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贸易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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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韩贸易结合度分析

中韩双边贸易发展可用贸易结合度来直观反映。贸易结合度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TCDab=(Xab/Xa)/(Mb/Mw)(1)

式(1)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M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依据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历年贸易数据，分别算得自1992年至2004年间中国对韩国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其中，建交的第一年(1992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为1.33，以后各年份，数值逐年递增。到1997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增至1.84。然而，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该数值下降至1.37，1999年又激增至2。到2000年，达到历年最高点，为2.88。2000年以后，该数值略有下降，但都在2附近波动。另一方面，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度亦呈逐年递增趋势。1992年的数值为1.75，增至1997年的3.99，达历年最高点。1998年同样下降至3.33，而1999年又回增至3.81，以后各年均在3.3附近波动。

通过对12年间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分析，可以看出：

1992-2004年中韩两国相互贸易结合度远大于1，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属于高贸易结合度之列。以美国为例，2002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为1.22，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为0.88，对比结果表明，目前中韩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

1992-2004年中韩之间贸易结合度呈稳步上升趋势(1998年除外)。说明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量突飞猛进，增长迅速。

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波动保持一致。但各年份的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均略高于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结合度，说明韩国在商品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要更高一些，这与中国在韩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地位是相符合的。

1998年两国贸易结合度有所波动，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到重创，韩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不变，导致对韩国出口大幅度下降，而中国进口总额对比上年仍有所增加，以至于对韩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幅度大于韩国从中国进口在世界进口额比重下降的幅度。

2003年以后中韩两国贸易结合度趋于平缓，增幅有所减小，主要原因是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加剧，相互间的摩擦逐渐增多，而入世以后，中国出口总额大幅度提高，使对韩国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总进口额在世界进口额中的比重增加，从而对贸易结合度的数值产生影响。

中韩贸易的互补关系分析

对于互补关系，并不存在严格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A国的强项是B国的弱项，那么这两国就存在互补关系(关志雄，2002)。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两国的贸易就具有互补性(于津平，2003)。但以上两种观点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两国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互补(或产业间互补)，即两国通过贸易达到调剂余缺，取长补短的目的。而贸易互补应包括产业间互补和产业内互补。与产业间互补相比较，产业内互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产业内互补的物质基础是在于产业内分工。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生产要素更容易适应环境，调整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贸易双方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联系机制。贸易双方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更紧密。为了更深入揭示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本文使用贸易特化系数从产业间互补与产业内互补两个维度对其加以衡量，贸易特化系数(Tradespecializationcoefficient，TSC)反映的是一国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TSCi表示中国对韩国在i类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Xi表示中国对韩国出口i类产品的金额；Mi表示中国从韩国进口i类产品的金额。一般认为，-0.25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强；当TSCi<-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弱，以上两种情况表明中韩贸易处于产业内互补状态。

参考两国2004年商品贸易数据可得出在目前各类商品贸易中的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其中，中国在粮食，渔类以及其他食品和服装类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大于0.8，其中服装的贸易特化系数最高，达到0.93。而在化工，集成电路，汽车，机械，仪器等类商品上，中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小于-0.8，其中，数值最小的是汽车和科学控制仪器产品，分别为-0.9和-0.89。数值处于-0.25和0.25之间的商品主要有矿石，燃料，有色金属，办公和电信设备，电机，发动机以及日用品等几类，除有色金属类数值为正外，其余各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为负。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在农产品和服装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上的竞争力比韩国强，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机械，电子，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弱，具有比较劣势。中韩两国在上述产业间互补。

中韩两国在相当一部分产品上具有产业内互补关系。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商品的双边贸易额较大，共占总贸易额的43.5%。

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各类产品绝大多数的TSC值为负，说明在韩国在这些类别的产品中对中国出口额要大于从中国进口额，在此类产品的贸易具有的竞争力略高于中国。

无论是产业内互补还是产业间互补，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在中韩双边贸易中均占有非常大的份额，占双边总贸易额的41.2%。

中韩贸易存在互补的原因

中韩在各自竞争力强的几个产业具有产业间互补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韩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农产品，服装，电器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韩国的资本相对丰裕，技术水平先进，管理经验丰富，因此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两国在办公设备，电信及矿产类资源密集型产品方面产生产业内互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考虑：产业内分工。技术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水平越高，产业分工就越密切，经济联系就越紧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与韩国产业内分工不断细化，异种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中韩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中韩在矿产业的贸易互补度很高，双方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原因是中国是一个矿业进口国，进口量远远超过出口量，特别是近年中国工业迅猛发展，国内矿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到2003年底，矿业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逆差量，在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矿产品中，从韩国进口的比例非常小，而在中国出口的少量矿产品中，向韩国出口的比例却很大。进口绝对值上的小差别和比例上的大差别造成TSC的值很小。消费需求的相似性和重叠性。根据林德尔(Linder，1961)的相似需求理论，具有相似购买力和产品消费偏好的国家之间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尽管中韩两国人均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但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对双方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

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的相近是一种特殊资源，厂商可以借此出口合乎邻国消费需求的产品。

本文通过结合两个指标对1992年来中韩贸易做了实证分析。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且双方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篇(2)

【关键词】中国 韩国 文化产业 文化创意产品贸易 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一）文化产品贸易额增长快速，市场占有率扩大，国际贸易地位逐渐提高

根据《2010创意经济报告》的数据来看，2008年中国在世界文化贸易中的比重达到21%，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国。

2011年中国文化核心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99.1亿美元，同比增长21.4%，贸易顺差174.9亿美元。从表中可以看出，1992年到2008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呈稳步增长状态的，特别是在2001年到2008年这一阶段增长速度尤为明显。但就整体贸易而言，发展空间还有很大。

（二）我国的主要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依然存在逆差

1.在商业演出方面，中国具有国际水准的表演团队出国表演的平均收入还不到四千美元，比如杂技芭蕾舞《天鹅湖》，每一场的收入也只不过才3万美元，而我国一年的海外商演总收入还不如太阳马戏团的年收入。2.在图书进出口方面，中国的图书行业一年只有6000万美元左右出口额，多年来，我国的图书进口量与出口量一直是10：1的严重逆差状态。3.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火爆，虽然内地电影市场票房一路飙升，但海外电影票房却是一片惨淡，票房不过几千万元人民币。从进出口量上来看，中国在2000年到2014年之间进口影片超过4300部，而出口电影只有几十部，贸易逆差很是惊人。

存在贸易逆差的主要文化创意产品不只是在图书，商业表演和影视剧行业，还普遍存在于音像制品，网络游戏和动漫行业，并且逆差都非常大。

二、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一）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产品销售额逐年增长，对外出口量也是不断扩大

2005年韩国的主要十大文化产业领域包括游戏，漫画，音乐，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广告，角色和教学娱乐等发展快速，仅当年的销售额就高达437亿美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3.3%，约占到韩国GDP的6%，远远高出中国的3%，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才4%。在2007年，韩国国内文化产业销售额达到58.61万亿韩元，与2002年相比，这五年间增长了7.3%，同年，文化产业总的销售额占到GDP的6.5%，总的附加值占到GDP的2.6%。

（二）韩国文化产业核心产品贸易量始终处于逆差，整体发展薄弱

韩国文化产业核心商品从2002年到2008年这七年间出口额就增长了210%；而在进口额上，从2002年到2008年进口额都远大于出口额，可以看出韩国文化核心产品贸易逆差严重。

三、中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产业近些年在整体上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量不断增加，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产品设计服务，广告，新媒体，艺术产品，古董等创意产品的出口在不断增长，势头强劲。韩国与中国相比，整体上的发展略逊与中国，中国还有一项优势创意产品，那就是印刷品，并且是增长较快的一项产业，而韩国虽然印刷品也得到发展，竞争力上升，但还远不及中国，增长率也不及中国的高。中韩两国有其自身的发展基础和资源，近几年中韩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出口额也在不断上升，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市场前景广阔。

提高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快并巩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建设，发挥其集群效应，赢得规模经济。结合自身发展优势，打造出完整的、高效的、专业的产业链条，实现规模经济最大化的战略目标。

（二）重视本土化发展，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名品品牌。我国要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努力发挥本土优势，结合大众需求，打造出自己的文化创意产品品牌。

（三）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应该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有针对性培养，尤其是要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还有营销人才。

（四）加强法律建设，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政策法规。要制定差异性文化产业政策以适应不同地域的文化，加大对文化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五）加快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扩大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影响力。要加快步伐扶持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民族文化，使其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金兑炫.韩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2010.

[2]江曼.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出口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北京：经济贸易大学，2014.

篇(3)

论文关键词：韩美FTA;战略含义;影响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FTA)谈判在历经8轮10个月的艰苦磋商后，最终于2007年4月2日落下帷幕，并于同年6月30日正式签署。尽管协定还有待两国国会批准，但鉴于双方的强烈意愿，2009年获得通过应不会有大的问题。尽管第八轮谈判后还存在重大分歧，但在随后的高级别会谈中，韩美双方出于各自重大的战略考虑，还是在敏感产业方面分别做出让步，促使谈判在两次延期情况下依然达成一致。韩美为什么要如此匆忙达成FTA，除美国政府TPA权限即将到期的原因外，双方共同战略诉求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动力源泉。

一、韩美FTA的主要内容

韩美FTA是一个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的具有广泛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内容涉及农产品、纺织品、原产地、海关清关制度、卫生检疫制度、技术壁垒、投资、服务、金融、电子商务、竞争性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制度、劳工问题、环境和透明度问题等19个领域。韩美FTA是美国15年来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与亚洲国家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韩美FTA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协定。依双方谈判代表所述，双方都实现了自身的目标，但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轮谈判中，农业、汽车、纺织品等领域的开放问题一直是谈判的焦点。 在农业方面，美国迫切希望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韩国则要求将部分农产品排除在贸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谈判结束，双方才相互让步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将大米排除在外，允许韩国保持进口配额限制;韩国则宣布只要国际兽疫局(OIE)承认美国是控制风险国家，就恢复进口美国牛肉。

其他农产品谈判双方也各有让步。在汽车领域，美国希望韩国废除所有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韩国则要求美国立即废除轿车关税，并在5年内废除小型货车关税。双方最终敲定，汽车零部件和小于3 000co的汽车立即取消关税，大于3 000co的汽车在未来3年内取消关税，小型货车在lO年内取消关税。韩国同意改变针对美国大型车的税制，并在3年内将汽车特许权税从10%降低到5%。在纺织品领域，韩美FTA最终将执行“YarnForward”规定，即：FTA下的纺织品必须在美国或韩国境内制造。这样，美韩贸易中就有61%的纺织品被取消关税。但作为特殊安全机制，对可能使相关行业受冲击的纺织品进口，2年内仍可征收关税。

二、韩美FTA的战略意图

(一)促使韩国扩大开放范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在工业化后期开始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持续推行自由开放政策，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70%，服务贸易比重达13.5%，超出其他主要国家。但WTO多边贸易体系作用并不明显，相反，许多大国也纷纷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国家为主的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区域主义呈高速扩散态势。韩美FrA不仅意味韩国继续适应经济区域化趋势，也意味韩国要继续扩大开放，在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促使服务业及部分薄弱产业积极面对世界经济自由化浪潮。此前，韩美各自缔结的FTA规模较小，不足以承担经济增长点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十大经济体的FTA，会给双方提供更广阔的贸易平台和经济增长契机，每年会增加多达2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有研究表明，韩美FTA可使韩国对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长2%左右。届时，GDP最高可增加135亿美元，创造10万余就业岗位。另外，非关税壁垒的撤销和公平竞争条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还可增加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建立透明的会计制度，形成灵活的劳动市场，进而推进韩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二)分散韩国的对外依存度，摆脱其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对华出口比重则由5.2%增加至27.2%。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以零配件、原材料为主的对华出口成为韩国经 济的支柱。而且，韩国制造业海外投资50%以上集中在中国。虽然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拯救了后工业化时期的韩国经济，但由于对中国依赖程度过高，致使中国经济变动对韩国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韩国需要以韩美FTA为契机，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美国市场份额，在出口市场上进行多样化规划。

(三)使韩国摆脱“三明治”的被动局面，寻找东亚之外的平衡点。韩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内迅速达成，除美国政府“促进贸易权限”(TPA)即将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还是韩国政府出于“严肃的政治判断”。韩国近年来一直担心自己沦为东北亚的“三明治夹心”，害怕埋没在日本与中国之间。韩国迫切希望扭转竞争力上的颓势，希望从这种“夹心饼干”状态中挣脱出来，希望通过缔结亚洲最大规模的FTA来扭转局面。韩美FTA有助于韩国重新调整贸易关系，减少因对美贸易顺差而频繁引发的贸易摩擦，降低韩国对日本商品的依赖和逆差状态。今后在美国市场上，韩国所享有的优惠将有利于与日本产品竞争。

(四)有利于韩国与中国争夺美国市场，提高全球市场竞争力。美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每年进口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因此，在美国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韩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趋势。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从1995年的3.3%降到现在的2.6%。而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达14.6%，10年间上升1倍多。韩国认为，中国的急剧增长，压缩了韩国在美的市场空间，这种趋势今后仍有可能继续。韩国正处于必须寻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与美国签署FTA，正是为增强其竞争力，届时韩国商品就无须再惧怕“中国价格”。韩国对美出口预计会增加353至462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韩国对美出口额(438亿美元)。特别是汽车、纤维、电子等主要出口产品的对美出口将会大幅增加。

(五)形成韩美同盟，牵制中韩的融合。韩美FTA除经济上的考虑外，还包含复杂的政治因素。其一，韩国在长远战略上想做中美之间的“势力均衡者”，以便在东北亚地区求得良好的生存发展。其二，美国在长远战略上要牵制中国，牵制中韩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韩国的“平衡战略”，以达到“更深介入亚洲”的目的。对韩国而言，作为唯一与美国缔结FTA的东北亚国家，韩美FTA 将使双方在已有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同盟，从而形成“整体同盟”，提升自身“东北亚平衡者”的地位。对美国而言，韩美FTA的经济含义与政治含义也同等重要。防范与牵制中国是美国与韩国签署FTA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日渐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希望通过美韩FTA加强同东亚的联系，牵制韩国进入中国经济圈，削弱中国对东亚的影响。

(六)主导东亚VIA进程，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韩美VIA通过争夺东亚VIA进程的主导权，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形成对中国的无形压力，迫使中国在今后FTA谈判中做出让步。近年来，为争夺东亚贸易主导权，美欧都在加速实施亚洲FTA战略。韩美FTA标志着美国以亚太经合组织为舞台的VIA战略已拉开帷幕。欧盟与韩国的VIA谈判也已开始启动。美欧2007年5月与东盟就开始VIA谈判达成协议。美欧之所以在亚洲加速VIA战略，是担心中国在东亚的话语权过于强大。美国认为，东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强了中国的领导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国家与之进行VIA谈判。相反，美国在亚洲的VIA谈判处于陷入僵局的危险，布什总统在贸易方面的“快速审批权”也将到期。如果欧盟现在开始进行自己的FTA计划，美国在亚洲及广泛多边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被削弱。韩国VIA战略也有类似考虑。韩国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三步走”战略，即先是美国，然后是欧盟，最后是中日。韩国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扩大影响的重大举措，通过与最大经济体美国签订FTA，韩国将首先掌握FTA标准的话语权，继之与欧盟、加拿大的谈判也都不会很难，进而在东亚VIA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韩美VIA达成后，中国和日本都表现出一些急迫情绪，欧盟也称要在年内结束谈判。这使韩国意识到先同美欧谈判就可以“要挟”邻国对自己做出让步。

三、韩美VIA对中国的影响

(一)使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局面。韩美FTA意图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韩国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缚，摆脱中日夹击下的“三明治”尴尬局面 ，实现经济上的“平衡外交”，在东亚VIA进程中为韩国赢得话语权。如果韩国与欧盟VIA谈判成功，那么韩国就几乎掌握了全部主动权。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考虑“10+3”框架之外更广泛的VIA战略，扩大中国的选择范围，以赢得东亚VIA进程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韩美VIA将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产生影响，促使中国形成并实施自己的FTA战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贸易转移损失。韩美大部分产品实现零关税后，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贸易转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韩产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中美农产品在韩国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对华投资的转移。中国与韩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部分产品重叠，由于韩国产品关税降低甚至取消，相应地提高了其产品竞争力，中国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市场可能被韩国挤占。同时，由于美国农产品物美价廉，竞争力较强，可能威胁到中国农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在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中，农产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韩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农产品近30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不过中国与韩国有地缘便利优势，加之中国农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太大。另外，韩美间的零关税，不仅会使韩美间相互投资增加，也会使试图进入美国市场和韩国市场的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增加对韩投资。

(三)中韩FTA谈判将更加艰难。韩美VIA为韩国与中国、欧盟VIA谈判增加了筹码，可能效仿韩美VIA模式，如，在与欧盟的谈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并要求继续维持对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护性关税;或在与中国进行VIA谈判时也持此强硬立场。所以，农业问题肯定是中韩FTA谈判的焦点和难点。如果欧盟在农业问题上对韩国让步，将对中国更不利。在这方面，中国须作好充分准备和谋划。韩美FTA使中韩和日韩VIA谈判产生压力。日本表示随时可以谈，中国也显示出可在农业方面退让一步以尽快开始谈判的姿态。但韩国在与美国的谈判取得成功后，并继续与欧盟谈判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谈判势必要价过高，谈判将更加困难。 韩美FrA对我国的影响也不都是负面的，贸易转移对调整中韩贸易结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总之，韩美签署VIA，对中国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认真分析，采取对策，减少负面影响。 四、中国的对策 目前，中韩VIA尚处于联合研究阶段，虽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韩FTA的建立还存在一定难度。韩美FTA给中国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FTA战略和中韩FTA发展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是不必急于签署中韩FTA。鉴于韩美VIA的诸多“折扣性”条款和例外条款，中国的态度应是不温不火、不急于与韩国达成协定。这与韩国对待中韩FTA的态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国应更积极稳妥地让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效应显现出来，提高中国的谈判筹码。借鉴韩美FTA的战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发展与发达国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的FTA一样，完善和坚持自己的FTA战略，掌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动权。三是保护和利用好本国市场。韩美FTA谈判的历程显示，市场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尤其是对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如果过于开放市场，别国就会失去与之进行FTA谈判的动力和积极性。

对未来中韩FTA谈判，可采取如下对策：

(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韩美FTA的谈判过程始终贯穿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的原则。为尽快达成协议，韩国在汽车、牛肉上作出让步，美国在农产品和开城工业园产品原产地认证上作出让步。中韩FTA最大的障碍仍是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及开放程度问题。目前，韩国以高额关税阻挡中国农产品进口，一旦FTA谈判开始，农产品将成为双方争论的最大焦点。为能促成中韩FTA，需要双方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各自有所让步。

(二)对敏感产业采取例外与分阶段推进方式。FTA具有阶段性推进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渐的方式来取消关税，并把双方较敏感的领域作为例外处理。在对待敏感产业问题上，应采取韩、美FTA中的过渡期安排，以缓解短期冲击，获得双方国民的支持。在双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时间作为缓冲期限，以达到既保护民族产业又促进双边贸易的双赢目的。双方可根据本国国情，找出最薄弱的产业部门作为例外产品，待到较为成熟时再对外开放。

(三)建立相对合理补偿机制。签订FTA会从整体上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但某些比较劣势产业会因廉价产品进口增多而导致国内市场占有率下降或退出市 场。因而，需要从社会公平角度建立相对合理的补偿机制。2011年4月，韩国同智利的FTA生效后，韩国制定了包括《FTA特别支援法》在内的4项援助法案。根据法案，韩国政府决定在2004～2010年7年间，从政府财政支出中拨出1.2万亿韩元作为ETA基金，集中对农业、渔业、果树业提供支援。韩美FTA达成后，韩国政府也做出同样决策。中韩FTA虽然在重要敏感产业上也会相互妥协，但仍难免对国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实施合理补偿机制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产业转型，实现社会各产业公平发展。借鉴韩国经验，建立FTA补偿基金或技术设备改造更新专项基金，并在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中，统筹考虑建立相应的转移支付和扶持机制，应该是可行的。

篇(4)

中韩两国汇率变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中韩两国的外汇管理政策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高速发展并推出较多开放政策，这说明两国采取了相似的方式。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研究两国用将近20多年来的时间为外汇管理开放政策转变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两国对美元汇率变化历程和两国之间的汇率变化历程。2.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国政府在美元汇率方面不断受到升值压力，并稳步推行了升值政策。从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变化图。如图所示，1994年中国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后，汇率急剧上升。此时，汇率剧增表示人民币升值。之后，人民币持续受到升值的压力浮动幅度虽不大，但截至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保持升值态势。尤其，随着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截至2008年，汇率下降了近21%。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汇率浮动较稳定。2010年中国向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回归的宣言后，汇率出现±0.5%的浮动，给人以汇率浮动幅度变小的印象。但2012年浮动幅度扩大的决定后，如果期待人民币升值幅度继续加大，则需要密切关注对美元的汇率变化。2.2韩元对美元汇率如前所述，韩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以1997年为起点发生了较大变化。经历1997年外汇危机以后，转变成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从1991年到2010年间，韩元对美元汇率变化比较明显。从1991年到2010年间韩元对美元汇率变化图。1992年，韩国允许非本国籍人士取得韩国上市股票，扩大经常交易许可幅度，进一步开放了资本市场。可是受1990年起实行的市场平均汇率制度的影响，汇率变动不明显，呈缓慢趋势。到了1997年，韩国引进自由浮动汇率制度，金融危机的暴发，加之受1998年制定的外汇交易法的影响，韩元对美元汇率急剧上升，引发韩元大幅升值之后缓慢稳定下来。随着2001年韩国《第二阶段外汇自由措施》和2002年《外汇市场中长期发展指南》的出台，资本市场的开放进一步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韩国外汇保有量的增多，进而提升了汇率，但不久后逐渐保持稳定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之前，汇率持续下滑，韩国外汇市场维持原状无明显变化。后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促使韩国的对美元汇率开始上升，到2012年维持1美元兑换1，200韩元的水平。2.3人民币对韩元汇率关于人民币和韩元的关系，由于中国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必须考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韩元对美元汇率的联动性。中国尚未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事实上一直维持着与储备通货美元挂勾的联动关系来决定汇率的盯住汇率制。对韩国来说，从1980年开始维持多通货篮子制度到1990年初期转换成市场平均汇率制，但市场平均汇率制也和完全遵循市场原理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存在明显差距。韩国自1997年暴发金融危机以后才引入自由浮动汇率制并且持续到现在，所以考虑两国汇率，必须同时考虑各国通货和对美元的汇率关系。从1991年到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韩元对美元以及韩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图。图中需要注意的是，1997年韩国转换成自由浮动汇率制以后，韩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和韩元对美元汇率变化几无差别。当然，从中国针对美元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考虑，除美元之外，由通货和美元的联动关系来决定汇率，所以可以想像，对除美国之外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来说，本国通货对美元汇率和本国通货对人民币汇率会显示出类同的现象。可是中国和韩国之间贸易额增长率较大，交易额也较多。因此，两国贸易额受汇率影响较大。尤其，会对人民币和韩元汇率产生较大影响。换句话说，两国交易用美元来结算，但实际上受贸易额影响较大的是人民币对韩元汇率。因此，重要的是和中韩两国贸易相比，两国各自对美元汇率政策和汇率变动，会更多受到来自于彼此外汇管理政策和汇率变动的影响。

中韩两国汇率变化对贸易量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中韩两国汇率和两国贸易结算手段即两国货币分别对美元汇率的关系，也确认到人民币对韩元汇率和韩元对美元汇率变化几近相同的现象。中韩两国汇率和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率变化。我们在这里比较了1991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率和人民币对韩元汇率。汇率是两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汇率与中国出口增长率成反比被视为完全合理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如图4所示，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对两国通货汇率做出几乎百分百正确的反应。这恰好说明，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两国汇率变动对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预测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对韩国出口方面，在贸易结构上，与成品相比，原材料和中间材料所占的比率较高，价格竞争力对出口的影响确实很大。对这种贸易结构方面的分析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度研究。如图4所示，考虑到贸易结构，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对汇率变动做出非常敏感的反应。另外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增长率受两国汇率较大影响。可是假如中国从韩国进口的状况也显示和汇率相似的变化情况，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汇率是对两国贸易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中国从韩国进口的成品比率较大，和出口的情形不同，不能得出按照贸易结构，只有价格竞争力对进口产生影响的结论。当然，对成品来说，某一种进口产品的多少，将决定当时本国内需就业率、经济状况等变量。可是和出口的情形有所不同，对以成品为主的进口来说，价格变动对进口产生决定性作用。因此，如果中国对韩国的进口增长率显示出和两国汇率一致的变动，对两国贸易来说，可以确定汇率是决定两国贸易额的最重要因素。中韩汇率和中国对韩国的进口增长率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出口增长率相同，中国的进口增长率和两国汇率变动几乎一致。这恰好印证了前面所述的两国汇率对中国增长率产生重大影响的结论。可以确认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增长率也同进口增长率一样，对两国汇率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这说明，两国贸易不仅必然会受到贸易结构或当时经济状况的影响，更会受到两国汇率变化对其的影响。尽管两国贸易用美元来结算，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韩元对美元汇率给两国贸易增长率没有产生较大影响。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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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韩流在近些年来作为一种新的时尚正携其文化内涵席卷着中国，其背后的所蕴含的韩国民族心理及思维方式对受众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本文从韩国影视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概况、韩流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背景及原因分析、韩流文化对受众心理的影响及对相关消费产业的拉动和促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试图从中得出启示。

“韩流”作为一个近些年来的新兴词汇对于我们来说己经不再陌生。它从以文化传播的形式进入我国到被广大观众认可和喜爱短短几年时间就己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文化的热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韩流席卷而来的是韩国文化的广泛传播，通过这个窗口我们了解了韩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心理及思维方式。韩流的风行给我们本土的影视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也同样给处在全球文化语境的下的我国影视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一、韩国影视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后，我国开始加强同韩国的经济及文化往来。1993年我国引进了首部韩国电视剧《嫉妒》，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直至1997年中央电视台引进韩剧《爱情是什么》，该剧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后，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方台又相继引进播出了《人鱼小姐》、《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 ， ((情定大饭店》、《星梦情缘》、《明朗少女成功记》、《大长今》、《巴黎恋人》、勃口油!金顺》、《我的名字叫金三)lily) ，《浪漫满屋》等韩剧，都取得了较高的收视业绩。除电视媒体以外，网络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接触韩剧的新平台，最近几年来获得较高人气的《豪杰春香》、援在哈佛》、《魔女幼熙》、《my girl》 . ((HELLO !小姐》、《王的男人》、《你是我的命运》以及《妻子的诱惑》等影视作品成为了新的亮点，给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更多新鲜的元素。

除电视剧以外，炫彩的人气组合及新颖的娱乐节目也同样吸引着中国观众的眼球。200(〕年，韩国当红音乐组合H.O.T在北京举办专场演唱会，通过媒体的宣传及报道，制造了轰动效应，“韩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关注的对象。娱乐节目封青书》、《美好星期天一X man》 .《夜心万万》、《女杰》等在网络上红极一时，引起了令人惊叹的收视狂潮。

二、韩流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背景及原因分析

中韩两国位置毗邻，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就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韩国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在情感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很多方面和中国都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中韩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交往渊远流长，并且互为依托而存在，因此韩国的文化产品与西方相比也就更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并被广泛的接受和传播。

此外，韩剧剧情设计新颖、人物包装清新亮丽、画面真实唯美也给予了中国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中往往在保留其传统文化内敛、含蓄的同时又将西方思想观念中的前卫和开放融入其中，完全顺应了年轻一代的审美要求和理想。不仅如此，其剧情中渗透的追求和信念也被表达地淋漓尽致。“韩国风骨十国际表情—情感的表现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都是韩国的或者东方的，如孝道、忠实、诚信、义气、宽恕、珍惜等等，都是电视剧要竭力表达的价值观，但是那种浪漫的调子、快捷的节奏以及洋派的氛围却是国际的。”

除历史因素及韩剧本身的特性外，韩国文化的迅速崛起及广泛普及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韩国外交通商部曾提出韩国在中国的文化商品市场中至少要占有10%份额的目标。韩国政府预测，到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394亿美元，如果占有10%的中国文化市场，那么由此所获的收益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为此韩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积极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他们希望借助“韩流”更广泛地进军中国文化商品市场，使“韩流”成为促进其产品出口及推动贸易发展的桥梁。

三、韩流文化对受众心理的影响及对相关消费产业的拉动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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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传媒全球化所促成的东西方跨文化传播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在东西方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日益凸显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成为传播的主要障碍，而文化亲合性则促进了跨文化传播的区域性跨文化传播。本文试图引入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并从历史背景、现状分析、意义和问题3个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形成、发展以及面临的亚文化争端问题。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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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产品出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随机前沿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7）01-0167-06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he related data of twenty-two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ing partner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7-2014 were selected， and an index system of trade facilit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facilitation.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coast raised every 1 percentage point，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quantity would increase by 0.3351%. Three different trade facilitation simulation programs were also designed， and the different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were compar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rade facilitation；Stochastic frontier

2013年10月，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路”，主要通过海上航运通道和关键港口城市，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盟、南太平洋岛国和拉美七大区域[1]。当前国际贸易环境逐渐改善，传统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然而由于通关程序、政策倾向、公共基础建设等存在地域差异，国际贸易存在很多“隐形障碍”。亚洲发展银行声称，因贸易便利化水平低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占总贸易额的 1%～15%，部分地区的贸易负担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国际贸易[2]。“一路”强调要着力解决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通过构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互联互通空间网络，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达到市场深度融合。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新兴研究焦点，全毅等（2014）[3]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目标是：以海洋经济合作为重点，通过经济外交与人文交流，构建经济合作机制，推进港口互联互通和自贸区建设，发展多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陈万灵等（2015）[4]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思路和发展方向是：以通道建设为基础，以经贸合作制度建设为支撑，全面提升“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功能和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水平，最终实现共赢。目前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整体贸易的研究较少，沿线局部分析较多。陈伟光（2015）[5]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联动机制，谭秀杰等（2015）[6]、毛艳华等（2015）[7]在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探索了沿线各经济体开展贸易便利化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专门针对“一路”农产品出口的实证论文鲜见。陈雯（2009）[8]、蒋冠（2015）等[9]使用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陈晓娟（2014）[10]、王文晓（2013）等[11]使用GTAP模型研究了不同关税水平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关建议。然而，在引力模型中，对随机扰动项没有加以利用，会导致贸易潜力估计存在偏差。GTAP模型忽略贸易环境中存在的非效率因素，作者直接设定关税全为零，脱离实际关税减让事实，使拟合结果与事实差距甚大。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与“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庞大需求不相适应。中国与 “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不断加深也为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了改善当前窘迫的农产品出口境况，开辟更广泛的农产品出口市场，本文以“贸易便利化”水平为视角，选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22个主要国家，通过构建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 “一路”农产品出口做出预测，并模拟三种贸易便利化水平下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发展趋势，探讨沿岸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我国农产品出口预期值影响因素、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给我国农产品贸易带来的契机。

1 研究方法及变量说明

1.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简介

Meeusen、Broeck和Aigner 等（1977）将随机前沿方法与面板数据相结合，最初用于分析生产函数中的技术效率。各贸易对象都期望在既定成本下得到最大化贸易额，本质上与生产函数类似，因此可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应用于估算贸易最佳前沿水平及贸易效率[12]。将实际贸易量、贸易潜力及贸易效率分别表示为：

式中：Tijt为第t期i国对j国的实际贸易水平；T*ijt为第t期i国对j国的贸易潜力值，表示前沿水平的贸易量，即t期i国对j国贸易可能的最大值，此时贸易非效率的影响为零，贸易被认为是无摩擦的[13]。可见，贸易潜力的概念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传统引力模型中存在差别，前者的贸易潜力是一个最优值，而后者是贴近实际贸易量的一个平均值；TEijt表示第t期i国对j国的贸易效率；Xijt为引力模型中影响贸易量的决定因素，包括贸易国GDP水平、人口、贸易两国的距离、是否相邻、两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等； β为待估参数；参考张燕[19]的数据处理办法，Vijt是随机扰动项，满足经典计量假设，即Vijt～iidN（0，σ2v）；uitjt代表贸易非效率项，且cov（uijt，vijt）=0[20]。

利用Frontier 4.1 软件，使用极大似然法对式（3）进行估计，得到待估参数。

1.2 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

贸易便利化，指国际贸易各项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程序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降低国际贸易成本[14]。参考Wilson等（2005）[15]的研究成果，以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4个一级指标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虽然包括欧盟，但是鉴于加入欧盟的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其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提升空间有限，因此本文的贸易便利化研究不包括欧盟国家。其中，沿线国家中的马尔代夫、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吉布提等国家的数据缺失，因此，本文分析选取的是沿线的22个国家。汪洁等（2015）[16]提出将贸易便利化二级指标指数化，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分别赋予权重：口岸效率为50%，规制环境25%，电子商务15%，海关环境10%，最终加权可得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1.2.1 口岸交通质量 该指标是衡量该国的陆运、港口和空运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工作效率的指标，得分越高，说明该国的口岸越方便货物进出、越有利于减少农产品运送时间。因此，将该一级指标分成陆地设施质量、港口设施质量及航空设施质量3个二级指标，取值范围均在1～7，1表示最差，7表示最好。

1.2.2 海关环境 海关环境指标主要考查该国的通关费用、海关规制透明度及一国关税政策等软件环境是否清廉、是否便民，该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该国的海关环境越优，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该一级指标由海关程序负担、关税水平、非常规支付和行贿3个二级指标构成；取值区间是[1，7]，程序越简洁、关税水平越低、非常规支付和行贿越少，则二级指标越接近7。

1.2.3 规制h境 规制环境是对国际贸易宏观环境的衡量，包括一国规章制度的透明度、公正性、稳定性、服务性，规制环境越优良，越有利于别国投资者进行国际贸易或者投资。选取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金融服务的可利用性和司法独立性3个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取值范围是1～7，反垄断政策越有效、金融服务越高级、司法越公正，则二级指标越接近7。

1.2.4 电子商务 该指标用来衡量一国是否拥有足够的通讯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是否能够利用信息化提高商业效率及推动经济发展[13]。教育质量越高，该国参与电子商务的人就越活跃，比值越接近7；百人中使用互联网人数，此指标以互联网使用人数比例进行测算 （0～100），0=没有人使用互联网， 100=所有人都使用互联网。在进行贸易便利化指标测算时，将使用互联网人数进行量纲化处理，将该实际值/最大值×7，作为二级指标的数值。

1.3 变量及数据来源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07-2014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主要的22个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将22个国家分为4个板块，东盟、南亚、西亚及非洲。东盟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文莱、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上四国属于南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以上四国属于西亚；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属于非洲。

我国农产品出口数据由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整理而得，参照朱智车龋2016）[1]对农产品的分类方法，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参照Rev.4版本，选取农产品的编号为00～09、11、12、21、22、26、29、41、42、43。时间区间为2007-2014年。各国GDP数据、人口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cn/frontpage；两国的地理距离由地球在线http：///测算，测量的是两个国家之间首都的距离；国家与中国是否相邻，根据世界地图得，若是相邻国家则取1，不是则取0；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由笔者根据2007-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整理而得。

2 模型构建与分析

2.1 贸易便利化指数测算

根据表2，可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参差不齐，平均水平为4.01。各板块国家整体比较：西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居于首位，均值为4.52，东盟次之，南亚和非洲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薄弱，且低于沿线国家平均水平。单个国家来看，新加坡（6.17）、文莱（6.06）、阿联酋（5.33）、马来西亚（5.25）、卡塔尔（4.91）处于贸易便利化水平前五位，为农产品贸易提供了优良条件，有益我国农产品出口效率的提高；缅甸（2.24）、孟加拉国（2.93）、柬埔寨（3.11）、老挝（3.14）、伊朗（3.22）贸易便利化水平偏低，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不利，会降低我国农产品出口效率。

2.2 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1）我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农产品出口模型的log 函数值和单边LR检验值分别为-189.7162和59.6487，单边LR检验值在1%水平下显著，拟合的模型具备高度解释能力。

（2）农产品出口模型的值为0.9548，表明实际农产品贸易量与前沿贸易量差异的95.48%来源于贸易非效率因素，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方法比普通的引力模型更加恰当。

（3）贸易对象国的GDP变量（lnGDPjt）通过1%显著性检验，即贸易对象国GDP每上升1%，可以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量提高0.7359%，鉴于此，农产品出口对象国可着眼于新兴发达国家，更有利于农产品出口提升。

（4）贸易对象国人口变量（lnpopjt）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有较强的正向刺激作用，弹性系数为0.3278。即农产品进口国的人口激增，当地农产品生产量难以满足本地需求，会大大提高对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量。

（5）贸易距离变量（lndis）与我国农产品出口呈显著负相关。该结论满足经典引力模型推断，与大多数研究结果相一致 [17，18]。距离越大，食品保鲜、储藏难度加大，运输成本增加，农产品出口量降低，因此农产品出口偏好离我国近的国家或地区。

（6）是否与我国相邻（land）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存在相当大的正向刺激作用。这也与第（5）点的观点保持一致。

（7） 贸易便利度指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贸易对象国的贸易便利度指数每上升1%，则我国对其农产品出口提升0.3551%。相对GDP、人口、贸易距离及地理方位来说，贸易便利度水平可以通过有效投资、建设、管理在短时期内改善。根据2.1可知，非洲、南亚当前的平均贸易便利度较低，因此长期内我国可增强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网络电子板块的投资，提高该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效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短期内，东盟、西亚的贸易便利度水平较高，会大大减少我国农产品贸易阻力。

2.3 贸易便利化模拟分析

设计了三种模拟方案。第一种方案：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现实贸易便利化水平未达到平均水平（4.01）的国家，贸易水平赋值为4.01；第二种方案：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为沿线国家中最高的，将新加坡贸易便利化水平（6.17）作为剩余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重新考察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境况；第三种方案，将沿线所有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达到最高值7，考察在最完美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下，沿线国家进口需求变化状况。

表4呈现三种模拟方案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不同效应。

从整体看，对农产品出口正向刺激最大的是方案三，此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均达到7，农产品出口增加额高达4 092.9113亿美元，占2104年我国对该22国农产品出口总量的27.32%。其次是方案二，当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到新加坡当前水平，则对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会增加2 993.6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9.98%。方案一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溢出效应最小，出口增加额仅提高3.25%，说明，当前贸易环境较差的国家即使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至平均水平，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正向刺激仍不明显。

从单个国家来看，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进口我国的农产品均有显著刺激作用，其中对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的进口刺激较大，增长率位于沿线22国的前三位；增长额最快的是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可见，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后，我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会更加紧密，并且东盟在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地位会日趋重要。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选取2007-2014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22个主要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面板数据，将贸易便利化水平分为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建立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体系；以贸易便利化水平为视角，运用Frontier 4.1 软件，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设计三种模拟方案，分别模拟在不同贸易便利化水平下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变化趋势。得出以下Y论：

（1）“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参差不齐，平均值为4.01。东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略低于西亚，原因在于东盟国家中缅甸、柬埔寨、老挝拉低了区域平均水平。南亚和非洲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薄弱，且低于沿线国家平均水平。单个国家来看，新加坡（6.17）、文莱（6.06）、阿联酋（5.33）、马来西亚（5.25）、卡塔尔（4.91）处于贸易便利化水平前五位，为农产品贸易提供了优良条件，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效率的提高；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老挝及伊朗在沿岸国家中贸易便利化排名靠后，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结果，贸易国GDP规模、人口数量、便利化水平、与我国是否相邻均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均起到积极作用，而双边贸易距离对农产品出口起到消极影响。其中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我国农产品出口将提高0.3351%。

（3）三种模拟方案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具有不同效应。整体来看，方案三最优，方案二次之，方案一最差，分别使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同比上升27.32%、 19.98%、 3.25%。说明，当前贸易环境较差的国家即使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至平均水平，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正向刺激仍不明显。若沿岸国家均大幅度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的农产品刺激是异常显著的。

（4）从单个国家来看，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沿岸国家对我国的农产品进口均有正向溢出作用，其中对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的农产品进口刺激较大，出口增长率位于沿线22国的前三位；增长额最快的是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反映了东盟的枢纽地位。

3.2 建议

提高“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就促进了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因此，把加强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建设作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

首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应当增加对沿线国家经济的支持，改善沿线国家的金融环境，尤其应加快商业环境的发展，重视商业环境在贸易中的作用。其次，我国应加大对沿线国家公共基础建设的投入，加快建设高水平的公路、铁路、航空网，提高其物流运输水平，为我国农产品贸易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再者，要积极参与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尤其是高标准自贸区的谈判，实现通关便利化，尽可能地减少国际贸易中的非效率。最后，我国应该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加强人文科技方面的互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了解贸易对象国的饮食文化，尽可能匹配“一路”沿岸国家的农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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