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研究工作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于写好请示的技巧

1.请示的格式

(1)标题:发文机关+事由+文种,如《**部关于申请资金的请示》;事由+文种,如《关于清理整顿社会集团的请示》;

(2)正文:第一部分,写明请示的原因、背景、依据和理由。这是行文的重点,请示的问题和事项能否得到上级的批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请示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具有说服力。因此,该部分的写作应尽量突出请示事项和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写明请示的内容,即请示的事项和问题。这部分的写作必须具体、清楚、一目了然。最后,以“以上请示当否,请批示”,“妥否,请批复”为结语。一般来说,求阅性的请示用“请批示”,求准性的请示则用“请批复”或“请批准”。根据需要,以上第一和第二部分的顺序也可调换,即先写清请示的事项,再表明请示的原因和依据。

(3)如有文件、图表类附件,应在正文后隔一行,按照所附文件的顺序写明文件的名称。

(4)落款:在正文之后的右下角写明请示单位的机关名称,如果在标题中已经标明机关名称的,此处可以省去。

(5)日期:即在落款的下面写明制发此通知的年、月、日。

(6)请示不同于其他文种的格式在于,在落款和日期后,应用括号注明请示单位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2.请示的技巧

1、详细、准确地写明请示事由。不仅应在标题上写清，还要在在正文里写明请示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向上级请求。请示事项要专题专文，以便上级及时答复。

2、明确提出本单位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供上级参考。意见要写得有理有据，必要时可引证有关的现行政策、规定条文。如本单位意见分岐，要分别陈述不同意见的内容，并加以分析比较，还可提出倾向性的意见，供上级权衡、批复。

3、具体提出对上级的要求。包括希望按某个最佳方案批示;由于时间限制，或事态严重，希望上级尽快答复，甚至务请在什么时限内答复;提请上级批复时需要注意或强调的问题，否则可能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在上级正式批复前，建议上级同意暂先按什么原则进行工作;等等。向上级提出上述要求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上级及时、准确的批复，但行文中切勿使用要挟的语言。

优秀请示范文一

×××化工厂关于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两个具体问题的请示

省劳动厅：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几年来，我厂由于认真贯彻了按劳分配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使得生产率成倍地增长，乃至几倍的增长。

为全面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进一步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现就两项劳资政策问题请示如下：

一、拟用1990年全厂超额利润的10%为全厂职工晋升工资。其中，1990年4月30日在册职工每人晋升一级，凡班(组)长和车间先进生产(工作)者及其以上领导和先进人物再依次晋升一级;全厂技术突击组成员每人浮动一级工资，组长每人浮动两级工资。

二、拟用1990年全厂超额利润的10%一次性为全厂职工每人增发奖金平均100元，具体金额按劳动出勤率和完成定额计算。

以上请示，妥否，请批示。

×××化工厂

一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优秀请示范文二

尊敬的校领导：

您们好!

我是初08级(1)班的学生XXX。我在去年的一次体育课上，由于不慎摔了一跤，造成左腿骨折。经过一年的治疗和调养，现已基本痊愈，为了不耽误下学期的课程学习，特提出申请，请求复学。

去年住院以后，由于不能上课，就向学院提出了休学申请。在家休养这一年中，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习。出院不久，我就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这一年来，我虽未在校学习，但并未停止学习，还读了不少提高个人修养方面的书，如中外名著等。因此，我希望领导考虑能否让我重新跟原班学习，我不知道这种提法是否妥当，但我希望学校请有关老师对我进行考试后再做决定。请领导考虑我的申请。

此致

敬礼!

学生：XXX

XXXX年XX月XX日

优秀请示范文三

省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嘉奖刘××的请示

省总工会：

我中心是省政府的事业机构，负责全省的经济研究工作。由于中心尚无工会组织，故未能及时参加工会的有关活动。近闻总工会正在全省开展评奖活动，故将为我中心刘××同志立功一事请示如下：

刘××，男，52岁，1964年大学毕业，现为副研究员。该同志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做出了许多卓著成绩，多次受到领导的好评，并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显著效益。其中《×××××××》和《×××××××》两篇论文分别荣获全国农学会一、二等奖，《×××》一书被评为全国科普鼓励奖，其本人已被编人中青年科学家辞典。

根据×总发【19××】××号文件精神，刘××同志符合立功条件，望予嘉奖。

以上，妥否，请批示。

篇(2)

【关键词】管理会计 研究述评 样本甄别

我国经济稳步提升，财务管理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财政部于2014年了相关的指导意见，为管理会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为了更好的迎合财政部的指导意见，提高管理会计水平，摸清管理会计的研究方向，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对其进行总结与回顾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一、研究述评样本的甄别

研究工作的稳步进行，需要在文献堆积的基础上，为了能够有效的比较前人的研究结论，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选取了相关文献，主要以述评文献为主，在与前人述评文章对比的同时，突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样本甄别过程中，以2010-2013年的文献为主，甄别出了王化成等（2010）呈现的文献述评、胡伟等（2013）关于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情况，对其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同时选取了毛洪涛等对管理会计的管理述评等文献。通过这三篇文献的选取，与本文的撰写进行全面的比较，从而得出有效结论，为该领域的发展方向的确定提供帮助。

二、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述评

管理会计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最初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多种学科相互存在的共同体形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的发展依靠传统会计已无法实现变革，故将传统的会计形式与管理学加以结合，形成管理会计。对于管理会计而言，其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主题过于广泛，在确定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不仅如此，其研究方法多样化，选择合适的方法难度较大。由于管理会计是会计与管理相结合的产物，其应用理论相对广泛，涉猎的学科相对较多，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做好充分的甄别工作，对文献理论进行详细的述评。

王化成等（2010）一文以会计研究三十年中刊载的财务理论文章作为研究的对象，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分析了其发展基础，介绍了发展历程，进而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研究的特点及趋势，给予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正确的指引方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从两个角度对会计研究情况进行了比较，包括国内期刊引用状况、高度被引用文献的有效分布等等。通过对比分析其影响力，对管理会计的发展的贡献如何，对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有何帮助等。

胡伟等（2013）对中国管理会计理论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管理会计的实务应用进行的全面的介绍。作者指出，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决策力，从而提升企业工作人员的效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进行衡量与水利，进而提出探索理论的研究方法，为相关的理论研究人员搭建有效的成果展示平台，实现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为进一步推进管理会计发展贡献力量。

毛洪涛等（2012）具体研究了管理会计的产生及发展，作者基于理论与实务的对比方面进行研究，从而获得相应的研究结果。作者指出，管理会计理论形成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西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理论进步，创新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是在世纪之交的二十年当中，不仅如此，在这二十年中，管理会计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日益繁荣的状态。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基于理论文献进行阐述，从而对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再以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加以概括，最后将其进行对比，得出有效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不同研究人员研究方式不同，但研究方向却是一致的，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就我国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我国研究较为注重理论研究，而国外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故今后的研究应偏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完善我国的研究工作。

三、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展望

通过对2010-2013年的文献进行甄别，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篇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见解，为文献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依据。依据上文内容，我国在管理会计研究与国外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为了提高我管理会计的研究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予以提高。在研究的过程中，应避免重复前人的理论，而是提出个人见解，并将理论形式与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完善理论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其次，构建基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形式。管理会计的开展依附于企业活动的开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呈现出较大的变革，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形式下，形成一定一定的理论是当前研究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要确保方法具有科学性及多样性。

综上所述，在实施研究述评与展望的过程中，研究述评样本的甄别尤为关键，是所有工作开展的基础，是重要保障。在样本甄别的基础上，对研究文献进行统一的研究，进而展开述评工作，对以往不够完善的文献加以丰富，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以期在该领域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化成，李志华，黄欣然，等.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未来展望――《会计研究》三十年中刊载的财务理论文献述评[J].会计研究，2010，（12）.

篇(3)

推动地方官员结构合理化

山东大学 魏建、王安

“地方官员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380号

持续的经济增长背后，需要与之契合并为之提供支持的政治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需要与之匹配的政治结构的变化。

随着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各级地方政府决策机构中异地交流官员的比例持续上升，地方经济发展的扭曲现象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首先，这一制度的实施对短期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减弱了地方政府对于短期经济增长的追求；其次，官员异地交流制度的实施，增加了教育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兼顾了短期经济增长效果。更重要的是，官员异地交流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不同关系，是形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在官员为晋升而竞争的过程中，本地官员与企业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表现为关系型契约的特征；而官员交流制度的实施使异地交流官员较为超然，其与地方企业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市场型契约。作为中央政府政治意愿的代表，交流的官员有助于推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加速经济结构的步伐。

在关系型契约下，本地提拔官员与地方企业间紧密的利益关系，可能会导致地方产业转型困难，产业格局表现出粘性和封闭的特征，更多地依靠传统产业升级。

而在市场型契约下，异地交流官员拥有的主动地位，能使其主动选择符合官员晋升预期的产业，尤其是中央要求发展的产业，产业格局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能更为容易进行产业转型。同时，前者能使地方奠定更为坚实的产业基础，而后者能为地方经济带来新活力。

关系型契约与市场型契约各有利弊，实现二者的有机匹配，将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制度

中国刑法与环境保护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Michael G. Faure等

“中国刑法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

批判性分析”

《环境法评论》2011年第41卷第1期

针对污染环境，尽管中国《刑法》有多个条款规定，但这些条款更着重于对经济利益的保护，而非对环境本身的保护。并且适用这些条款往往有很高的条件。

对于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这些条款仅能在已经引起严重后果的条件下适用，这让检察机构承担了过重的举证责任，也使得适用这些规定往往不切实际。

某些行政法规中也存在类似规定。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这些规定，但行政法规的法定要求低，相应的惩罚措施就更低。

中国应当全面梳理有关环境犯罪的法律，以期为环境保护提供充分的依据。在此过程中，为了避免简单移植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应当围绕中国法律系统特有的制度性以及其执行方面的特点来修订。

在评价法律实行情况时，也应当考虑通过非法律途径，促使污染人遵守法律而带来的正面效果。最后，法律的修订应当促进法官对法律条款的运用。

观点

种族融合带来益处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Stephen B. Billings等

“校园种族隔离、教育获得和犯罪：来自夏洛特—梅克伦伯格县校车取消后的证据”

NBER工作论文第18487号

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用校车接送强制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合法性，即用校车强行把黑白学生混合，来实现黑白合校的目的。之后几年，校车制度被证明在实施上困难重重，而且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合宪性的质疑。

2001年，校车制度被取消，按片入学开始实行。

篇(4)

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的皮特・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世代交叠模型的创立者,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的戴蒙德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其教学生涯。

岱尔・冒腾森(Dale Thomas Mortensen)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1965年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摩擦性失业的搜寻与匹配理论方面做出开创性研究工作,并将此工作扩展到研究劳动力岗位转换和重新配置、研究与开发以及人际关系的研究方面。

克里斯多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出生于塞浦路斯,拥有塞浦路斯和英国国籍,毕业于Essex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他的主要研究贡献为失业中的微观经济搜寻与匹配理论、匹配功能与结构性增长,现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他最具影响力的论文“失业理论中工作岗位的创造与毁灭”(与冒腾森合作),1994年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 (RES),这篇论文是在两位合作者自己过去20年中个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他的著作《均衡失业理论》是有关失业的微观经济学文献中的一本标准参考书。在他与冒腾森进行合作研究并产生了对内生性工作岗位创造与毁灭的分析之后,对此书进行了修订。

一、搜寻理论及其应用涵义

戴蒙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市场上,卖家和买家并不总是直接接触,由于相互搜寻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资源,就造成了市场上的矛盾:工作岗位空缺和失业人群总是同时存在。戴蒙德等学者所开发的搜寻理论正是对市场上存在的这种矛盾做出的合理解释。

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息是指根据条件概率原则有效地改变概率的任何观察结果。广义地讲,任何事件或事物都包含或传递信息。搜寻,就是决策者将样本空间中的选择对象转变成选择空间中的选择对象的活动。

搜寻理论把搜寻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连续搜寻。假定消费者知道市场上价格的分布,但不知道每一个销售者的报价。消费者可预先选定几个销售者,寻找其中的最低报价,这种搜寻叫做“固定样本搜寻”。消费者也可连续不断地搜寻,直到找到可以接受的价格,这样的搜寻称之为“连续搜寻”。

搜寻成本则是指搜寻活动本身所要花费的代价,这种代价有时指搜寻活动所需要的开销,有时也可以指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付出的代价。

既然存在搜寻成本,那么,对搜寻者而言,他所面临的选择就是:“搜寻”或“停止搜寻”。如果搜寻者决定“停止搜寻”,就意味着他在已有的机会集合中选择一项行动,搜寻过程结束;如果搜寻者决定“搜寻”,就意味着他将继续搜寻新的选择对象。

必须指出,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得自搜寻的边际收益总是下降的。当搜寻活动使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搜寻活动才会停止。这里,搜寻额外价格的预期边际收益是指追加一次搜寻所带来预期最低价格的减少量乘以购买量。搜寻额外价格的边际成本由时间、交通费用、信息费用构成。

有人曾分析过,为什么离退休老人往往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其主要原因在于离退休老人的时间等机会成本通常小于在职人员,其搜寻的边际成本较低,这样,离退休老人进行搜寻的比较优势就大于后者。

假如离退休老人进入市场第一次搜寻时发现价格相差愈大,他采取第二次搜寻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搜寻次数中得到的边际收益越大,价格的差距也就越大。

戴蒙德等三位学者还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失业保险福利越是宽松慷慨,就会导致失业率越高,寻找工作的周期越长。

戴蒙德的贡献主要是分析了“搜寻市场”的基础,而戴尔和克里斯多弗则延伸了这一理论,使其不仅运用在劳动力市场中。比如在房地产市场,搜寻理论也同样适用,在售的空置房屋与合适买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相互“搜寻”。

二、搜寻理论的方法与特点

经典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在信息完备而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运行的。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信息不完备并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备和摩擦, 是指劳动力供求双方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易延迟或耽误。

因此在信息不完备、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理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寻找满足劳动力供求双方个体理性和利益相容的交易模式。自20世纪六七十年展起来的搜寻理论,为加深对信息不完备、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早期的劳动力搜寻理论主要研究在工作岗位供给分布已知的假定下,劳动力供给方――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搜寻行为,如搜寻密度、在职搜寻等等,它忽视了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的雇佣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针对这一缺陷,均衡搜寻理论把作为劳动力需求方的企业行为内生化,为分析企业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进而为深入审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有的均衡搜寻理论文献因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匹配方法”(matching approach),此类方法的目标是在一个理性的、面向未来考虑问题的个体的范式中解释劳动者流动(worker flows)、工作岗位流动(job flows)和失业水平。

其基本蕴涵是,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匹配过程中存在双边摩擦,双方为克服市场摩擦而进行投资。因此工作岗位创造又取决于失业劳动者和可获得的空缺工作岗位数量,以及劳动者搜寻密度和企业雇佣密度,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用匹配函数表达。此类方法的主要侧重点是研究决定均衡失业水平的各种效应,该效应是由市场摩擦促使劳动力供求双方为完成匹配而付出搜寻、雇佣、培训和其他与匹配相关成本的投资而产生的。

第二类是“工资公告方法”(wage posting approach),此类方法主要论证的是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中,工资公告方法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匹配,也会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产生工资分散(wage dispersion)的现象。

此类方法假定工资水平是在一个非合作博弈的环境下由企业设定的,劳动者直接搜寻特定工资水平的企业。在此,市场摩擦是指劳动者为了搜集关于工资出价的信息而花费的时间。此类方法为解释与劳动者可观测的技能水平无关的工资差别现象提供了依据。

三、搜寻理论启示及中国应用

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此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

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部分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

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以上方法及其理论分析为失业中的工作岗位搜寻及其摩擦的分析奠定了研究基础,对于这些方法和理论的应用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服务拓展与分析改进。

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初始阶段,服务水平落后,形式单一,传播范围有限,信息共享程度低;相对而言,高级人才市场较为发达,运行效率较高。

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或猎头市场较为发达和成功,因为提供此类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私人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主要由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等提供。虽然有些私人企业也提供此类服务,但由于利润不高,进入门槛低,所以有许多根本不具备基本经营资质条件的小企业也乘虚而入,服务水平和效率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虚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基本无法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都是经过传统的乡村纽带(亲戚、朋友、邻居、同乡、同学)等人际沟通和简单的信息传播与信任载体而实现的。相互之间的介绍和带入当然能够避免盲目迁移和搜寻所产生的风险和成本,然而也会产生其他风险和成本(比如被熟人欺骗,工资甚至人身自由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然而无论多么先进的搜寻理论都需要一定的应用条件和社会环境基础,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只有当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服务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才有可能激励他们参与信息与资源的共享。

篇(5)

虽然被誉为经济学“教父”，桃李满天下。但马斯金却令人难以置信地不曾拥有经济学学位、更未曾发表过一部经济学著作。

在所有人都开始学习让・梯若尔的《博弈论》时，或许应该更加了解马斯金是如何影响并成就了梯若尔在博弈论研究领域的成就。也正是因为其在此领域的建树，马斯金和他的好朋友里奥尼德・赫维茨以及罗杰・迈尔森三人分享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无疑，马斯金的朋友对他走上经济学的道路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传奇“朋友圈”

身为2007年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马斯金的成功并不出人意料。但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尽管他在得知自己获奖的第一时间感到“十分惊讶”，但后来的日子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甚至还谦虚地自我评价：“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何为幸运？马斯金在壮年就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他总是遇到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看看这些名字吧：

保罗・萨缪尔森、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食堂中侃侃而谈时，马斯金是他们最忠实的粉丝;他还与彼得・戴蒙德称兄道弟，而两位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里奥尼德・赫维茨是他的良师益友。

马斯金本人也是桃李满天下，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梯若尔在《博弈论》中表达了对马斯金深深的尊敬。

他在自传中回忆起了小时候的学习环境。马斯金出生于1950年的纽约，成长在新泽西州的一座小城。由于当地教育资源有限，他不得不在邻近城市完成自己的学业。

根据马斯金的回忆，进入哈佛大学时他主修数学，因为无意旁听了肯尼斯・阿罗教授的信息经济学课程，从而了解了里奥尼德・赫维茨有关机制设计的理论，后者的理论在当时刚刚兴起。

“对我来说，这一研究揭示出：纯粹的数学具有精确性，严密性，有时也很迷人，而且能够说明一些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问题――它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综合。”马斯金就是这样被带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后来马斯金成为了阿罗的博士生。这一期间，马斯金学习了很多的经济学课程，并结识了日后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罗杰・迈尔森。

作为一名老师，马斯金也总是能与他的学生们成为朋友，他八卦过梯若尔的网球天赋，也“叮嘱”过白重恩的儿子要听老师的话。在其来华参加节目录制时，白重恩、李稻葵、钱颖一、王一江、许成钢这几位经济学家甚至会同时出席，为马斯金捧场。

但不要以为生活中好人缘的马斯金会在治学教学中对学生笑脸相迎。严谨、严格、严厉是学生们对其治学教学风格冠以最多的标签。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曾回忆，在师从马斯金时，比如你说你有一个想法，想论证一个经济学上的道理，但是中间可能有一点漏洞被他看出来了，他就会瞪着眼睛问你为什么，可以长达十分钟。要不你就回答出答案，要不你就回去，一个星期后再来;又比如对待论文的草稿，他会逐字逐句地来改正，包括标点符号和冠词。

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同样觉得“马斯金不是一般的严格”，面对他的提问，就像是守门员面对一名超级射手即将射来的点球。

“我非常严格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达到最高的标准，能够在经济研究领域里取得成功，因此严格精准是无可替代的。要实现这些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学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提出来，这是对他们好。”马斯金如此解释他的从严治学。

马斯金对策

54岁的马斯金先后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在朋友圈不断拓展的同时，马斯金的学术成果也愈加丰硕。然而纵观其治学生涯，在哈佛求学以及任教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无疑是“最好的年代”。

“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很小，因此大多数教员每天都围在员工俱乐部唯一的大桌子上吃午饭，而这个时间一直是充满乐趣的。在任何既定的一天，萨缪尔森或是莫迪利安尼可能会对像我这样着迷的老员工听众侃侃而谈，当时我结识了彼得・戴蒙，并与其一起工作。”在自传中，马斯金如此描述他的“黄金年代”。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马斯金早期的许多研究工作专注于“执行”理论的研究。该理论强调，当一个人能制定程序规则时，能确保社会可以从一系列的选项中做出最好的选择。自那以后，许多执行理论的著述都受到了马斯金开创性研究的影响。李稻葵认为，马斯金在理论上的贡献绝对是非常基础性的。

马斯金用一年时间完成了《纳什均衡与福利最优化》一文，这篇文章奠定了其获得诺奖的基础，但是直到1999年此文才正式发表，并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的里程碑。在该文中，马斯金提出并证明了纳什均衡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在证明充分条件时所构造的对策被称为“马斯金对策”，并广为流传。正是马斯金完成《纳什均衡与福利最优化》一文的同年，他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任教。

篇(6)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

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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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篇(7)

关键词：城市化 气候效应 影响

城市化对气候影响，气候变化对社会、环境经济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IPCC在1995年的气候变化第二次评估中指出：在今后几十年中，明确地检测出在大部分生态和社会系统中气候引起的变化会是极为困难的。这是因为这些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它们之间有许多非线性反馈及其对众多同时继续发生变化的气候和非气候因子的敏感性。目前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城市化气候效应研究

城市气候的研究是伴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和发展的。而真正系统地研究城市气候，是自19世纪初期英国的Luke Howard(1772-1864)的《伦敦气候》一书开始。继Howard之后，法人E.Renon(1815-1902)对法国巴黎城市气候作了有价值的研究。

在19世纪，城市气候研究多以气温为主，只有少数文献涉及雾和降水。到了20世纪，城市气候研究的要素越来越多。Schmidt（1919）对城市内部不同景观地区的小气候进行研究，于1927年首创利用汽车装备气象观测仪器做流动观测。与此同时，Schmass（1927）研究慕尼黑城市对降水的影响，认识到城市下风方向降水有增多的现象。KratZer（1937）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城市气候研究工作，著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描述城市气候的特征和现象为主的通论性的城市气候著作《城市气候》，此书在世界城市气候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城市气候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方法都有显著的发展。到60年代末，其进展速度更快，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城市气候研究的论著。1968年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的城市气候会议“城市气候和建筑气候学讨论会”。此次会议之后，“METROMEX”（1970）开始制定和实施，它标志着城市气候研究的新发展。

进入80年代之后，城市气候的研究更有了显著的进展。Landsberg在1981年发表的《城市气候》一书，这是继KratZer(1956)之后，对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气候研究工作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城市和郊区气候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周淑贞、张超（1985）的《城市气候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气候专著。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对推动世界和我国城市气候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城市气候的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夏中国气象学会气候学术会议在庐山召开。1982年9月中国地理学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城市气候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气候论文集。我国国家教委科技司为了促进我国高等院校城市气候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协作，于1985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城市气候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高校城市气候研究中心”。此后，该中心分别于1987年4月和1990年6月在上海和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城市气候学术研讨会。

我国城市气候研究主要在城市环境特征及其应用、城市的大气质量和污染、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等方面，但分析较多的是城市热岛和逆温等问题。张一平，何云玲（2002）探讨了昆明城市热岛效应呈立体空间分布特征。何萍，李宏波（2003）找出了我国不同城市热岛强度分布特征，发现城市热岛强度的变化规律。郑祚芳等（2007）研究了近30年来城市化进程对北京区域气温的影响，认为城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是导致局地增暖的主要因子。任春艳等（2006）研究了西北地区城市化对城市气候环境的影响，证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对气候的影响不完全符合库次涅茨曲线特征。以上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城市化对区域气候的影响机制。

随着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也相应出现了一些先进的有关气候的观测仪器，这更加利于气象学专家及学者开展城市气候研究。在此期间，城市气候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研究也取得一些结论：城市热岛、逆温、风和降水对大气污染有明显的影响，而大气污染对太阳辐射、透明度也有明显影响（李星敏，白爱娟，2009;白美兰，2006;赵晶等，2001）。除了研究上述这些城市对城市气候产生的影响外，随着人们对城市气候的认识逐步深入，研究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

2.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

刘惠民和邓慧平（1999）认为目前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基本研究方法有：（1）未来气候情景。主要有四类：一是假设的情景；二是用古气候、历史气候和现代气候资料推测的气候情景；三是根据大气环流模式(GCMs)CO2倍增数值试验结果产生的气候情景；四是综合气候资料时间序列分析法推测的未来气温、降水变化和GCMs预测的温室效应引起的气候变化生成的气候情景。（2）专业-气候模式，是指在影响研究中，被气候变化影响的对象，可分为经验统计模式、动力模式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统计-动力模式。

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其地理分布、物种的物候学特性以及灭绝等变化主要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可将其作为指示性指标，评估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IPCC WGII，2001a)。近年来，国际上已经开发了多种方法鉴别气候变化对非生物和生物系统的影响，如利用青蛙、蝴蝶等作为检测指示性物种识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推测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的影响。

丁一汇（2009）认为对于农业、水资源等社会经济系统，由于受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难以分离气候变化对这些系统的单独影响。在农业影响评估上，20世纪90年代应用GCM预估气象要素月均值，作为作物模型的输入进行站点上的影响评估。21世纪初，利用PRECIS进行降尺度分析，构建高分辨率的气候变化情景，与空间CERES作物模型嵌套（熊伟，2004）。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的主要方法有：（1）实验室模拟和野外观测实验法；（2）历史相似或类比法；（3）数值模拟和预测的方法。对于水资源的影响评估主要集中在敏感性分析上（扬华庭和王芳，1996)。

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模型包括：经济损失值、生计损失值和经济风险值3部分。评价方法采用IPCC的通用方法。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在建立自然灾害变异指标(如震级、干早指数、风浪等级等)、自然灾害损失评价指标(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自然灾害分级标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马宗晋，1988;高庆华，1991;王雪臣，王守荣，2004)。

目前评估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的方法大多通过构建未来社会经济变化的情景，利用气候模式对未来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进行情景预估。但情景分析不同于预测，并不力图描绘被研究对象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2000年出版的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提出了4种全球未来可能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通过对相关假设和特征的量化，衍生出多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是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影响的基础。在SRES所构建的社会经济情景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经济增长、技术变化、能源、土地利用、社会公平性、环境保护和全球一体化。

中国进行气候变化情景构建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增量情景。(2)CO2倍增情景。(3)渐进递增情景。

中国为应用区域气候模式（RCM）发展气候情景作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并应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中。国家“九五”科技利用RegCM2(高学杰等，2003）模拟了CO2倍增情境下中国的区域气候情景；2002年，中国科学家引进英国Hadley气候中心的RCM-PRECIS，将HadAM3H的预测结果降尺度分析到50km的水平格点上，构建了中国的区域SRES气候情景，并已应用于农业、水资源、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研究中（许吟隆等，2003；2006）。

目前进行气候变化影响研究工作只能根据各种方法，研究制定未来气候构想或称未来气候情景(Scenario)（Gleick PH.），近年来有些影响研究已采用相互作用方法和集成方法（Norman JR，Pierre RC，Kenneth DF，et al.，1993；Dowlatabadi H，Morgan MG，1993）。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生产的全球重构与转移以及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完善，现有城市群将加快发展，城市下垫面性质改变以及热释放、大气污染、水污染而导致城市区域淡水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日趋显现，城市热岛效应加强。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些问题可能强化甚至恶化，沿海城市群未来面临的环境和灾害问题可能更趋于复杂（董锁成，2010）。李刚（2010）通过研究发现皖江城市群的生态占用是生态供给的近4倍，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郑斌（2008）认为城市群的环境问题的成因首先是地理气候的因素造成污染物的转移，其次城市群对于资源利用的同质性造成环境污染的叠加效应。

3.解决途径研究

为解决上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气候负面影响，须提倡低碳经济，而碳交易市场是整个低碳经济的基础和关键。钟劲松（2010）认为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承认碳排放的所有权，合同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目标。

有关排污权交易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排污权交易内容的界定。Stavins (1994) 认为，一个完整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应包括以下八项要素:总量控制目标；排污许可；分配机制；市场定义；市场运作；监督与实施；分配与政治性问题；与现行法律及制度的整合。

3.2排污权拍卖的问题。Hahn (1984) 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效率。因此，选择合适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是至关重要的。1990 年美国国会在关于《清洁大气法修改方案》的辩论中，提出了三种初始分配方案:公开拍卖、固定价格出售和免费分配。

3.3排污权交易中的市场势力问题。Burniaux (1999) 认为，在排污权交易市场，通常存在两种类型的市场势力:一是成本最小化操作，也称为利润最大化操作；二是排他性操作。Hahn (1984) 研究了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当一个企业具有市场势力，其他企业都是竞争性企业(价格接受者) 的情况下，市场均衡是如何变化的。Tietenberg(1991) 认为，市场势力使得新排污企业偏重污染的治理; Godby(2000) 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检验了上面两种类型的市场势力的存在性。（4）排污权交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Stavins (1995) 认为，交易成本在市场中无所不在，因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是决定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Cason (2003) 用实验方法验证了Stavins 的观点。

3.4排污权交易中的企业监督问题，Malik (1990) 认为，企业的违规行为降低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效率。因此，在设计排污权的交易机制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违规行为。Stranlund(1999) 研究了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外部监督和实施问题，并研究了管制者应如何分配资源来监督和处罚违规企业。

中国关于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在境外展开，绝大部分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的形式进行的（钟劲松，2010）。目前，国内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刚刚起步，既没有碳证券、碳基金、碳期货、碳掉期交易等类型的碳金融衍生产品，也没有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郭清马，2010）。

有关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顺序方面，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呈现出政府热心推动，产权交易机构热心筹建，企业冷眼观望的“两热一冷”现象（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2010）。但尹敬东（2010）认为全国各地能源消费和能源效率差异较大，再加上行业的条条分割， 缺少一个严格的基于全国统一的碳排放配额制度，没有配额的限制，没有排放的基准，企业没有购买碳排放的积极性，市场主体缺位，使得各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之间不相匹配。

我国国内区域间碳交易市场研究和实践也比较少。截止2009年底，全国已有八个省、市先后建立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目前对于碳交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交易机制建设上，如陈万灵（2010）分析了广东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定位与对策，揭建成(2010)提出了完善浙江省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对策建议。鲜开林(2010)论证了辽宁沿海经济带排污权交易的内涵界定。蒋运多等（2010）构建了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李清雅等（2010）认为未来的排污权交易应采用以流域管理为基础，考虑污染物影响范围创建排污权交易新市场。黄德春等（2010）从经济基础、环保水平及法律保障三个角度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可行性。D.Y.C. Leung等（2008）认为区域间的排放交易的依赖于交易的公平、透明、成本控制、政策配套、市场特征、交易主体的利益诉求等多个因素。杨志等（2010）和Oberndorfer（2007）认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EU ETS)可以作为中国设计区域以及全国的“碳交易”市场很好的借鉴。而陈波等（2010）认为美国碳交易市场的多样性发展方式尤其值得中国借鉴。

4.目前研究简评

目前的研究大都基于总体或区域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而针对城市化这一特定要素变化所引致的气候效应影响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非常不足。目前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方法和结果主要还是一般性的讨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由于影响机制的不同，目前主要沿用经济学领域的城市化概念及其指标来研究气候层面的影响显然不合理。其次，城市化气候效应的识别和量化评估方法的缺乏，不同尺度上模型验证的不充分、未来气候情景预估和社会经济情景构建的不完善。绝大部分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评估模型是以定量的气候和非气候情景(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情景)作为输入参数，因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最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之一就是各种情景假设的不确定性。城市化气候效应致使区域气候变化更加复杂，气候情景更具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气候模式的不完善和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不确定。后者主要来源于不能准确地描述未来几十、上百年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和技术进步等非气候情景。同样，理论界在社会经济研究中仍然没有将城市化气候效应纳入变量范畴。

而对于排污权相关理论的研究，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如何建立起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交易市场和交易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国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内的碳排放交易研究，即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在城市群内通过建立起排污权交易体系，可以起到有效控制污染的作用。城市群之间，特别是东部沿海跨越行政区划的区域间，东西部不同区域间的交易市场应当如何建立，目前处于摸索阶段，虽然广东和香港间进行过类似探索，但经验对于东西部城市带之间的跨区域市场是否具有借鉴意义也值得思考。在城市带发展过程中，受到本地区气候效应影响的前提条件下，又当如何建立起跨区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放配额如何在不同区域间分配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哪些排放物是可以交易的，多个地方行政力量的作用当如何协调，区域间的排放权交易所如何建立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尚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

显然，城市化气候效应及其影响的研究尚有诸多需要解决的理论与技术问题，需要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就其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至少须在以下几方面获得进展：

4.1城市化气候效应的认识还存在不确定性。气候层面的“城市化”概念及其指标如何界定和修正？城市化到底对气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区域气候系统对城市群温室气体等强迫的敏感性如何？目前所认识的城市化气候的“五岛效应”在漫长的气候变化趋势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城市化气候效应与一般气候过程差异及反馈，城市化气候效应与一般气候变化分离及其估算。诸如此类基本问题尚存争议和处理上的难度。

4.2城市化气候变化影响评价科学方面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在推进（1）的基础上开展区域城市群不同尺度上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同时，评价方法的单一和评价指标的不完善也是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同的行业对气候变化具有不同的敏感性，需对其域值进行研究和界定并进一步构建城市化气候效应综合影响的评估指标体系。

4.3加强东部城市群区域碳循环的研究。进行城市群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情景的分析和预测，研究城市群社会经济活动及物理和化学过程对区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城市群区域土地利用和城市群生态系统对碳循环的影响。分析东部城市群区域的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传输过程、聚集方式、分布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区域气候变化驱动。

4.4从城市功能布局、产业布局和人口布局等角度研究城市化模式对城市化气候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化战略；

4.5将城市化气候效应纳入经济系统，考察涵盖城市化气候因素的区域经济变化规律；

4.6把碳交易和期权契约等政策工具和思想引入城市化气候效应解决机制中，探讨诸如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气候效应分担解决机制的可行性和具体路径。

基金项目：973项目(2010CB42850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YJC79024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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