罗鸟——儿童哲学课的风生水起以及带来的困惑。

最近看到一套儿童阅读的《哲学鸟飞罗系列》丛书。丛书的主角菲卢是一个六岁半的男孩，恰好处在开始产生社会性困惑的年龄。菲卢总是没完没了地提问，比如，我可以打架吗？我可以撒谎吗？要是我不去上学？為什么我不能当头儿？我可以永远不死吗？……他的问题常常引来全家人的热烈讨论，有时吵得不可开交，有时谁也找不到答案。菲卢对父母讲的道理常常不服气，可又想不清楚。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的好朋友——一只名叫飞罗的小鸟就会来找他，在与飞罗的交谈中菲卢就慢慢想通了。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这个飞罗其实就是菲卢，是他的那个理性的自我。因此，与飞罗的交谈实际上是菲卢的内心对话。”丛书的作者、法国的碧姬·拉贝，就经常在学校、图书馆、咖啡馆等场合為孩子们主持以“哲学”為主题的下午茶活动，其著作取名為《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非常有意思的是，每个故事结束的时候，都有这样的话：“那你呢，当哲学鸟飞罗来看你的时候，你想跟它聊些什么呢？”

是的，儿童的生活与菲卢的一样：生活在问题之中，不解，苦闷，纠结，亟需一只飞罗鸟来与他聊天、讨论。这样的聊天、讨论就是一种哲学启蒙。如今，飞罗鸟飞进了校园，飞进了孩子们的教室——无论是15年前云南昆明铁路南站小学的尝试、如今上海杨浦区六一小学以及浙江、河南其他小学的努力，还是今年“亲近母语”在杭州举办的儿童哲学研讨会上，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北京的小学老师与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哲学家对儿童哲学的聚焦，总之，儿童哲学引起了广泛兴趣，在形成实践格局的同时，理论研究也在逐步展开，“自1998年以来，关于儿童哲学的论文篇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至2011年初，儿童哲学的相关论文已达70多篇”。至于港澳台地区，儿童哲学的实践与研究起步时间更早，气氛更活跃，实验更深入，成果也更多。值得关注的是，近来关于儿童哲学的交流，大陆与港澳台之间、与国外之间越来越频繁，用“风生水起”描述并不过分。这当然是课程改革、儿童教育中一件重要的事，儿童哲学的实践与研究很有可能使儿童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使儿童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思想认识水平发生～些重要的转向。我们应当关注，应当参与。

在杭州的儿童哲学研讨会上，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大学教授有这样的感慨：要让大学教授痛苦就让他到小学上儿童哲学课；要让小学生痛苦，就让他们学儿童哲学。果真如此吗？怎么去改变？在全场的一片笑声中，我们感到了儿童哲学实践与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困惑：小学课堂里应该飞来一只什么样的飞罗鸟？飞罗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与菲卢交谈、聊天？菲卢们又该怎样进行内心的对话？当然，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两个：飞罗是什么？菲卢们要不要与飞罗对话？

其实，困惑并不只发生在现在。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马修·李普曼创建儿童哲学开始，到后来参与儿童哲学国际行动的英国、丹麦、挪威、俄罗斯以及大洋洲、南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儿童哲学研究和实践一直存在着种种差异与争议，可以说，儿童哲学是伴随着困惑和争议成长起来的。有困惑并不是坏事，相反，困惑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更准确地把握。如果作些梳理的话，困惑，抑或争议的问题可以归结為一个问题，即儿童哲学的定义及其定位。这样的归结与前文所提及的“飞罗是什么？”“菲卢要不要与飞罗聊天、讨论？”实质是一样的。儿童哲学的定义及其定位，看起来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说到底还是理论与实践双向建构的问题，问题搞不清，实践肯定会发生偏差，也会影响理论的完善。

儿童哲学的定义及其定位，与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基础有关，也与儿童哲学的各种学派、各种见解有关，儿童哲学研究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对于广大的学校教师和以实践為价值取向的研究、教研工作者来说，不明晰儿童哲学的定义、定位、课程形态、实践取向等是不行的。带着困惑、不解，怎能建构起真正的儿童哲学及儿童哲学课？以己之“昏昏”，怎能让学生“昭昭”？当下，讨论儿童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多么必要、多么重要。让我们在儿童哲学研究与实践的风生水起中去追寻那只可爱而又神秘的飞罗鸟吧！

二、让复杂的问题简明化——众多定义中儿童哲学的厘清与聚焦。

文献中，关于儿童哲学有诸多定义和解释。就儿童哲学性质而言，美国的儿童哲学研究，对其性质的定位是，“只是儿童的思想或儿童的思想技巧方面的研究，最多只加上儿童的推理的研究”，“儿童哲学的性质以建立推理的规则為重……使每个人能够改善这些推理技巧”。而欧洲的儿童哲学研究由于受希腊哲学——爱智慧的影响，强调“儿童哲学就是教导儿童喜爱智能”，他们喜欢“称儿童為‘未受精的卵’，根据传统能有‘稳定’的发展”。对儿童哲学性质认识与定位的不同，必然造成内容、方式的迥异，也必然让后起研究者，比如我国在引进、借鉴时有不同理解、不同做法，从而造成一些困惑，以至有些混乱。

对儿童哲学性质的不同定位，又受儿童哲学家不同理论的影响。比如，美国儿童哲学家吕德，他的儿童哲学的基本命题是，“儿童哲学的要务：在于形成一个探究团队”。比如，瑞典教育家爱伦凯，她的儿童哲学的基本命题是，“让儿童有一个‘完整的、新的心灵，即一个真正的我’”，“对待儿童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让儿童闭起眼睛”。比如，大家熟知的蒙台梭利，她的基本命题是，“儿童的心灵中隐藏着许多宝藏”，要像“透过‘原子之窗’去了解物质一样”在儿童那儿找出根源。比如，荷兰的儿童人类学家朗格威尔，他的儿童哲学的基本命题是，“人的本质（尤其是儿童本质）必须受教育才能改变”，而“教育就是发展的帮助”……陶行知也是位儿童哲学家，他的基本命题则是，通过生活教育，让“孩子人小心不小，若把小孩看小了，便比小孩还要小”。儿童哲学的不同命题、不同主张，造成儿童哲学及其研究的不同定位，影响儿童哲学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不同的命题、不同的定位、不同的方向，影响了教师不同的理解，尽管各显异彩，但难免有偏差，也难免变形、泛化，以至可能异化。看来，小飞罗这只鸟有点捉摸不定，有必要搞清这只鸟的基本的“科”与“目”以及它的基本形态。

经过梳理和思考，我的基本原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诸多的定义中按同一个维度进行抽象和概括，亦包括对已有的定义或解释概括进行适当整合。这样，我以為儿童哲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第一，儿童哲学是“儿童的哲学”；第二，儿童哲学是“关于儿童的哲学”；第三，儿童哲学是“关于儿童哲学的教育”。

“儿童的哲学”亦即“童年哲学”。其主要意蕴在于，儿童有自己的哲学。儿童有自己看待世界、看待社会、自然，也包括看待自己的方式。且产生相应的理念。其主体是儿童。其本质是自主发展，其基本形态是儿童的生活。“关于儿童的哲学”，是对儿童哲学的研究，其主要意蕴在于，不断地认识儿童、发现儿童。其主体是研究者，其本质是一种儿童观，其基本形态是文献和文本。“关于儿童哲学的教育”，是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其主要意蕴在于，让儿童学哲学，在学习中发展自己的哲学。其主体是教师，其本质是教育观，其基本形态是课程。

“儿童的哲学”、“关于儿童的哲学”、“关于儿童哲学的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三者形成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三者的关系是：通过儿童哲学教育，让我们不断认识儿童、发现儿童，让儿童自身的哲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让儿童心灵世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提升。显然，“儿童的哲学”是目的，“关于儿童的哲学”是基础，“关于儿童哲学的教育”是途径和方法。

三者关系的厘清，让不同的人各居其位、各有所得：让研究者对儿童、对儿童哲学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让儿童观持续进步，以影响教师及广大实践工作者；让教师和其他实践工作者根据儿童观进行持续深入的实践，让教育观持续进步，让课程形态更完善更科学，让教育效果更好；而这一切，都是為了儿童，為了儿童哲学的发展，為了儿童的发展，為了让儿童有一个更加幸福的童年。也许还可以这样概括：儿童哲学是让儿童们拥有自己幸福童年的哲学。看来，当下着力研究儿童哲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三、儿童就是“菲卢”，儿童哲学就是“飞罗”——儿童学哲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儿童要不要学哲学，一直是有争议的，意见无非两种：一种认為儿童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学哲学；另一种与之完全相反，认為儿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学哲学。这个问题是儿童哲学研究的前提，假若儿童没必要也没可能学哲学的话，那么，儿童哲学教育就是个伪问题，没有存在的必要。解决争论，要追溯争论背后深处的东西。仔细考察，这两种争论的背后其实是两个其他问题，倘若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争论也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两个问题是：儿童是哲学家吗？哲学是什么，抑或什么是哲学？用隐喻来说，那就是儿童们真的是那个菲卢吗？哲学真的是那只飞罗鸟吗？

“儿童是哲学家”，不少人是反对的，否定的，且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即便研究者列举出无数具体的案例，也不能就此得出普遍有效的定律或公理，因為既有的案例往往在时空上是有限的，不能应用到无限的情境中去”；儿童参与哲学研究只是部分儿童，而“部分儿童所进行的哲学推演活动是偶尔发生的，并不构成稳定的连贯的行為体系”；“儿童能够参与具体哲学的探究问题，但对于抽象哲学，儿童终究是无能為力的”。所以，有不少人认為学生到了高中阶段才能学哲学。我国就有专家认為，“儿童即哲学家”是儿童中心主义的泛滥与夸张，应当警惕。

如果暂且搁置儿童是不是哲学家的学术争论，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肯定。一是儿童有着哲学的天赋。先说一个实例。婚礼上，司仪请孩子们到台上来回答一个问题：结婚是什么意思？一个小男孩只有6岁，他说，结婚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了。全场一片寂静，是啊，结婚了，有饭同吃，有粥一起喝，同甘共苦。一个小女孩说，结婚就是一家人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手中捏着一颗糖说，结婚就是让大家快乐。无需多解释，孩子们天然地、天真地、天才地回答了一个深刻的话题，全场掌声响起来。而这绝不是个例，是具有普遍性的。俄罗斯诗人说：儿童是未被承认的天才。这不是偶然的评断。是在无限的时空里。对儿童共性的判断。儿童哲学就是让未被承认的天才得到承认。

儿童有需要也有能力学哲学。另一个方面是，大家所公认的哲学起源于对周围世界的惊讶。儿童对周围世界满是问号，在惊奇、诧异中有了哲学的追问，可以说，儿童一生都在邀请哲学，因為他们总是在发出一个个问题，邀请问题就是邀请哲学。所以，从以上这两个角度说，儿童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儿童们真的就是那“菲卢”。

何為哲学？学者周国平提出，哲学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作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问答思想体系的创造；二是作為学术；三是作為思潮或意识形态；四是作為人生思考。第一种和第二种都属于少数人，“而从第三种和第四种出发，哲学适合于每一个理智健全的普通人”。台湾的杜保瑞教授认為，“哲学可以包括学院内的哲学教育与社会中的哲学教育”，儿童属于社会，儿童哲学属于社会中的哲学，是儿童化的社会哲学教育。那只“飞罗”鸟正是儿童们所喜欢的哲学。

通过对“儿童是谁”与“何為哲学”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儿童有必要学哲学，既符合他们的天性，又符合他们发展的需求；儿童可以学习哲学，既基于他们哲学的天赋，又基于哲学的社会性特点。為此，当下进行儿童哲学研究与儿童哲学教育实践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四、带着智慧上路，学会像哲学家那样思考——儿童哲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

儿童哲学教育，以至整个儿童哲学研究、实践，就是為了让儿童从小学哲学。毫无疑问，儿童学哲学充满着意义，比如说训练思维；比如说思想实验，来一场儿童的思想运动；比如说学会运用概念进行推理；比如说，建立探究共同体；又比如说，学会辨析与争辩，等等。在这众多的意义与价值取向中，究竟哪些才是儿童哲学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终极追求？

对于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也是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位的。在这些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中，隐含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既然儿童是哲学家，那么儿童哲学教育的目的是否就是把他们培养成职业哲学家呢？这样的推断是不符合逻辑的。其一，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一切都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基础，目的是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个性发展，不是培养“家”，而是為成“家”奠基。至于将来成為什么“家”具有多种可能性，因為儿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其二，儿童不仅是哲学家，儿童也是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如果进行儿童哲学教育是让儿童成為职业哲学家的话，岂不是文学教育、艺术教育、科学教育是让儿童成為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吗？某一学科、领域的教育，是為了让儿童学习、领悟该学科和领域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基本活动经验和基本思想，以形成儿童较為科学、合理的素质结构。可以说，基础教育的学科教学对应的不全是学科专业的“家”，而是专业素质和全面的素养。

在《哲学鸟飞罗系列》丛书中，飞罗鸟与菲卢聊天、讨论，决不是想让菲卢成為一个职业哲学家（尽管他将来有这样的可能），其目的在于要养成菲卢提问、讨论、思考的习惯。往深处说，儿童哲学教育让儿童学哲学，是為了让儿童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让“儿童是哲学家”这一天赋得到珍爱和发展。

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首先要儿童学会像哲学家那样去提问。在哲学鸟飞罗的系列里有一个故事：爸爸从修理厂回来，伤心地说自己的汽车完蛋了，彻底“死”掉了。菲卢不明白汽车為什么会“死”：“我们的车没救了！就像格特鲁德夫人一样吗？”当听爸爸解释说那只是比喻，他又问：“人不行了，生命结束了，也是比喻吗？”当听到解释说，活的生物才说死，他又会问：“那星星呢，星星也是活的呀！”当解释说，活的东西会动时，他问：“树自己不会动，可它是活的呀！”……一连串有意思的提问，就是小菲卢的一连串思考。而最后，小菲卢和飞罗讨论的结论是：“我们刚说的这些，就意味着死；死亡，是因為我们活过。”“我希望还能飞很长时间……可以在所有打开的窗口边停留。”尽管他们讨论的是“生与死”这样的大问题，但从小菲卢口中说出来，却是那么自然，那么深刻。看来，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从提问开始，儿童哲学、哲学就不再神秘、深奥了。这就是儿童哲学的魅力。

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其次要儿童学会去寻找意义。法国埃克斯大学教授让一皮埃尔-内罗杜写过一本专著《古罗马的儿童》。书的开头写道，刚出生的小孩，全身，被母亲搂在怀里，小脸望着母亲，一只手向她伸过去，仿佛想让母亲抚摩他。书的结尾写的，仍是孩子安静地躺着，双眼望着天，他在天空寻找着什么。作者想表达的是，孩子的一生都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儿童的身体，儿童的精神，儿童与家庭，儿童与法律，儿童与宗教，城市中的儿童……书的结尾是：“总之，罗马儿童带来了庞大的诗歌交响乐的开发主题，其中一个合奏的乐章让儿童成為孤独的独唱者，同生命与历史的交响团一争高下。”这并非伤感，而是让儿童永远在生活的合奏中寻觅人生的意义，用自己的独唱，唱出生命的意义，因而也并非孤独。这正是儿童哲学，正是儿童哲学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最终是要让儿童智慧上路。儿童总要独立地走上社会，离开成人的呵护，成為独唱者。教育能给儿童什么东西带着上路？是智慧。尽管所有的学科、所有的教育都要让儿童生长智慧，不过，哲学更具让儿童生长智慧的重任。因為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本身就是智慧。智慧的本身与爱智慧的情感，让儿童在探究中、体验中，在思考中、感悟中，在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中，把知识转化為智慧，具有智慧的心灵，怀揣道德感去创造。这样，儿童的内心是丰富的，精神是美好的，思想是活跃的，总之，童年是幸福的。这样，才可以说，儿童哲学是幸福的童年哲学。

“提问——思考——智慧——幸福的童年”，构成了儿童哲学教育意义之链。尽管儿童哲学创始人李普曼曾提出，儿童哲学為的是思维训练。着重的是技巧、规则和工具。当然，思维训练和技巧、规则是儿童哲学的工具，在儿童哲学教育中少不了思维训练，少不了技巧，少不了工具，但只止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对儿童哲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是，以思维训练為工具和手段，贯穿全过程，让儿童学会提问，学会思考，寻找意义，带着智慧上路，因而思想与精神丰富，童年幸福。

五、内容、形态与方法——作為课程形态的儿童哲学。

儿童哲学教育离不开课程，儿童哲学教育的落实和有效必须课程化。事实上，无论是李普曼的“哲学教室”，还是“教室里的哲学”，都是要让儿童哲学走进课程、走进教室、走进教学。儿童哲学课程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课程化不只是一个理念。所谓课程化是指儿童哲学应当具备课程的规定性，具有课程意义。所谓课程规定性与课程意义包括了课程目标、课程理念、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时安排、课程评价、课程资源、课程管理等。儿童哲学课必须是一个系统。為此，儿童哲学课程化的第一要务是整体思考、规划、设计和安排，形成“儿童哲学课程纲要”，当然也可以是“儿童哲学课程指导意见”，还可以先形成一个“儿童哲学课程设置方案”。不管叫什么，也不管从哪个先做起，都得有一个总的设想和通盘的考虑，这样才能防止和克服儿童哲学教育的随意化、碎片化，使之真正成為课程。

儿童哲学课程可以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当作一门专门的学科，称之為儿童哲学课；第二类是在所有的学科教学中渗透儿童哲学教育；第三类是在儿童生活中进行儿童哲学教育。这三类儿童哲学课程形态都要认真研究。从实践来看，难度较大的也是為大家所关注的是第一类，即儿童哲学课。儿童哲学课在明确性质、目标和要求以后，重要的是课程内容。我的意见有两条：第一条，课程内容应来自儿童的生活，即从生活中寻找并开发儿童哲学的资源。西班牙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教授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写过一本著作《哲学的邀请·人生的追问》，书中列出了十几个问题，诸如“从哪儿上路”，“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们在哪里？世界是什么”，等等，都是儿童生活中常常出现的疑问与思考，可以作為儿童哲学课程内容的参照。第二条，课程内容要适合小学生的特点。哲学问题深刻，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小学生学习。语文教师郭初阳曾為六年级学生上了一堂苏格拉底的申辩课，他说，上课可以冒险。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我们很赞赏。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内容与文字过深了，历史背景也与小学生过于陌生了。尽管所有内容都可以交给小学生，但毕竟还有课程的标准和特别的要求，可见，儿童哲学课指导纲要之类的文体相当重要。

儿童哲学课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方法，国内外有诸多实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对教材特征的要求是：“不出现哲学术语和专有名词；出现的人物都是与所学年龄阶段的儿童相似的学生；故事情节带有冒险的性质；角色思考风格的丰富多样。”我以為这很有参考、借鉴的作用。至于教学方法，可以采用故事讲述、寓言讨论、交谈聊天等方式，当然具体的教学方法还可以有更多的探索与创造。这方面正是小学教师的优势。

六、儿童研究、儿童哲学教育研究——教师的第一哲学。

儿童哲学研究、儿童哲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也提供了教师深度发展的机遇。挑战与机遇统一在一起，聚焦在教师自身哲学的学习和素养上。

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第一哲学”的命题。他认為，“第一哲学”具有為所有其他哲学部门准备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功能，其成果是所有具体哲学部门的预设的前提，因此，它应当是“在先的”——最先的，所以被称為“第一哲学”。教师有自己的哲学，而且教师也应当有自己的第一哲学。我以為，教师的第一哲学应当是关注儿童的哲学，是对儿童的再认识、再发现，是儿童观的不断完善和不断发现。而关于儿童的哲学，又集中体现在儿童教育的智慧上。教师要做智慧教师，而智慧教师首先就是爱儿童，其次是以智慧的方式教育儿童，最终是让儿童智慧成长。

篇(6)

    进入20世纪后,由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使数学家致力探索事物内外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在数学各分支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若干成果.借助勒贝格测度及一般抽象测度的积分理论,1933年苏联科学家柯尔莫戈洛夫提出了概率论的公理化结构.可见概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积累、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在实践中去伪存真.当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还进一步追求哲学基础与原始概念分析的深化与归纳逻辑的完美.概率论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理论基础,阐述概率理论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关系.概率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包括类比和归纳思维等.概率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具备归纳思维.在文艺复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推理思维是演绎思维,归纳思维是不受重视的.从重演绎到重归纳是一场思想革命.哲学史上对其贡献最大的是英国的培根,在其巨着《新工具》中大力提倡归纳法.归纳法虽然是与演绎法同时存在的逻辑方式,与演绎思维不同,归纳思维使人们更有可能把看似无序、偶然性现象与自然界的有序、必然性现象联系起来,而概率论反映的就是从大量随机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稳定的规律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所产生的研究方法使人们理想当中的稳定的规律性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概率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包括必然性与偶然性、随机现象和统计规律的客观性等.事物的发展过程,既受必然性的支配又受偶然性的影响,认为只要无限制地增加和控制条件,偶然性就不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概率论所研究的是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而概率哲学思想是揭示隐藏在偶然性内部的客观规律.随机性也是自然界运行的一种模式,深入研究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因此对概率论随机现象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认识论价值.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界限是否存在以及随机性本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至今仍是概率哲学家的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哲学领域,构建概率论理论体系的方法也直接影响和促进了科学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发展.19世纪着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Kelvin)勋爵说过:“数学是唯一有用的形而上学”,数学在哲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概率论所取得的成就超乎人们想象,使哲学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体系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借助于概率论的成果重建新的解释体系,使科学哲学范围得到了惊人的扩展.因此应当大力倡导把科学哲学与概率论看作协同发展的系统.

    创新性思维是超越一般思维的“高级思维”,本文介绍教师如何讲解概率论才能启发学生创新思维.数学家赛尔伯格说:“数学的内容一定要重新斟酌.应该增加一些涉及如何发现并令人振奋的内容.”在备课过程中会发现,许多对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都是广泛涉猎的杂家,既是数学家又是经济学家,或是物理学家的都不足为奇,如拉普拉斯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然而,有的学者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如帕斯卡除对概率论做出突出贡献外,还是有名的哲学家,写过哲学名着《思想录》;伯努利不但是数学家,还获得过艺术硕士和神学硕士学位.这说明看似是两个文理不同的方向,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各门学科都是相通的,甚至是文理科也是如此,教学中对此适时做简单介绍,引导学生广泛学习,重视各个学科的融合,为创新思维提供参考素材.归纳思维是从大量的事物和现象中抽象出共性和本质的东西.拉普拉斯说:“分析和自然哲学中许多重大的发现,都归功于归纳方法.”例如,伯努利大数定律表明:大量重复做某试验,某随机事件的频率将在某数值附近波动,且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稳定在一个定值附近.即:设nA是n重伯努利试验中事件A发生的次数,p是事件A在每次试验中发生的概率,则对于任意正数ε>0,有(式略)这一定理不仅给出概率的统计定义,还推动了概率极限理论的发展.大数定律体现了哲学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在概率论教学中应启发学生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辨证思维和归纳思维.即以随机数学原理解释客观世界存在的偶然现象,改变过去确定性的、唯一性的思维定势,完善简单化、经验化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拓宽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启发学生主客观相统一的思维.例如在介绍事件的独立性时,除了用概念P(AB)=P(A)P(B)外,还有条件概率P(A/B)=P(A)也就是说,事件B是否发生对事件A没有影响,这是数学语言的客观描述,而在实际中,我们在判断两事件是否独立时,主要是通过主观上判断两事件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是否相互影响.在教学中突出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及时进行哲学反思,才会给学生更深刻的启迪,而不是单独开一门数学史的课去了解.笔者认为这是创新教学很重要的环节,而现有概率论教材往往都忽略了这一点.

    概率论的哲学思想和归纳方法对指导我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学生通过了解这门课不断演变的的思想方法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对于概率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进步,更为详实的历史描述和全面的专题分析还有待将来去完成:(1)概率论发展的文化、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2)如何有效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的研究;(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课程重建。

篇(7)

苏轼，一个赫然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大家。他的诗词风格豪迈，意境开阔，势如雷霆。我曾每天中午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百家讲坛》讲述他的故事。

崇拜苏轼的同时，另一个人悄悄走进我的心里，他的地位甚至超越了苏轼。他在文学上没有令人景仰的造诣，却有着不一般的德行。他，就是放浪形骸、超然物外的佛印。

佛印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出游。仿佛是互相衬映：苏轼有着无人可比的诗才，佛印有着超脱尘世的胸襟。这二人德才交相辉映，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择录一则：

一天，苏轼和佛印来到一个饭馆，店里的伙计“看人下菜碟”，忙着对显达人士献殷勤，冷落了他们。离开时，佛印十分恭敬地本文由收集整理付了钱。走出饭馆后，苏轼说：“这个伙计真让人讨厌。”佛印也说：“他是个势利的小人。”苏轼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对他如此恭敬呢？”佛印回答：“为什么要让他的态度改变我的行为呢？”

佛印的风度，在此时显露无遗。他从容淡定，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没有睚眦必报的小气，没有冷眼旁观的鄙夷，依然故我，把人间百态看得云淡风轻。一瞬间，仿佛世界上所有的戒备与积怨、憎恶与仇视、嫉妒与诋毁，都没有理由再存在下去。博大而深远的心灵包罗世间万象，甚至包涵了尘世对自己最荒谬的误读、最恶俗的诋毁、最庸俗的嘲笑……这是何等的潇洒与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